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摘 要：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片区扶贫;3D框架;贫困发生率;经济密度;经济距离;扶贫资金;武陵山片区
一、引言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青觉 等，2014)。扶贫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是扶贫问题的重中之重。为了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启动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致富。扶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指向，该工程涉及面宽，关联性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武陵山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13个省级重点县;截至2014年末，片区总人口为2 810.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74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2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 35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88%。该片区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泥石流、风灾、雨雪冰冻等灾害易发，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同时，该片区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严重，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更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与实验基地。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一个跨省界面大、少数民族集聚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探讨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周伟等(2013)和田岚(2013)认为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关键在于发展其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常艳华(2013)基于全面启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约束条件，提出“出台差异化的倾斜政策”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刘治金(2012)、覃庆贵(2013)等基于经济发展、贫困现状、农民素质等视角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造血式”扶贫措施比“输血式”扶贫措施更为有效。上述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定性研究，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定量分析也不应被忽视。本文尝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利用经济密度、与经济中心的距离、扶贫资金构造3D框架，分析该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以更准确地刻画贫困的现实空间分布，进而为提高武陵山片区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3D框架下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提出依据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整合(Division)三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度刻画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这就是所谓的“3D框架”。其中，密度反映提升自身经济产出实现聚集经济的程度，距离指标衡量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整合主要是衡量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等(周沂 等，2013)。本文借鉴“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上经济活动强度，较高的密度能够更好地利用聚集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优势，进而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例如美国区县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就提高6%(Ciccone，2002);欧盟国家除具有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外，人口密度与劳动强度也显著正相关 (Brrlhart，2008);密度与劳动生产效率正相关，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收入越多，贫困发生率就越小，从而密度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周沂，2013)。在诸多文献中，对于密度的测度多数是从经济视角出发，以产值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衡量经济密度。鉴于数据采集的便利和研究的直观性，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武陵山片区样本县的经济密度。
距离是指两物体在空间上相隔的长度，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达某一经济密集区所耗费的成本。经济学上的距离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相近者趋同，相远者趋异。在扶贫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将距离相近的区域划为一个片区，以便于对要素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要素流动困难重重。“行政距离”(交通沟通、信息沟通、资源沟通)对我国贫困产生有着重要影响，而交通沟通是制约行政距离的关键因素(薛祥伟 等，2013)。因此本文将距离这一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之中。2011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举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也将吉首列为武陵山片区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吉首市作为中心，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的直线距离作为距离的衡量标准。
整合指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起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整合的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合起来，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整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资源的整合既利于消除社会贫困，又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整合，两者相辅相成(Clare等，2000)。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很多资源需要有效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片区扶贫同样需要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扶贫效率的最大化。扶贫资源主要体现在扶贫资金上，因此扶贫资金也需要整合。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扶贫资金差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资金的整合程度，由于吉首市没有扶贫资金，直接用各县扶贫资金来衡量。
三、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1.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2014年武陵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人口为4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9%，比全国高9.7个百分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期间，武陵山片区共确定23 032个贫困村，其中国家级贫困村11 303个。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06年的49.1%下降到2014年的16.9%，这说明该片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根据武陵山片区分布特点，考虑到指标的完备性、数据的可得性、代表性，本文选取以下41个县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湖北省的恩施市(县级市)、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利川市(县级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湖南省邵阳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安化县、阮陵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贵州省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2007—2015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各省统计年鉴，其数据分别反映的是2006—2014年武陵山片区的实际情况。样本县中，距离吉首市最近的县为凤凰县(38.6公里)，最远的为新化县(395公里)。采用41个县连续9年的数据构建一个面板数据，利用Eviews 6.0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樊欢欢，2009)。由于密度、距离、资金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大小相差甚远，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本文采取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为：将原数据(X)减去它的均值(μ)，再除以本指标数据的标准差(σ)，其公式为X*= X-μ σ 。
在3D框架指标的确定中，用各县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密度，用各县与吉首市的最短直线距离来衡量距离，用各县的扶贫资金来衡量整合。由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没有统计各县的扶贫资金，鉴于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小很多，可以认为其缺口是由扶贫资金来填补，因此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间的差额来替代扶贫资金。
2.模型构建与数据检验
将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从密度、距离、资金三个维度来分析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在建立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前，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分别采用LLC、ADF-Fisher和PP-Fisher单位根检验三种方法来判断变量(距离、密度、资金和贫困发生率)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见表1。四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不会产生伪回归现象。
3.回归结果及分析
应用Eviews 6.0软件，先后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见表2)。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t统计量在5%的检验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而随机 效应模型中的参数估计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对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混合回归模型中R2=0.577，R - 2=0573，DW统计量为0.419，由于R的平方较大，DW值较小，说明混合回归模型肯存在偏误;又因为Prob(F-statistic)为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混合回归模型是无效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对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可以进行Hausman检验。通过检验发现，密度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668和0.004 864，其概率值为0.000 0;整合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912和0.007 86，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可以认为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有显著差异。又因为Chi-Sq. Statistic值为48.356 98，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拒绝检验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
(1)各县的经济密度与贫困发生率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36)，经济密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通常的经验不符，一般来说，两者应是负相关的，即经济密度越大，贫困发生率越低，而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密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这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并不能在所有社会群体间均等分享，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此增长的财富并不一定能够“滴落”到贫困人口。二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并不等于人口基础上的经济密度，两者对贫困发生率影响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本文定义的密度是各县单位面积的生产总值，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经济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具有较高的减贫预期而吸引区外贫困人口转入，经济密度增加带来的减贫效果可能会被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所抵消;而经济密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贫困人口的转出，反而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减贫绩效。因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宽化的消极影响，提高资本深化的扶贫效果。
(2)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弹性系数为0.16)，距离越远，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一般的经验是相符的，因为在一定区域内，某地方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决定了中心城市对其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距离近的地方容易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资源、信息以及技术溢出等，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相反，距离远的地方受到的辐射和带动较弱，经济社会发展就相对慢一些，贫困发生率也就会大一些。对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状况产生影响的距离实质上是经济距离，即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来提高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便利性，缩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各县间的经济距离，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和政策全覆盖，进而有效降低偏远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3)各县的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0.52)。本文定义的扶贫资金是各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扶贫资金越多，表明其经济越落后，贫困发生率也越高。因此，应想方设法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尽量缩小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缺口，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曾昌礼，2012)。扶贫资金是用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其使用效率的提高将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但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和扶贫政策下，扶贫资金是以省为单位进行传输，地方壁垒和行政政绩观的存在使得其难以在片区内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进而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采用2006—2014年的有关数据，对武陵山片区41个样本县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经济密度和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均有正相关关系，即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这反映出目前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存在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进一步降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发生率，提高扶贫效率，需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和改进。
一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其一，要发展“益贫式”“包容式”经济，在现有的县域经济密度格局基础上，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经济发展，让贫困人群切实分享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二，依据地方比较优势，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发展特色产业(刘林 等，2013)，提高县域经济实力，实现产业化扶贫。其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四，适当控制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数量，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密度的减贫效率。
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加大从中央到地方的项目投资，构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和航运交通网络，合理布局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设施的通达能力和流通效率，特别是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加农民务工收入，从而提高减贫效率。推进县域之间经济商贸往来，通过贸促会、交流会、展览会、对接会等多种形式繁荣区域之间贸易往来，实现资源流动和互补;支持偏远地区的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互动。
三是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构建多元化的投资机制;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提高扶贫效率;重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和产业扶贫，改进扶贫瞄准机制，实现精准扶贫。地方政府之间要打破行政分割，突出跨省区合作，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以规划为平台，将有限的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资金、整合力量、综合治理、连片开发，促进片区全面脱贫致富;建立经济协作机制，规划和统筹建立政务、商务和公共信息平台，统筹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通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优势互补、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等，逐步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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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entralized， consecutive and special poor area;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3D framework; poverty incidence; economic density; economic dist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capital; Wuling Mountain area
CLC number：F127;F224.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72-06
(编辑：夏 冬)
作者：周丽 匡远配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与贫困进行伟大斗争，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当前，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产业支撑贫弱、生态环境脆弱、社会文化积弱的“四弱”难题，必须强化基础保障，聚力产业扶贫攻坚，攻坚克难，综合施策，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深度贫困;难题;攻坚克难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不仅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大小凉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面临最大的阻力、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凉山彝区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与贫困进行伟大斗争，攻克凉山州深度贫困堡垒，以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一、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的现状及面临的难题
(一)凉山深度贫困地区现状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是以彝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现有彝族人口267.3.万，占总人口的51.9%。凉山州现有11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包括10个彝族聚居县及木里藏区，占全省国家贫困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的30.56%、占全省深度贫困县总数的24.44%，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幅员面积4.1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8.9%，1590个深度贫困村占全省深度贫困村总数的39.82%，50.99万贫困人口占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总数的69%，贫困发生率22%，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呈现出显著的深度贫困特征。
(二)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面临“四弱”难题
1.基础设施薄弱。大涼山腹地昭觉县支尔莫乡“悬崖村”的故事，将世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民族边远山区的精准脱贫减困上，也再次让人们看到大凉山精准脱贫攻坚是如此艰难。大山深处的村民们可以通过藤梯爬出村庄，但很难爬得出深度贫困的束缚，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更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最严重的“瓶颈”。
2.产业支撑贫弱。凉山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等。然而由于规划指导、资金投入、技术力量、基础设施、精深加工的“五个”不足，使凉山产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工业化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贫弱症结。
3.生态环境脆弱。凉山州处于长江上游，境内河流众多，不仅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干流，还有其它集雨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8条，以及邛海、马湖、泸沽湖等23个内陆淡水湖泊，是四川三大重点林区之一，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许多彝族同胞仍居住在高寒山区、严重干旱缺水地区、滑坡泥石流等不宜人居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区。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已迫在眉睫。
4.社会文化积弱。凉山彝区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与精准脱贫的要求还有许多差距。受两千多年奴隶制社会的禁锢，凉山彝区的一些群众家园意识、财富意识、商品意识缺乏，仍存有温饱第一的消费观、迷信鬼神的文化观，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的轻商观念，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畸形生育观，以酒当茶、杀牲待客、好要面子的落后习俗，薄养厚葬、高额彩礼、相互攀比的陈规陋习，不洗手不洗脸不洗衣被不洗脚、随地而坐席地而睡、等着别人送小康的不良习惯，要破除绝非一日之功。彝区的少数群众尚存“贩毒致富、患艾获保”畸形观念。毒品、艾滋病成为影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两大毒瘤。
二、与贫困进行伟大斗争，攻克凉山州深度贫困堡垒的路径思考
(一)强化基础保障，为凉山脱贫奔小康保驾护航
基础薄弱是凉山发展最大的瓶颈，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滞后是瓶颈处最细弱的部分。将交通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标志性工程是首要任务。一是要努力争取国家对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攻坚的特殊政策，例如，比照云南、贵州补助标准支持凉山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参照部分民族地区补助标准支持凉山加快国省干线公路建设，国家兜底支持凉山加快精准脱贫攻坚农村公路建设等。二是全面推进以县域交通网络为重点的第二轮《大小凉山地区2016—2018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推进方案》，加快国省干线公路提档升级，实现州到县有三级及以上公路连接，每个县有2条以上对外公路通道，加快构建全域凉山“3小时经济圈”。三是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加强农村公路建设与富民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加快推进通村硬化路建设，畅通乡村“微循环”，确保“十三五”期间完成8100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实现100%的村通硬化路，为凉山脱贫奔康保驾护航。
(二)聚力产业扶贫，为凉山脱贫奔小康增添新动力
针对产业支撑薄弱，立足解决产业单一化问题，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大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乡镇旅游业，规模推进“果薯蔬草药”发展，打造生态凉山农产品品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等模式，打造一批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和民宿旅游达标户，鼓励引进工商资本和龙头企业下乡，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供销社+小农户+贫困户”等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村集体经济等。
尤其是面对贫困彝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林业生态农业是凉山产业扶贫的重中之重。凉山州出台了《凉山州“1+X”林业生态产业发展实施方案》，计划用三年时间(2016—2018年)完成1500万亩以核桃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荒山荒坡、房前屋后应栽尽栽。到2020年，全州林业产业基地达到2700万亩、农民人均达到6亩，其中核桃产业基地面积达到1500万亩、贫困人口人均达到3亩;林业总产值达到260亿元以上，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需要在体制机制、规划、资金、技术、产业链、产品营销等方面加大力度。
1.理顺关系，健全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研究出台支持林业生态产业发展的意见，健全相关扶持、优惠、奖励等长效机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林农、发展大户、专合组织、重点村社、重点乡镇和重点企业，政府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信贷优先、利率优惠等方式予以支持。健全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机制，进一步明晰林地权属、加强纠纷调处，使林业生态产业发展有规可依、依规管理，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统一。
2.完善规划，科学指导产业发展。牢固树立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发展理念，完善林业生态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产业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规模、产业布局、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完善县市林业生态产业专项规划，将规划任务落实到乡镇、村社、农户，落实到山头地块，落实到年度，企业布局落实到园区，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产业全面稳步健康发展。坚持产业发展规划与脱贫攻坚工作紧密结合，紧盯贫困人口脱贫，做到产业对人、人对产业，在规划产业、设计项目、制定政策、安排资金时，从头到尾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确保产业发展真正让贫困户受益。
3.整合资金，加大产业发展投入。更好吸引民间资本、企业、协会、外资、科技人才、金融信贷向林业生态产业聚集和倾斜，建立以项目投入、信贷投入为主，农户投入为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投入机制。积极向上争取支持，以项目实施带动产业发展。采取项目捆绑方式，统筹整合涉农，集中支持产业基地建设，加强灌溉、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促进产业基地化、园区化发展。加快设立林业产业发展资金，州级财政每年筹集不低于3000万元、11个国定贫困县每县每年安排不低于400万元资金作为林业产业发展资金。强化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支持林业生态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金通过众筹等方式参与林业生态产业发展。有序引导国有资本进入林业生态产业发展领域，支持各县市扩大融资规模，并组建林业生态产业发展实体公司，负责融资承贷、使用、管理和偿还。
4.培育主体，完善產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和扶持力度，积极引进和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对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兴经营主体加大支持力度，采取“经营主体+产业基地+贫困户”模式，推动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吸纳更多农村贫困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引导贫困群众“进会、入社、上链”，从产业发展中获取更多收益。积极鼓励返乡农民工、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农村人才在贫困地区发展林业生态产业，带领贫困户增收致富，促进贫困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产业带贫机制，完善贫困户、村集体、企业多方受益机制，让贫困户贫困村分享林业生态产业发展红利。充分发挥政府服务推动作用。调动企业主体能动性，申报核桃地理注册商标，大力发展有机核桃等产品认证工作，做优做强区域公共品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5.科技支撑，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深化与中国林科院等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合作，加快形成集科技研发、丰产示范、产品交易、精深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示范园区。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具有指导性的，以州为统揽、县市为中心、乡镇为枢纽、村为基础、专业大户为单元的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实施“123”林业技术人才培养计划，科学指导核桃标准化栽培、管理、采收、贮运和初加工，提高核桃产量、质量和效益。加大对核桃优良品种及关键栽培技术、关键加工设备和精深产品加工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实现生产方式创新与产品品质创新有机统一。
6.综合开发，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坚持规模化发展、集约化经营，突出产业链条的连接和延伸，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全面推广核桃林地种植，大力推行“果—草—禽—沼”“林—草—禽”等多种循环发展模式，推动林业生态产业循环发展、高速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平台，普及推广核桃清洗、分选、烘干、分级包装技术，提高核桃就地加工转化率和干果商品转化率;持续扩大精深加工产能，加快形成以精制核桃食用油、保健油、核桃饮料等产品为主的核桃深加工产能;推进综合利用，新建一批利用核桃青皮、核桃壳及核桃仁等加工剩余物生产生物肥料、生物农药、活性炭的综合利用项目。依托林业生态产业绿色健康的天然优势，支持县市打造一批集核桃种植基地、林下种养殖、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和核桃主题公园，积极开发以核桃资源为主的生态旅游业。
7.搭建平台，拓展产品经营流通渠道。按照政府引导、部门指导、农民参与、企业主导的发展思路，促进林业生态产业经营流通。积极探索“公司+基地+农民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组建成立核桃产业协会，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咨询、协调、监督、品牌保护、技术培训和营销活动等服务，加强合作、规范行为、强化营销，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多赢共赢;合理运用财政信贷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建设核桃加工、仓储、批发、交易市场及电商交易平台，开展核桃干果、苗木、工艺品、油料、饮品及其它核桃产品的交易，减少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提高林业生态产业化经营水平。
(三)攻坚克难、综合施策，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1.打破贫困宿命论，重在“扶贫先立志先扶志”上下功夫。一是打破“唯条件论”的思想束缚。条件落后，观念不能落后。全州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攻坚治穷的先决条件，以不等不靠、敢为人先、艰苦创业的斗志克服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条件制约，千方百计帮助贫困群众找出路、挖“穷根”。二是打破“唯困难论”的思想束缚。“空谈谈不来小康，抱怨怨不去贫困”。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奋进观、拼搏观，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干劲头向困难进军，夺取扶贫攻坚全面胜利。三是打破“唯贫穷论”的思想束缚。各级党员干部要强化战胜贫穷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加大政策宣讲力度，引导帮助群众从思想上彻底打破贫困宿命，撕掉“苦熬守穷”“等靠要”的标签，点燃群众奔康热情，激活群众主体意识，强化“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信念，实现由“站着看、等着扶”向“主动干、勤致富”转变，让群众自觉、主动、积极地投身脱贫攻坚，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落后面貌，创造美好生活。
2.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聚居区追赶跨步伐。一是充分挖掘贫困县自身潜力，抓住用好国家和省州重大扶持政策，打好“民族牌”“绿色牌”“生态牌”“文化牌”，做大做强马铃薯、苦荞、核桃、花椒、中药材、生态养殖等农牧业，加快建设“大凉山”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科学有序开发旅游、民族文化，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扶贫攻坚带动区域开发，提高贫困群众致富奔康能力、贫困地區自我发展能力，推动绿色发展，后发赶超。二是以区域开发带动脱贫奔康，加快安宁河谷地区转型发展步伐。发挥放大安宁河谷6县市比较优势，用好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稀土钒钛资源创新应用基地、“大凉山”国际阳光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以区域开发带动扶贫攻坚。以州内“6+9”对口帮扶为带动，完善“强县带弱县、富县帮穷县”机制，大力发展流域经济、通道经济、“飞地”经济、县域特色经济，促进安宁河谷县市与彝区藏区县经济相融、脱贫共抓，开创全域凉山追赶跨越、脱贫奔康新局面。
3.突出问题导向，在文化、教育扶贫上下足“绣花”功夫。一是将新村新寨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坚持“先难后易”原则和新村、新居、新产业、新农民、新生活“五新同步”要求，制定实施新村“四好”达标细则，整村规划、连片推进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和安宁河谷新村建设，结合新村新寨建设抓好不适宜人居地区群众易地搬迁，确保到2020年全州80%以上行政村建成新村、80%以上农户入住新居。全州累计建成新村新寨3074个，206.2万人、43.9%的农村群众住进兴业、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同时持续有效开展彝区移风易俗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促使彝族群众逐步形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文化生活习惯。二是将民族教育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大力推进彝区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15年免费教育，创办“一村一幼”幼教点3070个、招收幼儿11.5万名，帮助彝区孩子从小养成良好习惯，过好“语言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启动建设450所乡镇幼儿园，分别新建、改扩建乡镇寄宿制学校350所、666所，确保到2020年距学校2.5公里以外的学生都能住校读书，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三是将禁毒防艾作为脱贫攻坚的紧迫任务。打响新一轮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戒毒康复基地“绿色家园”和“1+8”艾防救治中心，并通过创新彝区基层治理，强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构建禁毒防艾长效机制，消除毒品、艾滋病两大“拦路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秦利民
作者：蔡莉英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7年10月，农业部制定印发了《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精准脱贫方案》，提出统筹协调帮扶资源，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确保新增农业产业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农业产业扶贫项目主要布局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农业产业扶贫重大举措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并明确了具体帮扶举措。加强特色农业发展的指导和支持。指导深度贫困地区进一步调整完善现代农业发展和产业扶贫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宜粮则粮、宜菜则菜、宜果则果、宜草则草、宜畜则畜、宜渔则渔，确保产业选择科学、项目设计合理、带动主体明确、扶贫措施精准。加大特色农业发展投入力度，积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主食加工、综合利用加工等，对深度贫困地区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给予倾斜支持。总结一批深度贫困地区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农业产业扶贫范例，加强现场观摩培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切实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强 化 农 业 技术人才帮扶。围绕“ 三 区 三 州 ”特 色农业发展需求，组建产业专家组，开展全产业链技术帮扶。在四川凉山、甘孜、阿坝开展农技员特聘计划试点，遴选一批特聘农技员，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在部分深度贫困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学实验站，开展耕地质量、农业环境、植物保护等领域的观测监测。面向深度贫困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开展深度贫困地区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增强带动脱贫能力。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扩大深度贫困地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选派优秀干部到深度贫困地区挂职锻炼帮扶，按照地方需求，做好接收深度贫困地区干部到部机关和部属单位上挂工作。加快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龙头培育。组织农业企业赴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合作对接，鼓励龙头企业开展村企对接活动。积极开展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业扶贫典型推介活动，宣传推广农业企业带贫模式。指导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鼓励地方将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资金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鼓励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农业产业带动精准脱贫的好机制好模式。在西藏和四省藏区推广草地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模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促进贫困牧民增收。依托产业积极稳妥推进资产收益扶贫。推进营销对接和品牌打造。支持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购商、经销商与深度贫困地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农业生产。鼓励支持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积极支持新疆、西藏组织本地农业企业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各类展会活动。鼓励深度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平台、互联网信息平台对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创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减免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费和标志使用费。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品牌规划、品牌培训、品牌产品推介等需求予以积极帮助。鼓励深度贫困地区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建设村级益农信息社，力争到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80%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村。
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花果山现代生态农业园区里，果农为樱桃授粉
支持农业绿色发展。面向“三区三州”贫困村、贫困户招录草原管护员。指导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推进种养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保护农村人居环境。将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等深度贫困地区牧业半牧业县(农场)基本纳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勵政策实施范围，促进草畜平衡和牧民增收。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根据牧区需求适当加大对舍饲棚圈和人工饲草地支持建设力度，力争在深度贫困地区优先完成任务。积极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发展生态净水渔业，支持大水面增殖业发展。
2018年1月，农业部又专门启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特色农业扶贫行动，按照“一县一业、全程帮扶、重点打造、典型示范”原则，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选取19个县作为扶贫联系县重点支持。其中，西藏区4个、南疆地区4个、四省藏区7个、四川凉山州1个、云南怒江州1个、甘肃临夏州1个、广西柳州市1个，每个县选择3个左右联系村、选择1-2个联系产业。每个涉及省区由部内1-2个单位牵头联系、若干业务司局组成的综合组全链条帮扶。通过强化产业指导、技术援助、人员培训、营销帮扶、品牌打造、企业合作和范例推广，支持打造一批特色农业扶贫联系县，实现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方案》要求农业部各有关司局和单位要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严肃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一把手”责任制，让扶贫联系县“吃小灶”，统筹各类措施倾斜支持特色农业发展。有关省区农业部门要主动入位，积极作为，发挥农业产业扶贫的牵头和协调作用。
在推进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农业部将机关党建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力量挺在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调动部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形成人人参与产业扶贫、人人服务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切实把中央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意志和决策部署转化为党员干部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通过帮扶工作，强化机关党员干部服务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增进机关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的感情，实现党建与扶贫“双促进” “双丰收”。
作者：农业部扶贫办
为更好的完成省、州民政关于“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与实践”课题调研，根据省、州通知精神，我乡认真开展了“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与实践”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度贫困村基本情况
我乡现有深度贫困村1个，系少数民族傈僳族、景颇族杂居的大场村委会。大场村委会位于清平乡西北部，地处高寒山区，距乡政府24公里，全村总面积1743.79亩，辖12个自然村，4个村民小组(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其中：傈僳族412人，景颇族120人，全村共532人，是一个傈僳族和景颇族杂居的村寨，通电率100%，通自来水1个小组，其余都是简槽水，村内道路都是土路。大场村现有耕地面积1375亩，其中：水田428亩、旱地947亩，年人均收入1600元，处在首先要解决温饱的低发展水平。经济作物以种植核桃、茶叶、草果为主，共种植核桃树11439棵、茶叶面积497亩、草果188亩、棕包848棵、洋丝瓜141棚。养殖业以养殖牛(以耕牛为主)、山羊、猪为主，共有大牲畜存栏数161头。有一个卫生室、一个妇女之家组织。
二.大场村基层组织建设基本情况
1.班子建设情况。大场村村级班子现有村支书兼主任1人、副支书和副主任各一人，还有一名大学生村官。村班子成员大专学历1人，中专学历2人，初中1人，平均年龄36岁。班子成员综合素质较高，有凝聚力，充分认识团结出效率，团结出生产力，团结出战斗
力，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形象的真谛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能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村支部制定了村总支班子议事制度，重大决定、重大事项实行集体讨论制，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努力维护村两委团结，以村两委团结带动党内团结，以党内团结带动全村群众的团结，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做到了真团结、真干事，确保了上级决议决定和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但是，由于大场村经济基础薄弱，村“两委”班子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信心不足，不能很好的发挥党员双带作用。
2.队伍建设情况。大场村积极发展壮大农村党员队伍，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把开展“把致富能手、先进工作者培养成合格党员;把普通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优秀党员培养成预备村干部，以充实村干部班子”活动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积极调动全村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村优秀人才参与科技致富活动，但是，由于村党支部部分党员干部的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工作能力不强，责任心不强;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和调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还有所欠缺，增收步伐缓慢;。
3.发展路子情况。大场村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经济结构单一，以种植水稻、茶叶、香茅、草果等为主，形成不了规模效益，农民人均收入较低，处在全乡最低水平;加之村集体收入匮乏，债务累累，导致修路、铺路、改水、改厕等公益事业缺少必要的财力，群众看病求医、读书求学困难，。
4.体制建设情况。大场村集体的土地、林场等资源没有流转承包，缺乏村级服务组织，未能有效组织群众参与市场竞争。
5.制度建设情况。大场村各项制度完备，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会发挥作用良好，坚持完善“两公开一监督”，党内选举“两推一选”将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的人选进村两委;实行民主决策，遇事多和党员、群众商量，注意听取多方面意见;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各项村规民约深入人心，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在全乡名列前茅。但是有些规章制度的在落实上还没有完全到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督察和落实力度。
三.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1.交通条件严重制约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脆弱。大场村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薄弱，加之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弹石路仅通到村委会，其他村民小组都是毛路，到雨季，泥泞不堪，无法通行，通村弹石路路况也较差、资金短缺、无力养护，导致与外界物质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十分困难，很多农业生产难以发展，农民始终在贫困中挣扎。目前，大场村80%的群众饮水困难问题亟待解决，危房户占了全村的40%以上。
2.农民收入结构单一，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土地产出率及劳动生产率较低。大场村大部分农户靠水稻、茶叶、香茅、草果等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非常弱，收入渠道狭窄，经济收入增加缓慢，土地产出率及劳动生产率较低下。
3.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大场村贫困人口中，大多数农民思想观念陈旧，小农思想严重，对怎样脱贫致富懒思考、怕困难、怕担风险;
有些农民想致富，但受地理位臵、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又难以找到一条致富的门路;农民素质偏低，信息渠道狭隘，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差，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提不高，农业生产效益跟不上。特别是受贫困的影响，农民受教育的面不广，贫困农民脱贫的难度加大。据调查：大场村初中文化以上的劳动力仅占了7%，劳动力文化素质严重偏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和外出务工竞争能力。
4.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生产资金严重缺乏，农业生产化无经济支撑。大场村农民生产投入普遍缺乏，有些农户连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都无钱购买，甚至连最基本的耕作器械，如耕牛也买不起，更谈不上去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发展多种经营。尽管近几年，国家对大场村给予了极大扶持，但因受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还是难以满足贫困户发展生产的需要，严重影响了贫困村经济产业的发展。
四.加强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对策和建议。
(一).清平乡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对策和建议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改善大场村生产生活条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能源不足仍是制约清平乡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大力度，尽快结束大场村基础环境较差的状况。重点应抓好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硬化建设、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改造、农民无房和危房改造等，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养殖业努力增加贫困群众经济收入。大场村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
以效益为核心，重点发展以油茶、香料烟为主的经济作物，作为农民脱贫的主导产业，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思路，依靠科技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努力提高贫困群众的经济收入。
3.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努力提高贫困群众整体素质。农民群众科技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因此，要坚持把培训农民、提高素质作为治本之策，着力增强农民的致富能力。一是要全面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开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整体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要搞好示范带动，使农民转变观念，掌握技术，增强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4.加强农村保障体系建设，努力增强农民抵抗风险能力。大场村群众因病、因残及其收入不稳定性等原因，造成返贫的人口较多，而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是农民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要进一步将大场村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进一步搞好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结合的管理体系建设，将大场村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及时纳入扶贫范围，提高他们的生产发展能力。
(二)民政部门“十二五时期”加强深度贫困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用5年的时间把大场村逐步建成以特色产业为主题的新农村。逐步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率达到100%，逐步建设村卫生室，文化活动室和
文体活动场地。农民培训设施逐年配套，力求村民掌握一至二门劳动技能。
2. 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加强农村“五保户”供养、低保户生活救助、灾民补助等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军烈属优抚政策，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积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积极引导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山腰上，二十多年前建的叉叉房，木桩为柱，竹席为地，竹子当墙，每逢雨天屋内就滴漏难止，地上两张草席即是一家三口的床铺。
这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村民李小兰的家。她家种有1亩水田、5亩旱地，有时找点山茅野菜在赶集日去卖，农忙时还帮人打点短工，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年收入不足千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缺粮。
在这个寨子里，类似的极度贫困家庭还有十来家。
走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的几个村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同样的叉叉房，同样的家徒四壁，同样的深度贫困。多户农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政府送的电视机，最稳定的收入来自低保，60岁以上的老人则多一份养老补助金。
福贡县扶贫办主任郑宝记对本刊记者介绍，全县8.8万农业人口中，深度贫困人口(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785元以下)接近3万。
同处滇西边境山区，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本刊记者拟赴该地时，被告知已经封山。通往乡里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每年12月至次年5月，大雪封山长达近半年之久，这期间交通隔断，行人断绝，除用卫星移动通讯与外界交流外，独龙江乡基本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
靠山吃山
从远处望去，一条硬化了的山路，一直蜿蜒到山的背后。阳光照下去，如一条胶带贴在大山上。沿途是散居的村民。
这里是福贡县马吉乡马吉米村。由于山高坡陡，山路崎岖，一到下雨天就给村民的出行带来较大不便。受地形和资金的制约，当地政府部门只能硬化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台阶路，而这还是在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资金盘子中努力争取的成果。
副乡长张晓东和乡政府一名干事同本刊记者一起，拾阶而上。一些地方的台阶，陡峭程度大约有五六十度，不一会儿，三人便气喘吁吁，随后途中只能走走停停。
村民余志生家的叉叉房就建在斜坡上，本刊记者想要拍摄这一住所的全景时，几乎找不到平稳站立之处。
走进屋子，地上及四周全是竹子编制而成的竹席，只有横梁是木头，屋顶在云南省消除茅草房的过程中改成了石棉瓦。走在地上，摇摇晃晃。
随后的交流中，本刊记者得请乡政府干事做翻译。当地村民都说傈僳语，超过80%的村民不会讲普通话。
为改善居住环境，余志生一家在张晓东的担保下贷款1万元在江边建房，不过现在才打好地基。按当地平均水平，修建房子需要4万元以上，而没有任何积蓄的村民，即使有政府安居工程补助的1万元，加上1万元的贷款，建房仍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临走前，张晓东不忘提醒余志生妻子，“钱一定要保存好，不要随便花了。”
走访数家村民后，到山后走访的计划也难以实行，只好回到村委会。在这里，张晓东指着村委会的办公用房告诉记者，这里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都是泥石流冲积而成。村委会及一些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泥石流多发的流水边，所以一到下雨天就让当地干部提心吊胆。
对于这里的生存环境，在北京采访时，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本刊记者表示，“你到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什么是穷山恶水了。”
2012年春节前夕，本刊记者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镇开始，一路走访了11个乡、2个镇。前往福贡县的途中，汽车沿江而行，怒江大峡谷相对高差达两千多米，多呈“V”字形，江水就从这“V”字的尖底部流过，两边尽是平均坡度在40度以上的大小山梁和峰脊。目力所及之处，除了山还是山，几无可耕之地。一些民居散落在江水两岸，这已是当地较好的居住环境了，更多的人则居住在沿路看不见的深山中。
“我们这里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出门过溜索，种地像攀岩’。”一路随行调研的福贡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王凯民告诉我们，在社会各界的帮扶下，一些村庄的出行条件有了较大改观，比如著名的“索道医生”邓前堆所在的石月亮乡拉马底村。“但总体仍旧艰难，上学远、看病远、赶集远的情况普遍存在。”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怒江州有关部门提出靠山吃山，开发山地生物资源，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的思路，目前已经形成林果基地和药材产业基地。
福贡县也围绕着相关产业做文章。福贡县扶贫办干部余四江告知，目前全县种植核桃超过10万亩、漆树10万亩、草果接近10万亩、云黄连约4万亩，初步形成了规模。
从全省来看，有关部门提出的设想是，到2015年，在贫困地区培育10个以上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大县，10户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扶贫龙头企业，贫困地区分别新增经济林果2000万亩、经济作物2000万亩以上，出栏大牲畜1000万头以上。
固土与固民
与全国其他多数特困片区相比，滇西边境山区的“边境”身份使其显得特别。仅怒江一州，国界线就长达449.5公里，散落在边境的民众就肩负着固守国土的责任。福贡县扶贫办副主任香思益形容，“每一个民众都是一名哨兵。”
中国国际扶贫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滇西边境山区靠近越南、缅甸等地方，对于边境的发展和扶贫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其他地方如果生存环境实在艰难还可以考虑用移走的办法，但边境这样的地方就难以沿用一般的方式。
“这样的地方，该花多少钱还得花。”云南省扶贫办主任王智接受本刊采访时以贡山县独龙江乡为例说，这里地处中缅边境，也是滇藏结合部，国土面积1994平方公里，国境线长97.3公里，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总人口5600多。如果单纯从扶贫的角度考虑，即使把五千多人全部搬迁出来并不十分艰难，必须考虑这里的民众代代生息在这里的习惯，还考虑到这里的区位特殊性，反复调研后还是认为，“不能动”。
之前相关部门投入2亿多元打通了独龙江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现在为了解决积雪封山不能通行这一问题，打通全长6000多米的隧道。王智算了一笔账，仅公路的投资就达七八亿元，加上对老百姓的投入，总数超过10亿元。如果是整体搬迁，2亿多元就够了。
这一地方，因其秀美的风光、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而闻名。与滇西边境山区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也属于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王智介绍，这里全是原始森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未来在建设时就不允许采用以农业为主的扶贫开发形式，要以旅游开发为主。对于一些不靠近边境的村，将进行适当合并，接下来将把40多个分散村合并成20多个，集中打造成特色旅游村。
根据独龙江乡地广人稀，独龙族群众居住高度分散，居住条件原始简陋，耕地面积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等实际情况，云南省制定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综合发展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计划从2010年开始，共筹集86189.6万元，分年投入，实施以安居温饱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六大工程”。
2005～2010年，云南省先后组织了两轮兴边富民工程，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50亿元。在2008年至2010年第二轮兴边富民扶贫开发中，云南省政府累计投入5.8亿元，按每村补助50万元的标准，在边境25个县实施了1704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效果较为明显。王智因此还建议，“十二五”期间每年继续安排2亿元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边境25个县贫困自然村的整村推进。
教育的承载
王智表示，与滇东北乌蒙山区的资源型贫困不同，滇西边境山区突出表现为素质型贫困。这一特征也被认为是当地扶贫面临的大难题之一。
怒江州扶贫办副主任刘会平说，由于地处偏僻、封闭落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不少民众几乎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只有6.2年，思想理念上和内地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再有是文盲率较高，村民普遍缺乏脱贫致富技能，农业科技普及率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与外界交往少，接受新生事物能力不强。
当地一位扶贫干部提醒本刊记者，从怒江州府所在地六库镇一直沿江而上，沿途的集市上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在离州府比较近的乡镇，村民买卖物品已经普遍用秤来量，较远的乡镇，商品就按堆卖了。越往山里走，这种现象越突出。
直接过渡现象在滇西边境山区不是个别的。怒江州扶贫办干部何伟荣介绍，全州29个乡镇中，18个属于直接过渡地区，集中于福贡和贡山两县，直接过渡区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62%，而各类人才仅占人口总数的3%。
针对素质型贫困的特征，教育的意义在此地尤显突出，这是一个长久大计。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学生对外面的世界了解非常少，且主要来自书本。福贡县上帕镇达普洛村实利底小学在怒江边的大山上，学校一到四年级共4个班、124名学生，仅6名教师，其中2名是代课老师。
校长邓四叶介绍，这里是高寒山区，学生99%是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大部分家庭非常贫困，有的学生一个月吃不到一次肉。学生的上学条件非常艰苦，住在怒江边的要爬山来上学。许多学生单程要走1个半小时，这样的学生有近50个。当地经常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遇到下大雨天气，学校就放假。
许多学生没去过县城。当本刊记者跟他们聊起载人飞船、人造卫星、奥运会等，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邓四叶说：“我们老师的文化素质也低，包括我自己对外界了解得也很少，我至今都没去过昆明。这些知识，老师都不太了解，也不好解释，不知道怎么教给学生。”
在怒江岸边的岩石上，本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宣传标语：“磨刀不误砍柴工，读完初中再打工。”一旁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从现在制定的规划来看，全州高中教育到“十三五”时期将覆盖到80%。
天水在线 2018-02-24 07:02
梁山村党支部书记冯小明与村民共商发展核桃、花椒、苹果等增收致富产业，确保如期稳定脱贫。 本报记者 高樯 本报记者 白德斌 2月19日，大年初四。
昨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天水市清水县土门镇梁山村的沟沟壑壑。
清晨的太阳升起，通往村口的马路上陆续来了很多村民，他们手里都拿着铁锹与扫帚。
“这条路，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现在修得这么好，我们要爱护好它。”
在无数把扫帚的左右挥动中，一条深灰色的水泥路渐渐显露出来，大约有五六公里，蜿蜒盘旋，如同印刻在山梁上一般。 几十年来，路对于这个海拔2000米的小山村来说，意味着幸福与希望。
村民梁保祥来得最早，而且扫的最多、最远，一直扫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
因为他知道，今天村党支部要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农村，大年初四还正是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要着急开会? “我要把总书记对我们梁山村的关怀传达给每一个群众，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增强脱贫的信心。”村党支部书记冯小明道出了缘由。
总书记关心梁山村的三个问题
全村42名党员，除了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和没有回来的以外，其他的都来了，这其中包括20名流动党员。
在大家的期待中，村支书冯小明讲起了总书记为何关注遥远的梁山村，以及对村里脱贫工作的关心。
2月12日，总书记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研究打好今后三年脱贫攻坚之策。
冯小明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名被推荐参加会议的村党支部书记之一，在会上作了发言。
“让我给习总书记汇报，真的没想到。我给总书记一五一十地讲了梁山村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他听得非常认真，还问了三个问题。”冯小明说。
为什么会选择梁山村?在冯小明看来，可能是因为梁山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艰巨。
在汇报了村里的道路、吃水、危房改造、孩子上学、林果产业发展等情况后，习总书记当场问了三个问题：“村里现在吃窖水的问题解决了吗?”“村里种的苹果都有什么品种?”“D级危房怎么定义?” “解决了，现在通了自来水。”“苹果有红富士，还有花牛苹果!”“D级危房就是需要推倒重建的，C级是可以维修的。”冯小明一一作了回答。
一问一答间，传递出总书记对贫困群众的关心与关怀。 说完这些，冯小明还给大伙儿传达了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每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
“习总书记说，要清醒认识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当冯小明讲完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很激动，也很感动，真的没想到习总书记能这么关心我们梁山村。”村民潘喜林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我在外地打工，那天看新闻联播，竟然看到了我们村的冯书记，特别兴奋，感觉村里的发展得到了肯定，今后一定会更好!”村民刘吉祥说。
“除了激动、感动，我们还要行动，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我们梁山村的脱贫工作做好，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冯小明说。
只有牢记人民，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才能获得无穷力量。
在梁山村浓浓的年味中，一种向上的力量正在升腾。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城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激发深度贫困村的内生动力
梁山村穷了那么多年，却从2014年之后忽然间开始变了样子，这是为什么?
“这一届的村干部我们都很佩服、很信任，他们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我们也受他们的带动，只要村里需要干什么，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干。”村民梁志强说。
梁山村距离清水县城约35公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山区，共有梁山、白水沟、陈尧、蒲滩、冯湾5个自然村，布局分散，仅仅把5个自然村走一遍，就需要两个多小时。 村民梁志强10岁那一年，也就是1990年的时候，他上学需要走很长的山路，遇上下雨下雪，父母就不敢让孩子去上学了。
“因为路很滑，怕出危险，之前就发生过几个孩子摔伤的事情。”梁志强回忆说。
路，成为了梁山村与外界相连的最大阻碍。
直到2014年，一条2.5公里长的水泥路修通，才结束了梁山村多年来没有通村公路的历史。
然而，在这条路修通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心里都明白，没有村党支部的努力，这条路也不可能那么快就修成。”在村民梁虎成看来，这条路是村党支部坚持不懈争取的结果。 2013年底，冯小明全票当选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不要看她是个女同志，干起工作来一般人可比不上。”村里的老党员潘喜林说。
冯小明从小就在梁山村长大，对这个小山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二十多年前，冯小明有一次和母亲去远方的亲戚家，同样是农村，但是亲戚所在的村子里却有水泥路，冯小明对母亲说：“如果以后我当了咱们村的村支书，一定要把路也修成这样的。”
性格有些固执的冯小明，让曾经说过的话都变成了现实。 当上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天，她就主持召开了梁山村党支部会议，但是很多党员都没有来，后来她一个一个地上门拜访，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你开个会就能把事情办成吗?”冯小明说。
为了把党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冯小明决定自己先动起来。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镇里、县里跑修路的项目，最终梁山村的通村公路项目列入了计划，并且资金很快到位了。 当冯小明把这个消息告诉村民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而来的是欢呼声和七嘴八舌的交流声。 “让小明当这个支书，当对喽!”老支书朱跟代感慨地说。 很快，施工队进入了梁山村，打破了小山村的安静。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 “为什么先修白水沟的，不修我们的?”因为项目一期只有2.5公里，村民们开始争执。
冯小明作了详细的解释，她作了一个三年的规划，准备分步骤实施，到2018年年底全部实现5个自然村道路硬化。 在冯小明的带动下，村里的党员首先站了出来，帮助做解释工作，而且率先表示支持村党支部的工作。
村民们慢慢也想通了，之前提出质疑的村民也觉得是自己太心急了，事情要一步一步干。
“我们党员要做榜样，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能够换来很多群众的认可，这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曾经当过兵的村民梁百祥说。
去年修路的时候，占用了梁百祥家的一些耕地，他一分钱补偿都没有拿，邻居原本是要挡一下，梁百祥就对他说：“这是全村的大事，我们能做点贡献，应该感到高兴。”听了梁百祥的话，邻居不再为难。
为了增强村里的凝聚力，冯小明建起了“梁山村党员微信群”和“梁山村微信群”，在群里定期发布一些最新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村里的工作计划，都要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一件事靠一个人是干不来的，只有大家心往一块儿想，一起干才能成功。”冯小明说。
从四川参加完会议，冯小明就赶回村里，为村里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做准备。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冯小明每天都是匆匆忙完家里的事，就带领村里的妇女一起排练舞蹈，为节日增添欢乐氛围，也能够增进与群众的感情。
冬日的阳光照在梁山村，人们围在“乡村舞台”的前面，四周都是大红的灯笼，喜庆的锣鼓声传递着村民的喜悦与幸福。 冯小明领衔表演的舞蹈，引发了更多的欢笑声，可能是大家觉得一个村支书跳舞的样子和平时不太一样。
路通了、水通了，梁山村的面貌在变化，变化更大的其实是村民的内心，他们的抱怨少了，自暴自弃的心态少了，“努力过上好日子”的观念开始生根发芽。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这样的改变，更多的来自于村党支部、来自于党员的带领。
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才是精准扶贫的精髓
追求梦想，离不开正确的方向;砥砺前行，更需要清晰的路径。
贫有千种，困有百样。
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2013年当选村支书，2014年就开始了精准扶贫，冯小明起初也不是很明白到底怎么做到精准。
于是，冯小明认真学习中央和省里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文件，后来她发现，不仅要做到扶贫对象精准，而且扶贫措施也是要精准，要“对症下药”“一户一策”，这样才能见到效果。 通过4年的实践，冯小明的思路得到了验证——梁山村的贫困户从原来的213户，减少到了101户。
“习总书记在四川的座谈会上说扶贫要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冯小明说。
除了道路、水利、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争取以外，冯小明在精准扶贫中坚持“一对一”做工作。
什么人适合干什么，就想办法帮助他，会种苹果的就帮他建苹果园，会种花椒的就帮助种花椒树，会养猪养羊的就帮他搞养殖，会建筑技术的就为他创造外出务工的机会…… 虽然这样做要费很大的精力，但冯小明坚持做下去。 过去4年，梁山村建成了2731亩果园，其中苹果455亩、核桃680亩、花椒1596亩，目前已经挂果的1130亩，平均一亩收入1600元左右，这才刚刚开始，如果3年后到盛果期的话，一亩收入4000元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去年果园一共收入了2万多元，一下子感觉生活宽裕了，大家都羡慕得很。”梁虎成笑着说。
按照村里的发展思路，像梁虎成这样的贫困户有6户，依靠种植苹果树已经实现了稳定脱贫;有15户搞起了养殖，去年最少的收入2.5万元;71人通过培训拿到了技能证，有了证外出务工每个月工资可以多拿200到300元;有22户建起了分户式光伏发电，户均收入3000元。 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5125元，贫困户人均达到3648元。
“村里以前没有什么产业，大家也不会挣钱，能把家里养活住就行了。现在我们把产业扶贫放在首位，农民的钱袋子慢慢鼓了起来，脱贫的信心也逐渐足了。”村主任陈桂云说。 尹仲凯在外打工已经30个年头，每年过年回来一次，今年他感觉最不一样。
“今年感觉大家都很高兴，大家愿意坐在一起聊天了，以前可不是这样，都怕说自己的生活。”尹仲凯说。
村民朱元林和尹仲凯是发小，几天前，两个人坐在一起喝茶，谈起了各自的收入。“我感觉我还没有他一年挣得多，而且在村里比较稳定，不像我还要在外面奔波。”从尹仲凯的话里，我们能够听出村里的变化。
十几天前，冯小明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贴上了一张新的表格，这是梁山村101户贫困户的脱贫计划。
其中，52户计划通过管好果园增收，33户计划经过培训外出务工，2户因病致贫的通过医疗救助加上果园栽培实现脱贫，8户家里有大学生的通过享受教育资助使其毕业工作后带动家里脱贫致富，剩下的6户没有劳动力，主要依靠政策保障脱贫。
“这是我们和帮扶干部一起，挨家挨户算细账，制定出来的，争取两年内实现。”冯小明说。 这个计划，101户贫困户每家都有，他们从计划中能够看到未来。
敢死拼命的不只有干部，还有贫困户自己，一起冲锋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对于整个甘肃来说，脱贫攻坚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是一场必须打赢的决战。
而在梁山村这样的深度贫困村，更是如此。从党员干部，到贫困群众，谁都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总书记指出，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我听了习总书记的这番话，感触很深。如果贫困户自己不努力向上，扶贫工作就很难有成效。我们在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提高贫困户的积极性很重要。”冯小明说。 让梁山村富起来，是冯小明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她一直在努力，就连高中毕业在外打工的时候，她都想着挣了钱回村里盖个幼儿园，让村里的孩子也有个快乐的童年。
2009年，当冯小明成为村里的文书后，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养猪和种苹果树的事情都丢给了家人。 冯小明为了村里的脱贫事业拼上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像她这个年龄的妇女本应该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 然而，她却选择了梁山村。
冯小明也动摇过，她想过放弃，那是在儿子高考落榜的时候。 儿子在县城读书，婆婆租房陪读，但是由于身体原因没办法坚持下去，冯小明在去县城陪儿子读书和继续当村支书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冯小明把儿子从县城的高中转到了镇里的中学，也正是因为这一决定，导致孩子学习成绩下滑，没有考上大学。 “我不知道孩子以后会不会怪我，希望他能够理解妈妈的做法。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在大家最团结的时候，我如果退缩了，心里难安。”冯小明说。
去年，父亲也永远地离开了。这对于冯小明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平时工作忙，没有好好在家里陪父母，尽管村委会距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有时候感到很愧疚，但是我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替我高兴的。”冯小明自我安慰地说。
在冯小明的带动下，村班子成员个个都把精力放在了全村的发展上。
“每年年底算账的时候，看到哪户脱贫了，心里特别高兴;看到谁还没有脱贫，也很遗憾，感觉压力很大。”村民朱元林说。 “省委书记林铎说，要以敢死拼命的精神冲锋在前，全力以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舞，我也经常讲给贫困户听。”冯小明说。
敢死拼命，不只有党员干部，还有贫困户自己。“我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是我有信心脱贫致富，拼命往前奔，好日子就会来。”村民梁保祥说。
冯小明说，梁保祥家里贫困的原因主要是母亲瘫痪、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外打工。
“我特别想出去挣钱，但是母亲需要我照顾。家里还有十亩地。不过只要有机会，我就在附近去干活，能挣多少挣多少。”梁保祥的乐观向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小明说，梁保祥特别上进，自己家庭困难，本可以享受低保，但他坚持要让给别人。
“我知道有人比我更困难，更需要。我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扛过去这两年，孩子一毕业就好了。”梁保祥说得很轻松。 从梁保祥的身上，看到了拼命脱贫的精神状态，也让人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他脱贫肯定没问题，去年种了5亩花椒，再过一年就可以有收入了。”冯小明也同样肯定。
然而，并不是所有贫困户都像梁保祥一样，还有个别贫困户自己不积极主动想办法，躺在家里晒太阳。
有一户就比较典型，也是让冯小明很头疼的扶贫户。 “我给这位贫困户做了很多次工作，但思想就是转不过来，有时候看他不争气的样子，真想给他几拳头。”冯小明说。 这位贫困户不愿意出去打工，他觉得苦，也不愿意种地。房子地基下陷，他也不管，成了危房，村里要帮他维修，他自己还嫌麻烦。
大年初四，冯小明专门找到这位贫困户家，再做一次思想工作，让他参加技能培训，外出打工挣点收入。
“我不出去打工，出去打工房子谁来修?”这位贫困户理直气壮地拒绝冯小明的建议。
“你去打工挣钱，家里由村里帮你照顾，房子村里也给你想办法。”冯小明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这位贫困户思想有所转变，答应考虑一下。
“其实他去年出去打了两个月的工，挣回来了3000多元，就是不吃苦，只要动起来，脱贫也还是有希望的。”冯小明说。 冯小明在给习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就提到了个别贫困户“晒太阳”的问题，习总书记专门叮嘱说，回去告诉大家，现在还不是晒太阳的时候，等脱贫致富了再晒，要树立这样的思想。 决不能“坐在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我把总书记的话讲给大家听，特别是贫困户，希望他们能够增强信心，加快脱贫致富的步子。”冯小明说。
梁山村虽然很偏远，但党和政府的关怀，让村民们心里倍感温暖。
大年三十那天，正准备在大喇叭上给乡亲们讲一讲过年的注意事项时，冯小明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打来的。
“林铎书记在电话里问我，年货办好了吗?村民们都有肉吃吗?我回答说办好了，都有肉吃，他还让我代他给群众拜年!”冯小明说。
梁山村的这个年不同以往，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聊村里的变化，年轻人谈着今年的计划，孩子们也在说着未来的梦想。
一场拔河比赛，更增添了几分竞争的味道，力量、团结、节奏，都在拔河中完美展现。
“这就像脱贫攻坚，只不过我们的对手是贫困。”作为裁判的冯小明笑着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脱贫是这个奇迹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也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范例，作出贡献。
我国的扶贫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很多，但主要还在于政府的良洽，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好、执行能力强、实施和治理运作能力良好。中国贯彻落实了有效的减贫政策，并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些是对世界减贫事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
我国提出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摘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目前还有三千多万人口，大部分分布在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6月23日，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到：“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从区域分布上看，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等区域，生存条件恶劣、致贫因素多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村两委成员能力弱、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人力资源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
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其中“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既有个体也有整体致贫等因素。因此，对深度贫困地区实行脱贫，需要深刻认识其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17年6月23日，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l生的脱贫攻坚举措。”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较为共同的致贫原因，总书记提出了八条要求：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加强检查督查。如何完整地理解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深度贫困问题能否顺利破解。 合理确定脱贫目标
中央提出脱贫攻坚到2020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提出既不能降低，也不要拔高。就如总书记指出的：“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将政策进行不同程度地曲解。这些扭曲的执行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乱象。比如近期一些地区出现农民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因当不上贫困户出现上访现象也时而出现。这与一些地方制定的扶贫标准好高骛远有关，再加上个别政策设计欠周全，导致不少农民产生“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的现象。甚至在有些地方，贫困户由于得到众多扶持，其生活条件一夜之间远远超过了村内的其他非贫困户。如果贫困户白拿的太多，付出又太少，大家就会抢着当，自然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一些地方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太多，导致有些农民即使脱贫了也存在不愿“摘帽”现象。比如在广西百色就听当地基层干部讲，有些农村听说检查组来了就把家里的冰箱、彩电藏起来，为的是再继续得到更多的补贴。尤其是在第三方评估时，贫困户不如实申报，藏富不愿意脱贫并不是个案。
这方面新加坡对贫困户的公屋政策值得借鉴。在新加坡，虽然居住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是通过建立公租屋，让贫困买不起房的百姓在政府建设的公租屋里居住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实我国的移民搬迁如果是完全由政府投资兴建，也可以参照公租屋的形式，而不是完全免费分给贫困户，否则大家都会去争当贫困户，以致于产生新的不公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基层扶贫不能大包大揽，应更多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激励型制度，不能“一刀切”地实行“谁穷奖谁”。只有实现了“有付出才有收获”，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才有希望。 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
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差。基础设施是区域连接内外发展资源流动的重要通道，也是加快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央提出要积极发挥财政等领域优惠政策的杠杆作用，以政府投资为基础，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统筹区域交通、水利、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深度贫困地区连通内外、功能配套、安全高效和适度超前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目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尚不够，必须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攻坚战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需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既面临一些多年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面临不少深度贫困地区突出的特殊情况和现实挑战。只要真抓实干、集中攻坚，就完全有能力啃下这些“硬骨头”。 ?^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
深度贫困地区要改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深度贫困地区蕴藏较好的特色产业发展资源，要引导和鼓励各类企业、资本有序开发这些特色优势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深度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扶贫应该追求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链化。农产品的竞争有一定的特殊性，产品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其背后经营方式的竞争。国际市场上许多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都来自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产业区，如来自美国玉米带和棉花带的玉米、棉花，来自荷兰的花卉、比利时的鸡肉产品等。这些产业区往往以某种农产品为核心，集中了专业的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以及科研、服务机构，以专业化和规模化取得独特竞争优势。专业化和规模化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中世界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是中国贫困地区在短期?冉夏咽迪帧?
要改变现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现实。面对各地的农业布局依然规模较小的情况，各地多是在种植业内部或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进行调整，不能实现大的突破，反而使得农产品供给结构趋同，加剧了市场波动，造成资源浪费和农民收入的损失。在贫困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产业集聚同样可以取得规模效应，实现专业化生产，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加大各方帮扶力度
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帮助深度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各方帮扶中，引入有实力的公司，通过“公司+用户”方式来带动脱贫是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广西百色引入华润集团来发展养殖业，就带动了上万人脱贫。
国家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要通过各种举措，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加大各方帮扶力度，还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政策全力，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早日脱贫，确保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实现脱贫目标。 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
有些贫困户错误地认为脱不脱贫是政府的事情，是外派第一村书记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等、靠、要”思想严重，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扶贫不能仅仅单纯依靠物质扶贫，还必须重视精神扶贫。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深度贫困地区由于长期封闭与教育水平落后，使当地人形成因循守旧的心理，对外来新文化产生隔膜和排斥。消极认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的幸福观、懒散怠情的劳动观影响很难破解，而宗教势力和封建迷信等糟粕又不断侵袭和渗透，导致“懒散慢”“等靠要”等现象根深蒂固。政府需要创造性地通过扶贫扶志来解决。比如可以选择自强自立的优秀农民当村庄带头人，起模范带头作用。政府还要在农村开展“扶志工程”。比如通过村民小组会议等形式，推荐本村“致富之星”“脱贫之星”“帮扶之星”，用身边的先进典型激励、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树立自强自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只有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激励性制度，才能真正激发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从更长远来看，扶智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这方面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针对原居民的一些做法值得采纳。由于这些国家的原居民贫困落后，又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受传统习惯影响很深，不重视子女教育，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接受完整的先进教育，使其知识与技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且最重要的是使其原来落后观念得到根本清除。这些受过先进教育的孩子成年后回到家乡，就可以彻底改变落后地区文化观念，从而顺利地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加大组织领导力度
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大功夫。否则，有钱也不成事。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的，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可提拔重用。
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千，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国近年来选派了近80万个驻村干部，近20万个第一书记进村扶贫。这支队伍中不少人工作成效显著，但也有一些扶贫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思路、执行能力等方面与扶贫攻坚目标还有差距，需要从精神与物质层面进行更大的激励，增强扶贫干部队伍的战斗力与攻坚力。也有一些干部抱着赶紧脱贫走人的态度，采取一些手段来“搞政绩”，这就需要加强监管，杜绝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者现象。各级政府要加强扶贫干部队伍能力与激励制度建设，增强扶贫队伍的战斗力。关心爱护战斗在扶贫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制定激励政策，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排忧解难，保护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严格控制各地开展增加一线扶贫干部负担的各类检查考评，切实为基层减轻工作负担。 加强检查督查
打赢脱贫攻坚战绝非朝夕之功，不是轻轻松松冲一冲就能解决的。党中央没有硬性要求地方提前完成脱贫任务，更何况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错综复杂。脱贫计划不能脱离实际随意提前，扶贫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决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加强督查问责，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要严肃问责。
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多功能性来脱贫致富。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常规的办法很难起作用，一定要采取超常规的方法。多年来，我国在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只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完全是可以战胜的。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8月31日。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
为将深度贫困村的脱贫重担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抓紧抓实，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根据锦屏县委组织部锦屏县委党校锦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举办全县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集中培训班的通知》(锦组通〔2017〕99号)文件要求，我乡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及时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和驻村干部以及辖区内深度贫困村村干召开脱贫攻坚培训会，现将培训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保障培训效果
接到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和县扶贫办联合下发的培训文件后，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科学部署，统筹安排，力求在不影响其他工作的情况下于9月11日及时组织全乡干部职工、同步小康驻村干部和深度贫困村村干共计108人召开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培训会，并邀请兴合中蜂养殖及合作社、锦所家禽养殖合作社和八河村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等种养殖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为大家现场讲课，传授优质种养殖技术，努力做好学有所获，提高培训效率。
二、创新培训形式，让学员学有所获
坚持以人为本，让大家坐得住、学得进，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广大党员愿意学、学得懂、用得上、用得好。一是教师授课与领导讲学相结合。一方面精心组建师资队伍，从相关单位选择了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及领导干部授课。另一方面乡党委书记龙红信同志亲自参与培训辅导，强化了培训效果。二是理论学习与考察学习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进门是课堂，出门看现场。在会议室里，不仅学习了总书记和各级精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同时安排大家到锦所家禽养殖合作社、大兴村食用菌养殖基地等建设示范点参观，很多学员对这种形式表示欢迎和赞赏。三是先进经验讲谈与交流讨论相结合。乡党委安排了发展较好的八河村党组织书记吴本宪同志就如何当好支部书记作经验介绍，各村特别是深度贫困村认真倾听，学习组织管理、村务管理和村民发展等方面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各村就如何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等方面开展深入的座谈交流，硕果累累。
三、加强培训管理，
为培训工作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把培训工作列为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攻坚的重点工作，力求节奏快、管理严、效果实的特点。
(一)加强督导。实行参会签到制和点名制，确保100%出勤率。
(二)完善资料。为把培训工作抓好抓实，且经得起检验，要及时收集培训资料，将参训签到名册、授课内容、培训图片、学习体会文章及情况总结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
中共大同乡委员会 2017年9月12日
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一，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党中央对2020年脱贫攻坚的目标已有明确规定，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深度贫困地区也要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要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即使到了2020年，深度贫困地区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我们今天的努力是要使这些地区的群众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使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
第二，加大投入支持力度。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新增脱贫攻坚资金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项目主要布局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各部门安排的惠民项目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深度贫困地区新增涉农资金要集中整合用于脱贫攻坚项目。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资本市场要注意对深度贫困地区的上市企业安排，保险机构要适当降低对深度贫困地区的保费收取标准。要增加建设用地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用地需要，允许深度贫困县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域范围内使用。通过各种举措，形成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强大投入合力。
第三，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分则力散，专则力全。”造成各地深度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全国而言，下一步要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我在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情况汇报时就提出，要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找对路子，对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的群众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对生态环境脆弱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群众增加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就完全有能力啃下这些硬骨头。
第四，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深度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要着力解决健全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等问题，但必须明确，这样做是为了给贫困人口脱贫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深度贫困地区促进区域发展的措施必须围绕如何减贫来进行，真正为实施精准扶贫奠定良好基础。要防止以区域发展之名上项目、要资金，导致区域经济增长了、社会服务水平提高了，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深度贫困地区要改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交通建设项目要尽量做到向进村入户倾斜，水利工程项目要向贫困村和小型农业生产倾斜，生态保护项目要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要对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倾斜，等等。 第五，加大各方帮扶力度。要加大东部地区和中央单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持，强化帮扶责任，“谁的孩子谁抱”。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的对象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要在资金、项目、人员方面增加力度。东部经济发达县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县“携手奔小康行动”和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都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国务院扶贫办要做好这方面的对接工作。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帮助深度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献爱心活动，广泛宣传为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事例，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营造良好氛围。
第六，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我常讲，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我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现象，“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扶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第七，加大组织领导力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强化落地，吹糠见米，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加强组织领导是保证。党中央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在行动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深度贫困地区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县级党委是全县脱贫攻坚的总指挥部，县委书记要统揽脱贫攻坚，统筹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我在这里再次重申，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的，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可提拔重用。希望在这个岗位上的同志不辱使命，把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全面完成好。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尤其要加强工作第一线的组织领导。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这些年我们在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有的还增加了大学生村官。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大功夫。否则，有钱也不成事。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软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还要依法打击村霸黑恶势力，严防他们干扰基层政权运行。各级党政机关要积极向贫困地区选派干部，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让干部在脱贫攻坚中锻炼成长。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非常辛苦。今年元旦我在新年贺词中专门问候他们，就是要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关注他们。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锻炼干部、选拔干部的重要平台。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方面，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门要管好抓紧，确保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帮扶工作。 第八，加强检查督查。打赢脱贫攻坚战绝非朝夕之功，不是轻轻松松冲一冲就能解决的。党中央没有硬性要求地方提前完成脱贫任务，更何况贫困问题错综复杂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计划不能脱离实际随意提前，扶贫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决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加强督查问责，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严肃问责。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对挪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严肃处理。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我多次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为了做到精准识贫、精准扶贫，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写。一些基层干部忙于填写各类表格，加班加点，甚至没有时间进村入户调研办实事。还有一些表格需要贫困群众亲自填报，但表格设计太复杂，填写项目太多，而且有很多术语，农民也弄不清楚。这类问题要注意纠正，精准识贫、精准扶贫要坚持，但要讲究科学、讲究方法、讲究效率，把各方面信息集中起来，建立信息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各省区市要按照党中央要求，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工作力度不够的要加大力度，投入力度不够的要增加投入，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找对的要尽快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研究对策，以确保到2020年省内深度贫困地区完成脱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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