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贷款中期票据效应研讨论文

我国利率化改革已有的进展及评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依然是未来完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中国已进行了30余年的利率市场化探索与实践，并已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银行贷款中期票据效应研讨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银行贷款中期票据效应研讨论文 篇1：

发展并购贷款的机遇与基础

一、经济环境相宜

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并购的成功与否，有赖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发展态势，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行业整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步入更高的阶段。当宏观经济进入收缩期时，通常会兴起并购高潮。换言之，经济低谷期往往伴随着并购重组高发期。因为较低的资产价格估值水平，使被收购方吸引力增強。经济下行周期之下资产价值有可能出现低估，使得行业优势企业并购重组弱势企业的内在动力较強。收购方可以通过收购延伸产业链，提高市场占有率，以期在下一个经济高峰时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政府政策驱动及金融支持使得企业重组的外部环境完善。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经历了8年的扩张之后，美国经济开始收缩，此时兴起了并购浪潮，多以恶意并购为主，目的是将竞争对手购买以降低市场竞争。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开始新一轮收缩，期间软件行业掀起并购潮，收购目标主要是具有过硬技术和稳定客户的公司，其目的则是为公司寻求新的盈利增长方式，从而较好地实现行业整合。

眼下的宏观形势，适逢经济周期向下调整的拐点。经济膨胀与企业扩张造就的浮肿状况，在经济形势下已显困境。与扩张时期追逐市场垄断不同，此时的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活动则是市场经济有益的自我清洗或消肿方式。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使得许多行业涌现出大量的并购机会，有资金支持的并购行为成功率将有所提高，为企业间并购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从国内情况看，不少企业面对危机，或放弃扩产计划，或放弃既定上市计划，获得上市门票的部分企业主动暂停或终止上市，已上市公司的股票深幅调整，整个股市市值严重缩水。更有一些企业因危机而濒临破产、倒闭，企业困境不仅使企业并购降低谈判筹码，而且使成本大幅下降，公司整合也相对容易。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国际并购市场有5万亿美元的规模，国内市场也达3万亿元人民币。相对于国际规模，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未来几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并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正使得我国企业并购及并购贷款迎来历史性机遇。

二、企业需求趋旺

1．我国企业偏好

对于企业的并购融资顺序，理论上认为企业会遵循先自有资金、再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因为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可以免税，具有税盾效应，债务可以最大化企业的价值，而且在委托人代理架构下，经理人并不经常与股东利益相一致。所以增加债务可以约束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然而，专家认为我国企业存在股权偏好。因为我国企业普遍资产负债率高，通过股权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但通过上市进行股权融资后，企业依然向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依然比较高。所以我国企业对银行贷款具有较強的依赖性，并购贷款有很大的市场。

2．股权分置改革

发轫于2005年并于2006年底全面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制度变革。此举消除了资产的流动性和公司间并购的障碍。证监会认为，随着股份全流通格局的逐步形成，股权流通性不断增強，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也将更加活跃。股权分置改革后，并购重组的方式、支付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收购定价实现市场化，定向增发、换股、缩股、回购等重组方式屡见不鲜，为并购贷款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3．企业并购热潮

近年来，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推动我国产业升级、行业重组不断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地方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兼并收购融资需求呈增长较快态势。

自1993年9月“宝延风波”拉开了上市公司兼并收购的序幕以来，我国企业并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日趋膨胀。在1997至2001年迎来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高潮。根据经合组织统计，2003年我国发生并购案1504起，总金额为284亿美元；2004~2005年，联通收购IMB的PC业务和盛大收购新浪两起大手笔并购案，更是轰动一时；上市公司并购交易金额从2005年的37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11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2%，我国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并购交易活跃的国家；2008年前11个月，我国TMT行业（电信、媒体、科技互联网、生特/健康和能源）并购总数达113起，其中已披露的并购总额达249.33亿美元，与VC/PE相关的并购19起，披露的总金额为26.41亿美元，跨国并购案例披露的总金额达122.39亿美元。2004~2007年间，国资委主导73家央企参与38次重组，使央企数量从196家减少到153家；2008年，共有8组17家央企进行联合重组，央企数量进一步调整到143家。2008年，资本市场上有重组意向的上市公司有564家，占两市公司总数的35.9%；其中央企93家，占比达65%；未来两市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存在并购重组的题材和机会。

并购贷款的规模，根据《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规定，商业银行全部并购贷款余额占同期本行核心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应超过50%。而当前上市银行总资本为1.74万亿元左右，由此估算并购贷款的理论上限为9000亿元。如果扣除监管部门不支持的财务并购，以及非战略性并购或不需要融资的并购（如工行用自有资本到海外并购、宝钢收购八一钢铁等个案），并购贷款大约维持在4500~5000亿元左右，规模相当可观。

三、银行基础支持

1．银行实力增強

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启动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等六家银行的改革。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先后在香港H股和内地A股成功上市。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果断启动开行和农行股份制改革，向二行分别注资200、190亿美元。当前无论是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还是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包括大型国有银行在内的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为并购贷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中资银行占据前三甲：中国工商银行以市值1672亿美元位居榜首，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以1151、959亿美元紧随其后，中国交通银行位居第十位。2008年，中国银行业实现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长30.6%；资本回报率17.1%，比全球银行业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全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长和资本回报率等指标名列全球第一。其中，有193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达标银行资本占银行总资本比重高达99.5%。

2．客户资源优势

长期以来的存贷和结算业务，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并始终与相当数量的优质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工商银行拥有超过272万户的公司客户、1.7万亿户的个人客户；中国建设银行拥有7.8万户公司贷款及票据贴现客户、275万户公司存款账户，与其开展业务的大型集团客户超过1万户；中国银行与4.1万户公司客户保持着信贷业务关系，拥有1500多户集团金融机构客户。即使是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拥有22万户公司类存款客户、8000户公司类贷款客户；北京银行拥有7.2万户结算客户、2085户公司贷款客户和4777户国际业务客户。在与银行保持广泛、长期合作的客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会有并购重组的需求，近水楼台，方可得月。

四、政策支持倾向

2008年12月9日，《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出台，标志着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已从传统的实业贷款间接走向资本市场领域，首次打通了银行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通道。以前银行资金主要是上市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及公司债，但这部分资金不能进入资本市场，只能通过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发生间接联系，而并购贷款则使银行资金可以用于权益性投资。为此，该指引被视为并购贷款开展的里程碑。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将大力推进企业组织机构调整和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強強联合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此前，国资委提出“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实现中央企业减少80家至100家”的目标，预示近两年内我国并购贷款业务会有较大市场。

2009年1月10日，银监会在《关于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中，将鼓励并购贷款列为十大举措之首，标志着并购贷款正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一个新的贷款品种。目前，银监会正在加紧制订银行开展并购贷款的具体操作指引，有望在近期出台。在2009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央行明确提出“五个鼓励”引导金融机构用好新增信贷资金，其中之一即“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发放并购贷款或其他贷款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和整合，推动产业升级”。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在2008年全年4.9万亿元贷款的基础上，2009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已达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2万亿元。数据同时表明，当期票据融资在贷款中占比数有所下降，表明银行资金正逐步进入到实体经济，并购贷款亦在其中。

2009年一季度，国家关于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石化、电子信息、轻工、有色金属、物流等十大行业的振兴规划全部出台，重点在于推动行业兼并收购，实现产业布局优化、提高行业集中度。尤其是并购，作为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于整个规划的始终，除石化行业外，其余九个行业均将并购放在了重要位置。行业规划为银行业提供了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良机，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授信业务，更包括并购贷款的良好发展潜力。

为了更好地配合并购贷款业务发展，相关各方组织会议讲堂，为业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2009年2月5日，上海市金融办、央行上海总部和工商联并购公会举办中国并购贷款与融资研讨会；3月18日，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以“并购贷款”为题的银行前沿问题大讲堂；3月28至29日，银信联举办第六届中国信贷风险论坛暨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研讨会；6月23日，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以“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购创造价值”为主题的2009 （第七届）中国并购年会在京举行。

在政策鼓励和社会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未来几年，并购贷款必将无可争议地进入一个活跃期。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

作者：王璘

银行贷款中期票据效应研讨论文 篇2：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展及展望

我国利率化改革

已有的进展及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依然是未来完善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中国已进行了30余年的利率市场化探索与实践，并已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

简要回顾起来，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准备阶段。那时，中国在推进实体经济部门和一般竞争性商品价格市场化的同时，还在管制利率体制下不断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则开始出现着眼于利率定价机制的重构，开始引入竞争机制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其中，1992年开始的国债承购包销就是中国利率体系市场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债利率由发行人单方面决定的方式，投标者等债券需求因素开始在利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国债发行方式以推进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一些自发性的地区性国债交易中心则在原有的管制利率体系之外形成了竞争性的国债二级市场体系。1994年，人民银行同IMF关于货币市场发展与利率自由化进行了研讨，确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路径，勾勒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总体蓝图和顺序。随着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先后放开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及现券交易利率，从而使它们的利率形成机制完全具备了市场化的“形”和“神”。

虽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还很原始的条件下，就果断地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回购与现券交易利率，但在存贷款的利率市场化方面则表现得至为谨慎，其进程也相对较为缓慢。1998年11月起，中国开始了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探索，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就可在“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20%，大中型企业可上浮10%，贷款利率开始反映借款者的风险因素。1999年9月起，进一步允许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在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大中型企业可上浮10%。199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则开始尝试在金融机构负债方的利率市场化。2000年，中国放开了外币存贷款利率，从而外币存贷款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2003年11月，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可以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降为3年以上，不含3年）。

2002年，中国赋予八家农村信用社更大幅度调整利率的权利。2004年10月28日，中央银行在调整法定存贷款利率时，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但仍对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其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2.3倍。2006年8月18日，为了进一步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市场化，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调整为0.85倍，商业银行可根据贷款风险状况，在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此举是推动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提高了商业银行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中的利率竞争，抵押借款者则从利率竞争中获得了相应的利益。2008年四季度，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又允许商业银行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可向下浮动30%。2012年6月8日，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由基准利率的0.9倍调整为0.8倍，同时还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1.1倍，从而开启了逐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的市场化进程。2012年7月6日，贷款利率下限继续调整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贷款利率市场化最大的步伐是在2013年7月迈出的，当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自此，从形式上可以说，90%中国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已大功告成。剩下的任务，就是真正考验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能力了。

从以上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无疑也采取了渐进式的策略，利率市场化的次序非常明确。在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中，从非正规金融部门逐渐向正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牵涉面和风险都较小的领域逐渐向涉及面较广、潜在风险较大的领域谨慎推进。除了良好的财政与金融控制保持了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和财务重组为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外，渐进式的改革使得央行得以较好地评估利率市场化的总体风险；通过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使利率市场化逐渐成为金融机构利益的自我诉求，这就极大地减少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阻力。

第一，在多年的实践与利率监测中，央行对贷款利率市场化后的商业银行利率竞争已算成竹在胸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票据市场的发展为央行评估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可能带来的宏观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二，即便央行允许金融机构可在一定范围内向下浮动贷款利率，但过去几年央行监测的利率数据显示，金融机构实际上浮的贷款占比明显地上升了，贷款利率向下浮动的占比并没有因利率向下浮动区间的扩大而相应地上升。这就向央行提供了明确的信息：中国金融机构并不会因贷款利率自由化而单纯以利率优惠作为竞争的唯一手段，因此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可能并不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率恶性竞争。

第二，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债券的灵活性较强，在贷款利率下限管理的利率体制下，债券融资的综合成本较贷款利率低，因此，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大企业倾向于债券融资，这使得在为大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时，金融机构与债券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商业银行保持信贷市场竞争的自我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适时地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管理，不仅无损于商业银行的利益，反而增强了商业银行贷款对债券市场的竞争力。

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的进程

中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也在积极地寻找基准利率体系的建设。主要的尝试包括回购定盘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贷款基础利率。

2006年3月，中国开始计算并发布回购定盘利率，即选定隔夜回购（R001）、七天回购（R007）两个品种每个交易日上午9∶00～11∶00之间（包括9∶00和11∶00）的全部成交数据，然后分别进行紧排序（即指回购利率数值相同的排序序号相同）后，该序列中位数利率，由同业拆借中心发布，它是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它不仅能为银行间市场成员回购交易提供价格基准，还能作为银行间市场成员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定、短期利率期货等利率衍生品的参考利率。回购定盘利率的发布，是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正式运行，它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是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中最重要的基准利率。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共八个品种。Shibor报价银行团由若干家商业银行组成，它们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或外汇市场做市商；每个交易日根据各报价行的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两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后，得出每一期限品种的Shibor，并于11∶30通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对外发布。央行建设Shibor，就是希望它能发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那样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定价机制，2013年10月25日，中国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具体计算方法是，每个工作日在各报价行报出本行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剔除最高、最低各一家报价后，将剩余报价作为有效报价，以各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所有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总余额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在期限上，运行初期向社会公布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贷款基础利率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根据信用风险的差异加减点生成。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是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机制在信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扩充，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促进定价基准由中央银行确定向市场决定的平稳过渡；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效率和透明度，增强自主定价能力；有利于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为确保利率市场化改革平稳有序推进，为贷款基础利率的培育和完善提供过渡期，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运行后，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短期内存款利率管制

必要性及其不利影响

2013年7月在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管理时，并没有同时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保留部分存款利率管制也还有一定的必要性。

首先，在中国没有建立有效的利率调控体系以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中枢地位以前，在基本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同时，仍然保留对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这就意味着央行依然在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再贴现与再贷款手段之外，依然可以把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由于存款利率构成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成本，因而央行调整存款基准利率水平，就直接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边际成本，继而迫使商业银行相应地调整贷款利率，影响投资和消费，使宏观经济大致向政府调控的目标转变。

其次，存款利率上限放开较之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其宏观风险可能更高。对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放开后商业银行的存款成本大幅上涨的担忧并非多余。在2012年，央行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向上浮动10%的政策甫出，金融机构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存款利率明显上升。事实表明，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后，在“存贷比”仍然作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约束指标的监管政策下，商业银行仍然有不惜成本揽储的可能，极大地削弱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对中国银行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一般而言，期限越长的存款，商业银行利率上浮越小或没有上浮，如大多数银行对2年、3年和5年期的存款基本执行基准利率；其次，存款利率浮动与银行机构的性质有明显的关系，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其利率上浮的幅度最小，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一般均上浮10%。工农中建四大行等对活期存款均执行基准利率，对3个月、6个月和1年期的存款利率，均上浮25个基点。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无论是对活期存款、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定期存款，基本都在央行基准利率上向上浮动10%。

这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不同性质金融机构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因为其系统重要性更强，即便实现“商业化”运作之后，仍会存在政府的隐含担保，在这些机构的存单风险相对较低，因而它们支付的存款利率可能会相对较低；而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必须支付相对更高的存款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目前中小商业银行有通过相对较高的存款利率来吸收存款、扩张贷款，从而做大资产负债的动机，但也包含了一定成分的风险溢价因素。另一方面，即便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会使存款利率的总体水平上升，但会使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或其他信用良好的商业银行获得比较优势，而在管制的存款利率体制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是难以获得这种比较优势的。显然，存款利率市场化，会让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获得更大的优势，中小商业银行不仅会面临相对较高的成本劣势，它们要获得国家控股的大银行相当的资产利润率，就需要有更强的风险定价能力。

在2012年7月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业机构存款利率中的表现与贷款利率截然不同：尽管央行赋予了商业银行一定的贷款利率下浮区间，但实际的贷款利率上浮占比却更高，下浮的占比非常低；当商业银行获得存款利率上浮的自主权后，商业银行在一年以内的存款利率绝大多数均明显上浮。这表明：过去的管制利率确实压低了存款均衡利率，让商业银行获得了管制带来的成本优势和超额利润；其实，就宏观经济方面而言，央行确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确实低于市场均衡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人为压低的管制利率，是导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并造成宏观经济运行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现阶段存款利率管制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它确实又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确实存在诸多的不利影响，抑制了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整体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并不仅仅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而且也是许多企业债券或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基准，这些债券的利率往往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加上若干风险溢价和期限升水，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变动，就会直接导致这些债券利率水平的变动。当存在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时，也就意味着那些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基准的企业债券的利率并非真正完全市场化，中国债券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事实上打了一定的折扣，其利率水平也并不能真正反映债券市场实际的供需状况。

其次，存款利率的上限管理也可能对货币市场利率起到金融抑制的效应，从而影响中国基准利率的建设，使得中国寻求以某种货币市场利率为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货币调控机制的努力更加困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3年上半年和2012上半年，中资大型商业银行在回购市场上净融出资金分别为231822亿元和283691亿元；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净融出资金25048亿元和40005亿元，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则大量地净融入资金。这表明，中资大型商业银行是中国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供给者，之所以如此，固然与商业银行的业务性质有关，广泛分布的营业网点是其获得资金优势的重要基础设施。中资大型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利率上限受到管制，就会扭曲其产出，这就会极大地弱化货币市场利率——无论是Shibor还是回购定盘利率——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基准利率的应有效果。

第三，存款利率上限管理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受保护的利差收益，这不仅扭曲了商业银行的成本绩效考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商业银行管理创新、贷款利率风险定价和其他创新的动力，当然也不利于完善商业银行的竞争机制。

最后，在管制利率体制下，由于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的调整成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中央银行在使用这一工具时又不单纯是出于稳定物价或反经济周期波动的考虑，除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央行在利率调整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利差管理”，即通过管制利率为商业银行长期创造高达3.3%左右的存贷利差（一年期贷款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利率）。过去几年里，与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面亏损扩大与亏损总额增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利润大幅攀升。这就有了中国银行业“垄断”导致“暴利”之说，也为人们病诟央行存贷款利率管制、人为制造利差提供了种种口实。这里且不说中国银行业在管制利差之间“暴利”与否，单就人为创造的管制利差而言，它让人们无法准确地评判中国银行业管理、创新和服务的真正效率，当然也就无从准确地评判改革的总体成效了。近年来，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的活动表外化倾向日渐明显。按理说，商业银行本是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受益者，但随着商业银行更多、更大规模、更深入地参与到不受利率管制的理财产品市场竞争，其资金来源与运用日益表外化和脱媒化，会反过来更迅速的瓦解原有的管制利率体系，把自身以更快的速度推向更加自由化、市场化、利益较少受管制保障的体制中去。

未来的重点

那么，中国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呢？在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均已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又如何完善货币调控体系呢？

早在2003年，央行就制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策略：“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三先三后”的顺序安排。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央行基本按照原来确定的路径有序地推进了贷款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对于未来存款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情况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因而要求央行在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更有艺术地拿捏好市场化的度，既要达到市场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又要避免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明显的不利冲击。无论如何，央行推进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仍会坚持“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既定顺序安排，在这个总体策略安排下，更灵活有序地深化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直至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目标。

首先，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是逐步减少基准利率的档次，并对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采取不同的市场化策略和日程安排。在期限结构方面，商业银行负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期限较长的定期存款占比较少，期限较短的活期存款占比较高，尤其是活期存款占据了商业银行存款的50%左右。如五年期及以上的定期存款在银行存款中的比重就非常小，2012年末，中国工商银行五年期及以上存款占比仅为0.2%，建设银行的占比甚至还不足0.1%。金融机构存款期限结构的均衡分布，为存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提供了一个思路：不对称地逐渐扩大各期限档次存款利率的上浮区间，并使期限较长的定期存款利率先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对期限较短的存款利率市场化，实行较小的上浮区间，并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最终取消其上限管理。

其次，贷款的竞争性产品市场发展为政府评估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加速了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存款的竞争性产品可能同样会有助于中国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正如前文所述，各类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可能会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本身就具有改革存款利率体制的内在要求，但商业银行原有负债业务的表外化趋势可能会给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认为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开发存款的替代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可能有益于利率市场化。相对于一般大额存单而言，可转让大额存单的流动性更高，但依然属于商业银行的负债，其信用风险并无二致。由于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流动性更高，其利率较常规性存款的利率会低。但政府当局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所要评估的恰恰是市场化后存款利率的上限在哪里。就此而论，可转让大额存单并不能为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照。

第三，2012年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后，相对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在存款利率定价上表现较“淡定”，但这源于它们对营业网点分布优势的自信，若这部分自信因其他商业银行相对较高的存款利率而逐渐消失，可以预计，它们同样会提高存款利率。尤其是，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当，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上升，给金融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使得进一步健全中国商业银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乃至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都显得更加迫切。

第四，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后，存贷款利率再也不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了。同时，鉴于中国许多公司债券发行定价时以央行设定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定价的基准。这意味着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许多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寻求其他利率作为定价的基准。鉴于此，央行应当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完全放开后，就要建立新的货币调控机制，这至少包括：寻求更有效、更灵活、更自主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建立更有效的基准利率，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顺通、有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

作者：彭兴韵

银行贷款中期票据效应研讨论文 篇3：

中小企业困境真相

9月14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呼之欲出。

此前，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小企业“倒闭潮”的报道绵延不绝。

为治理“4万亿”计划造成的货币宽松后遗症，决策层从2010年1月开始逐步收紧货币政策，21个月来累计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加之国际市场始终难以摆脱“二次探底”之忧，一时间，呼吁货币政策放松的声音甚为响亮，多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浙商和粤商态度尤为鲜明。

9月上中旬，两个关键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以及决策层的表态，印证了宏观政策正在进行微调。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比7月的6.5％略有下降，通胀拐点似已来临。随后，央行公布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比市场预计的5000亿元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同时，至9月15日，央行业已连续九周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累计向银行间市场注入3510亿元资金。

两笔资金相加，央行在短期内已累计多投放9000亿元。其政策逻辑，似可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1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寻找：“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提供政策的前瞻性”“（同时避免）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影响”。

八九月间，《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广东两地，深入调查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关门者有之，奄奄一息者有之，投机获利者不在少数，坚持做实体经济的民企老板寥寥可数。

市场普遍预计，将于9月底召开的中央层面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将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政策。

在呼吁放松调控的声音之外，亦有少数企业家表示，鉴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此时放松调控，更大的可能是使投机性行业最终获利。这一观点，获得了大多数学者和官员的支持。更有经济学家表示，货币政策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停工推手

从温州市中心乘车10公里，可达瓯海新区东方路187号，业内颇为知名的东方打火机公司就位于此。作为出口加工业的标志性企业，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获得政府特惠待遇，公司门前的马路被命名为东方路。

9月17日，东方打火机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半年，我招工反而不难了。”在网络上发个广告，按照温州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不包吃住），根本不愁招不到人，毕竟，90％停工的打火机企业，给李中坚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力。

十年前中国加入WTO之时，仅温州一地，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打火机企业就有三四千家。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一二百家。总量收紧之后，又有90％的企业选择了停工。如今仍然坚持生产的企业，只剩下了一二十家。

2月以来，李中坚不再囤积锌这种打火机的主要原材料。

受累于二次量化宽松和美欧经济二次探底的阴晴不定，锌价也开始起起伏伏，李中坚开始原材料去库存。

每次接到来自欧盟、尤其是法国的订单，李中坚心里总没有底。接单开始生产以后，如果锌价跌了，东方公司会赚上5％；如果锌价涨了，东方公司就只剩最后的一点微利甚至亏损。

“我现在做生意要靠运气，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李中坚倒出苦水。

外需不振，原本就让东方打火机的订单有所减少。如今，面临原材料阴晴不定的格局，李中坚如果判断锌价在接单后会大幅上升，就会忍痛主动放弃订单。

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结果显示，导致企业接单难的因素中，用工、用电、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分别占了34.6％、43.8％和29.2％，而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使企业不敢接单，占了57.2％，居各因素首位。

受订单所限，东方公司的产能，最近几个月来保持在每个月5万个左右的水平，工人数量亦从金融危机之前的600余人下降至如今的400余人。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当地出口交货值增速偏低，占销售产值比重有所下降，前者仅为320.1亿元，同比增长14.2％，低于后者增长3.3个百分点。前者占后者比重为16.9％，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天大的难题。2010年6月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单边升值逾6％，东方打火机一直默默承受。

今年春天以来，由于电企“静坐”，电荒蔓延到温州，东方公司每周被停电两天，李中坚只好采购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度电成本2元，比上网电价又要高上几毛钱。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4月以来，温州企业自备发电量已占到企业总用电量的10％左右。

而这些困难，又远远比不上融资之贵。李中坚很怀念年利率4.2％的时代，而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达6.56％。在资金紧张、银行以价补量的原则下，东方打火机的贷款利率被上浮了15％－20％。

融资之贵还不止这么简单。银行普遍要求企业，在获得贷款的同时，就要将贷款总额的30％存入银行。无形之中，等于企业在执行9.37％的利率。在此基础上再上浮20％，企业贷款利率将升至11.25％。

银行对企业存款的要求不仅限于此。在吸储重于一切的背景下，“月底保存”成为银行对企业的另一个要求。8月31日，浙商银行杭州某支行行长助理向浙江产权交易所财务总监求援：有没有钱，今天支援几百万。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财务成本再度被提升。

温州市经信委测算，目前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要比去年同期上升15％以上，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今年1月－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27.34亿元，同比增长46％，增幅同比提高27.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77.9亿元，同比增长15.6％，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6个百分点，而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增长19.5％和43.5％，分别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3个和26.3个百分点。

贷款成本尽管已经飙升，背后有政府隐性扶持的东方打火机已属幸运。李中坚可以通过订单、房产获得抵押贷款，信用放款也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中小企业则在嗷嗷待哺，即使获得了救命的奶水，其市场化的利率成本也很难吃得消，融资难和融资贵同时袭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们团队的调研，只有20％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银行贷款，80％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迈进民间借贷市场。而今年夏天，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陪同全国工商联在温州调研时获知，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有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的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

少数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同时又没有政府背景，为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借助融资性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对《财经》记者证实，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还要支付给担保公司“5个点”。由此，一年期贷款利率已上升至16.25％（11.25％+5％）。

浙江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指出，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此时扩大产能已是奢望，国际国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更愿意手持现金，维系有订单的生产聊以度日才是常态。订单既来，资金如果不足，唯有民间借贷一途。

包括方培林在内的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民间拆借利率飙升，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月息一分至一分五（即月利率1％－1.5％，年化利率12％－18％）；无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月息则普遍高达月息二分五至三分（即年化利率30％－36％），面向中小企业最高的民间利率可达月息五分至六分（即年化利率60％－72％）。

“没有什么中小企业能够承受72％的年利率，中小企业只是周转出现难题之时，才向民间金融机构伸手，贷款期限通常只是十天半月而已。”周德文说，这一贷款，业界称之为“过桥钱”。

据中信证券调研显示，由于利息高昂，中小企业的融资期限多在半年以内。贷款1个月以下的占比30％、1个-3个月占比30％、3个-6个月占比30％。3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内的贷款占比较高。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表明，今年1月－5月，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9.6％，同比扩大2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4.65亿元，同比增长56％，占了同期利润总额的6％。

一直坚持实业的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解释称：“企业亏损一点没关系，就好比‘亚健康’状态；人就怕一口气上不来，立刻就死掉了；对企业而言，这‘一口气’，就是资金链。”

周德文表示，六成到七成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他们最怕“一口气”上不来。

在注销受到些许行政阻力的背景下，停工成为中小企业无奈的抉择。

坚守与转移

相对于困守本地的打火机行业，其他一些行业选择了产业转移。温州标志性的制鞋行业就是如此。高峰期时，温州曾拥有6000余家制鞋厂，如今已锐减至2000余家。奥康、康奈、百丽、东艺等有实力的鞋企或者西进，或者转战东南亚，把制造业基地从温州移出，大量产业工人亦随之西进。这造成了就业市场的变局。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调研，仅成都一地，工资成本比金融危机之前几乎翻了一番。东南沿海，以温州为例，企业用工缺口仍在持续。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二季度以来，因订单下滑，温州工业企业用工缺口较年初有所缓和，但缺口仍大。经信委重点监测的855家企业中，有68.9％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缺口。其中用工缺口10％左右的企业占了49.2％。从对企业用工所需的工种和招工计划调查看，目前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工人，占了54.8％，其次是普工，占了47.7％，管理人员缺口则为11.3％。

西进的不仅仅是鞋业，服装类企业也是如此。湖州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向《财经》记者证实，他麾下的集团已在全国布局，工厂总计超过10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产业转移浪潮，8月23日，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曾前往浙江调研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对《财经》记者表示，“倒闭潮”并不存在。

温州市工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当地内资企业新设户数大幅上升，新设登记内资企业8761户，同比增长27.9％，吊（注）销内资企业3985户，同比下降21.72％。而在浙江全省，同期关闭企业数达14400家，但新增企业数超过了5万家。今年8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温州调研期间，温州市政府负责人引用上述数据汇报后亦表示，温州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中小企业“倒闭潮”。

不仅长三角如此，珠三角亦用数据表明，关停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7月29日表示，2011年，东莞市企业户数保持正常增长。工商登记的注册中小企业数处于正常增长状态，5月9.73万户，6月为9.9万户。今年1月至5月注销登记的企业数量为872家， 折合全年约 2093家， 低于2010年的3300家及2009年的2980家。

7月下旬，东莞市外经贸局亦发布声明：东莞市1月-6月累计关停、外迁外资企业266家，同比减少11家，下降4％。

“一个荣枯衡量指标是：新增中小企业数量是否大幅超过关闭数量。”凌兰芳说，“毕竟，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停产也好，注销也罢，只要经济环境一宽松，就会春风吹又生。”

投机潮盖过升级潮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仍然在坚持做主业。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回忆，约十年前，他第一次到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考察时，发现董事长杨润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水龙头密封圈的图纸和模型，“我们贷款时也要看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企业肯定有前景”，这位负责人说，“十年来，这家企业因为现金流丰裕，很少找我来贷款。”

该公司董事长、温州市政协委员杨润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企业一直坚持做主业，进而在市场上获得甲方地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达到6.38，我的企业执行6.56；现在经济环境不好，赊账很普遍，我的企业要求每月25日必须打款。”

谈及获得甲方地位的秘诀，杨润德称：技术改造。

凌兰芳亦表示，企业是否坚持做主业的衡量标准，就是企业是否坚持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问题是，坚持技术改造、坚持主业的企业，如今实在是凤毛麟角。”前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说。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选择产业升级作为突围路径。

上半年东莞市出口金额中，加工贸易占比77.6％，较2008年的87.9％下降了10个百分点，表明企业出口的技术含量有所提高。

除了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结构调整亦正在发生。在谈到浙企西进之时，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温州的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获得发展。他以服装为例，历数森马、美特斯邦威等品牌的经营之路，指出总部经济在温州经历了渠道拓展—品牌发展—资本运营三个阶段，眼下已占温州数百亿元服装产值中约30％的份额。

在休闲服装业的示范下，温州制鞋、电器、眼镜、泵阀等行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实施总部经济、外包生产。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为97.1％，比去年同期和一季度分别提高0.7和0.2个百分点，而内销产值同比增长迅速，达18.2％，对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增长贡献率达86％。

余中平认为，总部经济是当前温州众多中小企业突破资金、设备、技术等限制，在新经济发展潮流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支配地位，实现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将优化产业链结构，把众多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大企业的产业链，从而有效带动和促进产业升级。

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旷日持久，不少温商乃至浙商已等不及。周德文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中小企业中约有10％在进行升级，20％进行产业转移，但同时也有大批中小企业偏离主业从事投机。

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表示，西进的企业之中，除了一些名牌企业，更多的企业还是在“玩概念”，“无非是把握土地主题，最不济也要争取三年的税费优惠，三年之后，或将人去楼空”。

特别是总量收紧背景下，民间拆解利率飙升至基准利率的5倍－10倍之时，大量资金开始进入服务业。

余中平呼吁决策层关注新增中小企业的形态。尽管暂时还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但这位当地中小企业的主管官员分析指出，新增中小企业中，不少企业并非投资于制造业，而是更多涌向了投机性行业。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个侧面数据或可看出端倪：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累计有内资企业97106户，同比增长10.83％，注册资本（金）3492亿元，同比增长40.94％。

即使是一直坚持做主业的杨润德，也开始受到资金方的诱惑。9月15日，一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到访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杨润德商谈至9月16日凌晨1点，内容正是劝说杨润德入股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投机资金最终主要流向了房地产开发贷为零的地产业。

对此，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表示，对当前中小企业究竟有多少属于融资难范畴、究竟有多少是产业结构调整，仍需加强监测分析。“大家都在喊融资难，实际上最难的是坚守主业的企业，很多企业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凌兰芳表示，“通过关系获得信贷资金却不从事主业的企业，实际上并不缺钱。”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证实，受理企业贷款业务时，发现有大量虚假资金需求。

更有经济学家明言：货币政策不能松，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松紧两难

9月17日上午，中国银行总行一位人士造访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在了解到温州当地制造业信贷资金转向投机行业时，这位人士表示，总行已在研究，削减给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表示，从信贷资产安全角度出发，考虑到民间借贷市场近来接连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官方金融机构的这种举动无可厚非。

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已经展开。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副处长吴兆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金融机构的这一动议。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小企业嗷嗷待哺，怎能削减信贷规模？至于信贷资产风险，理应通过加强资金用途监管的方式来解决。

让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感到费解的是，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报显示，五大行中期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618.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28％，利润之高，远非制造业所能比拟。

“如果金融市场放开，国有金融机构涨价赚钱无可厚非；如今民间金融机构还没有合法化，中小金融机构短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如此追求垄断利润，很少顾及社会责任，是何道理？”一位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递交中央的一份政策建议中，温州市经信委明言：工信部领导能否向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反映，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规范，适当控制金融机构的暴利。

9月底，全国性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就要召开。在此前于8月下旬召开的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十二五”时期，工信部在制定扶持政策和安排财政资金时，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扶持小型微型企业，改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此外，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以惠及更多小企业。

朱宏任还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重点加强和改善小企业金融服务，完善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继续壮大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加快推进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此番中小企业工作会议上，预计将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转型成长规划》，同时配套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据悉，这份规划将在中小企业融资、减税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如何切贷款蛋糕方面，工信部和银监会、央行方面仍未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两年前，国有四大行行长曾与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签署一份协议，规定四大行每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增速不低于当年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今年5月，银监会公布统计数据称，今年1月－4月全国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速达29.7％。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增速水分甚多，首先是大量贷款通过票据融资方式从“表内”挪至“表外”（资产负债表），企业需支付票据贴现利息（约9％）。

同时，国企利用体制优势，成立大量以贸易融资为主的二三级公司，以中小企业身份获得银行放款。换言之，两年前的“两个不低于”协议难抵暗箱运作。

在长白山研讨会上，朱宏任亦坦承，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包括建立更多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多种形式的担保，以及各种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创新手段，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因为在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尚存在诸多障碍。

本刊记者曲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杨中旭 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