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伦理分析的教育行政论文

[摘要]信息伦理是信息素养的核心要素之一。审视比较江苏与台湾两地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纲要有关信息伦理教育的阐述，以及两地信息伦理教育的做法，倍感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加强信息伦理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教育伦理分析的教育行政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教育伦理分析的教育行政论文 篇1：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溯源

摘要：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出现时间短，具有跨学科、跨系统的知识特征，较难驾驭是教育政策价值分析面临的迫切问题。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同政策研究、教育研究、价值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并且对纠正相关领域的错误倾向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溯源

一

教育政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在我国社会科学分类的12个学科中，教育学又是应用性最强的学科之一，教育政策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笔者目力所及，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研究教育政策最早见于1958年陈景磐《太平天国教育政策初探》。此后一直到1996年这一阶段，学界主要介绍国外的教育政策，对教育政策本身作学理分析还很少见，故而未见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一说。1996年，袁振国主编《教育政策学》、孙绵涛主编《教育政策学》，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教育政策。1997年。钟启泉编译时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的卡明斯的《价值教育的政策——价值教育的国际比较》一文，但所谈仍不是现今意义上的教育政策价值分析。1999年8月6日一8日在上海举行首届“教育政策研讨班”，从会后所做的综述来看，虽然研讨的内容涉及当时的教育热点问题——平等与效益的关系，但将平等问题与公正问题混同。从研究方法上看，强调实证分析，笼统地反对思辨的方法，使得价值分析难有一席之地。而此前李海生在《教育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论证》一文中谈及“教育政策会因利益分配不当而遭遇阻力。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差距正在拉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准确预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动，对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对教育政策方案的社会心理可行性进行论证”。这里，社会心理是一种尚未被文化专家加工制作的初级形态，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直觉认识、情感动机和朦胧的价值意识。可见，其对教育政策方案的社会心理可行性的论证与价值问题密切相关。但真正系统地、开拓性地研究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始于2000年劳凯声、刘复兴所撰写的《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一文。该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政策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在政策研究中，价值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价值不仅体现着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满足，而且还体现着人的主动追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不过是人们在比较、鉴别、协调、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所以，政策研究不应追求现实中一般并不存在的假设的东西，而应着重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建构教育政策活动的新型人际态度和思维方式。该文首次提出研究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意义并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在教育政策研究中， “价值中立”的论断是不成立的，教育政策需要“价值涉入”。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经过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价值涉入”已成趋势。与这个趋势相适应，教育政策研究和分析也面临着由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向强调“价值涉入”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公共政策本身的特点和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具体背景来看，教育政策需要价值涉入。

可以说，由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向强调“价值涉入”的研究范式的转变，是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前提性条件。21世纪初陆续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著作，如：《教育政策学》(袁振国，2001)，《教育政策导论》(张芳全，2001)，《教育政策分析：概念、方法与应用》(吴政达，2002)，《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孙绵涛等，2002)，《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刘复兴，2003)，《走向新的范式：权力转移中的教育政策论纲》(刘复兴，2003)，《超越利益之争——教育政策的价值研究》(祁型雨，2003)，《教育政策分析》(张芳全，2004)等。对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教育政策本身的价值;二是以价值分析为工具，研究教育政策。后者更多地关注教育价值观问题。通常认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就是教育对个体或群体所产生的功效和目的，由此根据其大小、高低、远近等差异判断教育的价值。教育价值观是教育观念的核心，是关系到教育理念、教育评价、教育实践等方面的重要领域，既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又是一个涉及大学理想的现实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两难抉择之外，探求个体与社会、自由个性与自由社会、理性主义与实利主义协调发展之路。 《学会生存》的观点较好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教育价值观的问题，无疑会对世界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产生影响。

二

从政策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强调从多学科角度对科学与价值进行有机整合。这与教育学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基于对实践的关注，教育学理论走向了应用化。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对教育政策制定，对教育规划、预测作贡献。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教育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差不多都参与了教育政策研究的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研究成果差不多都与教育决策有关。世界银行在世界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而世界银行关于教育的研究报告差不多全都是教育政策的报告。在国际比较教育中，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正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导力量。埃德蒙·金在《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一书中就这样说：“比较教育的研究，实际就是教育政策的研究。”同时“教育学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某种多元化的特点，它不追求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主张把学科的方法、知识绝对化，不把理论看成是人类一切价值生活的决定者，反对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假说来解释教育的问题。同时这种研究又总是处处透露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价值追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体现了教育学发展的成熟。从这个方面看，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教育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价值因素是它们的共同关注。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地服从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分析的规定，因而，首先价值分析是系统分析的基本范畴之一，是连接事实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纽带。同时，价值分析并非仅仅是伦理学分析或经济学分析，而是对客体的一般价值的分析，其核心内容是对价值事实、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的分析，即以价值目标为标准对价值事实进行评判，进而确立价值规范。其次，价值分析也是政策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方面。价值分析的作用主要是制定和应用评判标准来评价政策价值观(表达和理解价值观最好的定性方法之一是对规范性的价值系统——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与政策选择，内容主要是提出并评价价值论点正确性的判断标准，中心问题是用什么标准证明政策行为的正确、有益或公正。政策研究中的价值分析，在于确认某种政策目标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它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因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为谁?许诺什么?多大风险?应优先考虑什么?等等。其三，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教育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价值因素是它们的共同关注。在核心内容上，“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分析”的核心内容一致，都是以价值目标为标准对价值事实进行评判，进而确立价值规范。

三

一项教育政策出台，紧接着就有多种社会话语评论响应。这种现象几乎成了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后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方法论和思想体系上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国际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明显特征。从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价值观定位上，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借用政治学意义上的政策研究方法较多。对教育政策的实质缺乏清晰的把握。实质上，教育政策的实质是国家所采取的教育行政行为准则，所作的政策调整需要精确的表述。二是将教育政策分析研究等同于一般性的政府行政政策的分析研究。没有将教育政策放在一个多学科的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下看待，忽视了教育政策分析知识结构上跨学科、跨系统的知识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教育政策价值分析出现的时间较短，方法论上却要求整合政策研究、教育研究、价值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内在地具有跨学科、跨系统的知识特征，较难驾驭。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同政策研究、教育研究、价值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因此，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弱小，但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去费心费力。

作者：李仙飞

教育伦理分析的教育行政论文 篇2：

台湾、江苏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之信息伦理教育比较研究

[摘 要] 信息伦理是信息素养的核心要素之一。审视比较江苏与台湾两地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纲要有关信息伦理教育的阐述，以及两地信息伦理教育的做法，倍感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加强信息伦理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当前大陆地区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信息伦理教育，亟待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教育观，尽快明确和细化课程纲要中有关信息伦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教材进行重组和拓展，尤其需要我们加强对信息技术教师进行信息伦理教育专题培训和指导，以促进学生良好的信息伦理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 台湾; 江苏; 义务教育阶段; 信息伦理教育;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唐德海(1958—)，男，江苏南京人。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研究。E-mail：njtdh@163.com。

信息伦理是指在信息获取、使用、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应遵守的伦理规范。一个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好的信息伦理道德素养的人。不过，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有很高的应用信息技术能力的人，倘若没有良好的信息伦理道德，他可能就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近年来，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引发的极端案例呈上升趋势，即是明证。足见加强青少年信息伦理教育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12年4月16日的报道《近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严重后果的十起网络谣言案例》，虽不尽是学生所为，但可以肯定这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良好的信息伦理教育有一定关系。作为信息技术学科，应承担起信息伦理教育的重任。本文力图通过对江苏、台湾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信息伦理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与建构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加强信息伦理教育实施的策略与方法，为信息技术学科教师提供参考。

一、两地信息伦理教育的表述比较

1. 江苏的信息技术课程名称为“信息技术课程”，课程的依据是《江苏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江苏信息技术课程纲要》)。

江苏信息伦理教育在《江苏信息技术课程纲要》“课程的基本理念”中表述：“应注重学生对信息道德、信息伦理、信息文化的感悟与内化，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观念和责任心，养成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在“课程目标”中表述：“了解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主动防范不良信息，抵制不良信息行为，初步形成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与责任感。”

课程分为四大内容，即“信息的识别与获取、信息的存储与管理、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信息的发布与交流”，而信息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融入四个模块之中。如在小学第一阶段“信息发布与交流”中，提出了“注意网络交流中的文明礼貌”，在小学第二阶段，提出了“形成信息发布与交流中的责任意识并注意安全”。在初中第三阶段，提出了“能够结合实例说明网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并畅想未来”。[1]

由此可见，江苏信息技术课程纲要，比较重视信息伦理方面的教育。

2. 台湾的信息技术课程名称为“资讯教育”，课程的依据是《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重大议题(资讯教育)》。

台湾地区“纲要”中，将“资讯科技与人类社会”作为“六个核心能力”指标之一，在“基本理念”中特别提出“资讯科技工具的运用也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议题，如不当使用造成个人的身心伤害，知识产权的归属与侵犯，以及利用资讯科技犯罪等。故而，培养学生有效地使用资讯科技工具，并了解资讯科技与人类社会相关的议题，应是学校资讯教育的中心主题”。台湾《中小学资讯教育白皮书(2008—2011年)》提出，“养成学生运用资讯科技的正确观念、态度与行为，是资讯教育中最重要的目标。”可见台湾非常重视“资讯伦理”、“资讯安全”、“资讯相关法律”及“网络世界的影响”等相关议题，非常重视培养使用资讯与网络科技的正确态度，应用资讯科技知识和操作技能分享各领域之学习成果，树立人文关怀意识，并增进合作与主动学习的能力。

在台湾地区“纲要”中，最为显著的是将“资讯科技与人类社会”作为六个核心能力指标之一，并在“学习内容”上规定了课时数(如表1)，这对于落实信息伦理教育起到了很好作用。

二、两地信息伦理教育的实施比较

1. 台湾信息伦理教育的实施情况

台湾“资讯教育”目前无统一教材，但学校选用的教材须经教育部门审定。笔者与台湾审定教材的相关人员交流时了解到，教材审定时，要看内容与纲要是否匹配，否则不予通过。由于资讯“纲要”明确了课时数，“教育辅导团”在教师研习时，有明确的要求，因而教师在教学中比较重视信息伦理教育。

台北市教育局2005年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信息素养与伦理》教材(国中、国小版)，2009年重新修改为国中2版(见表2)、国小2版和专题网站(http：//ile.tp.edu.tw/)，由此建立了完整、持续的信息伦理课程教育体系。网站将书面教材影像化、课件化，供师生学习、下载。学生每一单元学习后，通过“学习单元”形式练习。

台湾行政领导的推动力度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将信息伦理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旨在帮助学生建构正确的校园信息伦理及网络知识产权等观念。在2009年10月份所举行的高中教材改版发布会上，“台北市教育局康宗虎局长挎刀演出，扮演‘诸葛亮’，只为再一次强调本教材所代表的重要性与价值”。[4]2011学年度，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动中小学“资讯素养与伦理”实施计划，每学期依授课单元为审核标准，并根据“学科教师”与“资讯教师”职能不同分别予奖励。

台湾非常重视以“资讯素养与伦理”为主题的教师研习。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教育局组织的“资讯教育辅导团”，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进行了有关“信息科技与人类社会”的轮训，“资讯教育辅导团”每学期举办“资讯教育论坛”，举办多场“种子”教师的培训研习，与各校资讯人员双向交流，为教师提供有关电子书箱、资料等。

台湾教育部还组织录制了《资讯素养与伦理》网络影像资料，供教师下载学习(http：//distance.shu.edu.tw/moe/)。资料共分五大模块：资讯素养、资讯识读、资讯社会、资讯伦理、网络安全与行为(18个专题)。通过网站可很方便地进行在线学习、培训，了解“资讯法律”的知识;网站还及时更新，提供有关资源。如2012年2月7日，网站发布了“《资讯素养》怎么教?资传系高雅慧老师善用切身案例”，将高老师参加“教育部”工作坊所取得的三份推广教材光盘《资讯法律》、《图书资讯应用》、《资讯素养与伦理》发布到网上，与大家分享。

台湾许多中小学在校园网上建有本校特色的“资讯素养与伦理”专题网站。

2. 江苏信息伦理教育的实施情况

江苏地区一般使用的是由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编制的《小学信息技术》、《初中信息技术》教材。在教学中，虽然也有教师在信息伦理教育方面总结出一些经验，但总体来讲不尽如人意。在信息技术课程纲要中，由于没有规定信息伦理教育方面的课时要求，加之教材中信息伦理教育内容篇幅较少，因此，在信息技术教学中，信息伦理教育显得非常薄弱。现行的信息伦理教育寄希望于教师自发地在信息技术知识教学中穿插进行，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从教学情况来看，大多数教师在进行信息技术教学时，只关注信息技术课知识、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信息伦理的剖析与濡染，即使必须涉及信息伦理教育，也往往一带而过。这就使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接受到有深度的信息伦理的教育。

我们对某区部分初中学生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信息伦理教育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比于台湾，在教研和培训方面，我们是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培训得多，教学方法、技巧研究得多，在信息伦理方面的培训较少。在学生各类竞赛中，针对技能方面的比较多，自觉融入信息伦理教育的活动较少。调研情况还说明，教研员一般不提供有关信息伦理方面的法规、文件，也看不到有关信息伦理的专题网站。

具体来说，江苏地区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信息伦理教育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是管理者、研究者、教师的教育观念落后，信息伦理意识淡薄;其二是信息伦理教育在“课程纲要”中的表述较为笼统，教材对此呈现的方式又较为隐性;其三是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师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训，信息伦理与道德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教学视导中，有关信息伦理教育方面的检查、评比较少;其四是教师在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过于注重技术培养，而淡化或忽视信息伦理教育。

仔细分析这四方面的问题，再对比台湾的做法，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的地方。

三、两地信息伦理教育的比较启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大陆地区网民规模突破5亿。我国家庭电脑上网宽带网民规模为3.92亿，占家庭电脑上网网民比例为98.9%。学生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为30.2%。

目前，未成年人因为沉迷于网络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而犯罪的案例常常见于报端，对青少年加强信息伦理教育更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信息技术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上，预防信息犯罪、克制网络成瘾等伦理议题应成为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学生的信息伦理教育，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正确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下信息技术教育的当务之急。

1. 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教育观

信息技术的进步带给人类效率和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伦理道德问题。对于信息技术课来说，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伦理道德，是信息技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江苏信息技术课程纲要》指出，“信息素养是当今社会每个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应注重学生对信息道德、信息伦理、信息文化的感悟与内化，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网络道德观念和责任心，养成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应该说，“纲要”的要求十分明确，但关键在于落实。这其中，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教育观是前提条件。

首先是教育行政领导和教学研究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从台北市教育局长在发布会上挎刀演出，扮演“诸葛亮”宣传信息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的案例，从台北市“资讯教育辅导团”每学期举办“资讯教育论坛”等活动，我们不难看出台湾对信息伦理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从台北市教育局建立的专题网站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在正确的信息伦理教育观指导下，推进信息伦理教育的工作是多么扎实而有效。

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某些信息技术可能很快被更新，某些技能、知识也可能很快被遗忘，况且我们也无法穷尽所有的信息知识与技能(尤其是软件的操作功能)，但形成的良好信息素养将使人终身受益。为此，对于有些应用软件，在课时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讲得浅一些，而应在信息伦理教育上多深入一些。

中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善于接受新事物，但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较弱，一旦缺乏正确的指导就很容易迷失自我，所以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加强学生信息伦理教育尤其重要，宁可少讲一些信息技术知识，也要拿出一些课时，加强信息伦理教育。

2. 细化“纲要”中信息伦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一直以来，我们不断强调要在平时的信息技术教学中进行信息伦理教育，但往往寄希望于教师自发地融入。这种方式对教师教育能力，特别是教育艺术有很高的要求，但难以操作。为使信息伦理教育便于实施，便于操作，我们应将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更加细化。借鉴台湾信息伦理教育经验，我们可从资讯素养、资讯识读、资讯社会、资讯伦理、网络安全与行为等方面增加内容，建构教育目标，并赋予一定的教学时数，将信息伦理教育系统化、具体化。

由此，我们对信息技术纲要或课程标准修订时，更应对信息伦理教育提出刚性指标，在教材编写方面，安排专门章节，强化信息伦理教育的实践操作。

3. 对现行教材进行重组和拓展

鉴于目前《江苏信息技术课程纲要》对信息伦理教育目标表述过于抽象，我们应对现行教材进行适当重组和拓展，借助改编教材构建明确的学习目标与详细的学习内容。这样，教师可以结合具体信息技术教学内容，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适度挖掘与教学相关的信息伦理教育内容，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信息伦理素养。

下面借鉴台北市教育局编制的《资讯素养与伦理》，以《初中信息技术》(苏科版)为例，对教材中隐含的信息伦理内容进行发掘，为初中信息技术教学提供信息伦理教育示范(见表4)。

4. 加强信息伦理教育的培训和指导

在台湾，由于学校之间使用的教科书大多不同，加之他们对教师工作岗位的独特理解，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师的研习中，有关信息技术知识教学方法、手段的研习相比江苏要少得多。但他们在信息伦理教育方面的辅导比我们要多。“教育辅导团”、“种子”教师沙龙等比较多地关注信息伦理方面的教育，教师通过轮训，强化了信息伦理教育意识。台湾加强信息伦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教师培训与教研时，信息伦理教育的培训、辅导非常重要。我们要加强这方面培训的力度，为教师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做好服务工作。

首先，帮助教师精心设计教学，自觉融入信息伦理教育。帮助教师立足教材内容，挖掘教材中隐含的信息伦理内容，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信息伦理教育。

其次，优化教学方法、手段，提高学生信息伦理意识。通过讲故事、典型案例、模拟情境、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活动竞赛等手段，提高学生信息伦理认知水平。

第三，发挥评价导向作用。教研员通过教学视导等形式，对信息技术教师开展信息伦理教育情况进行评价与指导，从而提高信息技术教师开展信息伦理教育的主动性、自觉性。

第四，开发资源，提供服务。在台湾教育部资讯专题网站(http：//distance.shu.edu.tw/moe/)上，我们很容易下载到有关资讯的法律文本，这为教师进行相关教育提供方便。龚群在《网络信息伦理的哲学思考》中指出，“网络信息社会的建设除了伦理的约束外，还必须诉诸法律的保护，从而形成一种法与伦理的秩序，使得在网络世界中追求不正当利益的网民受到相应的惩罚。没有这种惩罚性正义，网络信息世界也将难以健康运行。”因此，信息伦理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学中还应引导学生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作者：唐德海

教育伦理分析的教育行政论文 篇3：

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知识基础与热点问题

摘 要：文章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科学计量软件，对2009—2019年教育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5种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年度发文量呈现先平稳后急剧增加最后逐渐回落的波动趋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发文数量和质量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大致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学术机构合作凝聚子群。安东尼·布莱克等学者及其文献颇具影响力。研究的基础知识集中在学生学习、管理学习、系统评价、管理教育等9个方面。热点问题聚焦在组织承诺、学校反种族隔离、领导力预备、学术干预项目、学校管理机构5个方面。

关键词：国际教育管理 学术期刊 知识图谱

19 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一批归国留学生将教育管理学从西方引入中国，当时的学科体系及内容主要以效仿德国和日本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教育管理学才开始建立与发展。经过70年的发展，教育管理学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深化学科发展，提高国际话语权是新的使命与挑战。本研究拟对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基础知识、热点问题等进行梳理，以期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为国内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及借鉴。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开发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是目前国际上人文社科领域权威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其发表的文章反映了国际研究的主流和前沿。基于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以及期刊刊载文献与教育管理领域的匹配性，本文选取了收录在SSCI中教育管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5种期刊，分别是《教育管理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教育管理行政与领导》(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管理学习与教育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以及《教育领导力》(Educational Leadership)。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of Citation Report)，上述期刊国别、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如表1所示。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信息源，按出版物名称检索2009—2019年SSCI数据库收录的上述5种期刊，共检索到3645篇文章。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效度，笔者排除了评论(editorial)、书信(letter)、新闻(news)等性质的数据，只保留了文献类型为文章(article)的数据，共计2335篇，在分析阶段，笔者进一步清洗数据，剔除重复文章后剩余2328篇。

笔者采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Cite Space，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研究方法，这种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消弥以往文献研究偏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问题，减少研究者个人阅读偏好、思维方式等因素对结论可靠性造成的影响[2]。借助此工具，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数据进行分析：第一，通过分析文献的年度刊载量、国家分布、研究机构分布等外部特征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现状;第二，基于文献共被引分析揭示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基础知识;第三，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呈现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分布。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刊载量分析

对文献数量随时间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延伸的角度了解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该领域被关注的程度。图1呈现了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文献刊载量。为了更准确地呈现国际教育管理领域年度刊载量变化，笔者同时呈现了出版文献总量与文章总量两类数据。研究显示：两类数据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用文章的变化趋势作为整体文献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在所选取的年限内，2009—2014年，国际教育管理的研究文章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2015年开始文章数量激增，2017年甚至达到260篇，2018年以后有所回落，但均值也保持在180篇左右。由此可见，教育管理是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

(二)研究国家分布

数据显示，2009—2019年，共有70个国家在本文选取的5种期刊上发表文章，按照发文数量进行排序，本文选取了刊载量排名前十的国家(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发文数量位居前三。其次，各国之间的发文总量差距非常明显。具体来说，2009—2019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发文总量占据全球发文总量的74.27%。美国的发文总量达到了1280篇，占据54.82%，是排名第二的英国(275篇)的近5倍。显示了美国教育管理领域在全球显著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第三名和第四名分别是澳大利亚(179篇)和加拿大(71篇)，发文量占比分别是7.67%和3.04%。中国排名第五，累计发文总量为67篇，占比2.87%。第六名至第八名分别是南非(47篇)、以色列(46篇)、新西兰(42篇)，三者之间的差距比较小。荷兰以及德国分别发文34篇以及28篇，排名第九、第十。

(三)研究机构分布

研究机构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托，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反映国际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布局。数据显示：共有1633所学术机构关注教育管理领域，本文根据发文总量对上述机构进行了排序，发文总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如表3所示。由数据可知：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中，有7所来自美国，分别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弗吉尼亚大学(第二位)、斯坦福大学(第三位)、伊利诺伊大学(第五位)、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第六位)、范德比尔特大学(第九位)、密歇根州立大学(第十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香港教育學院在2009—2019年间共发表了26篇文章，排名第四。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分别位居第七和第八。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术机构间合作情况及聚焦的研究主题，本文进行了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分析，研究显示：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目前大致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学术机构凝聚子群合作图谱。第一大类是以布朗大学、华盛顿大学、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悉尼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主要聚焦于校际运动、女性参与教育管理、教育领导研究等方面。第二大类是以麦考瑞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莫纳什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核心议题包括领导力效能、校长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第三大类是以诺丁汉大学、曼切斯特大学、昆士兰大学等为中心的凝聚子群，主要关注教学领导力、教学质量、学校发展等主题。

(四)基于文献共被引的基础知识

知识基础是由一系列共被引频次高的文献组成，是研究的“共引轨迹”。本文利用Cite Space进行了文献共被引分析及聚类分析，呈现了文献共被引图谱聚类以及排名前十的高频被引文献(见表4和表5)。

根据图谱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涉及的2328篇文献共有64407篇参考文献，包括896个结点、1005条连线。图谱的分析模块值Q=0.8373，大于0.3，说明划分的类型结构明显。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的文献共被引图谱聚焦的主题(采用LLR算法得出的标签值)主要包括学生学习、管理学习、研究证据、校长视角、管理教育、素养训练、系统评价、学生公民以及社会创业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整理，表4列出了9类主要的聚类以及各聚类的大小、轮廓值、平均发表年份和不同算法标签值等信息。以聚类0为例，该聚类共有75个节点，轮廓值为0.792，平均发表年份为2006年。

为进一步探索和挖掘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演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高被引文献，本研究选取了排名前十的文献进行深度解读。突现性高的节点代表着文献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10篇高被引文献中有7篇是高突现性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具体而言，2009—2019年，文献被引量最高的是安东尼·布莱克(Anthony Bryk)2010年出版的《组织学校改进》(Organizing Schools for Improvement)，被引频次达到49次。布莱克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第九届主席(2008—2020年)，也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校研究联盟(Consortium on Chicago School Research，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资深董事，目前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该研究始于如下背景：从1990年开始，芝加哥477所小学获得了学校管理权，并增加了可自由支配的资金，用来改善学生的学习。尽管从整体上来看，学生的平均成绩显著提高，但是学校发展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有的学校取得了迅猛发展，有的学校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为了探讨背后的缘由，布莱克率领芝加哥学校研究联盟研究后发现：学校的组织方式以及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方式对学校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改善学校质量需要五种基本支持，即连贯的教学指导系统、专业能力、强有力的家长—社区—学校纽带、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气氛、推动变革的领导力。在这些支持方面较强的学校比较弱的学校更有可能改善。[3][4]

奥克兰大学的维维亚娜·罗宾逊(Viviane Robinson)教授2008年在《教育管理季刊》上发表的《领导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领导力类型差异效应分析》(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Leadership Types)被引频次42次。该研究通过对27项已发表的关于领导力与学生成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探讨不同类型的领导力对学生学业和非学业能力的相对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越是将他们的人际关系、工作和学习重点放在教学的核心业务上，他们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就越大[5]。该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伦敦商学院战略与国际管理专业的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教授于2005年发表的《糟糕的管理理论正在摧毁良好的管理实践》(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被引频次34次，排名第三位。作者认为糟糕的管理理论正在摧毁良好的管理实践。他将这种不良现象的根源归结为两种趋势：一方面，学术界日渐采用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相对简单的科学方法来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和检验理论;另一方面，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这两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商学院研究的性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6]

紧随其后的是詹姆斯·斯皮兰(James Spillane)的《分布式领导力》(Distributed Leadership)，被引频次33次。作者以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2004年的一项小学领导力研究为基础，阐述了其对分布式领导力的理解，讨论了如何在一个由个体和情境组成的互动网络中分配领导力，研究在给定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键情境(包括组织惯例、结构和工具)中，领导力如何在领导者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分配。[7]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南希·阿德勒(Nancy Adler)在2009年发表的《当知识取胜：超越学术排名的意义与荒谬》(When Knowledge Wins： Transcending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Academic Rankings)一文的被引量达到25次，排名第五。阿德勒团队反思了当今的学术排名制度，质疑目前用于学者、大学和期刊的評估系统是否破环而非促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作者号召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交流，创建新的有利于知识进步的新系统。[8]

3.领导力预备

与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包括校长(principle)、领导力(leadership)、新的培训计划(new coaching program)、评估(evaluation)等。随着人们对高质量领导力如何影响办学条件和学生学习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领导力预备项目，如领导力项目的标准、设计原则、有效性等。在近十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来自米歇尔·D. 杨(Michelle D. Young)团队[18]。杨是美国大学教育行政委员会(UCEA)的执行主任，同时也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育领导和政策专业的副教授。他率领教育领导与政策领域的专家分别在2009年、2017年出版了《学校领导教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School Leaders)第一版与第二版。第一个版本首次对领导力准备各维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也对领导力准备的重要改革趋势进行了介绍等[19]。2017年的版本着重探讨了领导力准备、项目特性和项目评估的影响。正如其在序言中所言：该手册描绘了领导力准备研究的图景，既提供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基于证据的知识库评估系统，也为绘制未来工作蓝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工具。[20]

4.学术干预项目

学术干预项目主题包括学生(student)、培养信任(cultivating trust)、中学(secondary school)、行为反馈(performance feedback)、成就(achievement)、成果(outcome)、学生学业成就(student achievement)等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学生群体在入学前的学业基础、需求期望、学习动机等方面呈现异质化特征。越来越多学业准备不充分的学生进入大学，为了提高保有率，保障教育质量，学术干预项目应运而生。学术干预项目的对象包括各层次学生，如高中生、大学生等。项目内容包括学术指导、辅导、咨询等。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探讨学术干预项目的成效上。

5.学校管理机构

该主题包括问责制(accountability)、权力(power)、社会经济环境(socio-economic context)、南非学校(South African schools)、决策(decision making)等方面。2009—2019年，有关英国以及南非地区的学校管理机构备受关注。20世纪末，基于更多的学校自主权有助于提高学校效率这一前提，英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呼吁增加学校的自主权。这一改革最终赋予了学校管理机构实质性的权力，也为学校管理机构吸纳公众参与提供了基石。如今的学校管理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包含多重利益相关主体，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学校管理机构的功能、角色职责、面临的挑战等是研究的焦点。如克里斯·詹姆斯(Chris James)团队探讨了英国学校管理机构在不同社会经济和绩效环境下的性质和职能[21]。南非地区的学校自我管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人们同样期许自我管理的学校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自我管理与更好的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尚无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因此，研究者们将视角集中在学校管理机构的运作与积极的办学效果之间的关系上。如简·海斯特(Jan Heystek)探讨了南非的学校管理机构在民主原则和学校资金缺乏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教育，实现《1996年南非学校法》(South African Schools Act 1996)的期望。[22]

三、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信息源，基于Cite Space计量软件，从文献刊载量、国家分布、机构分布、共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现等方面对2009—2019年国际教育管理领域2328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結果显示：近十年来，教育管理领域备受研究者关注。从国家分布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发文量遥遥领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发文量排名第五，但是就质量和数量而言，与前三者差距仍然十分显著。从学术机构分布来看，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目前形成了三大主要的机构合作凝聚子群。遗憾的是，我国并未进入机构合作凝聚子群。文献共被引显示：基础知识的主题集中在学生学习、研究证据、校长视角、管理教育、系统评价等方面。其中，办学质量、领导力的效用、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领导力的类型、学术排名评估系统的争议、商学院改革等内容被引频次颇高。从热点分布来看，近十年来，与教师组织承诺、学校反种族隔离、领导力预备、学术干预项目、学校管理机构相关的议题深受研究者青睐。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取得了显著进步，站在新的起点，对国际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有助于反思和审视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的问题，为深化学科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提供参考。

第一，跨越学科地域壁垒，加强交流合作。从学术机构合作分布可见，在笔者选取的样本中，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机构合作凝聚子群，遗憾的是，我国尚未与域外相关机构建立具有高影响力的合作凝聚子群。与此同时，国内研究者之间跨学科、跨地区的深度交流也很罕见，大量的研究还存在单打独斗的状态[23]，这不利于学科的创新与突破。教育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教育管理问题也错综复杂，集合不同学科视阈的力量开展集成性研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根治。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鼓励跨学科、跨机构、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学术共同体，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与共享，提升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整体实力。

第二，重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综观国际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与热点主题分布，不难发现在国际教育管理领域占据学术话语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其研究关切现实问题，注重对教育管理实践中的新矛盾、新现象、新问题等进行积极回应、探索，建构和丰富了大量教育管理学知识内容。回顾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理论创新不足是当今教育管理的重大问题[24]。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我国未来的教育管理应注重现实与理论的互通性，加强理论建设的针对性与实践性。如研究者的研究可以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从问题与现实需求出发，坚持学科自身属性，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

第三，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多样化。基于Cite Space计量分析结果，并结合部分文献解读可以看出国外的教育管理研究注重第一手资料，强调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结论多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我国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还不成熟，至今没有呈现类似西方的“范式之争”，研究多倾向于理论性思辨与经验研究[25]。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提供对话的空间，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仍需要持续规范与转型。

注释：

①TFIDF，即逆文档频率词频(term frequency by inverted document frequency)。

②LLR，即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io)。

③MI，即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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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

作者：熊艳青 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