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讲述的是达盖尔家族抛弃巴斯克地区的祖产移民到法国南部的阿尔蒂加, 他们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村落生活, 并且他家的儿子与当地富裕家的姑娘年少结婚, 门当户对。但是婚后一直不育, 直到八年后, 在一位乡村巫婆的帮助下, 妻子贝特朗终于怀孕, 生下一个男孩, 随后马丁却离家出走了。在离家的这段日子里, 他给意大利贵族做过仆从, 又参了军打了仗, 最后弄断一条腿。
但与此同时, 一出鸠占鹊巢的好戏正在马丁的老家上演。迪蒂尔在自己的家乡是个有点小聪明却名声并不佳的小混混。他以马丁的名义来到他的家乡, 并且通过发挥他缜密的心思和超凡的记忆能力, 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真正的马丁。他给常年守活寡的妻子贝特朗带来了平和友善的生活。
假马丁想要拿回由叔叔代管的家庭财产, 这使叔叔发起一场旨在揭露他假冒身份的诉讼。教会法庭介入, 调查并不容易, 两造干证俱至, 人数差不多, 剩下的邻居左右为难。作为妻子, 以及作为那位叔叔的继女 (贝特朗的母亲后来又嫁给马丁·盖尔的叔叔) , 贝特朗聪明地玩弄两面下注的技巧、正当假马丁几乎要赢得这场诉讼的时候, 真马丁瘸着腿出现在法院门口。
作者戴维斯是在参与了电影《马丁·盖尔归来》之后受到启发所写的一本书。无数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在不断增添故事的传奇趣味性的同时, 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实的历史背景。马丁离家出走的原因, 假马丁能以假乱真的依据, 妻子贝特朗的“包庇”心理等等, 我们都无法从中得知。而身为史学家的戴维斯, 出于对历史情境的追索, 从不同角度提供历史本身的横断面, 在接近具体历史时代的同时, 又提出了超越历史的普世性问题。她无意提出什么观点, 而是满足于观察。她用一种轻快的方式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轶事, 用大肆的想象和虚构填补文献中的历史空白, 提出不同的可能性。
这也是这部传世之作引起争议的地方, 有人盛赞它别开生面的叙事手法, 也有人批评它“杜撰”历史的不负责任。但是要知道, 16世纪的法国农民90%以上不会写字, 可资借鉴的家庭记录和日记实在太少, 而那些文学作品里的中世纪农民, 按照古典通例, 又大多是滑稽的丑角。幸亏, 戴维斯的运气差不多赶上了《蒙塔尤》的作者一样好。“真假马丁”案件有翔实的法庭记录, 更有两部当时的文献详尽描写这件事, 其中的一个作者, 甚至还是审理案件的法官。但资料毕竟是有限的, 在这些充满细节的闲言碎语中, 戴维斯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来填补以连接事件的各个环节。
最初读该书时使我产生了一些迷惑。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这到底是一本可以供后人参详的史学资料, 还是一本能够正确反映当地人生活的民族志材料。
若将其视为一本历史学上的口述史, 似乎不妥。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采访录音等相关手段, 收集整理调查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口述史是有别于以往实证历史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它不同于以往的文献, 它使得被调查、被记录的声音的代表者直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 而不再是被动处于被书写者的地位。口述史在表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方面着重从个体对历史的感受、经验出发, 这种史实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它提供了历史研究的另一种比照和坐标。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实践方式, 是从个体经验角度展现的历史。具有记载平民化, 史事记载细节化, 史料记载多样化等文献历史所不能及的优点。
但是本书显然没有直接与被书写者进行对话。因为时间的客观条件, 作者无法回到过去与16世纪法国农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 无法准确的记录下他们的声音, 观察到他们的表情。作者能做的只是在一部分的史料中去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里的真相并不是指事件的真相, 而是历史背景的还原, 从而感知那个时代下人们的所受到的历史环境影响, 在遇到事情时会做出的反应, 就像作者对贝特朗默认甚至于乐于接受这场“私定的婚姻”的猜测。因此, 从方法定义来看, 本书无法作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尽管从意义层面上来说, 作者从当事人的经验感受出发叙述历史故事, 由此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她做到了历史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所要完成的任务。
虽然不能成为一部口述史, 但是本书更像一部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特殊产品, 是对特定人群进行田野调查后就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描述和阐释。民族志的英文表达“ethnography”直接翻译成“不同文化群的志”。这是的“民族志”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民族志研究是一种类似于全知全能的关注方法。它注重对研究人群的整体把握, 试图将微小而全面的小范围人群研究作为研究大范围人群的一个参照。
民族志的方法是田野调查, 与当地人同吃同住, 掌握当地语言, 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很显然, 这更无法做到。作者掌握的资料不仅不是从被调查人那里获得的一手资料, 更是经历整整一个世纪以后的受到无数人检选的二手资料。从调查方法上说, 它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成为一部合格的民族志。但是对于一个事件的把握, 从而引出16世纪法国一个农村地区的风俗 (如在新婚夫妻家门前荒唐胡闹, 装扮女人, 做猥亵动作, 吵吵嚷嚷敲锣打鼓, 用来羞辱奚落那对夫妻, 如果女的是仍在服丧期的寡妇, 或者结婚一段时间后仍无怀孕迹象) 、土地产权 (阿尔蒂加的土地可以通过继承或是买卖转手) 、继承转让 (叔叔对财产的代管) 、妇女地位 (那个村落社会中的女性被认为附属于男性, 虽然田间和家内日常生活中, 女性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寡妇全看丈夫和儿子的心意) ……各方面的社会要素, 更是将当时的新教革命历史背景想结合,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由小见大的民族志表述。
因此, 更多意义上这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民族志, 虽然它无法严格采用是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方法, 参与到研究者的生活, 从中运用观察得来的一手资料, 但是它采用了最直接的二手资料 (法庭记录和审案法官留下的资料文献, 若抛开客观条件, 法庭记录可以算作是研究者的一手资料了。并且邀请为拍片去过马丁家乡听取村民对案情议论和样片讨论的导演来讲课) , 对特定人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文本展现。
这是一部在研究方法上充满争议的作品。太多细腻的个人情感心理无法得到证实, 过多的“可能”、“也许”之言无法提供精确的史学资料, 就算是当做一部精彩的小说来阅读, 也会在事件的真相上徘徊不定。
史学界的传统研究就是埋头于一大堆文献资料, 从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并沿着这些遗迹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历史模型,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虚构。史学家们通过这样的模型对已逝去的历史之趋势提供他们的因果解释, 但这些解释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是无法理解的, 即便是那些历史趋势通常也是无法洞察的。换句话说, 历史永远可能并且只能是“虚构”的。
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要求在一种自然情境下, 通过耳闻目睹的方式, 实地研究收集有关价值、行为或社会过程的定性资料。其中包括观察参与和局外观察法。但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 研究者所扮演的觉得往往是混同的, 两种方法之间也并无明确的界限, 所差只是参与程度的高低而已。
由于参与田野的过程中涉及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直接互动关系, 如何保持价值中立就成为一个问题。价值中立最初由韦伯提出是, 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学术上的价值中立, 二是人的价值中立。后者指研究者在选定了研究对象主题后, 必须放弃任何主观上的价值观念, 严格遵守用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分析, 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准确性和科学性。
但是, 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 作为一种情感动物, 如何能够做到彻底放弃主观判断, 不带任何感情地看待事物, 这种类似对机器人的操作要求在人的身上是行不通的。在调查者选取材料, 划定调查对象到最后筛选资料的整个过程中, 都可能体现了他本人的价值取向。所以, 真正抛弃感情的价值中立是并不存在的, 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的努力抛开头脑中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主观因素, 力求事物的客观性。
对于主客观的把握也是本书引起争论的一个焦点。谈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真正的客观要求展现的是事物的原貌,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任何已经发生的都已成为过去,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能做的也就是“虚构”过去, 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无法还原事实的真相。若在进一步说, 在十个人对于发生事实的描述中, 我们能看到十个版本事实, 十个不同人眼中的事实。从被调查者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价值观已深嵌入其对研究者所进行事物转述中, 在他们对调查者所描述的事情, 指引的方向中无不包含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在第一步客观性就失效了。从调查者的角度来看, 因为无法保证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自然也无法做到不带任何主观性的判断, 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如何通过他人眼中的事实来建构自己看到的事实, 换句话说, 其实事物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性并不是完全矛盾的。本书的作者就很好地处理了这样一个关系。从世人口中流传下来的故事本身带有很强主观性, 但是通过对历史条件的把握, 作者分析了每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人面对变故会作出的情绪反应, 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当地的历史全貌。从他人眼中的故事总结出历史客观性, 又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中去分析人们的主观性。
在我看来, 真正意义上的主观和客观都是不存在的, 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抓住人类学研究法上的这两点不放, 对这个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学科方法提出质疑, 事实上这不过是自己在钻牛角尖而已, 这恰好是这门学科方法最难掌握的技巧之一。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复的纠缠于客观性和主观性这对事实上并不对立的关系, 将自己困于狭隘的价值中立当中, 而是要在实践调查中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掌握访谈的技巧, 以求的调查资料的翔实和准确。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调查者要做的就是秉承认真负责的原则, 防止自己被被调查者所误, 掉入感性的蛛网中;而被调查者也要提高警惕, 防止自己被调查者的思想所牵引。
结合民族志实践方法, 我们要把握好主客观之间的关系, 力求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看待事物, 无论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还是局外人, 都要尽可能的才实际出发, 抛开个人情感因素, 用理性的视角去分析。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次安徽的田野调查中, 在对待村干部将鱼塘承包的方式转让给他人的时候, 村民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他们的愤慨, 因为这不仅损害了他们在公共鱼塘捕鱼的权利, 还使他们面临着“盗鱼”所要受到的惩罚危险。而这在当时作为听众的我们中也涌起了一阵激昂情绪, 大家都为村民们受到的不公暗自鸣不平。 (显然这不是一个调查者应该有的表现, 村民在将我们当成诉苦者的同时只强调了他们作为受害者的部分, 我们以此为据将自己置入那个受害者的角色当中) 。而随后与一个当地的小学老师谈话中, 我们得知, 将鱼塘转让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村民的过渡捕捞对当地造成了环境破坏。这里, 作为一个本地人的老师不急着为自身受损利益辩驳申冤却将不为人知的一面向我们道来, 在我看来, 他身上所闪耀的“价值中立”使他不失为一个调查者的成功代表。
本书作为历史人类学的一本著作, 很好地体现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科如何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尽管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志作品, 但是在历史人类学中, 更多地采用田野调查研究, 能够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文献。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给历史学者这样的启示:历史学者在研究文献时, 也应适当采取研究“他者”、“异文化”的认识态度, 异文化进行一个相对客观真实的描述和分析对, 切不能因投入了太多的感情, 而不自觉地投身于参与历史创造。
摘要：《马丁·盖尔归来》讲述了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证的故事。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用一种全新的叙述手法向我们展开了一则奇异的乡村故事, 为我们展示了带有人类学关怀的历史人类学写作实践。远离历史学的书堆, 充分挖掘材料的可塑性, 作为一部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 我们有必要在此展开对民族志方法的思考。
关键词：马丁·盖尔,历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研究
[1] [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M].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张海燕, 陈融.口述民族志: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J].文化学刊,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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