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科学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工程科学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更多范文可通过本站顶部搜索您需要的内容。摘要：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

第一篇：中国工程科学论文

中国特色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 管理模式构建研究

摘 要：科技创新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大科学工程的成功开展则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有效创新管理模式是大科学工程良好运行与目标达成的根本保证。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本文探求有效地协调运用好各方资源，并结合其性质和特征构建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遵循中国大科学工程高度集体协作和系统化管理“三步棋”思想，继承我国“行政”+“技术”两条线管理模式，根据大科学工程特点及其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需求，通过研究把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项目评审、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后评价等七个阶段，并由此总结出各阶段的设计结果。

关 键 词：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科技创新;管理模式

收稿日期：2019-08-20

引 言

当下，世界范围内各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其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则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世界各国都将科技创新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计划，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各国为了拓展前沿技术，越来越重视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以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潮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大科学工程的成功开展，是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1]目前我国已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重大科学工程建设。[2]

通常情况下，大科学工程项目由国家层面立项，由财政直接拨款，包括基础性研究、大型科研装置和网络系统等研究。[3-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载人航天，包括杂交水稻等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竞争力。一方面，中国大科学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离不开高度集体协作的科研创新系统;[5]另一方面，中国大科学工程形成了特有的系统化管理思想—— “三步棋”，即所谓的“预先研究——研制定型——生产”。[6]

由于大科学工程具有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多学科交叉、规模复杂且事关国家利益等特点，同时又涉及技术、经济、组织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可预测的条件限制和变动性，因而对其组织和管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7]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点是如何协调和运用各方资源，围绕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有效开展各项管理工作。[8]因此，要开展大科学工程并对其实现有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应由国家综合考虑，结合大科学工程的性质和特征，合理设计组织管理体系，并在实现大科学工程的目标和高效管理上进行统筹规划，保障组织在科学和高效的环境下对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实施有效管理。[9]基于以上，为了有助于我国大科学工程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本研究提出基于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方式，试图构建符合我国在建大科学工程项目要求、富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

一、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大科学工程即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工程、经济、管理等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10-11]已有文献围绕大科学工程管理内涵与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基础。针对大科学工程的内涵和范畴，贺新闻和王艳(2012)认为，大科学工程是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为了实现重大科技项目创新，依托政府、科研机构等组织多元合作，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突破与重大科技成果研发的活动。[12]大科学工程是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与运营，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研究设施，[13]是兼具工程性与研究性双重特点的大型科研项目，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从资金来源和项目的社会价值来看，大科学工程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从研发的周期来看，大科学工程从项目立项到验收的全过程都充满着创新的不确定性。[14]大科学工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创新意义重大，建设周期长、建设规模大、资金需求大;二是具有工程与研发双重性，其工程项目需求大，工程管理任务繁重;三是项目产出属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成果，从长远来看具有推动科技革命的技术潜能。[15]正是基于以上特点，大科学工程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决定着大科学工程有序开展和创新性价值的提升。针对大科学工程管理方式与模式的研究，戴国庆(2005)认为，在大科学工程建造、运营的整个周期范围内，为了确保研究目标的实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因此建立贯穿全过程的财务管理系统十分必要。[16]罗小安等(2007)从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管理风险等角度分析了大科學工程的风险管理体系，认为大科学工程应该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围绕项目的有序实施进行全面风险管理。[17]肖显静和陆群峰(2008)研究了“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建立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合理的组织结构层次、有效的监理制度、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是该项目成功运行的关键。[18]邢超(2012)研究认为，大科学工程的有效管理可以通过产业链的确定性来引导各类科技资源化解创新链中的不确定性。[19]张丽娟(2018)研究了俄罗斯NICA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该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是通过组建大科学理事会来管理和监督合作研究协议的执行与落实。[20]刘昱东(2013)提出“两弹一星”工程的管理创新是突破了传统大科学工程“行政+技术”的管理模式，建立了政治、行政加技术三者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21]刘楠等(2016)基于需求方与供应商双方“共赢”理念，从供应商能力、服务水平、合作基础等维度构建了大科学工程的战略合作伙伴供应管理体系， 实现了大科学工程供应商稳固化、互惠化、长期化管理。[22]仲平等(2017)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MREFC计划围绕大科学工程所设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指出在项目立项、项目设计、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与项目终止五个阶段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监管机制，同时在项目各阶段之间建立多个内外部评审与管理环节，能够确保大科学项目管理的科学有序。[23]张光军等(2018)运用修正区间Shapley值法，研究了大科学工程合同风险分担比例的科学参考区间，构建了更为科学合理的大科学合同风险分担体系。[24]张光军等(2018)以神光Ⅲ激光装置建设项目为例，从组织实施层与决策层、组织实施层与任务承担层、组织实施层内部、评估与监督管理层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25]张志会和马连轶(2018)研究了“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大科学工程的管理模式，认为行“首席科学家+工程两总”的管理模式是项目有序实施的关键，分布式天地大系统实现了各类项目资源的协同创新。[26]任振等(2019)构建了项目管理与职能管理优势互补的多层次复合式管理模式。[27]

综上可知，学者们对国内外大科学工程管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已有研究对我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更多地是的围绕组织体系、财务管理、协同创新等角度进行分析，鲜有学者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研究大科学工程的整体管理问题。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通过将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项目评审、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后评价等七个阶段，围绕大科学工程全流程管理，提出了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并就每个阶段中国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管理策略。

二、中国特色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框架

我国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及其主要生命周期如图1所示，主要由党中央、国务院、政府科技部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和专项领导小组构成的决策层;专项办公室、专项牵头组织单位、专项总体组、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等构成的组织层;任务承接单位构成的实施层和评估机构等监督层相互协调，共同实施对大科学工程的管理。[28]为了有利于大科学工程更有效和系统的完成，笔者面向宏观统筹设计了大科学工程的组织管理模式，在决策层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指导，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同时继承我国“行政”+“技术”两条指挥线的管理模式，总技术系统和总指挥系统下设行政管理委员会、技术管理委员会和财政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资金管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组织层设大科学工程牵头单位，实现总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有机配合。[29]其中，总指挥系统下设管理协调中心，总设计师系统下设攻关组和技术组。在实施层，根据协办单位参与任务的不同将其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协作层，配合项目完成。最后，组建相应的股份制企业推进大科学工程的成果推广与产业化。

基于我国大科学工程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在进行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构建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面向宏观统筹和中观协调层面配合我国大科学工程组织管理模式，把握好大科学工程的有效性和系统性，实现重点控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二是基于项目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项目群集成、协同等管理手段，结合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特殊性，合理划分大科学工程的生命周期，为有效管理大科学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依据。三是明确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控制重点，分阶段识别关键问题，对关键问题实施关键管理，全面实现大科学工程风险、成本、质量等与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的有效结合。四是基于我国国情，合理借鉴和引进国外大科学工程管理的经验，在继承和发扬“技术”+“行政”管理模式的同时促进产学研联合研究，并且要注重我国合同约束机制的完善，最终使得整个大科学工程形成协同一致的有机整体，保障大科学工程目标的实现。

(一)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指导作用的发挥，因此，顶层设计必须进行系统思考，以更好地指导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实施，进而有效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进行大科学工程顶层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大科学工程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主导下做出战略性和系统化的总体安排与部署。具体来说，就是对大科学工程的需求目标进行整体把握，从宏观上确定大科学工程的运行机制和管理的组织框架，指导大科学工程的协同发展和高效完成。

顶层设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准确识别国家科技发展需求，合理选择大科学工程。这就要进行完整细致的需求调研，掌握大科学工程的战略方向，采取合理的需求分析工具和流程。在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设计中，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需求分析：第一，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现状及研究趋势出发，通过德尔菲调查等方法，实现技术预见，识别大科学工程的战略领域和关键问题;第二，认真分析项目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明确科技作用点;第三，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科技作用计划。计划必须详细到每一年重点支持领域;第四，通过绘制技术路线图，征集和项目实施相关的建议，通过提炼之后得到组织方案;第五，通过对大科学工程的总体评估，归纳整理项目的关键技术，明确其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技术路线，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路线;第六，报决策部门研究决策。

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选择应在规划主体的精心组织下，使用技术预见方法，结合科技规划目标，按照一定的编制程序组织来进行，具体的实施方式见图2所示。通过科技发展水平、经济社会需求这两个因素与大科学工程发生因果关系。一方面科技发展水平影响着技术预见的结果即战略研究领域和技术群，技术预见能帮助大科学工程选择正确的领域，并确定合理的关键技术，为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技术预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经济社会需求的影响，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瓶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技术预见把产学研的专家组织起来，通过灵活使用以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研法、以技术为导向的专家咨询法、技术与需求兼顾的市场德尔菲法，按照启动和准备、调研分析、评估和遴选以及选定和实施四个阶段分步合理实施，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战略研究领域和技术群。

(二)预先研究

大科学工程在建设之前应进行预先研究，包括关键技术、样机研制、非标加工设备等。预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工程的实施风险，同时使得工程能够顺利实施。[30]领域预研对科学研究而言至关重要，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技术演习另一方面是培养人才队伍和积累宝贵经验的过程。具体来说，首先需要组建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队伍，其次是要制定合理的预研管理方法并严格执行，最后是要将科技成果转化预期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保证科技项目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完成了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接下来需要发布立项指南，以保证审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预研阶段应尽可能地和企业之间进行协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资助，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其自主监督机制，提高项目实施水平。同时，按照“体现国家目标、促进自主创新、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权责划分、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的原则，建立多元化、公开化的管理制度。

大科学工程预先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对大科学工程可能涉及的新原理、新技术等进行预先研究与验证;第二，对工程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大量使用的部件、样机及大型设备模型机等进行研制;第三，对子系统或者核心部件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实验检驗，对系统与部件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预先判断;第四，建立项目质量控制体系，准备项目质量与项目验收评估所需要的检测检验设备与仪器;第五，对项目的关键环节、关键设备、关键技术骨干进行分析;第六，对工程项目实施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估;第七，对项目各个阶段的建设目标、建设方案、建设要求、设备情况及人员状态等进行综合评估，重点分析项目各个阶段的投入产出情况。

(三)项目评审

我国的大科学工程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完成制定，并明确计划制定的基本原则，同时给出相应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项目指南。政府部门和各领域创新团队根据项目指南和要求进行项目申报。由政府部门和业内专家对项目申报进行评审，最终综合评价给出项目承担结果。事实上，大科学工程立项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由政府与市场主体组织立项，立项时需要明确其时间和范围，并提出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给出实施大科学工程研究的具体要求。大科学工程立项与评审流程如下：

⒈发布指南。参考科技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科技管理部门首先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准确的认识，同时将其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按照预先研究结果制定合理的计划，一般计划的时间周期为5年或者10年，经过专家与相应部门确认之后发布项目指南。

⒉项目申请。首先必须保证所申请项目和科技发展需求一致，其次要保证申请项目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最后是保证发展规划、总体部署以及计划安排等满足基本要求。申请的渠道主要参考行政隶属关系，也可以通过行业和科技管理部门推荐，并且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部门受理。

⒊立项评估。立项评估是项目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对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进行权衡比较的重要手段。因此，项目评估需要明确立项的必要性、目标的可行性、技术路线的合理性、科技成果的应用及项目实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储备情况等。

⒋资金来源。现阶段国家级科技项目资金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出资，二是企业注资。事实上，项目顺利实施和成果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种资金比例的影响。

⒌项目审批。对于大科学工程而言，立项审批环节至关重要，通常需要专家咨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立项审批制度。两种方式结合，既反映了政府推动大科学发展的行政意志，又保证了项目立项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⒍合同签署。合同签署是项目内容与实施管理方法更加明晰的必要手段。结合审批后的可行性报告，项目承担者需要填写相应的合同。在签约各方审核无误前提下完成签订，合同必须经过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四)实施管理

⒈明确关键过程控制内容。大型试验的加载点安装、试验调试是已识别出的影响试验质量的关键过程，试验研究室可根据不同试验项目的特点及关键特性识别出其他关键过程，一并填入关键过程明细表，明确关键过程控制项目及内容。

⒉进度跟踪控制。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外界技术环境的动态变化，必须通过进度跟踪管理及时调整目标。同时，还应周期性地提供总结报告，通过检查与评议及时跟进项目的实施情况，时间周期的设定需要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大科学工程进度跟踪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项目实施的真实进度，并分析其对项目总体进度产生的影响，在进度计划中纳入变更的信息，在计划变更后重新计算进度，对项目的总体进度进行有效控制。

⒊完善风险监控体系。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创新性较强，其所面临的未知风险较高，这也使得项目管理风险较大。若忽略这些风险对项目实施的影响，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将会对项目的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具体方式可包括：第一，引进项目风险评估系统;第二，采用多种监管方式，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第三，实行多元化投资体制;第四，完善政策法规，规范监控责任制。

⒋完善中期评估体系。中期评估能够帮助项目管理机构更好地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项目实施情况与预定目标进行管控。评估的主要依据是科技活动的实际效果，同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并给出科学的建议。中期评估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中止相关项目，以减少损失，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期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项目验收

科技部门需要在大科学工程结题时对其进行全面验收，验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承研单位是否完成预期的科研任务。

⒈验收材料的准备。项目验收之前应将相关资料准备齐全，且资料的繁简程度应科学合理，将重点资料凸显出来。通常情况下，承担项目的责任方需要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材料：一是对整个项目研发工作的总结;二是项目的技术分析报告;三是建设中的试验基地介绍;四是项目合同;五是科技成果鉴定资料;六是示范点相关信息介绍。

⒉验收方式。项目验收之前需要明确其级别高低，不同验收级别所对应的深度存在较大差异，若验收级别过大，验收的深度就有限;验收级别过小，验收时间又太长，因此要结合实际考虑可操作性，选择合适的验收级别和验收方式。项目验收方式主要有书面验收和会议验收，对大科学工程项目应采用会议验收的方式，可借鉴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检查方式进行逐级验收，以减轻管理部门时间和技术上的成本。

⒊验收意见。验收意见是对具体大科学工程的完成情况、设定目标的达成情况、技术创新的先进程度、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等进行总体评价。验收意见最终表现为验收结论，即通过验收、暂缓验收或不通过验收。对于暂缓验收的项目，应给出明确的原因和下次验收的具体时间;对于验收结论为未通过的项目，需要指出具体原因，并问责项目承担单位与责任人。项目验收结束后，主管部门应针对项目验收意见出具最终的结题通知，未通过验收的应宣告该项目结束，并对项目经费进行清算。

⒋建档与移交。在大科学工程项目验收前，应将项目的技术文件和实验记录等进行建档整理，待项目验收后进行档案资料移交。具备建档条件的含义是主要的技术文件或记录。科研活动的档案由项目组移交到档案管理部门是保证项目期间产生的科研成果归国家或单位所有的必须手段，而研制的硬件产品向资产管理部门移交是证明硬件研制完成的标志，必须明确要求项目结束一定时间内应完成建档与移交工作。

(六)成果转化

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是指对取得的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等的一系列活动使大科学工程取得的成果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推动大科学工程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通过成果转化能够使大科学工程成果走向市场，实现有偿转让，得到相应的价值认可，进而帮助大科学工程成果形成科技产业，实现效益最大化。所以，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是项目成败的最终检验标准，因此，科学有效的成果转化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⒈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模式。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但在本项目组设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下，笔者建议根据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不同的合作方式来选择适宜的成果转化模式。第一，属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企业自身研究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宜采用自行投产模式。如果使用自行投产方式，交易手续费可大幅度降低，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果泄露问题。此外，内部科研人员对技术水平与生产现状有清楚的认识，有利于对科技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和产业化。第二，若是由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自身研究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可采取技术转让模式。技术转让模式是通过有偿方式将科研项目成果转让或许可企业使用，该模式虽涉及到成果拥有方、需求方和中介，但有利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第三，若成果属于少数几家核心企业实施的战略合作型成果，转化宜采用委托开发模式。委托开发模式是政府将新技术开发任务委托给企业，同时向这些企业提供一定的费用。该模式能够将成果源和吸收体有效地分离开来，政府作为转化中介，使得转化率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第四，属于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三者共有的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宜采用产学研联合模式。此类成果源和吸收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可从项目实施开始直至项目成果转化完成。

⒉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制度。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程度对于大科学工程最终实现的效益大小至关重要。大科学工程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需要严格的制度来引导、规范、监控成果转化过程，以实现高效、高附加值的成果转化结果。基于大科学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大科学工程项目成果转化需要坚持以下几项制度：一是重大成果报告制度。大科学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时，项目任务承接单位应及时填写大科学工程项目重大成果报告表，并按照计划管理渠道提交报告，科技部计划管理机构负责接收其传递的报告，报告内容必须包括成果应用及产业化前景介绍。对确定为重大科技成果的，项目管理机构应及时要求项目承担机构做好项目成果管理工作。二是重大成果发布制度。重大成果发布和管理工作一般应由科技部门负责，按照定期或需要发布重大科技成果信息。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重大科技成果，需要项目承担单位根据成果发布需要向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进行申请，成果管理机构根据收到的申请材料决定是否发布成果信息。三是学术报告、论文或专著的发表。在实施大科学工程项目时一般会产生各种类型的科研成果，其中学术报告、论文以及专著等比较常见，在公开发表这些成果时需要明确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字样，写明项目编号等。四是核心专利的申请。部分大科学工程项目会形成核心专利、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该类大科学工程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开展创新工作，其研究成果除了突出研发成果在国际科研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之外，更多地是成果产业化应用价值。对于拥有技术领先地位的大科学工程研究成果，应实施有效的专利策略，在依托技术预测、专利检索等手段规避已有专利的基础上，构建相关科技成果的核心专利申请策略，对于涉及国际技术市场的成果，还应加强国际专利申请与保护。

(七)项目后评价

项目后评价需要由政府科技部门与专项领导组成评价小组，参考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标准。项目评价应对项目执行情况有准确的把握，且项目评价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均应存在。大科学工程项目评价应包括前中后三个阶段，前评价是后评价的基础，中期评价能够确保项目科学规范地开展。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后评价是承前启后的，一方面总结了已经实施的大科学工程的成果，另一方面可为未来项目的前期开展和评价提供重要参考。项目后评价是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循环点，是下一轮项目构想的依据和基础，因此项目后评价在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奠定了其在大科学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地位：一是全面性。后评价工作一方面能够论证项目前期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前期评价的真实性进行验证。鉴于此，后评价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因此需要全面考虑多个层次和多个角度，如评价内容中应该涉及到项目的可行性和执行情况，还应该包括验收情况、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各个方面，通过全面的评价能够更好地保证实施项目的价值。二是预测性与指导性。建立在后评价报告的基础之上，实施后继项目的时候能够有所参考，因此后评价具有较强的预测性，能够指导后继项目的实施。三是总结性。通过对大科学工程项目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使得后评价具有典型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是对项目整体工作的总结。四是真实性。后评价主要是针对项目实施的情况，评价时使用的数据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因是发生的数据，所以评价结果真实客观。五是反馈性。项目在完成后评价之后需要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基于这些评价结果，项目的生命周期管理、制定项目投资计划，及投资政策等都可参考，因此评价结果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充分利用项目后评价能够保证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和完成。

三、研究结论

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是包括组织管理模式、管理流程、管理机制与管理方法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的创新模式。完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有利于优化大科学工程管理流程，帮助和促进研究人员自主创新，营造适合创新的内外部环境，从而加强大科学工程的成功率，提升我国科技综合水平。通过实施大科学工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工程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的水平，对其他科技项目管理也有着启示和参考意义。[31]根据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特点和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需求，笔者把大科学工程生命周期划分为：顶层设计、预先研究、评审立项、实施管理、项目验收、成果转化、项目评价和后续跟踪等阶段。针对每个阶段，从必要性、流程和重点工作等方面进行总结，得到大科学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七个阶段设计结果：在顶层设计阶段，按照遵循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形成共识和优先领域的提出要服从国家战略目标的原则，采用德尔菲调查、技术预见等方法，分析经济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识别大科学重点战略领域与技术，深入分析确定重点领域和主要方案，绘制技术路线图，制定大科学工程实施方案。然后，对大科学工程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问题做出战略性安排与部署。重点掌控大科学工程管理框架设计、国家大科学工程专项资金统一设立和长远规划的布置等问题。在预先研究阶段，遵从国家大科学工程的总体规划，合理制定预研经费来源和配置方式，重点做好工程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的验证等工作，在预研的基础上发布科技项目立项指南，并据此进行科技项目立项审批工作。在评审立项阶段，按照发布指南、项目申请、立项评估、确定资金来源、项目审批及合同签署等流程，做好专家评审制度的完善、立项评估体系的完善和全社会招标制的实施等工作。在实施管理阶段，遵从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及项目群管理理论，从评估、风险、质量控制和进度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完善项目中期评估体系，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完善项目风险监控体系，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强化项目质量控制，做好项目质量计劃、项目质量检验及评定工作;做好关键过程的识别和控制等工作。在项目验收阶段，从验收材料的准备、验收方式的确定、验收意见、建档及移交等方面，合理明确项目验收流程。同时，应提高结题时间管理水平，要明晰责任，一旦项目产生拖延可进行责任追溯。除此之外，应为验收工作的开展做好充分准备，并对信用档案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在成果转化阶段，首先应根据大科学工程的特点和所属的不同合作方式来选择适宜的成果转化模式，并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坚持重大成果报告制度、重大成果发布制度及学术报告、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制度。此外，着重关注相应政策的完善，积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并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在项目后评价阶段，按照设置组织项目后评价机构、启动项目后评价工作、确定项目后评价对象等一系列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规范项目后评价工作，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适当的资金保障，并建立大科学工程成果信息共享平台，将项目后评价结果作为后续评审和考核的重要指标，以实现对新项目过程管理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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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婧姝)

作者：詹圣泽

第二篇：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

摘要：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前景较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主要研究各种管理活动。该学科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它的内容形式来看，侧重于前沿的科学形式。该学科随着中国社会化的发展，在其不断的进步，逐渐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加以深入的分析了解。本文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这门学科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或机构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时提供一定的经验和依据。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发展趋势

在改革开放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整个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便应运而生。该学科是我国管理学科中产生的较早的一门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包括了众多方面，主要是以信息技术科学工程的管理，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方面等等为主。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活动越来越多，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广，对管理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利用当下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方法去描述管理活动的规律，将规律展现可以为众多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经验和原理。不断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据了解，科学管理与工程研究的热点形式是通过科学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科学管理模式，将科学管理的基本内容充分展现在活动的全过程中。在基础问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数学知识、统计科学和行为科学，将基础理论体系充分结合起来。在内容研究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专业人员的优化管理，来掌握项目研究过程中的基本理论体系，充分展现学科交叉和基础知识的特点。对于管理科学和工程科学而言，在问题研究的全过程中，都具有知识扩展性和理论研究综合性的特点。因此，通过这种内容形式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上促进管理行业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了解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体系。

1.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概述

1.1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现状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包括的内容丰富多样，它是应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和工程中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管理科学的其他一流学科相比，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更具基础性和前沿性，其发展也对管理科学的其他分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门学科是具有相当的含量的。从总量上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信息技术和管理与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价技术、运筹学和管理学。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各个小领域的研究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以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与评价技术的增长速度最大，显示出较高的研究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在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得到了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支较为成熟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华罗庚在1958年首先倡议在工业部门推广运筹学，从1965年起努力倡导优选法和统筹法这两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大众化数学方法，为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其中统筹法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一个活跃分支。这对于我国现今的管理科学局域重要的影响。还有钱学森强调系统工程在组织管理方面的作用，坚持根据国情发展管理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获得了长远的稳定的发展，管理科学和工程依托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展起来，对我国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在不断地变化，迫切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的改进管理科学与工程。

1.2管理科学与工程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粗糙集理论、扩展、模糊数学、未确知数学、集合对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同时，工程学科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状态。工程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有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其发展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该学科很难去解决现实存在的实际性的问题，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尚且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未与实际的情况进行结合。

沉迷于我国的研究中，没有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经验，严重缺乏创新的能力，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

(3)该学科所采取的的研究方法类型较少，不够规范，定性定量分析结合不够。

(4)在研究尾声时，缺乏研究成果评估标准和手段有待提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管理体系的进步，因此我们要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根据实际的一些情况，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大致如下。

我们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极的去关注工程现实中的典型问题，遇到问题时，我们要积极的思考，积极地去面对，改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弊端。

我们不光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要不断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经验，两者缺一不可，我们要综合的运用，不断的进行创新。

(3)我们要加强创新性成果的研究，适当的加大研究资金的投入，不断的去进行创新研究，创造出合适的成果。不断如此，我们还要积极地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才，促进该学科的不断进步。

(4)我們要积极的去鼓励根据中国实际管理情况的需要进行研究，并从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等等。

1.3管理科学与工程取得了成就

就当代的实际情况而言，管理科学与工程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1)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应用广泛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学科，可以说该学科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覆盖面非常大，其中以信息管理与工业工程研究最为突出和明显。经过多年的研究，在信息管理和工业工程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人员运用先进的方法和正确的技术，全面分析了工业工程领域的信息管理和管理活动，加强了对工业工程中操作员、机械设备、信息和能源的系统研究，为企业管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提供保障。此外，管理科学和工程在信息管理和工业工程行业取得显著成就后，科研人员开始向信息管理和工业行业的相关领域拓展，如管理服务系统的设计，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

(2)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不断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活动的环境越来越复杂。管理科学与工程为经济管理活动服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研究。这样就导致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新方法也开始出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方法对管理科学和工程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主要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有：未知数学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综合分析方法等。

2.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热点形式

“研究热点”这一词语，反映了学术对某一特定问题或领域的重视程度。对于该学科的理论研究，这一关注指标也可以通过在该领域发表论文或相关的关键词的频率来反映。热点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变化。下面我们来分析当代中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中的主要的热点形式。

2.1低碳管理内容的研究热点

对于低碳发展形式，整个发展内容可以称为经济发展模式。在确立这一内容形式的过程中，既可以从根本上优化能源的基本结构，又可以进一步完善基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整个经济建设过程中，能源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程度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在现阶段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应实现社会发展的低碳化。在现阶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低碳发展模式主要针对化石能源的利用和高碳排放问题。因此，节能减排的技术形式及相关政策问题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形式。

2.2项目管理内容的研究热点

在项目管理的内容形式上，项目管理作为科学管理的一种分支形式，得到了管理界的认可。国内项目管理学者认为，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应通过网络技术的形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通过对相关管理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性工作和项目管理的相关内容上。在项目内容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为了控制项目的工期和相关成本，人们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逐步实施了隐性过程的研究模式。同时，另一个发展方向主要是在项目的研究和管理上，形成怪现象，因此，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项目工期和成本控制过程中，随着国际形式的逐渐形成，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相关项目的工程设计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3智能知识管理的研究性热点

对于智能知识管理，其基本技术形式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获取原有的知识体系，然后与标准化的知识体系相结合，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管理。为了在整个实践过程中获得有效的决策支持，对原始知识系统进行了提取和利用。目前在智能知识管理过程中，基本的研究方法可分为领域驱动数據和二次挖掘两种模式。对于领域驱动的基本模式，将基础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充分结合，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管理，获取功能决策的功能知识。

3.当代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给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丰富了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已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也逐渐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与研究带来了契机。这就要求我国大力推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建设，不断满足实际需要。通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组织理论和预测技术仍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可以预见，在未来，它们将永远是研究的主要领域。

在未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管理科学的知识领域和研究维度，推动了管理科学向定量化、综合化方向发展。同时，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客户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技术、产品等硬件层面的竞争，更多的是信息、战略、知识等软实力的竞争。运用多学科方法对管理科学进行定量研究。例如，组织行为学和组织理论以行为科学为基础，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以提高组织的有效性，使组织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复杂的管理问题和现象使西方管理学者积极探索东西方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整合。我国一些学者独创的灰色系统理论和可拓学等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新理论、新方法，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并逐渐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可。

3.1强化学科的交叉性问题研究

在现阶段信息技术形态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新的技术形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种科学技术形态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技术生活模式。因此，在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过程中，要充分适应整个时代的发展。通过技术形式的应用，不仅可以实现根本意义上的科学管理模式。建立科学的内容管理体系。同时，在确立其内容形式的过程中，应逐步实现科学交叉研究。在当前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形态逐渐呈现出不同形式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技术。因此，在建立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过程中，也要实现跨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体系。结合不同的研究内容，可以促进管理科学及其相关内容的全面发展。为建立和发展经济社会形态提供充分保障。

3.2管理科学以及工程研究的基本方向

对于当前我国的地方管理现象，通过对基本现象的分析和总结，可以发现创新的研究体系是整个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建立内容的全过程中，要实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在根本意义上的基本发展方向，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通过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和数据，为整个实践内容的形成提供充分的保障。同时可以发现，传统的管理理论主要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简化的系统模型，这种观点是不可靠的。通过建立复杂的科学模型和信息技术研究理论，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因此，在未来的技术形态发展中，建立计算仿真、行为实验等技术形态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更为重要。

3.3实现科学管理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在我国信息技术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复杂的网络环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整个内容形式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且，随着我国独特的社会变革和经济社会形态的逐步发展，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此，在现阶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应与社会经济合理结合，优化基础改革。在整个过程中，要科学创新基础社会，把握优化发展的思路，防止管理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轨。因此，只有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把各项管理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根本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3.4加强学科的建设，积极培养专业性人才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的进步。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学科建设不断扩大落实到了实处，越来越多的专业性人才得到了培养。这样的发展趋势较好，在未来，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更加的专注于管科体系专业性人才的质量，加强和完善学科的建设，促进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这样一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队伍将不断的壮大，针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學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5完善建设管科科学与工程体系，完善相关研究机制

就当代中国的情况来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的前期工作和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尚未到位，这就导致我们后续的研究跟不上。因此我们必须要利用知识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研究成果，去认真的完善建设管理科学与工程体系，完善相关的研究机制，给我们的研究成果一个展示的机会。在未来我们将建立。研究资源共享平台合理利用共享资源，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份保障。

4.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容和形式变得丰富多样。该学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方式。该学科。研究的热点是各种各样的，该学科具有广泛的前景。该学科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未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有关的方法，不断的进步，使得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将该学科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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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书耿

第三篇：法治中国的 科学内涵

摘要：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关键词： 法治； 法治中国； 法治建设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房旭（1989—），男，安徽长丰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管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经历了“神治”、“人治”、“德治”之后，人们最终选择了法治，这是因为法治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可接受性。选择法治、走法治之路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终选择。反之，法治的成果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为世人有目共睹。

就我国而言，选择法治、走法治之路早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即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新的法治建设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1］在提出法治中国这一法治建设目标以后，理论界积极撰文论述如何建设法治中国；实务界则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具体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但笔者发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把响应法治中国号召的重点放在如何来建设法治中国上，很少关注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问题。①从学界以法治中国为题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对法治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进行剖析，并对其价值内涵进行科学的构建，这样的自觉性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出现。［2］然而，依据奥斯汀教授的名言，“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3］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理解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讨的逻辑起点和必负责任，也是用科学的法治中国的理论来指导法治中国实践的必要前提。如果把握了科学的法治中国内涵，就会使法治中国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否则就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因此，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进行诠释实属必要。

二、“法治”、“中国”与法治中国

从法治中国一词的构成来看，它是由“法治”和“中国”二词结合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法治”和“中国”的内涵简单地结合就能得出科学的“法治中国”的内涵。正如哲学上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样，法治中国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法治”和“中国”内涵简单的相结合。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过程性，法治中国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弊端并不断地对弊端进行修正和完善的结果，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简单地把“法治”和“中国”的内涵相结合很难体现法治中国的真正涵义和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性。二是因为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因素，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法治中国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要素。因此把握科学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是把握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前提和必要方法。

（一）科学的“法治”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它最初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对“人治”弊端的反思，他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端。但是柏拉图所主张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认为“法治”是从属于“人治”的、是第二等好的治式。［4］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也主张“法治”，但是他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最好的治式，“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5］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是良法之治，这正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雏形。后来，西方的“法治”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西方的“法治”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现代法治的内涵，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法治的典型代表。①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也必须在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国情的前提下合理地吸收西方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的经验。否则，在一个不能对他者完全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所追求、所需要的现代法治。［6］

就“法治”的内涵而言，它是一个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被认为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在内容上却未曾被界定甚至是不可能被界定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法律理论和已有法治实践中，‘法治’就像‘正义’那样，拥有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多端的脸庞，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7］笔者很赞同此种观点，虽然不同学者由于研究的偏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进而对“法治”内涵的界定也有所不同，但是“法治”的内涵应该有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的观点一样，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但毕竟这个观点是几千年之前提出的，在此期间法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因此，“法治”内涵的最低限度共识也应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从“法治发展时间顺序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法治“内涵的最低限度共识应该是依法而治、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全民信仰法律的和谐状态。具体如下：

⒈依法而治。“法治”最初的涵义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此时它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意旨治国理政的依据是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意志、道德、神意等，是与“神治”、“人治”、“德治”相对的治道。采取这种意义法治国家又被称为法治国家或者法治国，意味着法律已成为处理国家一切事务的依据。虽然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内涵不仅仅指此意，但是强调依据法律来治理而不是其他治道仍然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应有之意。

⒉良法之治。只依据法律治理国家而不对治国之法进行限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对于法治国家应是良法之治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良好的法律。”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国秦朝和法西斯国家都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的，但是大家都认可它们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无非是因为其治国之法并非良法。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内在方面——治国之法自身符合法治精神、原则和要求。这一特质不仅将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最终区别开来，而且决定着法治国家的外在方面，即法能否被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服从。［8］

⒊法律至上。仅仅依据良法治理的国家仍然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为，法治便是一切均由法律来管治，法律有最高的权威，法律高于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不单人民受法律统治，而且政府也受法律统治。［9］柏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10］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法律不具有最高权威，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威人物或组织，那么，在法律的规定不利于该权威人物或组织时，他们就不会遵守法律。在这样的国家中，实际上是借法治之名行非法治之实。因此，“法治”还要求法律至上。

⒋全民信仰法律的和谐状态。“法治”不是静止不变的概念，它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11］随着“法治”理论的不断发展、法治内涵的不断丰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再仅仅具有行为意义上的内涵（如依据法律而治、良法之治等），状态意义上的内涵（如法治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状态等）也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应有之意，它是法治化的状态，是法治发展到高级程度的必然结果，“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到高级程度的“法治”内涵更侧重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的状态，当“法治”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等词语结合使用时，这种涵义则更加明显。此时，“法治”具体是指全民（指一定范围内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信仰法律的状态，既包括普通民众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也包括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二）“中国”的内涵

据笔者的理解，“中国”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与美国、英国等相对的组织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最常用的涵义；二是地域概念，指某个领域范围，如长城在中国。那么，法治中国中的“中国”究竟是哪种涵义呢？我们不妨用假设的方法来得出结论。假设“中国”是指组织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法治中国就等同于法治国家。一些著名的法学学者提出，“法治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新的法治建设目标。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体；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之日，便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12］因此，法治中国中的“中国”不是组织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如果把“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即中国领域范围内，那么，法治中国的涵义就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包括在中央和地方、港澳地区和大陆都实现了法治，这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在新时期对依法治国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将“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更符合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要求和时代精神。

（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随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也是深刻理解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必要前提。正如姜明安教授所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13］由此也可以看出，法治内涵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治化，即公权力的规范化、公权力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约束。法治中国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内都实现了法治化，当然也包括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即法治中国包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由此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最终目标和实现后的结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三、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认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对法治中国的核心部分——“法治”内涵的认识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另外，认识、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原因之一。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就好像有许多大厅、房间和角落的大厦，法学家的错误在于往往只看到这座大厦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它的其他构成部分。”［14］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对法治中国就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俄罗斯的法学家认为，“不管法治国家的解释如何不同，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政治法律模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和外形轮廓，因为法治国家的形成和最终建立是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的：人权和自由的最大保障，个人对国家和国家对个人的责任，法律威望的提高，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和公民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护法机关的有效工作。”［15］也如莫纪宏教授所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治中国’可以扩展表达为‘法治化的中国’、‘法治状态下的中国’、‘达到法治水准的中国’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法治中国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化、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的信仰并且呈现出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又具体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的目的是保证治国之法是良法，而良法是法治的逻辑起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的前提，具体表现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在程序方面，法治中国的立法严格遵循既定的立法程序（当然，既定的立法程序本身也必须具有科学性），尤其是民主立法。在实体方面，法治中国所立之法既遵循客观规律又不超越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既符合普遍性、稳定性、逻辑完美性等法律的内在道德性又追求自由、正义、秩序等法律的外在价值。

（二）严格执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有良法的国家也未必就能被称之为法治国家，因为法治国家要求法律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得到严格地执行，否则，法律也只仅仅具有“本本法”的意义。因此，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的关键。在执法方面，法治中国表现为执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法律，即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和法律的实体内容来执行法律。由于行政机关是我国最主要的执法机关，所以严格执法主要表现为依法行政。

（三）公正司法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大哲学家、法学家培根也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这无疑都说明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已从“立法国家”转向“司法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公正司法显得更加重要。［16］因此，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的防线。笔者认为，法治中国的公正司法表现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且时刻秉承公平、正义的精神来进行司法活动。在运用证据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法律的程序和实体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哈耶克就此曾经说过，“适用法律的法官除了依据现有的法律以及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实作出判决外，别无其他的选择”是法治的标志之一；［17］在法律没有规定之处或者法律留有自由裁量空间之处，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公平、正义原则的指导下行使的，其会使司法真正、全面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全民守法

法治不单指用法律来统治，也指被法律所统治。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任何公民、政治领袖或政府官员所做的任何事，都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即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的基础，也是法治中国的最高要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全民守法是法治的要素。法治中国中的全民守法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所有应受法律约束的主体都遵守法律的一种状态，既包括他们积极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又包括及时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此时，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致最终成为全民的信仰，依法办事成为全民自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此，法治中国下的全民守法应重点强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而不是运用政治思维和方式等其他非法治思维和方式。

【参考文献】

［1］［12］胡建淼.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提升［N］.瞭望，2013-07-01.

［2］莫纪宏.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

［3］肖北庚.法律秩序的概念分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02）.

［4］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0.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169.

［6］季卫东.法治构图［M］.法律出版社，2012.15.

［7］［16］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J］.法学研究，2012，（06）.

［8］杨亚非.论法治国家的治国之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01）.

［9］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6.

［1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5.

［11］施蔚然.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四大课题［J］.思想战线，2008，（05）.

［13］姜明安.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J］.法学杂志，2013（06）.

［1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98.

［15］（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346.

［1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191.

（责任编辑：牟春野）

作者：房旭

第四篇：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取决于如何理解和规定科学。在西方理性科学和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讨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是一个在今天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曾经写过文章，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有无”解答。讨论有无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有或无的答案，而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不重视对科学的理解。今天，为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100周年，笔者愿意进一步阐述，在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无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历史的回顾

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号有任鸿隽先生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先生作《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45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们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

到了1950年代，李约瑟(Joseph Needham)引入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又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肯定“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让中国人心里很舒服，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流传甚广。此后半个世纪，中国人都讲“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直到1990年代。国内一些年轻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当他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或有科学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

任鸿隽的文章中说，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就是系统的知识，狭义的科学“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今天世界上通称的科学，指的是狭义的科学;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

冯友兰的文章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科学也是近代科学。文章一开始说，中国的历史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历史相比，类别虽不同，水平差不多，但是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新的，而中国仍然是旧的，因此落后了。为什么落后了?因为没有科学。因此，冯友兰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应该理解成“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竺可桢的文章也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可以看出他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他先是援引了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没有科学并非中国人能力欠缺，而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比如钱宝琮、李约瑟和魏特夫(K.A.Wittfogel，亦译作：维特福格尔)认为是中国农业社会制度太过强大，陈立认为是宗法社会制度太过强大，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是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条件。接着文章问道：“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表明意欲探讨的仍是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

如果任鸿隽、冯友兰和竺可桢三位大家的文章都说的是“中国无近代科学”，那他们的“无科学”立论与李约瑟难题就没有矛盾。在中国无近代科学方面，李约瑟跟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李约瑟的新奇在于主张，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很发达。那么，李约瑟所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

这恰恰是李约瑟的毛病所在，他没有说清楚他的科学是指什么。笔者认为，他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

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让人觉得他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让技术混充科学。如果他说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且是远比西方发达的技术，这或许说得过去，但是他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非常发达，就让人非常困惑。

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比如第3卷论数学、天文学、地学，第4卷论物理学，第5卷论化学和化工，第6卷论生物学、农学和医学，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指的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中国近代没有能够产生近代科学，何以古代反而有近代科学，而且很“发达”呢?这让人困惑。

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发展到近代型，只不过，欧洲人在经历了原始型和中古型之后就发展到了近代型，而中国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始型和中古型中不再往前发展。这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显然太过欧洲中心主义，太把欧洲的模式当成全人类的普遍模式。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弘扬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以克服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从而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让人觉得非常混乱、困惑。

纵观历史上的“有论”和“无论”，其实都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说到)，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

说中国古代无科学

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

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古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它的典型学科是数学、哲学;在中世纪，它的典型学科是神学;在近代它的典型学科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比如古代希腊)，但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一百年来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讨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笔者认为，李约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作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个树的品种并不相同。为了方便，把西方和中国文明之树分别比做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以为西方文明之树与中国文明之树本质上是一样的树，都会结同样的果实——苹果(科学)，只是因为土壤、水分、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之果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迟有早。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脉络中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需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一百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已经做了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在西方同行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笔者主张近代科学的出现以两个基因和两个土壤作为先决条件。两个基因是指希腊的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两个土壤是指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学者比较多的关注了社会制度这个土壤问题，但对两大基因则关注甚少。然而，土壤可以决定大树是否能够发育长大，但不能决定植物的品种。今天我们先研究一下“桃子”与“苹果”在品种上的不同，两大土壤问题以后再说。

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希腊科学复兴的产物;其次，它经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与原本的希腊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共同点是理性思维和演绎数学。不同点是近代科学以人为本、希腊科学以自然为本，近代科学以征服自然求得力量为目标。希腊科学以顺从自然求得理解为目标。笔者也把近代科学称为求力的科学，希腊科学称为求真的科学。要解释清楚如何从求真的科学发展为求力的科学，就必须考虑基督教的洗礼以及中世纪后期复杂的思想革命。严格说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我们中国文化对宗教本来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半个世纪以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教育。使我们对近代科学之源起的这一个维度闻所未闻，偶尔听说，也觉得匪夷所思。对近代科学的这一基因或准确地说是“基因修饰”，暂且存而不论。

决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根本基因是希腊理性科学。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理性科学这一基因，是特别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用中国人求内心、求享受、求自然，西方人求外物、求力量、求人为来解释中国为何无科学，有些大而化之，但是他提出的“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说，她毫不需要”，笔者深以为然。他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笔者把这里“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扩展地解读为“人性理想”，并希望从人性理想的差异中，解释中国文化为何没有出现理性科学。

为什么“人性理想”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人作为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是一种先天缺失者，另一个意思是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人作为有死者，则表明人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之不可逃避，就要求为其活着提供意义。人生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对什么是理想的人的规定。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徙。人群通过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中国的文化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血缘秩序。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在了亲子之情上。在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法和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情”反而是最终的根据。居于某种绝对的位置。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把“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厚的阐释空间。

为了习得这种“仁”，需要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来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人”之“文”。儒家的“仁”“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礼记·曲礼》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使人成为人。“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仁一礼”就是中国主流的“人一文”，它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因为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于是，契约文化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然而，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humanities)。对希腊人而言，没有对科学的追求，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和展开“自身”。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自由的科学情有独钟。如果不扣住“自由人性”这个要害，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演绎数学、体系哲学、形式逻辑学独独出现在古代希腊，而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地区。在笔者看来，过去一百年来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演绎科学的讨论，都没有击中这个要害。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许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认为，至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属于这两种意义上的科学。这里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清楚，希腊和中国虽然均有发达的天文学。但各自的学科性质完全不同。希腊天文学是理性科学，但中国天文学主要是礼学。希腊天文学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摹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转动。然而，包括日月在内的七大行星的表面运动并不均匀一致，因此是对上述信念的严重挑战。正是这一挑战，使希腊天文学的目标定在拯救行星表观上的异常运动，使之还原到均匀圆周运动的组合，从而使得希腊天文学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复原行星的表观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成功尝试，也为近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与之相反，中国天文学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伦理要求。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从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也从来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中国天文学本质上是天空博物学、星像解码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科学。

希腊理性科学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其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我们可以把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称为“科学精神”，它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说中国古代有科学

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中，有一种说法叫做“说有容易说无难”，意思是说，你找到一个就可以说有，而你没有找到却不能说无。经过上述问题澄清之后，如今这个说法可能要倒过来，叫做“说无容易说有难”。说桃树上没有苹果，这是容易的。没有找到，也敢说没有。现在要说中国文明园地里也有科学，反而不容易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技术也叫做科学，而且这很可能就是李约瑟的思路。这里先不考虑这个办法。

由于技术出现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因此，似乎可以把它比喻成文明园地之中的草。然而，在中西两大文明的园地里，除了两棵大树和茂密的小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忽视了的呢?的确是有的。笔者认为，在理性科学与技术之间，还有一大类知识存在，这就是博物学。或许可以用“小树”来比喻博物科学。下面要阐明，在博物学作为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一切文明，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非洲的还是美洲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些表现为技术，有些表现为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就是博物学。博物学这个名字来自西方(英文naturalhistory，拉丁文naturalis historia)，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不同的知识类型。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探究，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这种知识类型极为古老、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的文明地区，即使在西方有理性科学这样的参天大树，仍然有强大的博物学传统;在中国，博物学非常发达，而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笔者在博物学意义上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

博物学是在与生存环境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环境知识和生活知识，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多样性特征。原始的博物学是原始人民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生存知识，包括天文、气象、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它是综合的：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指导操作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原始的博物学知识由于直接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与生活环境的直接交往经验，并且历经成千上万年的磨合，是对于当地人民最有效而且最可靠的知识。在有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用现代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都难以生活下去，但本地的土著依靠他们自己的博物学知识，可以在此世代生养繁衍。

西方的博物学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里士多德无疑是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也是西方博物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关于动物的博物学著作，接近他全部遗留著作的三分之一。当然，他是把博物学看成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但是反过来，他的自然哲学重视范畴不重视数学，与他的博物学准备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的大博物学家有老普林尼(G.Plinius Secundus)、格斯纳(C.Gesner)、约翰·雷(JohnRay)、林奈(C.Linnaeus)、布丰(G.-L.de Buffon)、达尔文(C.R.Darwin)。卢梭(J.-J.Rousseau)和歌德(J.W.von Goethe)也是有名的博物学家。19世纪之后，传统的博物学领地都被数理科学所兼并，日渐势微。总的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博物学的地位低于自然哲学，是“小树”而不是“大树”。

中国因为没有理性科学一实验科学这棵大树，所以博物学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自然界概念，因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但是，中国人的存在者被划分为天、地、人三才，在三大领域之中均有极为发达的博物学。

前面提到，中国的天学根本不是希腊意义上的数理天文学，而是服务于皇权政治和宗法社会日常伦理生活的礼学，其表现形式就是天空博物学。中国地学包括气候、地质、地理、植物、动物诸多研究，体现在《山海经》、《博物志》这样的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著作之中。中国人学更为丰富，从衣、食、住、行、医，到礼乐、风俗、人伦、方术、典故，都属于博物学。中国科技史界公认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全都是地道的博物学著作。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科技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李约瑟纲领：其一，科学与技术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其二，以现代科学的分类范畴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科学史。笔者认为，中国科技史界应该突破这一纲领，尝试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

作者：吴国盛

第五篇：中国最新科学进展

1我国科学家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突出进展

在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新冠病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诊断技术的快速推进和药物疫苗开发奠定基础;阐明了新冠病毒入侵细胞的关键机制;持续深化病毒传播途径研究，为防控策略的优化提供科技支撑;定量评估了我国防控措施的效果。

在检测试剂研发和动物模型方面，在疫情之初迅速研发了新冠核酸诊断试剂，并研发了免疫检测试剂，为病原检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构建了小鼠、猴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模型，为药物筛选、疫苗研发以及病毒传播机制的研究提供支撑。

在药物和临床救治方面，揭示了新冠临床特征，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解析了新冠病毒及关键蛋白质的结构，揭示了一批中西药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建立方舱医院、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等科学防控方案，提高了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了感染率和病亡率。

在疫苗和中和性抗体研发方面，同时开展了灭活疫苗、病毒载体疫苗、蛋白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等的研发，腺病毒载体疫苗在全球率先开展1期临床试验，灭活疫苗在全球率先开展3期临床试验，并获批附条件上市;鉴定并创制靶向新冠刺突蛋白S和受体结合域RBD的一系列中和单克隆抗体，形成抗病毒“鸡尾酒”中国抗体组合方案。

我国科学家通过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通过严谨高效的科研工作，为我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支撑。

2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月面自动采样返回

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直接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探测器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月面着陆、月面采样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月地入射、月地转移和再入回收等飞行阶段，历时23天，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首次完成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首次地外天体表面起飞、首次无人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首次月地入射并携带月球样品高速再入返回地球等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重大技术突破，最终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嫦娥五号月面自动采样返回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的圆满收官，中国航天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3“奮斗者”号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研制是我国“十三五”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领域的重大攻关任务，于2016年立项启动。2020年6月，“奋斗者”号完成总装集成与水池试验。2020年7月，“奋斗者”号完成第一阶段海试，共计下潜17次，最大下潜深度为4548米。2020年10月10日，“奋斗者”号启航赴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第二阶段海试，期间共计完成13次下潜，其中11人24人次参与了8个超过万米深度的深潜试验。2020年11月10日8时12分，“奋斗者”号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深度纪录。

中国船舶七〇二所是“奋斗者”号研制的牵头单位，在潜水器的总体设计、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建造及试验验证等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全海深载人深潜装备设计技术体系，构建了稳定可靠的高标准、规范化的试验、检测与应用体系，进一步在潜水器总体设计与优化、系统调试与仿真、深海作业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国际上首次攻克高强高韧钛合金材料制备和焊接技术，实现万米级浮力材料固化成型新工艺自主可控，潜水器动力、推进器、水声通信、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奋斗者”号作为当前国际唯一能同时携带3人多次往返全海深作业的载人深潜装备，其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显著提升了我国深海装备技术的自主创新水平，使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是我国深海科技探索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4揭示人类遗传物质传递的关键步骤

DNA复制是人类遗传物质在细胞之间得以精确传递的基础，人们对高等生物中识别DNA复制起始位点的具体过程并不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癌症发生发展机制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李国红团队及其合作者揭示了一种精细的DNA复制起始位点的识别调控机制。该研究发现，组蛋白变体H2A.Z能够通过结合组蛋白甲基化转移酶SUV420H1，促进组蛋白H4的第二十位氨基酸发生二甲基化修饰。而带有二甲基化修饰的H2A.Z核小体能进一步招募复制起始位点识别蛋白，从而帮助DNA复制起始位点的识别。该研究进一步发现，被H2A. Z-SUV420H1-H4K20me2通路调控的复制起始位点具有很强的复制活性，并偏向在复制期的早期被激活使用。在癌细胞中破坏该调控机制后，癌细胞的DNA复制和细胞生长都受到了抑制。在T细胞中破坏该调控机制后，T细胞的免疫激活也受到了抑制。

该研究阐述了一个新颖的由H2A.Z介导的DNA复制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对理解高等生物DNA复制起始位点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真核细胞DNA复制起始点选择启动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5研发出具有超高压电性能的透明铁电单晶

弛豫铁电单晶[Pb(Mg1/3Nb2/3)O3-PbTiO3，PMNPT]具有优异的压电效应，已广泛应用于超声成像、声呐装备和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等领域。然而，自其发现20多年以来，压电性能就再没有新的突破，并且由于铁电畴壁的存在，导致其透光率低，无法满足当前压电器件多功能、高灵敏度的发展需求，急需新的理论和设计方法。

西安交通大学徐卓教授研究团队揭示了弛豫铁电单晶高压电效应的起源，研发出了钐掺杂的PMN-PT单晶，其压电性能超过4000 pC/N，相比未掺杂单晶提高了一倍。在此基础上，利用电畴结构调控，消除了单晶中对光起散射作用的铁电畴壁，首次在PMN-PT单晶中同时获得了高压电性和高透光性，突破了长期以来二者难以共存的国际难题。其压电系数比现有的透明压电单晶LiNbO3提高了100倍，电光系数最大可提高40倍，同时还具有更高的抗光损伤阈值和非线性光学效应。这种透明铁电单晶可大幅提升光声成像系统在乳腺癌、黑色素瘤和血液疾病诊断中的成像分辨率，也为研制高性能电光调制器、光学相控阵和量子光学器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关键材料。这种具有优异电光、声光和声-光-电耦合效应的单晶材料，有望进一步开辟更多新的应用领域。

6 2020珠峰高程测定

珠峰高度长期以来受到全世界关注，精确测定珠峰高度并向全世界公布，彰显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中，中国科学家团队综合运用多种现代测绘技术，实现多个重大技术创新突破，获取了历史上最高精度的珠峰高程成果。

此次珠峰高程测量，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和国产测量装备首次全面担纲主力，国产测量装备应用实现重大突破。首次完成了峰顶地面重力测量，获取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珠峰峰顶的重力测量结果，有助于提升珠峰高程测量精度。科学家团队克服珠峰地区极端气象和恶劣环境影响，首次实现珠峰峰顶及周边区域1.27万平方千米的航空重力、光学和激光遥感测量的历史性突破，填补了珠峰地区重力资料空白，大幅提升了珠峰高程测量的精度。与 2005年珠峰高程测量相比，珠峰地区大地水准面精度提升幅度达300%。中国和尼泊尔科学家团队开展科技合作，首次建立了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峰地区大地水准面，历史上首次共同确定了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峰雪面高程为8848.86米。除此之外，珠峰测量获取的丰富观测数据成果，将为珠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自然资源管理、地质研究与调查、地壳运动监测、气候变化和冰川冻土研究等领域提供宝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7古基因组揭示近万年来中国人群的演化与迁徙历史

在国际古基因组学领域，有关东亚，尤其是中国史前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非常匮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团队首次针对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展开时间跨度最大、规模性、系统性的古基因组研究，通过前沿实验方法成功获取我国南北方11个遗址25个9500—4200年前的个体和1个300年前个体的基因组，揭示中国人群9500年以来的南北分化格局、主体连续性与迁徙融合史。

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方主体人群在9500年前已分化，但南、北方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连续的，没有受到明显的外来人群的影响，迁徙互动主要发生在东亚区域内各人群间;此外明确以台湾岛原住民为代表、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且可追溯至8400年前。该项成果填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地区史前人类遗传、演化、适应的重要信息缺环，为阐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修正东亚南方人群演化模式作出重要科学贡献。

8大数据刻画出迄今最高精度的地球3亿年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世界十大科学之谜之一。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生物99%以上已经灭绝，通过化石记录重建地球生物多样性演变历史是认识当今生物多样性现状与未来趋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地质历史时期地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研究的时间分辨率低、生物分类粗，无法精确识别突发性重大生物演变事件，也不能为近代地球生态系统演变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南京大学沈树忠、樊隽轩团队联合国内外专家创建国际大型数据库，自主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利用“天河二号”超算取得突破，获得了全球第一条高精度的古生代3亿多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化曲线，时间分辨率较国际同类研究提高400多倍。新曲线精准刻画出地球生物多樣性演变过程中的多次重大生物灭绝、复苏和辐射事件，揭示了当时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大气CO2含量以及全球性气候剧变的协同关系。该研究将推动整个演化古生物学研究的变革。

9深度解析多器官衰老的标记物和干预靶标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深入研究衰老、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的国家重大需求。围绕衰老的机制和干预等核心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组、曲静研究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张维绮研究组，同北京大学汤富酬研究组联合攻关，利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系统水平上揭示了哺乳动物多器官衰老的新型生物学标记物和可调控靶标。

在衰老机制解析方面，发现氧化还原通路稳态失衡是灵长类卵巢衰老的主要分子特征，为评价卵巢衰老及女性生殖力下降提供了新型生物学标志物，也为寻找延缓卵巢衰老的措施及开发相关疾病的干预策略提供了新思路。在衰老干预方面，阐明热量限制(“七分饱”)可通过调节机体各组织的免疫炎症通路，延缓多器官衰老的新型分子机制，揭示了代谢干预、免疫反应与健康寿命之间的科学联系。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器官衰老异质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为建立针对衰老及衰老相关疾病的早期预警和科学应对策略奠定了重要基础。

10实验观测到化学反应中的量子干涉现象

化学反应的进程伴随着复杂的量子力学现象，但其通常难以被直接观测到，因而化学反应的本质亦难以得到透彻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院士、张东辉院士、孙志刚和肖春雷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他们研究发现，在H + HD→H2+ D反应中，在碰撞能量为1.9～2.2电子伏的范围内，产物H2(v’= 2，j’= 3)的后向散射呈现显著的振荡(其中v’是振动量子数，j’是转动量子数)。通过拓扑理论分析，发现该反应存在两条迥然不同的反应路径，振荡是由这两条路径之间的量子力学干涉所产生的。该研究揭示了该反应在较低能量处，量子几何相位效应仍然存在，并可以被观测到。这非常类似于众所周知的Aharonov-Bohm效应，清晰地揭示了化学反应的量子性。

内容来源于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根据得票高低排序)。稿件由科技日报记者刘垠综合整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