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作品艺术构成探讨论文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的关键时刻。“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全球政经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已构成当下中国社会整体建设的基本面。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摄影作品艺术构成探讨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摄影作品艺术构成探讨论文 篇1：

艺术品交易的法律规制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品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就形成了人们争相对艺术品进行投资与交易，促成艺术品交易的异常火热。然而，由于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刚刚起步，还是一个新兴的投资市场，艺术品交易市场还不是很健全，致使在交易过程中经常发生民商事纠纷。本文运用民商法学理论，从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实际出发，阐述交易中艺术品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分析构成要素，剖析立法现状和存在法律问题，并对交易行为的规制提出具体的立法措施，有效避免和解决纠纷。

关键词：艺术品交易 艺术品交易行为 法律规制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艺术品的价值和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艺术品有着珍藏和潜在升值的财富，激发了人们对其竞相进行投资行为的发生，也极大的推动了艺术品交易市场形成与发展。然而，由于艺术品交易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加之我国现行法律对艺术品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缺失，导致了艺术品交易过程中的民商事纠纷的发生。因此，如何运用民商法律规范，从法律上界定和厘清交易中艺术品的内涵和外延，进而科学把握艺术品交易标的的法律属性，建立有效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机制，科学地规范艺术品交易行为，合理的分担艺术品交易中的法律责任，对艺术品交易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乃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它对于促进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健康、有序、高效运转，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交易中艺术品的厘清

据《中国百科大词典》，界定艺术品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范畴着手。广义的艺术品，指的是“历史上一切具有艺术价值并传承人类对美的认知、理解、探求、创造的客观物质载体”。而狭义的艺术品，是指“凝聚人类各种形式的艺术劳动，具有某一具体表征和特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的物品”。在2003年6月2日我国文化部部务会议上，通过了《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此稿中对艺术品概念是这样界定的，艺术品：是指“绘画作品、书法篆刻作品、雕塑雕刻作品、艺术摄影作品、装置艺术作品、工艺美术作品等以及上述作品的有限复制品”。

我国文化部部务会议对艺术品概念的界定，其界定仅指出了艺术品的范围，缺失对概念内涵的界定;而《中国百科大词典》狭义的艺术品的定义，也仅是从艺术品的静态来源和价值加以界定，缺乏全面性;而《中国百科大词典》广义的艺术品的定义，更为高度抽象，不宜用来对交易和流通的艺术品界定。我国法律还没有确切定义艺术品的范畴，当务之急应对交易中的艺术品概念加以厘清，这对交易过程中的艺术品(交易标的)合法性问题，交易行为有无效力问题，交易行为责任问题，艺术品交易中主体等问题是一个置关重要的前提。因而，结合上述的定义和艺术品交易的实务，从法律上对交易中的艺术品概念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其动态性和权利属性。笔者认为交易中的艺术品应定义为，它是指凝聚有人们各种形式的艺术劳动，具有经济、文化、审美、合法性、科学价值的、且可依法用来交易的物品。这种概念的厘清，从权属和交易动态、以及艺术品的特征得以较为全面的涵盖，该定义的界定较为适宜。

三、艺术品交易的构成要素

1.艺术品交易主体要素的构成

从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主体上看，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主体，是由艺术品创作者、艺术品购买者或投资者、经营性中介机构以及评估鉴定等服务机构、监管机构所组成的。

2.艺术品交易客体要素的构成

艺术品交易的客体，是指艺术品交易双方权利与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艺术品、以及艺术品的临摹作品、艺术品的复制品、还可能涵盖着赝品的交易行为。

标的物为艺术品的，是指凝聚有人们各种形式的艺术劳动，具有合法性和经济、文化、审美、科学价值、且可依法用来交易的物品。标的物为临摹艺术品的，如果临摹者临摹作品的目的是增长个人才干，提升学习能力或者临摹者临摹古人的作品，并明确表明是临摹作品，此两类作品通常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另如，临摹者使用临摹作品冒充原作者作品、原作者己声明其作品不允许被临摹，则此两类临摹作品不是合法的艺术作品，著作权法不能对其保护。标的物为复制品的，不可能产生新的著作权。所以在著作权法上，艺术作品的复制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只能算是一种产品。标的物为赝品的，由于赝品是以假冒他人署名为前提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赝品的交易不受法律保护。

3.艺术品交易法律关系内容要素的构成

艺术品的创作者、购买人或投资者、艺术品交易的中介机构、评估与鉴定者、市场的监管者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结构。艺术品在生产者或创作者通过对自己作品的展览、销售等方式与投资购买人或投资人之间形成买卖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艺术品评估与鉴定者作为市场的服务和辅助机构，是艺术品市场鉴定与评估体系的组成部分。艺术品本身价值评估和真伪的鉴定直接涉及到艺术品所有人和购买人买卖价值的实现、艺术品评估和鉴定结论正确真伪与否，直接在艺术品所有人和购买人间产生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此外，艺术品的创作者、购买人或投资者、艺术品交易的中介机构、评估与鉴定者与市场的监管者，由监管而产生监管与被监管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

四、我国艺术品交易存在法律的问题

我国规范艺术品交易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及国务院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两部法律与我国日益发展的艺术品交易及其需要的法律规制相差甚远。

1.缺乏对艺术品交易规制的专门立法

目前，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人为的在形成，然而，法律对其交易主体的主体资格、准入市场的条件、艺术品评估鉴定中介机构资质条件和法律责任，市场的监管与责任等等，都缺乏具体的立法规定。导致艺术品交易权责不清，画廊同拍卖行关系错位等现象时有发生。

2.艺术品交易的法律责任制度不健全

首先，缺少对艺术品制假、售假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其次，缺少对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的机构资质和责任的具体规定。对艺术品交易中的评估与鉴定人员的专业、法律资格认证和道德品质认证未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对艺术品交易中的评估与鉴定人员的不作为、以及违法的积极作为行为、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缺少规制。对艺术品交易中的评估与鉴定人员的诚信义务和说明义务缺少规定。

3.缺少对艺术品交易的具体监管制度

我国在对艺术品交易的具体监管上，监管的主体授权哪个部门、监管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监管的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措施的行使都缺少具体规定，致使艺术品交易市场售价、造价、欺诈、加评估或鉴定现象乱相不断，交易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4.缺少诚信制度

现今艺术品交易市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诚信机制的缺失，诚信危机成为制约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瓶颈。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出现的艺术家包装炒作、人为造市，画廊的制假贩假、拍卖机构的拍假和假拍，甚至评论和鉴定专家也受利益驱使而对艺术品给出虚假的结论等，以上种种都可以归责于艺术品交易市场缺失诚信机制造成的。

5.艺术品拍卖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该条款可能造成一些拍卖行滥用这一瑕疵免责条款，获取不正当利益，将免责条款当做其非法行为的保护伞。

五、完善我国艺术品交易行为规制的立法对策

1.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主体的准入制度

从实践上看，对艺术品的创作者或销售经营者来说，设定法定的资质条件：一是应具有一定的创作或经营能力，应体现在知识技能的认证或经营资本(注册资本)上的认证;二是取得国家获地方政府颁布的艺术品交易(中介经营)的资格证书;三是艺术品交易主体经营章程;四是艺术品交易经营场所;五是具有一定的经营项目或范围。六是其从业人员须取得艺术品交易(中介)资格证书。考虑到艺术品中介交易的款项数量和交易的安全，也可采取严格准则主义，实行注册审批制。

2.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评估与鉴定制度

艺术品交易的评估鉴定人对艺术品真伪的鉴定结论关乎于艺术品的价格和行情。建议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评估与鉴定制度、鉴定人执业证书制、执业资格审查制、诚信等级评估制等。将评估与鉴定机构和鉴定师的资质等级、工作程序等纳入到法制管理中，从法律程序上保证艺术品鉴定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3.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责任制度

首先，确立对制假、售假中的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竟合的现象，采用两种民事责任方式。其次，增加《刑法》规定，对艺术品交易中的评估与鉴定师或机构故意或过失出具虚假艺术品评估与鉴定结论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吊销执业资格5年;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吊销营业执照。

4.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监管制度

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监管制度，明确地将监管的主体授权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同时法定监管权力与责任，其中应赋予现场检查权、询问权、查账权、帐簿以及经营资料复印权、查封权、以及强制措施执行的权利;明确规定监管的强制措施可以采取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入境、以及开户银行查询封存权力;同时规定上述权利行使的方法和步骤。

5.在专门法中确立艺术品交易信用制度

目前，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诚信危机成为制约其市场发展的瓶颈。有鉴于此，建议在专门法之中确立信用制度，对征信机构的定位、权限、不良信息的保存年限、违反信用行为的处罚等作出具体规定。

6.修订《拍卖法》有关条款

针对一些拍卖行人滥用拍卖法瑕疵免责条款，建议将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作出细化规定，明确义务，拍卖行应谨慎鉴定拍品真伪， 如果确因拍卖行故意、过失或未尽职责造成错将赝品按真品拍卖的行为，拍卖行应配合买方退还赝品，并与卖方同时承担拍卖款的连带返还责任，确保拍卖法真正发挥正义的作用。

六、结束语

鉴于我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是一个新兴的投资市场，艺术品交易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通过本文的论证，提出限定交易主体准入制度、确立交易责任制度、确立交易监管制度、确立交易信用制度等立法建议，希望能够有效避免和解决艺术品交易过程中的民商事纠纷。

参考文献：

[1]刘翔宇.中国当代艺术品交易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2：49-52.

[2]郭玉军.制售美术赝品的法律责任[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1999(3)：21-22.

[3]郑健.经济论坛论[J].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2007(23)：44-46.

[4]魏飞.美术作品交易的法律规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7-9.

[5]金向阳、朱淑清.华东经济管理[J].艺术品市场诚信法律机制构建若干问题探讨，2007(8)：70-72.

作者：于维同　袁宗苗

摄影作品艺术构成探讨论文 篇2：

上海艺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的关键时刻。“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全球政经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已构成当下中国社会整体建设的基本面。

就艺术发展看来，一方面，艺术被包含在更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计划中，最终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从“十二五”延续至“十三五”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始终是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文化部公布的“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任务的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作生产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

然而，文艺创作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并不始终统一：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时代图景中，艺术创作/评价体系过于向经济价值倾斜是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这种过度倾斜不仅会违背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阻碍文艺界良性有序的长期发展;同时也可能与国家主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目标的文艺发展观发生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艺繁荣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充沛而多元的资本主体为文艺创作提供广阔的实践土壤，文艺创作的数量因此提升，“高原”因势而起;与此同时，资本内含的趋利性也使其必然要设法降低艺术的“实验性”和“独特性”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过度依附于资本的文艺生态难以形成“高峰”。

无论是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还是寄望于“文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号角”，都有赖于一个健康、自律的文艺生态。因此，如何调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平衡文艺创作的经济价值、意识形态价值与其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将是“十三五”期间文艺发展的关键所在。

自2013年以来，《上海艺术发展报告》以年度为单位，记录了上海艺术发展的总体面貌，并就主要现象和发展趋势展开思考和评述，内容涵盖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建筑、民间艺术等众多艺术门类。2015年的《上海艺术发展报告》在原有的艺术分类报告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题报告，针对上海艺术发展中独特的时代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上海是中国文化和艺术产业发展的重镇，也是全球文化贸易和交流的重要港口——通过对上海艺术发展的持续观察与理性辨析，我们希望呈现艺术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也尝试梳理其背后交织的时代命题，更希望能藉此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艺建设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概况

1.美术

2015年，从创作、展览到产业，上海美术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局部惊喜的整体面貌，但一些发展症结也逐步凸显。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此上海美术界积极响应，以“民族脊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第八届上海美术大展”为代表的一系列主题创作和展览在中华艺术宫陆续登场。同时，“反法西斯”风也吹进民营美术馆，龙美术馆举办的“革命文艺与主题创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展”展示了民间收藏对中国抗战艺术的肯定和支持。

2015年度，上海的青年美术家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在当代艺术领域内，富于探索精神的上海青年一代成为策展方的偏爱，“何所示——丁乙个展”、“‘隐力’倪有鱼的个展”、“张恩利个展”、“‘依然上海’群展”、“时代·撷英——上海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等一系列展览勾勒出上海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图景。此外，作为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展览活动的重头戏，“青年·境界”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美术家作品展和相关的艺术论坛、文献展在艺术节期间陆续登场，展示了上海市在扶持青年美术家方面的成果。

影像艺术在2015年热度飙升，学术价值和市场表现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9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2015上海艺术影像展”汇聚了50家国际顶级画廊，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观展和购买。与此同时，以摄影和影像为主题的画廊和艺术机构颇为活跃，如瑞象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等机构都在扶持和推广影像艺术方面有不俗表现。相对于其他当代艺术门类而言，摄影作品的收藏门槛较低，价格也比较亲民，在表现形式和审美上符合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的口味——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当下艺术品市场从“收藏”向“消费”转化的趋势。

“十二五”期间上海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的民营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到2015年，“国立为主，民营为辅”的美术机构业态已初步成形，“互为补充、互为融合”的艺术生态也日趋完善。

机构主体和专业方向的多元化带动了美术馆功能的创新与突破。2015年，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聚变”剧场、上海民生美术馆的“诗歌来到美术馆”、“时间·艺术·潜流”系列对话、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身在亚洲——当代剧场中的身体呈现”等项目，都可被看作是打破美术馆“白墙”，建构更开放的艺术空间的积极尝试。与此同时，更多艺术项目走出了美术馆——进入公共空间、介入公共生活是2015年度更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文化兴市，艺术建城”为理念的“2015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中，朱家角和新场的古镇激活计划备受好评;而一些切入点小、概念新颖的实验项目，如设立在安顺路花鸟市场中“兼容的盒子”等，试图探索艺术与环境、艺术与生活的兼容问题，亦是值得鼓励的策展概念。

机构和策展理念的多元化也加速了展览形态的发展，2015年，网络和新媒体成为改变观展方式的重要载体。备受瞩目的“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大展”以多媒体图像再现大师艺术，“雨屋”和“敦煌：生灵的歌”则依靠多媒体交互和场景复原等手段主打“浸没式”展览的概念。除此以外，线上展厅服务、二维码扫取讲解资料等手段已被普遍使用，以“Vart”为代表的APP更是覆盖全球合作场馆，提供中英双语导览和票务服务。

以“大师”特展和艺术博览会形态为依托的展览产业成为年度另一焦点，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互为博弈。

自2014年年底在上海K11购物中心举办莫奈大展开始，上海进入了一个大师特展时代。2015年，梵高、安迪·沃霍尔、毕加索、米罗、达利、雷诺阿、达·芬奇等西方大师展纷纷借助资本力量涌入上海商场，甚至出现两个达利展撞车互掐的现象。商业大展几度掀起观展热潮，也引发了业界对于“原作缺失”、“商业噱头重于艺术价值”等问题的争议。

2015年度，上海各路艺博会也呈现井喷状态。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上海国际设计创意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LOHAS艺术博览会、ART021、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在拉动城市艺术消费方面有迹可循：以第十九届上海艺博会为例，博览会期间成交量达到1.41亿人民币，相比2013年的最高成交纪录仍有上涨。然而，“买得起的艺术”路线在艺术品消费角度看似成功，但在《纽约时报》发布的“2014全球顶级艺博会人气排行榜”中，上海艺博会却被排除出20名以外。艺博会的商业表现和艺术水准之间的明显落差，折射出上海艺术品行业长期一二级市场倒挂等非健康状态——研究型画廊的缺失、艺术教育的薄弱、专业藏家的缺位，这些都将影响上海艺术品市场和整体艺术生态的长期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完善艺术品交易产业链已被写入上海美术发展的核心内容，如何平衡艺术价值与产业发展将是难以回避的话题。

2. 舞台艺术

2015年5月，在市委市政府对18个市属国有院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市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改革不是转体制“翻烧饼”，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院团管理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其最终目的是激发院团创作演出活力，并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意见》推出后反响热烈，一团一策、场团合一、扶持青年、走向国际等亮点举措定位精准，并对音乐、戏剧、舞蹈等舞台艺术的整体发展产生衍生效应。

2015年，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长恨歌》运用现代芭蕾语汇成功演绎了传统经典诗歌文本，展现出“海派芭蕾”发展的新风向，该剧在上海、北京多次上演，此后远赴荷兰多个城市巡演26场。《长恨歌》作为2015年上海文艺院团重点剧目，其创演和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院团改革对于激发艺术活力的重要意义。这部大型现代芭蕾舞剧由上海芭蕾舞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主创皆由外国著名艺术家担纲——上海芭蕾舞团采用“双轨制”管理模式，一方面邀请国外优秀艺术家来到上海，担任驻团编导、教员或客席演员;另一方面则将舞团内的舞者送往国际一流芭蕾舞团交流。同时，与院团改革方向相一致，上芭在2月成立了“艺术专家委员会”，为舞蹈创作以及人才培养出谋划策，助推作品生产的常态化和人员管理的有序化。在本年度“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舞团的青年舞者戚冰雪和孟繁宇分获青年女子组银奖和铜奖(金奖空缺)，体现出舞团在青年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上海芭蕾舞团在管理制度、创演模式和青年扶持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可被看作是2015年上海院团改革的一个缩影。

扶持青年艺术家是2015年上海院团改革的另一重点，也可被视作是对近年来舞台艺术人才发展瓶颈的积极回应。此番改革中，院团的职称体系根据艺术门类的具体要求和不同定位来设计，根本目的则是要让职称指数整体向青年倾斜：艺术周期比较长的门类，要让青年人出得来;艺术生命周期比较短的，要让演员尽快得到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

与此同时，对青年演艺人才的扶持和培养也日益引起全行业的关注，对“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探讨和实践正在持续产生影响。比如上海戏剧学院在2015年推出了多项青年扶持和培养的新举措：首次提出“爬坡型”人才培养机制，以打破“唯成果”的传统人才遴选模式;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搭建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展现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项目成果;搭建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合成重点实验室，培养科技与艺术的交互人才。此外，以上海国际艺术节为代表的各类艺术节庆活动已经成为上海青年演艺人才崭露头角的重镇：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成立四年来，已委约31名华人青年艺术家原创了27部舞台作品，涵盖戏剧、戏曲、音乐、舞蹈、多媒体等多个领域;2015年1月，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次借助美国APAP这一世界最大的演出交易平台，向全世界推广和展示了“中国内涵、国际表达”的中国青年艺术创作。

近两年来，上海的舞台演出场馆建设呈井喷式发展。从2014年初到2015年底，上海新改建剧场已达30家以上。一些特色鲜明的演出场所为上海的演艺市场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气象：比如主打水景剧院概念的嘉定保利大剧院，探索“厅团合一”模式的上海交响乐团剧院，首推“剧场+书局+影院”组合概念的美罗上剧场，等等。除此以外，环人民广场剧场群改建工程、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大歌剧院和上音歌剧院等地标性文化场馆的建设陆续启动，加上在全市范围内逐渐兴起的环境剧场、楼宇剧场、咖啡馆剧场等各类个性化演出场所，将共同构成“十三五”期间上海舞台艺术发展的空间形态。

就创演种类而言，2015年，除了IP热潮持续涌动演艺舞台，音乐剧和儿童剧的兴盛也值得关注。自2014年起，音乐剧产业开始获得资本青睐，这对本土音乐剧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2015年年初JDF金典工场对外宣布已完成B轮融资，市值估计为两亿——继2014年创演音乐剧《上海滩》之后，JDF金典工场的第二部原创音乐剧也伴随着资金注入加速启动;2015年，另外一部值得关注的原创音乐剧作品是献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犹太人在上海》，其制作方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背靠恒源祥集团，该剧的制作人表示，有了集团在资金上的保障，做“有品质的戏剧，有美学高度的戏剧，有灵魂的戏剧”之目标就有了保障。

随着城市人口结构和特质的变化，近年来儿童剧受到城市新兴中产阶层父母的热爱。上海的儿童剧制作主体中，民营剧团和文化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这与近年来民营剧团艰困的生存现状密切相关：儿童剧的低投入和低风险成为民营剧团求生存的避风港。产业形态兴起的另一面，儿童剧的产业机制和创作规律却都未受到足够重视——在激烈的低价竞争背后，是民营院团的生存困境，以及被牺牲的儿童剧质量。

对于舞台艺术的本体来说，在内容、形式、技术等各个层面广泛展开的融合探索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在2015年上海的原创话剧中，话剧与相声、滑稽戏等艺术形式间互为借鉴，创作出了如《触底反弹》《三人行必有丑男》等颇受市场欢迎的作品。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在2015年积极发挥艺术教育与研究主体的作用，容纳和拓展了多样化的艺术主题展演：如“实验剧场30年艺术展”、“新媒体艺术与舞蹈戏剧展映”等展览主题引起了艺术界的普遍关注。此外，新媒体技术与舞台艺术的融合也更为多样，以音乐艺术为例，2015年功能多样的音乐软件纷纷上线，拓展了音乐教育和普及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现出“互联网+”对艺术发展带来的挑战。

3. 影视艺术

电影和电视是最接近大众文化的艺术类型——拥有“最广泛的受众”这一特点，使影视艺术成为考察“艺术产业化发展”最合适的着眼点。

2015年，从全国到地方，影视艺术的发展依旧深受政策的关注和影响。针对影视艺术发展的相关政策集中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和力度的，另一类则是规定内容生产原则的。这两类政策之间互为交叉，共同勾勒了当下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动态框架，同时也反映出在加速产业化的过程中，艺术作(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之间的微妙关系。

电视方面，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出台了“一剧两星”、“限外令”、“限真令”等一系列重磅政策，对电视节目的播出形式、境外影视剧的引进规模、真人秀节目的制作方式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同时，《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试听节目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则体现了将IPTV和互联网电视等未来传媒业作为发展重点的宏观调控思路。这些政策对上海电视行业产生了重要的调控作用：从传统电视传媒走向跨屏多终端与融合化，已经在过去一年成为上海电视业积极实践的方向。

电影方面，近年来上海市在振兴电影艺术方面陆续制定了多项扶持政策。2014年10月，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正式颁布，提出了九大支持方向和七项具体政策。2015年，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上海电影的产业链更加完善，政策环境更为优化，电影制作机构数量显著增长，人才建设初见成效。201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又发布了《上海市促进电影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并落实2亿人民币专款专资，这无疑将对2016年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产生更为有力的助推作用。

对于电影和电视这两种最具“文化产业”基因的艺术类型来说，资本的青睐始终是其喜忧参半的标识。2015年，影视艺术背后涌动的资本力量与“互联网+”这一年度关键词紧密结合，迅速开拓出了产业发展的新道路。

2015年，经过初步整合的新SMG将旗下企业和业务分成内容、平台渠道和线上线下运营服务三大板块，互联网电视成为集团发展核心业务;百事通公司变更为“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并成为中国A股首家市值超过千亿的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与此同时，SMG分别与阿里巴巴和硅谷银行签订合作协议，而百视通则与华谊兄弟达成版权战略合作——上海电视业与电商、金融资本、传媒资本达成了进一步的深度合作。

电视内容方面，台网融合成为2015年电视节目制播最重要的特点。真人秀节目《我们15个》开启了“24小时互联网直播+电视剪辑”多平台跨屏的综艺节目形式;《何以笙箫默》等IP改编剧则依靠视频网站形成惊人的关注热度。电商与电视节目内容在2015年进一步深入关联，在由天猫国际独家冠名的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播出期间，观众可以同时使用天猫APP支持喜爱的明星、选购明星同款商品。从2015年上海电视制播业态的总体情况来看，“以互联网电视为核心，整合、转化IPTV、数字电视等多种渠道和终端的用户资源，打造互联网媒体生态系统”的发展格局已初步建立。

“互联网+”同样也影响了2015年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成为影视企业和投资基金转型的新热点。一方面，上海本地的国有和民营影视企业都纷纷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有计划地推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制作排期、发展目标和艺术特色;另一方面，更多具有专业意识的上海本土影视投资主体趁势兴起，运用金融杠杆，在地区、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布局。2015年，《十万个冷笑话》和《万万没想到》两部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大电影成为“上海出品”的票房冠亚军，显现出上海电影产业在“互联网+”发展路径上的初步成效。

从政策支持，到资本与技术共谋合力，上海的影视产业在2015年有不俗的表现。然而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艺术创作的进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在大资本的极力驱动下，都面临娱乐功能不断放大，同时内容创新滞后，理念价值缺失等问题。对上海的电视业来说，综艺节目和电视剧购买投资日益庞大，新闻制播的比重和质量却整体下滑——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逐渐衰落。而电影产业虽然有大资本和大IP加持，但始终缺少成功的中小成本类型片，显示出上海电影创作缺乏基础厚度。影视作品的规模体量、市场表现与其艺术形态、价值理念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换句话说，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在影视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图景中已严重错位。经济价值独大的影视艺术发展模式，反映出创作背后的“理论贫困”：创作者难以真正以作品来回应社会现实和不同人群的需求，只能服膺于文化消费主义和全球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这样的症结，并不能仅仅通过规定“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而获得纾解。

就上海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2015年颇令人惊喜的一个现象是各类电影展映活动的蓬勃发展。2015年，上海电影节征片影响力和主题展映策划能力的加强受到各界好评。除此以外，各类民间放映主体数量大大增加，清晰的策展定位和新媒体频道的支持，使得这类放映活动都有较为稳定的观众群。与此同时，美术馆与艺术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以电影为主要媒介，进行主题放映活动，同时就影视艺术主题开展深入讨论。处于产业化发展之外、形态各异的电影展映活动成为盘活上海电影资源，打破“理论贫困”的积极实践——2015年，上海的各类影展对电影史、国别电影、新人新作、市民文化、文化和社会等议题都有非常扎实的梳理，而活跃的新媒体平台在其中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影视艺术产业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失而言，多元展映活动成为难能可贵的平衡力量。

4. 城市艺术

城市作为特定的文化载体和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一特点，在上海的文化艺术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的“艺术”性，不仅仅在于由街道、建筑、雕塑等构筑的空间景观带来的视觉感受，更在于这些空间形态所蕴含和鼓励的文化实践，以及由此传递与共享的精神体验。

2015年，“城市更新”正式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关键词——在这一年，上海的城市用地进入零增长和负增长时代，城市规划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换句话说，依靠土地扩张来实现上海城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数量和速度的追求将转变为对内涵与质量的创新。

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为逐步解决当前上海市建成区仍存在的城市能级不高、活力不足、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缺口较大、城市慢行系统便利化程度不高、城市风貌保护不够等诸多问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工作原则和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上海市区已有六大地标成为“城市更新”的首批案例，包括徐汇区的西亚宾馆开放公共空间、提供公共停车位的改造;徐家汇教堂广场附近空间整合优化;静安区锦沧文华酒店改为办公楼;东八块地区保留历史风貌;曹家渡地区建设办公楼宇连廊;以及闸北区新客站北广场北侧增加公共绿地和公共开放空间。根据《办法》精神，在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上海将吸纳包括物业主体、社会公众、多领域专业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按照开展区域评估、制定实施计划、评议和总结三个阶段，推进中心城24个更新试点项目，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从《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法》的制定颁布，到首批城市更新案例的具体实施，上海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体现出较强的公共利益导向：重视公共空间和城市景观建设，提升城市设施的复合功能，建立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这些都使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得以更紧密地互动和关联。而变“新建”为“改建”的城市更新原则不仅关乎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方式，同时也将意味着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再生产模式的改变：对城市文化生态的传承与创新将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上海城区中有不少老旧工业区和旧式里弄，在土地增量建设时期，将城市陈旧空间拆除新建，将中心城区居民迁移至郊区是常见的做法。这种大拆大建的建设方式常常与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发生激烈冲突，对人的生硬迁移也带来了生活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种种断裂。

2015年，配合城市更新的建设思路，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有多项突破。比如，在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上，郊区建筑入选了74项，改变了之前寥寥无几的情况，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范围已逐渐向郊区覆盖。此外，上海中心城区的石库门保护将试点“原住民模式”，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实现历史建筑与风土人情的创新传承——对于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无疑将是值得期待的尝试。

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不仅体现在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空间改造上，同样的思路也在城市民间艺术的保护性发展中得以体现。与安处殿堂之上的高雅艺术不同，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民间艺术作为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间艺术具有随时代生活变迁而兴衰的特征。2015年，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下开展民间艺术保护，为民间艺术传承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空间;与此同时，对民艺人才的培养、加速民艺与新媒体和创意产业的联合则为开拓上海民间艺术的时代活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承和创新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城市空间的更新，还是城市民艺的更迭，尊重生于其中的人的情感和生活，是指导建设方向的关键。

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所特有的“在地”性，与其空间地理格局和历史变迁有着密切关联——这种不可复制性也意味着城市本身就是文艺创作的大IP。城市中的空间景观、多元鲜活的生活实践，不仅塑造出独特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也能催生个性鲜明的文艺作品——一个世纪前的“上海”曾是文艺创作中的经典主题，与此相比，今天我们对“上海”的文化解读、想象和再创造仍是一项未完全开启的事业。

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总体思考

2015年，在政策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上海的艺术发展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不同的艺术领域各自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发展特点，同时也有共通的趋势和现象值得关注。

首先，“融合”将成为下一阶段上海艺术发展的关键词。从2015年上海艺术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融合发展既表现为艺术门类间壁垒的逐步消融，同时也体现在艺术与科技的互为促动上。

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和实践不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分类艺术语汇——从创作主题或动机出发，借鉴、调用不同艺术形态进行创作的方式，不仅是前卫艺术的创意实验，在更多的大众艺术场域也已经得到运用。与此同时，上海有不少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在推动艺术的融合发展方面成绩显著：通过对美术馆机制及其功能的思考与拓展，更多类型的艺术实践得以进入/离开美术馆空间，进而也推动了艺术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的联结。

另一方面，2015年，几乎所有的艺术生产领域都与互联网技术发生了深刻的互动。“互联网+”既改变着艺术生产的产业模式，也正逐步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可以想见，更多尖端科技的出现将是未来人类生活的底色——2016年3月AlphaGo在围棋大战中的获胜，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又一轮欢呼和忧虑。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将艺术看作人类主观世界的表达，将科技看作客观世界的再现，这样的二元认识论无疑是应当被抛弃的。

不仅对于上海，对于全球的艺术生产，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类生活实践而言，融合都将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当今人类对于分类和纯粹的痴迷深植于西方现代性难以自洽的悖论中，“融合”是对壁垒高耸的“边界”的反扑——人类生活实践的本来面目就是复杂和混融的。艺术实践要如何回应/内置于生活的复杂性，这或许是“融合发展”留给我们更深刻的问题。

其次，是艺术创作背后的理论贫困。文化艺术产业风生水起的另一面，是艺术创作面临的困境。2015年的上海，艺术博览会以家居装饰大卖场自居、商业艺术特展带来审美疲劳外加撞车火拼、电影的票房表现与艺术价值持续泾渭分明、真人秀节目靠引进模式和贩卖明星获利，却对隐藏其中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毫无知觉……由此来看，艺术的经济价值仿佛成了衡量艺术发展水平的一个颇为尴尬的指标——艺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没有带来艺术创造力的百花齐放，反而使艺术生产也跌入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均质化逻辑中。

尽管资本加持和市场导向频遭诟病，但艺术创造力的匮乏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此。消费主义至上的文艺发展观固然需要不断地加以批判性审视，以促进文艺政策和制度逐步进行结构性调整——而非停留于见招拆招、头疼医头的“勤政”式干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文化艺术的从业者和实践者而言，更重要的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尽快建立起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后者才是平衡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核心所在。

“理论和文化的自觉”首先应当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切感知和体认之上——这里的现实既指向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政经结构，也包含我们浸淫其中的生活实践与经验。艺术的空洞化和消费主义化是一体两面的，其根本都在于艺术创作与现实之间回路的断裂。再者，艺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是形成这种自觉的有效机制。理论和文化的自觉，换言之，就是文艺观和价值观的确认，这需要包括思想家、学者、艺术家、评论家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在内的不同力量的共同参与，通过角力和协商形成富于生命力的动态共识。2015年，上海民间影展体系的初步形成，艺术机构主导的学术和理论探索蔚然成风;2016年伊始，《上海艺术评论》创刊、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对于艺术共同体和价值理念的构建，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艺术实践。

作者：吴筱燕

摄影作品艺术构成探讨论文 篇3：

浅析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的融合

【提 要】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典型性的审美样式，在千年的艺术积淀中逐步培养出中国受众的独特审美趣味。在新媒体的语境之下，戏曲艺术受到新兴艺术样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将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进行融合，可以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戏曲艺术需借新媒体艺术重现生机与活力，新媒体艺术扎根传统才能走得更远。将二者充分融合具有顺应时代召唤、弘扬优秀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文化自信，让戏曲艺术与时俱进、走向世界的时代意义。剧本的平民化与大众化、观众自主参与性增强、剧场舞美的高科技运用，促进了戏曲艺术构成的新媒体化嬗变，只有深挖戏曲艺术深层内核，发挥新媒体艺术优势，才能够真正打造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新高度。

【关键词】戏曲艺术 新媒体艺术 融合 时代意义

一、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必要性

(一)戏曲艺术需借新媒体艺术重现生机与活力

中国的戏曲与印度的梵剧、古希腊的戏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对世界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从远古时代的傩舞、傩戏，到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居、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明清的传奇，再到现在的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剧种为核心、多剧种争鸣的梨园盛世，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五千年优秀文化的滋养，中国戏曲传承着的不仅仅是一曲曲优美动听的旋律，发人深省的哲理故事，更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劳动美与智慧结晶，讲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中国故事，呈现的是中国作风与气派。可以说，戏曲艺术见证、记录、反映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然而，随着社会文艺产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快餐文化的大力挤压下，戏曲艺术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剧种五十年代有317个，八十年代初有360多个，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剧团的和专业及业余演出的大概有200多个。近20多年有100多个剧种已经消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建设。2015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为新形势下如何支持戏曲艺术传承和发展指明方向。因此，如何让戏曲艺术重现生机与活力，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新媒体艺术扎根传统才能走得更远

新媒体艺术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艺术已经充满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新媒体艺术作为时代的产物，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思潮，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着区别于传统艺术的优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又不断完善的艺术，需要扎根中国传统艺术，运用自身优势进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新媒体艺术的广度和深度。而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因其艺术的综合性，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成为新媒体艺术借鉴的最好选择。

综上所述，新媒体艺术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其发展必然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奠基。只有扎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当代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新媒体艺术才可以走得更远;传统文化也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现代融合，与流行融合，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二、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时代意义

(一)顺应时代召唤，弘扬优秀传统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基本的文化娱乐，更是思想、身心方面愉悦的文化娱乐。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编排了《焦裕禄》《常香玉》《全家福》《九品巡检》等一批精良之作，获得国家多项大奖。同时，他还带着原创豫剧《程婴救孤》等出访了27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好评，用实际行动弘扬优秀传统，顺应时代召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二)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十九大代表蒙曼在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故事是什么呢?其实涉及方方面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不是说我们一股脑的都讲出来”。因此，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中国好故事。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戏曲类五部获奖作品中，河北梆子《李保国》、采茶戏《永远的歌谣》、京剧《西安事变》、评剧《母亲》、高甲戏《大稻埕》等，无一不是根据真实社会历史、生活现实编创的中国好故事。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也有很多中国好故事，如《秦香莲》中包公不畏权贵的刚正不阿，《穆桂英挂帅》中杨家将誓死护国的赤胆忠心，《花木兰》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慈乌反哺，《打猪草》中邻里间相互理解的和睦相处等，都是中国戏曲中的精神文化瑰宝，也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石，是一个个鲜活生動的中国好故事。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就从智慧的中国人民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来。我们要将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完美融合，借着新媒体时代的东风，将戏曲艺术送到千家万户，用戏曲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三)让戏曲艺术与时俱进，走向世界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戏曲艺术应抓住时代脉搏、与时俱进、接轨国际，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戏曲艺术的创作与推广。

2015年，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在法国巴黎国际电影节举行欧洲首映，一举斩获国际立体影像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3D音乐故事片奖”。2016年首部3D版昆剧电影《景阳钟》、越剧电影《西厢记》在香港首映，一票难求，并屡获国际国内大奖。2016年第三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峰会上，浙江省京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翁国生担任总导演的大型中国戏曲艺术秀《国色天香》，向中外来宾展示了近300套中国戏曲的华美服饰以及秦腔喷火、川剧变脸等数十个中国戏曲的绝活，获得广泛好评。2018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3D全景声版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震撼世界首映，沪剧电影《雷雨》、京剧电影《贞观盛事》等也即将开机。

借助高科技新媒体技术，戏曲艺术定能承载着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从中国腾飞，走向世界。

三、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方法

(一)戏曲艺术构成的新媒体化嬗变

一般认为，戏剧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为剧本、演员、剧场、观众(也有认为戏剧有五个基本构成要素的，即：剧本、导演、演员、剧场、观众)。接下来，我们就分别从戏剧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展开戏曲艺术构成新媒体化嬗变的探讨。

1.剧本的平民化与大众化

戏曲形成之初是没有剧本的，大都是演员们依据一定的程式临场发挥。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文标认为：“中国古代民间戏剧，初期大都没有剧本可言的，或者是随机应变，临时插科打诨，或者是依一个大纲，上场后才杂凑而成。”直至元朝时期，大量的文人墨客投入剧本创作之中，使得剧本创作的文学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剧本的创作也日趋个人化和精英化。而在新媒体时代，戏曲剧本创作将会更具平民化和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评论、修改、创作剧本，人人都可以是剧作家。鉴于受众的评价与反馈，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使得创作不再仅仅是个人思想情怀的表达，也融入了时代的烙印及受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的媒体网络的出现使戏剧剧本创作的个人独白再次回归于集体的狂欢”。

2.观众自主参与性增强

演员和观众在传统戏曲艺术表演中，有着严格的界限，演员只管演出，观众只管欣赏与喝彩，两者间互不干扰。在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要想有更广阔的传播与发展，首先就要打破这种严格的界限，让演员与观众真正地连结起来，不仅做艺术欣赏上的共鸣，还可以实际地交流与互动。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演员和观众，在K歌类的App上一起演唱，互为欣赏，完成演员与观众角色的转换。同时，随着手机、平板的普及，观众在戏曲剧中、曲目的选择上，相较传统的演出剧目，多了更多的自主选择。

河南卫视经典戏曲栏目《梨园春》，首设戏曲类节目戏迷擂台赛，充分调动起戏迷观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中央电视台《一鸣惊人》栏目，给予全国各地戏曲剧种的业余团体一个光彩绽放的舞台。天津卫视《国色天香》栏目，对完全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明星进行专业训练，然后相互竞赛，赚足了观众的眼球。

因此，新媒体融合下，演员与观众的角色转换，观众自主选择性增强，都为戏曲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剧场舞美的高科技运用

戏曲舞台十分讲求“四个统一”：一是“似与不似的统一”;二是“神似与形似的统一”;三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四是“有限空间与无限空间的统一”。由于戏曲演出的剧场通常比较简单，因此演员们在比拟现实环境或对象时，往往会采用戏曲表演的三大艺术特色之一的虚拟性来表现。“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等表现的就是戏曲舞台上时间与空间的虚拟性。这种虚拟性，是创作者、导演、演员的虚拟，也是观众的虚拟，逼真的虚拟表演不仅能够将戏曲演绎得真实动人，更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达到虚拟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因此，新媒体艺术融合下，戏曲艺术的舞台效果都更逼真、更吸引人，增强观众的互动感与贴切感。

2018年元宵晚会，由歌唱家魏金栋、主持人鞠萍、歌手王二妮、戏曲演员陈俐、歌手周虹联袂表演的情景戏曲大联欢《闹元宵》，通过LED与现场背景灯光的变幻，新媒体艺术多声道的运用，演唱者生活装与戏曲装的转换，使这场戏曲盛宴更具立体感与现代感。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栏目，融知识性、娱乐性、艺术性、比拼性、表演性、展示性、参与性为一体。不断创新电视表达方式，运用电视的多元表达手段来制作精品节目，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优势，结合电视综艺、新媒体艺术特性，挖掘、推出各路戏曲精英。不仅为观众带来了美轮美奂的观赏体验，也为戏曲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二)深挖戏曲艺术深层内核，发挥新媒体艺术优势

为了保证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真正实现融合，我们需深挖戏曲艺术深层内核，去粗取精、大胆创新，紧抓时代脉搏，充分发挥新媒体艺术优势，拓宽戏曲艺术的广度与深度，提升戏曲艺术的传播效率与效果。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多领域艺术交叉合作成为经典。2009年11月，由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袁慧琴主演的中国第一部京剧数字电影《对花枪》荣获美国第五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大奖”，是第一部获得该奖项的戏曲剧目。2011年11月，台湾知名摄影师许培鸿在国家大剧院将自己8年来在世界各地记录青春版《牡丹亭》及新版《玉簪记》的数十万张的珍贵画面，通过高科技新媒体技术，将传统平面摄影作品呈现于新媒体之上，带领观众于光影的交织中，品味昆曲独特的魅力。2012年12月，台湾漫画家林政德及其团队创作的3D动漫《粉墨宝贝》，初登法国戛纳电影节便引起强烈的轰动。同时，还在中国动漫协会年度评奖中获“2012最具开发价值奖”提名奖，2015年更榮登央视少儿频道，向全国少年儿童展示昆曲的风采。2015年11月正式公测的游戏《王者荣耀》，短时间内就风靡全国，作为虚拟艺术的典型代表，其中也不乏戏曲元素。甄姬限定版皮肤“游园惊梦”出场便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昆曲念白“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春哪春，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追”，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经典戏曲曲目《霸王别姬》的经典片段，也被用于游戏中，角色身着精美戏曲服装，角色语音也使用国粹京剧唱法，着实为游戏增色不少。

这些都表明，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前景广阔，我们只有深挖戏曲艺术深层内核，发挥新媒体艺术优势，才能打造戏曲艺术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赵蓓蓓2006《保住民族文化的根，地方戏才不会消亡》，人民网。

习近平201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蒙 曼2017《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中国好故事》，央广网。

唐文标1985《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通信地址：650000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作者：柴攀 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