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生存分析论文

摘要：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西方哲学生存分析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西方哲学生存分析论文 篇1：

时间性:辩证法理论的当代视域

内容提要 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危机根源于其传统视域的内在困境,拯救当代辩证法理论必须以转换辩证法的存在视域为前提。传统辩证法以“非时间性”为视域,形成了辩证法研究的“非时间性教条”,也导致了辩证法理论两种传统研究范式的危机。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为辩证法提供了“时间性”的视域,也为辩证法理论本性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 辩证法 时间性 视域 生存论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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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却少有反思的对辩证法的经典论述之一(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身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贺麟先生在《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中提出,黑格尔用辩证法和历史观点,完成了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这是《精神现象学》的“合理内核”之一。张澄清先生在《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想》一文中提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逻辑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这一思想为马克思经典作家们所批判继承,成为其重要的原则和方法。邓晓芒先生在《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什么?》一文中也提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重要“教益”之一。)。对于这样一个自明性论断的质疑,使得该经典论述的如下问题浮现出来:其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辩证法的特定阶段,还是其理论本性?如果是辩证法的特定阶段,那么,当代辩证法研究是否还需要一种历史视域或时间视域?如果是辩证法的理论本性,那么如何在当代哲学背景下创新这种“本性”?其二,“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历史主义”与逻辑的一致,还是“历史性”与逻辑的一致?如果是“历史主义”的一致,“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超时间性”是否窒息了逻辑的开放性?如果是“历史性”的一致,那么“历史性”所植根的“时间性”是否为辩证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纠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通过这些追问,我们可以开启一种反思辩证法理论当代视域的全新角度,这就是时间性视域中的辩证法理论及其当代创新问题。

一、非时间性:传统辩证法的存在视域及其内在困境

立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非反思关系,辩证法研究形成了“非时间性教条”。通过对传统辩证法理论形态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这种“非时间性教条”是传统辩证法理论的内在视域,正是这种内在视域决定了传统辩证法理论的诸多形态,也正是这种内在视域决定了我们的辩证法研究所存在的两个基本范式及其内在困境。

辩证法的“非时间教条”根源于传统形而上学知性化的致思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看作是实体与表象、真理与意见、理性与感性等二元对立的外在结合体,形上对象是通过“净化”和否定表象、意见等感性存在实现自身的无限性和永恒性,“永恒的事物不存在于时间里,因为它不被时间所包括,它们的存在也不是由时间计量的。”(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0页。)可见,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是“非时间性”的绝对存在。

辩证法诞生于对这种“非时间性”的绝对存在的把握。苏格拉底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和使用辩证法的哲学家,他提出的对话辩证法,讲究的是对话双方的同时性思辨,在揭露他者的有限性中确证自身,在不断的相互辩难中达到真理的确定性。辩证法要实现的是对形上本体的知识性把握,而这个形上本体必须是超时间的永恒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空间性的思维方式,成为超时间意义上的思辨工具,苏格拉底称之为“精神的助产术”。

“精神的助产术”说明了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仍然只是一种“术”,而不是真理本身,与真理相对的只能是意见。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还仍然是一种通过意见之间的辩难和对话从而到达真理的手段,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见的逻辑”,“应该说,古希腊的辩证法中虽包含其他种类辩证法的因素,但其主体便是意见的逻辑或意见的辩证法。”(注:王天成、曾东:《辩证法的三种形态——意见的逻辑、幻相的逻辑和思辨的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辩证法作为“意见的逻辑”的根本困境首先被康德揭示出来。康德认为,理性离开感性经验对形上对象的知识形态的把握,不过是理性能力僭越的结果,这种僭越必然形成形上领域的幻象。当人们把形成形上对象的知识的主观原理当作了客观原理时,产生的只是非客观性的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的幻象,这些幻象恰恰表明了这些“客观原理”的非客观性,也就是作为“意见的逻辑”的辩证法无法达到形上对象的客观性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哲学的最大功绩在于指出了作为“意见的逻辑”的辩证法,实际是一种“幻象的逻辑”的辩证法,并且指出“幻象的逻辑”的辩证法的根源在于“意见的逻辑”所形成的“客观原理”,脱离了以时间性为先验直观形式的感性经验,在“非时间性”的意义上进行“主观性”的思辨,当然没有客观必然性。

康德的批判既指出了辩证法作为“意见的逻辑”的内在困境在于其“非时间性”,也为辩证法的“超时间性”形态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黑格尔的“思辨的逻辑”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对辩证法的最大功绩在于说明了辩证法是理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康德曾经把辩证法提得比较高——而且这方面是他的功绩中最伟大的方面之一,——因为按照普通的想法,辩证法是有随意性的,他从辩证法那里把这种随意性的假象拿掉了,并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行动。”(注: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39页。)但康德只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必然性,而黑格尔则认为,这种必然性恰恰使辩证法从“意见的逻辑”和“幻象的逻辑”进展到“思辨的逻辑”。

黑格尔对传统辩证法的改造,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入了历史的思维方式,即实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可见,如果说“意见的逻辑”与“幻象的逻辑”都是在一种“非时间性”意义上对辩证法的理解,那么黑格尔辩证法则第一次提出了辩证法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既不是脱离了真理确定性的“意见的逻辑”,也不是把主观原理当作客观原理的“幻象的逻辑”,而是在历史中实现自身觉解的“思辨的逻辑”。

黑格尔作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革新传统形而上学,赋予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以合法性。黑格尔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合流,而恰恰是这种合流决定了其不可能为辩证法提供真正的时间性视域。原因在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存在基础是超历史性和“非时间性”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历史性形态是观念史,决定了辩证法的视域只能是被逻辑化了的虚假历史,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完成史。“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际上是“历史主义”与逻辑的统一,是“超时间性”的历史观念与辩证法的统一,而“超时间性”的历史观念实质上仍是一种“非时间性”,因此,辩证法仍然没有获得真实的时间性视域。

与传统辩证法的“非时间性”的理论教条相应,我们当前的辩证法研究所存在的两个范式便获得了自身的“根据”,这就是自然主义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的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深层困境根源于传统辩证法理论的“非时间性”视域,或者说,正是因为对以上三种辩证法的形态即“意见的逻辑”、“幻象的逻辑”和“思辨的逻辑”采取了一种非反思的态度,才导致了当代辩证法研究的两种范式及其困境。

在自然主义范式看来,辩证法立足于物质本体论,就是关于自然、思维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和法则,是处理现实问题的一种外在手段。这种研究范式忽视辩证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关系,离开辩证法的“时间性”的存在基础,导致了辩证法的实证化,使之陷入了自身所批判的知性的思维方式之中,成为可以随意套用的教条和工具,其自身的生命力被深深地遮蔽了。与自然主义范式不同,认识论范式继承了黑格尔实现的辩证法与虚假“时间性”的统一形式,实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辩证法认识。但是,由于对“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辩证法的视域仍然是“非时间性”和“超历史性”,并且在“非时间性”视域中窒息了自身的批判性和开放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宏大叙事的“合谋者”。

综上,拯救和创新当代辩证法理论必须以反思和批判“历史与逻辑一致”这一自明性的论断为前提,即深入反思和批判传统辩证法的“非时间性教条”,从而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挖掘真实的存在视域,拯救辩证法理论的当代生命力。

二、时间性:当代辩证法理论的崭新视域

时间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真正对时间问题提出根本变革性理解要算海德格尔引领的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海德格尔看来,对时间的理解可以分为流俗的时间观和本真的时间观。流俗的时间观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庸常的时间观,“庸常的时间领悟仅仅把握了在计数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作为现在之前后序列的时间。”

④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371页。)其二是逻辑化的时间观,“时间是‘抽象的’否定性。作为‘被直观的变易’,时间是可以直接摆在面前的、业经区别的自身区别,是‘在此的’、亦即现成的概念。”(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90页。)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坚持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即坚持“过去——现在——未来”这种单向度的、封闭的时间观,从而为传统形而上学提供一种稳定的、必然性的存在视域。

与流俗的时间观不同,海德格尔提出了可逆性的本真的时间观,即时间性。在此在的生存论活动中,此在通过面向死亡和绝对的虚无,跳出线性时间观的单向度和封闭性的枷锁,实现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真实关联是时间性的基本内涵。“此在则不仅而且原本决不是时间内的、出现在世界中的现成东西;毋宁说,它归根结底在其自身中便是时间性的。”④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是通过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基础获得的。

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是实体性形而上学,实体性形而上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非时间性”,它肇始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由黑格尔最终完成,它的根本特征是净化和剔除感性存在的“有限性”和“杂多性”,实现本体的“永恒性”和“纯洁性”。与“非时间性”的知性形而上学不同,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时间性入手,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澄明存在的意义问题,形而上学摆脱了实体化因素,而成为时间性的此在生存性领会。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以一种有限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传统实体性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不仅为辩证法提供了新的存在基础,即时间性的生存论的本体论基础,也为辩证法理论提供了有限性、可逆性的和开放性的时间性视域,从而为当代辩证法理论打破传统辩证法的“非时间性”,摆脱与知性形而上学内在纠缠,获得自身新的形态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平台。

时间性视域中的辩证法理论首先从一种无限的逻辑转变为一种有限的逻辑。在传统辩证法理论中,不管是“意见的逻辑”还是“思辨的逻辑”,辩证法的理论目的最终都是实现对无限的绝对真理的把握。只是对这种无限的理解二者具有重大差别。黑格尔认为,传统辩证法理论实现的是一种恶的无限,“意见的逻辑”只能坚持矛盾的对立面,无法内在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在他者中把自身建立起来,而始终停留于自身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从而达到的只能是一种恶的无限,即幻象的无限。“辩证法通常被看成一种外在的技术,通过主观的任性使确定的概念发生混乱,并给这些概念带来矛盾的假象②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6、176-177页。)。与幻象的恶无限不同,思辨逻辑所把握到的是客观的真无限,即无限是有限内在超越和自否定的结果,无限不与有限坚持对立,而恰恰就在有限中辩证地成就自身,“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②,辩证法就是对这种真实无限的觉解过程。

尽管黑格尔改造了意见逻辑的虚假无限性,实现了真实的无限性,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辩证法在“非时间性”的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只能作为一种无限性的逻辑。而无限性的逻辑的根本困境在于:时间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化和逻辑化的时间,时间还具有内在差异性和异质性。仅仅以一种同一性的时间观去看待辩证法,把辩证法变成同一性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辩证’的原本意义是‘交谈’或‘对话’。黑格尔的‘辩证’正如柏拉图一样,可以说是‘心灵与其自身的对话’”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而这种“与自身对话”的同一性独白必然窒息辩证法对异质性存在的表征。与“非时间性”的无限逻辑不同,时间性视域的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此在面向死亡的绝对有限性的时间性视域上,表征的是差异性和异质性作为有限性的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首先为辩证法理论提供了从无限逻辑到有限逻辑的变革视域。

作为有限性的逻辑的辩证法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视域为辩证法从追求同一性的肯定的辩证法走向追求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提供了理论平台。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被逻辑化、线性化的同时,逻辑也异化了自身,辩证法的否定性必然要走向绝对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新的肯定性,这实际上是由线性时间观中过去、现在必然走向未来所决定的。因为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只有知性化的时间观才能保证形而上学实体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时间成为一种知性化的、封闭性的概念。与之不同,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把时间变革为一种生存性的概念,或者说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时间不是脱离人的存在的实体,而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境遇。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一种开放性的理论视域。与传统的封闭性时间视域中形成的封闭的同一性辩证法不同,开放性视域中的辩证法渴望非同一性和否定性,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和开放性的存在。

人的否定性在于人的有死性和对死亡的先行掌握,决定了人能够通过对死亡的先行领会,打破同一性的理性命运,把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面向未来的筹划中重新规划当下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境遇,为自身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正是人的这种本真性“时间性”存在方式,决定了人是一种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开放性高于封闭性的存在。立足于生存论基础的辩证法理论,在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方式中,既获得了“时间性”的存在视域,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可能性和开放性。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表征的就是人作为超越性和否定性的生命的自我觉解。

对辩证法的时间性视域的揭示,不仅完成了辩证法理论形态的当代变革,同时辩证法作为有限的逻辑和非同一性的逻辑也有力地回应了辩证法研究的两种范式。自然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以“非时间性”作为视域,把辩证法理解为无限的逻辑和同一性的逻辑,结果,作为辩证思维实质的矛盾性,即有限性和否定性维度被深深地遮蔽了。与“非时间性”的知识论基础不同,“时间性”的生存论基础表征的就是人的否定性的存在方式,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有限性”构成辩证法内在生命力,即矛盾性和否定性的真实的存在视域,从而把辩证法从作为“非时间性”的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在一种有限性和开放性的视域中,辩证法从一种独白的逻辑转变为对话的逻辑,进而为辩证法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理论生命力。

三、时间性视域与辩证法理论本性的当代阐释

辩证法在其诞生之时,就是作为一种对话的逻辑出现的。尽管这种对话仍然停留在意见的非确定性上,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启了辩证法的两个理论本性:其一,揭示他者观点的有限性和否定性维度的“批判本性”;其二,在与他者批判性交流中,打破自身独断和独白的“对话本性”。辩证法的时间性视域的提出,不仅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理论本性的窒息和遮蔽,为辩证法理论本性的当代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时间性”首先为辩证法批判本性的当代阐释提供理论视域。“批判是辩证法的理论本性”,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哲学论断。但是,在阿多诺看来,传统辩证法所谓的否定性实质上只是肯定性的中介,“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

②③④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53、53、3页。)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批判性只是一种虚假的批判性,而这种虚假的批判性的根源在于,辩证法作为一种同一性的逻辑抽掉了自身的“时间性”维度,历史性的辩证法思维方式被非历史化,其否定的可逆性被线性时间观所窒息。线性时间观的坐标是现在,辩证法也变成了只论证现在合法性的肯定性逻辑,“人们就已被一种纯现在的偶像所迷住,他们努力剥去思想的历史向度。现在,虚构的、单向度的东西成了一切内在意义的认识基础。”

②结果,辩证法本来所具有的揭示对象有限性和片面性的否定性向度,被钝化为肯定性的自我论证,否定性不过是达到自我完满形式的中介,而中介的独立性显然是虚假的,“那种完全顺从纯粹性、全盘无时间性偶像的知识——与形式逻辑一致的知识——会成为同义反复”③。

与“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对辩证法的单向度规范不同,时间性视域使辩证法获得了多向度的可能性,表现为对自身他者维度的彰显和守护,并且在与他者维度的紧张关系中拯救了辩证法的真实批判本性。时间性是对现存事物采取一种有限性和暂时性的视野,这种视野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把握到的无限性和永恒性存在的挑战,能够打破“非时间性”的概念对“时间性”的非概念物的单向度的“规训”,在可逆性的视域中开显出非概念物对概念的“剩余”,并通过这种“剩余”保证辩证法的他者维度,以及“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④

实际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论述早已印证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与时间性的内在关联。“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马克思的论证强调了两个时间性概念,一个是对现存事物从它“必然灭亡”的方面去理解,另一个是对既成的形式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显然,“必然灭亡”和“暂时性”强调的是一种有死性的和有限性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论证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以一种有死性的和有限性的视野去看待现实性的存在,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到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相反,如果我们以一种永恒性的和无限的视野去看待现实存在,就不仅不能把握住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且把辩证法引入了某种“神秘形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辩证法时间性视域的论证具有当代意义。

时间性视域的中的辩证法,一方面在与他者的紧张关系中,保持了自身不可调和的“批判本性”;另一方面,在时间性视域中,通过他者维度的引入,摆脱自身作为一种独白逻辑的宏大叙事色彩,辩证法澄明了自身“对话本性”,并以此保证了自身在现代性视域中的合法形态。

在现代性视域中阐释辩证法的对话本性,必须以拯救辩证法的他者维度为前提。现代性依靠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完成对上帝的袪魅化,建立了主体的至上地位。主体性的至上性在于,主体的感知与规范功能不仅成为认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而且具有世界得以可能的本体论意义。以主体性为原则的近代哲学视域中,所谓对话,只能是主体性的自我对话。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意识哲学的对话不过是主体的自我独白。

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要通过辩证哲学的矛盾精神破解意识哲学的独断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②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页。),因为他敏锐地把握到了主体性原则所导致的现代世界的分裂,并“用‘爱和生命’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性中心的理性的权威”②,试图在主体性内部击破主体性的独断性质,实现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具有反现代性特征。但是,“黑格尔的质疑主要针对的是启蒙理性的知性思维方式及与此内在相关的功利主义,他并没有放弃现代性方案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为‘自由’与‘解放’的现代性价值提供思想支持和理论论证。”贺来:《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传统辩证法理论不仅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反而在与现代性的内在纠缠中弄残了自身。辩证法在“自由”与“解放”的祛魅叙事中丧失了自身的他者维度,成为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独白逻辑”。辩证法的当代合法性必须以放弃现代性的“无限性”的价值观,击破现代性的存在视域为前提。

分析辩证法从“非时间性”的主体性独白到时间性的主体间性对话,列维纳斯对时间概念中的他者维度的思考,对我们尤为具有启发意义。列维纳斯认为,传统哲学对时间的理解都是要么是把时间看作是外在于主体的纯客观性,要么是把时间完全纳入到自我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始终是在单个主体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时间的他者维度被深深地遮蔽了。与传统的理解不同,列维纳斯提出,时间表征的应该是人与他者之间的社会性。时间表征是一种有限性、暂时性的和有死性的视域,即在这种视域下人的存在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实体,而是能在面向死亡这个终极虚无中,通过经验他者之死来审视自身的有死性,并在这个对自身有死性的觉知中,实现与他者的真实对话。他者作为人的终极有死性是永远不可消除的主体的异质性,必然消解主体的独白性质,从而使主体担负起主体对他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担负起对他人的责任,终结所意味着的死亡才能用来衡量死亡的意义所及,……正是从这一关系出发,从这一对他人之死的敬重,从这一作为无限的一种关系的提问出发,时间将得到展示。”(注: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三联书店1997年

版,第44页。)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对话辩证法,“时间的辩证法就是与他人关系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应当用有别于孤独主体的辩证法之语汇进行研究的对话。”(注: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而这种对话的辩证法通过对自身他者维度的觉解,必然能不断地对抗独白形而上学对自身的纠缠,并且在这种对抗中保持自身的他者维度的不可消除性,也能够在对他者维度的守护中,既消解了传统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白逻辑的局限性,也守护了自身在现代性视域中的合法形态。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 蓬

作者：高广旭

现代西方哲学生存分析论文 篇2：

试析交往伦理的内涵

摘要：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关键词：交往;生活世界;情理;商谈

文献标识码：A

交往、对话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对话，是因为已死去的上帝无法再给人们提供意义的根据，而深受人们相信的科学却又只顾其方法，向技术和工具理性发展，根本不关心意义问题，哲学形式上学又在科学实证的要求面前受到人们的怀疑，所以，能够拯救现代人意义危机的，只能是生活世界中真诚的对话。中西方社会显示出交往、对话方式的两个路径方向：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情理沟通过程与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理性商谈过程。前者注重的是以尊严、情谊、关怀、善为价值取向的德性伦理，后者关注的是以权利、义务、责任、正义为价值取向的规范伦理。因此，笔者认为，所谓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一、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

严格说来，生活世界、交互主体性正式成为哲学话语，肇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胡塞尔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概念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摆脱现象学的唯我论困境而提出“交互主体性”概念，以使“先验自我”从“自我”走向“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实现与他者的交往与沟通;二是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不但是要说明主体间交往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目的是借助生活世界的恢复，克服欧洲人性的危机。欧洲人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它过分着迷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从而遗忘了或掩盖了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回归被近代自然科学所掩盖的“生活世界”，才能恢复人在科学中的地位与尊严，重建人与人、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有意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哈贝马斯批判与改造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将其从先验哲学概念转变为社会哲学概念，“生活世界”必须关联于行动理论和社会理论去理解，从中凸显语言符号互动构成的沟通关系。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世界，交互主体通过语言而相互理解。生活世界既是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也是交互主体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它提供了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意义的资源。正是有这些共享资源作为前提，人们以相互理解为宗旨的交往行为才成为可能。从共同的生活世界出发，交互主体的交往行为与三重世界相关联，即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相关联。人们对三重世界的区分性认识是从宗教神话世界观走向现代世俗化世界观的结果。现代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世界观的区分化。生活世界是具有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三重维度的世界。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指的就是回到这样一个完整的、根基的世界。

生活世界是交互主体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而交互主体的交往行为始终寓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知识是非主题性的，它作为隐含的、潜在的、前反思的背景表现出来。它绝对的明确性使其在人们的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似乎的模糊性使其只有在参与交往过程中才明确分解为论题，与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并受到人们的反思批判，在此种意义上，生活世界成为交往行为的结果。生活世界作为文化传统资源是人们通过沟通而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的前提、基础与根据。凭借着文化传统的传递背景，交往行为的参与者在解释与交往活动中把主观的、客观的、社会的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生活世界则参与了交往行为。“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的主干。经过分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网络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成为了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因此，在日常交往实践中，不但文化得到了再生产，而且社会得以整合化，个人实现了同一性。

二、语言与理解

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对话中，“语言”被人们说着和听着，语言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是独白式的、私语式的，而是一种为他人的存在。语言是具有意义的符号，是人们之间进行交往的媒介，也是主体表达自己生命活动的一种形式。在西方哲学语境中，语言的功能与地位经历着一个转换过程。西方思想在语言问题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语言的认识论维度、存在论维度、伦理学维度。从认识论来理解语言，语言是表达思维(思想)的工具，而对于认识真理则是无关紧要的。海德格尔实现了语言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换。他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存在命定的境域。而勒维纳斯所谓的原初语言既意味着我和他人的亲近，又意味着对他人的责任。这种语言既不是认识论的，也不是存在论的，而是伦理学的。而哈贝马斯更是深得语言内在的社会批判意义，在他的普遍语用学基础上建立了话语伦理学，揭示了语言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联。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对于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的句法学、符号与对象之间关系的语义学，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对于符号与符号的解释者之间的联系的语用学却没有重大的突破。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实现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理解、共识以及行动上的合作一致来说，在话语中恰当地运用语句(语用学)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话语要想被交往行为者所理解进而完成一次成功的交往，需要满足一定的有效性要求。“这些要求包括：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交往必须处在可领会性的有效性要求之下，而可领会性依赖于一个句子的合语法性;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赖于被陈述命题是否提供了有关“客观世界”的事实;表达内容的真诚性有赖于被表达的意向是否与言说者“主观世界”的实际意向相一致;表达内容的正当性依赖于是否说出了与“社会世界”规范相符合的话语。

从言语的有效性要求可以看出，合语法的句子被嵌入与现实的关系中，使言语或话语承担起在生活世界中的三种功能：一是呈现某种东西，二是表达某种意向，三是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的成功与否就在于话语是否兑现了这三种功能。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知识共享、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性的相互依存。而认同就是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达到理解是一个

在可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设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有效性要求的提出与被认可，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是在相互协调、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理性商谈过程。

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对语言的本质理解是语用学的而非语义学的。在汉语言的表述中很少运用逻辑推理形式，而是更多地借助于一种诗意的和审美的隐喻、象征、寓言等等形式，表现出了感通性、流动性、表意性、否定性、重叠性等特征。这是因为汉语言不是为了对某种客体对象的语义上的陈述和论证，而是为了使主体人的主观意向和意境得以语用上的体现。汉语言视域中面对的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实用性的生活世界。这恰恰也是现代西方语用学转向的宗旨所在。中国语用学更加突出了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情境或语境，它包含着生命的意涵和主体因素的参与、介入及其变动。生活世界的“情境”是内蕴着人的思想感情、价值规范、审美意境的“人文”情境。因此，中国本土的语用逻辑、语用推理所发生的情境就是在人文的世界、生活的世界里。语用逻辑涉及语境与语言符号的使用者的价值介入与解释，它的特征就在其人文性。“……语用逻辑具有人文性。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冯·赖特所说的伦理学的方向，语用逻辑的人文化实际也就意味着逻辑学的伦理转向，这样的转向，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景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中国的语用逻辑之渊源与发展的始终，就都与伦理相关联、与整合人文价值内在相关联。”中国古代发展了人文面向的伦理哲学和人文思维的“语用逻辑”;它认为思维的工具毕竟只是工具而已，它只是论证价值合理性和交流理性的工具。语言意义实现的最高宗旨不是主客符合而是主体间的相契沟通与相互理解。也就是说，能否实现语言表达的意义与其说是体现在能指与所指的符合里，不如说是体现在一种人际关系的成功交流之中。

孔子提出的“正名”之说就显示了古代语用学的社会伦理功用，可以将其诠释为一种一体化的言语行为活动。它所主张的名实相符，体现着衡量名实关系的正当性和明确性的准则;它是一种关于政治或伦理符号的语用学，具有明贵贱、分等级、关注现实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建构的取向。如何正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名言的世界达到人之理想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三、情理沟通

“情理”这一特殊范畴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精神与结构。它既不是西方式的情感主义也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的文化精神。情理精神在人际交往与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在判断某论点正确与否时，并不仅仅诉诸道理，也诉诸人情。中国人将合情理置于道理之上。道理是抽象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并倾向于逻辑上的极端;而合情理精神更现实、更人道，与实际紧密联系，能更正确地审时度势。对于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必须同时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总之，在一定条件下，理是随着情而变动不居的。理生于情，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在情与理交融过程中，情提升为高层次的伦理情感，而理也不再是冷冰冰的、无人情味的，从而达到了一种理想的中庸境界。因而，这里的“理”不是西方的“理性”，而是“性理”。从根本上说，“性理”就是从血缘本性、血缘的情之中而产生的性之理、情之理，或人情之理、人伦之理。情理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品质与行为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特殊社会结构所铸就的。有人也许会提出疑义，认为情理精神只是传统家族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理性化的社会中无任何的存在价值。实则不然，情理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淡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恰好证明了正是情理精神的缺失，使人们陷入抽象化、逻辑化、精确化的计算性生活，而失去了具体性、感性、整体性的圆融性生活。

情理精神落实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其运作有着内在的深层文化机制。在中国文化对人们交流与沟通的设计与处理中，推崇的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感通”交往机制。而所谓的感通，就是人际间情感的共通，通过情感的共鸣、共振来实现交往主体的互动。孔子的“忠恕之道”是这种交往方式的典型体现，被世人称之为交往的道德金律。孔子之所以提出交往的忠恕之道，是为了践履“仁”，达到“仁”的境界。仁始于孝敬父母的血缘亲情之爱，遵循爱有差等的原则，推己及人以达致仁民爱物。这种类比与类推的沟通方式就是以“情”为基础和动力的。仁的本质内涵就是爱人。爱人以尊重人为前提，因为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尊严性存在。人的生命价值的崇高就在于人有道德的心灵，趋向于选择以善为目的的优良生活。道德的根基就在于人本身，坚持道德，只因为我们是“人”，并非为了“规则”、“规范”而存在。要成为道德的，不是其他外在的原因，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人性。行忠恕之道是出于爱人、尊重人、关心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实现权利、义务与责任分担的公正结果。因而忠恕之道不是用外在的规则与规范去强制推行的，而是人之为人的本质需要，是人自身的道德品质的展现。忠恕是诚以待人与宽恕容人之道，首先体现为交往主体在个体交往中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从深层次讲，“忠”内在的忠实、忠诚内涵是个体与其所在的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伦理共同体之间的信任与责任关系。“恕”就其本质而言，倡导的是我和你之间在伦理共同体中相互关心与爱护的关系。

在家庭血缘共同体中做到忠恕不难，但在社会陌生共同体中“能近取譬”，将心比心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呢?人们以为各种社会共同体是受戒令与规条的约束而组织起来的，认为共同体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就是“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把人看作陌生人就等于把人置于“无知之幕”的背后，人成为毫无具体情感的“抽象物”。事实上，人秉承了共同的文化渊源、思想传统和生活整体，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可以相互体察、相互理解。即便是不同的民族之间，人们也拥有基本的、底线的共同信念与价值判断标准。因此，“陌生人”可以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陌生人”。“陌生人”的概念极易把人推向冷漠无情、互不关心的边缘。人任何时候都处于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人不但要体验家庭的亲情，体会朋友之间的友情，而且要培育社会组织、伦理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情谊。人以情感相交往，因情而有义，感情厚处必然为对方设想，以对方为重，关心、爱护他人。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仿佛为他人而存在，尽心竭力地完成自己的义务来实现对他人的尊重。因此，伦理关系表示为一种义务关系，是从情谊发展而来的自觉承担的义务，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关怀的伦理境界。一次劣迹就可使人丧失完美的德性，一点瑕疵就可破坏人们之间浓厚的感情，因此，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情理沟通方式在现代纷乱的社会中确实面临着种种障碍，然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历来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也是

推进哲学探究的思想动力。

四、理性商谈

人作为精神性存在表现为这样一种二重性：人在与他人进行有意识的合作、交流与对话的同时，也保持着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独立自主性。个体在历史脉络与社会断面的经纬纵横交织中，既与他人结为一体而又不牺牲自我的尊严和个体性。应有权利的获得就是对个体自由意志与尊严、价值的确证。因相通的情谊而分担义务体现了主体的诚心与热情，而为了权利去承担义务与责任则体现了主体的理智与冷静。在价值多元化与利益纷争的现代社会，毋宁说后者更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那么，谁应该享有何种权利?谁又该承担哪些义务与责任?如果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就意味着实现了相应的正义。从历史发展来看，种种外在权威都无法提供合理的判断依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具有“理性”的人类自身就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分蛋糕”的任务。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与人相结合而构成的生活世界。任何问题都必须被摆到“生活世界”这个桌面上，在自愿而非强制的交往境域中，主体与主体之间进行“理性”的商谈，获得主体间的认可，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并趋于普遍的合理性。而以“理性”为特征之一的现代性在各个层面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遭至了其自身的困境，尽管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由于科技和市场的鼓动，表面上增强了现代人对理性的信念，然而，现代性的理性基础却在意义、价值层面遭到了深深的责疑。一时间，“理性”成为人人批判的焦点，人们在痛陈“理性”的弊端的同时，或者陷入悲观主义，或者迷失了方向而走向完全的非理性主义。在韦伯那里，理性的内容包括两方面，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工具理性的独大而导致价值理性的萎缩。归根结底，理性的片面发展是由对其诠释与运用的“人类”自身所造成的。人作为一个统一体，既非是完全工具意义上的，亦非是完全价值意义上的。人应该把自身理解为工具理性式与价值理性式的两重生存状态。人的“理性”也必须从完整意义上重新建构。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交往理性”不同于以往任何片面的“理性”，它是包容了认知的工具理性、实践的道德理性、表现的审美理性的整体理性。交往理性的价值合理性就在于它是真、善、美的统一。所谓交往理性的“真”就是交往主体双方对客观事物的陈述必须符合其本来面目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主体与主体的交往关系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中介的，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与精神沟通离不开客观事物的载体。对外在事物的理性认知是交往双方达致共识的前提。所谓“交往理性”的善是指交往主体双方要在平等、自由、无强制与暴力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依据普适性的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原则进行商谈，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普遍化利益”。“善”是交往理性的核心。所谓“交往理性”的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境界，是交往主体超脱于外在事物的控制与内在情欲的束缚而呈现的自由状态。在交往主体的共同视域中，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社会世界的“正当性”、主观世界的“真诚性”都要在论辩中受到检测。因而，人们依据交往理性进行商谈的过程就是对世界重构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建构人生存于其中的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

主体问理性商谈的前提就是对交往境域的现实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其中交往境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变化的交往情境与相互作用的交互主体。主体具备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两方面的资质能力，前一种能力用于规律性的认识，而后者则不断赋予情境以新的价值内涵，情感实质上是价值的来源。因而内含主体“人”于自身的交往情境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体。交往主体一旦进入理性商谈的状态，就选择了“我一你”的交互视角，对权利的要求也就必然意味着以承担相应的义务为前提。交往主体都有义务来满足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等普遍有效性要求。普遍有效性要求并非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而是在生活世界以及日常交往实践中得来的。理性商谈的过程是程序化的、形式化的，在交往模式得到实质性价值认可之后，主体间依照程序步骤而行事就是恰当的、合理的。理性商谈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结果就是主体间在分享共同利益基础上达致共识与理解，以及一致性社会正义概念的获得。对话与商谈的行为方式不但加速生成了人们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而且透过理性的言说证成了主体间的共同接受与一致协议，形成了社会生活里的协作与团结。共通、合作与团结是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社会伦理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此现实生活世界、公众领域中讲求的‘团结凝聚’不能是一个空洞虚幻的词汇，徒托美丽的远景充饥，也不该是一声令下、一律服从的强制与胁迫，要求我们因过去的包袱认命，或是对当前势力妥协。真正的现代性‘团结’，应该在理性论辩的共识达成中寻求，决不回避每一个沟通环节上的合理证成，通过情境定义上所有可批判性议题与主张之讨论申诉、共同检视，以严格确定每一普遍有效性宣称的提出与成立。”不同于原始社会由血亲与姻亲联结起来的偶然共同性，也不是传统社会中阶级势力胁迫下的表层稳固，现代社会凡事依法理、讲求法权、权限的正义性，最终寻求的是合理性与规范力基础上的团结，就是程序严谨的理性商谈与论辩过程的实践结果。

责任编辑：涵　含

作者：汪怀君

现代西方哲学生存分析论文 篇3：

《回声制造者》中的人类危机与后现代他者伦理思想

摘 要： 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 )的小说《回声制造者》运用共时性的复调叙事手法，通过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描绘了人类的精神危机、环境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阐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他者伦理关系，表明只有承認差异，尊重人类弱势群体他者和动物他者，建立包容的生命伦理观，人类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为现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建立和谐的生存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理查德·鲍尔斯 《回声制造者》 他者 伦理 危机

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 )被誉为具有丰富科学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的小说始终贯穿了关怀他者的伦理主题，形成了特有的道德价值体系，除了本文探讨的《回声制造者》，小说《营利》中体现了对动物他者的共同体伦理思想，《囚徒的困境》中描写了对受创伤的边缘群体的关注，《加拉蒂2.2》中描绘了人类如何与计算机他者赛博格和谐相处，以及新作《上层林冠》中书写了“人类流散主体与植物他者的一种共生历史”a 。由此可见，鲍尔斯的思想深受后现代伦理哲学的影响，善于在作品中探讨人类与周围他者的共生关系。《回声制造者》是鲍尔斯的第九部小说，曾获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寓意象征、叙事方法、生态意识、精神分析等方面。本文拟探讨这部小说中所体现的后现代他者伦理思想。小说运用共时性的复调叙事手法，通过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观，阐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他者伦理关系，表明只有承认差异，尊重人类弱势群体他者和动物他者，建立包容的生命伦理观，人类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为现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建立和谐的生存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指出方向。

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具备教诲功能和伦理性质。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借助文学艺术培养符合他伦理观念的城邦保卫者。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他主张文学的教化功能要和审美作用相统一，而文学的教化功能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合理有效的伦理道德思想。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及在这种秩序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b 。当今社会，人类的中心主义思想给自身带来了一系列危机，人类亟须重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西方哲学虽然从一开始就是认识主体的哲学，但是存在差异性的对于他者的认识是自古有之。柏拉图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中体现了差异性思想，黑格尔从提出“主奴辩证法”开始关注他者对主体自身存在的影响，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和萨特的他者的“凝视”概念，更进一步促进了“他者”这一哲学命题的形成。直到德里达和列维纳斯共同的理念“善待他者”，这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学伦理学”。之后，列维纳斯提出一种“面对他者”的哲学精神，这就是一种伦理精神，但并不是指在社会中建立道德行为的规范和标准，而是一种信念，是“倾听他者的声音，肩负对他者的责任，展示为他者的主体”c。张剑指出，“他者”(the other)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物。它暗示了一切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d。传统的主体认识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很好地诠释了何谓“以人为中心”。所以，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人类对于他者的认识和驯服总是伴有暴力或殖民的手段。然而，没有他者，人类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对处于共生共灭的他者的施以不平等对待和迫害，使人类作茧自缚，逐渐迷失自我走入困境，如何与他者和谐相处成为一个亟待思考的话题。

一、人与人——人与人类他者

社会中的人首先应该处理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后现代他者伦理思想倡导的价值观是去除差异，尊重他者，为他者的生命负责，使他者的存在让自我变得更加完善。“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优先于自我与他者的存在关系，他者的面容对自我是一种召唤和规训，他者的存在引导着自我的超越，只有超越自我，拥抱他性或外在性，才能克服唯我论，走向善良与和平”e。建立一种包容的生命伦理观，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友爱，这正是后现代伦理思想的人类他者道德观。

《回声制造者》的主人公马克·施卢特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患上了双重错觉综合症，患者认为身边所有人和物都不是真的，而是由别有用心的特务机构伪造。他不相信自己唯一的亲人——姐姐卡琳·施卢特，认为姐姐也是假冒的，是由某秘密机构派来监视他的。他只相信医院的一名护工芭芭拉，对芭芭拉深信不疑言听计从，而芭芭拉对马克的无理取闹和暴躁脾气总是和颜悦色。这让卡琳十分感激和嫉妒，同时又有些迷惑，“一个严酷的念头带来另一个严酷的念头，卡琳陷入了愤愤不平的情绪之中：这个女人乐意照顾一个比她年轻十五岁的脑部受伤的病人……芭芭拉拥有马克，她自己却无能为力”f，她不明白为何如此优秀的芭芭拉要来做马克的护工，他们萍水相逢毫无渊源，却还这么耐心细致。可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芭芭拉，于是很快打消了这些疑惑。在马克车祸发生时，有不知名的人打了医院救护电话救了他。在马克昏迷时，他的病床旁边出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五句话：“我微贱无名/今晚走在北线公路上/上帝引导我到你身边/这样，你能活着/然后挽救别人。”g马克一心想找到救他的人以解开车祸的真相，这张神秘字条成为揭开谜团的唯一线索，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意象。马克到处寻找字条的主人，甚至上电视专访节目重金寻赏，毫无结果。这个疑惑一直紧紧地抓着读者的心，直到故事的结尾才解开谜底。原来，那夜马克独自驾车行驶在北线公路上时，事业上失意落魄的资深电视台编辑芭芭拉来到小镇做沙丘鹤专题报道，她在北线公路上停车拍摄远处的沙丘鹤，这时高速行驶而来的马克为了躲避她，扭转方向盘牺牲自己驶下车道翻车导致车祸。昏迷被送往医院后的马克曾有过短暂的苏醒，看到自己救下的芭芭拉，他用受伤的手颤抖着写下了这五行字。所以，马克一直在寻找的字条主人其实是他自己，而一直不求回报帮助他的芭芭拉正是造成他车祸的罪魁祸首。

后现代伦理思想认为伦理学主要关涉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道德是一种个人自己改造自己的活动，是一种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完善自我的活动，“要求人类为了性能更优的体系而改变自己或使自己失败……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并不是世界最初的(却是最后的)创造物，并不是话语的主人”h，后现代伦理学用一种自我伦理学替代现代规范伦理学。小说中马克在情急之下选择牺牲自己去救一个陌生人，这是一种大善，体现了他平等对待他者生命的人文主义情怀;写字条的人是他自己，这其实是他进行伦理选择之后的自我救赎。而芭芭拉没有落荒而逃以逃避责任，选择留下来照顾马克，其实是在赎罪，以减轻心中的罪恶感。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芭芭拉做出的伦理选择，这是一种有责任有担当的体现，是对自己造成他人不幸灾难的弥补。马克和芭芭拉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体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性的力量，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平等包容的生命观，只有尊重他者，相互关爱，为他者的生命负责，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使自我更加完善。

二、人与自然——人类与动物他者

鲍尔斯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共时性的复调叙述手法，讲述了以沙丘鹤和马克为主角同时发生的两个故事。复调理论原本是巴赫金在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意在表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复调”i。巴赫金借用了音乐上的术语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特点，而《回声制造者》中，沙丘鹤的故事和马克的病情发展也同样处于复调结构中，小说的五个章节开头一部分都是叙述沙丘鹤的故事，接着再讲马克的故事。这种叙述手法也体现了动物和人类的平等地位，表明世界的声音中不是只有人类的一种。小说中，双方故事在同时进行，鲍尔斯从共时性的角度对两种不同性质的主题进行描述，使读者深刻体会到作为动物的沙丘鹤和人类一样是活生生的生命，是平等存在的物种，他们的繁衍生息和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

小说中的沙丘鹤代表了时间和永恒，也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和故事发展的旁观者。题目中的“回声制造者”指的就是沙丘鹤，因为“当鹤群聚集时，它们的声音在方圆数英里的空中回荡……在阿尼什纳比部落中，有一支被称为鹤人—阿伊亚克或比任尼西——意思是制造回声的人”j。动物伦理主义者认为，动物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生命体，不应该被视为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低等生命。故事发生的小镇是沙丘鹤栖息地，每年有大批游客来此地参观沙丘鹤。小说中所有人物都与沙丘鹤有密切联系，其中，卡琳的男朋友丹尼尔是彻底的环保主义者，他是当地鹤类避难管理所的鳥类观察员。丹尼尔坚持极其简单朴素的生活，每日打坐，洗澡不用热水，热爱大自然，竭尽全力保护沙丘鹤栖息环境。与他对立的是罗伯特——房地产开发商，出卖小镇土地以谋取金钱利益。小说中描述了一场听证会，房地产开发商和鹤类保护者双方为了鸟类栖息地的开发计划进行激烈辩论。房地产开发商打着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合理规划的旗号，企图破坏当地的鸟类自然环境，这就是人类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的真实写照。人类完全没有顾忌动物他者的生存权利，对非生命他者任意宰割，使它们沦为人类利益存在的资源和工具，同时破坏了人和动物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使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小说结尾，丹尼尔去了阿拉斯加鹤类繁殖基地，卡琳继续坚持为鹤类保护工作战斗，她意识到“那些鸟儿翩翩起舞的动作就像人类的最近亲属，模样就像人类的最近亲属;它们呼叫，表达意愿，生儿育女，在飞行中确立方位，这一切都像人类的血亲。在它们的身体组成部分中，有一半仍然和人类的类似”k 。马克也开始关注鹤类保护工作，阅读《沙郡年记》和《我的安东尼娅》等环保书籍。大家逐渐意识到沙丘鹤的重要性，人类和沙丘鹤都是小镇居民，是共生的共同体关系，沙丘鹤是和人类一样平等存在的他者。“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一种不能体现这种真理的伦理学将是苍白无力的”l。动物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具有同样的非正义性，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和迫害，是对生命尊严的区别对待。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就是人类对待整个自然界的态度。人类和动物本就是亲属关系，残酷对待动物的人类，就像是对自己的亲人之间举刀相向。这比小说中得了双重错觉综合征的人们忘记家人还要残忍，动物的感受应该比患者家属卡琳的感受更加绝望痛苦。

鲍尔斯在小说中描述的动物保护者们对沙丘鹤生态环境保护所做的努力，打破了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等级思想，他们尊重动物的主体性。通过对沙丘鹤生态环境的保护， 提醒人们反思造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源，是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提倡人对动物要无条件的了解和关爱，构建人和动物平等、和谐的主体间际关系;启发人们以多元化的视角去接纳他者、尊重他者、关爱他者，去认可非人类物种的内在生命价值，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打破人类目前的生态危机。

三、人与社会——人类与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也叫作社会弱者群体。美国社会工作专家吉特曼和舒尔曼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被他们无力控制的环境和事件压倒的人，主要是儿童、孤儿、老年人、残障人士、精神病人、长期患病者”m。后现代伦理道德要求关心弱者，关心病人、残疾人、精神患者等边缘群体。主人公马克在车祸之后，逐渐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十分需要社会关爱。然而邻居的冷漠态度，丧失职业道德的专家韦博的功利之心，在马克的精神疾病映照下显得冷血无情，映射出一种畸形的社会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之下的人类精神生态危机。苏珊·桑塔格曾在《疾病的隐喻》中讨论过公众对待疾病的态度，“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n。在她看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意象通常表达了社会的焦虑，象征了理想和美好愿望的终止。小说中，人们对待患病弱势群体的态度正体现出病态的社会价值观。鲍尔斯正是要通过小说告诫人们面对人类同胞中的弱势他者，人类应该相互关爱，而不是冷眼旁观，更不应为自身利益随意加以利用甚至落井下石。

马克身患罕见的双重错觉综合征，没有明确治疗方案，只能依靠观察和自然恢复。经过八个月的治疗没有好转的迹象，他唯一的亲人——姐姐卡琳不得不带他出院回家，寄希望于自然恢复。兄妹二人依靠母亲留下的人寿保险补偿金和姐姐的一点积蓄来支付医疗费用和维持基本生活。马克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无法独立生活，且精神状况不稳定，经常会因为不确定的刺激因素异常亢奋并出现暴力行为，亲人和朋友们必须轮班照料马克。此时的马克，无法独自正常生活，逐渐与社会脱节，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员。除了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虽然小镇上的人们都知道施卢特家发生的祸事，但是没有人上前询问或伸出援助之手，他们都袖手旁观。当马克出院回家时，没有人上前问候这对可怜的兄妹，“卡琳希望会有某个邻居出来，向他们打个招呼，但是所有人都好像藏了起来，不愿面对这种流行病”o。似乎患病的人比正常人要低一等，不管得的是什么病，好像都具有传染性一样，人们总是避之不及，对待疾病的态度表达了人们的道德情感，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揭示的，疾病变成了一把衡量人性的尺子，代表了社会的道德评价，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危机。

医生对于病人来说是光明和希望，小说中的神经学专家韦博却并非如此。他功成名就，然而却有人指责他对待病人没有真心实意，只把他们看作标本一样的实验数据。在读到卡琳的求助邮件时，他对马克这种罕见的精神病案例产生了兴趣，想要以此突破自己的事业上升瓶颈。来到小镇后他对马克做了一系列例行测试，得到病例数据后，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案。他“像风一样刮进小镇”，给出的治疗建议是“慢慢适应”，然后他“像风一样飘走了”。离开小镇的韦博忙于电视演讲、宣传新书，完全忘记了边远小镇需要他帮助的兄妹。他对于病人的兴趣是出于功利心，他把马克看作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实验样本，并没有用同情心去看待马克，他没有遵守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医生对病人缺少应有的人文主义关怀，只为追求个人功利，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間关系逐渐疏离，只剩下经济利益关系。

站在医生的角度看病人，病人就是出于被救助地位的弱势他者，享有知识资源优势的医生应该为他者负责，竭尽全力帮助病人，韦博的做法显然扭曲了医生职业伦理，映射出在经济利益趋势下现代人的伦理困境。鲍尔斯的描写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危机，只有平等对待每个个体，关爱弱势群体，才能建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

四、结语

这部小说对我们如今建设好稳定和谐的生态文明社会有极大的启示。人类与他者究竟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始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不能放弃人类中心主义，那么终究无法摆脱人类对自然中生命他者的暴力行为，也无法真正奠定人类自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基础。人类只有站在后现代人文主义的高度，持续不断地将关爱他者的伦理意识利用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建立平等包容的后现代生命伦理观，才能走出人类的生存危机，实现自我救赎。

a 袁杰：《流散主体与植物他者：论理查德·鲍尔斯〈上层林冠〉》，《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2期，第68—77页。

b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22页。

c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页。

d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第118—127页。

e 陈世丹、尹宇：《沃尔曼作品中的回应、面对、正义和移情—后现代他者伦理观》，《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年第 3期，第116—124页。

fgjko〔美〕理查德·鲍尔斯：《回声制造者》，严忠志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第11页，第211页，第400页，第226页。

h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译，学林出版社 2000年版，第67—77页。

i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亚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l 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华语中国视野》，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m 〔美〕阿里克斯·吉特曼和劳伦斯·舒尔曼：《互助小组：弱势人群、复原人群，生命周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XI页。

n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英汉对照》，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作 者： 王婧，文学硕士，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文论研究。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作者：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