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育经费成本补偿研讨论文

摘要：校友资源是高校的宝贵资源。如何对校友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然而，目前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限于校友的支持能力和意愿，亦受制于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价值追求，面临着双重困境即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困境及高校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校教育经费成本补偿研讨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校教育经费成本补偿研讨论文 篇1：

英国高等教育财政问责：成本透明核算

摘要：财政透明度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财政信息公开是财政透明度的本质规定和重要内容。成本透明核算使英国高校的财务透明度大大提高，成为英国高等教育财政问责的重要路径。成本透明核算体系具备如下四个特征：其一，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使高校成本核算对象更加明确;其二，通过选取合理的成本动因，使间接成本的分配更加科学;其三，通过成本调整计算，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各类活动的成本;其四，间接成本率的计算为项目资助方补偿高校的间接成本提供了合理依据，最终推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财政问责;成本透明核算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下，英国政府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与此同时，对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5年，《贾勒特报告》提出：“大学在资源规划和使用中，应尽可能提高效率和效益”;1988年，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将财务预算的概念引入到高校校长管理学校财务的过程中，这与《贾勒特报告》倡导的高等教育机构加强自身的财务责任精神相一致，并都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贯彻：1994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按照每年的实际情况递交研究经费分配报告”。为了确保流向高等院校的财政拨款能够得到合理运用，保证大学财政健康，防范大学出现无可挽回的财政亏损与财政赤字，英国各级政府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采取三个主要措施对高等教育进行财政问责：一是与高校签署财政备忘录;二是对高校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三是要求高校实施成本透明核算。本文将主要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成本透明核算体系进行研究。

财政透明度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政府履行财政受托责任的必由之路。财政信息公开是财政透明度的本质规定和重要内容。英国政府1998年在《财政稳定守则》中将财政透明度作为财政政策的五个原则之一。高校成本透明核算正是英国政府财政透明度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正如成本核算与定价联合指导小组(JCPSG)主席大卫·韦斯特伯里(David Westbury)所说：“高等院校本来并不是工商企业，但是他们运用财、物和人力资源的方式必须和工商企业一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而成本核算是使用政府公共资金的必要条件。”

一、成本透明核算的基本目标与主要内容

(一)基本目标

确保英国财政部为高等教育提供的所有公共资金都能够得到合理、高效地使用，是英国高校实施成本透明核算的首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说高校只需要对公共经费进行成本核算。事实上，成本透明核算的对象是高校的全部资金。英国高校实施成本透明核算的基本目标如下：第一，满足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府的财政问责需求;第二，为高等院校提供丰富和一致的各类活动成本信息，便于其规划和管理;第三，为各种活动尤其是受到财政资金资助的活动进行定价奠定基础;第四，在高等院校层面和国家层面提供一种合理和全面的成本核算模式，以指导未来的高等教育投资。研发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上述四个不同目标的成本核算方法并非易事。经过成本核算与定价联合指导小组和高等教育各方十几年的共同努力，目前该体系已经被英国高等院校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包括财政部在内的政府机构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财政问责的重要路径。

(二)主要内容

1997年，英国组建了成本核算与定价联合指导小组，由其负责研发成本透明核算(Transparent Approach to Costing，TRAC)方法。目前，JCPSG已经开发了包括年度成本透明核算(Annual TRAC)、科研项目的全经济成本核算(TRAC FEC)和教学成本透明核算(TRAC(T))的成本透明核算体系。其中，年度成本透明核算是体系的基础，科研项目的全经济成本核算和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是在年度成本透明核算基础上的拓展。它们分别对高等院校整体和单项活动的成本进行详细的核算，使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获得高校所有活动的成本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加强对高校的财政问责，同时高校也能够据此进行更好地规划和管理。

成本透明核算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度成本透明核算方法的研发与实施(1997-2002)。JCPSG在JM咨询有限公司的帮助下，研发年度成本透明核算，对高校的所有成本进行核算。1999-2000年，在部分高校进行试点;2002年开始，在英国所有高校推行。第二阶段，全经济成本核算方法的开发与实施(2003-2005)。JCPSG将年度成本透明核算方法进行了拓展，开发了针对科研项目的全经济成本核算方法，并在英国所有高校得到实施。第三阶段，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方法的研发与实施(2006至今)。除了不断完善年度成本透明核算和科研项目的全经济成本核算方法外，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研发和实施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方法，对高校教学进行更加细化的成本核算和定价。

二、成本透明核算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流程

(一)理论基础

英国高校成本透明核算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 Based Costing)。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杰出的会计大师、美国人埃里克·科勒(Eric Kohler)教授。他在1952年编著的《会计师词典》中首次提出了作业、作业账户、作业会计等概念。1971年，乔治·斯托布斯(George Staubus)教授在《作业成本计算和投入产出会计》中对“作业”、“成本”、“作业会计”、“作业投入产出系统”等概念作了全面、系统的讨论。这是理论上研究作业成本法的第一部宝贵著作，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实业界普遍感到产品成本往往与现实脱节，大批会计学者对传统的成本会计系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8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罗宾·库伯(Robin Cooper)和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发表了《相关性消失：管理会计的兴衰》一文，并于1988-1989年在《成本管理》和《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系列文章，将斯托布斯纯理论的作业会计发展为可操作性的作业会计。作业成本法以“作业”或“活动”为中心，通过成本动因的选择反映引起成本发生的原因，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层更好地控制成本。作业成本法开始只在英国和美国的加工制造业中得到应用，后来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已逐渐在商业零售、批发、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政府部门、大学等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操作流程

由于年度成本透明核算是成本透明核算体系的基础，科研项目的全经济成本核算和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是在此基础上的细化和拓展，因此本操作流程主要针对的是年度成本透明核算，同时兼顾其他两项。

1 确定大学的核心活动

根据作业成本法，作业是组织为了实现经营目标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其实施必然消耗组织的资源。组织要进行成本核算，必须先对组织的各类活动进行划分，并明确各类活动的具体内容。JCPSG通过对大学所从事的活动进行详细分析，确定三类核心活动，即教学活动(T)、研究活动(R)和其他活动(O)。此外，还有一类支持活动(s)，根据支持对象的不同又被分为为教学提供支持的活动、为研究提供支持的活动和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的活动三种类型，这三种活动会在成本分配时被分到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去。

在确定大学的核心活动之后，JCPSG还对每一类核心活动进行细分，确定其具体内容。例如，教学活动主要包括：(1)讲课、上研讨课、从事辅导活动;(2)项目、专题讨论会和实验指导;(3)为课程、辅导活动和实验教学准备资料;(4)为一门新课准备资料;(5)修改和更新课程资料;(6)组织和考察实习工作，现场考察;(7)对学生所做的项目和学位论文进行指导和评价;(8)其他与教育事务相关的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包括补习课程;(9)出试卷和评判试卷，包括补考、口头考试;(10)阅读和评价学生的学位论文、课程论文和其他学生作业;(11)监考，包括承担外部审查工作;(12)参加新生会议等。其他活动的细分如下：咨询活动;其他服务，如日常测验、临床试验等;由商业公司开展的除教学和研究之外的活动;技术转让活动等。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医学院的一项其他活动，即临床服务。学术人员根据上述具体内容分配从事教学、科研或其他活动的时间。

此外，在年度成本透明核算中，根据资助者性质的不同，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又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资金资助的教学活动(PFT)和科研活动(PFR);另一类是非公共资金资助的教学活动(NPFT)和科研活动(NPFR)。在教学成本透明核算中，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教学活动又分为两种：其一是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教学活动(HEFCE-fundable);其二是由非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教学活动(non HEFCE-fundable)。此举主要是便于不同资助者对高校进行财政问责。

2 选择成本动因

成本动因(Cost Drivers)主要用于那些不能直接分配的成本。从成本发生的角度来看，成本动因是引发资源消耗的直接原因;从与成本对象的关系来看，它揭示了成本对象与资源消耗的内在因果关系。它是成本透明核算实施的关键因素，成本动因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源费用能否准确地分配到最后的各类活动的成本中去。

成本透明核算中常用的成本动因主要包括：一是教师总数或学术人员的全时工作当量(FET)，有时还包括临床的、行政和技术类的职员;二是学生总数或全日制学生当量，并且要区分研究型研究生、本科生和授课型研究生;三是由系或部门占用的建筑使用面积(平方米);四是学术人员或全部教职工从事不同活动花费的时间。

在高校的全部成本中，学术人员的工资成本所占比例最大。由于大多数学术人员同时从事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和其他活动中的两项或三项，如何将他们的工资成本进行分配是成本透明核算要解决的重要问题。JCPSG选用了学术人员从事不同活动花费的时间作为成本动因，通过要求学术人员或教职工填写时间分配表的办法来确定在各项活动上的投入总时数或投入比例。

时间分配表的填写主要采用年内回顾法(In-Year Retrospective)和日志法(Diaries)两种方法。年内回顾法是由学术人员回顾在最近三年中的一年时间里所发生的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其他活动和支持活动分别占用的时间。日志法是由学术人员对一周内从事的所有活动以半小时或1小时为单位进行记录，然后根据该记录中各类活动占用时间的比例计算出一年的时间分配。㈣这项工作既费时又烦琐。因此，时间分配一旦确定，就不会轻易变化，只有当系或部门在新的一年中发生重大变化时才会重新计算。重大变化一般包括院系合并、教师人数改变、学生人数改变、科研水平评估等级变化、来自不同渠道的收入总量变化、生师比改变、教辅人员与学术人员的比例发生改变等。

3 进行成本归集与成本分配

在年度成本透明核算过程中，高等院校核心活动花费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维持成本。直接成本是指那些直接用于某类活动的成本，或几类活动共同使用的成本，主要包括学术人员工资、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以及住宿等费用;维持成本是指在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活动时必须付出的成本，但它又不是直接用于教学、科研和其他活动的成本。科研项目全经济成本核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成本细分为三种：一是直接产生成本(DI)，包括研究人员、技术和办公人员的工资以及非人员费用，如消耗品、设备购置费用等;二是直接分配成本(DA)，包括项目负责人和合作研究人员的成本、不动产成本以及为实验室技术员和主要研究基础设施所付的费用;三是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s)，主要包括大学和系的科研管理、计算中心费用及其他费用。

各类活动成本的计算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第一，对于那些直接用于某项活动的成本，采用直接归集的方法，如研究助理的工资直接归集到研究活动等。第二，对于不能直接归集的成本，则根据成本动因计算成本。在进行成本计算之前，要先把使用相同成本动因的一系列活动所消耗的成本归集到成本库(Cost Pool)，如学术人员的工资成本库、不动产使用成本库等，然后再根据成本动因将其分配到各类活动和各个院系或部门。

成本分配结束之后，要在院系或部门层面进行汇总。院系要对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其他活动和支持活动这四类活动的成本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汇总;校行政机关只需要对其他活动和支持活动的成本进行汇总。在院系或部门层面汇总之后，还需要将支持活动的成本再分配到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去。在做成本汇总时，还需要将公共资金资助和非公共资金资助的各类活动的成本分开进行统计。

4 成本调整计算与确定间接成本率

在上述成本分配完成之后，高校还需要完成两项重要任务，即成本调整计算以及确定教学和科研的间接成本率(Charge-out Rates)，其目的是更加全面地反映高校各类活动的成本，维护政府及其他资助者和高校双方的利益，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成本调整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成本调整(Infrastructure Adjustment)和资本成本调整(Cost of Capital Employed Adiustment)。一般来说，成本调整和间接成本率都是由高校统一计算。

(1)基础设施成本调整

在成本透明核算中，需要进行成本调整的基础设施包括不动产(如土地和建筑物)、物质基础设施(如道路、场地、锅炉装置等)、器材和设备(科学设备、计算机和普通设备)、交通工具、家具(固定装置和可拆除装置)。

基础设施成本调整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整体计算法(High-level Method)和细分法(Detailed Method)。由于细分法需要对具体的资产类型进行划分，而且也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再加上一些数据较难取得，相对比较烦琐，所以很少采用。英国高校一般采用的是整体计算法，具体过程如下：第一步，计算基础设施的账面价值。将那些需要计提折旧的资产(不包括土地及机器设备)的年初价值及年末价值进行平均，取得他们的账面价值(不要去除折旧费用)。第二步，计算折旧率。计算出这些资产已经计提的折旧费用，除以上述账面价值，得到折旧率。第三步，计算基础设施总成本。将已调整过的基础设施保险价值乘以折旧率，从而计算出该年基础设施总成本。第四步，计算净基础设施成本调整额。将基础设施总成本减去对建筑物计提的折旧及长期资产的维护费用，从而得到净基础设施成本调整额。

(2)资本成本调整

资本成本主要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因占用资产或资本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英国高校计算资本成本调整的具体步骤包括：首先，根据高校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年末及年初资产总额，求得平均资产总额，然后减去流动负债。其中递延资本补助金不应扣除，但现金、捐赠基金及投资款应予以扣除。其次，将上述取得的非现金资产的价值根据是按照历史成本原则计价还是按照现值计价求得资金成本率。第三，减去已在财务报表中列示的利息费用及其他融资费用。最后，经过以上三步便可得资本成本费用，然后将资本成本费用合同总成本费用在财务报表中加以列示，并根据成本动因将其合理分配到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中去。

(3)间接成本率

高校应根据成本分配过程中得到的用于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的间接成本总额除以约当教学人员数和科研人员数，得到人均教学或科研间接成本率。单个科研项目或教学项目的间接成本则主要根据项目使用的约当人数和人均教学或科研间接成本率计算。这是政府或其他资助者为高校各项教学或科研项目定价的基础。间接成本率除了用于高校的成本透明核算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以往教学和科研项目资助方承担的间接成本较少而导致的高校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投入短缺以及稳定经费被挤占的问题。在成本透明核算体系实施之后，教师或高校在申请教学和科研项目时需要编制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预算，项目批准之后，直接成本由项目负责人掌握，间接成本则补偿给高校。

5 成本透明核算的成果

成本核算与定价是成本透明核算体系的基本功能。因此，通过上述操作流程可以得出两类成果。一类成果是成本透明核算报告，主要包括年度成本透明核算报告、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报告和科研项目全经济成本核算报告。其中，教学成本透明核算报告内容分三个方面——教学成本透明核算其他成本信息、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资助中与课程无关的成本以及与课程有关的成本。另一类成果是课程单元与研究项目的定价结果，主要包括根据财务记录、教学问接成本率和研究间接成本率等计算得出的课程单元的估算成本、研究项目的估算成本等。详见图1。

三、结论

2012年12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新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自2009年发布征求意见稿后并没有出台正式文本，目前仍沿用1997年的规定。由此也表明，我国高等学校的财务规范和成本核算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已经推出或准备推出相关的制度或措施加以完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1997年起，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英国重新打造高等院校的成本核算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体系已经得到包括英国财政部在内的政府机构的认可，在满足政府及其他资助方对高等教育的财务问责、改进高校内部财务管理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言之，成本透明核算体系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它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使成本核算对象更加明确。将高校的核心活动作为成本核算的对象，成本归集更加合理。第二，通过选取合理的成本动因，使间接成本的分配更加科学。第三，通过成本调整计算，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各类活动的成本。第四，间接成本率的计算为项目资助方补偿高校的间接成本提供了合理依据，最终推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成本透明核算体系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成本透明核算方法在讲究成本信息准确性的同时也溶入了较多的估计成分，如学术人员花在各类活动上的时间采用的是估计方法。另外，该体系的设计过于复杂，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简化成本透明核算方法是其今后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资源配置模式(RAM)与成本透明核算(TRAC)是英国高校财务管理中两项紧密相关的工作，但两者也有区别：第一，TRAC要求将成本分配到各类活动中，RAM对此很少要求;第二，在RAM中使用的数据并不是最新的数据，它有可能取自规划数据而不是历史数据，而TRAC中使用的数据是过去一年的最新数据;第三，动机因素在TRAC的成本动因中并不存在，但在RAM中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RAM中的成本动因通常较多。并且其运用也非常复杂，而TRAC不要求使用大量的成本动因。

作者：高耀丽

高校教育经费成本补偿研讨论文 篇2：

高校校友资源开发的拓展：教育评价困境与破局

摘 要：校友资源是高校的宝贵资源。如何对校友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然而，目前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限于校友的支持能力和意愿，亦受制于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价值追求，面临着双重困境即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困境及高校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面对困境，要实现对校友资源更有效及更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高校必须重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第三维度”，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作用。

关键词：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双重困境;教育评价

在教育研究领域，“校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校友概念作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界定。[1]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所指的高校校友是曾在同一所高校接受过系统教育或培训的各层次、各类别的学生，以及曾在同一所高校工作过的教职员工等人员。校友资源则是指校友自身作为人才资源的价值，以及校友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的总和。[2]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提高，办学资源来源的进一步多元化，校友资源对促进高校发展的重要意义不断得以彰显，校友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我国高校校友工作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校友工作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兴起和深化。2003年9月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获得民政部的批准成立，推动校友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特别是“校友资源”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学界掀起一波从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视角来研究校友问题的热潮。[3]不过，无论是实践探索还是理论研究，高校校友工作的中心仍然停留在如何提高校友捐赠上，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还是能为高校提供财物、社会关系支持的“杰出校友”。校友资源开发利用要取得好的效益，校友掌握资源是前提，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是关键。于是，提高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特别是校友的财物捐赠意愿，成了高校校友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成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和主要目标。然而，没有支持意愿或没掌握可供高校利用资源的校友有没有资源价值?是不是没有掌握优质资源的“杰出校友”或“杰出校友”较少的高校，就难以保证其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益?如何在校友缺乏客觀支持能力和主观支持意愿的情况下，发挥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拓宽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在目前校友资源开发利用所面临的困境无法根本消除的情况下，不失为进一步提高校友工作实效的有效策略。

一、资源的获取：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维度

历史地看，高校把校友看作是办学资源的供给者，直接原因在于校友为高校提供财物支持。比如最早的成熟的高校校友会在美国的出现，就是为了组织校友向大学捐款以解决经费问题。1821年9月5日成立的第一个正式的校友组织——校友协会(society of alumni)即是为了通过筹措资金拯救濒临倒闭的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进行削减，导致了大学对校友捐赠资金的重视甚至依赖。[4]高校对校友捐赠的重视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校友问题研究热潮，也是围绕着校友捐赠行为的形成原因、规律等问题展开的。[5]在我国，政府曾经是高校几乎唯一的资源供应者。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个人财富的积累，为高校获得校友捐赠创造了条件。20世纪九十年代，清华大学(1994年)和北京大学(1995年)先后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高校基金会，高校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开始成为高校获取办学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尽管人们对校友资源的多元价值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校友资源中的财力资源仍然是我国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目标，校友捐赠依然是高校校友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长久以来，在包括高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在不知不觉地认为，校友捐赠就是校友工作，校友工作就是校友捐赠。”[6]事实上，争取校友捐赠普遍成了高校开发校友资源的主要动力、目标和工作内容。

现实地看，办学经费的短缺似乎是所有高校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对增加办学经费的渴求，使高校对来自外部环境的资源支持特别是经费支持产生依赖。这是由高校特殊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使命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它无法通过向社会“售卖”自己的产品和成果以换取办学资金来支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使得它成了一个生存和发展资源高度外向依赖的组织。资源短缺，是高校面临的常态，尤其是办学资金的短缺，成了大学一直面临的“世纪难题”[7]。正如有学者所言，“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本质上不属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但却彻头彻尾是一个需要足够资源才能维持和运行的组织，在精神上大学需要高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有资源依赖的需要”[8]。

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校友工作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直接原因在于高校期待校友捐赠带来经济支持。但后来人们发现，校友除了可以为高校提供经济支持之外，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而且有些可能比单纯的经济支持还要重要。有学者总结了美国高校校友研究可应用于五个方面：一是经费筹集，二是招生就业，三是提高学校声誉，四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五是改善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9]随着人们对校友资源认识的拓展，校友捐赠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包括校友对母校提供物质、智力、精神等多方面的捐赠[10]。“校友资源”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突破校友工作限于校友经济捐赠的局限性，大大拓展了校友对高校发挥支持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就目前我国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校友把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赠予高校，为高校的发展直接提供资源支持，即校友捐赠;二是校友积极营造对高校发展有利的社会环境，包括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为高校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高校获得更好的外部资源支持;三是校友自身作为高校教育活动的“产品”，“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学校的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反馈信息对于学校改进人才培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1]，是对高校办学成效进行监测、评价和反馈的重要资源。

这三个维度从不同的角度为高校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然而，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探索者，都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前两个维度，对于第三个维度，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毕业生的反馈关注不够……校友资源信息应用到高校教育质量改进的并不多见”[12]。而与此同时，目前的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着双重困境，这凸显了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重视“第三维度”的必要性。

二、资源交易的局限：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双重困境

(一)能力及意愿局限：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困境

无论是校友向高校捐赠财物，还是校友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都取决于校友是否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备支持高校的能力，或者拥有支持高校的资源;二是具有支持高校的意愿。校友对高校的支持能力的高低与高校对校友在校期间的培养有相关性，但高校往往无法把握和预测，而且校友的支持能力的提升并非校友工作的结果。于是提高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成了校友工作的重要目标。为了得到更多的校友资源支持，高校往往更青睐于拥有优质资源的校友，因为只要能激发或提高这些校友的支持意愿，这些资源就可为高校所用。于是，校友資源的开发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提高校友对母校的支持意愿上，校友资源的利用则被局限在高校对校友所拥有的资源的占用或者借用上。

对有较强支持能力的校友的青睐，导致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精英依赖”。校友资源的获取主要依赖少数“杰出校友”，而对更多数的“普通校友”则往往关注不多;数量更多的“普通高校”与名牌学校相比，由于“杰出校友”更少，校友资源的开发效益普遍偏低。这种“精英依赖”忽视了多数“普通校友”的资源价值，其后果是“这些校友对母校的发展和关注渐趋降低，参与母校发展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对高校而言，也失去了从最大校友群体获得支持的渠道”。[13]不过，对精英校友的重视，不仅普遍存在于我国高校，国外高校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比如，美国一流大学的校友捐赠无论是捐赠数量还是质量相较于一般大学而言都更为优质，而且研究也表明校友捐赠水平虽与学生的第一毕业院校高度相关，但更倾向于捐赠精英高校。[14]但如果大多数的“普通校友”的资源价值无法得以充分彰显，将极大限制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对此，有学者呼吁，高校要以平等的校友文化将所有校友团结在一起，吸收每位校友参与学校事业发展。[15]

而对校友支持意愿的期待，往往导致“校友—高校关系预设依赖”。校友与高校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然而高校往往有意无意地预设校友对母校都必然怀有感恩之情。如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校友捐赠进行分析，认为校友社会资本对母校而言是一种“或有债权”，隐含着一种待偿“义务”，而这种“义务”的履行只能靠人情来维系，所以校友捐赠是一种“人情式契约”，校友捐赠的实现，是“或有债权”的兑现和“人情式契约”的履行。[16]

这种分析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解释了校友捐赠行为的发生缘由，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校友捐赠行为的发生机制，也的确是一些校友为高校提供支持的真实原因。但事实上，校友未必都会对母校持有积极的支持意愿，校友与高校的关系也未必都是良好的。李俊义总结了高校与校友四种类型的认同关系即互认恒常型、双强双趋型、强趋弱避型和双弱双趋型，指出了校友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校友对高校而言，所发挥的并非都是积极的影响。比如双弱双避型的校友—高校关系，表现为高校与校友彼此的认同强度不高，高校不愿提及校友，以隐蔽或公开方式划清与校友的界限;校友缺乏对母校的认可，表现为公开场合不提及母校或回避母校的名称。[17]

在“校友都对母校怀有感恩之情”的关系预设下，高校把“校友”想当然地看成“慈善捐赠者”或“办学资源自愿补充者”，在与校友的交往中往往表现出目标的功利性(如仅看重校友作为捐助者的价值)。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国校友资源开发中出现了一种偏颇之论，认为校友是高校多因素努力的结果，校友资源的积累是高校学术资源投入的产出，校友对母校‘反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回馈’‘感恩’‘慈善’构成了传统校友文化的核心语境”[18]。因而，有学者呼吁必须突破校友和高校的这种功利性“募捐—捐赠”关系模式。“否则，我们的大学总有一天会发现，现实的校友工作很难建立在‘校友总会对母校怀有感情，总会回报母校’的假设之上，也会发现校友捐赠并不总是能够稳定、持续的增长。”[19]

基于此，一些学者呼吁高校应该努力构建一种交互服务模式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共同发展[20]，或主张构建校友资源与高校学术资源的共生机制，实现校友与高校双方资源的共享共生[21]。总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校友—高校双方共赢的关系，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或者“利益共同体”。然而无论是构建何种共同体，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始终无法遮盖两者利益或者资源的“交易本质”。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之所以具有“交易本质”，是由于高校作为一个组织，必须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为了获取所需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易”[22]。但是，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这种交易，也往往给高校的办学自主性带来挑战，面临“当大学最自由时他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它则最不自由”[23]的两难处境，使高校陷入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

(二)回馈局限：高校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

为了克服校友支持能力及意愿局限的问题而提出的建议，往往都主张构建校友—高校良好的利益互惠关系，以保证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

这种主张显然受到了互惠利他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1971年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指出，非亲缘利他行为以互惠为基础，合作的出现是因为利他者期望自己的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可以在日后某个时间给自己带来利益补偿。资源依赖理论是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菲佛和萨兰基克认为，组织无法做到资源供给的自给自足而对生存条件有完全的控制力，“为了获取所需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易”[24]。

构建校友—高校的利益互惠关系，意味着高校和校友双方都有进行资源交易的需求，而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味着要把自身拥有的资源让渡给高校或为高校所借用，是一种利他行为。对校友来说，如果只有对高校的资源给予而没有需求和利益的回馈，其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但高校能回馈那些给予它资源支持的校友们什么?或者说，高校能用什么来与校友进行资源交易?

从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功能来看，高校能回馈校友的主要是在培养人才、业务合作、技术支持等方面。当然还有两种隐性的回馈：一是高校本身是校友之间实现利益和需求交互的天然平台;二是高校可以帮助校友实现某种情感满足，比如校友纯粹的慈善情怀。

但是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良好的社会声誉及追求卓越是它的价值追求，这决定了高校对校友的这些回馈是有底线和顶格的。对我国高校来说，其底线就是不能改变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其顶格就是不能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提出了“四个服务”的明确要求，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也是向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出的具体要求。高校与校友之间的“资源交易”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同时，这种交易也不能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在美国，高校成立校友会、重视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摆脱政府的控制。比如哈佛学院(Harward College)在1840年8月26日成立校友会，于1852年开始为大学筹款，1865年完成了“哈佛摆脱州政府控制的任务”[25]。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的高校开发利用校友资源的目的和方向。本来高校获得校友的支持，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加强自身的办学自主权，但接受校友资源支持往往意味着“吃人嘴软”，须避免出现校友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干预高校治理的情况。对此，有学者警惕地指出，校友工作应“杜绝校友假借校友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或趁校友会工作之际拉帮结派，把校友工作沦为违法犯罪及实现不良企图的‘温床’”[26]。这就是说，高校对校友的回馈空间是有限的，也意味着高校不能仅靠与校友的资源交易来获取校友的支持。因为“无论是公司、基金会还是个人捐赠者，假如他们只是有为大学捐钱的机会，而钱却只能按照大学的意愿来花的话，他们都不大会给予捐赠的”[27]。

对高校来说，无论是通过激发校友的母校情结来提高校友的支持意愿还是通过“资源交易”来构建校友—高校的利益共同体，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这两个维度都涉及到“资源交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的作用，就成了克服前述双重困境、实现对校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解困之策。

三、可取的解困之策：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作用

从构成来看，校友资源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校友群体自身，二是校友所拥有的资源。从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维度来看，高校从争取校友捐赠和校友为学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两个维度来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实际上是把校友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可供高校利用的资源。而对校友资源的“利用”，则实际上是对校友所拥有资源的占用或借用。这种转化、占用、借用，意味着校友所拥有资源的消耗或者折耗。正因此，才需要借助“资源交易”来维持其持续性，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交易存在难以突破的困境。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针对校友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对校友自身作为高校教育评价和反馈的资源的价值往往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校友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财物资源是高校可直接利用的現成资源，而这也是高校最紧缺的资源，短期内即可产生开发利用效益。加之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第三方组织公信力有待提高[28]，高校办学评价结果对高校治理的反馈机制(如高校外部利益关系者信息反馈机制尚未建立)[29]、校友自身所蕴含的信息反馈功能无法得以充分发挥，这也意味着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缺失了一个维度，制约了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或教育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通过系统地搜集信息、分析解释，对教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不断优化教育和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誉为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30]在我国，长期以来高校内部开展的教育评价主要针对教学工作、课程、教师、学生等对象开展评价，重点主要放在对“教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的微观评价，而针对高校治理水平、发展决策科学性等宏观评价长期以来被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工作考核、评估所代替，既缺乏高校对自身的宏观评价和把握，也缺乏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组织评价。直到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我国高校的第三方评价组织才得以规模化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第三方评价组织中，非完全第三方评价组织基本上承接的是此前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而更加具有独立性的完全第三方评价组织由于在商业化浓厚、营利性质明显、评估公正性欠缺等方面受到质疑，其评估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一直不足。[31]

校友与高校产生联系并进行交往，除了校友工作所起到的联络作用之外，从利益关系人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视角来看，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而“大学生只要选择了某所大学，将终生成为该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校友是高校的关键利益相关者”[32]。作为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校友除了可通过“资源交易”来表达利益的关切，还可以作为高校教育评价信息反馈者来彰显这一身份。

在目前的校友工作中，并非不重视校友的评价反馈。例如很多高校经常通过召开校友座谈会、学校发展研讨会等方式了解校友对学校的评价。这种评价可充分发挥校友作为高校治理“智囊团”“外脑”的作用，以提高高校管理效率以及治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发生的重组事件就始于校友对于学校运行方式的不满，特别是对学校保守管理的不断诟病。1917年秋，校友委员会调查发现大学的账目和财务、管理机构和入学考试、制度成效以及本科生课程目标和特色都存在问题。于是耶鲁大学聘请有影响力的知名校友成立大学发展规划校友委员会(Alumni Committee on a Plan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咨询意见，最终于1919年正式实现了耶鲁大学的重组。[33]这是校友发挥智囊团作用的经典案例。校友对学校的办学成效进行主动评价、对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或者进行监督，是校友对高校的主观教育评价。

但事实上，我们还应该重视校友对高校的客观教育评价。客观评价则是校友的“无言评价”，既包括校友的工作单位、社会关系密切人对校友的整体素质与高校教育的关联性的评价，也包括校友群体毕业后的生涯发展情况对高校办学水平的客观检验。这种“无言评价”客观存在，无需校友本人主观言说，但却是对高校治理水平、教育成效的最真实评价。然而这种评价不容易获得，必须对校友成长轨迹密切关注并收集海量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地梳理、总结、分析才能把握，因此它的获得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例如通过校友离校后的表现与高校的教育行为效果的关联性研究，可以对高校的教育行为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在这些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比如，美国高校校友会的主要职能已经由过去的单纯筹措教育经费拓展到创造条件让校友参与学校管理、吸纳校友参与学校的发展规划、收集校友对大学教育满意度信息等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则资助专门机构开展对高校毕业生的四项调查，包括毕业生去向调查(GDS)、毕业生课程经验调查(CEQ)、研究生科研经历调查(PREQ)以及毕业生轨迹调查(GPS)，以收集毕业生、雇主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反馈信息，了解毕业生对大学教育的满意度，以及雇主对大学毕业生的满意度。[34]国内也有高校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比如清华大学曾做过多次大规模的毕业生调查，校友们为学校专业设置、学科布局、培养目标的调整以及完善对学生的培养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反馈信息，为学校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35]

高校要获得和把握宏观教育评价，有多种途径，也应该充分发挥不同途径的综合评价作用，但是校友作为重要的评价信息承载者及供给者，是高校开展宏观教育评价研究的重要资源。校友发挥教育评价和反馈作用，既可摆脱能力和意愿的局限，又可摆脱资源交易的局限。在这个维度中，每一所高校的每一名校友都可以彰显其资源价值。而且相对资源的占用和借用，立足于校友本身所蕴含的资源价值的挖掘，似乎更切合“开发”的本意——“用垦殖、开采等方法来充分利用荒地或天然资源”[36]。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特别是客观教育评价和反馈作用，是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维度，应该纳入高校校友工作格局中，作为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高校应从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和发挥校友评价及反馈的作用。无论是校友的主观评价还是客观的“无言评价”，都是对大学治理水平和能力进行检验的重要维度。充分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对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高校治理效能，是高校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其次，高校应完善高校校友工作的组织机构，为实现校友信息收集的全程、全员有效覆盖提供组织保障。目前我国高校负责校友工作的机构一般是校友会，根据校友会与学校的依存程度的不同，分为独立型校友会、半独立性校友会以及混合型校友会。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校友会，都存在专职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高校校友工作的要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把校友会办成美国顶尖大学那样的校友会存在体制、文化、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根据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高校应该成立学校党委校友工作部，与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以及离退休职工工作处、高校校友会、发展基金会等部门一同承担不同对象、不同阶段的校友工作。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成立校友工作委员会，专司参与校友工作的各部门的协调和统一领导，从而为建立高校与校友深入、持续、全面的联系以及建立详尽、科学的校友信息库提供组织保障。

最后，高校还应构建校友教育评价反馈的收集—研究—应用机制。校友信息库包含了校友的教育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与高校办学成效之间的相关性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把握和澄清。研究成果的应用，则主要在于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提高高校校内治理水平以及改善高校与校外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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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作者：吴笑韬

高校教育经费成本补偿研讨论文 篇3：

试析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摘 要]我国高等院校对大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但目前这种收费是偏高的。高等院校缺乏规模效益、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下降、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完善是造成高等学校学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适当缩短学制、推进高校后勤和人事制度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缴费上学 规模效益 教育投入

[作者简介]张藩，王家林，重庆交通学院(重庆 400074)

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费制度的改革。1994年我国普通高校开始正式实行收费上学制度，收费的标准也逐年提高。目前，关于高校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根据有关数据，探讨目前我国高校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及其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大学生的学费处于较高水平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顿在其所著《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中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满足了多个主体的需要，因此它的成本必须由这些受益主体共同分担。政府是高等教育的主办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应在受益范围内支付教育经费，学生及其家庭作为直接受益者应支付学费;其他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大众也应承担其部分责任。

受这一理论影响，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从当年开始，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正式实行收费制度，至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已全部实现并轨，高校缴费上学局面基本形成。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平均学费为2769元，到2002年，其年平均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据调查，2004年北京部分高校学费标准为：清华大学5000元，北京大学4900—5300元(医学部6000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文科5000元、理科6000元，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6000元。其他省市部分高校学费标准为：上海外国语大学10000元，复旦大学5500元，哈尔滨工业大学4000—5500元，南开大学4200—5000元，中山大学文科4560元、理科5 160元，四川大学文科4600元、理科5000元，西安交通大学3750—5200元，浙江大学48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山东大学3600—3940元。从这些学校的收费情况看，绝大多数学校的收费标准控制在5000元左右。外语和艺术类院校要相对高一些，一般在6000元左右。那么，现在这个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我们认为收费偏高，理由如下：

(一)从居民对高等学校学费的承受能力看，目前学费水平已经成为居民的一项重要支出

从理论上讲，合理学费水平的制定，必须考虑居民的付费能力。这与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有关，具体说就是与该国的人均GDP水平有关。前不久，纽约州立大学高等教育财政与接近性课题组收集了8个国家1997—1998年度学生和家庭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额。我们根据纽约州立大学提供的各国高等学校的收费情况，并结合国际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的相关数据，得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等学校收费占该国人均GDP比例，最高的是马来西亚和肯尼亚，分别为97%和90%;最低的是墨西哥和英国，分别为3%和4%;人均收入最高的美国，高等学校收费占其人均GDP的13%。1999年我国人均GDP为780美元，高等学校的收费占人均GDP的比例约为43%;2003年我国人均GDP为9073元，如果普通高等学校收费按照5000元来计算，则高校收费占我国人均GDP的比例为55%，比1999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我国目前的收费标准属于偏高水平。

近年来，普通高校的学费呈现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1993年普通高校生均缴纳学费610元，到1996年翻了一番，达到1319元;到1999年则又翻了1番，达到2769元。扩招后学费又大幅上涨，2000年比1999年上涨28.2%，2001年达到生均3895元。直到教育部等部委先后两次发文规定高校不得提高学费标准，学费快速上涨的趋势才得到缓解。但与此同时，许多家庭收入的增长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学费增长的幅度(包括多数农民以及下岗职工与城市低保家庭)。许多学者认为，目前高校的学费水平已超过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二)从高等教育的生均培养成本看，目前普通高校学费占高校日常运行费用的比例已达上限标准

按照我国高等学校学费政策规定，高等学校的学费按其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比例的25%掌握。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一般指每个学生每年所消耗的机构成本，即为生均培养成本，这种生均培养成本通常是用教育事业费作为高等学校的运行成本除以在校生人数来表示。核算生均培养成本是确定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为1167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33亿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为18亿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为17亿元，学费和杂费为282亿元，其他教育经费为216亿元。2001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在校生719.1万人，平均每个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6223元，学费和杂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比例为24%。虽然这个比例没有超过教育部规定“收费按学校日常运行成本的25%掌握”的标准，但也接近这一标准的上限。如果考虑在1167亿的高校教育经费中，还包括了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的经费18亿，那么这个比例实际就已经达到教育部规定的25%的上限(24.5%)，现行学费水平已经较高，上调的空间已经很小。

(三)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普遍认为这一标准较高

2004年9月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作了关于“高校收费政策基本合理”的表态，不少网民对此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反应。在许多网站的新闻跟帖中，不少网民对这一评价表示不满。一位网民说：“副部长同志，第一你不了解现在高校的情况，第二你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情况。”也有人发表意见，称教育部门主管领导出来表态，本身是积极的开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不久前曾在广州进行过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尚有如此多的人觉得目前的收费标准难以接受，那么，对广大的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来说，目前的收费标准更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需要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最近，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西安举行的全国高校教代会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工作研讨会上表示，高校收费只是对政府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充，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

(四)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建设情况看，助学贷款还难以全面有效地覆盖到大多数困难学生

从理论上讲，如果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比如说，学生贷款能够覆盖到绝大多数困难学生，就业前景比较乐观，还款期限比较合理的话，那么人们对学费的抱怨就会相应减少。现实情况是，我国政府对帮助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高度关注，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有设立奖学金、推行学生贷款、开展勤工助学、实施特殊困难补助、采取学费减免、开辟“绿色通道”和提取学校学费10%用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等。其中与大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该项制度自1999年开始推行以来，到2004年6月底，已实际发放贷款52亿元，享受贷款的学生达到80余万人，保证这部分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了学业。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违约率较高，影响了银行贷款的积极性。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部分高校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致使贷款风险上升。据报道，不少高校毕业生的贷款违约率超过了20%，有的甚至高达30—40%。实际上在新的贷款政策出台以前，全国曾有100多所高校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即使是北京地区的高校也不能幸免。二是贷款发放“冷热不均”。从一般情况看，中央直属的高校要普遍好于地方所属高校，本科院校普遍好于专科院校，大城市的高校普遍好于中小城市的高校。据报道，在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自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5年以来，有的高校累计获贷5000多万元，但有的仅获几十万元，更有数十所高校至今未贷到一分钱。三是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信用没有自信，申贷积极性不高。前不久浙江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全校只有13.4%的学生已经申请或准备申请助学贷款。未申请的主要原因是：26.98%的学生“怕还不起，不敢贷”，25.95%的学生“怕被人瞧不起，不愿贷”，31.52%的学生认为“贷款还要还，不如申请困难补助”。由于种种原因，国家预期用助学贷款来帮助那些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广大群众上“大学难”的感觉。

二、高等院校学费偏高的原因

造成高等学校收费较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高等学校学生作为收益者必须支付高等教育成本的正常原因，也有高等学校规模较大、效率较低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下降、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尚未完全形成等问题。

(一)缺乏规模效益是造成学费偏高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是决定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合理范围内学校规模越大，师生比越小，就意味着生均培养成本越小，学费就有可能越低。199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022所，在校学生340.9万人，平均在校生规模为3336人，师生比为1：8.38，明显没有达到规模效益的标准。在经历了1999年以来连续几年的“扩招”之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有了明显改善，到2002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396所，在校学生903.4万人，教师61.8万人，全国高校平均规模为6471人，师生比为1：14.6。

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2002年我国高校的平均师生比符合“优秀”标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师生比达到1：14的为优秀，1：16的为良好，1：18的为合格，超过这一比例的就要给予黄牌警告，限制其招生等)。但是，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尤其是根据我国大多数高等学校仍然是以教学为主的现状看，目前的师生比仍然较高，师生比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有资料表明，目前欧洲大学的师生比一般在1：30左右;台湾大学目前的师生比为1：35，据报道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准备将来降低为1：32。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是该国的一流大学，据该校校长张裳介绍，现有教师700人，学生21000人，师生比为1：30，大致与欧洲的状况接近。

造成高校缺乏规模效益的另一个原因是平均在校生规模偏小。虽然经过4年的“扩招”后，2002年我国高校在校生平均规模为6471人，规模明显提高，但是与国际上的大学比较，规模仍然较小。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人口居世界之最，在校生数量也位居前列的现实状况，这个规模显然不大。

(二)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下降是造成收费高的直接原因

尽管近几年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长，如199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032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6%，1999年为2.8%，2000年为2.9%，2001年为3%.为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有资料表明，1980—1995年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平均达到4.9%。其中，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从5.2%上升至5.5%左右，发展中国家从3.8%升至4.1%左右。与他们比较，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偏低。在这一较低的比例中，国家用于普通高等学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比例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1999年比1998年增加了21%，2000年比1999年增加了35%，2001年比2000年增加了29%，2002年比2001年增加了26%。而同期，国家用于普通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1998年为357亿元，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65%;1999年为443亿元，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62%;2000年为531亿元，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58%;2001年为633亿元，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54%。四年时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增加了165%，而国家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却只增加了77%，国家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下降了11个百分点。可以说，国家对普通高等教育投入占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是导致高校以“高收费”来弥补经费不足的一个原因。

(三)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学费高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和进展。从总体上看，这种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矛盾和问题，缓解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约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混乱。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很快，有的大学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分为学校、院、系、中心等多级，财务分散、资金分散

的问题比较突出，加上缺乏有效的财务审计监督机制，少数学校存在财务“失控”现象。同时，也存在个别高校资金使用缺乏效率的问题。二是教师与职工比率偏大。1998年我国高校教师与职工的比率为1：1.5，也就是说高校每两个教学人员，就需要3个职工提供相应的辅助性工作。到了2002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高校教师与职工的比率为1：1.1，意味着一个教学人员背后就站着一个职工。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高校教师与职工的比例却比我国要高得多。较高的教师与职工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校各项事业费居高不下。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高校对资金的需求，反过来造成了高校收费居高不下。

三、改革高校学费制度的对策思考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缓解广大青年上大学的经济负担，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参考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一)适当缩短学制，减轻学费压力

我国目前的本科学制一般为4年，与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的本科学制(文理科)相同，比英联邦国家多1年。从普通高校的授课时间与课程设置来看，我国高校每年授课时间一般为36—38周，远远多于英、美、澳等国的24—28周。仅就基础课和专业课来说，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课程数量多且每门课程的学时也偏长，如果大学教育的水准和效益能进一步提高，加上推行完全意义上的学分制，即提前修完学分者可以提前毕业的话，我国普通本科教育应能缩短为3年。如果以上缩短本科学制的建议得以实施，就可以节约一部分学生及家庭的学费和相关支出。就学校而言，资源(包括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利用将更充分，因为在在校生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每届学生的数量将增加1/3。可见，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政策。

(二)继续推进高校后勤、人事制度改革

为了提高普通高等学校的投入产出效益，使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面向市场，必须加强对教育成本的核算。一要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要坚持改革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和广大师生服务的正确方向，通过改革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高校后勤体系，为高校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和服务。二是加快行政管理人员分流步伐。要进一步明确校部管理机构基本职能，剥离服务职能、经营职能，划出教学科研辅助服务等部门。努力克服校部机关“政府化”的倾向，职能相近的部门和机构要尽可能合并或实行合署办公。努力提高并合理确定高校的生员比(学生与教职工比)和生师比，压缩非教学科研人员，提高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

(三)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受到外部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同时还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它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之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高等院校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在高校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等方面，要进一步赋予学校以自主决定权。高等院校也要加快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二是深入做好高等学校合并后的教学资源整合工作。要深入做好合并后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专业设置、资源共享等工作，使大学通过合并或联合办学，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并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三是进一步打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障碍，构建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教育体制，推进学习途径的多样化。在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弹性学习制度，放宽招生和入学年龄限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促进人才成长“立交桥”的形成，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四)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要坚持把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建设投资，依法加大各级政府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投资，适当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要切实落实高等教育资助制度，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而辍学。同时，要完善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和各级教育投入评估机制，不断提高高校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责任编辑：海文)

作者：张　潘　王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