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分析论文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其中，在新常态下，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上涨势头仍在延续，然压力渐大，且随着需求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进出口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分析论文 篇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预测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对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经贸发展、互惠互利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中国2003～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计算并分析其占中国与世界的总进出口额的比重及变化特征，拟合出该进出口额的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预测了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验证出中国能够实现未来十年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的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路”;进出口;Logistic模型;预测

一、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五通”是“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内容，其中“贸易畅通”是合作重点之一。加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研究，对于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加强贸易畅通，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经济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最早是用来研究人口增长过程，后被运用到各个领域。国内一些学者也尝试运用该模型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陈丽珍等(2010)以1993～2008年数据为基础，拟合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的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并进行预测。杜强等(2013)采用2002～2010年碳排放数据为样本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增长的Logistic预测模型，对2011～2020年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进行了预测。

现有文献中暂未见采用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方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模拟并预测。鉴于此，本文分析了2003年到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变化特征，拟合出Logistic增长曲线，揭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基本趋势与特点。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特征分析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进出口额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国2003～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和对世界的总进出口额的数据及比例，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稍有下降外，这一数值基本逐年增长，呈“S”形曲线特征，如图1所示。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板块进出口贸易特征分析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尚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为便于研究，借鉴公丕萍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划分，本文设定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大致划分为六大板块：1.蒙俄板块：蒙古、俄罗斯;2.中亚板块：吉尔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国;3.东南亚板块：泰国、越南、缅甸等11国;4.南亚板块：尼泊尔、印度、阿富汗等8国;5.中东欧板块：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等19国;6.西亚及中东：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18国。

图2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六大板块国家的进出口额大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与东南亚进出口贸易额明显高于其他板块，且上升速度最为迅速。西亚及中东板块由于其政治局面的不稳定，进出口贸易额在2013年有较大波动，而2014年有所回升。

三、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增长的Logistic曲线模型拟合

图1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变化初步呈现“S”形，其增长符合Logistic增长曲线的特征，因此，可以用Logistic增长曲线对该指标进行拟合及预测。

构建该模型时，首先需要设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合理极限值，其次，根据模型方程拟合的结果，计算出代表进入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时点，最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这一指标的发展变化做出判断和分析。

(一)Logistic增长曲线模型简介

Logistic增长曲线，俗称“S曲线”，该曲线特点是在初期大致呈指数增长趋势，然后增长速度变慢，达到极限时增长停止。函数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Y为待测指标，A为极限值，t为时间，k为增长率，B(或b)为常数尺度，且B=eb。

下面确定时间点t0，t1，t2。如图3所示，t0为增长曲线的唯一极值点，是该曲线的高峰期，即在t0点发展速度最快;t1，t2为增长曲线的两个拐点，意味着指标的增长速度到达t1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而到达t2后增长速度锐减进入缓慢增长期。

t0，t1，t2的推导过程如下：首先，对增长曲线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

(二)极限值A的确定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称，“一带一路”可在未来十年里，让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图1显示2003～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已初步呈现“S”形特征，因此，在构建Logistic增长曲线时，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其值应该在3万亿美元以下，为此设定极限值A为3。

(三)拟合结果及增长预测

运用SPSS19.0软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这个指标进行Logistic增长曲线拟合。拟合、检验均能通过，如表1、图4所示。

为此，b0=6.335，b1=0.806，则K=-ln(b1)=-ln(0.806)=0.2157，B=b0*A=6.335*3=19.005，b=ln(B)=ln(19.005)=2.9447。

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Logistic增长曲线方程为：

根据该拟合增长曲线方程，对未来10年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预测值和实际值接近，发展趋势相似，预测较准确。再根据上述关于Logistic增长曲线的三个关键时点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得到2003～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增长的三个关键时点：

t1=(b-1.317)/k=(2.9447-1.317)/0.2157=7.5≈8，即20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2008年金融危机，欧美对中国反倾销制裁增多，中国对外贸易也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例如，在2010年1月1日，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成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貿易往来，为中国当前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契机。除此之外，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

t0=b/k=2.9447/0.2157=13.7≈14，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达到了高峰期。2016年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外贸工作的目标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提质量，尤其重点突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不断开拓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

t2=(b+1.317)/k=(2.9447+1.317)/0.2157=19.8≈20，即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下降，开始进入缓慢增长期，即快速增长的速度将会在2022年锐减，进入缓慢增长。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仍会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

根据logistic模型的预测，20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进入快速增长期，2016年增长速度达到高峰值，预测在202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到2.5777万亿美元，突破2.5万亿美元，能够实现中国提出的可在未来十年里，“一带一路”让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的目标。

四、实现“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路径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首次对“一带一路”三年来的成果进行了概括性评述：“一带一路”建设经过三年的建设已初步完成规划和布局，进入重点发力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而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导致中国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进出口贸易增多，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依赖程度加深。“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内容之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为此欲实现“贸易畅通”的建设构想，未来十年内应着重打开贸易畅通的路径。

一是要消除投资与贸易壁垒。加快推动对外贸易政策的修订与落实，推动更多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过去传统的外贸方式下，各种贸易规则、壁垒大大限制了外贸的发展，也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地理方向，许多贸易摩擦和冲突也来源于此。推动更多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制定有助于双边、多边贸易发展的标准及贸易政策，是实现“贸易畅通”的基础。

二是要打造“一带一路”大数据交互平台。积极建立国际经贸合作大数据网络交互平台，构建基于数据分析探索的智库合作网络。如今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信息交流密切的社会，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谁能够掌握、挖掘、分析好数据，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加强国家间经贸大数据的交流合作，实现智库合作共赢，是实现“贸易畅通”的保证。

三是要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及现代物流业，简化贸易程序，完善报关系统。过去进口商、出口商之间隔着品牌商、代理商，并不直接接触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流通链长，呈现低效率、高成本的特点，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催生出许多新兴产业，如电子商务，消费者通过网络在网上购物、网上支付，节省了客户与企业的时间和空间，而生产商可以获得消费者的消费反馈情况，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利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业，可以大大降低贸易交易成本，提高外贸交易效率，同时转换对外贸易发展动力，创新产品和商业模式，也为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机会。由于沿线国家中存在互联网应用不广泛的国家，信息化水平较低，应推进其互联网建设，完善报关系统，简化贸易程序，加强通关协作，为投资贸易合作提供便利，是实现“贸易畅通”的关键。

四是要针对性地保持并开拓重点市场。积极推动中国外贸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国内外市场的布局。优化外贸主体结构及贸易方式，针对“一带一路”不同板块国家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对外贸易发展的难点和问题。继续保持与东南亚板块、西亚及中东板块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巩固与蒙俄板块的贸易联系，积极开拓中亚、南亚及中东欧板块国家市场。

参考文献：

[1]商务部综合司.《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EB/OL].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5-03-09.

[2]陈丽珍，赵美玲.基于Logistic模型的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05).

[3]杜强，陈乔，杨锐.基于Logistic模型的中国各省碳排放预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02).

[4]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5(05).

[5]人民日报.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见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EB/OL].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3/30/nw.

D110000renmrb_20150330_1-01.htm.2015

-03-30.

*基金项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项目“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评价指标体系、关键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号2014566)。江苏大学学生科研项目“创新驱动与江苏经济升级版的机理研究”(项目号15C10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作者：许亚璇

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分析论文 篇2：

新常态下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评析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其中，在新常态下，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上涨势头仍在延续，然压力渐大，且随着需求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进出口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进出口贸易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重要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增速换挡呈现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速回落换挡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据统计，自1978年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自3635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年均增长率在9.8%左右。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开始步入中高速阶段，当年经济增速自2011年的9.3%回落到7.8%，为13年来最低。此后，2013年、2014年经济增速低于8%成为常态。如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为7.4%，预计2015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约7%左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一个经济体在经历长时间高速增长后所出现的必然现象。经济发展经历长时间高速增长后，因面对相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导致高速增长持续难度加大，要求经济增长必须在转型升级与合理增长间寻找平衡点，将速度调控在合理范围内。另外，同样的增长速度对不同的经济体量所需要的经济增量并不相同，我国当前的经济体量若要继续维持之前的高速增长，还需更多新的增量，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现实情况来看，显然难以做到。

(二)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换

经济新常态从表面看来是经济增速的换挡，其实质却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看，制造业占GDP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占GDP比重显著上升，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30.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1%，高出GDP平均增速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8.2%，较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超出“十二五”规划目标47%的预期目标。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8%，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6.2%，创2005年以来新高。自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以来，二者比重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形成常态。另外，在新常态下，市场需求结构也将升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投资。在工业结构中，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增速明显回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将维持高速增长，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过去低廉的能源、原材料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正发生深刻变化，依靠生产要素廉价优势、投资驱动、资源消耗和环境透支维持的高速增长再难维持，倒逼中国经济向创新动力转型。

二、新常态下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一)传统经济理论对进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认识

传统经济经济学理论认为，出口是利用本国优势，进口是利用外国优势，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19世纪前后的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持此类观点。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只有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进口贸易只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且贸易顺差对国民收入具有乘数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Balassa、Kavoussi和Ram等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外贸数据，一致认为只有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如在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国家外贸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出口额与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而进口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来实现的。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到凯恩斯的“贸易乘数论”再到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即Y=C+I+G+X-M)，都认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个增量因子，而将进口贸易作为拖滞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

(二)当代经济理论对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认识

当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出口，但同样离不开进口，只不过对一国来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明显。从国际贸易来看，一国的出口就等同于另一国的进口，若进口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那么从全球范围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零，显然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现实相悖。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在于，可以进口生产出口产品的机器设备、能源、原材料以致劳动力，从而借助国际市场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同时，一国进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外出口收入的增加并相应提升其进口需求，从而间接推动本国的出口增长。如果进口的是消费品，则有助增加市场有效供给，进口产品可产生市场示范效应，有助吸引国内企业参与并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另外，进口贸易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并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在进口中，国引进的往往是依靠自身技术无法生产的产品，乃至直接引进新的技术或相关装备，这不仅有利于明确国内技术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研发风险，加速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模仿和创新进程。另外，进口还有助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一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一般低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供给的增加有助降低国内市场的总体价格水平。

(三)新常态下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传统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大，进出口贸易显著增长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到底有多大，对此学界一直缺乏理性认识。现在，有学者通过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进出口贸易、国内消费及经济增长率等各项经济指标发现，国内需求一直是维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在60%左右，而进出口的贡献率通常较小，除个别年分外，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低于20%，进口对市场总供给的贡献率也一般不超过20%。其中，净出口仅在国内投资不足或消费出现大幅下降时才会出现对经济增长超过15%的贡献率，而在一般年份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更低，不超过5%。由此可见，即便我国已于2013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然从根本来看，依然是一个由国内市场主导而非国际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来自国内消费带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国内商品廉价优势的减弱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肯能进一步降低，而随着国内需求的培育和壮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跟美国一样，即便进出口贸易额十分巨大，但相对于其庞大的GDP身躯来讲，占比依然相对有限，这也正与中美的大国特征相一致。

三、新常态下进出口贸易的引导路径

(一)正确认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进进出口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一直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三者力量互有消长，作用结构发生改变，国内消费正成长为主要动力。在此背景下，出口大于进口的对外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随着原材料、能源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中国出口产品的廉价优势正在减弱，面对来自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出口增速将相对回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的宏观背景是国际社会将长期处于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后的后危机时代，国际消费市场相对萎缩及竞争日趋激烈倒逼国内企业主要将产品投放国内市场，因而，内需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国内需求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进口将显著增加，并逐步缩小我国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顺差额，从而实现进出口平衡。出口压力增大，增速相对回落，进口增速相对增快，进出口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而趋于平衡，是新常态下进出口贸易的基本趋势。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速仅为2.3%，未达到全年7.5%的预期目标，自2012年起已连续3年未实现预期目标。2014年进口增速虽同比下降0.6%，然预计2015年将出现显著增长。

(二)加快服务产业发展，推动服务进出口贸易发展

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且正在成长为进出口贸易的新支柱，然与发达国家尚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服务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要在70%左右。2014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5%左右。在全球服务贸易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美国位居第一，占比超过12%，中国排名第四，占比仅为4.5%左右，虽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服务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却排在德国和英国之后。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核心内容，其中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信息咨询等服务行业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新的经济支柱。在此背景下，服务业进出口贸易将显著增长，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主体。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进出口总额达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2222.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6%，进口3821.3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服务进出口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达12.3%，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后，我国应当重点扶持文化产业等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逐步加强服务行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将之作为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重点行业。

(三)优先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贸易，优化贸易结构

近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年均增加值保持在20%左右，占GDP比重已在8%左右，预计2020年这一比重将提升到20%左右。据统计，截止2014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外贸进出口中的比重已达20%左右，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提高到25%。显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优化进出口结构，提升中国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然出路，但金融扶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制约其发展步伐。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产业的出口廉价优势不断消弱，对国外能源及原材料等的进口动力也随之下降。在此情形下，只有加快发展高成长、高收益和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并将之培育、发展和升级为未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才能在外贸竞争中确立优势。自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概念后，“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路日渐明确，政策扶持体系基本形成，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逐步步入正轨。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我国外贸进出口中长期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工业品为主的情形将得到持续改观，其结构将得到有效优化。

(四)提振国内需求，合理调配经济增长动力

现代经济学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即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相对庞大的经济总量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主要以内需驱动增长的经济体，进出口虽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相对于国内投资和市场需求而言，依然处于从属地位。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应当科学认识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及长远的驱动潜力，加快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及附加值并推进进出口平衡增长的同时，主要转向国内需求的培育，以内需弥补国际市场相对低迷带来的产业市场萎缩，为国内产业转型及经济转轨争取市场空间。另外，还要合理调控投资规模，优先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重视加强对农村的投资和市场培育，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合理搭配、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作者：张敏

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分析论文 篇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因素分析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深远广阔，投入巨大，要实时关注其实施的效果，进而展开理论分析，及时调整战略的实施。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回顾发现，丝绸之路虽因政治外交原因而开，但因商业利益而兴盛。丝绸之路上与经济利益无关的政治外交活动终难长久。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过去的3年份额稳定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作用尚需解释和观察。基于对沿线62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沿线国家的经济体量是决定与中国进出口总额的首要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政策沟通度”，大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这些政策的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政府与市场要恰当分工。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政府;市场;丝绸之路;基础设施;政治外交;商业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最早于2013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谋求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宏大主题。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更为具体的计划与行动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深远广阔，投入巨大，不是一个在短期就可恰当评估的国家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实时关注其实施的效果，并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思考，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直接经受市场的检验，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更多地受制于市场。如果一项促进贸易的政策是有效的，则必须接受市场检验。由此，本文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基于沿线62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估计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相对贡献，从而检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政策的有效性，为制定更为有效的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政策提供参考。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公元16世纪仍保留使用。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回顾和总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发展，对我们今天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启发意义。

(一)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政治外交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最早由汉朝张骞开创。西汉建国时，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汉武帝在得知大月氏与匈奴两个游牧民族互相敌对后，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与被匈奴逐出故土的匈奴宿敌大月氏夹击匈奴。但张骞终不得要领，无功而返。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大量丝织品作为礼品以宣扬国威。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次重要的主动行动，但目的仍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以及其他政治目的。①

(二)商人对利益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古代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虽然对中国人来说，最初是一条政治外交之路，但其商业价值很快被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人发现。西方对中国的丝绸、香料、茶叶以及瓷器需求巨大，比如古罗马贵族特别偏爱来自东方中国、比黄金更珍贵的丝绸服饰;当时的欧洲本土人，从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一直越过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人不喜欢来自东方的布匹。②香料和调味品对于喜爱肉食的西方人来说难以或缺。而中国皇家贵族对于西方的珍稀物品也是爱不释手，如琉璃、珠宝、香料等。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导致价格高企，“一带一路”贸易虽艰辛却有利可图。于是，无需政府出台政策，商人们在骆驼骡马时代便不畏艰险行走于万里荒漠。明朝禁海，不让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于是福建人为了商业利益就武装走私，与政府对抗。②

(三)中国一直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被动角色

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相向而行的结果，然而双方最初的目的却是不同的。③虽然中国人最早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这条商路不是汉朝有意去建立和推动的，也不是中国主动输出丝绸。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陆上丝绸之路，都是西方商人主动到中国进行贸易，而几乎没有中国人愿意到西方去进行贸易。③也就是说，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主要是被动的角色。如此，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必然多为西域商人所得。设想，如果中国人主动把丝绸贩运到西域，所得利益一定要比西域商人来中原做贸易更大。

(四)基本观察

通过对以上历史史实的回顾，我们获得两点基本观察：第一，丝绸之路贸易虽充满艰难险阻，断断续续持续两千年之久，商业利益是其基本动因。只要存在商业利益，即使政府禁止贸易，商人也会奋起反抗，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第二，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主动的行动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携带了丝绸前往，但仅仅是作为礼品用于赏赐而非商品，开销甚巨。明朝郑和下西洋，大把撒钱，导致国库严重空虚。重政治目的，轻经济目的，中国人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行走终难长期维持。

二、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仅有2-4年的时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尚不明显，但实时观察也仍有意义。所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本文关注的重點是中国与沿线64国进出口份额，即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于进出口总额受国际贸易大环境影响较大，而进出口份额相对受影响较小。如果一项针对特定区域的贸易促进政策有效，则这一区域的贸易份额应有所上升。

(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

图1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和份额在2014年之前呈上升趋势。然而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贸易观察：2015年贸易发展》报告，全球贸易在经历2015年上半年的大幅下降之后，下半年出现复苏但速度缓慢。④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而言，从2015年始也呈现下降，但值得关注的是，份额呈平稳趋势，但已终止了上升的趋势。

(二)中国与不同板块国家的贸易

沿线64国来自6个地理区域，我们进一步分析过去十年中国与不同地理区域国家的贸易情况，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与沿线64国贸易的变化。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这6个地理区域简化为3个板块：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合为“东南亚板块”共18国;中亚、西亚、北非国家合为“中西亚板块”共25国;中东欧与东北亚国家合为“中东欧板块”共21国。图2、图3和图4分别报告了中国与三个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和份额。

2014年之前，中国与“东南亚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上升较快，2015年后有所下降，但进出口份额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2014年之前，中国与“中东欧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但2015年后有所下降，进出口份额自2007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2014年之前，中国同“中西亚板块”国家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也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进出口份额从2007—2011年呈上升趋势，之后到2015年处于稳定状态，2016年开始呈下降趋势。近年来中国对中西亚地区投资巨大，但未能维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值得关注。

综上分析，自2015年以来中国与沿线64国的贸易份额保持平稳趋势，是因为中国与“东南亚板块”国家进出口份额增加，被中国与“中东欧板块”“中西亚板块”国家进出口份额的减少所平衡。总的来说，从2007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自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而言，份额基本持平。

(三)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变化

国家间贸易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平衡。如果一国对他国长期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则不利于贸易长期健康发展。为此，我们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差额的变化。图5显示，2011年后，中国与沿线64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到2016年有小幅度回调，但仍居高不下。长期巨额贸易顺差不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长期健康发展。

三、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因素

以上就近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和份额的变化做了描述，但我们更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相关的政策因素。

(一)主要数据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⑤设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合作度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组成，并报告了2015年各指标的数值。5个一级指标的权重相等。第一个一级指标是政策沟通度，从两个方面评估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策沟通程度：一是以高层领导互访和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政治互信程度;二是以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双边协定和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代表的双边文件。第二个一级指标是设施联通度，从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三方面来评价。第三个一级指标是贸易畅通度，从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两方面来评价。第四个一级指标是资金融通度，从金融合作、金融支撑两方面来评价。第五个一级指标是民心相通度，从文化与人才交流、双边合作期待两方面来评价。

笔者认为，这个指标体系的指标可以帮助解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变化，我们选取了5个一级指标作为自变量。此外，另增加了两个变量：沿线国家GDP和宗教。

(二)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因素分析

以下我们简要分析这些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 政策沟通度(POLICY)。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的政策沟通，有诸多高层互访、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边协定以及合作或谅解备忘录等作为贸易的支撑，一定有助于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贸易。表1显示，随着政策沟通度的上升，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明显上升。

2. 设施联通度(INFRA)。设施联通度反映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和能源设施建设情况。显然设施联通度的改善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表2支持了以上判断，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着设施联通度的上升而上升。

3. 贸易畅通度(EASYTRAD)。贸易畅通度反映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情况。投资合作的加强必然可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需要说明的是，双边贸易下的一个三级指标是双边贸易总额。表3显示，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着贸易畅通度的上升而上升。

4. 资金融通度(FINACE)。资金融通度反映金融合作和金融支撑环境情况。贸易离不开金融支持，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的资金融通，必然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表4显示，随着资金融通度的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随之增加。

5. 民心相通度(UNDERS)。民心相通度主要由友好城市建设、文化交流活动、旅游签证便利化、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建设、对方合作期待度以及我方合作期待度来衡量。民心相通度较高的国家之间更容易认可对方的文化和价值观，民众更容易认可对方的产品，从而也更容易进行贸易。表5显示，随着民心相通度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上升。

6. 沿线国家GDP(GDP)。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两国经济总量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两国经濟总量之和越大，收入水平越相似，其需求结构也就越相似，则两国贸易量越大。⑥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中国的GDP对所有国家是一样的，故只放沿线国家GDP。表6显示，随着沿线国家GDP的增加，进出口总额呈现出上升态势。

7. 宗教。64个沿线国家主要有三种宗教：佛教(用BUDD表示)、基督教(用CHRIS表示)、伊斯兰教。各国之间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一定差异，相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之间相对更容易进行贸易。⑦表7显示，中国与沿线佛教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最高，其次为伊斯兰教的国家，基督教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最低。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额较大，而东南亚国家大多宗教信仰为佛教。基督教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离中国较远。回归分析时，以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为比较基础。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

用TRADE代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回归方程：

TRADE=α0+αPOLICY+α2INFRA+α3EASYTRAD+α4FIN+α5UNDERS+α6GDP+α7BUDD+α8CHRIS+ui

以下要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估计每个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为了估计各因素对进出口总额的边际贡献，本文需采用OLS模型进行回归。由于不少自变量相关性较强，如果同时放入全部自变量回归，则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相关性高的变量尽量不放入同一个回归方程。后面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分析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影响，要求回归方程所有自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达到必要的显著性，因为如果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大多因多重共线性所致，而不显著的变量本身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无显著影响。表8报告了四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至少接近90%显著水平。没有严格按90%显著水平作为选取自变量的标准，主要希望回归方程中尽可能保留更多的自变量，从而使得更多的自变量能同时进行比较。其中宗教因素有两个变量，只要有一个显著就说明宗教显著影响进出口总额。

四、因变量方差分解法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哪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以及边际影响的大小，但无法确定对因变量变化的相对贡献。因此，如果我们只采用一般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相关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就无法得知这些变量对进出口总额贡献的相对大小，从而也就难以确定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政策重点。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则可估计相关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因变量方差分解法由笔者樊明首次提出⑧，之后樊明等又将其进一步理论化⑨。该方法最初用于研究收入差距问题，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各变量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采用这一方法可基于线性回归方程，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相对贡献。假设回归方程表达为：

Y=α0+α1X1+α2X2+…+αiXi+…+αnXn+ui

估计各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可以理解为各自变量的变化所导致的进出口总额国别间的变化。因变量方差分解法正是用于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贡献，可以用于估计相关自变量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贡献。

五、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贡献的估计

根据表8报告的四个回归方程，采用因变量方差分解法就相关因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进行估计。由于不少自变量相关性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一次回归只能放较少的自变量。这时所估计的各自变量的贡献应理解为，就回归方程所包含的自变量而言，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贡献。表9显示，在四个模型中，虽然各自变量贡献率数值稍有差别，但其排序大体一致。

综合来看，沿线国家GDP是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首先是由两国的经济总量所决定的。其次是贸易畅通度，由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决定。重复指出，这一指標的一个三级指标是双边贸易总额，因此这一指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相对贡献可能会被高估。有一个高权重值的三级指标是海外工程项目合作，说明有更多的海外工程项目合作有助于贸易量的增加。民心相通度反映文化与人才交流和双边合作期待，如果中国与沿线国家有更多的文化与人才交流，必然会提升双边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发展。资金融通度反映金融合作和金融支撑环境，对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宗教是一个因素，主要表现为佛教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相对较大。如前所述，可能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量较大有关，而东南亚以佛教国家为主。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佛教文化深厚的国家，可能与佛教国家进行贸易更为容易。

政策沟通度的相对贡献较小，而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政府对此用功甚多，以密集的高层外交争取沿线国家的支持，但就促进中国与这些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其作用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许国家间的贸易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其实中国与不少国家存在“政冷经热”的现象，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并不好，而经济贸易投资关系热，愤青们不时发起的针对某国的抵制运动，即便能轰动一时，总难有长效。原因就在于，普通民众也好，商人也好，行为更多地受经济理性的支配。

设施联通度反映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状况，对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作用并不显著。近年来中国政府及企业在参与对沿线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投入很大，但就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来看，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六、基本观察和反思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获得以下基本观察：

第一，古代丝绸之路虽因政治外交原因而开，但因商业利益而兴盛。丝路贸易能赚钱，自古商人不畏艰险。无需政府鼓励。相反，政府反对，民为利也不为所惧。

第二，从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过去的3年基本维持稳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尚需分析解释和进一步的观察。⑩

第三，基于对沿线64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两国的经济体量，属于经济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政策沟通度，大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这些政策的作用暂时有限，或许还需一个更长期的过程，这些政策的作用才能得以显现。

第四，就一國政府推动该国与指定区域国家的贸易来说，政府与市场要恰当分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贸易格局更多地由国际市场决定，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至少需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提高民心相通度，非一日之功可就。

注释：

①葛剑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思考》，载《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②Bath Vivienne，“‘One Belt， One Road’ and Chinese Investment，”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2016(16).

③赵会荣：《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载《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④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3-10/doc-ifxqaser9122921.shtml，2016年3月10日。

⑤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商务印书馆，2016。

⑥【美】罗伯特·J·凯伯：《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⑦邹磊：《新丝绸之路上宗教与贸易的互动：以义乌、宁夏为例》，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⑧樊明：《居民收入差距的劳动市场因素——郑州问卷调查数据》，载《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⑨樊明：《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⑩参见白贵，欧斯曼·艾诺：《土耳其媒体和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Analysis on the Trade Growth Factors of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an Ming1， Sun You2， Song Meiting1， Yao Quan1， Zhou Wenting1

(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ena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2.The Business School，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vestment Government; Market; the Silk Road; Infrastructure; Political Diplomacy; Commercial Interests

作者：樊明 孙优 宋媚婷 姚全 周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