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研究论文

摘要：媒介批评实践虽有着很长的历史，媒介批评的系统学术研究则起步较晚，但不能忽视的是，批评的思想早已存在，媒介批評学术活动也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轨迹。本文对我国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发生、发展作出思考。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媒介批评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媒介批评研究论文 篇1：

媒介批评视角下大众媒介的偶像现象研究

摘要：媒介时代偶像崇拜现象的意义和作用已颠覆传统。偶像崇拜的“错位”与大众媒介的利益追求和娱乐至上的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媒介批评的视角下，大众媒介应对偶像现象中自己的责任进行反思。

关键词：偶像;偶像崇拜;大众媒介;媒介批评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和繁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大众媒介了。有人说。如果没有了大众媒介，人们将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存在。大众媒介所创造的媒介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时刻反射出人类社会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偶像及其崇拜现象也不例外，当今无论何种偶像均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此时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偶像——从“英雄”到“商品”

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一系列二元组合构成的，二元组合是讨论和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在任何一个二元组合的概念中都有一个是本源，是中心，由本源可以派生出其他。而解构主义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的一系列二元组合概念都是需要重新讨论的。解构主义认为本源并不在，所谓终极、本源都是逻各斯中心掩饰本源匮乏的策略。他们力图用“补充”的概念取代本源的位置。认为补充并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无限的，是意义的增补或者积累。每一次的补充都不会是一次圆满的结束，后一次补充是对前面意义的积累。

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大众媒介时代，偶像概念也经历了意义延异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偶像”是指那些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起着“精神支柱、理想寄托”的人。它曾经与英雄同义，并且指引着人们向一定的目标前进。然而，历史发展到大众媒介时代，偶像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精神领袖了。而是指那些经常曝光于大众媒介、被媒介包装和传播的媒介形象。大众媒介时代的偶像与其说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精神崇拜的对象，毋宁说是大众媒介生产的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商品。

首先，大众媒介时代的偶像是媒介产品。在大众媒介盛行的今天，偶像的树立越来越不能脱离大众媒介而自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偶像被大众媒介制造出来，成了媒介生产的产品，而媒介产品本身又是劳动产品，这是因为，大众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在其传播信息之前必须要将准备传递的信息进行编码，制作成适合媒介特性的信息代码，比如报纸上的文字、图片，广播上的声音，电视中的画面和声音等。所有这些经过处理用于传播的信息代码并不是凭空而来，必须要有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也就是有劳动付出。这意味着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劳动成果，它中间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物中包含了人类劳动便被认为是劳动产品。

其次，从偶像的使用价值来看，大众媒介生产的偶像产品是用来让大众消费和娱乐的，那么它便成为大众媒介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对于媒介产品来说，虽然有很多产品并不直接用于交换，比如用于宣传、舆论监督和引导、教育、政令传达的信息产品，但当这些信息被传递出去并被人们接收后，对于大众媒介来说，他们赚到的是受众的注意力，而这些注意力会转化成“受众对某些媒介产品的无止境的需求，这种需求经过市场规则浸染和锤炼转化成对媒介的忠诚度”。这些忠诚度便是媒介向广告商要价的砝码。经过这样的转化过程，这些并不直接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间接地参与了交换。然而对于那些一开始生产便是为了交换的媒介产品来说，它们的商品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成为商品的偶像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偶像的新特点：一是它的消费性。偶像以其社会功用来划分，通常被划分为生产型偶像和消费型偶像。生产型偶像是指那些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对社会有所贡献，并因其自身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境界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时代的精神素质，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和理想。人们崇拜他们，多以他们的精神和事迹作为立志的方向和前进的参照。特别是人们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和各种困难时，这些偶像往往能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就属于这种偶像。而消费型偶像是指那些更注重外在形式，供崇拜者暂时追捧以满足文化认同、娱乐、准社会交往等功能的人物。他们是消费型文化、快餐文化的产物，在媒介时代通过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被大量地制造出来。人们对这些偶像的追随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物的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身份的改变或阅历的加深，这类消费型偶像会逐渐淡出崇拜者的视线。因此，消费型偶像一般生命力不强，只能算是偶像崇拜者生命征途中的匆匆过客。因此，传统偶像是人们精神崇拜的对象，而大众媒介生产的偶像不再是崇高的代表，而是被赋予了商品的特性，成为供人们消费的商品。二是它的娱乐性。偶像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并非由于偶像自己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崇拜的价值，而是他们拥有的娱乐价值。“芙蓉姐姐”在网络迅速蹿红的背后，与其说满足了人们好奇的目光，不如说恰好迎合了某些人心中隐秘的娱乐欲求。造星节目，在满足了无数人冲上云端的梦想的同时，也是一个游戏方式，其目的不过是娱乐更多的观众。因此，被大众媒介生产出来的偶像，其娱乐性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它的流行性。偶像流行性是由消费性和娱乐性所决定的。商品的生产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准则，而人们对待娱乐的态度本身就是喜新厌旧的，一成不变的娱乐方式会很快让人们产生疲劳。因此，当新的偶像商品进入市场时，就会有一些处于衰退期的偶像商品退出市场。造星运动的目的不变，但花样一直都在变，也只有不断变化的样式才能给人们的感官带来更多的刺激。由此造成了偶像商品流行性的特点。

二、“偶像”商品的符号化

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体，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这种物质形式所指涉的意义。符号学的研究从最初索绪尔的语言学范畴发展到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文字、图片、形象、物品、音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仪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围理解，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这个事件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商品的二元性说的是任何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商品的这种二元性是由消费的二元结构决定的。“消费的二元结构”所描述的是“消费行为本身具有的物质消耗与符号占有、生理功能与意义功能这一内在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物品的消费都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消耗，也是对物品所包含的意义的消费。“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与动物对能量的消耗不同，任何文明社会中的消费都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消耗，而且也是符号的占有和意义的消费。”这便是消费的二元结构。

消费的二元结构决定了处于消费领域的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相应的符号价值。“不管是史学、人类学或泛文化研究，都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商品对人们之所

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被使用，更是因为它的符号意义。”学者奇克森特米哈伊与罗克伯格·霍尔顿指出：“纵然是最具实用目的和功利性的物品的使用，也都是在文化所预设的符号领域里进行的……我们很难断然将物品的这些使用功能与它们的符号意义完全割裂开来。”人们对任何物品的使用都包含了两个方面：物品本身以及符号意义。任何成为人们消费对象的物品都不仅包含使用价值，也同时包含符号价值(意义)，商品也不例外。但“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偶像商品更是如此。偶像其人(包括相貌、体形、举止等自然特征以及作为歌手、演员、主持人等社会角色的存在)是偶像符号的能指，而这些方面的结合体所指涉的意义是偶像符号的所指。大众媒介在生产偶像产品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符号意义。偶像商品在生产者那里经历了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连同偶像商品本身卖给消费者。同时，由于偶像商品本身是人们精神领域的消费品，那么它的符号价值就会大于其使用价值，也就导致了成为商品的偶像，作为自然人存在的一些特征被隐没了，这时的偶像并不要求具有高尚的品质、过人的才能，所具有的只是生产者赋予的符号意义以及一个被包装了的能指形象。而在崇拜者眼中，偶像身上作为个人存在的其它特征，或者说“非偶像”(比如作为人的性格、品质、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等)特征也忽略了，只剩下了作为自然人的“形象”(能指)和被媒介赋予的“意义”(所指)相结合的媒介人物，偶像商品最终被符号化了。

三、媒介时代的偶像崇拜——从“精神寄托”到“娱乐”

媒介时代的“偶像”作为自然人在人们精神领域中的意义已不存在，保留的只是被大众追捧的形式。虽然它与传统的偶像崇拜有很多类似，但此时崇拜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媒介时代的偶像崇拜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易变性。媒介时代人们的偶像崇拜往往会随着新的媒介偶像的出现而变化。2005年9月，某市有一所学校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一次“谁是你心中最崇拜的偶像”的问卷调查，结果80%以上的学生选择的是“超级女声”李宇春。同年10月，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同题调查，此时80%以上的学生选择了航天英雄费俊龙和聂海胜。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众求新求变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大众媒介参与市场竞争、赚取利润的策略。为了满足人们喜新厌旧的娱乐口味，对于符号化的偶像商品来说，在指涉同一种意义(所指)的情况下，生产者也会不断地生产出新的能指(形象)来代替已经被大众厌倦的旧的能指(形象)。这时只要意义存在，能指(形象)是谁已无所谓，能指成了可以批量生产的意义载体。比如，即便不是周杰伦，只要有其它的形象符号能够指涉他所代表的意义，他一样会成为偶像，一样会有崇拜者追随其后。

第二，多元化。作为符号存在的媒介人物的生产远比古代英雄的树立要容易得多。因此，被媒介加工包装的媒介人物也多种多样，有歌星、影星、主持人、体育明星等。同是歌星，类型风格还有不同。因此，进入媒介时代后，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元化了。

第三，娱乐性。如今人们的偶像崇拜行为并非是寻求精神上的榜样，并非要让偶像成为自己理想的寄托、行为的方向，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在闲暇时间的娱乐需求。比如，茶余饭后对偶像明星的讨论，繁忙过后听演唱会、音乐会以寻求精神放松。此时的偶像崇拜已与树立“精神榜样”少有关系，更多的是为了享受偶像带来的娱乐价值。

第四，祛崇高性。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偶像具有崇高的品质和过人的才能。人们对这类偶像的崇拜也是虔诚的，甚至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偶像对于崇拜者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信奉者生命的依托。而大众媒介时代的偶像崇拜更多的是对媒介生产出的流行符号的追随和喜好，是对娱乐产品的一种消费方式。无论是崇拜对象还是崇拜的心理都颠覆了英雄崇拜时期的崇高性。

四、媒介时代偶像崇拜的“错位”现象

虽然在媒介时代人们对偶像的崇拜更多的是为了娱乐消遣，为了追赶媒介生产的流行符号，然而由于名称上同为“偶像”，仍然有很多人对作为商品的偶像和作为“精神榜样”的偶像混淆不清，于是在社会上便出现了很多对偶像商品的“错位”崇拜现象。

所谓“错位”崇拜是指人们将对作为“精神支柱”的偶像的崇拜心理错误地运用到对偶像符号的崇拜上，从而产生了认识的错位，误将作为符号存在的偶像当做为“精神支柱”存在的偶像，由此希望前者担当后者的角色和责任的一种崇拜心理。虽然看起来这样的“错位”是由于崇拜者本身的心理原因造成的，但实际上与大众媒介利益追求和娱乐至上的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错位崇拜主要是由于崇拜者对媒介人物和现实人物的混淆所致。媒介人物是虚拟人物，他们是经过媒介包装后的文化符号。而现实人物是社会中的自然人，他们具有特定的人口统计特征和独特的性格、气质、品行等。经过媒介加工的媒介人物，他们所借助的只是作为自然人的“形象”(能指)，而他的其他一些特征，比如作为人的性格、品质、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等特征通通被隐去了(这部分却正是作为“精神支柱”的偶像所强调的)。同时，被隐去的这部分特征被媒介运用各种虚构的叙事方式，比如电影、电视剧、MTV等赋予给作为自然人的能指上，让他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所指)的虚拟人物。这些经过加工的人物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大众会难以或者根本不加区分地将媒介中的人物等同于这个人本身，从而由对媒介人物的崇拜转化为对这些人的崇拜。比如很多人是看了电影《谍中谍》后由对电影中男主角的崇拜而喜欢上汤姆·克鲁斯这个演员的，进而转化为对汤姆·克鲁斯本人的崇拜。如果没有大众媒介，没有《谍中谍》，那么汤姆·克鲁斯也不过是一个生活在人们当中的普通人而已。因此，在大众媒介时代，人们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对经过媒介包装的虚拟形象的崇拜还是对真实的人物本身的崇拜，而对虚拟人物的崇拜往往会居于更为重要的位置，从而将对这些虚拟人物的崇拜错位地转嫁到对作为“偶像”出现的自然人的崇拜上。比如谢锋要求周杰伦、张学友等明星偶像资助其看病，他认为作为“精神偶像”他们担当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比如杨丽娟的父亲对刘德华的指责，认为作为女儿的精神崇拜者就应该毫无条件地帮助女儿实现愿望等等。虽然杨丽娟和谢锋等人的举动属比较极端的行为，但在生活中不乏为了追星打乱了正常的生活、为购买与其偶像相关的产品而过度消费等不当的偶像崇拜行为。因此，媒介时代偶像的生产机制是造成“错位”崇拜的直接原因。而这种生产机制背后的指挥棒则是大众媒介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媒介时代的偶像是大众媒介和娱乐工业用来盈利的工具，是一种商品。作为“偶像”的商品不仅其作为歌手、演员的使用价值可以被出售，而且利用其形象所开发的衍生产品也可以被出售，在商业的逻辑中，只要能“卖”得出，就被批量生产。一旦成为商品，那么控制商品生产的幕后指挥棒便是市场。媒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由市场来控制。什么样的文化符号符合消费者的口味，媒介就会将“原材料”的自然人包装成什么形象。这时的偶像已经不是其人本身，受众需要的只是作为特定文化当中存在的符号，而不是这些偶像作为自然人的特征。所以，媒介在生产偶像产品时就会故意隐去这些人的自然特征，而只让他们存在于被包装的特定的文化意义当中，让偶像时刻以其文化符号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而对偶像产品作为自然人的思想、品质、人生观、价值观等特征一概不提。尤其是他们的婚姻状况，是很多偶像的禁忌，偶像时刻要以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媒介故事中被神话了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身份出现，以吸引更多崇拜者的追捧，延长自己的生命力，从而也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没有偶像的年代。偶像的出现填补了某些人心中极欲表达的欲望空白。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偶像充斥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当中。但“崇高的品德”这一偶像之为偶像的基本要求却离“偶像”一词越来越远了。这些泛滥成灾的所谓“偶像”，除了娱乐价值和经济价值外，并不能担当起心灵寄托和精神榜样的角色，却还被其崇拜者疯狂地追捧着。而作为在社会肌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大众媒介来说，除了利润的追求外，也应该对自己在文化、道德、社会领域所承担的责任进行反思：即大众媒介应该为受众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应该如何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应该传播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和人生意义?应该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某些状况时作出如何反应及发挥怎样的社会责任?

(责任编辑　郑良勤)

作者：李东晓

媒介批评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媒介批评学术研究起源、发展的再思考

摘要：媒介批评实践虽有着很长的历史，媒介批评的系统学术研究则起步较晚，但不能忽视的是，批评的思想早已存在，媒介批評学术活动也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轨迹。本文对我国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发生、发展作出思考。

关键词：媒介批评;学术研究;起源与发展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4年)规划项目“媒介批评的历史起源与理论建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XW10

关于我国媒介批评的起源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在我国，媒介批评很早就开始了实践，但专业的理论化研究则到近现代才开始出现，但在学术界系统化地进行理论研究之前，我国的确已经存在媒介批评思维和非系统的理论研究。

一、媒介批评学术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媒介批评学术思想的萌芽，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各种文艺作品所做的批评，可理解为批评学术思想的萌芽。有学者指出，孔子对《周易》的精读，是一种研究型、批判性阅读[1]。

南宋高宗时期，《海陵集》中《论禁小报》一文，唐代孙樵在《经纬集》中对《开元杂报》真实性的肯定和对其“不立首末”形式所作的说明[2]，不仅是我国媒介批评实践早期的代表，也是我国媒介批评学术思想的发端。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术界开始对媒介批评的“方法”“态度”进行反思，如《评论家与评论——指新闻界与普通评论而言》《批评人家的文章是否应带谩骂的色彩?》《批评的批评》等[3]。这些反思性的文章对批评的理论、方法进行建构，并探讨媒介批评实践的正确标准、观念，这意味着媒介批评的学术思想已经有了职业、学理反思的导向。

我国媒介批评思想的专门性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经查阅，学术期刊网自2004年开始，出现以“媒介批评思想”为标题的论文。例如，2004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韩愈的硕士论文《哲学语境下的法国媒介批评思想》，2005年12月胡正强发表于《新闻界》的《梁启超新闻媒介批评实践与思想论略》，以及2006年1月王颖吉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的《论李大钊媒介批评思想的来源及其马克思主义转型》。

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发生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概念引入中国，自此，学者们开始了正式、系统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

(一)理论研究的争鸣：对《萧伯纳在上海》属性的探讨

2003年，《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本书出版于1933年3月，记录了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上海，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和对报道的点评。对于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新闻传播史专家方汉奇指出其独特的属性——“类似综合报道”，属于杂文[4]。这种模糊的界定，是因为当时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尚未开始，概念也未出现。但这说明对媒介批评的学理研究已经开始了探索的步伐。

2006年，胡正强认为，该书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的第一部专著。2008年，清华大学博士生宋双峰表示，该书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我国历史上的媒介批评专著，但第一部有待商榷。对此，笔者也曾撰文论述，《萧伯纳在上海》并非一部纯粹的媒介批评专著，书中除前三章收纳的剪报资料外，第三、第四章节部分关于媒介批评的实践，是研究媒介批评史难能珍贵的文献。这些学术争鸣有利于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二)中国学术界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中国学术界自1995年明确提出“媒介批评”概念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回顾这20多年，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逐步形成了体系。

第一，媒介批评的基础理论建构基本完成。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建构不同层面的媒介批评学。

一是一般性媒介批评学建构。刘建明、王君超是此项研究的开拓者，《媒介批评通论》(刘建明，2001)从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切入，这是中国第一部媒介批评理论著作;《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王君超，2001)从学理层面探讨媒介批评的本质、起源、理论、标准与方法。此两本著作，奠定了中国学术界研究媒介批评理论的专业体系。其后，《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李岩，2005)对媒介批评的批判性立场、范畴、命题、方式作了深入研究;《媒介批评论》(陈龙，2005)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了媒介批评的特性、伦理原则、衡量尺度、类型范式、对象标准;《媒介批评》(雷跃捷，2007)注重媒介批评的本土色彩，对五四时期和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作了较长篇幅的论述。

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是采取国外的批判学派和理论资源，对我国媒介批评的学科体系进行学理性建构，对学科化的建设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特色化媒介批评学建构。在媒介批评概念引入我国之前，报刊审读与新闻阅评就是重要的新闻出版管理方式，以此为基础，《报刊审读初探》(薛耀晗，2001)、《报刊审读》(王首程，2008)对报刊审读理论体系作了比较系统、专业的阐释，《新闻阅评学》(刘祖禹、胡文龙，2010)则专注于新闻采写与编辑的关系。《中国媒介批评学》(郝雨，2015)则直接建构中国媒介批评的自我体系，从源流、文化智慧资源和批评方法三方面，试图建设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学理体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第二，媒介批评历史研究拉开序幕。媒介批评史研究起步较晚。2007年，刘建明教授出版的《西方媒介批评史》成为中国第一本媒介批评史著作，该书对西方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学术流派作出初步论述;谢静分别在2005和2009年出版两本著作，聚焦美国媒介批评理论及其历史发展;最早从事电视批评理论研究的欧阳宏生教授2010年出版《中国电视批评史》，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脉络。而针对中国本土的媒介批评史专项研究，当前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中国现代时期媒介批评文本及实践展开的史实研究。以媒介批评文本为研究基础，代表性著作有三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胡正强，2009)的研究路径十分翔实，试图从当代理论视野去解读现代(1901—1949)媒介批评实践史;《中国媒介批评史》(刘建明等，2011)，视角宏观大气，全面展示我国古代、近代媒介批评的史实;笔者201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主要以现代媒介批评主要参与力量——知识分子为研究视角，重点呈现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史以及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思想。

此外，论文《论中国媒介批评的现代传统》(刘自雄等，2008)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学者论著中的媒介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初步呈现该时期媒介批评的概貌。《媒介批评通论》(刘建明，2001)、《媒介批评论》(陈龙，2005)、《媒介批评》(雷跃捷，2007)等理论教材中的部分章节，总体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时代特征。

二是围绕中国近现代时期媒介批评重要人物展开的个案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对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思想进行深入解剖。宋双峰2008年撰写的博士论文《鲁迅：现代媒介批评的开拓者》着重论述了鲁迅的媒介批评思想与话语实践，并强调鲁迅在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开拓作用;笔者(2014)的博士论文选择清末民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其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及批评思想进行解读，以诠释清末民初媒介批评的思想及时代特征。此外，学术界的一批论文还对近现代著名的媒介批评实践人物，如邹韬奋、瞿秋白、郑振铎、胡愈之、邵力子等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思想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索。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史的学理探究有重要的贡献意义。

三是围绕媒介批评历史起源问题展开的学理研究。对媒介批评历史起源的探讨，是媒介批评历史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学理问题。刘建明(2001)在第一部媒介批评著作中就提出论断：“媒介批评与媒介同时面世”“我国是世界新闻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但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如王君超(2001)、陈龙(2005)、曾娅妮(2010)的观点就与之大相迥异。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媒介批评实践的诞生，有无具体的、标识性的地点、人物、事件?媒介批评与媒介有着怎样的关联?尽管目前观点还未能达成共识，但却說明媒介批评历史研究已经受到学术界关注，并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思维在不断得到拓宽。

三、结语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然认识到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一批学者如刘建明、雷跃捷、胡正强、董天策、王君超、李岩、谢静等，对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及起源问题作出了初步探讨，甚至有学者深入研究了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学。但总体而言，当前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性研究成果，仍有待发展。近年不少学者开启了媒介批评的史论研究，未来媒介批评学术探讨，问题研究将走向专业化和学理性，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 郝雨.中国媒介批评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43.

[2]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63.

[3] 胡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2.

[4]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385.

作者简介：胡丹(1979—)，女，江西瑞昌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论。

作者：胡丹

媒介批评研究论文 篇3：

郭箴一与媒介批评史研究

郭箴一，女，湖北黄陂人，1931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建国前我国为数不多受过正规新闻本科教育并对新闻学有研究的女性之一。 所著《上海报纸改革论》是一部媒介批评著作，其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应该从中国媒介批评发展史的角度加以考量。

《上海报纸改革论》虽然是对上海报纸进行的媒介批评，但却具有全国性的媒介批评意义。这是由上海报业在当时全国报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中国近代，上海在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其新闻事业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边。诸如，报刊从舶来品向中国化的发展，从政论报刊向政党报刊的转变，通讯社、完整意义的新闻教育等，都首创于上海：吸收和借鉴外国报刊业务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更新设备，上海都走在全国的前头;上海新闻界与各国同行的交往最为频繁，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上海新闻学的研究也开展得最早，成绩最佳等等。上海报纸在全国新闻界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上海报纸成为其时人们观察中国新闻业发展水平的主要尺度。而人们开展媒介批评，希图通过媒介批评这种观念性精神生产，来制衡新闻业发展的方向，上海报纸也就必然成为轰击的靶标，成为媒介批评活动中最重要的媒介批评客体。

《上海报纸改革论》以理论阐释为主，对上海报纸的缺点和不足，往往是通过抽象概括而达到，并不在具体的文本上多费笔墨，因为这些缺点和不足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作者旨在对上海报纸的缺点和不足进行指陈和批判，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文本的展示往往也就成为多余。从产生时间的先后上看，《上海报纸改革论》更具有学术史上的创新性价值。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第一部专著的称誉，无疑应非《上海报纸改革论》莫属。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起步，但因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一直步履维艰，发展缓慢，很长时间内都是处于批评者偶尔为之的自发性零散状态，虽然媒介的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社会舆论对媒介亦多有烦言，但媒介批评实践的规模和声势、广度和深度都还有限，媒介批评的社会效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但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仍然在缓慢而顽强地生长着。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开始进入独立生长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经过近十年的学术和实践积累，五四前后从西方输入的新闻理论经过国人的吸收和消化，开始内化为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根据，批评的标准和范式也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批评向新闻本体论批评转变。批评主体中具有新闻专业色彩的人士增多，他们的批评开始成为媒介批评实践的主流话语。

虽然人们还不时关注传播中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媒介批评客体开始向新闻传播业务诸如编辑方法、标题、栏目设置、新闻语言大众化等新闻传播的本体论方面倾斜或聚焦，媒介批评的目的更多集中于指示改革的途径，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与工具。特别是开始出现对前人的媒介批评实践与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的继承性成果，批评实践所表现出的有意识继承性，显示了媒介批评某种程度上的自觉，正是媒介批评走向成熟的标志。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就是在这一层次上拥有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学术性意义。

《上海报纸改革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体性事件，而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累积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媒介批评通过较长时期的量变积累而获得的质变成果。20世纪30年代，是国民党在全国实施统治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因之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生存环境，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新闻传播业对生活各个领域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强大影响力，这时得到了充分释放和显现，新闻传播业中偏离社会发展方向、背弃社会主流价值的一些现象引起人们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新闻传播业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问题。

《晨报副镌》1922年4月18日，开始连载现代著名剧作家熊佛西创作的独幕剧《新闻记者》，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连载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全书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几个女子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

这些都意味着，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从无足轻重的生活边缘向社会中心地带切人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事业一定程度上的无序发展与功能的失度扩张，为媒介批评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主体动力，“大多数的读者，却因种种原因，对于各日报。总有几分的不满意。大家闲谈的时候，常常说道，‘现在的各日报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甚至有人骂日报的评论，不是敷衍塞责的言论，即是苟且平凡的主张;恍惚读来，倒还成句，仔细研究，实无意义。还有人笑日报记事的政策失宜，把应记的不记，不应记的大记而特记;对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只有不成段落的电信，对于街头巷尾的琐屑新闻，倒有前因后果的记录。”开展媒介批评以匡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内在要求和急切呼唤。

无独有偶，与郭箴一写作《上海报纸改革论》几乎同时，谢六逸先生1931年6月1日在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文艺新闻》上，发表了《最近的感想》随笔，归纳了四条造成中国新闻业进步迟缓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缺乏新闻批评家。我国报纸的读者，对于报纸的好坏完全没有辨别能力，对于报纸本身的构成，更是茫然，他们只消每天有报可看就行，对于报纸的编辑发行等全不在意。在目前我们希望有力的批评出来，如像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大宅壮一之流，将国内的报纸痛快地批评一下，一方面促进各报的改善，一方面使阅者知道辨别报纸的好坏。”郭箴一在撰写《上海报纸改革论》一书时，在资料储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搜各国之精华，尽力推究，罗固有之经验，悉心校正。”搜集并参考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相关媒介批评的材料。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作为郭箴一的业师。他对新闻业以及媒介批评的某些观点，不可能不对郭箴一产生某种影响，甚至该选题的确定都有可能直接受到谢六逸的某种启发或点拨。

媒介批评需要以对媒介实际情况的精准观察、对媒介内部运作机制的洞悉为前提，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情况的获得是非常困难的。黄天鹏曾在一篇媒介批评文章中述及个中甘苦：“十年以还，新闻论著，岁有所见，而纪实之作，则未之觏。盖通论之篇章，易于命意，若实际之状况，非调查无从捉笔也。吾业向清壁垒，讳言报馆内事，世有举以相询者，或大事铺张;载之典籍，亦复如是。”作为一种对媒介的否定性评判，媒介批评的开展需要勇气和胆识，黄天鹏在为《上海报纸改革论》所作的序中，也表达了媒介批评实践对批评主体的一些特殊限制：“盖予入世既深，言多讳忌，役报日久，壮怀问天。此中甘苦，固三折肱，而应兴应草者，亦殊未易尽抒所见。”这种情感状态，其实不是黄天鹏一人所有。应该说，现代中国，新闻业中不乏责任感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对新闻业的弊端非常清楚，但各种因素使他们在进行媒介批评时缩手缩脚，甚至干脆放弃。考虑到当时这种实际状况，我们对《上海报纸改革论》就不能不给以较高的推崇和钦佩。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事业发展史和新闻理论的演进变迁，对新闻学术史的梳理也长期受到阶级分析法的拘囿，对《上海报纸改革论》这样针砭时弊之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其实，新闻事业史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技术突破、观念更新等都会给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影响，在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史时，这些因素受到了人们较多的关注。但作为一种观念性精神生产的媒介批评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制衡作用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崛起与繁荣，媒介批评作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实践性建构力量也逐渐进入人们考察新闻事业发展动因的理论视野。当我们转换视角，从媒介批评的角度观察中国新闻事业史与新闻学术史时，很多过去一直被忽略了的新闻史细节就重新被发现和挖掘出来，新闻事业史也将显露出更加丰富和复杂的景观。这也是《上海报纸改革论》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有益的启示。

作者：胡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