中国路在何方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2009年，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成为拉动世界复苏的重要力量。 “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和“中国威胁”等论题被国内外广泛讨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心情不同，态度各异。如何评价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我国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又一次站在新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问题，当热也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心议题，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他的回答。
关键词：改革发展
一、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似乎总也找不到准确答案的问题。在革命的历史大幕落下之后，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回归到自己的单位、家庭和各种社会生活当中时，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心中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加平安、富裕、体面的未来，这也是过去的革命先辈和思想先贤们的理想。但愿景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我们进行更深意义的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一个近代中国背负几百年的“老”问题，在今天开放的思想环境下，似乎比以往显现出更加让人焦灼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新中国成立后的100年，现代化之于中国，有路却难于抉择。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在这攸关未来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必须做出抉择。面对民族的忧虑、国家的困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以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提笔报国，铸就《中国向何处去》这么一部鸿篇巨著。
周天勇先生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本书主要是研究并论述发展的中国道路。周天勇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着自身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度转变。作者强调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这一关键时期，
如不及时进行调整，极有可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之中。书中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对中国目前发展道路的风险和发展的“中国陷阱”进行了深入论述。首先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的经验：政治上的集中体制，持续推进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结构改革，坚定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对外开放政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作者客观分析了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即城市化严重滞后、土地供给体制不顺畅及其导致的住宅价格过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党政事业供养规模过大、行政干预过多以及税费负担太重等。这些问题相互影响，进而引发就业问题无法随着经济增长得到妥善解决、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角度比较拉美、印度、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后，作者指出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为此要完成五大任务：推进城镇化;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服务业;开征财产税;管住和改革政府;提供较为均等的公共服务、建设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本书是周天勇先生在他过去众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过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深入思考和提炼，秉承了作者一贯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对重大问题的把握能力，是作者又一精心之作，更是对中国发展成功之道及其未来发展之路作出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难得之作。在我读来，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对比中探寻中国现代化最佳路径是本书的首要特点。作者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未来发展的任务”一章中纵向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阐述了每个30年发展的得与失以及矛盾所在、症结所在，指明了哪些矛盾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矛盾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并预见，将来信息化世界将会改变工业化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横向对比方面，作者系统分析了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拉美、印度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并且，通过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比较，从而提出了中国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其次，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是本书也是作者治学的又一显著特点。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有可能陷入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比如在谈到公有制问题时，作者强调所谓的去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会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结果„„但是这些观点，作者并不是凭空放炮、隔山打牛。全书各种数据统计图表达数百个，通过数据对比、计算、分析，从而使得本书的每个结论都有据可查，真实可信。
再次，该书在著述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发展这根红线。本书站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层面，从经济这个方面切入，同时也广泛涉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充分体现了作者思考的全面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特别是作者能够从民生的角度，对解决住房、土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提出独到的见解，并就这些问题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支点而进行极具前瞻的系统阐述和精密论证，实属难得。
全书最值得阅读和思考的就是第三篇。作者周天勇从极其深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上的弊端，指出了中国未来道路的艰辛。正所谓“苛政猛于虎”。政府机构臃肿，揭露了为了供养扩张的人员和增长的实际支出，各种税收增加，最终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企业员工收入水平不见增长、失业率增加。曾经的曾经，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而现在，这本书亦尖锐、直白的指出了如此事实与道理。
在我所看到的，众多讨论中国房价问题的论著中，唯有这本《中国向何处去》真正指出了其本质的原因。它不仅指出，高房价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指出了，高房价是土地管理取向、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在就业方面，它更是深刻的讨论了大学生与农民工失业的问题。社会上有很多对大学生失业原因的讨论，但多数都归责于大学生自身条件不足这一表现原因。这本书揭示了导致其失业的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原因——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国家政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偏向，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这导致社会上适合本学学历的工作太少，而本科学历学生过多。于是，很多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去做不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甚至是农民工的工作。以此，大鱼抢小鱼的食物，小鱼抢虾米的食物，最终又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二、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
这是书里总论当中的一句话，也道出了今天中国道路选择的困境。借用一句曾经很流行的电影台词说，就是路怎么走，自己挑。中国走向何方?也只能由我们自己作出选择。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当下，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诸如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人群增多、金融危机影响仍在继续等现实因素困扰的情况下，读《中国向何处去》相信每个读者都感慨颇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自己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三.结论
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走了一条工业化超前，而在人口布局上走了一条反城市化的道路。1978年以后，我们对城市化规律仍然是认识不清楚的，犹豫不决和半推半阻，虽然政府推动的建设和建成区面积方面的城市化似乎也不慢，但是，农村人口较为永久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的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还是很慢，城市化进程还是慢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了服务业领域的狭小和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严重困难，分散的发展形式造成了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城市化推进缓慢对生态和环境也形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城市化水平低也是造成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不能不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较为遗憾的一个重大的失误。但是，总而言之，瑕不掩瑜，作者不仅能够提出问题，而且能够把所提出的问题，提出有力的佐证，并最终根据自己的研究探寻出中国现代化的最佳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张鑫：“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金融博览》，2006年第6期。
3.杨世松：“谈‘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理论月刊》，2008年7期。
4.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见《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4月15日发表题为《樊纲反驳吴敬琏重化工之论》的报道。
5.吴敬琏：“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和扭曲”，《商务周刊》2005年8月19日。
6.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财经专栏和相关杂志。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 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 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康健：这个理念是对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因为它的环境，自然、乡村和社区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城市水泥制的学校，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他们是封闭式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必须扎根自己本土，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
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8:17
来源：《求是》期号：2005.10作者：乌东峰 王国平
有着农村血液之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已存续半个多世纪，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金融支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信社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筹资能力差、成本高、服务手段落后、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按照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则，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农信社怎样走来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着手整顿财经纪律的同时，决定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949—1959年，大规模组建和迅速发展时期。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农信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政策得当，农信社与农户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紧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改善起了较大的支持作用，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57年底，全国共建立农信社88368个。
1959—1979年，下放基层的缓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农信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社员管理。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下放形成了基层干部对信用合作社的控制，农信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支持作用受到限制，因而发展十分缓慢。
1979—1996年，农业银行管理时期。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信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存贷业务。这段时期，农信社虽然成立了县级联社，却变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农信社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增大了潜在的经营风险。
1996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托管时期。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托管下，农信社通过加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贷款投向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贷款比重明显提高;二是贷款方式有了改进，农户贷款面明显扩大;三是经营机制有了初步转变，内部管理逐渐规范。
中国农信社向何处去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等诸多原因，农信社目前仍面临着发展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信社到底向何处去?
早在2000年初，国家就在江苏省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从近年来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以及试点情况来看，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其基础工作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农信社实际情况，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其积累部分首先按规定提足股金分红、应付未付利息、各类保险基金;其次按资产风险程度提取风险准备金，作为信用社的附属资本;仍有剩余的，可拿出一定比例对原有股金予以增值。对资不抵债但目前还难以撤销的信用社，先用现有积累冲抵历年挂账亏损，其余部分落实经营责任，通过采取转换机制、加强管理、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逐步消化。同时，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原则，各地分别进行产权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原则，实行股份合作制。对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一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环节是将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但对农信社的监管，仍由人民银行、国家银监会与省级政府分工协作，各司其责。省级政府对信用社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督促信用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信用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指导本地区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信用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对今后发生的高风险机构的处置，在省级政府承诺同意由中央财政从转移支付中扣划
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临时支持;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行为，查处信用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银监会作为国家银行监管机构，承担对信用社的金融监管职能，主要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办法;对审批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做出规定;进一步做好信息统计和风险评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进一步做好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工作。
按照这一思路，2003年8月，国家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8个省市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为了使信用社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国家以补贴、税收、资金等多种方式给予诸多政策支持。国家资金支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一种是人民银行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上述两种方式可由试点地区自主选择，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在改革试点的推动下，2004年第二季度以来农信社资金运营状况开始好转。到2004年底，全国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已达2784.97亿元，全国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全行业10年来首次实现统算盈余。
走向新生需要艰难探索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农信社改革力度，但目前在总体上仍没有改变其发展弱化的状况。新一轮改革尽管力度很大，但农信社毕竟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走向新生要有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当前要特别注重几个关键问题。
注重制度建设。农信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除部分政策性因素外，根源还在于农信社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次改革突出了制度建设，加强了对农信社员工的培训教育，从而使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沿着法制化轨道稳步推进。目前，制度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上。在加快改革中，随着省级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出现，农信社如不及时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势必造成财会行为失范，危及地区金融稳定。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为
实现单位运营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目标，由单位理事层、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实施的，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和监督等在内的风险防范体系。
注重体制创新。经济合作制曾是近代不少人士实现均贫富理想的选择。19世纪30—50年代，在欧文的倡导及实践下，欧美的金融信用类合作社曾有过较快的发展。1994年底，全世界还有5.5万家金融类合作社，其中美国有1.1万多家，一般由同一企业员工集资组成，有些也由当地工会、教堂或退休人员协会发动各自成员参加，资金以内部调剂为主，只求保本运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今后我国农信社在改革方向上要继续坚持合作制原则，主要发展具有内部互助性质的社区性金融合作组织，一些基层社及县级社将来也可以发展为带有合作性质的股份制中小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服务于本地域的经济发展。
注重整体推进。农信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单兵深入，是很难成功的，也很难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在加快农信社发展的同时，增强农业发展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为农村发展服务，已经成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国家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除此之外，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运用补偿性财政支出，向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补偿，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
(作者乌东峰，求索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王国平，湖南大学教授)
调查报告
乡镇成技校该向何处去
农村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肥西县南分路学区中心学校 汤道坦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农村成人教育的主阵地，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服务“三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合肥市自1994年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大力发展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通知》([1994]256号文件)之后，市属三县建立乡镇成技校百余所，其中达到Ⅰ类标准的单门独院式的成技校40多所，形成了覆盖乡村的成人教育网络。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等各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后，撤消了乡镇教委，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乡镇成技校的基础极为薄弱。合肥市的许多乡镇成技校没有独立设置，与乡镇教委一体化，撤消了乡镇教委，成技校失去了依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技校原配备的1名成教专干，同时也是乡教委的办事员，随着乡镇教委人员的分流，乡镇成技校的专职队伍基本上解体了。不少乡镇成技校的校舍或被占用，或改作它用，有的甚至变现偿还“两基”欠债。绝大多数成技校已名存实亡。
二、乡镇政府统筹功能弱化。“两基”达标之后，大多数乡镇统筹力度明显弱化，对成技校的领导管理放松了，协调部门少了，经费投入少了，组织教学少了。由于思想认识、经费保障、教学管理等多方面存在问题，成技校作为农村成人教育基地的综合功能难以显现，没有给农民朋友带来更大的实惠。肥东县原有Ⅰ类成技校11所，近年来维持现状的仅3-4所。该县教育局的一位局长无奈地说：“总体上是Ⅰ类变Ⅱ类，Ⅱ类变Ⅲ类，Ⅲ类就自然消亡了。”
三、教师队伍不稳定。受编制的控制，乡镇成技校专职教师的配备远远达不到乡镇总人口万分之二的比例(注：原国家教委下达的配备教师比例),成技校专职教师在职称评定、福利、评优等方面没有落实，动摇了教师执着工作的信心。根据成技校教学的特点，大多数成技校组建了专、兼、聘相结合的教师队伍，但在实际教学中，兼职教师与聘用教师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且教学培训常常是停留在“以会代训”、“村干培训”上，没有真正面向农民群众办学，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愿望无法满足。
四、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村成人教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相比，在法律上、政策上还缺少“刚性”的规定，致使乡镇成技校缺少“生命保障线”。基层政府及办学单位对待成人教育在执行层面上弹性很大，对成技校是办还是不办，办好还是办差，并不影响对区域内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的评价。政府对农村成人教育缺少像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那样的督导、评估及相应的奖惩措施，因而乡镇成技校、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极不平衡。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取消了教育附加费，乡镇政府对成技校的投入锐减，成技校自身又缺乏造血功能，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已在所难免。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该向何处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继续发挥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重要作用，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新的形势下，办好乡镇成技校，服务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
一、明确办学主体。乡镇人民政府是乡镇成技校的办学主体，在办好成技校，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中应体现政府行为，落实政府责任，切实保障成技校“有牌子，有位子，有摊子，有票子”，改变成技校名不副实的“空壳”状况。乡镇成技校必须独立设置，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办学实体。这是成技校能否生存、办有实效的关键。
二、强化统筹功能。乡镇应以成技校为依托建立科教中心，把成技校办成农科教结合的主阵地，将乡镇涉农服务部门、农业科研部门的农技站、林业站、蚕桑站、畜牧站等拧成一个整体，组织一套人马，统一管理，使之具有教育功能，又是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行政机构，改变有关站、所各自为阵的局面。科教中心下设培训部、服务部、生产部等，把农科教结合的重心下移到乡村。
三、建立保障制度。统筹协调发展农村各类教育，把成人教育纳入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建立健全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保障制度。一是有稳定的经费投入，保证正常教学培训、硬件建设、相关教学装备配置等需要。二是壮大成技校教师队伍，解决师资不足的矛盾。除配备专业教师外，还应结合农业生产实际聘请专家、致富能人任教，县乡涉农部门的科技人员，应有明确的教学任务，主动送教下乡。三是加强对成技校的领导，乡镇主要领导应担任成技校的校长，成立有权威的常设管理机构。四是加强对成技校的督查评估，开展经常性的工作检查，促进学校工作正常化，规范化。五是建立成技校工作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工资、福利等挂钩，充分调动农村成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创新办学模式。乡镇成技校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办学方向，在教学上贴近农业生产，贴近农村建设，贴近农民生活，不断丰富教学内涵，革新办学模式，使成技校成为农业技术推广基地，应用型人才培训基地，就业预备教育基地。
一要围绕当地农业结构调整，推广农用新技术，以开展短期培训为主，提高农民应用科技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
二要围绕劳务经济发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使外出务工的农民都能掌握一至两项专业技术，改变靠出卖体力挣钱的状况。成技校应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实行订单培训，使学校成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桥梁。
三要改革基础教育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双证制度(即毕业证书、绿色证书)。初中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实行“二一分段，初三分流”，对一部分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由成技校承担职前教育任务，培养学生初步的劳动技能，从源头上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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