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唐诗学范式论文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研究一直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板块，甚至可谓其学术积淀最为深厚的组成部分，2017年国内对于《总目》展开的研究依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此綜述即是通过考量分析，以勾勒研究状况的大体新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唐诗学范式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现代唐诗学范式论文 篇1：

东亚唐诗学资源的开发空间及其现代意义

摘 要： 在东亚的日、韩等国，从8世纪至近世，唐诗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学唐、崇唐的风气长盛不衰。这既扩大和深化了唐诗的既有传统，亦汇聚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传递着多方面的文化信息，甚至影响到东亚各民族传统的承继和新变。东亚的唐诗接受活动主要涉及辑校、编选、注释、评论、翻译与创作等形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清理、总结、开发和利用，可为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和理论参考，亦可为当下东亚汉文化圈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富有效用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 东亚;唐诗学;文献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01

唐诗审美特点的呈现和典范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唐宋以至现代，人们对唐诗性能和意义的理解不断发生变化，从而赋予唐诗以永久的生命活力。千余年来编选、赏读和评论唐诗的经验及其成果浩如烟海，成为唐诗学研究的富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唐诗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唐诗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东亚的日、韩等国，由于文化上同源，从8世纪至近世，学唐、崇唐的风气长盛不衰，唐诗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而且被奉为汉诗创作的典范。经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唐诗文献增添了极其丰富的新资料。研究者们通过辑佚和校勘，推出了新的校本;通过注释与考证，提供了各种批注本。为传播和导读，他们出版了许多选本、讲义本和翻译本;通过品赏和研习，产生了丰富的研究论著;通过模仿和借鉴，留下了大量带有唐诗印记的汉诗。唐诗在东亚的传播和接受，不仅扩大和深化了唐诗的既有传统，显示出唐诗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亦汇聚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传递着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甚至影响到东亚各民族传统的承继和新变，极大地推动了东亚的文明进程。东亚的唐诗接受活动，主要涉及辑校、编选、注释、评论、翻译与创作等形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开发和利用。

一

日本最古的汉籍书目录是藤原佐世9 世纪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这部敕编目录记录了日本国止于平安前期的传世汉籍，其间收录唐代诗人唐太宗、许敬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上官仪、李峤、崔融、刘希夷、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王维、李白、王昌龄、元稹、白居易等的诗集。大典禅师《全唐诗逸序》述及唐诗东传盛况：“当时遣唐之使、留学之生，与彼其墨客韵士，肩相比，臂相抵，则其研唱嘉藻，记其所口，誊其所记，装以归者盖比比不已。”(竺显常：《全唐诗逸旧序》，载河世宁辑：《全唐诗逸》，江湖诗社藏文化纪元(1804年)春版，第1 页。 )林悫的《史馆茗话》则描述9世纪日本人学唐诗的热情远不只是学白居易：“本朝朝士之作诗，多是效白氏体，故不斥其名，唯称《文集》或曰居易存时，其集既传来……然空海传来《王昌龄集》，菅相读《元微之集》、慕温庭筠诗，且江维时所辑本朝《佳句》，公任《朗咏》杂载李峤、王维、刘禹锡、皇甫曾、许浑、杜荀鹤等句，《江谈抄》引卢照邻句、载杜少陵事，则岂唯白集而已哉?”

林慤：《史馆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日本株式会社凤出版，昭和四十七年(1972)复刊本，第一卷，第361页。)由中国人书写和刻印的文献，因各种情况流转至日本，其中多有遣唐使和留学僧携归的稀见文献，有的后来在中国失传。如《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赵志集》《唐人送别诗》《杂抄》等，不但新、旧《唐书》及宋代诸家书目皆无著录，其中更有不少《全唐诗》未收佚诗。又如唐代张庭芳注《李峤杂咏》二卷，國内未见，有敦煌写本存残卷，分藏于伦敦、巴黎图书馆，而在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刊木活字《佚存丛书》第一帙第十册里保存完好。这类典籍有的已被介绍到国内，有的还罕为人知。日、韩等国还藏有颇多唐人诗集的重刻本、抄本和活字本，有些在辑佚、校勘和辨伪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江户时代的河世宁即从日本留存的多种典籍中辑出清修《全唐诗》未收佚诗，编成《全唐诗逸》。关于这些，学者多有论及，此不赘。

唐诗的编集起于唐代，主要是为保存诗作;而后世搜辑、整理唐人诗集所进行的补正和辨伪等工作，就进入了唐诗接受的范围。

数量众多的唐诗典籍，经古代东亚各国汉学家依多种善本进行过校勘整理，显得尤为珍贵。服部南郭编校《唐诗品汇》和《唐诗选》，皆川愿辑校《王昌龄诗集》，熊谷维辑校《崔颢诗集》《常建诗集》，那波道圆辑校《白氏文集》，山胁重显整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芥川丹邱重校《王勃集》，后藤松阴校勘《三体诗》，高楠顺次郎等辑校《王梵志诗集》，林衡辑校《李峤杂咏》，椎名宏雄辑校《寒山诗》《拾得诗》，恩田仲任辑校《王建诗集》等，皆有重要文献价值。如淀上菊隐训点《岑嘉州诗集》，乃以唐代杜确所编为依据，参以明代李本芳、许自昌校本，“对映同异，并存无遗。且历代选唐诸集有少出入者，亦取而收”。在编排体例上，未沿袭杜确按内容分类，而是依照许氏以体式编次，将原书所注全部收入;间亦考疑辨误，如“公《送杨子》五律，误在《太白集》;又高适《送郑侍御谪闽中》五律，误入杜编。今据而改之，各得其正”。(淀上菊隐：《岑嘉州诗集序语》，载《岑嘉州诗集》，日本宽保元年(1741)水玉堂刻本，第4页。) 明治中叶，近藤元粹辑王、孟、韦、柳诗集，旨在使本邦读者“吸取四家之清气，溯而入陶诗冲淡清真之域”。( 近藤元粹：《王孟诗集绪言》，明治三十二年(1899)序刻本，嵩山堂藏版，第2页。)据明治刻本前《绪言》可知，近藤元粹是以清代胡月樵《唐四家诗集》为底本，参考宋代刘辰翁，明代顾可久、顾元经、凌初成，清代赵松谷诸家注本，以及《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鼓吹》《古唐诗合解》《唐诗贯珠》《唐才子传》《唐贤三昧集》等合选本编纂而成。近藤元粹的《笺注唐贤诗集》，则在王士祯编选、吴煊与胡棠笺注、黄培芳批评《唐贤三昧集》的基础上，“订正其谬误，更增补批评”。而朝鲜世宗不满意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和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遂命集贤殿学士崔万里等重修《朱文公昌黎先生集》;佚名所撰《樊川文集夹注》，现存永乐十三年(1415)公山刊本及正统五年(1440)全罗道锦山刊本，所附郑坤跋语介绍刊刻缘由：“小杜诗古称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字多鱼鲁，学者病之。今监司权公克和与经历李君蓄议之，令详校前本之讹谬而刊之。”此书很有可能出自韩国学者之手。( 参见金学主：《朝鲜时代刊行中国文学关系书研究》XI《关于杜牧的〈樊川文集夹注〉本》，首尔大学出版部2000年版。)这些编校、辑佚成果，为后人编辑唐诗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成为后世整理唐诗的重要文献基础。

二

大体而言，每一唐诗选本都贯穿了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

选唐诗是东亚“选学”中最为发达的分支之一，选诗的品种繁富。有依据汉传典籍进行增删编选，如朝鲜许筠《唐绝选删》即参考《唐音》《唐诗品汇》《古今诗删》选录绝句10卷。有通选唐诗，如日本石作贞编《李唐名家诗选》，朝鲜崔瑆焕选《三唐五代诗》;有选某一时期，如朝鲜许筠《四体盛唐》、日本馆机《中唐二十家绝句》;有专选某体，如日本蓝泽南城《中晚唐七绝抄略解》，朝鲜李祥奎《唐律汇髓》。有按类编选，如日本冈崎信好《唐咏物诗选》、朝鲜闵晋亮《唐诗类选》;有按韵分列，如日本源修安《唐诗分韵》、朝鲜姜世晃《唐诗七律分韵》。有合选，如日本山本泰顺《李杜绝句》、朝鲜李瑢《唐宋八家诗选》;有单选，如宍户方鼎《新选白诗集》、李瑢《香山三体诗》等。其中不少选本有随文注释。

甚至，还有为了某种实用目的如应制、应试、唱酬、启蒙等而特加编选的。这些选本或附以序跋，或添加评点，以显示编选者的意图。如高丽僧人释子山《夹注名贤十抄诗》是一部七律选本，现存残本中保存了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等26位唐代诗人共260首作品。释子山《序》谓：“偶见本朝前辈巨儒据唐室群贤，各选名诗十首，凡三百篇，命题为《十抄诗》。传于海东，其来尚矣。体格典雅，有益于后进学者。”(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其所谓“体格典雅”，是对所选中晚唐诗审美特征的认识。日本明和五年(1768)梓行大江玄圃的《唐诗冕》，其凡例称：取初、盛唐近体诗之“音响明亮、词华靡丽”(大江玄圃：《唐诗冕凡例》，载《唐诗冕》，明和五年(1768)刊本，第8页。)者，中、晚十取一二，分为四卷，通列二十七部为纲，一百八十六类为目，各以类从。如地部，分出江、湖、海、潮、池、潭、浦、渡等34类;身体部，分出年龄、须发、涕泪、夢魂、身躯等9类。分类颇细，方便学者寻索涉猎。筱弼编《唐诗遗》，以明代格调论诗学为宗，称赞明代李攀龙之选“委婉和庄，不失为正轨”，同时又认为李攀龙《唐诗选》“方隅有阈，变化不足”，遂从沈德潜《唐诗别裁》近两千首诗中选出500余首编辑成册，以为李攀龙之选补遗。至于何以要从《唐诗别裁》中择取，筱弼如此解释：“吾邦于诗，体制可论，气格可辨，情可尽而辞可修矣。至于声调，则虽为名家，或不可不更隔一靴。第强言之，亦为虞芮聚讼，无官听断，安所准则?诗主声调，锱铢一谬，权衡皆差，即有编集，头会箕聚，岂曰能选?故余一意取材《别裁》，不复别裁。”( 筱弼：《唐诗遗自序》，载《唐诗遗》，卷首，文化二年(1805)序刻本。)筱弼陈述日本人不谙唐诗音韵的事实，流露出以格调论诗的唐诗观。此外，馆机编有《晚唐百家绝句》等五个中晚唐绝句选本。日本文化四年(1807)立秋日，馆机序《晚唐十家绝句》曰：“李唐三百年，诗风全备矣。初盛之雄浑变而为中唐之清逸，至晚唐则文采机杼，变幻错陈，豪纵奥峭，绮糜密致，光华四射，不可端倪。”( 馆机：《晚唐十家绝句序》，载《晚唐十家绝句》，卷首，日本文化四年(1807)序刻本。)其主新变、重晚唐的诗学旨趣由此可见。

而一个选本流播的范围和时间，很能说明它所代表的诗学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程度。如李攀龙《唐诗选》，是明代格调论诗学的代表性选本，户崎允明谓：“沧溟之选三唐，伯乐之一顾，冀野无马矣!”赞李攀龙眼光精当，将唐人好诗尽括其中。因之该选本在日本江户时期流传甚广，“髫龁之童，亦能言沧溟之选者”(户崎允明：《唐诗选余言题识》，载《唐诗选余言》，安永七年(1778)序刻本，第1页。)，“辑唐诗者数十家，而行于此间者于鳞为最，三家村亦藏历下之选，人人诵习”。( 赖襄：《唐绝新选例言》，载《唐绝新选》，文化庚午(1810)赖襄序刻本。)孩童能言，乡人诵习，足见明代格调论唐诗观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而所有这一切，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时期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东亚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三

在初级阅读阶段，为便于读者顺利理解本文，注释无疑是一重要手段。唐诗之有注，大概以张庭芳撰《李峤杂咏注》为起始。日、韩进入14世纪后，注释唐诗愈形发达，不仅唐人别集有注，一些通俗的唐诗选本亦加入注文，注释已成阅读和研究唐诗的重要方式。

最常见的注释是名物训诂，而字句的解说往往涉及整首诗意，体现了解说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经验。朝鲜时代世宗曾命文臣编注杜甫诗，遂成《纂注分类杜诗》。这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杜诗注本，此后多次重印，影响深远。日本学者芥川丹邱《唐诗批注》、宇野明霞《唐诗集注》、简野道明《校注唐诗选》亦属此类。

也有为唐诗作注而书名不用“注”字。如竺显常的《唐诗解颐》实为《唐诗选》注本，熊谷茘墩的《三体诗备考大成》亦在《三体诗》原注基础上进行增注。“解”有分解之意，即分析结构层次，这已属章法范畴。如朝鲜仁祖朝诗人李植完成《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注重考辨异文、分析结构、阐明句法，这是朝鲜文士所纂首部评解杜诗的选本，在朝鲜时代汉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参见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类似还有日本素隐《三体诗素隐抄解》、宇都宫遯庵《三体诗详解》、大江玄圃《三体诗解》、冈嶋安斋《唐诗要解》、入江南溟《唐诗句解》、武田梅龙《唐诗合解》、津阪孝绰《杜律详解》，以及朝鲜朴泰淳增订《玉溪生集纂解》、洪淳泌《增订注解七言唐音》等，皆重视章法句法的解析。

有些属于串解性质的讲义。如松本仁吉《唐诗选讲义》、池田芦洲《唐诗选详解讲义》、大田才次郎《唐诗选三体诗讲义》、三宅少太郎《杜诗讲义》、 森槐南《李诗讲义》《韩诗讲义》《李义山诗讲义》、若生国荣《寒山诗讲义》等，重在系统串讲。也有“解”名为“说”的，如释雪岩的《唐诗译说》。

而“注”和“释”相配合。“释”为阐发诗篇意蕴，集中体现了说诗者的诗学观念。如久保天随的《唐诗选新释》，就李攀龙的《唐诗选》中每一首诗，按“题意”“自解”“诗意”三部分进行详细释义。

“注”又常用“笺”来补充。“笺”着重于指明词语和典故的出处，不仅有助于理解诗意，且能将相关诗句与语典所出之语境关联起来，从而增添新的意涵。如户崎允明的《唐诗选笺注》，注疏严谨，取材丰富，引用古籍367种，辞赋诗文106篇，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东褧的《唐诗正声笺注》，侧重于对高棅《唐诗正声》选诗的字、句加以训释和事典考证，逐句分疏，标明来处，经史子集皆有引证。还有对唐宋诗合选本进行笺注，如大洼诗佛《联珠诗格笺注》。

就这样，注、解、说、笺结为一体，形成东亚固有的解释学系统，其间有着各国学者大量独特的见解，即便是引用和借鉴中国学者的意见，仍有其本土学者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显示了丰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信息。

将唐诗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并进行解说，正是日、韩等国传播唐诗的有效途径。如朝鲜的成宗曾命柳允谦等注译杜诗，撰成《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时人金序曰：杜甫诗“词严义密，世之学者患不能通”，阁臣受命后，“分门类聚，一依旧本，杂采先儒之语，逐句略疏，间亦附以己意;又以谚字译其辞，俚语解其义。向之疑者释，窒者通。子美之诗，至是无余蕴矣”。(金：《翻译杜诗序》，载《颜乐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本，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5册，第241页。)杜诗由此被本国人理解和接受。日本服部南郭的《唐诗选国字解》为第一部用日文翻译解说的唐诗选本，此后类似译注本层出不穷。如新井白蛾于宝历六年(1756)编撰成《唐诗儿训》，用和文对所选五、七言绝句进行简要解说，便于儿童诵习。明和五年(1768)浪华书肆刊行新井白蛾的《唐诗绝句解》，选初、盛唐绝句，原诗后先“事”后“解”，“事”用汉文注明典故出处，“解”则用和文译释诗意，“间亦书看诗之法，及诗家之文字同训异义类关其要者”。(新井白蛾：《唐诗绝句解凡例》，载《唐诗绝句解》，明和五年刻本，第1页。)

为使唐诗在用本民族语言表达时能呈现出更好效果，译者不免运用增译、减译、转义等方法，对唐诗本文进行解构与重构;而对本文语词的对应选择和语言结构的重新组织，也必定注入译者的审美思维，诗歌本文的审美功能由此愈益丰富。这其间就存有大量关于唐诗接受的学理信息。为适应更广泛的阶层阅读和欣赏唐诗，进而学习汉诗创作，日本学界对传入的唐诗典籍进行了本土化和普及化的尝试，如围绕李攀龙的《唐诗选》，有《唐诗选墨本》《唐诗选字引》《唐诗选画本》《篆书唐诗选》等普及性唐诗读物相继刊行，加速和扩大了唐诗的传播。

对唐诗进行评论，则由感觉阅读的期待视野进入反思性阐释阶段，更多地指向诗歌整体艺术风貌。如森槐南和野口宁斋这对师生都曾致力于唐诗评释。森槐南的《唐诗选评释》即对所选唐诗逐一释解，同时有意识地发掘每首诗潜藏的体式特征及典型法则;野口宁斋的《三体诗评释》在评释诗歌时，常引发诗歌史上的重要话题加以讨论，由此建构起自己的唐诗观。这两书皆有明确的审美指向和逻辑体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汉学界颇受重视。久保天随则在《唐诗选新释》卷首的“发凡”目中，述论李攀龙的生平、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日学者对《唐诗选》真伪问题的讨论，《唐诗选》的价值，历来流行的注释本情况;在“唐诗之大略”目中，论及近体的创制及音韵学的变迁，四唐的主要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及风格特色，颇具理论价值。

东亚各国诗话丰富，江户时期和朝鲜时代诗话创作尤盛，均超百部，其中就存有不少颇有价值的唐诗论评资料。日本首部诗话是五山文学开山之祖虎关师炼所著《济北诗话》，书中评论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韦应物、“大历十才子”等多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有对旧注的质疑和纠正，有对诗作的赏读和评价，有对诗句来源和影响的发蒙，也有对诗歌格律和诗人才气关系的讨论。宽延四年(1751)正月刻印芥川丹丘的《丹丘诗话》，以论析唐诗为核心，征引前人相关观点加以评断，构成较为明晰的逻辑体系。《丹丘诗话》分设“诗法谱”“诗体品”“诗评断”三部分，分别提挈唐诗艺术的基本法则，微观辨析几位盛唐诗人的经典作品，以及评述一些重要的唐诗观念。尤其在“诗评断”部分，多就明代格调论者的唐诗观阐发己意，涉及变体与正体、气运与才学、格调与性灵、解诗与味诗等重大理论问题。此外，太宰春台的《斥非》论及唐诗律法;其《诗论》则将明诗和唐诗相参照，辨析明人接受唐诗的特点，指出其诸多不及唐诗处，最要者莫过于以花为喻，断言唐诗“有生色，出乎自然”，明诗“无生色，人工所成”，(太宰春台：《诗论》，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卷，第294页。 )体现了其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否定。而铃木松江的《唐诗平仄考》、谷斗南《全唐诗律论》等则专门探究唐诗的声律及各式法则。

在韩国诗话里，车天辂《五山说林》对杜甫和李商隐诗的讨论，李睟光《芝峰类说》 中“诗”“诗法”“诗评”“唐诗”“丽情”“诗艺”等条目对唐诗的探究，梁庆遇《霁湖诗话》对唐宋诗之别和遣词用韵的分析，申钦《晴窗软谈》对《唐诗品汇》和《唐音》的推举，李植《学诗准的》对各体唐诗范式的选择，南龙翼《壶谷诗话》对唐代“齐名”诗人的风格比较及成就品评，金万重《西浦漫笔》对“唐律第一”的梳理与论说，金昌协《农岩杂识》对唐宋格调和明人学唐得失的品评，以及李瀷《星湖僿说》对李杜诗的辨析等，也都汇聚了珍贵的审美经验。

在东亚数量可观的诗文别集和学术刊物中，亦多见探讨唐诗的篇章，有些评论虽以本土诗人诗作为中心，却常有关于唐诗的真知灼见。如在朝鲜朝著名汉学家许筠的文集《惺所覆瓿稿》中，不仅收有《诗辨》，长文论及唐诗，且收有《唐诗选序》《题唐绝选删序》之类颇有深度的论唐诗专文。总体上看，即便是精通汉语、汉文化的学者，他们在解读唐诗时也会依凭自身积累的先在知识，其经验背景中的地域个性必然导致理解上的文化差异，从而赋予唐诗新的美學内涵。

四

不同时期的东亚诗人面对唐诗经典，都会做出各自的文化解读与范型选择。他们或在诗歌创作时有意模仿，或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受容。在本国文坛形成汉文学之初，多仿唐人模式，经过长期受容，才开始致力于诗文的本土化。例如日本平安朝主要学白居易，室町时期主要学宋代周弼所编《唐三体诗》，江户时最流行李攀龙的《唐诗选》。据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介绍，平安时期日本“言诗者莫不尸祝元、白”，甚至世传大江朝纲梦见与白居易论诗，“此后才思益进”，可见白居易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五山僧林诗人则多“师法晚唐，深造巧妙”;江户诗人先是“大抵于唐祖杜少陵、韩昌黎”，至物徂徕、柳川沧洲出，“始以盛唐为正鹄”。(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174、204、114页。)诸如此类的评述，呈现不同诗人对唐诗经典的取向和仿作范型的差异。又如，日本最早整理校订《唐诗选》的服元乔，不仅仿初唐七言歌行创作《明月篇效初唐体》，且其中多袭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语词。

东亚各国诗人主要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确定学习的唐诗范式。或为经典作品，如朝鲜学者金万重的《西浦漫笔》记载：“李白洲少时，月沙使读退之《南山诗》千遍。白洲甚苦之，强读至八百遍，终不能准数而止。”(金万重：《西浦漫笔》，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册，第2270页。) 或为典范诗人，如南龙翼《壶谷诗话》指导朝鲜学诗者云：“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古则学韦苏州，七古则学岑嘉州。”同时传授学习方法：“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 ( 南龙翼：《壶谷诗话》，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3册，第2194—2195页。)李植亦在标举学习范式时，示人以学诗门径：“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 ( 李植：《学诗准的》，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第1545页。)

而当汉诗创作出现偏差时，人们也往往引唐诗以矫时弊。朝鲜时期李睟光指出，近世之弊，“一篇之中，用事过半，与剽窃古人句语者相去无几”，于是他建议学唐诗以救之：“唐人作诗，专主意兴，故用事不多;宋人作诗，专尚用事，而意兴则少。”(李睟光：《芝峰类说》，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第1047页。)日本江户时期广濑淡窗亦指出，正德、享保年间(1711—1736)诗人，受明代“后七子”格调论影响，所作诗“有格律声调而无性情”，天明(1781—1789)以后诗“以性情为主”，却忽视声律，皆有偏颇，因此他明示应 “以学唐代为主，兼学宋明”;针对诗人趣味低俗，他提议的“见识养成之道”是：体味唐人的温腴，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王、孟、韦、柳的清微淡远等，“如此，古人的风神气韵，自然就能浸润我心”。他批评“今人的诗，多是冗长松弛，缺乏气象”，而要养成气象，就需要认真阅读李白、杜甫和韩愈等大家的作品。(广濑淡窗：《淡窗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上卷第233页，下卷第259、272—273页。)可见，广濑淡窗特别重视唐诗对日本诗人艺术素养的涵育功能。

其实，东亚诗人对唐诗的接受不仅表现在汉诗的创作方面，他们在创作和歌时也自觉地到唐诗中寻找养料。日本镰仓时代前期著名歌人、和歌理论家藤原定家，一生创作三千多首和歌，室町时代诗僧正彻说“在和歌领域，谁要否定藤原定家，必不会得到佛的庇佑，必遭惩罚”，(正彻：《正彻物语》上卷，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可见藤原定家在日本诗坛享有很高地位。他曾说“和歌是日本独特的东西”，却又强调“《白氏文集》第一至二卷中的诗，都有丰富的素材，特别重要，务请披阅”。 ( 藤原定家：《每月抄》，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第176、183页。)他不仅要求创作和歌需到白居易诗中汲取素材，还倡导通过吟诵白诗以修炼心灵：

构思和歌的时候，要常常吟诵《白氏文集》中的“故乡有母秋风泪，旅馆无人暮雨魂”，吟诵此诗句，可以使心地高洁，吟出好歌;又，吟咏“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可以感受独自在外旅宿，听着潇潇雨声，那种寂寥不安的心。(正彻：《正彻物语》下卷，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第425页。)

虽然日本诗人在学习汉诗时一直进行着本土化的努力，但唐诗的影响一直有迹可寻。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在日本享有“文道之祖”的美誉，他曾建议废除遣唐使，又倡导文学创作“和魂汉才”，希望借此实现汉文学本土化。延喜帝读其诗集后曾作七律一首，末云“更有菅家勝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林慤：《史馆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36页。)，赞曰其诗超过白居易，从此可以抛却《白氏文集》了。而据日本学者统计，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居易诗者多达500余首。可见，长期受唐诗熏陶的诗人，颇难摆脱对唐诗经典的承袭。日本学者在评说汉诗作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时，亦往往绳之以唐诗。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评平安时代智子的诗“殊初唐遗响”，菅文时的诗“优柔平畅，元、白遗响”，参议篁的诗“骨气韵格，直逼盛唐”，五山时诗僧天祥的诗“声格清亮，唐人典型”。(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一，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207、172、184、205页。)类似评语，既揭示出这些诗人的师承所自，亦视不同风格的唐诗为供人仿效的审美范式。

在日、韩等国，为了指导汉诗创作，有不少供人选用诗料、字韵和模仿格式的书籍问世。如石川大凡的《唐诗础》、释雪岩的《增补唐诗础》、三村石床的《唐诗擢材》、清田儋叟的《唐诗府》、大江玄圃的《盛唐诗格》、诸葛琴台的《唐诗格》、田玠晋卿的《唐诗材》、公西维恭的《增补唐诗材》、冈崎庐门的《唐诗联材》等，都对汉诗创作具有指导价值。此外，西成喜著《诗家用字格》，主要用日语解说诗中常用的若干虚词，列举的词条均为唐人用字格，其书中范例亦只选取唐诗为例;鹰见爽鸠著《诗筌》五卷，分类收集唐诗语料;释大典著《诗语解》，核心内容为虚词，阐释的资料以唐诗为主，所引用文献为《唐诗品汇》《古今诗删》《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三体诗》《唐诗鼓吹》等;释大典著《诗家推敲》，与《诗语解》一样，亦奉唐诗为典范，引例亦以唐诗为主;三浦梅园著《诗辙》，以唐诗为例，对作品及作诗方式进行详细解说;东条琴台撰《新联珠诗格》，从唐宋诗中选诗成册，以供效仿;根据大漥诗佛的序言，东条琴台另著有《广唐宋联珠诗格》二十卷、《唐宋联珠诗格余》二十卷。朝鲜学者申景濬的《旅庵诗则》，详论诗的体格声律及写作方法，多举唐诗为例证，如作诗之法的“铺陈影描”条载：“铺陈者，直叙其实也;影描者，绘象其影也。同一山岳，而韩退之之《南山》诗是为铺陈，李太白之《蜀道难》是为影描;同一乐律，而白乐天之《琵琶行》是为铺陈，贾浪仙之《击瓯歌》是为影描。诗之作法虽多，而无出于此二者矣。”(申景濬：《旅庵诗则》，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5册，第3569页。)通过示例，他将“铺陈”“影描”两种创作方法清楚地传达给学诗者。从现存文献看，大多唐诗研究者都有诗集存世，也大都存有或隐或现的唐诗影迹，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发掘和总结。

总之，若从建设“唐诗学”这门学科的意识着眼，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日、韩等国千余年来传播与接受唐诗的情形与实绩加以整体考察，当能更完整地体现唐诗的典范意义。对东亚各国唐诗接受资源的清理和总结，不仅能为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和理论参考，亦可为当下东亚汉文化圈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富有效用的历史资源。更重要的是，有了对不同民族唐诗学的相互参照和整体反思，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诗歌传统乃至文化精神的把握当会更周全，立足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也会更顺畅。

The Development Spac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ang Poetics Resources in East Asia

ZHA Qinghua

Key words： East Asia， research on Tang poetry， documentation

(責任编辑：陈 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查清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作者：查清华

现代唐诗学范式论文 篇2：

2017年国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研究综述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研究一直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板块，甚至可谓其学术积淀最为深厚的组成部分，2017年国内对于《总目》展开的研究依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此綜述即是通过考量分析，以勾勒研究状况的大体新貌。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文学批评

据知网、万方等学术网站显示，共有相关研究论文53篇，其中多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考证研究占据了绝对的权重，这是作为目录学著作的《总目》特有的文献属性决定的，论文研究分布概况见左下图，其中经部、子部、集部研究成果大体相埒，史部次之，其他再次之。而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就是《总目》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2017年学界对此主要是围绕唐、宋、明、清四代文学而展开研究的。其中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是热门，成果颇丰，而唐、明、清文学研究比重均等，但明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相比唐、清二代在质量上要稍胜一筹。

《总目》批评百年来获得了无数持续的关注，至今已俨然是“四库学”体系下的耀眼明珠。朱自清先生《诗文评的发展》曾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中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系统”二字，揭示了《总目》宏观透视的全局眼光，或者我们可以西南大学何宗美所提的“宏构性”(“体格的庞大”)和“建构性”(“体系的整体性、统一性和主观倾向性”)作为此论的绝妙注解。当然，毕竟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政治干预、学术影响、文人心态及社会风尚等等因素形成的合力而导致的共同结果。因此，百年来对于《总目》的探究就在毁誉参半的天平上往复倾斜。2017年沿袭依旧，但在价值评判取向的视域下，我们审视其文学史观的视角仍然能够自由延伸，从而获得众声喧哗而意义丰厚的解读。

一、唐代文学批评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集中在诗歌史和散文史批评，都是在肯定《总目》批评的前提下做出的梳理与归纳。

针对唐诗史，湖北知行学院熊志敏《<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诗歌的评论与考证》认为《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总结了古典唐诗学，从诗歌史的视角，充分地把握了唐诗研究的基本内容，奠定了现代唐诗学的基础;其是从“比较批评”“推源溯流”“比较权衡”“重风骨”等四个方面，相应地分析了唐诗的地位、诗人和流派源流关系、艺术水平以及评判标准。

而对于《总目》较少人问津的唐散文史领域，钦州学院倪文豪《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散文史的构建》一文做了有益的探索，认为《总目》全面把握了唐代散文发展流变，“确立了从起点、线索到谱系的由点及面的唐代散文史建构”，指出了唐代古文运动逻辑起点源自元结、独孤及，发展脉络线索是“复古——创新”;而在梳理古文家群体谱系时，认为正是韩愈处于承上启下的最核心地位，围绕此核心的古文运动“发生-高潮-繁荣”各阶段代表人物都呈现于图谱。作者还特别理清了《总目》是从纵向、宏观的“师承”与横向、微观的“品第”两个维度完成这一谱系的构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点明《总目》是以“镕炼”与“自达”作为双重价值取向来品评唐古文家的。

二、宋代文学批评

对宋代文学开展的《总目》批评研究可谓重头戏。西南大学吴亚娜博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总目》以通变的大文学史观评判了宋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阐释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及近代性的史学意识。《总目》将宋文学分宋初、盛宋、南渡、宋末四时期，从作家群体、作品风格、文学流派、文体衍变等角度描绘出发展历程，其综合性划分标准是“以政局变革为主导，旁及士风、世运与文风”。但对易代文学的断限与批评的背后“隐藏彰显正流、隐去动乱的政治目的，以及表彰忠义、抨击失节的教化意图，实现了权力话语向文化思想领域的渗透”。在对具体文体的批评上，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官学视野中的文学观念”的加持，带来的是《总目》文体谱系“尊雅正、黜俚俗”的特征，其实隐藏着权力意志——“巩固皇家政权、宣扬盛世文治、弘扬儒家教化”。如对宋诗体派的审视，嘉奖中正风格，并依照儒家伦理思想评价诗歌品格。对宋词虽注重词体的音乐属性和词的表意功能，而在风格观念上依然偏向典雅浑成，对骈文亦欣赏典雅瑰丽。当然其批评还受当时的学术环境影响，如对宋散文的批评呈现崇实审美观念。作者还指出《总目》在批评思想和文献考辨带有的浓郁主观性，因此疏漏处在所难免。

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赵超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成果《论<四库全书总目>宋诗批评对前说的继承与驳难》对《总目》宋诗批评做出专门的研究，较为肯定地赞赏了《总目》的批评观念与方法，认为其能以包容、公正的态度，对不够允当的评论，能纠正求全之毁、辩驳不虞之誉、指摘观点谬误;并总结了这些批评做法对后世的启发意义。同时西北大学赵涛国家社科项目成果《略论<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史家意识》一文也高度肯定了《总目》的批评功绩，称《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成熟完善之作，“始终站在清代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与文学批评的理论高度……凸显出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判断和史家精神气象”，标举“气运”与“风尚”两大标准进行批评，故而能够秉持系统的史学批评原则和博古通今的史学批评范式。

三、明代文学批评

中山大学林玉洁国家社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在相关文献的比较中发现《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有过几度筛选，相伴而来的是正统批评观的逐步确立，即逐步加强明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但又将政治、道德、文章统合于中正平和的文学观念，以消弭三者紧张关系，鼓励了平和通达文风，“使其作为另一衡量标准，与忠节并重，以缓解因为士大夫自矜功伐而导致的激烈情感表达”。

西南大学何宗美所撰之文《<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高屋建瓴，从《总目》两大基本性质“宏构性”与“建构性”着眼，认为“目录体系与观念体系、宏构性与建构性、实学与官学形成的矛盾统一于《总目》的整体之中”，“观念体系、建构性和官学对目录体系、宏构性、实学产生支配和牵制的作用”，官学意识的架构是基本体现，而非使用性、工具性和观赏性。明确了《总目》思想、学术的建构是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高度评价了纪昀批评法的全视野、大视野和通史、通学视野，从而指出了研究《总目》必备的总的归结点——反思及还原——由“解官学”、“解建构”而致。

四、清代文学批评

对清代文学的研究主要瞄准四库馆臣翁方纲。澳门大学邓国光《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的文论意义》通过对翁方纲编纂《总目》的手稿研究，发现翁文论思想中对于“神理”的重视似远超“肌理”，指出了至今学界对翁文论的解读依然停留于“肌理”的误区。作者还认为翁俨然视“神理”为“遣词造句的关键与根本”。然而这样的思想主张却遭到纪昀的否定，纪无非出于顺从帝志而抹杀包括源于明朝的“神理”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从而强化了清朝官方思想钳制，遏制了文人学士的自由文学观念的发展与“自发性的建构意义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作者提到完全接受“神理”观的桐城文派却发展出涵盖全面的文论观，“而成为清代文论的成就的象征标志”。作者相对偏激的言辞下，能瞥见将批判锋芒指向文化精英的作者表现出的历史精神的缺失。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赵宝靖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四部勤著录 诗文富学殖——2000年以来翁方纲 <四库提要稿>与诗文研究综述》，对翁《四库提要稿》流布与整理、综合研究、内容构成与写作方法的研究及著录标准探讨等做了梳理归纳，展现了2000年以来的此项研究“新格局”。

作者：张秋林

现代唐诗学范式论文 篇3：

王船山《唐诗评选》的选诗特色与选评背景

关键词：明清文学;唐诗批评;王船山;《唐诗评选》;唐诗选本;诗学体系

摘要：王船山《唐诗评选》主要入选山水田园诗、宫廷酬唱诗、怀人诗、送别诗，较少怀古咏史诗、战争诗、闺怨诗等题材，在具体诗人评选上则呈现两极分化特色，杜甫入选91首而大量名家名作或只选一两首，或被黜落。王船山唐诗观曾受复古派“诗必盛唐”及元明诗学辨体观念之影响，从其评点可知《唐诗评选》建立在广泛涉猎、吸收前代唐诗选本基础之上，顾璘批点本《唐音》与王船山的诗学思想若合符契，而高棅《唐诗品汇》、钟谭《诗归》则被王船山目为庸劣。王船山在“引古以正今”“风以世移”的古今双重诗学参照下开展唐诗批评，被钱钟书誉为“识趣甚高”。

文献标志码：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of

Wang Chuanshans Comments on Selected Tang Poems

ZHU Xinl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riticism of Tang poems; Wang Chuanshan; Comments on Selected Tang Poems; Tang poetry anthology; poetic system

王船山以明遗民身份隐居衡阳，其著作于清代流传较夥者为经史典籍，虽其集部著述同样浩繁，但因多以抄本形式流传而隐约不彰。《唐诗评选》于同治四年(1865)金陵节署刻本《船山遗书》亦未见刊刻而仅著存目，民国四年(1915)刘人熙搜罗《船山遗书》未刻书目时才予梓行。因此，《唐诗评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竟未引起足够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姜斋诗话》及船山诗学的情景、意势、現量、神理、兴观群怨等诗学范畴的研究渐趋热烈，但直到最近几年，始有学者对船山历代诗歌评选萌生兴趣，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唐诗评选》的成书时间、具体诗人批评、诗学思想、比较批评等几个方面。若将《唐诗评选》置于明清唐诗学背景之下发掘其选诗特色与选评背景，或许有助于在历史坐标中予其相对准确的评价与定位。

一、《唐诗评选》的选诗特色

王船山《唐诗评选》按体编排，原书七卷，现存四卷，卷一为乐府歌行，选入27位诗人74首诗;卷二为五言古诗，选入34位诗人107首诗;卷三为五言律诗，选入65位诗人146首诗，附五言排律22位诗人36首诗;卷四为七言律诗，选入74位诗人193首诗。共计148位诗人、556首诗，以选五、七言律诗为主，这是符合诗体演进内在规律的。入选情况如表1：

总体看来，船山《唐诗评选》有两大选诗特色：

1.选诗题材方面

就选诗题材而言，《唐诗评选》主要入选山水田园诗、宫廷酬唱诗、怀人诗、送别诗等，每类皆有五六十首，而较少收入怀古咏史诗、战争诗、闺怨诗等题材作品。

怀古咏史詩在中晚唐蔚然鼎盛，王船山所选10余首却多为杜甫、李白等初盛唐之作，如李白《谢公亭》《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杜甫《琴台》《重经昭陵》等皆入选。其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唐人尤其是晚唐诗人喜以七绝咏史，而《唐诗评选》绝句卷已亡佚;其二，船山认为中晚唐诗风低沉衰飒、哀音乱节，艺术成就不高;其三，船山反对“诗史”说，认为诗、史疆界明确，怀古咏史诗应臻艺术本质而非史实堆垒，因此鲜有能达其审美要求者。他说：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檃栝生色，而从实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1〕

咏史诗以史为咏，正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一加论赞，则不复有诗用，何况其体?〔2〕

王船山认为诗、史区别在于史以“檃栝生色”，应从实着笔;诗需“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在“永言和声”中曲感人心。怀古咏史诗之本质是诗而非史，故也应“于唱叹写神理”，使人听闻后感发哀乐;若在诗中加入论赞，则暌离了诗歌审美本质。

相较其他唐诗选本，王船山较少入选闺怨诗、僧诗，所选僧诗极少阐述禅理而多送别怀人之作，这与他一向轻视僧诗、女郎诗的态度有关。《姜斋诗话》云：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3〕

王船山认为僧人、妇女非无聪明智慧，然识量短浅、诗材狭隘，未能打开更广泛的天地境域，故极少入选僧诗、女郎诗。船山也很少选政治、战争题材的诗，盖此类诗歌缺乏其偏爱的温雅静善诗风。

2.选评诗歌方面

《唐诗评选》对具体诗人诗歌之选评呈现两极分化态势，选诗最多的为杜甫，计91首。次为李白、王维、岑参、韦应物、李商隐、沈佺期、王建、杜审言、宋之问、储光羲、张九龄、刘长卿等，分别为43首、25首、18首、18首、15首、14首、12首、12首、11首、10首、10首、9首。选诗2首以下者占诗人总数的72%，其中23位诗人入选2首，83位诗人只选1首，呈现出两极分化的选诗格局。

王船山《唐诗评选》黜落了许多大诗人的名篇，如杜甫《潼关吏》《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李白《将进酒》《行路难》等诗。这些名篇的黜落与王船山个人审美趣味、诗学思想颇具关联，如对杜甫这些诗歌的黜落与他反“诗史”的纯艺术取向有关，对李白诗歌的黜落则是因为这两首诗充满躁气、不符合他静善柔美的审美趣味。

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如卢照邻、杨炯、苏味道、王昌龄、李颀、韩愈、元稹、白居易、陆龟蒙、贾岛、温庭筠、韩偓、韦庄、皮日休、司空图、许浑、郑谷、张祜等，王船山仅选其一两首诗歌。一些常在其他唐诗选本里出现的诗人如上官仪、刘希夷、虞世南、常建、刘慎虚、戴叔伦、权德舆、孟郊、卢仝、刘叉、姚合、朱庆余、李群玉、方干、罗隐、杜荀鹤、崔道融、唐彦谦、薛涛、鱼玄机、皎然、贯休、王梵志等，因其诗不符合船山审美旨趣而一首未录。故《唐诗评选》是一部体现船山鲜明选诗特色、独特诗学观的唐诗选本。

二、《唐诗评选》的选评背景

(一)唐诗选本视域下的《唐诗评选》

王船山《唐诗评选》选诗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与明代唐诗选本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

唐代已有唐诗选本，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载，唐人编选的断代唐诗总集共47种〔4〕。明末毛晋编《唐人选唐诗》，收录令狐楚《御览诗》、元结《箧中集》、韦縠《才调集》、姚合《极玄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兴间气集》补遗、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佚名《搜玉小集》共9种。中华书局1958年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在毛晋《唐人选唐诗》的基础上加入《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两种。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则在《唐人选唐诗》(十种)基础上添加《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丹阳集》《玉台后集》四种。2014年，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增入《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瑶池新咏集》，成为目前收录唐人选唐诗最多的本子。

在这十余种唐人选唐诗选本中，除《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诗，“兼取开元、天宝年间诗歌，但偏重开元时期的诗歌作品”〔5〕，芮挺章《国秀集》取初盛唐诗歌，韦庄《又玄集》合选四唐之外，多数选本如《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箧中集》等大多侧重中晚唐诗歌，这是唐人选唐诗的主流诗学取向。这种情况在宋金元间还在继续，宋金元较为知名的选本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师秀《众妙集》、刘辰翁《王孟诗评》、周弼《三体唐诗》、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等都是偏重中晚唐、略于初盛唐诗歌的唐诗选本。

直到元代杨士弘《唐音》才改变了唐诗选本普遍偏重中晚唐的选诗情况。有明一代几乎笼罩在复古派“诗必盛唐”口号之下，自李攀龙《唐诗选》开始，各种以初盛唐为宗的诗歌选本如雨后春笋般频出迭现。直到明末清初钱谦益激烈批判复古派，选家才又注意中晚唐诗，代表性选本有杜紫纶、杜诒榖《中晚唐诗叩弹集》，查克弘、凌绍干《晚唐诗钞》，刘云份《中晚唐诗选》等。在这种诗坛风气下，王船山《唐诗评选》所选初盛唐诗依旧占全书约65%，这说明其诗学思想仍受复古派“诗必盛唐”之影响。唐人选唐诗基本按照诗人生活时代顺序进行编排，没有辨体意识。从元代杨士弘《唐音》注重从体格声调把握唐诗风貌开始，选家一般都很注重辨体，选诗大多按照体裁分类编排。船山《唐诗评选》亦沿袭此风气，以体例编排并致力于梳理各体诗歌之源流正变。

王船山卒于康熙三十一年，他于清朝入关后还活动了48年，主要著述也在清朝统治时期。若按其思想意愿来看，他是“明遗民”;若照严格历史分期来看，他应算清代人，故也有必要将《唐诗评选》放在清代唐诗选本中做一比较。清代唐诗学进入总结时期，据孙琴安统计，清代共出现近四百种唐诗选本，超过以往唐诗选本之总和〔6〕。清代唐诗选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的，主要有御选唐诗、试帖诗选、入门普及性读本;一种是体现个人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如主神韵说的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主格调说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调和与合选唐宋诗的翁方纲《七言律诗抄》和桐城派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等。王船山所选诗歌当然与御选、试帖、普及性选本无关，其评论诗歌不过“借以永日”而已，故此选本亦是表达其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

(二)王船山涉猎的唐诗选本

王船山评选唐诗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广泛涉猎、吸收前代唐诗选本经验的基础之上，他所涉猎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顾璘批点本《唐音》、高棅《唐诗品汇》、钟谭《诗归》，船山常于诗评中对这些唐诗选本品评优劣。

杨士弘《唐音》在明中叶以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顾璘曾于弘治十年批点过《唐音》。船山十分欣赏顾璘的诗论，他说：

顾华玉称此诗更不浅露，反极悲哀。其能尔者，当由即景含情。(柳宗元《杨白花》评语)

顾华玉云：“有古词遗风”。大历以降椎野之风，此公为之浣尽。(王建《当窗织》评语)

顾华玉评此诗云“作家老手”，洵然。(韦应物《奉送从兄宰晋陵》评语)

顾华玉称其温厚，洵为知言。(杜牧《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评语)

船山不仅多次称赞顾璘“知言”，而且对这些诗歌所下评语往往在补充论证顾璘诗学观，可见其对顾璘诗论的服膺心契。与此相反，船山对高棅《唐诗品汇》、钟谭《诗归》却颇多严厉批评。他评高棅云：

彦恢尤为薄劣，《唐诗品汇》一选，但逢庸贱者即投分推心，足以知其所藏矣。(王偁《晚宿双峰驿楼与故人陈哲言别》评语)

其他如败鼓声，如落叶色，庸陋酸滞，遂为千古恶诗宗祖。大历人以之而称才子，宋人以之而称古文，高廷礼以之而标正声之目，而村巫傩歌、巷塾对偶、老措大试牍、野和尚偈颂，皆可诗矣。(沈约《古意》评语)

梁、陈于古诗则失故而郑，于近体则始化而雅。孟浩然化之小变，大历十子化之大变也。高廷礼不此之知，以不正之声为正声。(太宗皇帝《赋得浮桥》评语)

唐人极有此种，而心力褊躁，筋骨刻露，一往无余，但觉佣贱，凡高延礼《品汇》所收，皆彼物也。(孙绰《秋日》评语)

何仲默、高廷礼一三家村塾师才料，那许渠开口道人!(杨慎《近归有寄》评语)

高棅《唐诗品汇》在明中后期饮誉一时，现代很多学者尚以唐诗选本无出《唐诗品汇》之右者，船山却认为高棅是三家村塾师才料，眼光拙劣至于“逢庸贱者即投分推心”，每每收入心力褊躁、筋骨刻露之作。船山认为唐诗自大历诗人后即雕琢炫巧、斫损元音，乃诗坛之厄，高棅却不仅选入《唐诗品汇》且以为正声，可见其眼光薄劣。船山亦对钟惺、谭元春《诗归》深恶痛绝。他说：“真三百篇，真十九首，固非历下、琅琊所知，况竟陵哉!”〔2〕又云：“齐、梁以降，士习浮淫，诗之可传者既不多得，近者竟陵一选，充取其狎媟猥鄙之作，而齐、梁、陈、隋，几疑无诗。”〔1〕指出钟、谭并不懂得欣赏真正的风雅之作与真正的古诗，他们所择取者皆“狎媟猥鄙之作”。正是通过对以往诗歌选本的观照玩摩，王船山在其《唐诗评选》的选诗实践中凸显了自己的选评特色。

三、王船山诗学体系中的《唐诗评选》

在诗学方面，王船山建构了一个从先秦到明代的诗学体系，这个诗学体系正由《唐诗评选》发端。曾载阳、曾载述曾为《夕堂永日绪论》作附识云：“先生因手选唐诗一帙，颜曰《夕堂永日》，夕堂，子先生之别号也。继又选古诗一帙，宋元诗、明诗各一帙”〔7〕，可见船山最先切入的是唐诗，他的诗歌评选顺序是先选唐诗，再选古诗、宋元诗、明诗。这应该是受明代诗坛掀起的崇唐复古诗学思潮影响，欲深入唐诗寻找学诗范式，但他并未就此止步，因唐诗并非凭空而降，各体诗歌之发轫胎育皆非始于唐，而是得力于八代诗之沾溉浸润。故王船山沿唐诗而上，溯源八代，一一清理各体诗歌的源流正变。

不仅王船山如此，后世沈德潜亦有类似的选诗辙迹，其《古诗源》序云：

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记曰：“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诗，崑仑以降之水也。汉京魏氏，去风雅未远，无异词矣。即齐梁之绮缛、陈隋之轻艳，风标品格，未必不逊于唐。然缘此遂谓非唐诗所由出，将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有明之初，承宋元遗习，自李献吉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然其弊也，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學者咎之。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故分门立户者得从而为之辞，则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予前与树滋陈子辑唐诗成帙，窥其盛矣，兹复溯陈隋而上，极乎黄轩。〔8〕

其《说诗晬语》又云：“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9〕沈德潜认为古诗为唐诗之源，李梦阳倡导的崇唐复古思潮导致人们谨守唐代门户而不能上穷其源，实乃识见浅陋之表现。如果沈德潜看到王船山历代诗歌选本的话，或许会有知音之叹。

王船山清理诗歌源流正变是在“引古以正今”“风以世移”的古今双重参照下作出的努力。船山评沈君攸《桂檝泛中河》云：

七言之制，遣句既长，自非骀荡流连，则神气不能自举。故明远以降，概以率行显其迅度，非不欲事整密，势不得也。君攸此作，始以对仗行之。后人不知其对仗之中通体皆有流动，因谓七言可以整密立长篇，命之曰七言排律，若将与歌行分垒然者。支移补凑，以矜其富，繁委杂沓，以尽其情，肥者如象，瘦者如驼，举体疲茸，何有于唱叹?杨用修以一代伟才，志尚古学，且犹不知此，况余子耶!用修千里面谭，举此诗为七言排律之祖。试以律求此诗，又何尝见其津涘也。故引古以正今，不闻执今以范古。用修此见，固存乎区宇之观耳。〔1〕

王船山在这段话中指出七言诗因字数较多，故应“以率行显其迅度”，沈君攸此诗最先使用对仗，后人不懂源流正变，故以为七言可以“整密立长篇”。船山认为这种看法颠倒了诗歌源流，故提出要“引古以正今”。

“引古以正今”的诗学思想贯穿了船山三部诗歌评选。他在《古诗评选》中论四言、五言时常引《诗经》之“古”来正汉魏六朝之“今”;在《唐诗评选》中又常引汉魏六朝之“古”来正唐代之“今”;在《明诗评选》中又常引唐代之“古”来正明代之“今”。船山认为五言若能如陶谢，乐府歌行若能如鲍照、李白，绝句若能如刘禹锡、王昌龄，五律若能如初唐，七律若能如杜甫写得极好的那部分诗，便是凌今追古了。在古今诗史的纵向比较中，王船山对唐诗有自己的判断与定位，他说：“六代之于两汉，唐人之于六代，分量固然。而过宠唐人者，乃跻祢于祖上，吾未见新鬼之大也。”〔1〕他认为唐诗虽然高妙，但若放在诗歌历史长河中去看，却也不值得过分推崇。

“引古以正今”的提出表明王船山重视对诗歌作历时比较，但他并非泥古不化之人，他于哲学上主张“道在器中”“能必副其所”，在诗学上也主张“风以世移”，即肯定诗歌随时代更革而变迁。他评陈子昂《送客》云：“历下谓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非古也。若非古而犹然为诗，亦何妨风以世移。”〔2〕即认为诗歌评判的准绳标尺并不在于它是不是古，而在于是否具备诗歌的审美质素。

诗至唐代，律体始工。王船山十分称赞初唐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成型之功，他说：“绝句至梦得而全体大用始备，犹律诗至杜必简也”〔10〕。王船山于初唐诗歌中所选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三人诗歌最多，其中沈佺期、杜審言所选的14首、12首皆为律诗，而宋之问所选的11首中律诗占了7首。初唐诗人除张九龄独擅古体而多选古诗之外，其余诗人所选诗歌多为律诗。可见尽管王船山极尊五古，但面对初唐诗歌律化的潮流，他的批评实践也就紧随潮流而跟进了。

船山另一个“风以世移”的表现是对中晚唐诗歌偏选七律。初唐因承袭六朝五古之故而多擅五律，中晚唐诗人则以写七律居多，故虽同为律诗，船山选初唐五律为多，中晚唐则七律居多，这也是符合时代风会的。与此同时，船山高度评价唐代律诗，他评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刻写入冥，如两镜之取影。毛诗‘庭燎有辉’，言观其旂以状夜向晨之象，景外独绝;千载后乃得‘花迎剑佩’一联，‘星落’乃知花之相迎、旌之拂柳也。三百篇后不可无唐律者以此。”〔2〕王船山将唐律和三百篇相提并论，可谓赞赏有加，也反映了他的批评实践注重随时代创作情况而变化。

正因船山将《唐诗评选》置于漫长的诗歌历史中予以冷静审视，又以敏锐精准的眼光与时代潮流连通共振，故其诗评辨析毫厘、鞭辟入里，价值甚高，多获历代学者好评。萧度曾为其诗歌选本序云：“考其所评选诗钞，与尼山自卫反鲁、正乐删诗之意，息息相通，迥非唐、宋以来各选家所能企及。”〔1〕刘人熙《船山古诗评选序》曰：“(船山)又评选汉、魏以迄明之作者，别雅郑、辨贞淫，于词人墨客唯阿标榜之外，别开生面，于孔子删诗之旨，往往有冥契也。”〔1〕二人将其与孔子删诗相提并论当然有过誉之嫌。钱锺书《谈艺录》云：“船山识趣甚高”〔11〕，对其识断力多有誉扬，这或许是对船山诗学成就最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1〕

王夫之.古诗评选〔C〕∥船山全书(单行本之十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650，562，542，520，879，880.

〔2〕王夫之.唐诗评选〔C〕∥船山全书(单行本之十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952，954，929，1082.

〔3〕王夫之.姜斋诗话〔C〕∥船山全书(单行本之十四).长沙：岳麓书社，2011：840.

〔4〕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8-198.

〔5〕 孙桂平.唐人选唐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76.

〔6〕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序言.

〔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合编.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500-501.

〔8〕沈德潜.古诗源·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

〔9〕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6.

〔10〕王夫之.明诗评选〔C〕∥船山全书(单行本之十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1617.

〔1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4.

(责任编辑：武丽霞)

作者：朱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