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

第1篇：协同创新

基于协同创新思想的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

[摘 要] 在协同创新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的环境下，培养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对于国家协同创新战略的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协同意识、角色定位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基于协同创新思想，可从以下途径培养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优化大学生的能力结构，提升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创新高校教学管理，搭建校内外协同创新平台;创新国家教育制度，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 协同创新思想;协同创新能力;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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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高校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离不开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对于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协同创新思想与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思想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创新研究领域出现的协同理论,它强调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联接和集体创新,以协同创新方式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于1971年最早提出“协同”的概念,它“是指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是产生宏观尺度上的结构和功能”[1] 。此后,西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把创新理论和协同理论结合研究。2003年，美国学者Chesbrough 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概念,对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创新要素以创造新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以及高级人才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应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大学等外部知识源进行广泛合作”[2]。协同创新思想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思想多用在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或者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领域,主要方式为形成分享机制,主要特点为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创新动力、沟通机制,并建立资源共享平台,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协作。协同创新思想突破了传统线性、链式创新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开放性的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特征。在国内已有协同创新研究中,关注的焦点要么是技术、市场、组织、文化、战略、制度[3]，要么是企业、高校、研究机构[4]，而较少关注“人”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实际上“人”是协同创新中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主体。要实现国家协同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至关重要。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是指大学生具有协同意识、创新意识,对自己有清晰的角色定位,具有较强的互动沟通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相较于大学生创新能力,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具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但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更强调大学生的协同意识、角色定位能力、协同沟通能力等协同创新要素。

(一)协同意识

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指各参与者在整体发展中的协调与合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协同,其表现是它们有序运作。协同和合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协同强调系统内部子系统的互动、沟通以及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最大化。作为有意识、有能动性的“人”,进行协同的前提是具有协同意识。同样,大学生要想具备协同创新能力,必须具备协同意识。大学生的协同意识主要体现在其对协同创新的认识上,大学生要认识到，协同创新是各参与者之间协同合作的结果,需要每个参与者都具有与其他参与者协同合作的意识。和普通的合作不同,协同强调与同伴的互动、交流,因此,大学生协同意识不仅仅是大学生具有合作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具有与同伴互动、交流的意识,即协同意识。

(二)角色定位能力

协同学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哈肯认为,协同的本质是指复杂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协同和作用,以实现个体所无法实现的组织目标和结果。可见,协同创新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各参与者需要在系统内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行创新活动,达到最终目标。大学生要想具备协同创新能力,必须对所处系统和自身有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找准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协同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要件是具备较强的角色定位能力,能充分融入系统,在系统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三)协同沟通能力

协同创新必须建立良好的协同沟通机制,这就要求参与者必须能够进行顺畅的互动和沟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分享彼此的观点、意见、资源等,最终达到观点的一致、想法的统一和资源的共享,达到协同创新的目的。协同沟通机制的构建不仅仅是制度保障、管理创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人”要具有较强的协同沟通能力。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获得,同样必须具备较强的协同沟通能力,这体现为大学生应具有强烈的互动意愿、高超的沟通技巧和广博的互动知识。

二、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三维模型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不仅需要提高教师的协同创新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协同模型,让大学生在其中得到锻炼,切实提高大学生各方面的协同创新素质。构筑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平台,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提升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建立协同创新能力的基础要件;其次,要进行高校教学管理创新,通过一系列教学、管理上的革新,让大学生拥有良好的协同创新能力锻炼的平台和环境;再次,要进行国家教育制度创新,切实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营造社会大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基于以上三点,笔者提出了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三维模型，见图1。

图1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三维模型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作为一个能力系统,受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三者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协同与互动水平决定了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发展的高低。片面重视某一方面会导致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缺失与畸形发展,导致大学生整体协同创新能力系统的功能缺失。从单个协同创新要素看,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国家教育制度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的核心在于大学生自身能力结构的优化,它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基础条件;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内涵比较丰富,包括教学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创新,它是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手段;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它能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从三个协同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看,虽然三者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形成互相支持的三角关系。三种协同创新要素只有相互配合、协同发展,才能提升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推动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协同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和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相互促进

协同创新素质是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基础,是大学生参与协同创新活动的基本条件。一方面,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是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的有效手段。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过程中,高校教学管理水平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高校的教学管理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协同创新意识和能力,提升大学生的协同创新素质。另一方面,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也为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和推动力。大学生协同意识增强、创新素质提升反映了高校教学管理思想和模式的创新,如果没有大学生素质的提升,也就不能体现高校教学管理上的创新。

(二)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为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提供保障

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会为国家教育制度创新创造条件,而国家教育制度创新又为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的提升提供动力和保障。21世纪,国际竞争的关键是人才。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对于促进国家发展、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为了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推进教育制度根据时代要求进行改革,也即国家教育制度的创新。同时,国家教育制度的创新必将创新教育思维、改善教育环境、完善教育条件、提升教育水平,给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三)国家教育制度创新和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相互影响

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为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形成了相应的创新机制,解决了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动力问题。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高校内部师生员工的创新动力和外部的制度激励。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为高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规范的制度保障,为高校教学管理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同时,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也离不开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配合,离不开高校教育使命和管理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国家教育制度创新提供了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发展的动力,是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制度基础,同时，还需通过高校教学管理创新落实其成果。

三、基于协同创新思想的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基于协同创新思想的三维模型的构建,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厘清了思路。因此，我们要从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国家教育制度创新三方面着手,三位一体,全面推进,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

(一)优化大学生的能力结构,提升大学生的协同创新素质

当代大学生追求上进,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展现出良好的开拓创新精神，[5]但也存在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淡薄、合作意识弱化的问题,而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恰恰需要其拥有协同意识、合作观念和协同沟通能力等。因此,要通过优化大学生的能力结构,提升大学生的协同创新素质来培养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

第一,要培养大学生的协同创新意识。大学生协同创新意识包括协同创新动机、协同创新兴趣和协同创新意志。其中协同创新动机是协同创新活动的动力因素;协同创新兴趣能促进大学生协同创新活动的成功,是大学生积极追求新鲜事物的力量源泉;协同创新意志是大学生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克服困难、冲破阻碍的心理保障,是大学生心理成熟的体现。高校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激发大学生的协同创新动机,促使其建立协同创新兴趣,磨练其协同创新意志。

第二,要培养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遵循四条原则。一是坚持个性化原则，即要因材施教,注重大学生主动性、独创性的发挥和自主意识的培养,以帮助其形成独立的人格;二是要坚持系统性原则,即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由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参与的教育系统，让大学生在其中健康成长;三是要坚持实践性原则,即要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四是要坚持协作性原则,即要让大学生通过

参加集体活动学习与人相处、学习关心他人,充分发掘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提高他们的协作能力。

第三,要在大学生中培养协同创新骨干。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不仅要求具有较强的协同创新意识、协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的参与,更需要具有战略眼光、跨专业研究能力和统筹、管理能力的骨干大学生的领导。因此,“选拔团队带头人要坚持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并重。”[6]要在发掘、选拔、培养上下功夫,在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中培养骨干大学生,发挥他们的辐射效应,让他们带动、培养出更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

(二)创新高校教学管理,搭建校内外协同创新平台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高校转变教育观念,创新高校教学管理的方式、方法,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拓宽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第一,搭建校内协同创新平台,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高校要通过整合校内各种资源,形成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互动沟通机制,促使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要从教学、管理、科研三方面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教学上,通过搭建教学资源共享、经验分享平台,让高校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大学生协同创新素质提升奠定基础;管理上,高校可通过整合校园网、校园信息管理平台等校内资源,建立各职能部门协同管理平台,给大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管理服务;科研上,高校要整合校内各专业、各学科资源,建立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协同创新平台,让大学生通过跨专业、跨学科的学习、研究达到锻炼能力、提高协同创新素质的目的。

第二,搭建校外协同创新平台,拓展大学生的锻炼空间。高校要抓住国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机遇,“利用高等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综合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开展同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深度合作。有效整合高校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力量和资源,促进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开展协同创新,推进教育与科技、经济相融合,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7]同时,高校要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通过与国际上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开拓大学生的视野,锻炼大学生的协同创新能力。

(三)创新国家教育制度,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对国家教育制度进行创新,为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必要的政策支持。

第一,要创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要把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纳入高等教育目标,并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出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要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通过产学研结合模式拓宽大学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路,探索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第二,要创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要按照高等教育独立性相对较强的属性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重新厘定政府、社会、市场、高校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使高校能够自主地根据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把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第三,要创新教师专业发展制度。高校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大批具有协同创新意识、协同创新能力的高校教师。要给予高校教师更大的学术自由,并构建更广阔的科研创新平台,让教师在自身专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15.

[2] CHESBROUGH H W. Open innovation[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64.

[3] 饶扬德.市场、技术及管理三维创新协同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8(4):46-49.

[4] 赵连根,谢秉衡.构建浦东区域性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2):105-111.

[5] 樊娟.新生代大学生文化危机及其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09(7):36.

[6] 周瑞超,肖立新.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构建的一些问题与对策[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6):102.

[7] 王树国.加强协同创新,建设一流大学[J].大学:学术版,2011(8):7.

[责任编辑：赵 玲]

Cultivating the Synergetic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Synergetic Innovation Thought

WANG Haiji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Key words: synergetic innovation thought; synergetic innovation 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作者：王海建

第2篇：以协同论指导京津冀协同创新

摘 要：京津冀协同创新是党中央提出的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构想是有其科学基础的，最重要的就是系统论的分支协同论。根据协同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首先要解决地域系统最不稳定的因素——严重缺水、重度污染、经常断流的海河问题。系统分析京津冀在海河流域协同创新的木桶短板——水资源短缺这一“令人揪心的问题”，利用京津冀各方比较优势协调不同诉求，使地区水资源配置达到有序动平衡，共同修复海河水生态系统。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论;海河流域;木桶短板

党中央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具体布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系统”和“协同”上升为工作方法的总指导。笔者的理解就是以“系统论”和“协同论”来提高治国管理的科学水平，京津冀协同创新理当以这种科学理论为指导。上个世纪末，笔者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欧洲原子能联营研究受控热核聚变，是我国首批把系统论的分支协同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笔者认为根据协同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首先要解决地域系统最不稳定的因素——严重缺水、重度污染、经常断流的海河问题，而协同论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指导。

没有一个国际一流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悬殊，处于孤岛状态，这样的中心城市也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是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协同发展。

一、协同论应用于治水

协同论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1976年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协同论是指在非平衡态复杂巨系统中，各系统差异很大，属性不一，变化无序，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遵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相互作用、协作，达到动态平衡，形成有序状态。

水资源系统正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态的复杂巨系统。如何通过子系统的协同行动而导致系统有序演化的，这也正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目的，即通过一系列的水资源调配措施，协调系统中水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等子系统的关系，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水资源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演化。

(一)京津冀同属海河流域，具有协同创新系统的自然边界

按照协同论，首先要确定复杂系统有多大，确定系统的边界。无论从决定大气扩散的地形和风向来看，还是从水资源的流域划分来看，京津冀都构成了科学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宜尺度。

(二)以协同论指导水资源系统有序平衡

协同学研究表明，序参量决定系统的演变方向，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目的就是对组成水资源系统的各子系统的序参量进行调节、控制，以提高它们的协同作用，实现水资源的最优利用和系统的有序演化。从而合理开发水资源，使其水量消耗不超过补给量，满足环境需水要求，维持环境稳定，水资源可以永续利用。反之，则会造成不良的环境问题，导致水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

(三)协同论在水资源系统分析中主要决定于序参量

协同论分析系统依靠序参量，序参量在水资源系统演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由于水资源系统的复杂性，无法区分参量随时间变化的快慢程度，也不可能通过坐标变换找出序参量，只能按照确定序参量的原则，根据其代表的意义是否“支配其他参量的行为并控制演化进程”这一特性进行选择。

水资源系统的序参量控制水文循环规律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从水资源状况、开发利用程度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应确定序参量如下：

(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可再生淡水资源状况的公认标准指标。

(2)万元GDP新鲜水耗：指新鲜水耗(扣除了循环利用水及中水的重复计算)总量与GDP的比值，反映节水降耗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是循环经济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指标。

(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田灌溉用水总量扣除输送的渗漏和蒸发、浇灌时非作物生长区和其他无效用水部分的比例。

(4)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反映水资源在工业生产循环利用程度的参量。

以上四个序参量前两个都是在笔者主管全国水资源以后提出，并进入统计指标体系的。

(四)水文随机模拟的蒙特卡洛方法简述

水文序列扣除确定性成分后，剩下的成分可以看成纯随机成分。对纯随机成分进行模拟，首先必须确定其服从何种分布。目前该分布只能以某种理论线型近似代替。

笔者在研究受控热核聚变时成功应用的蒙特卡罗法(也称统计试验法)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按这种方法，首先应模拟[0，1]区间上均匀分布的纯随机序列;再将随机数转换为P-III型分布的随机模拟纯随机序列。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二、海河流域的水资源形势

海河流域包括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在京津冀海河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千米，包括了北京的90%，天津和河北的70%和山西、内蒙的一部分，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亿，GDP超过全国的1/10，耕地面积也超过全国的1/10。但是该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不及500mm，而且80%集中在6～9月份，丰枯变化十分剧烈，枯水年有些地区饮水困难，丰水年又洪水成灾。目前京津冀晋蒙的人均水资源量均在全国省市区排名20位以后，是我国最缺水的地区，海河断流、白洋淀湖泊萎缩、北京湿地干涸问题十分严重。仅在一个世纪以前，不但天津是水乡，河北是水乡，北京也是水乡，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水生态系统危机极其严重，全力修复迫在眉睫。

(一)海河流域京津冀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污染十分严重

水资源短缺正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大部同属海河流域的滦河、海河水系。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总量258亿立方米，其中北京市37.3亿立方米，天津市15.7亿立方米，河北省197亿立方米，区域人均水资源量239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耕地亩均水资源量268亿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之一。

京津冀地区现状用水量254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98.5%，基本上是“吃光、用光”，没有留生态水，已大大超过水资源可用量为40%的承载能力，因此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凸显。区域主要河流实测水量比上个世纪70年代减少一半，平原河流约为一半河床干涸，11个主要湿地水面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70%以上。由于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总需求可能不断增大，水资源短板制约很可能蔓延至整个区域，存在水生态系统崩溃的可能性。

目前海河水污染更为严重，劣V类水已达40%以上，V类水为30%以上，人不能利用，对人类有害的水已近80%，是一条严重病态的河流。流域京津冀平原浅层地下水可用(IV类以上)仅占20%以下，不可用(V类以上)占到60%以上，直接威胁到京津冀人民健康。同时，入海水量已到最低限度，且基本是V类以下的污水，对海口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再不治理，海口生态系统将很难恢复。

(二)贯通京津冀的北运河态势

北运河是流经北京市东郊和天津市的一条河流，为海河的支流。干流通州至天津也即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古称白河、沾水和潞河。其上游为温榆河，源于军都山南麓，自西北而东南，至通县与通惠河相汇合后始称北运河。然后流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天津市武清区、在天津市大红桥汇入海河。全长120公里，流域面积5 300平方公里。支流有通惠河、凉水河、凤港减河、龙凤河。北运河古称“御河”，是天津重要的一级河道，海河干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北运河总体水质极差，劣V类水达80%，V类水近3%，即人不能利用，而且对人体有害的水高达83%以上。基本已成为一条丧失资源利用、环境作用和生态功能的河流。

三、笔者主持制定与实施第一个国家级规划协同解决京津冀晋水问题的实践

北京缺水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曾几次出现水危机。为什么北京的水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呢?主要是当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同时也由于没有从海河流域各省市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大系统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1999年初水利部水资源司即与北京市水利局商议解决对策。与此同时，温家宝副总理先后两次批示尽快解决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水利部与北京市、海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时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的笔者提出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2001年温家宝副总理在全国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会议上说“‘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这句话讲得好。”现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支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水利工作的总方针。如何保障就要流域各省市协同保障，如何发展就要流域各省市协同发展。笔者跑遍海河流域指导，并经过与省市反复协调和组织著名专家论证，数易其稿，历时一年完成了规划编制。

1999年笔者主持制定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2001-2005)》(简称《首都水规划》)投入220亿元。该规划按照以供定需、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在海河流域大系统内，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以协同论为指导，促进各省市协同发展。

现在到处谈系统工程，《首都水规划》是一组真正的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以工程、生态、经济和协同管理的手段达到生态系统工程修复生态的目标，并建立长效机制。规划的创新点主要在一节(水)、二保(护水资源)、三管(统一管理)、四调(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五水价(建立合理水价机制)、六回用(再生水回用)、七调水(南水北调)、八循环(水产业链的建立)。

该规划经国务院国函【2001】53号文批准和笔者主持制定与实施的黑河、塔里木河和恢复黄河断流共四个规划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这是一曲绿色的颂歌，值得大书而特书。建议将黑河、黄河、塔里木河调水成功，分别写成报告文学在报上发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批示：“黑河分水的成功，黄河在大旱之年实现全年不断流，博斯腾湖两次向塔里木河输水，这些都为河流水量的统一调度和科学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1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河北省和山西省参加的“首都水资源规划”协调小组，笔者任常务副组长，指导实施。这一规划成为至今北京水利工作的指导，经过多任水利局长的努力，才成功的申奥、办奥，实施至今保持了北京水资源脆弱的供需平衡，使北京即使在夜间也未出现分区停水。这一规划也留下了遗憾，在制定的最后阶段，由于投资有限，各省市协调难度太大，不得不把天津从规划中忍痛割爱。在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上这仍是不容小觑的实际问题。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京津冀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中发展的城市群区域，其协同创新发展，要以文化历史背景、自然资源禀赋和现有经济发展程度为基础，从表1中可以看到，三地虽有差异，但基本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

京津冀三地同有燕赵的文化背景;南水北调后人均水资源量达到344立方米/人，如实现优化配置，三地均可达到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最低标准(该标准为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温副总理批示全国干部学习);而天津和北京人均GDP均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河北省也为中高收入经济体标准1.47倍。

五、如何以协同论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指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业”为城市发展的总方针。海河流域不但覆盖了天津和北京两个超大城市，而且包括了河北的中等以上的城市，所以上述方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方针。按协同论指导，应明确以下认识：

(一)从京津冀的大系统考虑，最“令人揪心的”元素是水资源

从京津冀三地来看，近年来水资源的使用率分别为137%、70.2%、82.8%，都远远超出40%的合理利用率，不仅没有留下“生态水”，而且严重超采地下水，在喝“子孙水”，使地域生态系统岌岌可危。

但是水资源是可以在流域内调配的，如果京津冀水资源统一调配，则人均水资源量可达272.4立方米/人，接近300立方米/人的维系可持续发展最低标准。

如果加上南水北调，则京津冀水资源总量可达396.6亿立方米/年，人均水资源量达到367立方米/年，超过了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下限，这也正是当年笔者制定《首都水规划》对水资源平衡计算得出的结果。如果再加上海水淡化，则有可能超过500立方米/人的极度缺水线，从而能修复京津冀的生态系统。

从协同论来看，确立这些序参量分析京津冀水资源系统，可以改变水资源不合理开发，造成系统无序、严重不平衡的现状，必须在流域范围内优化配置，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二)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水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

因此，必须按中央领导明确指示的、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指导“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这就是京津冀对水资源必须大系统分析，统一优化配置。这就是说，要对各子系统的序参量科学调节、控制，从无序走向有序，达到系统的动平衡，加强协同作用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从而达到维系水资源的供需平衡，水环境宜居，水生态系统良好，使地区可持续发展。

(三)京津冀解决水问题不同诉求的协同

京津冀三地对解决水问题的诉求是有差异的。

1. 各方的不同诉求。首先京津冀三地是有不同诉求的：在京津冀三地都缺水的情况下，北京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严重缺水，希望得到更多水份额;天津要发展工业，提高居民收入;河北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税收来源，希望改变产业结构、投资与技术引进。三方的诉求虽有差异，但完全可以在根治海河这个共同目标下协同。

2. 各方的比较优势。同时，京津冀三地也各有比较优势，北京有较先进的治水思想和规划制定的科技力量，有较强的支持先进水技术开发的基础研究，有较强的财力。天津万元GDP用水仅18吨，是全国最低的，有先进的节水技术，有专门的海洋研究所，有较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也有较强的财力;河北的承德(潮河源)、保定(白洋淀)和石家庄(黄壁庄水库)等市有京津冀地区相对丰富的水资源，同时是东线和中线南水北调的主要途经区，决定调水的水质。

3. 利用各方比较优势协调不同诉求，使地区水资源配置达到有序动平衡。根据协同论的原理，要利用北京规划的优势与津冀协同制定京津冀海河流域的大系统水规划，北京投入进行水源保护、节水、污水治理、再生水回用、地下水回补、自来水制水、水实时监测等技术的基础研究，为津冀技术开发提供基础。天津投入进行上述基础研究根据京津冀实际需要的技术开发，着力开发海水淡化技术，降低成本。河北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循环水产业替代技术落后，污染排放高，附加值低的钢铁和水泥企业，通过节水和水源地保护有偿向京津出让调水份额，通过保证调水水质收取合理的水源保护费。

(四)京津冀共同修复海河水生态系统的建议与展望

《首都水规划》实施已近12年，是京冀晋区域协作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大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宝贵经验，目前以北京地区为主仍在延续。为达到京津冀晋内蒙海河全流域全面协作共同发展，在共同修复海河水生态系统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 着力加强顶层设计，选择有成功经验和真才实学的专家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构成京津冀经济区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转变生产方式，在大系统中划出生态红线，科学进行生态修复。不能依靠臆想的数学模型;而主要靠追溯生态历史(笔者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史展)和进行国际类似地区的比较借鉴。对负责规划的专家和批准官员采取签字追责制。

为适应新的形势，京津冀联合向国家建议尽快制定《首都水规划》第二期规划。这也是2001年国务院讨论通过时，朱总理、温总理和国务院全体领导的指示。按比例合理投入(可参照上述规划)，国家重点支持河北、三地协同修复全海河流域水生态系统，恢复历史水乡。

2.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规范的京津冀统一的水权市场和碳市场，破除各种体制规划障碍，充分发挥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利用协同性，理顺三地产业，构成新产业环，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使系统达到动态平衡。

按循环经济的原理在京津冀建立旅游环线，利用北京旅游资源(尤其是国际和港澳台)的优势带动海河上游、尤其是承德改变产业结构(可开展“清史游”)。

在海河上游冀晋建立真正的、具有国际标准的绿色食品与水源基地(包括菜、粮、奶、肉)与京津签订长期合同。京津保证以相对优惠价格和绿色技术支持，冀晋根据丰枯年保证优质定量向下游供水。

3. 建议将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扩大为京津冀大气和水资源、水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水流量、污染排放和大气碳排放，作为规划实施和市场调节的科学依据，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形成治理体系与治理合力的现代化。

京冀按水功能区划共同保证下游津冀河道的水量与水质达标，共同修复津冀海河入海口水生态系统。

以大系统分析建立专项科学研究，全面比较南水北调(东、中线)和海水淡化的可能性、持续性、经济性、工程和沿途保护的可能性，确保重大措施优化。

参考文献：

[1]吴季松.知识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2]吴季松.循环经济概论[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3]吴季松.中国可以不缺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4]吴季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2.

[5]吴季松.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3.

[6]吴季松.水!最受关注的66个水问题[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 然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Guided by the Co-evolution Theory

Wu Jisong

(ChinaCircular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Key words：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o-evolution; Haihe River basin; The short plate of barrel

作者：吴季松

第3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推动军民两用科技成果跨领域转化

摘 要：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日益增多，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存在着军地资源共享共用机制亟待健全、军地科研体系难以融合等问题。而新型研发机构在突破科技体系融合创新障碍，利用共建各方的有形无形资源，形成合力为创新攻关、成果转化服务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本文对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探索、特征及特色做法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针对国防科技体系和地方科技体系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军队和地方在创新及转化领域的相关规章制度，通过建立全新的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探索切实可行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军地成果双向转化路径。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创新平台

引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日益增多，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初步成效，产学研合作助力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8247家，同比增长14.4%;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项数为11032项，同比增长6.7%，合同金额达到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1] 。

2019年9月，科技部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可依法注册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组织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产物，具有“四不像”(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典型特征。目前全国各地新型研发机构已有数百家，建设主体包括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联盟等各种类型，涌现出一批诸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清华研究院、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等一批知名的新型研发机构。因为机制体制灵活，这类“四不像”研发机构市场适应能力强，在推进科技体系融合创新、科技资源互通共享和成果双向转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并对产业发展有极大的拉动能力。

当前，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如何集聚优质资源，利用各方科技力量，开展科技协同创新、促进军民两用高端科技成果双向转化，仍是现阶段推进国防科技体系与地方科技体系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2]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应的两大科技体系的融合创新，单靠在各自体系内部框架下的改革，有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需较长时间才得以协调解决，而新型研发机构的出现，为加快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1 新型研发机构在促进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等领域的特色做法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模式不断创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形成了孵化自身特点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模式。

1)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制度建设。通过探索体制机制、管理模式创新，不断建设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制度。上海交通大学通过打造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形成聚焦行业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孵化重大项目，为新技术的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逐步形成“1+1+3+5”的成果转化新体系，即1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见，1个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3个具体实施办法(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办法、校外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实施办法)，5个细则(专利申维基金管理细则、转化基金管理细则、作价投资实施细则、合同订立及審批细则、资金管理及收益分配细则)，构建了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3] 。

2)瞄准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以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为牵引，在产学研合作、成果产业化等方面，通过共建企业、创新中心的方式，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网络信息化、高端智能芯片、基础操作系统等领域的合作研究，持续探索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天津先进技术研究院瞄准国家信息安全领域建设需要，成功孵化出了“飞腾CPU”和“麒麟操作系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基于“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的系统化解放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党政办公系统，金融、电力、轨道交通等重点行业，成为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一面旗帜。

3)设立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通过建设技术转移管理机构，组建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团队，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机构协同工作机制。这些技术转移机构和专业人才，除完成本单位的成果转化工作，还可面向社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促进相关企业及项目落地转化。

4)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考评体系，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采用企业化管理，不使用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并针对科研、成果转化人员分别设计了绩效考核指标。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内部不建立职称体系，不提出具体考核指标，选人用人“不唯职称、不唯论文、不唯出身”，看重的是能力和潜力，实行优胜劣汰[4]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探索形成“现金+股权”的两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方式，科研人员可根据自身意愿，灵活选择奖励方式[5] 。

2 推进国防科技体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中仍存在的难点、痛点

在推进国防科技体系和地方科技体系两大科技体系融合过程中，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痛点、难点，尤其在军地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机制、军地科技成果双向转移和应用转化、市场化投入机制、激励和培养军地科研人员等方面，还缺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有效手段和措施。

1)军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跨领域跨体制协调困难。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体制不同，军地科技创新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技术、人才、设备等军地科技资源未能实现共享共用。与此同时，很多军队高校及科研院所，在完成国家和军队科研任务的同时产生了众多具有民用前景的高新科技成果，形成了大量知识产权，包括一大批国防专利。但由于现行政策制度不健全、军地信息交流不畅等因素，严重阻碍了这些军民两用高新技术成果进行转移转化，导致大量的国防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2)军地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相对薄弱。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前沿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能够大幅提升军事能力优势的颠覆性技术。这类技术普遍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依靠国家和军队计划项目投入的传统方式，因为其申报周期长、资金投入少，已不能适应技术迭代及市场需求。同时该类技术存在投资风险大、回报慢的问题，投资周期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市场上的天使类投资机构很少愿意参与其中。由于缺乏灵活多样的市场化投入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3)军地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有待健全。根据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研人员基本可以取得成果转化收益的50%以上，中科院、清华体系下的研究院所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的比例。但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以来，军队科研人员因为其身份，不能通过成果转化取得收益。2019年以来，随着军队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军队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成果转化取得收益，但由于缺少相关实施细则，政策还处于试点阶段。因此，如何提高军队科研人员积极性，仍是现阶段探索军地科技协同创新的重要问题之一。

4)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根据我国《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发展壮大。目前我国的技术转移体系还处于建设阶段，各地先后建立了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但真正能够实现市场化运营的专业机构仍然为数不多;专业的技术转移人才，特别是同时熟悉地方和军队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人才匮乏，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代理、评估等工作，服务机构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

3 协同创新平台在推进国防体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在推进国防与地方两大科技体系融合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矛盾的根源在于两大体系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从而阻碍了两大体系的交流融合。近年来，通过借鉴新型研发机构已实践的成功经验，一些军队科研单位开始联合地方政府、企业打造全新的协同创新平台。这种协同创新平台，通过不断探索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管理方式等创新，有效整合军队科研单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技术、人才、政策、市场、资金等优势，在解决国家及重点行业急需的关键技术难题的同时，持续提升军队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地方产业生态建设和发展。这为我们有针对性的解决军地科技协同创新、军地科技成果双向转化提供了新模式。

1)一个主业：以推进军地科技协同创新、推动军地科技成果转化为主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高端前沿领域、核心关键领域技术研发，有效整合军队、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研发力量，开展核心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重点组织技术成果的原始创新、二次开发和中试等工作，不断推进技术迭代升级，助力国防科技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通过充分发挥军队、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资源优势，挖掘国防和地方需求，对接行业应用，积极推动军民两用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于国防和地方经济建设的进程，有效解决了军民两用科技成果双向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

2)两种机制：通过军地齐抓共管，辅之市场化高效运行，实现机制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平台采用军地共建、军地共管的模式，管理团队包括军队、地方派驻人员和社会招聘人员，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混编战队”。其中，军人的忠诚担当、纪律性强、协作能力强、熟悉军方需求等优点，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护航者”和“倍增器”作用，引领整个团队不断增强凝聚力组织力执行力。日常管理上，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实现企业化运作，将军队和政府正规化管理之“严”与企业专业化之“活”各取所长、融为一体，建立科学规范的组织协作模式和管理体系。

3)三位一体：通过构建“三位一体”军地协同创新模式，实现军地同频共振。协同创新平台应充分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高效整合军地优势资源，依托军队、政府、企业这“三驾马车”，构建“三位一体”的军地协同创新模式。军队科研单位承担科技成果的源头创新，负责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和场地、资金等配套保障;企业提供市场资源并整合技术开展产业生态建设。通过这种协同创新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军队科研单位创新人力不足、缺乏激励措施、缺少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为地方提升科技实力、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解决就业等问题提供了新动能。

4)四项探索：①为有效解决前沿尖端科技、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缺少资金投入的问题，为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平台可以联合地方政府成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通过引导基金注资和市场化募集，吸引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多支产业投资母基金，母基金再通过出资发起设立若干子基金或直接投资等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推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②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一的技术创新已不能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协同创新平台需要结合自身实际，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为核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专利链，努力创造一批创新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高价值技术成果和专利组合。③针对军队改革后军队科研单位面临创新人才不足的问题，则可以考虑共建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的方式，统筹多方资源，集聚地方优秀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到国防科技体系建设的队伍中。同时，也可利用军队科研单位的科研和教学力量，为地方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真正实现军地科技人才的联培连用。④如何激发军队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探索切实可行的激励机制，一直是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协同创新平台可以统筹军队和地方奖励政策，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团队及个人进行奖励。同时不断探索以军队科研人员需求为导向的利益分配方式，如以成果转化收益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参考地方分配机制，制定收益分配方案。

4 结论

新型研发机构在地方科技创新体系和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结合国防科技体系与地方科技体系融合发展的特殊需求，在新型研发机构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军队科研单位作为合作方，建立健全军地共建共管的运行机制，打造全新的“军政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有效打破了国防与地方科技体系之间的壁垒，为国防科技体系与地方科技体系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等.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9[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2] 以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为抓手探索科技体系融合创新模式，李志毅、游光荣、閆州杰，科技导报，2019

[3]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等.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9[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4]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等.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9[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5] 以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为抓手探索科技体系融合创新模式，李志毅、游光荣、闫州杰，科技导报，2019

作者：邵学彦

第4篇：文化协同视域下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协同创新研究

[摘 要]在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文化强校已成为国内众多高校的战略路径。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在有限的地域资源条件下，如何将高校文化与区域特色两者密切联系，是目前地方高校创新协同发展的新方法新途径。文章从文化协同视角，通过对丽水学院文化融合教学进行剖析，以诠释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协同创新的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文化发展战略;地方高校;区域文化;协同创新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5.177

1 前言

文化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文化强校成为现在高校培育人才和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趋势。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要实现文化强校的战略目标，就要充分把握区域特色文化，因地制宜，走出具有地方高校区域特色的协同创新道路。换种角度思考，无论是校园文化还是区域文化，两者均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两者密切联系、互促互进、相辅相成，但是由于地方高校文化与区域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两者在交汇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从而影响地方高校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高校与区域社会的协同发展。丽水作为中国生态第一市，其区域品牌发展的实践案例被誉为全国样本。作为丽水唯一的本科院校，丽水学院基于丽水特有的区域文化特色也走出了两者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因此，文章在文化协同视角下，将丽水学院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文化的交融点，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地方高校协同创新模式。

2 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文化的重要关系

地方高校与区域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协同发展。地方高校与区域的文化发展有独特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周期率，但是，两者又不可避免地互相影響，相辅相成，交融发展。地方高校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两种文化有目的的、积极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最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能够达到同步发展创新的状态。协同创新模式是指地方高校主动服务区域文化建设，区域社会积极呼应、支持，高校与区域文化互动融合发展。其重点强调地方高校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协调[1]，核心是高校与区域之间在文化构建中的合作、协调和创新。通过提供人才、科研成果的智力支撑，为区域文化发展贡献更强的发展动力，进而从区域文化发展中获取丰厚的物质支持和宽松的政策条件，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产学研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江创新论坛上提出“协同创新共享机遇”，指出“协同创新”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当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要取得下一阶段的突破性发展的成果，就必须以“协同创新”这一理念作为发展的主轴，以此带动制度、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模式。

3 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文化协同的矛盾冲突

地方高校与区域特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发展周期律，两者虽均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但是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尚存不少冲突，文化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产生不少矛盾。

3.1 区域文化与高校文化联系貌合神离

地方高校注重与区域发展整合本是好事，只要通过有效对接、充分融合，区域文化特色显然能够成为地方高校响亮的招牌，然而现实却是高校存在惰性，过度依赖区域特色文化，一味地想要套个区域文化特色的名头，这也就导致存在很多地方高校开设冠以区域特色之名的专业，却无专业教师授课，学习课程仍然是泛泛之课，教学资源、平台均无特色亮点的现象。此外，高校后期对专业课程与区域文化的结合在联系上也未做深入探究，大多仅限于“说的比做的好听”、或者“做的多，结果少”。而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由于对地方高校的办学发展方向缺乏了解，对其专业建设程度知之甚微，大多数时候在与地方高校合作互动中依旧存在一些应付成分。所以，就目前来看，地方高校与区域的文化合作在本质上仍呈现出疏离的态势。为适应当前的协同发展形势，地方高校与区域文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融合发展亟须寻找一条良性的结合之路。

3.2 区域文化与高校文化结合急功近利

当前，文化越发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应对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和培育新型业态的重要措施来抓，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高校无疑是解决这种困境的重要机构。但其真正融合需要长时间的搭配和磨合，而不是急功近利的一味迎合。地方高校迫切的想要解决当前的这种文化困境，于是着力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寻求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由硕博导师带队与当地科研院所、企业开展科技合作等。但高校这种单向的文化融合制约了其影响力的发挥，也使其逐渐丧失个性和文化内涵，最终失去内在价值文化的独特性。高校只有立足自身文化积淀，依托区域文化底蕴，以此才能保证自身文化的发展并助推区域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双方互利双赢的局面。

3.3 区域文化与高校文化缺契合点

建立有效、长远的行动目标是合作双方价值实现的明确指向，也是互动双方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核心标准。在观念上，他们能认识到实现区域特色文化与高校文化之间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急切性，但在双方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将两者之间内在的发展联系。

一方面，受自身运作和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制约，地方高校参与区域文化建设的作用尚不明显，且没有积极主动地投入区域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地方高校文化作用辐射性不强。地方发展规划和需求的把握等方面表现得底气不足，主动对接区域文化发展需求、提供文化服务、文化输送性不强。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对地方高校发展的战略责任还未能充分担当，大部分时候忽视了高校的文化引领、文化汇集和文化传承功能，忽略了长期合作、互利双赢的原则，这就直接影响了地方高校文化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持续推进。

4 丽水学院与区域特色文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如何在矛盾存在的情况下，又协调高校和地方文化能相互融合且创新发展，并且形成一定社会意义的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和高校来说都责无旁贷。

英国学者埃里克·阿什比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3]。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地方高校，在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情况下，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区域文化，无不与区域文化息息相关[4]。丽水学院作为浙江省丽水市唯一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区域文化氛围浓厚，其办学理念与区域文化特色互相深入融合，协同提升，其模式具有颇多借鉴意义。

4.1 厚植区域特色文化，构建特色育人理念

地方高校特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办学历史文化沉淀和升华的过程。区域文化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为高校发展提供宝藏，地方高校不论是在办学条件、发展提升，还是提炼特色文化等方面都会难以施展。

丽水学院基于对区域文化的发掘与凝练，将其引入办学理念，带入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文化。其中，以“明德笃行”为校训，以“乐山乐水，至善至美”为校风，寓求师生秉承山之诚朴坚毅，水之上善包容，刚柔相济，自强不息;同时不断挖掘、 凝炼丽水地区的文化特色，将“山耕”等丽水特有的文化品牌带入课堂，加強学生绿色创新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丽水地区特色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引领学生传承浙西南精神、汤显祖文化;高校文化则取其精华，吸收区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充分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甚至第三课堂中展现，构建极具丽水特色的高校文化模式。

4.2 深掘区域文化价值，构建特色学科体系

区域文化的价值在于能不能为该地区带来经济的发展提升，而地方院校唯有从区域文化中寻求突破，才能抓住区域文化价值，化地域特色为学校特色，打造地方院校亮点专业，进一步提升教学实力。

丽水学院依托丽水特有的区域文化，充分挖掘和创新，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办学理念和相关学科体系。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青瓷品牌，丽水学院以龙泉青瓷文化为载体，创设二级学院“中国青瓷学院”，并开设多个青瓷相关专业，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更好地服务丽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除此之外，充分利用青田华侨文化创办华侨学院，积极适应侨乡需求，紧紧围绕绿色生态理念，借助此平台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志愿服务等服务地方经济，形成高校品牌。利用好丽水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对其形成办学特色是得天独厚的，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将回馈给丽水学院办学无穷无尽的滋养，也是其实施“特色办学，创新兴校”的必然选择。

4.3 发挥高校组织优势，弘扬特色文化品牌

区域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中有形的物质形态和无形的精神形态的塑造，就需要高校校园文化的积极参与。打造成功的高校文化品牌，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久的积极影响。

丽水学院以其自身特有的高校校园文化亮点为基础，助力推动丽水地区相关区域文化品牌的发展，使其知名程度和影响范围都日益扩大。学校持续开展“深入丽水、研究丽水、服务丽水”等活动，分别与云和、遂昌、龙泉、松阳等县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6年，学校牵头组建丽水市农村电子商务学院，联合赶街、讯唯、山山等相关电子商务知名企业成立丽水市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积极对接浙江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现已建成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中心。此外，丽水学院积极组织承办区域性创业创新大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与优秀乡村企业家同台竞技，碰撞思维火花。同时，借助学生创业大赛的平台，将具有丽水区域特色的项目带入省赛、国赛的舞台，让更多人了解丽水文化、知晓丽水品牌，为传承和创新区域文化充分发挥高校组织作用。

5 地方高校与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建议

高校发展以地方政府为基，地方政府的进一步综合发展又得益于高校的人才资源和文化底蕴。地方高校与区域文化协同创新发展应从怎样的角度出发，要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值得深入思考。

5.1 树立文化融合观念，实现文化协同对接

高校的三大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只有协调发展好三大职能，才能更好地与区域文化协同互动。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要让学生融入社会、体验社会，通过开展社会实践、素质拓展等校外活动帮助学生吸纳区域文化的精髓，最终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校校园文化。地方政府在建设区域文化时也应积极主动与学校接触配合，摒弃原有的老套思想，主动参与到高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做到高校-地方-企业的联动模式，同时也要充分依靠高校的学术、人才及文化优势，推进区域文化的创新，努力寻求区域文化和高校文化的契合点，形成区域文化特色品牌。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而高校毕业生作为大学教育的“输出品”，对地方发展则具有全面的推动作用。而区域文化能让大学生在更宽广的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有增强校园文化和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意识，才能让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具有培养职业素养的意识，以此更好地适应将来的社会，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5.2 拓宽文化融合路径，实现文化人才输出

在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区域文化与校园文化协同发展是一项互惠互利的活动，地区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文化职能部门，与高校对接具体相关工作。一方面充分把握区域特色，深度挖掘传统优势文化，重视宣传青瓷石雕文化、畲乡文化、侨乡文化等丽水地区特有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合理利用有效地方资源，围绕绿色发展对高校等周边区域进行功能性规划与建设，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拓宽视野，提供助力。地方高校则要加大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力度，保障传承发扬区域传统文化的人才需求，同时要切实根据区域文化建设的实际需求，由专家老师带队等形式组织开展各类文化项目的小组课题研究，利用社会实践、创新大赛等活动引导和鼓励师生积极探索、研究区域传统优势文化，使之得以继承、传播、发扬和创新。

5.3 搭建文化合作平台，实现文化战略协同

高校与区域的文化协同创新，其关键在于结合区域文化特色和发展战略，搭建高校区域协同的文化合作平台。文化合作的重点主要包含区域文化人才培养、区域文化专题研究、区域文化产业经营等方面，这三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高校在文化合作平台的建设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该积极对接区域文化需求，培养高质量的区域文化人才，同时，“以强大的团队为支撑，文化团体和企业提供资金、平台，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打造区域文化精品，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带动系列新兴产业”[5]。通过平台大力加强与区域文化部门的互动合作，使得高校与文化企业、部门无缝对接，有效地整合协调校内外的各种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并实现多部门多主体的快速、有效的联络、互动和融合，使平台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为高校了解一线提供文化服务实践场所和平台，努力实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和人才创新，从而构建文化“产学研用”于一体的文化产业服务体系，建立面向区域的开放式的文化产业经营服务模式[1]。

6 结语

对地方高校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协同研究，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者的协同发展并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简单叠加，重在协调区域文化和地方高校文化的发展步调，在与区域文化建构过程中做到协调和创新。这是“综合体”，是联动的项目，需要地方政府、高校、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多方联动的合作下，才能构建科学可持续的协同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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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丽水市社科联课题“文化融合对丽水‘两山’战略的作用分析”(项目编号：丽社联〔2016〕15号);2017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获得暨新苗人才计划——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高校文化与区域文化融合研究——以丽水地区为例(项目编号：2017R431011)。

[作者简介]王雨婷(1996—)，女，浙江杭州人，丽水学院商学院;徐倩倩(1990—)，女，浙江遂昌人，丽水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

作者：王雨婷　徐倩倩

第5篇：论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科技资源协同

摘要：科技资源是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能量基础，各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支撑整个创新系统的发展，推进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目前，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三地科技协同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科技资源流动和共享情况并不乐观，未来需要进一步打造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资源支撑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促进区域科技资源的外部化、社会化;二是强化科技资源共享的外部激励;三是构建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体系。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资源协同;科技创新资源的外部化;科技资源共享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1.087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确定为国家战略，而科技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京津冀城市群在科技、市场、信息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为协同创新提供了较好的资源基础，科技资源是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能量基础，而且近年来三地间科技资源流动越来越频繁，但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资源流动的行政壁垒依然存在，造成区域间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度不高，成为创新资源协同及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掣肘因素。

一、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科技资源基础 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科技资源基础有两个：一是京津冀科技资源丰富;二是京津冀科技产出能力强。

(一)京津冀科技资源丰富

首先，京津冀区域具有丰富的优质教育和研发机构，为科技协同创新输送人才和提供知识与技术。2013年，京津冀区域普通高等学校总数为267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10.7%，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分别为89所、55所和118所。《京津冀211高校专利发展研究报告(1985—2013)》显示，截至2014年4月，全国“211工程”高校共计112所。其中，京津冀地区拥有“211工程”高校共计31所，占全部“211工程”高校近1/3。除中央财经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其余京津冀“211工程”高校均有专利申请。[1]同时，京津冀地区也是科研院所的聚集地，中国科学院约一半的研究院所坐落于北京。京津冀三地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总数为541家，约占全国总数的14.1%。

其次，京津冀区域具有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是中国科技人才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2013年，京津冀区域R&D人员61.4万人，约占全国R&D人员总数的12.2%。其中，京津冀R&D人员中博士占11.8%，远远高于全国5.7%的水平。详见表1。

此外，京津冀地区科技投入能力总体上较强，2013年京津冀区域R&D经费支出(详见表2)总额1895亿元，约占全国总额的16%。其中，北京、天津的R&D经费投入强度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河北较低。2013年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中，京津冀区域的支出额377.3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3.9%。

(二)京津冀科技产出能力强

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的科技高地，不仅总体上科技资源丰富，科技投入强度较高。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科技产出能力。从专利产出来看(详见表3)，京津冀专利申请数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增长率分别为33.6%、48.5%、18.8%，均高于全国的专利申请增长率(18.8%)。专利授权量的情况也是如此，京津冀三地的专利授权数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的水平，即便是增长率较低的河北，其专利授权量增长率高出全国约13个百分点。

从技术交易来看，京津冀技术合同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占全国的28.0%和42.3%，是全国技术输出的核心区域，总体输出能力较强。但是，分别来看，三地存在落差。北京和天津两地的技术合同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均呈两位数以上增长，唯有河北的增长率全为负数。这一方面说明河北的技术合同输出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三地在技术流动上存在一定的梯度，有利于促进三地的协同创新。

从科技综合实力来看，河北与北京、天津的科技实力有一定差距，形成明显的技术梯度。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2》中2012年各地区创新能力排名情况，北京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3位，天津位于第7位，而河北则处于第15位[2]。

二、京津冀科技资源协同的现状及问题

京津冀科技资源协同的现状及问题是：一是创新资源流动加快;二是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度不高;三是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体系尚未形成。

(一)创新资源流动加快

京津冀地区聚集了众多的优质科技资源要素的同时，三地间要素流动频繁，彼此依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技术流动明显加快。北京技术市场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47.9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电子信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90.5%、59.9%和53.9%。特别是北京转移到津冀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技术合同成交额3.4亿元，同比增长69.4%。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指出，2005—2010年，河北省向北京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100万人左右;向天津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60万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态势。[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而在天津市的常住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省的人数为75.45万人，占天津市常住外来人口的25.2%[4]。为了促进三地的人才的优势互补与合作，三地于2011年出台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对科技人才流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技术资源流动来看，技术市场技术交易数据显示，在北京流向外省市的技术中，流向“环渤海经济圈”(除北京外)比例最高，占北京技术流向外省市总量的18.6%，达到301.3亿元。其次是流向“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分别占北京技术流向外省市总量的9.6%和8.4%。北京科技对环渤海地区的辐射已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5]。

(二)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度不高

尽管京津冀三地间的科技资源流动越来越频繁，但是，由于三地科技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以及行政体制的限制，造成区域间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度不高。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北京不仅未能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还呈现对周边资源“虹吸效应”[6]。具体而言，京津冀地区长期存在着创新人才流动受阻、科技公共设施共享不足、技术成果跨区域转移、转化的障碍等问题。三地之间高端人才合作重形式、轻机制，重竞争、轻合作，重个体、轻整体[7]。

在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方面，京津冀三地出台了一些促进办法，如北京市2007年出台了《北京市关于促进科技条件共享的若干意见》，天津市2006年《天津市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河北省2006年出台《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但是仍然存在共享地域的局限性，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科技成果的跨区域转移、转化是京津冀科技资源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从技术交易的数据来看，北京的技术资源流向天津、河北的比例不高，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天津和河北都没有因为地理位置优势而从北京承接更多的技术转移，从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反映出其承接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

(三)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体系尚未形成

尽管京津冀之间的科技资源流动不断加快，但是区域间的壁垒仍然存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程度不高。可以说，京津冀三地间仍未建立起科技创新资源管理体系，仍未能将科技创新资源协同作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一个战略重点。而三地间科技创新资源仅处于简单组合和整合的层次，没有实现资源的协同。如三地间的科技人才流动处于无序状态，大量人才涌入北京，而北京周边的河北地区发展缓慢缺少人才。因此，需要在梳理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的前提下，明确各地创新资源需求，将离散的资源系统化、组织化整合，用资源管理的理念在京津冀区域间配置科技创新资源，支撑跨区域的科技协同创新。

三、 科技资源协同机制设计的相关理论

早期的资源观认为，资源的专属性、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性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源泉。而开放式、网络化的创新活动中，这种资源属性又转变成企业和其他创新组织难以获得外部资源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各个创新组织和主体之间也同样面临着科技创新资源难以共享和整合的难题。而这一难题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资源本身的特性，还包括个子系统和不同创新主体的异质性所导致的资源壁垒。因此，为了实现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资源的协同，就必须首先建立区域间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

(一)科技创新资源的外部化、社会化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taka Takeuchi)提出了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模型[8]。认为知识创造的过程就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联结化(Combination)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几个阶段。由此可见，知识资源得而社会化和外显化是知识资源协同的基础与初级阶段。知识的社会化过程，使包含隐性和显性知识的知识集合成为协同创新主体的交流对象，通过交流形成共同的经验和共有的知识体系。在外部化阶段，由于主体间知识交流的需求，隐性知识的编码化进程加快，促进隐性知识逐步外部化，形成可以传递、储存、复制的知识，使这些知识便于在跨区域组织之间传递和共享。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外显化，使知识的协同成为可能。

相对于知识资源，其他创新资源如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物质的外部化、社会化则更多的是需要打破组织间、区域间的各种壁垒，建立有利于各个区域的资源共享模式。一方面，需要建立跨区域创新系统的整体观念，把自身的创新活动融入整个系统，以获取创新增值;另一方面，要采用开放式创新方式，结成创新和资源网络，进而实现资源间、组织间和子系统间的协同。

(二)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的外部激励

创新资源能否在区域间实现共享，不仅有赖于资源本身的性质和资源体系内部的特征，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知识以外的其他创新资源的共享依赖于多项环境变量、资源共享渠道以及资源共享平台等[9]，而政府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是区域创新资源共享的主要实现机制[10]。综合已有研究，结合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特点，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的外部激励机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完善制度体系

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跨区域的科技资源共享，并制定公共科技资源共享的规则，从宏观上为解决科技资源分散、封闭、利用率低等问题提供支持。特别是公共科技资源和科技基础设施等的开放共享，必须依靠政府的制度体系，使跨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参照，同时弥补科技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问题。

2.建立资源共享利益机制

由于创新子系统和创新主体间异质性，存在科技资源禀赋、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科技资源增值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差距，在资源共享中需要打破利益分配制度，实现区域整体利益的一体化，特别是需要建立资源共享过程中的利益补偿与协调均衡机制。

3.形成资源共享渠道

创新资源分散于各创新子系统和创新主体，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就需要建立起系统内的创新资源共享渠道。如中介组织和中介服务、资源共享平台、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平台等。

四、京津冀科技资源协同创新机制设计

京津冀科技资源协同创新机制的设计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促进京津冀科技资源的外部化和社会化

京津冀科技资源不能够充分流动共享的原因之一是资源间的各种封闭和壁垒。因此，需要促进京津冀科技资源的外部化和社会化，促进资源间协同。首先，应建立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整体观念，各个子区域只有通过协调合作才能实现更高层级的发展目标，解决自身不能解决的发展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讲，打破资源的壁垒是有必要的。其次，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是彼此间开放的创新模式，资源的外部化、社会化是资源开放的前提，必须将体制内外、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全部对外开放，进行有信任的合作。最后，对于那些不便于传递的信息和知识，应该通过编码化等方式使其外显化，并成为可以传递、复制和使用的知识和信息。

(二)强化科技资源共享的外部激励

一方面，需要在制度体系的完善，政府对于区域间资源配置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及区域间和主体间资源共享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开展京津冀的深度合作，探讨资源配置的方式方法、资源共享的利益分配和补偿的机制;另一方面，应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建立现代区域市场体系。有效的市场是实现京津冀资源流动、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利益实现，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的重要条件。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还必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当前，行政区划限制和分割的管理体制成为阻碍京津冀资源在市场中配置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京津冀区域内高效、合理的配置科技资源，就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来促进区域间的资源协同以及科技创新协同。改革的方向是明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职责和作用，减少政府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直接作用。政府的职责主要定位于提供宏观政策和必需的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公平，同时确保市场是科技资源配置的真正核心主体。现代化的区域市场体系首先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这是区域科技资源整合配置、区域协同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京津冀区域在市场准入、市场检验、资本自由流动、人才自由流动、产业转移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和封锁[11]。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同时，从区域整体利益和需求出发，引入区域内各种技术中介组织、协会组织等，共同建立统一的区域大市场，维护整体的市场环境。

(三)构建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体系

京津冀三地需要构建一个区域间科技资源管理体系，从科技资源的组合、整合和资源能力提升等不同环节进行动态的资源管理。这种资源管理体系在形成之初，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一定的组织和协调作用，搭建平台、制定政策和规则、完善市场及环境等。三地政府必须打破区域限制，将三地的科技创新资源纳入统一的资源体系来考量，将不同资源进行组合，进而加以整合产生资源增值，最终促进资源协同并支撑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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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海龙.京津冀区域治理——协调机制与模式[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编辑：韦京)

作者：毕娟

第6篇：“一带一路”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含涉不同区域，旨在加强各个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创新的区域合作，共同铸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是一条协同创新之路。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协同创新对相关区域要素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协同创新促进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区域创新绩效

一、引言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均需依靠关联国家与区域的多边支持与合作。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向周边辐射，把国内的资金、产品输送到世界，并且吸纳世界的资金与技术进入中国。通过这种协同创新要素的共享与整合，最终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中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加强区域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二、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实现我国创新型国家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组织与协调创新要素更是重中之重。只有科学有效地对创新要素进行组织与协调，从而进行创新生产，才能提升創新绩效。不同生产地区的创新过程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获得区域创新的因素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该地区的创新元素本身，即该地区使用自己的积累创新资源和生产条件;二是其他地区的创新元素，即创新的元素来源于其他地区。因此，区域创新系统的各种方法和组织协调元素的创新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每个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协作交互的内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创新，组织创新资源的创新，我们称之为协同创新;另一种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元素之间流动，因为它的相关效应主要反映了创新活动的地理空间，即空间联结。这两种方法通常包括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

目前，关于协同创新与创新绩效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万幼清、邓明然(2007)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知识重组进行协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集群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有很多，如企业基础知识存量、企业知识转移、知识的复杂性、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力和协同作用的程度等。也有许多学者从协同创新的内涵，协同创新模式和协同创新机制及其他方面的理论进行研究，但最近的研究逐步揭示了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贺灵(2012)等运用协同度模型测度了各省级区域创新网络要素间的协同能力，并实证分析了要素及其协同能力对各地区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张方华、陶静媛(2016)在构建概念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内部要素全面协同、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多重回归分析被解学梅、左蕾蕾(2013)用来探索知识吸收能力的对协同创新网络和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宋丽萍(2014)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组件，对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白俊红、蒋伏心(2015)通过协同创新建设的指标体系，并从区域创新的角度建立动态流动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探讨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和空间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本文通过以上研究得到启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根据协同创新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进行研究。

三、“一带一路“的特殊内涵

“一带一路“是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发展的宏远规划。“一带一路“实现了多方位的互联互通。涵盖五个重点地域合作方向。如下表：

基于以上路线，“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内容也体现为五通：中外沿线国家共同协调发展规划与加强政策沟通;沿线国家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沿线国家扩大贸易与互相投资，实现贸易畅通;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沿线国家开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交流，实现民心互通。其中政策沟通是前提，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贸易互通是重点，金融与资金融通是关键，民心互通是根基。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结构洞理论视角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套规范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它们的属性。它主要用来分析不同社会单位(个人、团体或社会)的结构或属性。社会网络理论将整个群体视为网络，着重分析各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并探讨这种关系会对网络成员的行动带来的影响。社会网络由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或国家及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节点代表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伯特结构洞理论。基于竞争的社会结构，伯特认为，结构洞是一个竞争者之间关系不连续或非对等的竞争领域，是一个企业家获得信息，时间，人员和控制的机会。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彼此之间存在的联系。社会网络分析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伯特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理论。伯特从竞争的社会结构出发，认为结构洞是竞争场域中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间断或非对等，是企业家获取信息、时间、人员和控制的机会。处在结构洞中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节点，必须通过第三个节点才能发生联系，此时这两个节点便存在结构洞。处在结构洞位置的节点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网络位置的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一现象被伯特称之为“洞效果“(holeeffects)。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身处关键的地理位置，是东亚与欧亚贯通的重要桥梁。在整个战略背景下，各国、各地域处在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每个城市与国家都处在不同的节点，中国联通四面八方，将各方资源在网络中进行整合、汇聚与创新，充分发挥网络节点与结构洞“洞“优势，为更好，更高效地实现“五通“与各区域的协同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四、“一带一路“协同创新与区域创新绩效

“一带一路“政策的直接影响是为双方合作提供保护工作。其中，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将互利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领域。创新要素的流动将间接影响不同地区的发展，导致不同区域的绩效。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应该基于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路线规划技术路线，并推进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和应用技术的瓶颈，努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因此，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互连过程中，企业应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特别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研发机构和成果定制方面仍需继续进行。区域创新体系的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政府资助科学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区域创新的绩效，且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结以及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联结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而金融机构资助科学技术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协同创新的总效应对区域创新绩效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理论框架如图。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讨论，从政策层面，首先鼓励政府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充分发挥支持和指导作用，完善基本平台和机制进行科技成果转移的变换。第二，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努力提高合作创新的制度环境，建立和完善科学成果转化支持服务体系，构建与互联网相结合、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第三，进行科技成果信息交换和发布，探索市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关于区域创新绩效的发展，新要素的规模化集聚与合理流动同样重要。第一，注重了解和使用自己的社会网络位置的条件，开发一个特殊的区域发展布局，东部地区为了改变原始的创新能力，加速创新集成发展，目的转型为创新驱动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资源的柔性衔接，进一步促使了先进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第二，要建立跨区域新型网络，促进各区域一起探索创新问题，互操作性的创新要素，技术联合研究机构，建立区域创新社会。此外，打造区域创新示范，促使国家和省级高新区按照高新技术的发展，在转型升级的方向，培育新兴产业，开展区域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培育以及建立创新容错的新机制来宽容失败。因为建立在高素质人才的最深层次基础之上的最终是科技创新的成果和质量。所以，在加快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应特别重视企业家在创新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弘扬创业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利益和财产权利。通过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中介体系来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功能，使科技信贷资金真正流向最有效益的企业和最值得投资的项目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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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余家胜.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2.

作者简介：李秀珍(1991- )，女，河南人，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金丹(1992- )，女，黑龙江人，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申倩光(1992- )，男，广西人，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作者：李秀珍　金丹　申倩光

第7篇：协同创新

考试时间：2018-02-28 08:56-2018-02-28 09:05 93分

o o o o  o o  1.以下选项中，不属于协同创新管理的困难的是( )。(单选题3分)A.价值观的统一 B.文化的冲突 C.地域整合 D.利益的统一

2.11115444(单选题3分)A.456789.0 B.789797.0

得分：3分

得分：3分

3.提升协同创新的基本方针是增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深度，号召跨国界、跨区域、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努力实现构建成( )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o o o  o A.跨国界、跨学科、跨地区 B.多学科、多功能、高级别 C.大开放、大合作、大协同 D.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

4.协同创新政策的本质目标是( )。(单选题3分)A.促进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

得分：3分 o o o  o o o o  B.建立健全鼓励协同创新主体之间合作的法律制度

C.加强协同创新的外在环境建设，努力建设一种公平、公正的创新合作环境 D.克服协同创新系统的缺陷，从而更好地促进协同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 5.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 )。(单选题3分)A.缺乏好的创意和科技能力 B.创新的过程存在问题 C.缺乏优秀的高科技人才 D.重视程度不够

6.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创新等级排名上，我国被列为( )。(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以效率驱动发展的第二等级国家 B.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三等级国家 C.以效率驱动发展的第三等级国家 D.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二等级国家

7.我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o A.2020.0 B.2025.0 C.2030.0 D.2035.0 8.创新的主体是( )。(单选题3分)A.个人

得分：3分 o o o  o o o o  o o o o  B.企业 C.高等院校 D.科研机构

9.大学和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的根本目的是( )。(单选题3分)A.提高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 B.降低科研风险，实现风险分担

C.获得经济收益，促进组织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D.实现共同利益，将高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0.MIT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进过程是( )。(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A.产业咨询融入学术系统-利用知识创建新的公司-大学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 B.产业咨询融入学术系统-大学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利用知识创建新的公司 C.大学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产业咨询融入学术系统-利用知识创建新的公司 D.大学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利用知识创建新的公司-产业咨询融入学术系统

11.我国现有的创新组织虽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存在着( )等问题，影响了科技公共服务能力和科技创新的后劲。(多选题4分)

得分：4分

o o o o  A.规模过大 B.学科单一 C.综合度低

D.公益性目标不显著

12.MIT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新发展模式的代表，对我国的启示是( )。(多选题4分)得分：4分

o A.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导向应该与建设创业型大学联系起来 o o o 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B.根据知识形态的变化制定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导向的不同模式 C.富有特色的专利政策体系和下放大学的自主权 D.多异质性主体的参与

13.在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中，政府的作用是( )。(多选题4分)A.调节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限制 B.解决协同创新信息缺陷问题 C.解决知识基础与商业需求不适应 D.充当“宽容的顾客”的角色

14.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体系包含( )。(多选题4分)A.财政政策 B.税收政策 C.金融政策 D.产业政策

15.产学研制度安排不合理带来的问题是( )。(多选题4分)A.产学研功能混乱 B.产学研合作的层次较低 C.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不足 D.产学研资源不足

16.产学研合作发展态势是( )。(多选题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得分：0分

A.由紧密型向松散型过渡，即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

B.由获取资源为主的产学研向面向自主创新能力的产学研迈进 C.在合作形式上向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战略联盟方向发展 o  o o o o  o o o o  D.基于技术特性和知识特征的区分将成为合作模式的决定因素 17.产学研合作具有( )。(多选题4分)A.高不确定性 B.高风险性

C.合作的高交易成本性

D.合作双方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

18.我国协同创新的现状是( )。(多选题4分)A.研发与创新资源分散 B.创新系统封闭

C.尚未建立大协同的机制和体制 D.企业之间多进行研发合作

19.根据我国国情与发展的现实环境，我国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可以采取的对策是( )。(多选题4分)得分：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o o o o  o o o o A.搭建支撑学科、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平台 B.优化协同创新平台的战略布局 C.建立协同创新校企交互的联动机制

D.拓展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多途径的融资渠道 20.协同创新的意义在于( )。(多选题4分)A.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B.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C.保持我国经济的持久繁荣、科技的进步 D.人才的高端培养

得分：4分  21.协同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判断题3分)分：3分

得o o  正确 错误

22.协同创新平台是集聚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最重要载体。(判断题3分)分

得分：3o o  正确 错误

23.协同创新已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成为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判断题3分)

得分：3分

o o  正确 错误

24.从20世纪初开始，MIT慢慢形成了产学研合作联盟的基本模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所创业型大学。(判断题3分)

得分：3分

o o  正确 错误

25.协同创新的过程涉及多利益主体的参与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制度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了制度与规范保障。(判断题3分)

得分：3分

o o 正确 错误  26.产学研合作并不存在知识来源与知识应用分离的组织、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判断题3分)得分：3分

o o  正确 错误

27.加强协同创新，就要强调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还要加快建立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判断题3分)

得分：3分

o o  正确 错误

28.当前，中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潜力虽小，但专利结构优良。(判断题3分)分

得分：0o o  正确 错误

29.协同创新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用政府行为来弥补因市场失灵带来的不足。(判断题3分)得分：3分

o o  正确 错误

30.一个国家，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不具备创新能力，就会失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判断题3分)

得分：3分

o o 正确 错误

第8篇：大力推动协同创新

大力推动协同创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工作部署视频会议上的发言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2012年5月7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眼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求“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教育部、财政部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决定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我们认为，实施“2011计划”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头等大事，将对高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要抓住契机大力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在这里，谈三点认识：

一、实施“2011计划”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需要

胡总书记强调：“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推动协同创新，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内涵发展的方式，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协同创新不同于过去主要关注技术创新，更注重组织制度创新，特别是要解决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和国家经济建设脱节、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脱节等问题，破解制约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提高办学质量提供制度保证。同时也为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即通过协作和大联合，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协同创新平台和机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育重大创新成果，在实践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校实际的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二、实施“2011计划”要准确把握协同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协同创新，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清华建校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牢牢坚持人才培养根本任务，明确了“顶天、立地、树人”科研宗旨，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形成了多种协同创新模式。一是校企协同创新。1995年我校建立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国内外成员单位近100个;累计与企业建立联合研究机构90多个。高温气冷堆国家重大专项、大型集装箱检 查系统都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二是校地协同创新。我校与深圳、北京、河北、浙江等地政府共建了4个研究院，依托苏州、无锡市新建2个研究院。例如深圳研究院累计获授权专利100多项，孵化企业600多家、2010年产值达260多亿元，创造了“四不像”等经验。

三是大学间协同创新。我校以主持国家重大项目为契机，吸引兄弟高校参与。例如，与北京大学共建生命科学联合中心，进行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到目前已在Nature、Science、Cell等期刊发表论文160篇，取得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四是国际协同创新。我校与很多大型跨国企业、研究机构建立了战略联盟，2009年与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组建低碳能源大学联盟，应对气候变化。

我校实践表明：第一，成功的协同创新要能够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专业化向多样化系统化发展，促进多层次、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成长。第二，成功的协同创新依赖于高校作为非市场利益主体的纽带作用和学术引领作用。例如，我校最近成立燃气轮机与煤气化国家工程中心，吸引了国内多家燃气轮机制造企业参加。第三，成功的协同创新不能以短期效益为目的，要全过程、全方位、长时期、整体性地加以推进。我校很多校地、校企协同创新成果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第四，成功的协同创新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核心作用，形成自主自愿的结合与协同，在竞争中协同、在协同中竞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创造性。

三、实施“2011计划”要加强政策引导、切实落到实处

实施“2011计划”的核心是大力推进高校自身的改革。面对新形势，我校确立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全面推动学科、教学、科研、资源配置、行政管理等6项综合改革，通过协同创新促进学科交叉和团队建设，释放学术活力，大力提高办学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此，我们有几点体会：

一要充分认识到协同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要突破现有的各层面的科研和人才管理模式，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两个脱节”的问题。

二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集聚和协同作用，打破学科、单位、区域界限，以学术而非行政为纽带，释放和激发学术活力，形成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

三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自下而上推进，坚持高标准、高质量，质量优于名额配置，加大培育过程和范围，分阶段建设。我们相信，在教育部、财政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实施“2011计划”必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