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第1篇：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政治\语境与历史:意识形态概念的变迁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任何“意识形态”概念都必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学术语境以及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主流意识形态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具有扩大政治认同、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合法性和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政治一语境一历史”的分析框架为科学定位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和梳理意识形态概念的变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将有利于我国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实现意识形态的知识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关键词：意识形态;政治;语境;历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王宗礼，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小宁，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讲师　730070

一、引言：从“观念的科学”到

“危险的政治情绪”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他认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就像是洞穴里的囚徒所面对的影像。人们应该使自己的灵魂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然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柏拉图“灵魂转向”的理念并未实现，各种“虚假的意识”和“错误的观念”反而使人的灵魂和精神深深陷入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幻象之中。直到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才率先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并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

后来经过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1796年和1798年间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希腊语中的“理念”和“逻各斯”合成的新词，无涉“价值”的判断，而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精神。他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并认为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过去大多数是根据神学来加以考察的，现在则应该运用理性来进行考察。因此，特拉西深信这种对于物质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观念的科学”，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试图设计一种国民教育制度，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但是，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自觉地逐渐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学说，而不是“观念的科学”了，这不仅威胁到了宗教学说，而且威胁到了世俗权威。尤其是拿破仑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把特拉西等意识形态理论家看做是企图削弱其政治权威并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认为“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会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不幸的灾难。”这样，“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脱离了在特拉西那里单纯学术的含义，被带上了贬抑的色彩，表示“实践上的愚昧”以及“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危险的政治情绪”的代名词。建立在与政治相关联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概念开始由特拉西的“观念体系”的中性称谓向现实社会中“危险的政治情绪”的贬义性批判转变，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由此产生。在此后，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用法，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出发，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使意识形态这一批判性现象在唯物史观的情景下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二、“意识形态”否定意义的政治指向及其

与权力、统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学者莱蒙德·格斯(Raymond 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不引入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

很明显，如果按照莱蒙德·格斯的划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无疑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定义。尽管一些学者对于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看做第二种意义上的定义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否定性”理解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首先是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他的意识形态“否定性”的建构也正是从对黑格尔的宗教观、国家观的批判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形成是通过普遍性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而发生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仅凭纯粹观念的分析，而应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终结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维所有问题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人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马克思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至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的内容。

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时，一条通过批判现实生活来揭示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暂时性的道路就被开辟出来，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刻意制造的欺骗。恩格斯1893年在致梅林的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实际上，统治阶级越是利用这个“精神枷

锁”进行欺骗，这些异化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马克思在否定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其目的在于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这客观上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诞生的一个征兆。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后来，安德鲁·文森特评价道：“马克思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了‘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实践上的无能，而且是虚幻的和不现实的。这一看法将‘意识形态’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被称为阶级的集团和一定阶级的统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了。”而此后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呈现，恰恰是以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换为前提的。

进入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调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探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建设性力量。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所有人类知识的物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而然所发展出的一种力量。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首次明确地突出意识形态的肯定性内涵。

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以后意识形态概念的塑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葛兰西延续了列宁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都强调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引领作用。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反映着参与冲突双方的各自利益，“革命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取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战役”。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慢慢地普及化为一般公民的常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不只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通过观念的霸权来实现的。因此，他倡导无产阶级应该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体系，现代社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使个人在主体的幻觉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

后来，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意识形态问题以一种改头换面的装饰形式出现，然而一个流行的论题却被保存下来，即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他们把科学技术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工具，把科学技术本身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明确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因为，科学技术已经作为生产力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它的“合理性”在带来现代社会繁荣的同时，正在以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科学技术开始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统治合法性基础。科学和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⑦从而使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功能。

三、总体性意识形态概念的社会学倾向与

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危害

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拿破仑“危险的政治情绪”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的多元化特征，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保持了同样的政治实践标准，即党派的思想武器。后来，随着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展，一种新的理解方式逐渐出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撰写的《伦理的中立性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认为，对待事物应该尽量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意识形态研究应该抽取各执一词的阶级立场，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来进行陈述。莱蒙德·格斯将这种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称为“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坚持了马克思·韦伯“价值中立”的观点，他试图建立社会学专门的意识形态学说，将意识形态理论从党派、阶级的战斗武器转变为对社会史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在致力于拓展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概括出一套全面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要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指出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是“如何与社会变化和历史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时意味着评价性态度，有时又意味着非评价性态度的。”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出产生政治冲突中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一词中暗含着一种洞见，即在一定的情况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对自己而言，也对别的群体而言，造成了对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掩盖，并也因此使这种社会状况更为稳固。”因此，曼海姆强调，意识形态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会起到颠覆的作用，但它主要的作用是维护特定的既定秩序。据此，他把意识形态概念区分为特定的概念和总体的概念。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指向“个人”，目的是通过分析个人心理和个人利益解释反对者一方观点的弱点。总体的概念则是根据一种集体文化以及一个历史时代的整个“世界观”假定来研究意识形态，并指出人们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上升到总体概念，通过毫无偏见的思索自觉地关注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生活表现及其历史环境。“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表述的出现，单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转换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曼海姆把这种致力于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学术框架称为“知识社会学”。

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把意识形态概念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为我们深刻地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马克思所没有做到的。他指出：“只要人们不使自己的观点受到质疑，把它看成是绝对的，同时又把其对

手的思想仅仅解释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结果，那么，决定性的一步就尚未迈出。……如果分析家不仅有勇气使对手的观点，而且还有勇气使包括其自己的观点在内的所有观点接受意识形态分析，那他们就必然是在使用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概念。”然而，曼海姆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在相互价值冲突的立场上，对知识与存在的关系进行客观全面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任务只适合那些“非附属性”的、脱离世俗利益的“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方法却为以后意识形态概念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将“生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吸纳进经过消毒处理的社会学的学术训练”铺平了道路。

随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被更广泛地用于各种“主义”和具有行动导向的政治哲学。它不仅被视为一种推论出政治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行为者的信仰与价值观的方法，而且被当成是一种承认政治分析总是会被打上分析者自身价值观和假定的烙印的方式。意识形态越是这样，它就越是成为一种不宽容、不自由和有限制的观点。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形成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新变化，那些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人们，普遍把“意识形态”看做是痛苦、不幸和战争的根源，看做是一套危险的欺骗。另外还有一点，“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好与社会学的辉煌时代相符合，经过曼海姆对总体意识形态的领悟，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前景。”“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用来破除迷信的科学，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意识形态是有待破除的迷信。”可以说，“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的回应。

“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是由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1945年，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他在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第一次在西方使用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提法。法国的雷蒙·阿隆则直接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已经破产，就像鸦片只会使人们失去判断，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个新型的后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正在瓦解，取代意识形态的则是统一的社会知识。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达到高峰，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西方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从此，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迈进了最为完美的“后历史时期”。

这种看似超脱对意识形态情感诉求污染的实证社会科学的面孔，实际上却在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资本主义，引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这种“否定观”完全是形而上学式的显现，与马克思的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完全不同，马克思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特指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那些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信仰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此，如果笼统地否定意识形态，宣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性。

四、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定位及当代价值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试图在意识形态讨论的范围之外寻找一个牢固的阿基米德点的各种尝试的历史，也就是寻求一个从之能够观察意识形态的各种杠杆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动地点的历史。”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随着时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色彩，在价值倾向上也历时性或共时性地经历着或褒或贬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的本质定位：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的政治权力为社会基础，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旨在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观点和体系。

在这些本质的背后，意识形态的概念史通过隐喻的方式，向人们表达了科学定位意识形态概念的方式，即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关于价值与理性、理论与实践、普遍形式与特殊利益的纠缠。具体说来，因为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都既要阐述意识形态理论家所处的政治价值观立场，又要保证对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或“政治中性的”，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性的”。另外，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一种旨在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它一定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而这往往取决于理论满足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程度。最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意识形态概念总是以普遍性的形式掩盖特殊的阶级利益诉求，陷入普遍形式与特殊利益的泥淖无法挣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意识形态的悖论在于，它既要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宣布这种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要竭力掩蔽这种根本利益，把人们注意力转向细节或其他问题。”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社会体制转型、社会成员观念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激烈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被淡化甚至被重构的倾向日益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是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它具有扩大政治认同、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因此，在新时期如何穿越各种具有修辞学风格的意识形态概念，不断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就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梳理意识形态的概念史，科学的定位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这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实现意识形态的知识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责任编辑：杨嵘均)

作者：王宗礼 史小宁

第2篇：试论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变迁

摘 要：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发展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人们的美术教育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对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兼存并需的现象。这极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人们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出项模糊和不确定性。从利于美术教育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厘清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价值变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美术教育;历史发展;价值;变迁

在学界关于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从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国内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解释、辩证和划分阶段。如何将美术教育的历史性发展与不同阶段的价值取向相互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和脉搏，从而不将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成是孤立的问题对待。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与研究现状，本文拟以“概述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变迁”为题，进行比照分析，希望以此来促进当代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确立，促进美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1 美术教育的历史源起与发展

1.1 美术教育的形成

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和深刻，人们用美术手段装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需要将自己的经验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口传、身受等方式催生了美术教育。由拜师学艺的形式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目的、有标准、有组织、有场所、有评价的形式化美术教育。这些方式现代仍然存在。中国美术教育按历史断代划分，有古代美术教育、近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几个阶段。众所周知，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基础要素支持的，尽管这些要素需要我们一层层的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甚至要透析其中的文化原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我们需要的资源和佐证，正如我们所要论述的美术教育历史与发展，从存在中找到我们需要论证的具体内容并在其传承中找到逻辑即可。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显然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依存于人类自身的进步，究其关键要素就在于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出了具体的价值。我们经常会讨论美术教育的价值问题，关于其取向如何，如何通过教育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这同样反过来支持了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问题。所以，研究美术教育的变迁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其历史的起源和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

美术教育从具体层面上讲同其他各类教育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培养，比如说游戏有游戏的发展方式，巫术也存在巫术的产生基础，美术教育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来源和意识上对人类产生的贡献。

1.2 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种：以博雅为目的，和以实用为目的美术教育。以博雅为目标的古代美术教育又可分为宫廷画(或院体)与文人画之分。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传授方式多采用师徒或家族传承;注重技艺的训练与精湛。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存在两种教育观念：一是以图画教育为特征，我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地位由此确定;二是以美育观念为特征，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曾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主张美术教育要摒弃纯粹的实利主义。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渐变为兼及审美需求与体验的教育。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以1949年建国为分水岭，美育被国家定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模仿、提高、深入、完善等过程，美术教育改革也加深了广度、力度和深度，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

2 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2.1 传统的延续

现实背景下，我国美术教育一个重点就是要大力建设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承续了美术教育“教化和共性”的特征。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学习者个性得到重视和尊重，有关鼓励个性发展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也被认同与接受。这种价值取向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实践，鼓励学生发挥个性追求。至于有关谋生与追求利益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可以透过美术专业报考与招生火爆现象，以及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美术专业等现象了解。

2.2 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增长，一种有关谋生与利益实现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在当下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流行。这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出现，平衡了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个性而个性的极端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美术教育活动的物质空间与生存基础。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容易走向另一种偏激功利主义，从而给当下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与损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中考、高考前的各种美术考前强化班。家长和学生追求的不是审美熏陶与个性表现，而是前途命运。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我们所面临或者说需要好好考虑把握的一个主要矛盾与问题，便是如何平衡各种有关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

2.3 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思考

当前，因受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和开放的文化背景，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反对将美术学科教育课程再禁锢于单一化、风格化、样式化的藩篱，从尊重人性鼓励个性的层面，提出和实践一种有关表现与个性发扬的美术教育。我们暂且放弃遵从那种价值取向之争，结合世界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演进，便不难理解和明白，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之争以及无原则的折中思想，对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中庸之道符合孔子的思想，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之间的简单平衡和折衷。

如前所述，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会产生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思辨事物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因此，美术教育也应符合这种规律。只是我们要把握好尺度，采取积极主动调整的态度，当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越过了中心线后，不能让其自由发展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及时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发展的方向做出调整和改变。

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过程中，美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承担起指导和推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任務。常锐伦说过，中小学美术教育从事的是人生的美术教育，区别于专业学校的职业美术教育。美术学科的“双基”目标的提出便是中庸之道的最好例证。知识基础：是以与目标密切相关和必备的，且对其后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基础。造型基础：是以对美术和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在任何空间皆可以和容易运用，长久时间不过时，诸多职业可以其作为表达手段的内容为基础。这是我们当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中所需要的积极思想和实践，能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

如果说对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做出预见性的思考，坚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并能满足新时期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参考文献：

[1]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2]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

[3] 徐建融，钱初熹，胡知凡.美术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刘美文(1992—)，女，现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工艺美术专业。

作者：刘美文

第3篇：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十

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2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5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① ①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 王尔敏前引书，第221页。 ③马敏前引书，第23页。

第4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

第5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 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 ，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6篇：我党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一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党的十二大统一了入党誓词，并将其写入党章，体现了入党誓词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入党誓词变迁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核心是“永不叛党”，强调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人介绍，经过审查，即可入党。入党形式虽然简单，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和成长的初期面临着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入党誓词为捍卫党组织、保卫红色政权应运而生。曾有记者采访1925年即入党的夏征农老人，问他在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老人毫不犹豫地说：“是当年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王树声则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老党员，他入党时的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加强党和红军建设时，十分注意通过入党宣誓仪式来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他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一版本的誓词，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物证。1931年1月25日，江西永新北田村农民贺页朵秘密入党时，在一块红布中间写下了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服从党纪)，永不叛党。”贺页朵所写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领誓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顺序略异。

这一版本的入党誓词还在一些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中反复出现过，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如李志民回忆1927年他入党时所诵读的誓词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杨得志回忆1928年他入党时宣读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除以上版本的入党誓词外，福建长汀博物馆保留着这样一份入党誓词：

中华民国××年×月×日在××地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一、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二、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三、保守党的秘密;

四、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五、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

六、按时缴纳党费。如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这一时期入党誓词的最大特色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对党忠诚。一方面，中共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此观点被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普遍吸收，成为重要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党组织被打散，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叛党”成为党员入党之初的基本承诺。而且，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自从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二)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强调要作“群众的模范”，“对党有信心”

1939年1月25日，陈云撰写了《发展党员问题》的讲话提纲，其中“入党手续”部分写有“

四、誓词。青年预备党员。1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经常地积极工作(模范);3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不叛党(秘密);4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5要做群众的模范;6保守党的秘密;7对党有信心;8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人在《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上发表《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的工作通讯，提出：

新党员入党，应该给以仪式，入党的仪式，对于很多党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应该宣誓，誓词如下：“我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作群众的模范;

六、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中共中央组织部规定)谨誓”。

对比以上两段可知，抗日战争时期标准的入党誓词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起草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时只在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之后，它被各地党组织翻印，为新党员入党宣誓时所用。例如，中共冀中区党委印制的入党誓词，上方为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左右各一面党旗，中间即是这一入党誓词;中共左右冀中区党委印制的入党志愿书第一栏内容即是这一入党誓词。

除这一标准的入党誓词之外，还存有其他版本的入党誓词。1940年6月入党的王书波，曾撰文回忆他在入党宣誓仪式上诵读的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终身于党的事业。”1945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在《关于整顿农村党支部工作问题材料》中提出的誓词为：

从今天起，誓为党的工作奋斗，要做到：第一，热心工作;第二，积极生产;第三，主持公道;第四，努力学习(或第一，为革命斗争;第二，遵守纪律;第三，积极生产)。

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不再强调“阶级斗争”。究其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民族斗争，这也是当时我们党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其入党誓词的特色内容是“要作群众的模范”和“对党有信心”。强调“要作群众的模范”，是因为抗战时期随着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威信的提高，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党员的要求越来越严。“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敬重我党。”另外，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党在领导抗战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要求党员坚定革命信念，对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对党的前途充满信心。

第7篇：我党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

我党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一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党的十二大统一了入党誓词，并将其写入党章，体现了入党誓词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入党誓词变迁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核心是“永不叛党”，强调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人介绍，经过审查，即可入党。入党形式虽然简单，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

立和成长的初期面临着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入党誓词为捍卫党组织、保卫红色政权应运而生。曾有记者采访1925年即入党的夏征农老人，问他在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老人毫不犹豫地说：“是当年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王树声则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老党员，他入党时的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加强党和红军建设时，十分注意通过入党宣誓仪式来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他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一版本的誓词，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物证。1931年1月25日，江西永新北田村农民贺页朵

秘密入党时，在一块红布中间写下了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服从党纪)，永不叛党。”贺页朵所写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领誓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顺序略异。

这一版本的入党誓词还在一些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中反复出现过，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如李志民回忆1927年他入党时所诵读的誓词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杨得志回忆1928年他入党时宣读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除以上版本的入党誓词外，福建长汀博物馆保留着这样一份入党誓词：

中华民国××年×月×日在××地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一、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二、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三、保守党的秘密;

四、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五、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

六、按时缴纳党费。如

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这一时期入党誓词的最大特色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对党忠诚。一方面，中共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此观点被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普遍吸收，成为重要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党组织被打散，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叛党”成为党员入党之初的基本承诺。而且，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自从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第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