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2022-04-24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摘要: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作为中国早期生态文学时期的著作,从问题学专家的角度,直指中国问题,深入冷静地剖析中国在当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给当时的中国敲响了科学发展的警钟。他在书中提到的论证和观点,用我们如今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基本得到验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1:

高校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研究与构建

摘 要: 本文拟归纳国内外高校在生态文学研究、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研究现状、知识模块、课程模式等,尤其与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相关的先进经验,探索与构建具有生态特色的高校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创新 “懂林擅译”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最终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高校英语专业 生态文学类 课程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

一、引言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传播生态理念、发展生态文化是国家赋予每个公民新的使命和担当。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包括英美生态文学史、英美生态文学作品选读、生态文学作品研读与翻译等类似课程模块。近年来,除了传统英美文学史和英美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外,与生态相关的英语文学类课程被越来越多地列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旨在通过优秀英语生态作品的研读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为英语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笔者来自历史悠久的老牌农林院校——南京林业大学,该校英语专业以“生态英语”为特色入选2012年度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2014年,英语专业获批翻译硕士(MTI)招生资格,倾力打造“懂林擅译”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翻译人才。笔者近来一直从事英语专业文学类的课程教学,并且参与建设具有生态特色的课程体系,但在实践中遇到一些问题。笔者以此为背景,拟总结归纳国内外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在教学理念、课程模式、内容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探索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普适性的英语专业生态文学及翻译类课程体系,多元化地构建具有生态特色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研究结果将对我国同类院校的生态文学及翻译类课程体系教学有着一定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我国高校创新凸显生态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从学生受益层面看,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在文学类课程中进行生态渗透,不但可以优化教学资源,而且可以帮助调动高校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探索问题的主动性。

二、英美英语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简述

英语生态文学主要涉及英语经典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和生态情怀,以及英语文学中以环境、生态为主题或表现对象的文学文本,代表作品有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等。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凸显,英语生态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以雷切尔·卡森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英语生态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更是以其深刻的生态环境诗歌被誉为“深层生态桂冠诗人”。与传统文学创作相比,生态文学作品尤以多样化的环境书写而独具特色。如早期环保主义的重要领袖约翰·谬尔以加州山脉的精确地志书写而享有盛誉;海洋生物学家出生的卡森则以大量化学数据证明环境如何被人类滥用农药而破坏;而有着“美国西部的梭罗”之称的爱德华·艾比常年生活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地区,其生态散文创作中不乏和沙漠地理环境相关的描写,其精确的地质地貌书写使其散文蒙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这些优秀作品不但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维度,而且在西方环保运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生态作品的日渐增多,生态批评成为近年来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随着生态理论的丰富与拓展,很多英语作品被收入国外生态文学类读本加以研读,生态责任、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成为生态文学聚焦对象。一些经典作家被置于生态视角中被重新观照,如艾米丽·迪金森、海明威、福克纳等。一些生态文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如专门研究生态文学的学会“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在1992年成立,推动召开了数次研讨会。该学会的现任会长斯科特·斯诺维克是美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我国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一些生态作家,或者以环境、生态书写而著称的作家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强烈关注;还有一些作家因着生态书写在21世纪出现一定程度的复兴,重新回到文学批评者的视野。比如有着“佛罗里达女梭罗”之美誉的美国南方作家玛·金·罗琳斯,她的作品多以佛罗里达北部的森林丛莽为背景,通过细腻的地方环境书写折射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是“佛罗里达边远林区地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鹿苑长春》(Yearling)、《暂居者》(The Sojourner)等。美国罗琳斯学会建设了专门研究罗琳斯的网站,还定期召开罗琳斯年会挖掘这位生态作家独特的创作魅力。这些研究发展与动向表明生态文学视角在当前欧美文学界的批评活力。

在西方评论界看来,迄今为止,生态文学批评已经经历四波浪潮。劳伦斯·布尔认为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集中于梭罗、爱默生等作家的荒野环境书写,而第二波浪潮则聚焦城市环境,书写中体现的是生态人的非虚构写作“环境福祉与平等”(Buell,112);斯洛维克认为多民族对环境书写的重视构成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在“认同民族和国家差异的同时,也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从环境的视角探索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而第四波浪潮的特点则是生态批评领域的物质转向,“将新物质主义词汇与思维应用于环境美学,并在人类挑战全球变暖力求生存的背景下致力于推动环境人文学的发展”。

随着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给文学界敲响的生态警钟,英美高校的生态文学教学开始进入繁荣期,涌现出某些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新开课程,批评类课程与综述类课程相得益彰。以美国为例,某些从事生态文学的研究者们在自己工作的大学开设了生态环境类课程。通过查阅美国大学院系的网站,可以得出如下资料:内华达大学成为全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心,开设了“文学中的自然”、“环境运动中的主要作品”、“文化与环境中的主题”等环境文学课程。此外,俄勒冈大学的“环境文学导读”、尤他大学的“环境文学研究”、亚利桑那大学的“环境书写”等课程表明,生态环境类课程在近10年欧美课堂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由于学生主体多为美国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已经有相当的文学作品阅读训练,因此课程内容大部分为生态文学研读与批评类课程。但是为了凸显生态课程内容的独特性,有些教授在编排内容上会把有着相似环境书写的作品放在一起,如海洋文学、沙漠文学、森林文学等,從环境本身的差异性书写探寻作家的审美表达及生态情怀。

三、我国英语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现状归纳

虽然我国在英语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方面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近年来环境危机的日益凸显及生态文明建设吁求的日渐高涨,英语生态文学研究、翻译与教学在近10年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国际生态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后起之秀。首先是生态批评成为新千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批评路径。新千年来,不少学术会议将与生态相关的议题列为讨论话题。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与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合作召开的研讨会,比如2015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环境人文学国际研讨会”,议题分别为“生态批评与美学”、“环境人文学与气候变化”和“语言与文学中的动物能量”。从一些具体议题设置来看,如“生态与社会正义”、“海洋河流文学中的伦理危机”、“生态批评与动物”、“人造景观中的伦理困惑”、“环境人文学与跨学科研究”等,不难看出我国生态研究覆盖面已经越来越广。此外,始于2011年的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七届,创建了生态文学研究者和生态文学家常态交流的机制,积极推动了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产生了一批知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如王诺、程虹、李美华、夏光武等从不同侧面开展了英语生态文学系统研究,呈现了英语生态文学概貌及发展动向;每年,不断有新的生态学术专著出版,比如2013年出版的《动物与帝国主义》,作者姜礼福深入探讨了动物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践及殖民书写和殖民话语呈现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后殖民书写中动物意象在强化反殖民意识和解构帝国话语中的积极作用。该专著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动物转向”趋势,从后殖民、生态等多重视角揭示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体现我国学者在生态研究中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立场的学术意识。

与我国生态文学研究同样取得长足进展的是我国生态文学教学,尤其是近五年来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厦门大学以王诺为带头人的生态教学研究团队取得重要突破,面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不同类型的生态文学课程;苏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与生态文学教学与翻译等相关的课程。一些基于生态文学教学的专著纷纷面世,如《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等。这些成果有的以英语生态文学发展历史为主,着重探讨英语生态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作家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成就及意义,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有的则将选读与文学史两者相结合,认为这样可以“让读者既能对生态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历时性的认识,同时又注重对具体文本的阅读、分析和阐释”。

四、我国英语生态文学课程体系主要存在问题

和国外生态研究与教学齐头并进的勃勃态势相比,我国目前生态文学研究与生态文学教学明显呈不对称的发展状态。换言之,生态批评的态势要远远活跃于生态文学的课堂教学。作为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多年的一线教师,笔者近年来有意在文学作品选读课上补充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但发现国内此类教材比较匮乏。仅有的几本虽然可以选用,但均具有不同层面的局限性。国内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可以作为教材,但该丛书均为中文撰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语言训练比较欠缺。而《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适合英语专业使用,虽兼顾了生态文学史的梳理,但总体偏重生态文学作品选读;虽补充了作家介绍和赏析问题,但缺乏对作品本身具体有效的解读示范。总之,很难寻找到英美生态文学史、生态作品选读两者兼而顾之的合适教材。教材的匮乏一定程度地局限了生态文学类课程进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课堂,单一的生态文学史的介绍难以吸引学生研读作品的兴趣,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生态审美批评能力。

此外,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等对生态类文学课程的限制也是开设此类课程时常碰到的问题。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國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笔者曾经在一个类似教改课题中做过类似调研。传统文科类院校通常会分别设置英国文学史和选读、美国文学史和选读两门课程,或者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品选读两门课程,但是一些理工科院校受重理偏文的影响,英语专业普遍存在课时少的问题,英美文学类课时更是如此。某些理工科院校英语专业出于就业的考虑,设置了经贸、旅游等方向,试图通过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理工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学生扩大就业途径。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很多其他相关专业的课程,在总课时、总学分不变的情形下,只能压缩文学类课程的课时或学分。而且由于缺乏相应课时的教材,理工科院校普遍采用的都是文科院校的教材,所以具体上课时不得不压缩内容,或者有选择地挑选重点讲授,客观上影响该课程的授课质量,学生学到的知识大打折扣。在此大环境下,增设生态文学类课程面临诸多困难。

五.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问题对策探讨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生态文学类课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凸显生态特色,通过教学内容的渗透培养学生的生态理念成为一些高校的共识。通过归纳国内外在生态文学研究、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现行课程模式和专业知识模块,尤其是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的先进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在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拟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策略。

首先,就课程设置而言,受课时限制,生态文学类课程宜因时制宜,制定相关生态文学类课程教学方案,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课程模式,如偏重生态文学史的综述课程,或注重培养学生细读批评能力的生态文学选读课程,或者两者兼顾。偏重生态文学史的综述课程有利于建立学生对生态文学发展总体脉络的理解及不同时期的主要生态作家、生态主题等,但是不利于展示各种文学体裁本身的分析方法,对于学生生态文本细读、批评能力训练不够,从而无法建立基于文本比较、细读、文体分析的翻译类课程。培养学生细读批评能力的生态文学选读课程可以培养学生鉴赏理解英语生态文学原著的能力,但是容易见树不见林,缺乏对英美生态文学总体发展脉络的全面把握。因此,处理好生态文学史与生态文学作品研读及翻译两类课程体系需要平衡好两者关系,处理好两者的权重比例。

其次,由于英美文学类课程本身内容较多,单列出其他相关生态文学类课程会挤压原有传统教学内容,因此,某些学校会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翻译等类似课程设置为选修课程。但是由于学生总课时不变,某些学生在选课时首选被列为必修课程的传统英美文学史或选读课程,一些和生态文学相关的选修课往往因选修人数不足而无法开设,长此以往,此类课程流为摆设。针对这一情形,采用“传统英美文学课程内容+”的模式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矛盾。换言之,在教师编排授课内容时,传统教学内容仍然是主要教学任务,但是适当补充一些与生态文学、翻译相关的内容不但可以让学生不耽误传统知识点的掌握,而且对英美生态文学及翻译等相关知识板块有一定的了解。

鉴于目前英语生态文学类教材比较匮乏的状态,建议教师编写与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相适应的生态文学类课程教材或讲义,这样在教学上会更具有针对性。而且,此类教材宜小宜精,目的在于满足英语生态文学类课程课堂教学的需求。对于生态文学课程涉及的作品,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和多媒体信息技术的优势增加英美文学课程的趣味性和信息量,激发学生对该类课程的兴趣。

目前,就英语专业而言,生态文学类课程尚处于摸索阶段,不妨首先选择一些课程进行教学实验。比如在“文体与翻译”课程中加入生态文学作品的研读,通过文学文体的分析,养成从文学要素视角入手分析作品的习惯及多维度的批判思维,从而将研究结果渗透到翻译中,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高端翻译人才。而在这一过程中,以教学目标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应该是科学构建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中,从全球生态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把握国内外生态文学翻译教学行业的最新动态,借鉴现有的先进经验,围绕现行大纲的具体教学目标多元化地构建英美生态文学课程体系,可以有效缓解理工科院校中该课程体系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六、结语

立足于不同院系英语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英美生态文学教学的课程体系,设置灵活科学的课程模块、编写合理完善的教材、辅之以丰富、实用有趣的课外多媒体资源,是解决当前我国英美生态文学课程体系突出问题、优化英美生态文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关键。准确把握时代对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吁求,通过访谈、座谈和调查问卷等形式调研跟踪教材、配套课件的实际应用情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生态文学类课程体系,完善教材的编写和课件的制作,形成灵活动态的长效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Adamson, Joni and Scott Slovic. 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2009,34(2):5-24.

[2]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 Malden: Blackwell, 2005.

[3]Slovic, Scott. “Foreword.” New International Voices in Ecocriticism. Ed. Serpil Oppermann[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4]韓启群,刘杨. 理工科院校英美文学课程体系存在问题及对策探究[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0): 62-64.

[5]南宫梅芳,魏文. 文学里的生态——英美生态文学赏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基金项目:2016年南京林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英语生态文学翻译类课程体系研究与构建”结项成果;同时受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资助。

作者:韩启群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2:

从《山坳上的中国》看中国早期生态文学话语

摘要: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作为中国早期生态文学时期的著作,从问题学专家的角度,直指中国问题,深入冷静地剖析中国在当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给当时的中国敲响了科学发展的警钟。他在书中提到的论证和观点,用我们如今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基本得到验证。其中第八章和第九章属于中国早期生态文学作品。本文将以《山坳上的中国》为例,探析中国早期生态文学的话语,试图厘清中国早期生态文学与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早期生态文学;话语

生态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80年代中期才在中国起步。本文的早期生态文学指的就是在中国生态文学的起步阶段,以报告文学为主要创作形式的生态文学。所以《山坳上的中国》既是我们了解自己的镜子,也是需要我们学习来促进自身发展的智慧。其中第八章《生态危机:留给子孙的遗产》和部分第九章《“忘恩负义”之罪》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过度破坏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给当时的中国和后辈造成了严峻的生存威胁。

一、研究背景

1.研究内容。现有研究中,总体上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多为近些年生态文学发展概述,以及生态文学演变和各阶段特点及问题。比如吴秀明《文学如何面对生态——关于生态文学理论基点和生存境遇的思考》中提到早期生态文学成果不丰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审美中介的环节,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加转换地搬到文学研究领域”;史元明《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1]将生态文学的发展分为“浅层生态文学”和“深层生态文学”;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指出生态文学“不能违背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真正的生态文学,它的所有有关的生态的思维理念都被充分地感情化、形象化。[2]”

总而言之,与早期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学而言,90年代后出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文学,直到当代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学,学界更愿意给其“主义”、“派别”之类的分别,并让早期生态文学与之后的“深层生态文学”分个高下。比较的结果基本是后者是前者的转化和升华。

2.研究成果。因为研究的内容和问题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所以研究成果多为生态文学的创作思路和不足。比如宋俊宏《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的回顾与反思》指出的“危机战士有余而根源探究不足、城恶乡善的叙述模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痕迹明显”[3];张晓琴《中国生态报告文学综述》中提到上海师范大学杨建剑龙先生指出的“中国当代大部分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仅停留在生态破坏的揭露展示方面,缺乏对生态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所缺乏的是西方生态批评家将生态危机与人类的文化紧密联系的做法,即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

二、早期生态文学话语探析

生态文学固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在创作形式和思路上自然与其他文学形式大同小异。可若只将其限制在文学创作的范畴,与其他需要更多的展现感情和人文的作品比较,或者非要与其后期的生态文学一较高下,未免有些不全面。因为生态文学不只可以从文学的角度研究,从另一个方向看问题,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本文从话语的角度重新看待早期生态文学,试图厘清其与后期生态文学发展的关系及地位。

(一)为早期生态文学正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报告文学虽然是生态文学第一次传入中国的文学形式,与90年代渐渐演变和兴起的新型生态文学诚然有紧密的先后顺序,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出自同样的话语和心声。因此将二者进行比较,并加以高低之分,是不全面的。本文尝试概括以下两个方面。

1.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针对早期生态文学而言的,这种主义认为报告文学虽然运用各种证据和手法呼吁人类对生态的关注和保护,但最终目的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是因为生态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所以才要保护生态,其中也有正确利用、高效利用生态的主张。但是生态整体主义是从大自然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的,其出发点不是人类,而是将心比心,从生态本社的角度出发,维护生态的整体有序和平衡。比如说,关于水土流失的问题,在《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第二节中被视为“文明衰落的原因”,而生态整体主义则认为水土流失是人类对生态的伤害,不应该破坏生态本来的面貌而主要供人类利用。当然,也是有个别的研究指出了整体主义应该适度,在看到机器文明给生态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工业的发展确实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壮大。所以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的生态文学也应该注意,不能够全盘否定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的影响,而是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保护环境。

值得提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真的能够准确地概括两个阶段的生态文学么?对“主义”的钻牛角尖显然无益,它只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评判标准,却不是衡量文学的尺度。更不用说两个主义又有多个形态了。只要做到适度,既考虑到人类的生存,又站在生态的整体考虑,是生态文学共有的话语特征。举个例子就是《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第一节“五斧砍树,十膊争林”中,从浙江、四川、陕西等地区历史发展和现实说明人为是森林沙漠化最主要的因素,并呼吁效仿美国“新政”,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环境,否则森林问题会成为我国长远发展的隐患”。所以,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不是评判早期生态文学是非的标准,将人类中心主义扣在早期生态文学的头上,评价其功过也是不客观和毫无意义的。

2.浅层生态文学和深层生态文学。无独有偶,深生态学(deepecology)运动代表人阿恩·奈斯在20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深”层生态文学和“浅”层生态文学之分。浅生态文学主旨是运用生态学思想去“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中心主题是“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4];深层生态学则“采取理性、整体的观念,试图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是生态的中心的形象,而采用更为整体的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5]”这样的划分实质上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是异曲同工的,可这种划分传入中国后,很多人将此分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浅”与“深”新的内涵。认为“浅”与“深”的作品区别不仅在于“主义”,而且,体裁和创作手法的单一也是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从话语角度分析就不存在深浅的问题了。因为早期生态文学在中国新生时,中国并不能给予参照的经验或者历史,只能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摸索。报告文学就是早期生态文学摸索的成果。60年代的欧美经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腾飞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急需通过遏制人类的过度行为,减轻或者消除对环境的践踏。而生态文学传入中国时,虽然我们不是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但建国不久,社会的发展也同样给环境带来不小的伤害。所以早期生态文学的话语是更好地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低”的,抑或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是面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就会有特定的保护环境意识、报告文学知识和相应的语言,早期生态文学这样一个循环的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话语。早期生态文学就是这样话语环境中的产物,它和其他创作形式的文学当然有异,甚至在某一叙述优势不及彼,可这绝不能够泯灭其在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话语。书中这样写道:“全世界每年起火约20多万次,其中却以中国为最。大兴安岭的失火却是人为,但是长期的过量砍伐,森林垃圾巨量积聚,加上官僚主义、管理混乱、灭火工具落后等是主要原因。[6]”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是面对人类对大自然直接或者间接的“施暴”,笔者用冷静缜密的思维,科学长远的思考以及专业的角度和准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相似事件背后的实质:人为,并警醒中国的发展方式。而所谓的“深生态文学”运用更多的抒情技巧,婉转迂回地表达情感。但是二者表达的内容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最根本的是话语不同。《山坳上的中国》第八章以及第九章部分,处处扬洒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的话语,将这样的意识形态嵌入每一组数据,每一个事例中。所以二者没有深与浅之分,只有话语之分。但是,值得说明的是报告文学确实有其弊端,在此不再赘述。

(二)话语表达的不足

早期生态文学也是有其不足之处的。“从创造手法上来看,浅层生态文学一般都是以某个具体的问题为中心,然后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加工资料,最后组织成文。[1]”比如《山坳上的中国》中,第八章第四节,为了说明形成淡水危机的两个主要原因是需要量急剧增加和水源日益被污染而举例说明:“西北、山西、中原不断向黄河提出要水的要求。黄河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但是流经的正是北方较干旱的地区,平均雨量较少。三角洲的开发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总的开发水平不高。新的开发地区少且量少,比如柴达木地区,能用的只是报告中44.3亿立方米中的77分之一”[6]等大量的数据和事例的堆砌,“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因而对一些问题的概括描述上不够准确。[7]”而后期的生态文学也在道德、人性等方面表达得更深刻,是早期生态文学应该学习的另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苇岸在他的《土地道德》中探讨了土地道德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是土地把人类变成土地的一员,警示人类要尊重土地的每一个组成:“什么是土地道德?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道德都不会超越这样一种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结语

早期的生态文学脚踏拯救大地的志向,仰望“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秉承着保护地球,拯救人类的话语,为中国生态文学开辟了一条明确的前进方向,后期的生态文学也紧跟步伐,让生态文学在内容、体裁、创作思维上更加丰富和创新。但是任谁都无法磨灭它独特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在后期创作的面前也不惧任何高低与深浅的比较,因为它的话语是特殊的,早期的生态文学也是独一无二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也用一组组数据,一个个事实告诉我们,早期生态文学并不是一个“主义”、一个“深浅”就能一以概之的。早期生态文学作品,借助文字的力量播种绿色,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和谐社会”遥相呼应,既是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警醒,也科学有效地通过话语传递生态忧患意识,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语言。

参考文献:

史元明.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J].东方文坛,2006(8).

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J].理论与创作,2006(1).

张晓琴.中国生态报告文学综述[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8(6).

Naess.A.Theshallowandthedeep,long-rangeecologymovement[J].inquiry,1973(16).

李胜辉.深生态学与人类中心主义[J].云南社会科学,2014(5).

何傅传.山坳上的中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薛葆.《山坳上的中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责任编辑:思涵]

作者:文泽天

大学生态文学环境教育论文 篇3:

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对话

2011年10月29至30日,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中文系主办,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协办。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淡江大学副校长高柏园教授、山东大学前校长曾繁仁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前校长傅修延教授等六十余位两岸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还邀请了若干名生态文学作家与会,并在咖啡厅举办了生态诗歌朗诵品评会,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四位诗人——阿红、红豆、姜长荣和忆泠在钢琴的伴奏下,朗诵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生态诗作,四位台湾著名学者分别给予品评。会后,两岸学者还前往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进行了生态考察。近十家媒体采访报道了这次盛会。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四十多位两岸学者在会上发言,这些发言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不少发言涉及国际前沿课题,反映了两岸生态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发展。

一、探讨生态文学理论

在生态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有两个十分重要又颇具学术价值的观点,第一是有关生态美学的探讨,第二是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定义问题。

生态美学因其迥异于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一直是生态文学理论建构较为薄弱的环节,目前在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次会议就生态美学所展开的深入研讨,对于完善生态美学理论建构意义深远。山东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顾问曾繁仁指出,在生态存在论基础上建立的生态美学不同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也就是说,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美学的关系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生态美学具有时间上的现世性、空间上的栖居性与生命美学的特征。面对众学者提出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否会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疑虑,曾繁仁认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将其彻底抛弃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我们一方面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保留其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也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又保留其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由此,延伸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其中包含生态整体主义的重要内涵)”。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的新的时代精神,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发展与环保的双赢。这种新的生态人文主义才是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而这一哲学根基的确立,意味着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根基、以“自然的人化”为核心原则的实践美学的突破,意义深远。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肯定了曾繁仁教授提出“生态存在论”在打开生态美学新思路方面的极大贡献。他强调审美是对生态理想的肯定,生态美学是对生态的维护和对主体性偏颇的克服,“生态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学科,通过生态审美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既包括对自然美的欣赏,也包括对生态灾难的审美批判;它不仅倡导环保主义,更旨在净化人的心灵”。值得一提的是,杨春时对生态美学的应用领域和学科规定性作了严谨的界定。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之外的领域不属于生态美学,一些看似反生态的审美,实际上属于另外的领域,具有其他的审美意义。这就是说,生态美学不能包打天下,它的学科规定性在于关注生态问题,并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山东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程相占则试图通过挖掘环境美学与分析美学的深层关系,以此揭示环境美学的理论背景,并在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凸显环境美学的理论思路和问题意识。他质疑了国内学界对环境美学之反分析美学特征的认定,认为环境美学的一个立场是对分析美学的承续而拓展,因而简单地否定分析美学其实掩盖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基本思路。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胡志红探讨了生态批评的转向,他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学派的创立及其理论建构时期,第二阶段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山东师范大学学者吴承笃从老子的哲学观入手,强调“老子的哲学源起于观‘变’而思‘常’,其生成论的思想也肇始于‘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在这种不断持续的辩证关系中,老子的生成论“具有非常明显的生态学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他认为老子生成论生态思想有三个重要方面:通过“道生万物”的观点突显出“生”的本源性意义;明确了生态共生的理论依据;蕴涵人的生态价值观。重庆师范大学学者方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检视英国文学作品,认为英国生态批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二是田园文学的重新思考,亦即以生态责任为内涵的“后田园”观。山东师范大学赵奎英教授对英国语言学家关于名词化所具有的生态或非生态价值的论争加以再考察,认为名词化本身的复杂性与人们观照视角的不同,形成名词化在绿色语法和世界观建构方面的不同价值。

二、评估两岸生态文学的成就

在两岸生态文学研究方面,许多发言学者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中提取重要的生态智慧。淡江大学教授高柏园认为,中国传统环境思想虽多有高论,但是大多由圣人境界加以展示,较缺乏对客观结构之分解与掌握,而荀子的思想则深入客观结构。他深入论述了荀子的“性伪之分”、“化性起伪”、“天生人成”等环境思想,指出荀子的环境思想由“天人之分”开始,说明人与天、人与自然之关系与区别;再以“天生人成”为实践方向,说明天只负责万物之存在,而人却必须负责万物之价值与意义的完成;而“天生人成”的具体做法便是“化性起伪”,人只能有限度地、在人之分际之内“化性起伪”,建立文明,他并不隐含对人的独大与寡占之肯定。荀子环境思想主张以整体主义的态度去建立文明,文明不但不应该是自然的破坏者,反而是自然的安顿者与发现者。如果善解荀子学,并能善继荀子学,则可望为中国环境思想再添新思路,即在中国古代环境伦理学原有之趋势外,大量吸收客观知识和理性精神,以建立主客饱满的中国环境伦理学。苏州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顾问鲁枢元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入手,展现陶渊明对道家哲学的最高模则“知白守黑”的实践,指出陶渊明是恪守并实践“知白守黑”的完美典范,剖析“知白守黑”思想对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之生态批评转向的积极影响,并提出回归中华民族传统生存大智慧的倡导:“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及全球性生态运动,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有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傅修延从《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入手,在反复细读之基础上,指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展现了华夏先民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开阔的生态心胸,他们把山川大地看成资源的载体,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和众生各有其形,并且萌发了资源有限的宝贵思想。他高度称赞《山海经》为现代生态叙事的滥觞,认为:“在生态文明时代来临之际重温‘原生态叙事’,有助于我们钩沉业已失落的生态记忆。”

一些学者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探讨在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方面也显得别具一格。中兴大学阮秀莉教授从自然和文化的连续性/连续体出发,以重探“万物有灵论”为焦点,分析原住民自然与文化的连续。她援引两部原住民作品,结合原住民文学与生态思潮,阐明“原住”的生态意义,以及“原住化”世界的美感与伦理。淡江大学学者陈吉斯探讨了台湾新生代原住民文学中的生态管理想象,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台湾新生代原住民是在经营土地而不是空间,土地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分别以亚荣隆·撒可努的影视作品、乜寇·索克鲁曼的小说、拉互依·倚岕纪实作品为例,思考了土地伦理问题、传统生态知识问题、景观的力量问题,以及“想象”这个重要的文学因素之于这些问题的意义。台湾中山大学学者周序桦论述了台湾著名自然书写作家吴益明的创作,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台湾的自然书写的思考,提出有关自然书写的几个重要问题。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者芮欣以今年9月30日刚刚上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作为引言,分析了台湾原住民对于“山”的纯洁感情与复杂性。她跳脱现有批评的民族主义抗争之视域,分析原住民“生活出来的”自然智慧,指出原住民与山林的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生态与文化在原住民身上似乎成了充满矛盾而无法被并置的两个词语”。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红讨论了陈应松小说中人与动物的生存困境,从其“神农架小说对于后人性主义现象的刻画与剖析,看作品中的人物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所遭受到的去人性化的命运”。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胡旭则探索顾城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认为顾城“过分在意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恶化程度,却缺乏足够的‘免疫’能力,在精神支柱垮塌之时,不免走向自我毁灭”。哈尔滨师范大学学者汪树东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生态写作曾无处不在”,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精神受到损害。因而,梳理与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能够从反面警醒世人,促使作家超越反生态写作,承担生态启蒙之使命。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学者王悦指出,中国新时期科幻文学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批判“对科学过度崇拜带来的一连串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借用“自身体裁对于时空的穿越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来自江苏高邮的生态诗人姜长荣对中国生态诗歌创作的现状与前景作了一番剖析,将大陆生态诗歌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细数当中的变化与特色。

三、揭示外国生态文学的借鉴价值

探讨外国生态文学的报告数量最多,专家们通过解读外国生态文学作品,为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寻求文本案例,或是论述其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借鉴价值。台湾大学荣誉教授、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林耀福从爱默生诗作《紫杜鹃》的几个版本的译诗出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干预、改变自然以创造文明与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去拿捏干预的尺度,以建构最令‘人’满意的文明,既能尊重原文(自然),又能达成较高的文学与翻译质度?”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期盼我们能如“《给海伦》里的爱伦坡一样,返抵家园”。他特别指出,生态阅读是重视文本相互关联、碰撞、融合,并将视阈延展到整个生态系而进行的阅读。生态批评既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观点和一种批判模式。生态批评必须照顾到个体与群体: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生态系,而它与其他文本关联,又形成一个更大的生态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黄心雅引用全球化语境下的多种社群网络的概念,从现代性断裂等问题切入,讨论了当代跨太平洋土著社区及其文学中的海洋动物表现,提出跨海洋想象、人与非人的连接等观点,展现并分析了台湾、美国西北海岸、新西兰、夏威夷等地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优美且蕴涵深刻的海洋想象,论述了全球化对地方/土著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入侵。她生动的演讲配上优美的音乐和视频画面,令与会者陶醉,又唤起学者们的深思。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梁一萍探讨麦尔维尔与海洋生态文学,指出对美国而言,麦尔维尔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太平洋海域经验,因为,太平洋是美国的最后一个边疆,最后一个荒野,最后一个在西部之后的“新西部”。她因此将麦尔维尔称为“海洋人”,分析了其作品“如海洋般流动、巨大、无法测量”的充满生态审美的诗性色彩。淡江大学外籍学者包德乐(Dean Brink)从地方(place)生态研究的角度分析约翰·阿士贝里后期诗歌,认为那些作品呈现出位置感的复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夏光武分析了美国作家艾莉丝·沃克诗歌创作的生态转向,尤其赞赏了她最近出版的诗集《艰难时世需要狂野的舞蹈》里呈现的生态体悟。他认为,“从着眼于个人的蓝色躯体走向手牵手的集体狂野舞蹈,恰可说明沃克之所以对‘地球/人/爱’这个生态思维的执着,因为她发现了捐弃前嫌的好方法并推荐给了我们”。他还指出,沃克提出的“祖母精神”概念与“地球/人/爱”的思维,为人类持续生存于这个世界提供了精神指引。

南昌航空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江山报告了德国女作家鲍瑟王对青少年及儿童生态启蒙教育的贡献,论述了曾在南美教书多年的鲍瑟王的作品之三大主题,即“美南第三世界贫困化、和平反战和自然保护”。大叶大学学者李晶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透视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讨论其中文化对应自然、城市对应乡村的典型二元化,认为作品人物的典型形象经常是为文化/城市而操作的结果。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李美华从19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诗歌研究其生态整体观——“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中的一切,包括人类,都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与会者还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外国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傅俊对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小说《洪疫之年》中的宗教隐喻进行了分析,认为《洪疫之年》的情节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而《洪疫之年》原先的标题“上帝的园丁”恰恰是深入理解该书的重要切入点。南京师范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袁霞深入分析了阿特伍德的诗歌《这一刻》,这首诗蕴涵丰富,两性问题、民族意识、自然观都包括在内,而诗歌最后以对大自然的反思结束,突显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性。淡江大学教授蔡振兴则从阿特伍德的生态预警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童年记忆入手,结合福柯理论,从记忆研究、废墟美学的角度解读作品中的“童年记忆所描述的末世景象,指出“小说成为人文与科学对立的寓言”,而小说所挖掘的童年记忆,正是一种“视觉潜意识”,“以事件的方式来再现过去,让过去的真理浮现出来”。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琳达·霍根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焦点。淡江大学英文系前系主任黄逸民认为霍根最新作品《靠鲸生活的人》关切的“企业全球化”的议题,因为捕猎鲸鱼本身已经不具传统的神圣意义,而鲸鱼俨然成为象征财富的商品,霍根“纵然置身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亦企图唤起读者思索自然的固有价值及其真实的可能性”。同样来自淡江大学的外籍学者罗艾琳(Iris Ralph)则比较了麦尔维尔的《白鲸》、霍根的《肥胖》、彼得森的《视觉》以及刘克襄、吴晟两位台湾诗人,认为这些作家、诗人及社会运动者的环境叙述可以为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辩护。

爱德华·艾比也是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绕不开的作家。首都经贸大学学者石海毓认为艾比的作品和思想有着明显的后现代建构特性。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征,她分析了艾比作品和思想的创造性,以及他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观,并指出艾比在进行深层的生态思考同时重构了作家的责任。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鄱阳湖学刊》编辑王俊■指出,对于文明的反思促使艾比成为生态防卫的倡导者,他鼓励热爱荒野的人们起来为荒野而反抗。她反复强调的是,艾比的作品对于个人的生态生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阐明生态文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与会学者紧扣研讨会主题,从生态文化和社会正义等现实问题出发,探讨生态文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韦清琦认为,生态批评应当为21世纪先进的文化作出贡献,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若引进“双性同体”的概念将使其旗帜更为夺目,并可望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新的理据。他强调,女性主义不仅是女人的诉求,而是一种代表了看护、和解、智慧、行善的文化隐喻,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所能够积极追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境界。他热情洋溢地呼吁:“将高大森冷的城垣抚为平易亲和的‘女墙’吧,这也是人类文明走向和谐社会,地球生态走向复苏的必由之路。”清华大学学者、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宋丽丽探讨“环境正义生态批评”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密切关系,指出环境正义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把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向种族、阶级问题的延伸,其论述范畴主要包括:环境危机与种族、阶级压迫之间的联系;环境危机与文化权利滥用的联系,尤其是现代中心主义语境下,少数族裔及其文化传统不公正地承担环境危机负担的问题;以及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在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上所能发挥的调适能力。她呼吁改变无节制地物质化自然的现代中心主义的文化模式,“如果保护生态环境仍然在现代中心主义的等级化、物质化的线性文化轨道上进行,那么,环境保护永远跟不上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不能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受害者,不能总是不公正地承担环境恶化的负担,而更应该成为平衡日益极端物质化的现代中心主义文化线性发展模式的希望和力量”。南京大学学者方红认为,美国作家“威廉斯的作品《心灵的慰藉》是后卡森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环境文学之一,体现了美国环境文学的重要特点”。她从物质女权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该书五个核心意象,即“大盐湖、癌症、家人、‘单乳女性’与有翼使神”,说明物质女权主义是反映女性环境体验、强调环境文学政治性的崭新生态批评理论。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学者吴保霖以福克纳小说《去吧,摩西》为例,指出福克纳的怀旧是“对日益消逝的森林与荒野,及其象征的所谓美国‘纯真’价值的失去,感到无法弥补的惆怅”。他还指出,保护纯净荒野的概念其实是二元的解读,在建构荒野概念时单纯地强调回归自然是有疑义的,他主张重新思考自然与荒野的新定义。深圳大学学者江玉琴讨论了族群生态的不平衡问题,她从后殖民生态主义的视角探讨菲利普·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中文化的失衡与拯救,论述“以自然的净化与人类的自然回归作为对失衡文化生态拯救的途径”。

五、争论重要的学术问题

与会学者不仅深入阐发了他们各自的见解,而且就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些学术思想的交锋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

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主张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作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受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生态批评大体上还“停留在直接言说世界”的素朴阶段,而无视这种代言是否合法,尚未对自己的言说根据进行系统反思。他认为只有走向“反思性建构”,才有可能克服合法性危机。他指出:“生态批评肩负着关心众生的神圣使命,更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建构。中国生态批评的解构之矛不能仅仅指向外面,更应指向自身的概念、命题、理念、不断地进行自我矫正。”他还对一些批评家以生态的名义无节制地建构宏大叙事,虚构新的二元对立表示强烈反对。鲁枢元等学者认为王晓华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危机估计得过于悲观,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需要注意代言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但也必须认识到,代言自然不是生态批评的全部诉求,甚至不是生态批评的核心诉求,生态批评的主旨是探讨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些探讨寻求这种关系的和谐。的确有一些生态文学家自称自然的代言人,但这种超越人类自我局限为他者考虑、为他者争取权利的善意的、建设性的努力,绝不是有关代言之合法性的理论思辨所能否定的。而且,如果在合法性问题上走向极端,势必连男性为女性争取权利、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的权益代言都要否定了,甚至就连王晓华本人倡导自然主体性以及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鲁枢元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生态批评仍处于弱势、处于边缘的当下,更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更需要的是大胆的创新。

作为本次会议的“压轴大戏”,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两位教授——团队带头人、厦门大学教授王诺和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团队兼职教授刘蓓——就“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两个术语的解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平等的、激烈的争论,碰撞出闪亮的思想火花,将整个研讨会推向高潮。

刘蓓极力推崇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环境批评的代表学者劳伦斯·布伊尔对“环境批评”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对生态批评的论述。她认为:“主张采用‘环境批评’而非‘生态批评’这个常见术语,恰恰是布伊尔研究的可贵之处。”使用“环境”而非“生态”作为词缀,不仅是为了确定这种研究的学术范畴,或者体现其跨学科性,更是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现实“环境状况”的结果。着眼于“环境批评”,以此来探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环境的关系,并探讨感知这种关系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富有学术建设意义的绿色情怀,不仅没有违背“生态”精神,而且更加符合“生态”精神。

王诺与刘蓓针锋相对,并直接对布伊尔提出质疑,发起挑战。王诺指出,支撑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这两个术语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一个是生态主义,另一个是环境主义。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而深刻的对立,采用两者中的一种,就意味着对一种观念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另一种观念的排斥。而否认这两个术语的差异并混淆它们,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学界公认的词源研究显示,“环境”一词原本就是指人造环境,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人造的环境取代了自然,标志着反自然时代的开始。此外,王诺还就布伊尔对生态批评的非学理性的判断、对其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以及生态批评未来发展之论述的疏漏提出质疑,他甚至认为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理论整体上看并没有超越19世纪法国批评家泰纳的环境决定论。王诺在阐明他和他所带领的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坚持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理由之同时,也肯定了环境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主张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乃至所有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其他批评多元共存。

本次会议上还有一场大会发言别具一格,那就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专家、《人与生物圈》副主编、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兼职教授陈向军的发言。作为本次会议特邀的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陈向军题为《生态需要生态文学》的图文并茂的发言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他结合中国大陆数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生物圈保护区的案例,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揭示了生态保护实践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并以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教授学者参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组织的珠峰生物圈保护区生态和生态文化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为例,证明生态保护迫切需要生态文化学者和生态文学作家和研究者积极参与。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海峡两岸的两位资深学者——曾繁仁和林耀福教授作了学术总结,他们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质量,热情称赞会上的学术激辩,称其迸发的美丽的学术火花,照亮了两岸生态文学研究的未来。第二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将于2012年10月在台湾中兴大学召开。

【作者简介:夏光武(1962—),男,台湾台北县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黄和璐(1987—),女,福建南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的处所理论和生态作家迪拉德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王俊

作者:夏光武 黄和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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