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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下我国长三角地区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了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次贷危机发生前后两年(2005年至2009年)我国东部长三角地区与中部省级地区经济与金融统计数据，选取多维度指标体系，采用Granger检验、VAR模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定量分析危机前、后这两个地区经济金融之间因果关系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是本次次贷危机下长三角地区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次贷危机；长三角地区；中部地区；跨区域传染；vAR模型
作者：何宜庆 陈华强 万媛媛
根据各地区发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我们对2011年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回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2011年各地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5万亿俱乐部”已经开始出现。展望2012年，我们认为，在国家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再次超过东部，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在2012年可能有所暴露，要注意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2011年各地区经济发展回顾
数据显示，2011年GDP总量居前3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分别为5.3万亿元、4.8万亿元、4.5万亿元，广东GDP率先通过5万亿元大关;5万亿、4万亿、3万亿、2万亿、1万亿省份分别有1个、2个、1个、4个、15个。2011年江西GDP增长12.5%，达11583.8亿元，首次晋升“万亿俱乐部”省份，经济总量列第二十位。中部六省2011年的GDP均过了万亿元，江西居第五，略高于山西的11100.2亿元。广西、江西、天津、山西也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
除北京、上海、浙江3个省市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值9.2%，其他28个省份全部高于这一水平。增速最高的为16.4%，最低的为8%，其中增速在12%~15%的省份占了近半数，超过15%(含)的有4个省份。重庆与天津的GDP增速为全国第一，是增速最慢的北京的2倍多，其次是四川、内蒙古和吉林。
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GDP的“成绩单”有所不同，从总量来看，东部的GDP总量非常大，在榜单中，GDP总量排名前3位的都是东部沿海省份。比如广东的GDP总量几乎是西藏的100倍。虽然西部省份的GDP总量不及东部，但是其增速高于东部，西部省份的增速都在12%以上，重庆(与天津并列)更是凭借16.4%的GDP增速，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四川、内蒙古、贵州、吉林、陕西等省区市涨幅均名列前茅。
2011年工业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分行业看，原材料行业增长12.6%，消费品工业增长14.1%，装备制造业增长15.1%，电子制造业增长15.9%。分季度来看，2011年一季度到四季度工业经济增长分别是14.4%、14.0%、13.8%和12.8%，工业增速呈逐季趋缓的趋势。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9.9%，集体企业增长9.3%，股份制企业增长15.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11.7%，中部地区增长18.2%，西部地区增长16.8%。
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2010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比2010年增加8818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比2010年增加11821亿元，增长29.1%。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长22.6%;非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
从各地公布的数据中可以发现，一般预算收入方面，广东、江苏两省的收入额达到5000亿元以上，山东、上海、浙江、北京的收入额达到了3000亿元以上，辽宁、四川两省的收入额也达到了2000亿元以上。综合统计显示，2个地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超过5000亿元，6个地区收入超过3000亿元，8个地区收入超过2000亿元，21个地区收入超过1000亿元。增速方面，陕西、西藏、重庆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分别达到56.5%、49.2%和46.2%，居全国前三位。
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1933亿元，比2010年增长23.8%，增速比1~11月回落0.7个百分点，扣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6.1%(以下除特别标明外均为名义增长)。
分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投资144536亿元，比2010年增长21.3%，增速比1~11月回落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82524亿元，增长28.8%，增速比1~11月回落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69489亿元，增长29.2%，增速与1~11月持平。
2011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26亿元，比2010年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6908亿元，比2010年增长17.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4318亿元，增长16.7%。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20543亿元，比2010年增长16.9%;商品零售160683亿元，增长17.2%。
从各地方的数据来看，经济大省广东、山东、江苏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2.02亿元、1.67亿元和1.58亿元居全国前3位。增速方面，海南、陕西、四川分别达到18.8%、18.5%和18.1%，居前3位。
2011年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2.5%;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5亿美元，增长24.9%。进出口相抵，顺差1551亿美元，比2010年减少264亿美元。
广东、江苏、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9134.8、5397.6和4374.36亿美元，居全国前3位。而重庆、河南、贵州的进出口增速达到140%、83.1%和55.2%，居全国前3位。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10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增速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10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上海、北京、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前3位，分别为36230元、32903元、30971元;上海、北京、浙江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在全国排名前3位，分别为15644元、14736元、13071元。
2012年地区经济发展展望
2012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将出现怎样的发展形势和格局?在各方机构和专家均不太看好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情况下，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各地方将交出怎样的发展答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作出“稳中求进”的定调前提下，各地方如何布置本地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它会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1.2012年中西部省份GDP增速将继续高于东部，东部省份经济增长将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从近几年来，特别是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各地区的经济增速情况看，过去改革开放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部各省的发展速度在逐渐减缓，而过去面临资源和地理环境制约的中西部地区，正在抓住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支持的有利条件，快速成长。从2011年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位列GDP增速前10名的地区有9个都是中西部地区，仅有天津1个地区位于东部。其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内蒙古已经连续数年位于增速的前列。作为西部地区的强市，重庆的目标仍是2011年的预计值――13.5%。而该目标低于2011年的实际增长值。据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重庆经济展望蓝皮书》显示，2011年，重庆GDP的实际增幅可以达到16.8%。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用不了5年时间，重庆的GDP就将翻一番。而从2011年前三季度各经济区域的平均经济增速上看，东部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速在4个地区中排名最后，而西部地区的增速最快。
在“十二五”的发展战略中，国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交给了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部各省，而中西地区承担的任务更多是加快经济增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的任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在《纲要》的第十八章“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分中，具体安排如下：第一节，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第二节，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第三节，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第四节，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第五节，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从各地区的排序中可以看出，西部、东北、中部地区被放在了前三位，而最后一位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也大多位于中西地区。另外，中央工作会议对2012年区域发展工作也指出，东部地区要更加自觉地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西部地区要创新发展模式。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支持，切实改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扎实推进援藏援疆工作。因此，我们认为，在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将受到一定的限制，部分地区也会主动调低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目的。而中西地区将抓住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经济增长上的提升，缩小与东部地区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
另外，从“十二五”期间各地区设定的GDP发展速度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在年GDP年增速预期达到10%以上的16个地区中，仅有海南和天津位于东部，辽宁位于东北。GDP年增速不到9%的5个地区全部位于东部。一般来讲，决策部门对地区GDP增长的期望度决定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上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度。东部地区在GDP增速预期上的放缓，恰恰说明了对东部发达省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民生以及社会建设上的重视。
在肩负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及其他方面建设重任的同时，2012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也客观地决定了东部地区在GDP增长上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测算表明，东部地区各省市在经济外向性程度和出口占GDP比重上均高于中西部。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不确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动荡和恶化的情况下，出口的形势势必不会很好，而2011年三季度以来的进出口数据已经表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在外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地区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这种情况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2.应警惕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的发生和累积
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全国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32111.94亿元、46632.06亿元和28430.91亿元，分别占29.96%、43.51%和26.53%。从区域分布看，东部11个省(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53208.39亿元，占49.65%;中部8个省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716.35亿元，占23.06%;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债务余额29250.17亿元，占27.29%。另外，审计署的报告也指出，至2010年底，在36个省级政府中，有7个未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8个未明确债务归口管理部门，14个未建立政府性债务还贷准备金制度，24个未建立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市级和县级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地方长期存在债务规模底数不清、偿债责任未落实等问题。测算表明，2012年是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偿债高峰期，能否跨过这个偿债高峰期的坎，是关系到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11年曝出的“滇公路”事件就已经为地方债问题敲响了警钟。而最值得引起重视的就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县级地方债务问题的发生。相比经济发达、财税收入来源较广的东部沿海和一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由于经济相对欠发达，平台注资中存在大量办公楼、地产等项目，且税收来源较为单一，面临的风险较大。省级交通投资平台，尤其是财力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很有可能成为地方融资平台第一轮违约危机冲击的对象。中西部地区由于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增长重任，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地方财力“捉襟见肘”。因此，缺钱的地方有更大的冲动举债融资。在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债务负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债务累积会加大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压力。在很多地方，负债的偿还依靠土地收入的稳定增长，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去房地产化的过程中，土地市场必然遇冷，政府的卖地收入也会不同程度地缩水。
西部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一旦时机成熟，两部地区将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发展。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就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
从目前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同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相比要优越的多;其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不但将为西部开发提供优惠的政策，而且有能力为西部开发提供较大的财力、物力;第三，已经发展起来的东南沿海地区将会在国家的号召和优惠政策指导下，并为了自身和全局的利益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帮助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第四，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第五，西部地区在很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国家的政策得当，西部的区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同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云南梁河县温泉疗养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一、实施地区：云南省
二、项目内容：
投资总额：500万
外资比例：100%
三、合作方式：独资、合作开发
四、项目概况：
勐养镇位于梁河县南部，地处梁河、陇川、潞西三县(市)交界处。潞盈路(国家二级公路)、龙江跨境而过，镇政府驻地距县城60公里，距州府芒市68公里，是傣族、景颇族、阿昌族、汉族等民族聚居镇。据统计2005年末，全镇总人口17377人，傣族占46.8%、景颇族占5.3%、阿昌族占4.1%、汉族占43.4%。勐养镇山川秀丽，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灿烂，民族风情独特，被誉为“鱼米之乡”、“葫芦丝之乡”、“歌舞之乡”，2005年浙江大华集团在龙江勐养段投资10多亿元，建设总装机18万千瓦弄另水电站，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各民族的居住、饮食、服饰、节日等特点多、种类多，如傣族特有的撒撇、火烧猪、韵律优美的葫芦丝、欢乐吉祥的泼水节;景颇族独特的舂菜、精致漂亮的服饰、演绎祖先征服自然盛大的目脑纵歌节;阿昌族优美悦耳的山歌和庆祝丰收的阿露窝节等等，让人留恋忘返。龙江勐养段底养渡口道路畅通，江面宽敞，水流平缓，道路畅通。渡口西岸有3处地热温泉，出水口水温达60℃-80℃，长年不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沐浴后能治疗各种劳伤、风湿、皮肤病，皮肤光滑，心旷神怡。附近具有用于调配水温、饮用的清洁山泉水，竹林密布，场地平整，环境优美，每逢节假日是当地和县内外各族群众集会的场所，在州内的知名度日益扩大，是温泉疗养旅游综合开发、创造财富的理想之地。
五、开发主题：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展示民族文化。
六、开发思路：
发挥温泉、江面、环境、特色民族文化、区位优势，进行温泉疗养住宿、江面旅游、民族歌舞展示、民族饮食品尝。
七、项目建设内容：疗养场所及引水工程建设、航道清理及船只投入、民族歌舞展示场所建设、住宿和购物中心建设，实现疗养、旅游、娱乐、购物一体化。
八、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场地(可征用和租用)和设施固定投入300万元，流动资金200万元。
九、市场经济效益分析：
以年接待游客3.5万人，人均消费100元，年可完成营业收350万元，实现利润200万元，回报丰厚。
十、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可享受省州县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现正在招商过程中，热忱欢迎有识有志之士落户投资。
大峡谷最佳入口处休闲山庄建设项目
一、实施地区西藏自治区
二、项目简介：稚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它从米林县派镇起，向东绕过南迦巴瓦峰(7787米)作马蹄形大拐弯后，向南延伸。米林县派镇转运站是进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自然保护区旅游观光的要道，也是遇往墨脱县的必往之地。
三、投资总额：800万
四、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五、市场经济效益分析：大峡谷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众多的温泉、瀑布，给米林发展生态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它处于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的山脚下，使通往派镇转运站的交通要道，转运站是翻越多雄山，通往墨脱县的咽喉，也是大峡谷的最佳入口处，在大峡谷最佳入口建设休闲山庄是完全必要的，具有旷阔的发展前景，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盈利空间。
该项目投资建成后，通过门票收入、住宿收入、餐饮及服务业收人、旅游相关产业收入等，将可实现税后丰厚的利润，投资回收期预计3年。
六、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建设建议书已完成。
七、项目建设的意义：将向世人展示大峡谷的丰姿，吸引众多的中外游客到来林观光旅游，增加米林的知名度，并带动2个乡、1个镇以及墨脱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米林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增加农牧民群众的收入，维护边防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
八、优惠政策：可享受自治区、林芝地区及米林县相关政策。
临泽县丹霞地貌旅游景区开发项目
一、实施地区：甘肃省
二、项目简介：以丹霞地貌区为主，以祁连山为主要配套资源进行开发，建成融休闲旅游、餐饮娱乐、旅游购物于一体的观光旅游区和旅游商贸区。旅游区有三个功能区组成，即观光区、休闲娱乐区和商务区。观光区主要为丹霞地貌提供最佳美学观光视角，让游客饱览丹霞全貌和神奇。休闲娱乐区和商务区主要提供休闲旅游、商务、各类聚会、民俗活动以及旅游购物空间。
建设条件：丹霞地貌景观神奇。该项目位于张掖市境内，祁连山北麓。该地质群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0公里，以层理交错、岩壁陡峭、气势磅礴、造型奇特、色彩斑斓而称奇，其经典之处主要集中在临泽县梨园口附近，集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于一体，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和地质研究价值。“丹霞地貌”是地壳经过漫长的上升运动，岩层节理变化，雨水河流的冲刷逐步形成的。具有雄、险、奇、秀、幽的特色，在我国北方极为罕见。且交通通讯便利，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
三、投资总额：5000万元，需引资4500万元。
四、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其他
五、市场经济效益分析：年营业收入3000万元，和润800万元，税金300万元。
西藏米林县南伊沟景区资源开发项目
一、实施地区：西藏自治区
二、项目简介：南伊沟位于南伊珞巴民族乡境内，沟内有一条南伊河，从南向北流入雅鲁藏布江。南伊沟内景色绮丽，有保护完好的天然原始森林和植被，既有高大的针润叶混交林，又有牧草丰盛的草甸。独资、合资、合作南伊乡境内主要居住着藏、珞巴、门巴等民族。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藏、珞巴、门巴等民族独特的风情民俗，将吸引众多的中外游客到此地观光旅游，是米林县发展旅游业的绝佳之地。
三、投资总额：5000万元
四、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
五、市场经济效益分析：该项目建成以后，将对保护南伊沟生态资源和植被，对原始森林进行保护性开发，维护米林县生态环境，带动米林县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全县经济的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发南伊沟生态旅游资源，使游客了解藏、珞巴、门巴等民族的风情民俗，对于密林发展旅游业，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 要]制度效率的差距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构建一个大规模协调博弈的模型来解释地区制度效率差异扩大化的原因。基本的结论是：由于大规模协调博弈使地区制度效率的差异呈扩大化的趋势，因此落后地区忽略制度差异的赶超战略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精简政府的规模和职能、更有效的监督政府权力是缩小地区间制度效率差距的方法。
[关键词]大规模协调博弈;制度;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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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2000年到2010年，东部5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西部10省(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平均GDP从2000年的差距6，549元扩大到2010年的21，340元，绝对的差距在扩大。东西部的经济增长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现有的文献对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有很多的描述并研究收入差距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如彭文斌通过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描述了我国东中西3大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贡献率的时空]变特征。[1]魏后凯对中国地区经济差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落后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大体每年约以2%的速度缩小，同时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格局反而进一步加剧。[2]其他学者如杨开忠、蔡昉等也进行了相似的描述。但是这些分析对区域差距的原因分析较少。[3][4]
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假设，必然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随经济发展而缩小。但这一结论和很多的实证分析并不相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对区域差距的发散性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形成良性的互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越多，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经济落后的地区，学习的机会小，知识积累很缓慢，经济发展也就慢。一快一慢，必然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除此之外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进行了数据检验，发现并不存在决定经济发展的简单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制度，包括市场、产权和法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5]
笔者认为，除了人力资本是可积累的因素以外，制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具有相似的作用。本文将采用一个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制度效率差异及其原因。这里的制度特指和企业营商环境有关的各种规则的总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
二、制度的积累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大规模协调博弈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政府官员和所有市场经济中的人一样，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表现为个人权力、在职消费等，这些都和政府可支配的资源成正比，和政府的收入成正比，因此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政府收入最大化。
企业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此企业会精心选择自己的建厂地址，在影响选址的因素中，法治、规范化的程度是重要的标准，在其它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制度成本最低的地方来建企业。
现在假设有两个地区的企业数量不一样。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一个囚犯困境的博弈。表一是该博弈的收益矩阵。收益矩阵中前一个数字代表政府的收益，后一个数据代表企业的收益。政府的行为分成高法治水平和低法治水平，高法治水平是指政府切实帮助企业，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方便;低法治水平是指政府以获得短期的收益为目标，增加企业的各种税费，任意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在(高法治水平，进入)这一组合下，政府获得税收T，同时为了吸引企业到来花了成本Z，政府的纯收益为T-Z，这种收益可以长期存在。(低法治水平，进入)这一组合时，政府通过勒索企业来获得好处，如乱收费，乱摊派和罚款等。用L表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经营，只有关门大吉，这将损失前期的投入，用C表示，企业的收益为负数，政府的收益为T+L，多于好心时可以获得的收入，不过由于企业会退出，这种收益只能获取一次;(高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下，政府损失吸引企业所花费的成本Z;企业没有进入，收益为0。(低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由于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故收益都为零(见表1)。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低法治水平是占优策略，无论企业是进入还是不进入，低法治水平时的收益都会高于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T+L>T-Z，0> -Z)。对企业而言，企业知道政府一定会选择低法治水平，这时企业的进入之后的收益将为负，因此企业会选不择进入的策略，这样博弈的均衡结果将是(低法治水平，不进入)的组合。
这种均衡的结果显然不是社会的最优结果，从社会角度看的最优结果是(进入，高法治水平)的组合。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无穷多次时，双方都会认识到合作的收益，博弈的双方都会选择(进入，高法治水平)的组合从而走出囚徒困境。
可以看出，当一地的潜在的试图在该地选址的企业足够多时，追求最大财政收入的政府将会采取高法治水平的行为，而潜在的企业也将会选择进入的策略。假设现有的企业数量为m，潜在的企业数量为n，在不考虑贴现因素时，政府采用掠夺策略时的收益为■(T+L)i，潜在企业发现现有的企业被掠夺了，自然会放弃进入该地的想法。采用高法治水平时的收益为■(T-Z)i，政府不但可以从现有的企业获得正常的税收，还能吸引潜在企业的进入。因为(T-Z)>0(否则政府不会愿意招商引资)。所以，当m足够大时，即潜在需要进入的企业足够多时，必然有■(T-Z)i>■(T+L)i，对政府来说，掠夺将是一个不明智的策略，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将会采用高法治水平的策略。
以上分析表明当潜在的企业数量足够多时，政府将会实行更加友善的公共政策，地区的制度环境将大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跟这种潜在进入的企业有很大的关系，被确定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地区，为了吸引潜在的海外企业，纷纷都执行优惠的政策并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拉开了和中东部地区的距离，而中西部由于开放的程度不如沿海，潜在的需要进入的企业数量少，因而实行友善公共政策的激励程度不足。
潜在进入的企业是决定政府行为的因素，当已经进入的企业数量足够多，而潜在进入的企业数量减少时，政府可能同样会采用掠夺的政策。即n多而m少时，将使n越来越接近于m+n，由于T+L>T-Z，当n和m接近时，■(T-Z)i的值将小于■(T+L)i，这意味着在大量企业已经进入之后，政府实行掠夺的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从现实来看，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发生，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地方，都有较高的法治化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政府追求长期收益。但政府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政府官员不会为了整体的长期利益而放弃他在任时可以获得的更多收入。那么政府进行规范管理就只能是另外的原因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存在的，数量众多的企业会改变政府的行为。如果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政府行为规范，企业数量少的地方政府采用掠夺式的管理，那么就会形成典型的大规模的协调博弈，形成制度效率上的马太效应，最终导致经济上的差距。而这种可能性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大规模协调博弈指的是，当其他很多人在做出了选择之后，局中人如果跟随其他人的选择，就能提高收益，如果不跟随，则收益就会降低，一个典型的大规模协调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以企业的选址决策为例，支付矩阵中的第一个值表示其他企业的收益，第二个值表示企业X的收益。当其他企业选择A城市时，企业X也选择A，那么企业X和其他企业的收益都将为H+x。H表示没有企业X时其他企业所获得的较高的收益，由于企业X的加入，所有企业的收益都增加了， x为增加的部分。如果其他企业和企业X都选择B，其收益与都选择A城市时相同。当其他企业选择A城市，而企业X选择B城市，也就是企业X不跟随其它企业时(其他企业选B而企业X选A时也是相同的)，其他企业的收益仍然为原来的H，而企业X的收益将为L，L是一个比H更低的收益。
这样的收益矩阵和现实中的区域企业分布相符合，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一带，而内陆地区的民营企业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也是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企业基数越多的地方，越是吸引新企业的到来，这种马太效应有其现实的原因。
第一，企业的数量会促使政府降低政府收入对企业形成的负担。政府的收入如果依赖于本地的大量的企业，政府就必然和企业进行协商和协调，通过维护企业的利益来获得收入。通过减轻本地企业的负担，培养税基，实现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本地企业数量众多，即使税负较轻，也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对于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来说，政府会采用低税负的管理办法，形成规范高法治水平的管理而不是掠夺式的管理;对于企业数量少的地区，由于财政压力，政府可能会采取高税负的管理办法。对企业来说判断投资环境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现有的企业数量，现有的企业数量越多，则营商环境越好。当企业按照这种方法来选址的时候，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协调博弈：现有企业数量越多，越能吸引新企业的到来从而经济也越发达。这和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事实是相符的。
第二，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增加政府管理的工作量，形成学习效应，促进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规范性，制定更科学的流程，减少单个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学习效应是职员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重复进行同一类问题的处理而提高能力，降低成本的现象。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效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起初完成一项针对企业的审批、核查等管理时，需要较多的时间，当企业数量较多时，工作人员会变得越来越熟练，从而提高处理速度和效率。二是管理者在大量的管理实践中，能把各个管理环节进行合理的顺序安排，形成更为科学快捷的流程，进而提高管理的效率。三是当政府管理形成既定的模式之后，企业会针对政府的管理来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这也会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相反，在企业数量很少的地方，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科学流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往往没有特定标准，或者有制定标准却不能熟练的操作，拖延时间，甚至会以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行处理。可想而知，在这种管理效率较低的地方创办企业将会面临较高的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例如温州为了保护和促进挂户经营家庭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三借”(即出借介绍信、合同书、银行账户)，“四代”(即代开统一发票、代为计账、代征国家税款、代集体提留)等服务，提高。而这样的管理经验，不可能在一个企业数量少的地方发生。
第三，企业数量的增加能更有力的监督政府，促进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庞大的企业数量会给现有的行政机构形成压力。当企业利益受损的时候，可能会与政府进行集体的协商，增加谈判筹码，促使政府形成有利于当地企业的政策。例如1999年，温州市政府在全国最早以政府令发布了《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并赋予行业协会16项具体职能，提高企业的话语权，更有效的监督政府。[6]一个企业的诉求可能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众多企业的诉求显然会不一样，政府会考虑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也会考虑对其它企业信心的影响。相反，如果一个地方企业数量很少，这些企业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政府往往会亲自参与经济建设，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推动GDP和政绩，获得各种上级的资助。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企业的利益被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为打造“白酒一条街”，在搬迁补偿及安置等措施未明确的情况下，强制商铺搬迁，并强行扣押部分商户货品。[7]这就是一种忽视企业利益的典型做法，如果当地有足够多的企业的话，这种行为就很难发生。
第四，企业数量较少的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比较深。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政府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往往对经济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如通过各种优惠补贴和谈判将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引入本地，增加本地的投资和GDP，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对每个政府部门都安排招商引资的任务。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直接引进有可能是基于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之间的互利，强调的是个人的因素，弱化制度的约束，不利于改善整体营商环境。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政府干预程度越深，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就越大，资源配置将越没有效率。从实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力控制来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在我国，官员的考核是以GDP和税收为最主要的指标，经济发达的地区无论绝对值还是增长率都处于前列，往往会以稳定的政策来保持现有的发展趋势，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进行强力的经济干预;而落后地区增长速度方面处于劣势，GDP绝对值更是悬殊，这对于当地政府官员的考核来说极为不利，因此落后地区的官员都有强烈的赶超情结，希望通过强力的政府和政治干预来增加这两项指标，结果就会形成强力的政府干预模式，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加上每个新任的官员往往都会提出自己的一套干预模式，致使政策缺乏连续性。这种不同的干预模式对企业的选址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对已经有大量企业的地区，新进企业会相信当地有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连续的政府政策;而企业数量较少的落后地区则会有较多的政府干预和多变的政府政策，形成企业数量越多的地区，越吸引新企业投资的局面，形成马太效应。
第五，从行政文化的角度来看，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更能形成尊重企业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多的地方，政府财政方面对上级的依赖较少，靠当地企业的税收来提供，保护当地企业就是保护政府的收入，政府会和当地企业进行协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种行为日复一日的进行，就会在公共管理机构中形成尊重企业，保护企业产权的行政文化。企业数量少的地方，当地企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有限，不能满足全部财政开支的需要，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口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维系，获得上级政府的支持对当地政府尤为重要。管理活动往往只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当地行政部门没有改善本地治理的动力，其管理将更加的专横，对管理制度创新会持反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形成以上级官员好恶为转移的管理方式，忽略对当地企业的保护和尊重，企业数量的减少就不足为奇了。
三、增进制度效率的思路
制度改进的马太效应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且这种差异不会缩小，只会扩大，这是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大规模协调博弈，企业的数量本身对政府的管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营商的制度环境。制度是一种经济增长的结果，良好的制度又促进更多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形成良性互动。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结论也是正确的，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壮大，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灭亡。从横向来看，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就有更民主和文明的制度，有更有力的财产保护制度。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同时，也伴随有财产保护的不力。因此，要想减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要克服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鸿沟。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改善地方制度环境的前提。公共选择的理论却认为，政府由普通人组成，这些人同样具有经济人的属性。所以政府的行为同样是利已的和自私的，很多腐败国家的政府，其行为完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对现实的观察也印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干预得越多，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将被严重扭曲。增进制度效率的方法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对企业而言，政府干预太多的地区，会面临更高的税费和罚款，营商环境会更差，如最近发生的沈阳商铺大面积关门事件，[8]就体现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减少政府干预无疑会减少企业的负担，改善制度环境。
精简政府规模。首先减少政府规模可以减少管理成本，维持大规模政府的运转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经费主要由当地企业和居民提供，精简政府规模可以节省大量的税收，减轻企业负担。其次精简机构可以减少政府的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减少各种对企业的收费。从实践来看，凡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具有小政府的特征，正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才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有效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掠夺之手对经济的破坏，是改善制度效率的关键因素。政府具有大规模征用和惩罚的权力，政府任意干预和和管制会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市场经济的活动有三类主体，分别为个人(家户)、企业和政府，只有在这三类主体的行为都处于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时，财产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的运行。反之，如果产权就得不到充分保护，则很多潜在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发生，社会的实际产出将大大少于潜在的产出。在这三个主体中有能力超越法律约束的只有政府。政府是否受到有效的约束，也是区别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思想根深蒂固。封建专制的君主和官员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力量，并理所当然的将公共权力视为私人财产，政府对社会的任意干预和索取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官员和意志就是法律，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合法，而政府为臣民做的任何有益的事情，都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义务，这是封建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些人治传统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亚当斯密认为，曾经作为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国，在1700年以后逐渐被西方国家超越，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封建专治制度所允许的极限，只要这种制度存在，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虽然封建专治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但封建制度的很多残余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以权代法，权大于法，官员忽视普通公民的财产权利，政府随意的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不同程度的存在。随着市场的发育，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使西方国家逐步削弱和约束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并将政府行为进行了有效的限制。而我国的市场化是由政府依靠政治权力来推动的，[9]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市场成长过程中要有效的约束政府行为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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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stitu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
Zhang Shuquan
(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Key words： large-scale coordination game;institu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张丹郁)
作者：张树全
内容提要：“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嵌入式”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实现对口合作框架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分工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飞地经济”内涵及开展条件的深入分析，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发展的根本阻碍是“飞出地”政府和企业缺乏积极的合作意愿。这就需要在政府层面，建立以“飞出地”政府为主的利益分享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明确“飞出地”政府的经济事务管辖权;在企业层面，营造良好的“硬”环境，完善配套服务，打造良好的“软”环境，落实“亲商”理念。与较多注重客观条件、普遍性问题的现有研究相比，对“飞出地”合作意愿展开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在主观层面的不足，对问题本质的追根溯源在实践指导层面也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飞地经济;区域协调发展;飞入地;飞出地;合作意愿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迫切要求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和市场利益掣肘，推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 “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嵌入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平衡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为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飞地经济”的实践探索，成立了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等“飞地经济”合作园区。2017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创新‘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优化資源配置，强化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完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飞地经济”由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对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流动和有效组合、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既符合地方政府之间经济合作形式日益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势，又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现阶段的东北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疲软、内生动力不足、老工业基地转型困难的局面，亟须为东北振兴寻找新的动力源和培育新的增长极。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如何从区域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互补发展的视角为东北振兴寻找有效的路径，已经成为东北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内生发展能力不足，区域内部的资金和经济扶持政策难以真正实现振兴东北的目标，需要引入外源性要素，打破东北地区对传统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由此，探索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打破区域限制，共建产业园区，正是借助发达地区的经济资源推动东北振兴的现实选择和有效路径。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有利于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宽发展空间，解决其寻找产业转移承接地、工业区重复建设等问题，促进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有利于发挥东部地区对东北经济的带动作用，突破东北经济发展在资本、人才、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瓶颈，增强发展驱动力，对实现东北地区各种要素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东北经济发展活力、创新东北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飞地经济”这种创新型的合作模式，是“飞出地”发展资源受限和“飞入地”比较优势的有机结合，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对推进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推进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探索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飞地经济”，具有良好的合作环境和政策基础。2017年3月，《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是实施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东北振兴与‘三大战略’对接融合的有效途径，也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促进跨区域合作的创新举措”[1]。目前，就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对口合作的现状看，起步良好、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在产业协同合作、基础设施共建、创新创业共享等方面初步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衔接、定期会商、运转高效的对口合作机制。在对口合作背景下，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的开展条件、阻碍因素和破解思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前，学术界对“飞地经济”的类型模式、现实意义、约束条件、实现路径等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李骏阳和夏惠芳[2]归纳出“飞地经济”直营式、兼并式、合作式三种发展模式，指出“飞地经济”在拓展发展空间、带动“飞入地”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和区域共生共赢、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解决不同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瓶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麻宝斌和杜平[3]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面临着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困境，有效地克服“飞地经济”的合作困境，需要进一步理顺“飞地经济”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有学者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研究某个地区的“飞地经济”发展模式。杨玲丽[4]考察了苏州工业园区探索的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对口援建、本土合作四种发展模式，提出苏州工业园区突破“嵌入性”约束的“六项输出”机制，即管理模式输出、人才输出、资金输出、招商经验输出、项目输出和中介服务机构输出。曾伟和陈政宇[5]具体分析了湖北五峰发展“飞地经济”在配套能力、管理体制、同业竞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争取上级支持以提供领导保障、制定政策规章以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基础建设以提供平台保障的破解思路。
整体而言，当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缺乏对主观条件的研究。“飞地经济”的开展需要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有机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但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客观环境层面，即开展“飞地经济”受到哪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何弥补客观条件的缺陷，对“飞出地”与“飞入地”主观合作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根源性研究。现有研究往往就事论事，更多地从普遍意义、宽泛意义的角度分析发展“飞地经济”的条件、问题和对策，缺乏对核心问题、本质问题的深入探究，因而在实践指导层面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价值有限。第三，对“飞地经济”的案例研究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湖北等南方地区，对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研究还未展开。
本文聚焦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主观层面的合作因素，通过理论层面的逻辑推导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分析，摆脱发展“飞地经济”的普遍性问题，深入挖掘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的根本制约因素——作为“飞出地”的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足;基于合作意愿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飞出地”合作积极性偏低的深层次原因，分别从提高“飞出地”政府和企业合作积极性的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的条件分析
“飞地”最初是作为人文地理概念提出的，在行政区划层面得到应用，是指管辖权隶属某个行政区，但不与此行政区毗连的某块土地。随后，“飞地”的概念被引入经济领域，主要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上与原有区域分离、内容上与原有区域联系的地区。本文所探讨的“飞地经济”，既包括行政区划层面的含义，也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层面的内容。判断是否属于“飞地经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标准。一方面，“飞出地”的经济发展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到“飞入地”，与原来区域在空间上相分离，但在内容上相联系;另一方面，“飞地经济”合作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等一般的招商引资产业园区不同，其核心是“飞出地”政府与“飞入地”政府合作，在“飞入地”合作建设产业园区，整体引进“飞出地”产业园区的成熟项目。
“飞地经济”的成功开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一般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良好的合作空间。这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基础和前提。“飞入地”与“飞出地”在某些领域有区别，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才具有合作的空间。一方面，“飞出地”与“飞入地”需要具备能够对接合作的产業领域，如在农业、旅游业、石化业、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或者在新兴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某些领域具有合作空间。另一方面，“飞出地”与“飞入地”具有优势互补的资源要素，在产业转移与承接、资源开发、土地利用、劳动力成本控制、市场开拓、人才资金使用等方面具有吸引对方的优势条件。比如，“飞出地”通常拥有品牌、资金、经验、技术等优势，但劳动力成本高、开发空间有限，而“飞入地”往往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缺乏资金投入和人才技术支持，双方通过发展“飞地经济”恰好能够弥补彼此的劣势。领域对接、要素互补的客观条件是推动双方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是共赢的合作利益。这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核心。在具备良好合作空间的条件下，“飞入地”与“飞出地”需要综合权衡自身需要承担的成本、收益及风险;只有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才有达成合作共识的可能。例如，“飞出地”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能够拓展发展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飞入地”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能够盘活土地资源、解决就业问题、吸引资金技术、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互惠共赢才能激发双方合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是积极的合作意愿。这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关键。良好的合作空间和共赢的合作利益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必要客观条件，而积极的合作意愿则是必要的主观条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合作双方只有具备积极的合作意愿，才能将良好的客观条件转化为成功合作的实践。一方面，“飞入地”与“飞出地”需要转变封闭保守、故步自封的传统观念，能够从科学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发展“飞地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参与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合作环境中，需要“飞入地”一方主动提供优惠条件，从而激发“飞出地”的合作热情和积极性，增强“飞出地”的合作意愿。
基于上述成功开展“飞地经济”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可以从逻辑层面推导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开展“飞地经济”的本质性阻碍因素。目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具有互补的合作空间。一方面，东北地区拥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能源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但资金匮乏、人才流失严重、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等制约了产业的发展，亟须注入先进创新的发展要素;东部地区拥有先进的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但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不断上升、资源能源日趋匮乏、工业产业结构趋同，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亟须寻找产业转移承接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的诸多产业能够实现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双方在农业、旅游业、石化业、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领域，或者在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都具有合作的空间。因此，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资源和产业领域具有互补的比较优势。此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既为东部地区提供产业转移承接地，解决其用地成本高、工业区重复建设等问题，也可以解决东北地区资本短缺、人才不足、技术匮乏等问题。因此，合作双方都能够从“飞地经济”的开展中获得一定的现实利益。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具备良好的合作空间与共赢的合作利益，即具备实现合作所必要的客观条件。此外，国家层面对口合作战略的实施，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但目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飞地经济”合作尚处于萌芽探索状态。其中，发展“飞地经济”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组织协调困难、思想观念保守、制度文化差异等问题只是表面的制约因素，这些瓶颈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是可以克服的，不足以构成阻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的根源。究其根本原因，是作为“飞出地”的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足。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发展“飞地经济”，东北地区政府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希望通过与东部地区合作，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强发展驱动力。然而，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缺乏合作意愿，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帮扶性工程，在没有行政力量的强制干预或者没有明确具体的利益时，与东北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积极性偏低。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不佳，东部地区的企业转移到东北地区的积极性较低。在具备必要客观条件的情况下，“飞出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意愿不足，是真正阻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关键。因此，探究“飞出地”合作意愿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寻找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推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
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发展中“飞出地”合作意愿不足的原因分析
合作意愿来自不同合作主体对合作收益、合作方式、合作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是建立在认知共识、利益共赢和信任共筑基础上的意图和动机，因此，单一行动者的主观意愿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合作行动。作为“飞出地”的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足，“飞出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偏低，这是阻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的核心因素。
(一)“飞出地”政府缺乏合作意愿的深层次原因
双方政府达成合作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前提。合作意愿的强或弱，会直接影响到合作行动的开展。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会受到成本、潜在收益及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1.“飞入地”与“飞出地”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对东部地区的利益分享激励程度，是影响东部地区政府合作意愿的关键。实际上，利益诉求背后牵涉到诸多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就目前“飞地经济”的既有实践看，经常出现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等、利益协商困难等情况。具体而言，第一，受GDP和税收统计属地原则的影响，利益协调分配困难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阻力。跨省合作发展“飞地经济”，会涉及GDP、税收等利益分配。一般情况下，“飞出地”政府需要把原来由本地独享的GDP和税收按照约定比例分给“飞入地”。第二，飞地产业园区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土地出让收益、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进出口总额等诸多经济指标，这些利益的具体衡量和分配问题会影响政府的合作积极性。第三，“飞出地”的一些官员往往会认为，企业转移到“飞入地”，会影响本地的就业、GDP和税收增长。总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利益纷争和博弈的动态过程，由于东北地区没有明确与东部地区合作的利益分享机制，没有对东部地区形成足够的利益激励，导致东部地区的政府不能从与东北地区的合作中看到具体可观的收益，在利益分配方面产生顾虑，从而缺乏合作积极性。
2.“飞入地”与“飞出地”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一种交换行为，跨省发展“飞地经济”会涉及合作成本的分担问题。只有合作的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一定的比例，才会激发真正的合作需求，地方政府才会有足够的意愿采取合作行动。目前，就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的实际情况看，各种显性和隐性成本的分担尚不明确，降低了“飞出地”政府的合作意愿。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成本是指“飞地项目”本身的生产成本以及达成合作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显性成本，如土地开发、拆迁安置、厂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园区的初期建设成本，以及投资开发、招商引资、配套服务等园区的后期开发成本;二是隐性成本，如合作过程中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等。显性成本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体现出来，双方政府可以按照协商的比例共同承担，但制定出让双方都满意的成本分担机制存在一定的難度。这是因为，多数隐性成本难以衡量，具有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增加“飞出地”政府的合作顾虑。例如，“飞出地”政府在“飞地项目”方面，需要与“飞入地”政府协商沟通，相对失去了独立的决策权，导致“飞出地”的地方官员担心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会带来较高的协商和沟通成本，从而减弱合作信心。由于东北地区没有明确与东部地区合作的成本分担机制，导致东部地区政府不能从与东北地区的合作中预估到具体的成本投入，在成本分担方面产生顾虑，从而缺乏合作意愿。
3.“飞入地”与“飞出地”行政管辖权不明确。在实际运作中，管辖权的转移可能落后于“飞地项目”的发展速度，进而导致管理机构的权能难以清晰定位。虽然“飞出地”主要负责经济事务管理，“飞入地”主要负责社会综合事务管理，然而，这两项事务的管理并不是完全分离和相互独立的，而是在有关管理部门存在着职能交叉现象，易引发权责不明、双重管理等协调难题。当出现职能交叉时，地方官员会考虑本地利益的最大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采取“不作为”或“强作为”的手段进行管理，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管理冲突激化。由于东北地区没有明确东部地区的管理权限，导致东部地区政府对“飞地产业园区”的行政管理难题有顾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的积极性。
(二)“飞出地”企业缺乏合作意愿
“飞出地”企业具有转移意愿是“飞地经济”成功开展的关键。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盈利是其核心目标。目前，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不佳，东部地区的企业无法得到稳定可靠的预期，转移到东北地区的积极性偏低。
1.东北地区的“硬”环境有待优化。开展“飞地经济”，需要“飞入地”具有良好的“硬”环境，能够有效地承接“飞出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确保“飞入”的企业和项目能够正常运转。东部地区的企业对本地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较为适应。与东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服务相对落后，“硬”环境有待改善。而且，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气候寒冷，生产运营成本相对偏高，使东部地区的企业难免会产生投资抵触心理。此外，东北地区部分产业园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空置现象，园区内的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维护。东北地区产业园区的“硬”环境尚未达到东部地区的建设标准，因而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吸引力较弱。
2.东北地区的“软”环境有待改善。近年来，“投资不过山海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北地区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与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在行政管理、法制环境、金融服务、开放意识、社会环境、制度安排等方面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营商环境有待改善。例如，市场化程度不够高，政府管控过多，“强政府，弱市场”的治理模式依然存在，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有序性特征相对薄弱;政府在处理与民营企业关系的过程中，仍被“重国有、轻民营”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形成了“疏远式、偏见式”的管理体制;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优化服务改革不到位，企业承担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民营企业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才流失严重、科技创新驱动不足，使企业发展缺乏良好的人才和科技环境;“人治”色彩和保守思想浓重，规则法制意识、公平效率意识和开放创新意识偏弱，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外界“唱衰”东北，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东北地区的招商引资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此外，东北地区尚未制定关于发展“飞地经济”的招商引资优惠、财税优惠等保障政策，企业在合作园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增加了生产、经营和交易方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东部地区的企业不敢轻易“飞入”东北地区。由于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堪忧，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对东部地区企业投资建设“飞地”的吸引力较小。
四、增强“飞出地”合作意愿的路径探讨
“飞入地”与“飞出地”需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长期利益。对于东北地区而言，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重要的不是争取利益分成、管理权限等短期利益，而是能够通过产业转移和经济合作，引进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等，推动东北地区创新体制机制、激活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内在驱动力，这才是推动东北振兴的关键。实现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的真正对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动东部地区政府及企業合作的积极性。与东部地区合作开展“飞地经济”，需要东北地区给予东部地区明确可观的利益优惠、承担高比例的园区开发建设成本、让渡经济事务管辖权，以充分调动“飞出地”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同时，需要落实“亲商”理念、完善配套服务、加强政策保障，以“飞入地”真诚的合作意愿充分调动“飞出地”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一)优化利益分享与成本分担机制，调动“飞出地”政府的合作积极性
1.形成以“飞出地”政府为主的利益分享机制。利益是政府间合作的前提。为了增强发达地区政府发展“飞地经济”的意愿，欠发达地区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适度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以谋求长期的、潜在的未来收益。例如，深圳和汕尾合作发展“飞地经济”，在深汕合作区GDP指标划分方面，汕尾让渡给深圳市政府70%的分享比例。东北地区在位置、气候等方面并不占优势，借鉴深汕合作区的利益分享经验，为了调动东部地区政府的合作积极性，需要建立以“飞出地”政府为主的利益分享机制，让渡较高比例的利益分成给东部地区。具体而言，第一，税收分享比例向东部地区倾斜。产业园区产生的税收，一部分由合作区留存，剩余部分高比例返还东部地区。第二，GDP核算比例向东部地区倾斜。合作园区产生的GDP指标，高比例让渡给“飞出地”政府。第三，产业园区产生的土地出让收益、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进出口总额等其他指标，均以纳入东部地区政府绩效考核口径为主。当然，利益分享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通过双方政府之间的定期联系机制，可以协商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2.设计以“飞入地”政府为主的成本分担机制。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需要打破“成本均摊”的传统思维的束缚，主动承担合作园区高比例的成本支出、降低对方成本投入的比例，以调动发达地区政府合作的积极性。第一，主动承担合作园区的初期开发成本，如土地开发、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第二，高比例承担合作园区的建设成本，如园区总体规划、投资开发、招商引资等成本。第三，主动承担无法用指标衡量的隐性成本，如园区运行的监督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合作谈判成本、项目维护成本等。为了增强东部地区政府的合作意愿，需要东北地区政府给予其低成本投资的优惠待遇，并建立成本核算机制，明确具体的优惠比例，减少东部地区政府成本投资的不确定性，提高东部地区政府与东北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积极性。
3.明确“飞出地”政府的经济事务管辖权。发展“飞地经济”牵涉到跨越行政区划的政府管辖权分配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属地管理体制的影响，行政管辖权问题往往成为双方政府合作的顾虑所在。为了增强东部地区政府的合作意愿，需要事先明确双方政府的职责，尤其是明确“飞出地”政府的经济事务管辖权。第一，给予东部地区充分的经济事务管理权限，合作园区的规划建设、投资开发、经济管理、组织人事、招商引资等经济建设由东部地区全权管理，使东部地区的发展理念、科技、人才、市场等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二，社会事务实行属地化管理，由东北地区行使管辖权，为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东北地区负责征地拆迁、土地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政务服务等基础性工作，以充分发挥土地、资源、能源、政策等优势，为东部地区经济管理职能的行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明晰双方政府的职责，给予东部地区政府充分的经济管理权限，避免出现职责纠纷，有利于增强东部地区政府的合作热情和信心。
(二)优化“硬”环境与“软”环境，调动“飞出地”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只有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的运作模式，“飞地经济”才能长效顺利的发展。因此，在双方政府建立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必须充分调动“飞出地”企业投资“飞地产业园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确保“飞地项目”的真正落实。
1.构建良好的“硬”环境，完善配套服务。具体而言，第一，加大对产业园区的开发力度。提前做好土地开发、征地拆迁、厂房建设等前期工作，为东部地区企业转移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加大对产业园区的财政投入力度。以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准，完善产业园区的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设施，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第三，加强产业园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以东部地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建设为标准，完善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为园区的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第四，做好配套产业的衔接工作。本着延伸产业链的原则，根据引进产业的具体情况做好上下游产业的配套工作，避免东部地区“飞入”的企业项目成为“无源之水”。通过科学设计、合理规划，逐步形成一批特色鲜明、配套齐全、基础雄厚的产业园区，为“飞入”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2.打造良好的“软”环境，落实“亲商”理念。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时强调，东北振兴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为了吸引东部发达地区企业的投资热情，必须要改善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落实“亲商”理念。第一，优化园区政策环境。完善行政审批服务供给机制，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降低服务性收费，给予东部地区企业土地、税收等政策优惠。明确园区各项检查、收费标准，加强行政监管，严禁乱收费、乱罚款行为，强化执法规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第二，优化园区市场环境。解放传统思想、转变落后观念，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歧视，增强园区的公平竞争理念、开放共享理念、创新发展理念、民主法制理念等，为企业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氛围。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鼓励创新和创业，充分培育市场主体，释放企业活力，使市场主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第三，优化园区人才环境。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改进人才优惠政策，设立人才专项资金，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健全充分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分配机制，创建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关心人才、扶持人才的良好氛围[6-7]。第四，优化园区服务环境。为园区企业的注册、登记、审批等流程提供“一条龙”的全面服务。通过健全生产服务体系，逐步配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供应链服务、产品研发服务等，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第五，优化园区制度环境。对合作园区的招商政策、财税政策、人才机制、环保机制、纠纷化解机制等，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不受领导更替的影响，以保障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飞地经济”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使东部地区的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飞入”到东北地区。
五、结论
现阶段，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具备良好的合作空间和共赢的合作利益，还具备对口合作的时代契机。然而，必要的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尚未推动双方“飞地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提示我们需要探究主观层面的阻碍因素。本文基于合作意愿的视角，挖掘出阻碍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开展“飞地经济”的根源因素，即作為“飞出地”的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足;分别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分析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破解思路。
增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发展“飞地经济”的合作意愿，还需进一步做到：第一，从国家层面做出顶层设计。在“飞地经济”发展初期，中央政府是引导、动员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也需要在宏观层面得到中央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比如，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给予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飞地经济”发展足够的制度创新优先权，赋予地方政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发展政策的权力，使双方政府保持合作的积极性。第二，明确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合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目标。基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战略高度，明确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利益需求点，确定二者的合作目标、合作方向与合作领域。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科学合理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例如，通过科学规划寒地试车产业园、寒地旅游和影视基地等，可以将东北地区气候严寒的自然条件劣势转化为符合本地发展特色的产业优势。第三，对标先进地区发展“飞地经济”的成功经验，创新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合作的体制机制。例如，借鉴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实行的“双方政府联席会议——园区管委会——园区投资开发公司”的三层管理体制、借鉴苏州宿迁工业园区推行“市场主导运行，杜绝政府垄断”的市场化运行模式、借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原则等。第四，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实际情况的“顶层设计、政府推进、企业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从“飞地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区域对接、产业协调、市场准入、项目布局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与管理，并辅之以切实可行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第五，创新“飞地经济”合作园区的招商引资模式。东北地区各地方政府可以结合自身条件，建立招商引资团队，有针对性地对东部地区特定区域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利用自身土地优势及政策优惠，吸引东部地区的一些外资企业在“飞地产业园区”投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信息优势、工商企业的资源优势以及中介招商引资的全面性和灵活性优势。综上，由于合作意愿是主观因素，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还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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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玉成.科技创新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5)：80-91.
(责任编辑：李江)
收稿日期：2020-01-20
作者简介：孙德超(1980-)，男，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飞地经济、国家治理;钟莉莉(1994-)，女，河南驻马店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飞地经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研究课题“依托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开展土地指标跨省交易和发展飞地经济研究”，项目编号：2018 (63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研究”，项目编号：18JZD031。
作者：孙德超 钟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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