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教学论有感5000字

第1篇：读大教学论有感5000字

读大教学论有感5000字

读《大教学论》有感

——教育要适应自然

《大教学论》是捷克卓越的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是近代西方第一部系统地阐述教育问题的专著。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识它的巨大价值。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的捷克文原稿被发现后，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流行于世界各国。夸美纽斯在总结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高度概括了班级授课的优越性。从此，班级授课制为各国所采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各国各级各类学校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和学校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大教学论》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其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和平与宁静。

在《大教学论》一书中，夸美纽斯用了好多章节以含而不露的方式把“教育要适应自然”作为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指导原则。夸美纽斯认为，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规律，一切好的教育教学原则、法则和方法都需要受这种普遍规律的支配，必须服从(或适应)这种普遍规律，这就是自然适应性。

夸美纽斯对自然的理解与前人不同。他自己称，“自然”所指的是“我们的最初的和原始的状况，我们应当回复这种状况，如同回到一个起点一样”。这实际上是强调要保持一种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原始倾向，外界不加干预，非人为的意思。涉及到教育，自然主要是指儿童的天性。为使教育适应人类本身的“自然”，夸美纽斯又对人的自然本性、儿童的年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进行了许多的观察和研究。

所谓“适应自然”，按夸美纽斯的看法，除遵循自然界的“秩序”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循人的自然特性。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起支配作用的普遍规律(普遍规则)，夸美纽斯称其为“秩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发展以及对人进行的教育都应服从这一普遍规律，要按照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来改造旧学校，创办新教育;要依据人的自然本性和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教育。自然界的变化总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动植物都是在春天里生长和繁殖的，人类的教育也应从“人生的春天”，即从“儿童时期”开始。

夸美纽斯在对教育要适应自然的论述中,大量引用了人类运用机械原理的许多事例,如钟和船的运行,大炮发射以及印刷术等,说明一切事物只需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和谐的合作,就可以产生大的力量并获得成功。教学工作也不例外,一旦我们发现了正确的方法,那么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进行得迅捷、省力而有效。夸美纽斯把“教育要适应自然”作为创设新学校的主导原则。他说：“改良学校的基础应该是万物的严谨秩序。”“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夸美纽斯相信自然界是从一般开始的——就像鸟从卵孵化形成鸟的本质开始——再过渡到个别,所以自然是遵守适当的时机,给予一定的材料,选择合适的物件去运动,它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由普遍到特殊一步步地前进,并坚持到最终。适应自然的教育不仅要通过运用当前的力量从内部顺着自然的途径来实现主体的发展,而且还要“循序渐进”，通过自然来实施。

根据“适应自然”的原则，夸美纽斯创立了整套教育体系。他确信人生来就具有渴求知识和美德的不可遏止的意向，他认为应当研究人的这些生来就有的意向，要给予机会并适当培养，以便满足人在多方面的自然需要。夸美纽斯说：“为了鼓励求知的意向，首先方法本身必须很自然。要知道凡是自然的事情都是自己发展起来的。水往山下流用不着强迫的;一旦水坝等阻止水流的东西移开以后，它就立刻会下流„„”换句话说，夸美纽斯希望学习在以兴趣为基础的活动中展开。“如果不首先唤起学生的兴趣，就不要施教。”而且，“任何时候都要讲授既有趣又有益的知识，这样学生才会头脑充实，积极进取，注意力专注”。实际上在这方面，夸美纽斯是想要教育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天性，“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导”。夸美纽斯指出：“有些人是伶俐的，有些人是迟钝的;有些人是温柔和顺从的，有些人是强硬不屈的;有些人渴望求取知识，有些人较爱获得机械技巧。”教育对他们应当区别对待。因此，他要求学校教育“适合学生的年龄，凡是超出了他们理解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学习”。

可以说，包含在夸美纽斯“教育要适应自然”这条原则中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影响也是广泛的。他提出的“教育要适应自然”原则成为儿童中心论的思想来源。如法国教育家卢梭受夸美纽斯的影响，在其《爱弥儿》中提出了自然教育的理论，要求培养反封建的自由人。当然，除了卢梭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如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杜威等人都论述过有关自然教育的思想，他们无不受到夸美纽斯及其思想的影响。

21世纪的今天，学生的发展不仅仅是获得一些知识，掌握一些技能，学生人格的健全和谐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学生本身的发展水平、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应当是选择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教育实践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倡导“教育要适应自然”的原则。然而，对于夸美纽斯的“适应自然”原则，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夸美纽斯所谓的“自然适应性”思想并不完全是从什么“自然原理”中引申出的，而是他以丰富的教育实践为根基，又运用了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的结果，而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又得自于他丰富的教育实践和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尊重。依据夸美纽斯“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为了使教育更好地“回归自然”，教育工作者必须去真正认识、了解、分析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并遵循其身心发展的规律，依其自然本性进行教育，不要强迫学生生硬地接受违背自然本性的东西，要让他们以轻松的心态快乐学习。同时还要使学生对世界永远保持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样可以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升华，最终使学生得到高度自由、快乐、均衡、和谐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科学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局限,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夸美纽斯还不能够透过大量的自然现象认识真正的自然规律,更不能辩证地认识教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从中发现本质区别。因而,他常常把现象或感觉作为理论的依据,牵强附会,有的还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表现在一方面祟尚现实和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宗教信仰说教。

当然,我们可以以现代的科技发展和思想认识水平去认识历史人物,但是不能以现代的科技发展和思想认识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瑕不掩玉,《大教学论》及自然教育思想以其对人类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奠定了夸美纽斯的“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的地位。西方学者斯皮尔曼甚至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倘若各时代关于教育学的著作都丢了，只要留得《大教学论》在，后人便仍可以把它作为基础，重新建立教育的科学。”

近日我读了《大教学论》一书，书的作者夸美纽斯是捷克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他是人类教育史上第一个注意到人民大众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的人。他还系统地制定了分班上课的教学制度，提出了学校教育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教学的基本原则与规则。

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大教学论》它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书中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这是一种教起来准有把握，因而准有结果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起来使人感到愉快的艺术，就是说，它不会使教员感到烦恼，使学生感到厌恶，它能使教员和学生都得到最大的快乐;此外，它又是一种教的彻底、不肤浅、不铺张，却能使人获得真实的知识、高尚的情谊和最深刻的虔信的艺术。

夸美纽斯的这本书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和平与宁静。 该书特别强调了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所谓“自然适应性原则”主要是指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此外还包括教育必须适应儿童本身的”自然”，即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尽管夸美纽斯对此原则的论述尚不深入，有将教育与自然机械类比之嫌，但在当时来讲，他以自然规律作为教学工作的依据，并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是进步的，在反对封建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教育必须适应自然是夸美纽斯教育体系的一条指导原则，它贯穿于他的教育巨著《大教学论》的始终。所谓教育适应自然，就是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夸美纽斯看来，自然界存在一种“秩序”即普遍规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的教育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相适应。他认为旧学校的根本错误是它违背了“自然”。他指出“学校改良的基础应当是一切事物里面的恰切的秩序”。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列举了大量自然现象来论证自己的每一个教育主张。例如在“自然遵守合适的时机”的原则下，他借用鸟儿选择春天繁殖，园丁选择春天种植，它们或他们的活动都选择合适的时机，借以批评经院主义教育没有选择运用心理的恰当时机，指出遵循自然的秩序，人类的教育应当“从人生的青春”即儿童时期开始，这是最恰当的时机。?? 教育适应自然，还包括教育必须适应儿童本身的“自然”即儿童身心的特点。夸美纽斯在论证教育应从人的青少年开始时说：“这个时期生命和心理都是新鲜的，都在蓄集精力;一切事情都是精力饱满的，都可以深深地生下根”。他把人脑比作蜡块，能印上外界事物的形象，它在儿童时期特别“湿润柔顺”，最适于接受一切外来的影像。同时，儿童的筋肉柔软，也能接受训练，容易作出熟练的动作。

夸美纽斯特别强调要改革旧教育，创办新学校。新教育的体系主要有以下内容：(1)一切青年都能受到教育;(2)他们都能学到一切可以使人变成有智慧、有德行、能虔信的科目;(3)教育是生活的预备，能在成年以前完成;(4)实施教育不用严酷或强迫方法，而用温和轻快、自然的方法;(5)这种教育应是真实的、彻底的;(6)教育是轻松的，课堂教学每天只有4小时，一个先生可以同时教几百个学生，而所受的辛苦要比现在教一个学生少10倍。

总的来说作者在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重点讨论了教学理论，详细论证了提出的教学原则。作者指出，良好的学校组织主要在于工作与休息分配得当，有赖于读书、松缓、紧张的间隙与娱乐的分配。教师要引导儿童遵守饮食有节制、身体有运动、注意休息这三个原则，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生命与健康。为了使儿童能茁壮成长，作者对教与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建议，如人类的教育要从儿童时期开始;早晨最宜读书;一切学科都应加以排列，使其适合学生的年龄;书籍与教学所需的材料必须事先准备好;例证应比规则先出现;时间与学科的划分应该严格遵守等。在这部分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并结合教学案例进行了详细论证，最后归纳出规则。夸美纽斯着重对教学的便易性、彻底性和迅速性原则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如废除强制灌输的方法，多方激发儿童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学应从观察开始，运用直观方法;教学内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近及远，从一般到特殊，务使先学的为后学的扫清道路;

依据学生的智力特点安排课程;加强练习、实践以巩固知识;实行班级授课制，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等等。

该书是夸美纽斯的代表作。该书不限于教学问题的研讨，论述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总结了历史和当时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教育措施。

该书是西方近代最早的有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它标志着独立的教育学产生于世;该书创立的教育学体系，奠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

该书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所提的班级授课制是教育史上的进步之举。由个别教学变为集体教学，为学生创造一个相互学习和激励的环境，不同课程的变换有利于学习兴趣的提高。这对普及教育和大面积提高教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夸美纽斯的提倡，它首先在欧洲广泛推广开来，之后又扩散到其它各洲。在以后的几百年教育发展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该书提出的直观教学等一系列教学原则，至今仍被教师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当然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也有它本身的弊端，它是一本宗教色彩很浓厚的书，可以说它就是教化人们对基督教虔诚信仰的一本书，里面很多的观点都有它时代的局限性。但只要我们抱着批判的继承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能从中学到很多经典的教育教学的理念。

第2篇：《君主论》读书笔记 5000字（大全）

《君主论》读书笔记

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在世界历史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也是很有争议的两个角色。我们不妨暂且抛却这些争议不谈，先来了解一下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一些基本历史背景。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出生在意大利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未能受系统教育，属自学成才。1498年，梅迪奇家族被驱逐，马基雅维利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国务秘书，并在此位置上任职14年。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他国统一的王权为国家带来的兴旺发达，从而思考意大利的问题和症结所在。之后，由于1512年民军的失败及梅迪奇家族在西班牙的扶植下在此回到佛罗伦萨掌权，马基雅维利失掉了自己的政治职位，过上一种隐居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他的政治思想代表作《君主论》、《论李维》和军事思想代表作《战争的艺术》得以完成。

在《君主论》这本书中，主要谈论了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笔者将其概括为：

一、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并维护在统治地区内的权力;

二、君主对军事力量的掌控方式;

三、君主的个人品格或者品行对国家的影响。

第一部分中，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君主获得统治权力的方式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通过继承获得权力和通过占领新土地而获得的权力。在这两个方面中，马基雅维利主要侧重于论证如何维护在新占领区域的权力。他认为，维护在此类地区权力的最好方式有三种：

一、摧毁原来的政治体制;

二、御驾亲临驻守在那里;

三、允许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对他们收取贡赋并且在这些地区中扶植一个使之与君主保持友好关系的寡头政府。而当这些地区反抗的时候，应该及时予以镇压，因为，背叛的地方后来第二次被占领之后，它们就很难再丢失了。1而对于第一部分中的另外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世袭权力，马基雅维利给出的维护此钟权力的方式是尽量沿用之前争议不大的政策和措施，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策是具有连续性的，此时不便进行较大的改革，因为在作者看来，“一次改革通常总是为下一次改革的建筑留下一面可供持续建造的齿状墙”2。

第二部分中，作者重点阐述了有关国家、君主与 的关系。作者将军队分为自己1

2《君主论》第三章“论混合的君主国” 《君主论》第二章“论世袭的君主国”

的军队、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君主依靠这几种军队中的一种或几种来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在这几种军队中，只有自己的军队才是最可靠的，其他的军队对君主和国家来说都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对此书中已有说明，在这就不再一一赘述。简言之，作者对于这几种军队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国都是不稳固的。1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赞成君主依靠自己集结的军队来获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提到君主通过其他的军队或者方式获取权力之后面临亟需强化自己权力的困难的时候，作者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第三部分中，作者详细阐述了对于君主所应具备的个人品格或者品行这一问题的看法，个人认为这也是至今为止争议最大的一部分内容。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比较了有关君主的几组关系：慷慨与吝啬，仁慈与残酷，守信与失信，受人爱戴与受人敬畏。结合这些比较内容的分析，作者对君主如何避免受人憎恨、怎样赢得尊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把政治学的基础从道德移向了权力。比如，作者认为君主大可不必刻意避免残酷的做法，因为适当的残酷比过度放任的无序要更有效。对于一些在世人看来是邪恶的东西，君主要学会使用，而不应该为了避免这些邪恶的东西一味追求善。

写到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为什么《君主论》如此容易引起争议。在书中，有很多大胆的观点，一反之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大家塑造的基于道德的理想社会，将政治问题从道德转向权力的驾驭和使用。因此，也引发了我个人对于道德和权力在政治学中的地位或者角色的思考。

从根本上来看，国家和君主(拿到现在来说便是一国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或者群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非全体人民。这点从人类个体的独立性来看似乎是可以说得通的，人类只身来往世界的特殊经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性格深处的独处性。因此在一个人的生命期间，他会寻找一些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而一些有着同样的政治诉求的人组合到一起，通过本质上令人敬畏的方式承担起管理一个群体的职责，从而也就形成了统治者的雏形。于是，统治阶级适当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这样的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就逐渐演化为一种独特的权力。在历史上，有关权力比较有名的解释有两种。一是马克斯.韦伯认为的“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1《君主论》第十三章“论援军、混合军和自己的军队”

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二是帕森斯所持有的“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通过这两种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权力逐渐成为君主和统治阶层(更准确地说是掌权个人或群体)所掌握的难以逾越的意志。拿到当今来看，这种现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能找到很多影子，很多掌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过度为自己谋私利，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似乎有一种现象，在政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权力和道德之间始终有一种东西在阻碍着二者的结合，正如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政府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君主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理想的政府靠人们内心的道德来建立和运行，而现实的政府则是靠君主运用权力，哪怕会触及到道德问题。

那么是不是这样意味着权力和道德真的就无法结合了呢?其实未必。至少从个人觉得，这种可能通过一定的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那样，掌权者适当追求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但是要有一个度。对于马基雅维利所提到的君主的权术，我们也不应当全盘否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掌权者需要一定的能力来驾驭自己的权力，来管理某一地区或国家。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对于掌权者来说，真正高超的权术是在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利益需求，也就是寻找到一个掌权阶层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的契合点。关于这点，我觉得罗素所持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伟人的道德具有双重渊源，“一方面他们尊重自己生命中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同情心使他们为别人希望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东西”1。这里的同情心不应仅仅是一种本能，更应当是一种后天主动性的品行。一方面，需要有必要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但这毕竟只是短期效果，如果着眼长远的话，还要有一种能够催生人们对权力本质认识深化的动力。至于什么可以充当这种重任，由于笔者水平实在有限，仍未找到合适的载体，但笔者会继续探索下去。

最后，回到《君主论》本身，至于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有很多猜测和评价，有人说他为后世掌权者提供了更好的掌权模板;也有人说，他只是还原当时的政治现实，保存历史的完整性;还有人说，他想通过这样一本书来让更多的平民了解到政治内部的一些东西以便能够更好的监督政府和掌权者。但从我个人而言，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君主论》的读者选择以怎样的角度来审视1 罗素《权力论》第十五章

这本书的内容。

“正如那些描绘风景画的人们置身于平原是为了了解山峦和高地的本性，置身于巅峰是为了了解低地的本性一样;明了人民本性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明了君主们本性的人则应该是人民中的一员。”1用马基雅维利的则句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希望掌权者和人民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权力和道德的时候，达到一种殊途同归的情形，最终能够交汇于历史的某一点。 1 选自 马基雅维利呈洛伦佐·德·梅迪奇殿下书

第3篇：读《朱熹》有感5000字

文俊

关于朱熹这个人，争议很大，毁之誉之者皆有，不是很好操作啊，就勉强写写吧，他的一些哲学思想我也不是太懂，本篇读后感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一提朱熹，就不得不提他在理学上的学术成就，他是发端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北宋的理学家程颐、程颢并称为程朱，而"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统治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元到清末民初近700年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中国逐渐黯淡，开始落后于世界的时期，因此，程朱理学、朱熹等，一直被很多人骂得狗血淋头，认为中国落后的很大一个根源便是程朱理学这套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思想逐渐变得僵化和愚昧所致。在这里我们先不对此作评，我想先将理学以及朱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梳理。

1.北宋理学五子。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星星的幸运儿，那么这里的巨人都有那些呢?那就不得不说说理学思想的发端及扩大过程中的几大人物：北宋理学五子。这五个都是很牛的人，分别是周敦颐(就是写语文课文中的"爱莲说"那位)，程颢、程颐(这二人是兄弟，师承周敦颐)，以及张载、邵雍。他们所创立的这门新儒学，往前推就是来自子思、孟子一脉的"心性儒学".周敦颐发端，相当于是理学开山祖师的地位，而二程则在得到了周敦颐的传承后继续将理学思想发扬光大，张载就是那位说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的牛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我读到这四句话时很是震撼，一个知识分子的格局竟能如此宏大而且充满了使命感，但是随后又想了想，这会不会太过狂妄?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思想家也好、教育家也好，真能有这么大能耐?或者这不过仅仅是一种士人的理想与情怀?再琢磨一下这个四句教，忽然脑海中又冒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里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是的，一个君子，志向不可以不宏大，品质不可以不坚毅。张载，应该就是特别符合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弘毅"精神的。

而还有一位邵雍更是神人一个，他精通易经，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皇极经世书》，还有本《梅花易数》的占卜书据说也是出自他手。他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纯粹的隐士，一生都远离政治，把自己的宅子取名"安乐窝",不过就是这么一位不爱做官安贫乐道的隐士却得到了当时诸多大人物的追捧，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二程、张载、王安石等等，一时的风云人物都十分仰慕他，据说他有对周易造诣极深，每卦必中。我记得以前看《了凡四训》时，里面就提到过有位孔先生，算卦算得特别准，他学的就是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邵雍比周敦颐还大几岁，算是周敦颐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启蒙者吧。

这五人其实都算是儒家的学者型的人物，他们大都热衷于教育，在学术领域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周敦颐的濂学(以濂溪得名)，张载的"关学"(张载是关中人)，二程的"洛学"(二程居于洛阳)。可以发现一点小规律，当时的这些不同流派的学术，都是以创始人所处的地名命名的，比较有名的还有苏轼那一脉的"蜀学"(苏轼是四川人)，朱熹的"闽学"(朱熹在福建讲学，弟子多是福建人)。而有个例外就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2.朱熹。

朱熹生于南宋，其理学思想的道统血脉传承于李侗，李侗师从罗从彦，罗从彦拜杨时为师，而杨时则是二程(程颢、程颐)的弟子。有个很有名的典故叫做"程门立雪",便是和杨时、程颐有关。

朱熹的家庭出身还是很好的，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望，而朱熹自小就很聪明，热衷于钻研学问，19岁即考中进士，22岁便开始在福建为官了。如果为了方便理解，个人可以给他贴上一个"学者型官员"的标签，即使朱熹在为官之时，他最热爱的也是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很是用功。而他的政绩也很好，所治理的地方井井有条，不过在南宋，朝局常常被权臣把持着，要想在仕途上有多大的作为对于他这种学者型人格来说是很难的，因此朱熹也时常觉得当这些个官没多大个意思，便三番几次地辞职不干，还是想静下心来研究他的学问。朱熹还有个特点和之前的北宋五子差不多，都喜欢发展当地的教育，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是由他重新修建起来的，热衷于教育是儒家圣人实现其政治理念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位大教育家，而朱熹同样如此，算得上是自孔子以来的有一位影响力巨大的教育家了。

和朱熹同时代的学术大牛还有一个叫做陆九渊的，这位陆九渊又叫陆象山，虽然同为儒家，但是学术派别不同，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性人物，和明代的王阳明是一脉的，史称"陆王心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曾经在他们共同的好友吕祖谦的调和下进行了几次思想碰撞，位置就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我这里尝试梳理一下二人的主要观点，以及说明一下为什么二人的思想是难以调和的。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理",这个理就有点类似于"道",读书人可以通过"格物"而"致知",从而将这个先天就存在的"理"给挖掘出来加以研习领悟，这个"理"表现在天体宇宙和外物上就是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物理规律，表现在社会上就是人们都要遵从的一种人伦秩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程朱理学是强调有这么一个"死理"存在的，我们只要通过多看书、多格物的办法就可以逐渐将这些"死理"格致出来，这就是理学家的为学之道，他们强调的是事物背后有一个理在，可以通过"渐悟"的方式将这个理格致出来(心学在为学之道上更强调顿悟)。在社会领域，他们强调有一套"三纲五常"存在，这就是存在于社会秩序上的理，人们需要遵从它从而实现"国治而天下平".而我们再来看看陆九渊的心学呢，心学宣布不认为有这么一个先天就存在的"理",心学认为"心就是理",怎么理解"心即理"呢?心学认为这些理学家口中的"死理",其实不过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阶段性认知成果而已，反应的是

我们当下的内心感知边界，就好比人们对于世界最开始的认知是"天圆地方",后来又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以为我们的地球便是宇宙的中心，于是有了"地心说";再后来又意识到不对劲，认识到地球是在围绕着太阳在转，于是我们认知到的"理"便又推进到了"日心说"……，如此延续下去，大家可以看出，其实心学更贴近真实的世界，我们所处在的世界，所谓的"理"不是死的，而是活的，随着我们"心"的认知边界的扩张和深入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个人在认识论上也更认同心学的主张。可以假定一场世界大战使得整个世界又回归到了原始状态，我们今天所达到的认知边界，那些"理",又会随着人类世界的消亡而清零，新的生物出现后，它们认知世界便又会出现它们自己的"理",这个理反应的便是它们当下的内心认知。因此，在心学的认识论里，没有这个先天就存在着的死理;而在社会秩序领域，心学也没有那么死板的条条框框，更多强调的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良知之心指导我们的行动，而非那些外在的形式主义的纲常伦理和教条。

3.理学家的抱负、工具以及途径。

朱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很多不太了解的人眼中，朱熹是一个满口道德教化而内心虚伪龌蹉的一个伪君子，他真是这么一个人么?

我对朱熹的看法是：他是一个有极大抱负的儒家学者，也是一个有实际能力和业绩的地方官员，他在吸纳了北宋理学五子等理学大家的精华思想后，再兼容并包了一些佛学和道家的东西，想要将已经变得黯淡的儒学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也的确做到了，他著述颇丰，影响力很大，但在南宋他的学术一度被朝廷中的政敌定为"伪学",在他去世时，朝廷曾大力阻止他的粉丝们前往吊唁，但是即使这样，也有上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我想，如果不是一个人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死是不会触动到那么多人内心的灵魂的，毕竟那时候通讯和交通很不方便，人们没有必要为一个伪君子之死千里奔波。因此我认为：朱熹或许人格中有他不足的一面被人们所捕捉到加以大扣屎盆子，但他真不是什么伪君子，他是一个内心比较纯粹的人，一个有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理想和抱负的人。

还记得前面张载那著名的"横渠四句"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充满理想化的抱负，还有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够纯粹，够理想主义，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风骨，那他心中一定有着这些政治上的理想抱负的，因为他心中有着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这种道德追求使得他不仅完善自己，也在心有余力的情况下救济天下苍生。在这里我想说立意是很好的，这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深化，也是人们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想着让天下苍生脱离苦海，难道不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吗?

是的，立意很崇高，但是手段和途径却是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的。儒家的这些学者包括朱熹，是一群内心有着强烈的道德热忱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要做到天下太平要靠道德教化，当每个人的心性都往至善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变成好人、贤人、君子甚至圣人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吗，不就是实现了"平天下"了吗?因此，他们极其狂热地热衷于教育"心性哲学"、"道德哲学",试图让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内敛、自我约束，对抗自己多余的私欲，克己复礼。

再简单地梳理一下：理学家们是一群有着崇高社会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实现这些理想抱负所借助的工具是一些心性哲学、道德哲学，以及诸如此类让人们自我收敛和约束的思想。(可以参考一下儒家的一些经典)而理学家们实现其社会理想抱负的主要途径：一个是搞教育，利用各个学院培养学生来推行自己的思想理念。这些思想理念的核心依然是道德;第二个就是通过影响统治者，让自己的思想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从而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经历，先是奔波于列国，四处贩卖他的"道德治国"的价值观，可惜得到的是一个四处碰钉子的结果。(儒家的这套玩意儿，个人选择用来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是可行的，但是想用来治国，则方法论显得过于单薄，儒家的治国理念之核心，个人认为就是"以意识形态治国".)，孔子在列国统治者间奔走贩卖其治国理念的行动失败后，便走上了之前介绍的第一个途径，"搞教育",孔夫子有学徒三千，杰出的人物有七十二人，因此他的儒家思想理念也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后世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显学、官学。

4.意识形态。

在知识分子们盘算着通过向统治者贩卖其治国理念从而实现其社会理想与抱负时，统治者们也逐渐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在遥远的春秋时期，正是周王朝逐渐分崩离析，诸侯国开始耀武扬威，纵横捭阖的时代，因此儒家的这套自缚手脚的理论得不到君主们的亲睐，君王们更想要的是能够使自己快速富国强兵有利于争霸的人才和理念(需要打天下的人才和思想)。而当时间进入到了西汉后，中国形成了第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权，这个时候，统治者们在诸子百家之中寻求一个比较适合这种大一统政权的学说时，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四目相对，瞬间便来了电，于是就有了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已经一统，需要治天下的人才和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第一次真正地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真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统治者阶级，一个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儒家知识分子提供的思想理念是为统治者阶级服务的，而其思想也自然是经过官方的编修的，儒家的根本性局限就此显现：无论是儒家的知识分子还是儒家的学说，都是缺乏独立性的，它们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从而使得一种被阉割后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理念盛行，因为如果不选择依附统治者，那你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为这些东西的实现，需要的是国家权力的协助，()不是光凭几个儒家学者喊喊口号就能实现得了的。

因此，就这样，儒家和大一统的政权统治者成为了亲密的战友，统治者们往往将儒家的地位提高到官方显学的地位，使得天下读书人都往这里面钻;而儒家也很是卖力地提供着一整套的治理天下人心与伦理道德秩序的方案;

而到了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在元明清三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成为了天下士人科举考试的唯一官方资料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者的价值观和格局决定了一个国家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想让这些底下的人都消停点，别乱惹麻烦，那就让他们都用"程朱理学"充塞他们的大脑吧。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被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这往往就是悲剧和衰落的开始，这也是人们的精神、思想失去生命力的一个过程，因为精神和思想是需要养分的，需要交流、沟通和碰撞的，而所谓的文明，不就是各种异彩纷呈的精神与思想的沉淀吗?

5.兼容并包与多元思维模型。

接下来最后想写一点建议和思考。首先在社会领域，个人认为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思想氛围才是有利于文明、文化的蓬勃发展的，为什么中国的思想解放基本上发生在秩序崩溃的时期?因为那时候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最疏松，自然诸多思想也就蓬勃而起，比如春秋时期，民国的北洋时期，等等。这个时候诸子百家辈出，而给我们中华文明提供的各种精神遗产也是最多的时候。

其次是就个人来说，我很是赞同查理。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个人博采百家之所长，不狭隘地以某种单一思维模型来解释世界和解决问题，而是兼收并蓄各种优秀的思维方式，比如可以在这点上用物理学思维，另外一点用到心理学的思想，再另外一个地方又可以兼含墨家、法家的思维。不为自己的思维设限，天马行空，只要最终能完好地解决掉问题便是真理。而获得多元思维模型的途径之一便是"多读书"、"多接触持别人的不同见解",多看看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和观点，不作是非对错的评判，而是抱着求同存异的想法，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千世界异彩纷呈而又光怪陆离的精神世界。朱熹关于读书的名言朱熹教子的故事朱熹的故事：五夫受教承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