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当前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头”。根据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的研究，媒体和传播的“紧要关头”出现的重要标志，就是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以及新闻业可信度下降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篇1：

音频媒体智能化传播的风口

【摘要】本文作者考察了近期国内外广播和互联网音频领域的现状，结合情感计算、人工智能、心理学、医学等领域涉及音频内容应用的新成果，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等社会音频的应用现状与需求，提出当前音频媒体行业发展破局之处或在于与智能化传播匹配的音频内容体系的建设上。智能传播时代，与视听媒体传播不同，音频传播涉及更多的交叉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已经开始入局音频内容的生产与应用，音频媒体实际上已经开始与流行文化趋势、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密切相关。

【关键词】音频媒体 智能传播 音频内容生态系统

智能媒体生态系统正在重构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流程。在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等智能化传播趋势下，音频内容或者音频媒体，甚或广播业，将以何种状态入场?

一、多行业入局音频传播

当前，音频智能化传播的场域处处显现：喜马拉雅平台提出“音频淘宝”概念，智能音箱燃动起人机语音交流的星星之火，出版社趁数字化东风增值音频出版，微信语音的高度日常化使用，科大讯飞的语音多文本间转换技术，各大门户、视频网站和各类网络原生新闻平台等“一个也不能少”地叠加音频内容类别。无论是疫情期间腾讯会议、钉钉会议的社会风行，还是因“声景”研究为大众所知的环境声学或社会声学领域，或是鲜有大众关注的音频前卫艺术实践，更有计算机、心理学与认知科学领域交叉发展的计算机听觉领域，将生理、心理与新技术融合，声音刺激与效果分析的精度越来越高。

凡此种种，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入局音频传播领域的不只是广播和互联网音频行业，高新技术企业、家居企业、大健康产业等的进入，甚至可能改写大音频传播这个领域的概念。其次，抽离这些行业差异，把音频传播看做一个独立领域，应涉及音频内容产出、音频传播渠道与平台、音频技术推动的反馈效果测量评估三大类，目前音频内容产出发展的智能化程度最低;最后，音频传播牵涉的专业和行业领域庞杂，意味着需求广泛、前景可观;但也意味着其建立在智能化传播基础上的跨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搭建任务艰巨，也预示短期內难以在产业领域搅动市场，破局之处可能就在于关键性行业间摈弃成见的融合研究的启动。

声音信号本身的“非侵入”、易于采集、普适的特点，有可能为未来基于声音干预的终端设备和人工智能内容的开发提供想象空间。

二、音频媒体智能化传播发展的必要性

基于上文观察，在音频智能化传播的大舞台上，对于媒体行业而言，最有优势和竞争力的是媒体内容的生产。

(一)国外传统广播及其衍生的播客业态是音频内容生产的主力之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全球目前总共有超过4.4万个电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广播覆盖率超过了75%，广播媒体仍然是全球实现最大覆盖量的大众媒体。最新数据显示，英国1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89%的人群有收听广播行为，法国十分之九的人群都在听广播，在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每天花费一个半小时收听广播。播客作为传统广播形式的衍生，它和广告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到2025年，全球播客听众将从2019年的8亿人增长到20亿人，广告销售额可能涨至3倍，达到35亿美元。①新闻类的播客正成为目前甚至是下一个阶段广播发展的主要方向。广播行业百年来的积累应成为优势，特别是在音频内容资源和音频生产层面。

(二)国外广播媒体创新改革对接智能传播的内容期待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成立的故事讲述实验室(NPR Storytelling Lab)，其标志性意义在于打破广播、播客、数字化、视频制作等部门的界限，覆盖所有生产部门和整个组织系统，成为一个创新的枢纽。其本质是站在基于“叙述”(或者说“表达”)层面，打破媒体介质属性壁垒，从而达到“Storytelling ”(故事讲述)这个最终内容效果的最佳状态。这一认识的关键点是，对接智能传播的内容需求期待，把内容传播的场景和渠道放大到媒体之外的广阔空间中，同时把对内容生产的尊重放到最高位置上。

为了服从这个目标，就不得不超越原有的内容生产流程和行业分工限制，超越媒体原有内容生产中的壁垒(音视频内容生产中基于媒介层面的差异性互不相容)。为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由主管节目和受众开发的副总裁主持，节目部、新闻部、NPR客户端和培训部四个部门主管作为主管团队负责人，小范围内实现人对于机构性障碍的跨越。这可看作是高竞争环境下的行业应激自救反应。

(三)广播之外的其他媒体加入智能化音频内容争夺战

2020年底，《纽约时报》的播客《每日》(The Daily)每天约有400万大众收听，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频道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黄金时段的观众人数。其音频内容的战略步伐还未停止，202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收购了一款名为Audm的客户端，这是一家将长篇新闻转化为音频内容的初创公司。《纽约时报》还专门为亚马逊的智能音箱Alexa推出了新闻简报等音频产品。

英国《每日电讯》同样加入了这场音频内容争夺战，其积极打造的播客栏目矩阵目前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杂志类节目;第二个板块为即时栏目：一天两次的新闻播报，时长为2分钟的简讯播报和时长为10分钟的新冠肺炎疫情动态播报;第三个板块打造了一系列更具深度、制作周期更长的播客栏目，一般为6集左右的长篇播客，内容更多聚焦在深度的事实调查上。

可以清晰看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纽约时报》以报业本行、音频“副业”叫板了电视新闻频道FOX News，英国三大报业之一的《每日电讯》的播客实际上是“下一代”广播应该做的事情。Spotify(声破天)作为全球最大的音乐流服务平台之一，也加入这场音频内容争夺战中。Spotify推出一部日更剧情类播客，其制作精良程度可与BBC Radio 4(英国广播公司广播4台)的经典广播剧“The Archers”展开竞争。

纸媒、在线音乐平台等不仅开始涉足广播及播客领地，在内容制作、专业化程度上也不亚于甚至更强于广播媒体。音频内容这个原本不受重视的领域，却成为广播之外其他媒体数字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此举值得深思。

三、音频媒体智能化传播发展的重要性

(一)音频新闻的新影响力

2020年5月4日，第104届普利策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这一届普利策新闻奖在原来14个奖项的基础上，第一次增设“音频报道奖(Audio Reporting)”。播客《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第688集《出局的人群(The Out Crowd)》获奖。

2020年路透社新闻学研究所和牛津大学联合发布一份《新闻、媒体及技术趋势预测报告(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宣布音频新闻的新黄金时代到来。

(二)音频内容反向输入大众流行文化

互联网音频内容也开始反向输入大众流行文化，一些热门的播客被改编为电视剧甚至电影。例如：纽约时报的播客《Modern Love(现代爱情)》改编成了同名美剧;大热的华人题材电影《别告诉她》来源于导演王子逸在播客“This American Life”中的一期节目;漫威漫画公司为推广“金刚狼”品牌，由演员理查德·阿米蒂奇制作了播客，并将重新制作为漫画出版。

(三)可预见的音频全球化市场

无疑，在视觉传播独大的今天，音频新闻和其他音频内容的“出圈”在一般人看來似乎还很遥远，但信息传播领域的新端倪对于专业媒体人而言，是无法不慎重对待的。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广播疆域拓展的路径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做过诸多探索，内容为王、技术为王、平台为王、数据为王、渠道为王，等等，其核心是广播的盈利问题。广播作为区域性媒体，其形成全球化市场似乎不可能，但是从国际音频媒体学术研讨会上看，如 2019年5月11～12日伦敦金史密斯大学举办的2019年音频剧学术研讨会(Audio Drama Festival 2019)以及2019年欧洲传媒教育学会(ECREA)广播分会年会等国际音频媒体研究会议，音频内容可预见的全球化市场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期待。

(四)可期待的音频内容资本

“音频内容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的是智能传播时代音频媒体未来努力的方向应是基于自身核心竞争力——音频内容资源库和专业的音频内容生产能力。

“音频媒体”这个概念要延伸到所有跟声音有关的内容层面。广播不仅仅可以做今天我们国内电台熟悉的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可以做很多跟声音本身有关的内容的研发，将声音与人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国际音频传播的一个趋势是：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众多在学界具有引领性的研究人员开始越来越关注音频传播或者音频媒体，探讨它跟人之间最内在的关联是什么，并以此作为人工智能等未来传播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视听媒体内容边界在将来会进一步模糊，很多做电影的人也在做音频的节目，不仅如此，我们也要模糊口语、文字、视听媒体的内容表达边界去思考：这些介质个性化之下表述的共性是什么?广播是否可以通过音频形态这个切入的角度蜕变为一种高度适应智能化传播语境的新的表达方式、新的叙述方式。

音频内容不仅仅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听到的、涵盖的内容，其实它的表现疆域更为广泛。比如说科学类播客在国外很受欢迎，《无形的力量》(Invisibilia)用奇妙的心理学和脑科学知识建构了一个个甚至有些难以置信的人类故事，人们在收听之后，或许可以找到如何思考、行动和生活的解决办法。

“音频媒体”新内涵随之呈现，它将包括四个涵义：一种高度适应智能化传播语境，具有国际化市场前景的，在内容表达上拓展了前所未有的版图疆域，融合口语、文字、视听媒体内容优势的以声音形态出现的叙述方式。

四、音频媒体智能化传播发展的可能性：内容生态体系建设的机遇

(一)科技创新的宗旨在于服务于人

2020年，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科技创新必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崇高理念。科技创新的宗旨在于服务于人，这是我们发展科技事业的根本目的。

以人为中心，意味着技术不是外在的加持，而是要帮助实现内容与人的内在对接，参与人的文化行为。人的文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表达行为，其核心是人的创造力展现的疆域挑战。今天短视频的旺盛发展是营销业洞悉了秘诀：借助新技术手段，以内容直接链接受众，营销化身内容。

中国音频市场的真实发展远不局限于广播媒体、有声书等。艾媒咨询机构预计，2022年在线音频媒体用户规模将达到6.9亿人，而其市场收入从2006年的1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31亿元，②很多贡献来自二次元音频消费。以2019年末由《魔道祖师》改编的电视剧《陈情令》为例，截至2021年初该剧第三季在猫耳客户端已经达到了1.8亿的播放量。③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需要反思：我们在认知上有没有达到去驾驭与科技发展相匹配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在对音频内容价值的重视程度上。

(二)人工智能的人文性

人工智能的下一个前沿不能仅仅是技术，它也必须是人文(humanity)的。欧盟最新开展“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系统”项目，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也发起了Human-centred AI(HAI)研究，融合了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人文科学等众多学科。这或许代表了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方向。

(三)媒介研究的新命题：媒介与社会文化

Web3.0时代媒体研究关注的焦点，从媒介内容和传播效果转向媒介本身， 探讨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研究的未来趋势，呼应新技术的命题以及国家发展战略。

(四)智能音频多媒体内容生态系统的本质：回归声音与人的深度关联

未来可期待的音频内容需要与新技术发展匹配，与自身的文化使命匹配，在广度和深度上做新生式的蜕变，建立音频内容的生态系统。

在广度上，智能音频多媒体内容生态系统需要音频媒体与脑科学、情感计算等多学科联合研发。例如，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 CV)已经被广泛研究且取得了很好的产业化应用成果，然而计算机听觉(Computer Audition， CA)在国内外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极大的科学价值和潜力。研究话语/音乐对人体大脑及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对基于计算机听觉的精神状态量化评估，亟需结合脑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等探索基于脑信号实现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的新方法和技术，构建基于脑电特征的语音解码系统，实现自然高效的语音输出脑机接口系统。

在深度上，智能音频多媒体内容生态系统生产需要声音心理学(Psychoacoustics)、声音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ound)、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的参与，回归音频与人深度关联的思考与关照。

这是音频内容、音频内容资本、音频内容生态体系的根本，也是未来智能化时代音频媒体得以彰显专业性价值、迎接风口期的要求。

注释

①The podcasting battle to be the Netflix of audio， Economist， 2021.1.2.

②艾媒大文娱产业研究中心：《2020～2021年中国在线音频行业研究报告》，艾媒网，2021年3月31日，https：//www.iimedia.cn/c400/77771.html.

③参见：https：//www.missevan.com/mdrama/22602.

(本文部分内容见于2021年10月20日作者在安徽合肥举办的中国广视索福瑞长三角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下一代“广播”：开拓智媒时代音频媒体的疆域》，该演讲部分内容详见收视中国微信公众号。)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编辑：李静)

作者：孟伟

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篇2：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创新

当前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头”。根据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的研究，媒体和传播的“紧要关头”出现的重要标志，就是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以及新闻业可信度下降等。①近年来，基于电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迅速崛起，传统媒体的危机为媒介融合提供了契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对既有传播制度与秩序造成了颠覆性变革。传播业界特别是媒介融合带来的巨变赋予了新闻传播学理论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新的传播革命也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难以回避的挑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到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时刻。

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看，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厘清与建构，是创新新闻传播学理论框架的前提。数字传播时代，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与定义，比如：什么是新闻?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不再是记者和媒体机构的专利，新闻与信息、娱乐、资讯等的区别何在?还有，什么是传播?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传播”这一概念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有过程学派的“信息的传递与分享”和符号学派或文化学派的“意义的生成与共享”等两类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把“传播”视为“信息”、“符号”、“共享”、“互动”等。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合理性内核，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把“传播”视为“信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但信息是传播的材料，不能等同于“传播”本身，否则传播学与信息学的区别将不复存在;“传播”(communication)在欧美主流话语中被解读为“共享”，明显带有资本主义商品交易价值观的烙印等。传播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基础，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因社会而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传播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与权利，也是社会的基本功能;传播产生行动，行动终止传播，行动是传播的目的与终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新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新闻”、“传播”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与定义，是摆在研究者和从业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新闻媒体作为“传播”的同义语，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重点与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就像直播电视改变了“新闻”的内涵一样，新媒体重新定义了媒介与“传播”的概念。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仍以大众传播为主，但随着数字部落时代的到来，人际传播等非大众传播形式需要重新纳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与深入。

传播学是在二战期间随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而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等其他学科的边缘生长起来的，理论体系建设相对薄弱，即使在欧美国家也是一门年轻的边缘化学科。但随着传播技术革命的发展，传播作为社会基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传播学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边界日趋模糊的同时，作为其他社会科学基础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在2012年对过去30年CSSCI的研究表明，一贯以来处在社会科学研究显学地位上的经济学研究，在最近5年已经让位于以网络研究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促使传播学成为显学的关键性推动因素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崛起及其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刻改变。②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曾预言：未来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其中传播学研究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的基础。在新的传播革命导致人的关系和社会形态改变重塑的背景下，传播已是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或许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将面临“传播学”的转向，③这可能代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研究内容要体现本土特色。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仍处在引进和消化国外新闻传播理论的阶段，尚未完成本土化创新的任务，鲜见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的功能与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以传播为例，中国“重人情”社会的人际交往和传播，与欧美“重个人权利”社区环境下的人际传播的内涵和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在大众传播的功能方面，西方媒体重视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我国报刊偏重于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党报现象”。新闻传播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土化烙印，美国的传播理论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重视传播效果研究，这与美国媒体的商业化体制紧密相关，而欧洲重视公共广播，其传播学理论形成传播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等批判学派，强调传播的公共性。因此，对待欧美的传播学理论，不能脱离西方传播实践和社会环境去理解和吸收，而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采取扬弃的态度，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助于形成对国内外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与系统化的中国式新闻传播理论。

其次，研究内容要体现当代性。新闻传播理论只有关注并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才有生命力，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研究内容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媒体转型等现实需求，是构建和创新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背景。我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正在经历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向兼具政治与经济属性的媒体产业的市场化转型，这一转型及其伴随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需要中国的研究者进行关注与回应。二是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格局的影响，将是推动新闻传播研究创新的重要动力。新的传播技术引发了新闻传播权利、利益等的解构与重构，比如媒介融合背景下舆论环境日趋复杂，主流媒体如何引导舆论、掌控话语权?媒介融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如何?信息泛滥对公民的传播权利提出了挑战，除了知情权外，人们也有拒绝信息的权利，如何界定这种权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传统的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在互联网时代是否仍然有效?等等，这些都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第三，研究内容要体现实践导向。新闻传播理论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以及创造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麦克切斯尼认为，新闻传播理论都是在传媒发展的重要关头出现并提出危机的解决方案，比如20世纪初大众传播媒体崛起，媒体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黄色新闻泛滥带来的危害，迫使人们关注和思考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播研究发展的最新态势是导向行动，麦克切斯尼本人既是研究学者，又是传播活动家，他发起并成立了名为“自由新闻”的团体，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公民参与的媒体改革运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研究者，如晚清的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按照中国的现实需要对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辩护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改造，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和改变了几代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这种“橘逾淮则为枳”的理论创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深层次需求;五四前后李大钊等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改变中国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普遍存在“不接地气”的问题，走不出象牙塔，缺乏行动导向和现实关怀是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传播学在对其他学科的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等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出一套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比如受众调查、文本分析等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这门学科应继续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以不断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④当前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学术严谨性不足。学术研究的规范不仅仅是形式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学术概念的规范，“正名”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本要求，但不少研究对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模糊，整个论证过程中不能保持前后一致，缺乏严谨性，甚至随意制造概念名词，导致结论失去了依据和价值。

二是局限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基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事实上这种非此即彼的割裂状态并非现实的常态，比如语言就是既非主观亦非客观，既非物质亦非意识，既非形式亦非内容的存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如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开始突破传统的基于科学与理性的“二分法”来认识世界。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打破了媒介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还有，新闻传播研究中媒介中心论或技术决定论盛行，忽视了传播中人的决定作用，人文关怀缺失。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媒介融合时期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编号：B1305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高金萍译：《传播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喻国明：《传播学何以成为热门学科?——兼谈当前社会观察与治理逻辑的创新视角》，《解放日报》，2014年2月13日，第11版

③黄旦：《导言：立足于本土经验的传播学研究》，载《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作者为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作者：钱晓文

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篇3：

基于信息链视角的我国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探析

摘 要 论文回顾信息链理论的内涵，总结其应用，并依据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环境的特点及国外DIKW模型，对信息链进行了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国内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的研究。论文通过直接索取的方式获取了国内8个情报学博士点单位的课程，对课程数据进行精细化、归一化处理，找出共性，指出存在的不足，最后从情报学理论、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信息技术等方面给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信息链 情报学 博士 课程设置

分类号 G3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9.011

Analysis on Doctoral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Chain Theory

Zhu Peipei

0 引言

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我国情报学博士教育的开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國情报学博士点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博士点建设趋于完善。截至2018年6月，全国共有情报学博士点单位12个。作为最高层次的学位教育，情报学博士教育对情报学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情报学博士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基本情况分析(招生政策、毕业条件、培养规模、师资队伍、研究方向等)，情报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分析，以及我国与其他国家情报学博士教育的比较分析[1]，总体上侧重对情报学博士教育现状的统计与总结，以定性分析为主。

本文选取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课程是对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规划和设计，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的具体实施过程，是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其二，在情报学博士招生中，不少学校鼓励跨专业学生报考，青睐有跨学科、交叉学科背景的学生。这类跨专业学生入学后更需要通过课程学习夯实专业基础，方能增加专业认知，把握学科前沿，最终完成论文。此外，课程设置往往明确而具体，便于定量、定性研究。

1 情报学理论及再认识

1.1 信息链理论

信息链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或智能五个要素(信息链中的智能和情报被视为同一概念)构成。梁战平围绕信息链的理论，归纳了情报学的8大研究范式，包括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指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人文范式等[2]。马费成认为情报学的3个基本对象，信息、知识、情报需要从信息链的结构来认识，并且基于信息链的框架，阐释了情报学的离散分布、相关性、有序性、省力、小世界、对数透视等6个基本原理，以此构建了情报学的理论体系[3]。化柏林以信息链的序化过程、转化过程、融合过程为核心研究路径，关注信息、知识、情报的序化，信息、知识、情报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信息与知识融合得到情报的过程[4]。可见，信息链融合了情报学的理论与应用，阐释了情报学的种种现象与实践。我们用信息链理论来探析情报学博士点课程设置，方便定位和理解情报学博士教育，以期为情报学博士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提供参考。

1.2 信息链的再认识

在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所形成的全新环境下，情报研究人员对信息链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马费成认为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信息链原有的渐进式逐级提炼升华的模式被打破拆散，情报研究人员可以从信息链上任意节点入手，直接挖掘出决策需要的知识、情报和解决方案[5]。这里我们参考DIKW模型[6]，结合新技术环境下信息、知识、情报关系的特点，对信息链进行了再认识，如图1所示。把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放到同一个象限里，纵坐标表示有序化程度，如获取、组织等，横坐标来表示人在信息链中所起的作用。信息、知识、情报之间的转化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再是传统的逐级单向转化，因而不再用单向箭头表示这类转化，而是在横坐标上标记“转化”，以表明这种关系的普通存在性，“融合”“应用”同理。

1.3 情报学学科体系

根据严怡民《情报学概论》 提出的情报学体系框架，情报学可划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7]。结合图1对信息链的认识，即以信息、知识、情报生成、传递、获取、加工(组织、检索)、转化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为依据划分情报学，并把类似环节汇总，理论情报学可划分为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学方法论，应用情报学可划分为情报组织、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情报技术、情报服务等。

1.4 学科融合类课程

除情报学学科课程外，多数情报学博士点单位还设置了其它课程，如高级公共政策分析、科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等，从课程名称上看多借鉴了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我们称之为学科融合类课程。这些课程的出现是由于情报学多数理论是从其他领域移植过来的，有很多研究方法借鉴、采用了其他领域的成熟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2006年修订，标准号“GB/T 13745-92”)[8]，把同属一级学科的图书馆、档案学、文献学归为相邻学科，与情报学关系密切的其它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归为相关学科，学科融合类课程可分为相邻学科融合课程和相关学科融合课程。

2 调查设计

2.1 调查对象

我们以8个博士点单位为研究对象，具体见表1。除南京大学外，无法直接从网络获取其它7个博士点单位的课程。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社交软件如微信、QQ等联系到10名博士生，得到了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情报学专业招生在2018年之前挂靠在管理学院)等6个博士点的课程。河北大学自2019年起招生，目前还没有在读博士，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与相关教师取得联系，得到了相应的课程目录。

2.2 课程基本情况

图2是8个博士点单位的课程数量统计，共计77门，其中必修课20门、选修课57门。从开课数量上看，武汉大学以26门课程居于榜首，最少的是河北大学，这一定程度上与博士点招生时间长短有关。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选修课远多于必修课，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必修课、选修课数量持平，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必修课多于选修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选修课只有1门，应该与招生规模有关。从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公开的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看，情报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只有周晓英教授，每年招收博士生1～2名[9]。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有3名导师招收情报学博士[10]，规模扩大后，课程设置或许有所变化。

2.3 课程数据的处理

77门课程中，部分课程名称是二元的，为了便于分类剖析，我们对二元的课程进行了拆分，如将“信息服务与信息保障”拆分成“信息服务”和“信息保障”2门课程，将一元课程及拆分后的二元课程根据类型加以归类。

另外，把对同一课程内容的不同课程名称进行归一，包括全称与缩写、同义词的转换、缩略语与全称的转化等，如把“情报学主文献研读课”“情报学经典诵读”“中外情報学名著名篇选读”“国外经典文献选读”统一为“中外情报学名著名篇选读”。综上，77门课程经过细分化、归一化加工，得到128门课程。

2.4 课程类型划分

依据前文中的情报学学科体系，128门课程按其相似度及学科属性归入情报学学科课程表2以及相邻学科课程表3、相关学科课程表4中。各课程类型后的数字为该课程数目。博士点数、占比是指开设该类型课程的博士点单位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3 课程设置情况统计

3.1 情报学学科课程设置统计

表2中的情报学学科课程可分为4个档次。①几乎所有单位都设置的：情报学基础理论，知识管理;②大多数单位设置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检索，信息分析、情报分析，信息服务;③部分单位设置的：信息组织、知识组织，情报学方法论;④个别单位设置的：信息技术，情报源。

3.2 学科融合类课程设置统计

表3、表4中的学科融合类课程可分为4个档次：①几乎所有单位都设置的社会学，管理学;②多数单位设置的图书馆学，档案学;③部分单位设置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经济学，文献学;④个别单位设置的考古学。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情报学学科课程设置广泛

8个博士点单位的情报学学科课程共65门，内容广泛，覆盖了信息链中的信息、情报、知识的生成、传递、获取、加工、利用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与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一致。

4.2 课程设置体现了面向基础理论的特征

7个博士点单位开设了情报学理论类课程，具体如下：有4个博士点单位开设中外情报学名著名篇选读类课程，3个博士点单位开设情报学研究进展类课程，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前沿研究各有2个单位开设。可见，情报学博士点单位普通重视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4.3 重视情报的序化

序化就是将杂乱无章的情报进行加工、整序、分析，综合成可以解决问题的形态，以提高情报的利用率[4]。序化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3]，是信息链理论的基础。信息、知识、情报间的转化、融合关系都是建立在序化的基础上的。多数博士点单位开设了该类课程，如：信息分类理论前沿研究、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信息检索专题研究、信息检索技术等。

4.4 信息管理转向知识管理

多数博士点单位在信息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知识管理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出现与信息链中信息向知识转变的趋势有关，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源于知识，组织机构所需要管理的是知识，而不仅仅是信息[11]。

4.5 重视信息、知识、情报转化关系

信息、知识、情报转化类课程受到重视，有4个博士点单位开设该类课程，尤其重视信息分析类课程，如：信息分析研究进展、信息分析与计量、信息分析技术与方法、竞争情报理论与应用等。

4.6 学科融合类课程受到重视

学科融合类课程共计63门，占整体课程比例近50%，涉及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学、经济学等，体现了我国情报学博士生培养思路的开放性，即重视培养跨学科的情报学高级专门人才。相比相关学科，相邻学科融合类课程数量并不多，仅有3个博士点单位设置该类课程，共计17门，占学科融合类课程的比例为27%。说明我国情报学虽起源于图书馆学，但并不拘泥于图书馆学的范围，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相关学科中研究方法类课程居多，这是因为情报学较多地借鉴、采用了其他领域成熟的研究方法。

5 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5.1 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

5.1.1 研究方法类课程存在的不足

现有情报学研究方法类课程主要有2种：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和情报学一般研究方法。有2个博士点单位开设了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类课程，说明此类课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情报学研究来说，只有掌握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开展深入研究，否则研究将会是不完善、不科学的。

情报学一般研究方法多来自于管理学、社会学，缺失常见的数学方法、统计方法等。然而在近10年来的情报实践中，数学方法已陆续应用于情报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包括竞争情报研究、情报用户研究等。这表明情报学博士点的课程内容与实践有脱节的现象。

5.1.2 忽视信息技术类课程

从信息链理论角度看，信息技术为信息、知识、情报研究及它们的相互转化、融合等提供技术支撑。但我们发现仅有1个博士点单位开设信息技术类的课程，从课程名称上看，应是信息系统的一般性介绍，显然这种现状与情报学使用信息技术工具为用户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是不吻合的。

5.2 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5.2.1 技术传统与人文传统并重

信息链理论中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的相互转化。在情报实践中，所有信息访问都是人通过操作信息系统来实现的。基于此，国外学者倾向于情报学未来的研究增长点应该在于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视角，朝着人工科学方向发展。这在他们的教育教学中也有所体现，如世界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主席Michael Seadle教授和Humboldt University大学的Elke Greifeneder认为，iSchool课程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机交互，其余课程应围绕人机交互来开设，可包括信息技术、信息生态、情报学研究人员文化背景、用户文化背景等，并借鉴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12]。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既定情报学研究范式的深化，认为情报学应沿着认知科学驱动的方向发展。从广义情报学视角来看，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必要的，应该协同发展。也就是说，情报学博士生教育需要回归情报学两个传统，即技术传统和人文传统，前者以信息论为理论基础，后者以《诚若所思》作为其源头，两者应并重[13]。

5.2.2 构建多层次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

情报学方法论是以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学者王崇德把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14]。情报学哲学方法是情报学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次，统率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本体论、认识论、后结构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信息哲学等。然而现有的情报学博士课程体系却缺失了哲学方法类的课程。在博士课程中加入情报学哲学方法类课程，形成多层次的情报学方法论体系，无疑能够提升博士生的理论创新能力。

5.2.3 掌握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决策

在情报学博士生培养过程中，适当增加信息技术类课程数量、学时数，或将信息技术融合到相应课程中去，以提升情报学博士生的信息技术能力是当务之急。在信息技术类课程的定位上，情报学博士生不用去研究专门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但需要有一定信息技术能力，以做出合理的技术决策。

6 结语

信息链是情报学的一个较好的理论探索，融合了情报学的理论与应用。学者们围绕信息链，归纳了情报学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情报学学科体系。本文以信息链为视角探析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找出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的共性，客观地分析现有课程体系的优势与不足。实际上，各博士点单位课程体系会因招生数量、教学团队等多种因素有所调整，由于时间、精力以及信息渠道等原因，我们仅对8个情报学博士点部分年份的课程进行了汇总分析，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邱均平，楼雯.我国情报学学科与博士教育的协同发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4(2)：18-26.

梁战平.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3)：193-198.

马费成.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J].情报学报，2007(2)：3-12.

化柏林.情报学三动论探析：序化论、转化论与融合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11)：21-24.

马费成.在改变中探索和创新[J].情报科学，2018(1)：3-4.

Wikipedia. DIKW pyramid[EB/OL].(2007-12-19)[2018-10-05].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KW_pyramid.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9.

国家科委与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EB/OL].(2009-06-26)[2018-10-05].http：//lib.ust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EB/OL].(2017-10-30)[2018-10-05].http：//pgs.ruc.edu.cn/bszs/jzml.htm.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019年博導简介表[EB/OL].(2018-11-30)[2019-07-30].http：//pgs.ruc.edu.cn/bszs/jzml.htm.

马费成，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3.

SEADLE M， GREIFENEDER E. Envisioning an iSchool curriculum[J].Information Research，2007，12(4)：646-656.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情报学进展：2014—2015年度评论(第十一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39.

韩正彪，谢丽娜，周鹏.北美情报学理论近20年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4(3)：131-139.

作者：祝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