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理念下中日初中数学新教材中“数学活动”的比较研究
1问题的提出
数学活动经验是近年来数学课程改革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1].《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在总目标中就明确提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应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2].这是我国首次在课程标准中将“基本活动经验”与传统“双基”并列提出，足见重视程度.日本也非常重视数学活动的开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探索精神，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学数学应以数学活动为主体，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必要的思考力、判断力与表现力，并能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深刻感受数学在生活以及科学技术上的价值 [3]”，2008年颁布的《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也提到初中数学课程中需要非常重视数学活动与课题学习，并将“数学活动”与“数与式”、“图形”、“函数”和“资料利用(相当于我国‘统计与概率’)”四个内容领域并列[4]，并在各个年级的学习内容中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内容及要求，“数学活动”不仅有地位，而且有具体的要求[1].故本文将对中日两国初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活动”的内容、形式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与教材开发有所启示和借鉴.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8年3月28日颁布了最新《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 数学》(相当于我国的课程标准)，并于2012年在初中全面实施了新课程，新教材也在同年4月1日新学期开学全面投入使用.因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教材在东京以及其他地区被广泛采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故本研究中日本教材选取日本文部科学省2011年检定通过，东京书籍株式会社2013年2月出版发行的《新数学1》[5].
我国教育部于2011年12月颁布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并于2012年9月份秋季入学首先在七年级使用了依据新标准编写的教材.本研究中国教材选取我国教育部2012年审定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七年级数学上》[6]、《七年级数学下》[7].因我国教育部目前还未出版八、九年级新教材，故本研究中以中日两国初一数学教材作为分析蓝本，对教材中“数学活动”进行深度研究与分析，以期对我国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与教材开发有所启示和借鉴.
2.2研究素材
本研究以教材中“数学活动”为研究指向，因此对数学活动的界定显得尤其重要.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将“数学活动”界定为：学生的数学活动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的以实物、模型、数学语言、数学思想方法为操作工作，以完成某种数学任务为目标，以观、听、说、做、思等形式全面参与的学习数学、应用数学的行为活动、思维活动以及情感活动的活动的集合体[8].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引起的误差，以及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次比较依据前文的概念界定，确定将中日初一数学教材中显性的“数学活动”栏目(如表1)作为研究素材，并分别由两名研究人员进行统计，对意见不统一之处进行讨论直至观点一致，数据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
3.1概况
依据显性数学活动的定义，通过对两国初一数学教材的分析与统计，发现我国初一两本教材中显性栏目共80项，平均每392页、155个课时会出现一次数学活动;而日本初一教材中显性栏目共63项，平均每423页、222个课时会出现一次数学活动.总体来讲，我国教材中数学活动出现的频率较高.对教材进行分析后可知我国教材中数学活动的栏目主要集中于新课讲授时的“探究”栏目中，另每章结束后会安排“数学活动”栏目;而日本教材中数学活动的分布较均匀，章首与节前的“小Q”，新课或节后的“数学之窗”、“试一试”分布较多，另整册书最后集中安排了数学探究、生活数学、数学历史、数学游戏.
32数学活动的目标指向
表5两国教材中数学活动目标指向的比较
国别1活用1发展1兴趣中国11625%16375%12000%日本13333%13333%13333%
数学活动是具有数学教与学目标的学生积极参与的数学学习活动，没有数学教学目标的活动，就不能算作数学活动[1].因此本研究中数学活动的目标指向在此界定为设置此项“数学活动”所期望达到的教学目标.通过两国教材的分析发现数学活动的目标指向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前文所学习知识的灵活运用，包括运用于生活、科技以及其他方面，即为活用;二是作为学习未来知识的储备，即为发展;三是以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为主，多以一些材料阅读、数学史等内容呈现，即为兴趣.统计表明，日本教材在数学活动的目标指向上分布均匀，活用、发展与兴趣平分秋色，各占三分之一;而我国的数学活动目标以“发展”为重，高达6375%，其次为兴趣与活用.通过研究教材发现这些以“发展”为目标指向的数学活动多集中在新授课内容的“探究”项目中，几乎高达90%以上的“探究”项目都是以探究的形式期望学生再发现将要学习的数学知识.如人教版七年级下册53页在讲授实数内容前，首先就是以发展为目标的探究活动：“我们知道有理数包括整数和分数，请把下列分数写成小数的形式，你有什么发现?512，-315，2714，1119，9111.”由表4也可看出像这样以“发展”为目标的“探究”活动在人教版教材中占较大比例.
3.3数学活动的类型
数学活动的类型是指教材在设计活动时为学生创造的数学活动的条件与空间[9]，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中将活动类型分解为以下五类：一是数学意义上的运算、证明或者对自己、他人解答过程的验证与反思，简称为解答;二是以实验操作为主的数学活动，包含通过信息技术工具作图探索问题，折纸、画图或者制作模型(如立方体等)等发现问题，简称为实验;三是包含数学写作、数学表达、思想交流为主的数学活动，简称交流;四是阅读数学文献、数学史等的活动，简称阅读;五是以探究的数学活动，而不是简单意义的运算或是证明，期望通过探究能发现规律，获取知识的活动;最后是以统计测量为主的数学活动.
表6两国教材中数学活动类型的比较
国别1解答1实验1交流1阅读1探究1统计中国1737%12632%1787%11368%13895%1632%日本11467%12133%11467%12133%12133%1667%
统计表明我国人教版教材的数学活动以实验、探究为主，而解答、交流、统计的活动设置比例较低;日本东京版教材活动类型上以实验、阅读、探究为主，但对交流的数学活动也相当重视，达到了1467%的比例，其次是解答与统计.由此可见两国教材都非常关注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体验数学、学习数学.中国教材非常关注数学学习是“探究”的过程，正如前文提到的在新授课的章节几乎都安排有探究项目，积极提倡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发现知识、发现问题.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日本教材非常注重对数学表达与交流的培养，不仅在数学活动可常见到与同伴进行交流的要求，而且每学年都有“数学报告”的栏目，如东京版《新数学1》229页的中对数学报告的要求中写道[5]：1.根据所做的数学课题，总结书写数学报告;2.清楚地写下自己是如何思考的;3.准备好照片或者复印资料，为与同伴进行清晰的交流做好准备.
3.4数学活动的情境
数学活动的情境是指活动中所需的数据材料或者背景信息，参考PISA2000的观点本研究将活动情境分为四类：一是以科学为背景的活动，特指包含物理、生物或者地球科学等背景信息的活动;二是以文化为背景的活动，特指以数学文化、数学史等为资料支撑的活动;三是以实际生活为背景的活动，包含体育、休闲、购物、家庭等背景信息的活动;最后是无任何背景信息，仅以数学形态呈现的活动.
统计表明，我国以纯数学情境的活动为主，达到了5125%，其次为生活背景的活动占到3125%，而以科学和文化为背景的活动较少.日本除了科学背景的活动较少外，其余三项则分布均匀，生活与数学背景的活动分别占到3651%与3175%.两国以生活、科学为背景的活动比例相差不多，而以数学、文化为背景的活动差距较大，人教版以数学背景呈现的活动大大多于日本，而以文化为背景呈现的活动则远远少于日本.
表7两国教材中数学活动背景的比较
国别1科学1文化1生活1数学中国1750%11000%13125%15125%日本1794%12381%13625%13175%
3.5数学活动的组织形式
学生参与数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分为个人、同伴(2人)与团队三类.研究表明，两国教材中的数学活动多以个人为主，尤其我国个人活动的比例占到8625%.同时发现我国教材很少明确数学活动是否需要同伴或者团队合作，仅有375%的数学活动提出需要小组(团队)共同完成.而日本教材本身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情境，即两个伙伴(小樱同学、裕太同学)共同学习的过程，而且在具体的活动要求中明确提到“同伴”共同完成的较多，占3770%的比例，明确提到需团队合作占820%.
4对我国初中教材数学活动设置的思考与启示
4.1调整数学活动的目标取向，注重数学应用与兴趣培养
数学活动在目标取向上不应过于关注学生在数学学习与成就上的发展，还应兼顾数学在实际生活学习上的广泛应用，培养学生学习数学、钻研数学的兴趣.《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数学教育的过程中都应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综合实践活动是培养应用意识很好的载体…要了解数学的价值，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2]，同时应该注意到发展、应用、兴趣这些目标应该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只有这些目标的整体实现，才能体现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数学教育，这对学生全面、持续与和谐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初中数学教材在数学活动的设置上应适当增加一些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活动，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得到相对全面的发展.
4.2平衡数学活动的类型，注重数学表达交流能力的培养
教材中数学活动的不同组织、呈现方式以及类型，都能让学生经历不同的学习过程.日本的活动类型分布较为均匀，而我国教材中活动类型更显集中，以实验操作、探究为重头戏，对解答、表达交流、阅读以及统计类型的活动设计较少.这里由于统计与测量对应的数学内容相对较少，其相应的活动所占比例较少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解答方面也不用更多强调.笔者认为，现代数学教育应越来越重视数学阅读、交流与表达能力的培养.调查显示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数学阅读状况呈下降趋势，中学生对数学阅读的兴趣、习惯不容乐观[11];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愿与同伴进行学习上交流，对数学表达与交流也显得不足，即使有些优等生有心帮助同学时也由于表达不清、不当而无法正确、清晰地传递知识.这些状况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教材中增加阅读材料、明确进行数学交流要求的活动，都能有效地促进学生数学阅读、交流能力的发展.
4.3增加同伴合作、团队协作的数学活动
合作学习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作为新课程改革积极倡导的教学方式之一，在我国中小课堂运用日益广泛[12].这就要求我们的教科书增加更多需要同伴合作、团队协作的数学活动.而从对现行教科书的研究来看，我国明确指出需合作完成的活动甚少，高达8625%的活动均为个人独立完成，且明确指出需团队协作的活动仅占375%，而日本教材则尤其重视开展团队合作的数学活动，需要同伴、团队合作的活动占到459%，不仅兼顾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也有针对性的发展了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笔者认为我国初中数学教材应逐渐加强创设有益于提升团队合作能力的数学活动，重视学习共同体的优势.团队、同伴的数学活动不但能使学生思维开阔，给予收获别人思维方式、方法的机会[13]，也有助于培养具有合作素养的现代人.
4.4合理把握开放性活动的开设
日本对开放性问题的研究较早，自七十年代开始，就对开放性问题的教学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和深入的研究[14];而我国开放性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到本世纪课程改革后义务教育初中数学教材中才开始尝试性地编写了开放性问题，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不可否认，适当的开展开放性活动不仅能促进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发展，更能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的养成，在新课改理念下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如何合理选择开放性活动、开放性活动如何构成及构成比例如何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研究表明解决开放性数学应用问题仍然是困难的，并且在解决策略开放、结论开放、条件开放数学应用问题的难度逐渐显著增加[15].笔者认为，初中教材中应适当增加开放性活动的设置，但仍应以策略开放的活动为主，此类活动难度适中，且通常为思路开放型问题，学生可互相交流自己的思考方式、解题方法，同样可以获得能力上的提升.教材中还应辅以少量结论开行、条件开放的活动，这在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创新思维上是尤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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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曌，女，1986年生，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杨光伟，男，1968年生，男，侗族，湖北恩施人，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作者：刘曌 杨光伟
摘 要：中国与日本自古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都有很多相似与不同之处。而两国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合作，友好交流，正是因为语言的交流与沟通作用。翻译在这之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翻译从表面上看是两个国家语言的转换，其实质是两个国家文化的交流。要想汉日翻译顺利的进行，就必须对日语和汉语的语言体系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并对两国的语言特点有深入的研究，乃至对两种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接近“信，达，雅”的标准，将不同的文化很好的传达给不同的民族。本文将从中日语言的特点出发，浅谈如何巧妙的进行汉日转化。
关键词：中日两国;语言差异;文化差异
一、日语语言的特点
(一)暧昧性
1.ちょっと的用法
说起日语很多人都会想到暧昧这个词。日语语言最大的特点恐怕就是它的暧昧性。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日本民族的文化决定的。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内外，上下的区分，这就决定了日本人的语言，行为都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减少与对方的冲突，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例：
女：何も言わずに行ってきたら、あんた、ここんとこずっと家にいたし。。。
男：今日は出かけるよ。
女：どこに?
男：ちょっとね。
ちょっと在日语对话中经常出现，是日语暧昧性的典型表现。例句表示女方一直责怪男方呆在家里，男方表示要出去，女方继续追问去哪里，男方却没有直接告诉女方具体的地点。言外之意就是男方不想告诉女方自己的行踪，用ちょっと就很好的掩饰过去了。
例：男：今日はお酒を飲みに行きませんか。
女：今日はちょっとね。
这一例句中，女方不想和男方去喝酒，所以回答时并没有说明白具体的事件，但是委婉的拒绝了男方的邀请。总之就是今天不太方便。由此可见，在日语的对话中，句子背后有很多隐含的意思，要根据特定的场合和具体的情形确定句子的含义。每种场景下的ちょっと和原字面意思完全不同，需要多加斟酌体会。因此进行日语翻译的时候，需要对日本暧昧文化有所了解，读懂对话背后的深层含义。
ちょっと電話してきます。
我去打个电话就来。
ちょっと用がありますので、これで失礼します。
我稍有点儿事儿，先失陪了。
ちょっとおたずねしますが、この辺に有田さんというお宅はありませんか。
跟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姓有田的人家儿吗?
是一种用于会话的较婉转的表达方式。其数量少的意思不强烈，而只是按时程度比较轻。用于表述自己的行为或向对方提出某种请求时，加上「ちょっと」
2.用否定的形式表现肯定的意思
今天一起去购物吗?今日は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きませんか。
下了单的商品可以发过来吗?その注文された物を発送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是，不注意日语语言的习惯，直接翻译成了：今日は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きますか。或者，その注文された物を発送してください。这两种翻译很明显不符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给人一种压迫感，日本人听了定会大吃一惊。后者的翻译给人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这不符合日本人的说话习惯，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多加注意。
田中は仕事が忙しい状況。
木村：ね、今日は仕事が終わったら、一緒に飲みに行かない。
田中：いいけど。
女同事邀请男同事一起去喝酒，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田中无法赴约，但是因为是同事的关系，田中没有直接拒绝木村，而是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使对方为难。“いいけど”也是日语中常用暧昧的表现手法。
3.どうも的使用方法
どうも作为寒暄用语经常出现在日本人的对话中，并且根据语境的不同，翻译也有所不同。どうも的意思有：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不起(すみません)，やどうも(好久不见了)，根据语境，灵活翻译。也体现了日本人说话的暧昧性。因此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要根据语境灵活的翻译。
母のことがどうも気になってならない。妈妈的事真是让我担心的不得了。
最近、彼はどうも様子がおかしい。最近他的状况，总觉得有点怪。
あの人の考えれいることは、どうもわからない。
努力はしているのだが、どうもうまくいかない。
(二)敬语
敬语是研究日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敬语的掌握程度也可以作为评判日语学习者日语水平的重要标准。敬语的使用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在人际关系的构筑和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在交际生活中根据不同层次的交际对象与自身的关系以及特定的场合，来确定敬语的使用。日语对于敬语的使用有着明确的规范和体系结构，这取决于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度等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也有很规范的敬语使用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标准越来越被人们淡化，但是在现代社会还是留下了敬语使用的痕迹。因此，中日敬语使用和翻译方面有差异也有雷同。本文就针对如何翻译日语敬语进行浅析，对日语和中文的语言结构对比，采用对比研究法进行具体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中日语言都在发生着变化。日语敬语可以分为四类“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和美化语”。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和表现，所以一个国家的语言习惯往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日本社会由于受到历史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从而形成了日语敬语的广泛使用。日语中无论是尊敬语，自谦语还是郑重语都是表达对他人的尊敬之情。通过接头词，助词，和动词，都可以构成敬语。如：さん、方、様、等结尾，お、ご等接头词，以及おっしゃる、頂く、参る等固有动词等。尤其是在商务日语中，敬语的使用更为广泛。
汉语敬语系统包括敬辞，谦辞，表敬礼貌用语。例如敬辞有：令，令尊，令郎，令亲;惠，惠存，惠顾;垂，垂询，垂念。汉语除此词汇手段外，还可以通过特定的句型来表达敬意或谦虚的的感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由“请”“能不能”“可不可以”等句型。
二、日语敬语的汉语翻译
例：こちらの書類に書い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
駅の改札で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先方がそのようにおしゃっていました。
例一的敬语表达“いただけます”是日语中典型的敬语表达。“こちら”是对我方的谦称，“いただけます”表达了对对方的尊敬，这种情况下不能用“もらう”。这种对话一般发生在公司与公司之间，因此，从说话人的立场出发，把我方和他方很好的区分开来，通过助词表现出对对方公司的尊敬之情。翻译成中文：“可以在文件上签字吗?”。要翻译成“可不可以”，“能不能”的句型。
例二是一个典型的自谦的表达形式，翻译成“我在车站的检票口等您”，日语的敬语表达主要是通过助词的选择，这里使用的是自谦语。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则体现在人称的使用上，通过“您”字的使用，可以看出这句话应该是晚辈对长辈或者是下级对上级使用的。因此汉语翻译日语的时候，要根据人称的变化翻译成其恰当的日语。
例三是通过使用“”的敬语形式表达，表达了对对方的尊敬之情。
三、日语授受动词的翻译
收受动词是日语中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授受动词一般跟在动词的后面做补助动词。通过收受动词我们可以看出对话人和听话人的立场，上下，内外关系。收受动词在翻译成汉语时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时候收受动词无法直接翻译成汉语，在翻译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动词的使用，人称的选择是否恰当，无法直接翻译出来的部分就要通过细节的地方尽量展现出来。有时候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随时一部分语义，但这可能就是日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别之处。下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この写真屋がうまいですが、一度彼のところへ行って、写真を撮ってもらっ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这个句子中有多重授受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确动作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分别是谁以及他们之间的地位和亲疏远近。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说话人在向大家发出号召去照照相。说话人说那家照相馆不错，一起去那里看看吧，后面的部分就是难点，关键是要理清句子中的几个授受关系的使用。「撮ってもらって」说明说话者和听话者是一个组织，而照相馆是一个组织，说话者和听话者是“内”的关系，照相馆是“外”，“我们”要去照相馆接受恩惠。「やって」
是“我们”为了照顾照相馆的生意，去施恩于照相馆。「くださいませんか」是“我”作为说话人，邀请大家去照相馆，是听话人施恩于我的过程。句子结尾的时候用否定的用法表达说话者对大家的呼吁和号召。再次体现了日语的暧昧性，不强加于人的感觉。因此这句话在翻译的时候可以翻译成“那个照相馆不错，我们去看看，照张照相吧。”从译文中大家可以看出整体意思翻译出来了，但是日语收受动词的精髓完全没有体现出来，以及说话人，听话人，照相馆，三者的立场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日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保证意思的正确之外，还应该考虑怎样体现日语的独特之处。这是每一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1.厚意のこもった贈り物を受け取った。(もらった)
2.家族にお土産をわたす。(あげる)
3.このおもちゃはお子さんにおくる(あげる)のです。
首先看三个例句，如果换成括号里的句子的话，句子的意思虽然不发生改变，但是句子的语气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宾语是“贈り物”，“お土産”，“ おもちゃ”，这三个事物本身并不包含褒扬的意义，但是它们都是为接收方所喜爱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溶收受动词的话，就会产生令人奇怪的感觉，有一种强行施恩于人的感觉。可以说授受动词本省就包含了恩惠的感情色彩。在日本人的言语活动中，比较重视对方给予自己的恩惠，当自己向对方施恩时，为了避免给对方造成心理负担，一般不会使用收受动词。所以在中日文翻译的过程中，对授受动词的翻译也是一大难点。中文有时候无法体现出收受动词的恩惠性，但是要根据语境来判断日语的使用。
四、造成中日语言差异的原因
首先从地理环境上分析，中国地大物博，物产资源及其丰富，这就造就了中国人大方开朗的性格，不拘泥于小节，甚至可以说比较豪爽。相反，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多火山和地震，而且物产稀缺，所以造就了日本人小心翼翼的性格。日本的总国土面积不足40万平方千米，河流短急，虽然可以用于水力发电，但是无法进行发规模的航运。且日本地处火山地震频发的亚欧板块的交界处，自然灾害频发，这就导致了日本人性格中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待人接物处处小心，生活中时时替别人着想，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通过和日本人的交流可以发现，他们说话时往往喜欢只说一半或者用一些助词来让别人推测他们的话外之音，很少有日本人会直接拒绝别人。其次，日本南北跨纬度较大，夏季炎热潮湿，冬季寒冷干燥，季节变化明显。这无形之中培养了日本人细腻敏感的性格，即暧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脱离了集体，自身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因此会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为了不被人排挤，日本人在集体合作的时候，通常采用谦卑恭敬的态度，重视与集体中他人的和谐相处。
其次，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构成了日本这个统一的大家族。日本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把民众划分为了若干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约束了广大的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说话做事不能逾越自己的身份，不可以下犯上。这同时也体现在日语敬语的使用上。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民族，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化。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隋史和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文化，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收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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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佳敏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和交流变得极为重要，而中日两国作为邻邦，两国之间的交流必不可少。一个地区的语言由当地的文化所决定，而语言也能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文化和思想。中日语言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而这些是中日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文章拟通过在研究中日语言基础上，简单剖析一下中日文化的差异，希望可以为学习日语和需要利用日语交流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让沟通能更加顺畅。
关键词：中日文化;汉语;日语;语言差异
0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中国和日本虽然都属于亚洲文化圈，但是语言的表达各有各的特点。中日虽然从古至今一直有着深入的交流，是距离不远的邻邦，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里，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两国人民在不同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里面生存，不仅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和习俗，也形成了非常不一样的语言系统。
语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情感交流和信息交流。对于生活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说，人们交流是相对简单的，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因为语言差异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中国语言和文化同日本的语言和文化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认知活动;还会影响跨环境的语言学习[1]。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除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流，还有很多中国人去日本工作或出差，同时有不少日本人在中国工作甚至定居。能否顺畅交流是直接影响不同国家的人表达和语言交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中日两国因语言差异而造成沟通错误，将对国际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1中日文化和中日语言的联系
1.1中国文化的渊源及特色
中国有着五千年灿烂的人类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是当今世界上文明持续时间最长的传统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在不断包容着、汲取着一些少数民族和西方的文化思想，它的传播范围直达东亚和东南亚。影响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和其他宗教、教育、生活，人们目前普遍认为，中华文明有许多直接的文化源头，其中黄河中华文明和长江中华文明文化是最主要的文化源头。古代中华文化是各不同地域文化交流、融合、升华的重要成果，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之为“多源融合”，是中华文明文化形成的过程模式。
中国文化是和谐的。和谐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精神。例如，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墨家主张的“博爱”，道家讲“知和日常”。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汇聚、融合，使得中国文化的本身不断地追求和谐。
中国文化也是包容的，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灵活性和渗透性。中国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延续中不断包容和汲取来自其他地区的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还讲求一个“义”字，它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忠于国家、舍生取义”“与人为善、诚信待人”。这样的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充满了凝聚力，让中国不断地进步和突破难关。
1.2汉语的特点
汉语是中国的标准通用语言，也称为普通话。汉语主要在中国使用，很多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华人社区或者唐人街也使用汉语。
汉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一种标准语和两种方言。中国现代语的标准语是汉语，即现代普通话，以北京四个音节作为声调基础，收集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沟镇。在中国现代汉语规范标准汉语中，除了柔和的一个声调外，还有四个小的声调。
汉语的母语族一般被划分为13种民族语言(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639-3国际语言顺序代码)，可分为多个语言段。汉语通用字母方言语系的主要通用字母语言分别依序是：现代汉语中古普通话、晋语、粤语、湖南语、吴语、客家语、闽南语等。
1.3日本文化的渊源及特色
日本文化历史起源于独特的海洋风貌地理特征环境。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岛国，四面群山环海。海洋地貌特征相对单一，自然资源有限，所以在物资上很难自给自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大发展国家海军军事力量，并很注重与我国海事的持续合作发展。日本依靠日益便利的国际航运，为了充分享受我国更多、更丰富的海运物质经济资源，人们开始逐渐萌生向海外地区扩张的伟大野心。正是由于日本这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才逐渐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传统文化，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日本传统文化以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为文化核心。具体来说，日本人习惯于作为群体的一个整体，把群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注重群体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存在差异时，个人往往能够以群体利益为中心，从整体布局规划上考虑，相互协调。
第二，日本海洋文化政治具有推进融合文化创新的特点。日本东临太平洋，北面东临朝鲜海，南面西临东海。特殊的文化传播力和地理文化位置使其逐渐成为融合西方外来文化、不断推进融合创新文化的文明典范。与此同时，随着欧美世界列强入侵亚洲，客观上推进了海洋文化政治的发展。善于深入学习和研究总结的日本人也从西方传统文明中逐步收集了自己的重要文化融合創新动力元素，并逐渐将其融入当地传统文化，成为推动现代文明稳步发展的重要文化创新动力。
1.4日语的特点
日语语言中的语助文字主要语言包括经常使用的片名为平假名和片假名、汉字，有时甚至可以直接使用罗马字母，目前为止日语主要的元音平假名大体上是分布在五十个字的元音图。现在日语的词汇按照不同词语语义来源或者语法来源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再细分为三类：和语词、汉语词、外来语。日语的句子整体语法结构中在成分中的顺序一般是：主语+宾语+谓语的结构。日语是粘着语，在所有的语法成分后面都要加上表明其语法地位。此外现在日语还有着发达的敬语重音组合敬语词和助词使用系统。
2中日语言文化差异
2.1中日语言结构差异
从语言结构划分，汉语属于孤立语，而日语是粘着语，因此语言结构和形式各不相同。前者缺乏细微词形变化，句子词序中的所有词形顺序都呈现出鲜明的语法规律性，非常整齐严格，不能随意发生改变。语言词序上的细微词形变化可以极大地改变整个语句的意思。而日语与汉语不一样，一个句子的语法意义表达是否发生改变主要取决于语素，每个语素只能表达一个词的语法意义。现代日语中的动词、助词、助动词的表达作用十分相似;每个单词和短语在使用过程中，虽然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语法顺序，但主要还是依靠有格助词和粘连助词等动词的各种粘连用法来充分发挥其独有语法表达功能，形成一个句子独特的语法意义表达内涵。由此可见，中国人在开始学习现代日语时，经常对助词(含格助词和粘连助词)、助动词和无格助词等动词的粘连用法的不同感到不解。其形成原因主要是那些依附于格助词的没有语法表达功能和没有语法表达意义的无格助词，大多数是卡在某个实词后面或所需要使用的实词的某个词根上。这与汉语的学习模式和习惯有着极大的不同，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学习困难。
2.2中日语言意义的差异
中日不同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大国不同的文化审美价值心理所直接带来的不同的文化性格、不同的国际情感文化表达方式和不同的国际语言表达行为习惯[2]。例如，汉语名词中的一些贬义词几乎都表现了突出鲜明的情感色彩，而日语中则几乎没有这种词汇的情感表达。如果把中国人长期使用汉字的习惯及其运用推广到日语学习上，人们就有可能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文化思想、观念和情感，从而可能造成国际沟通交流的严重障碍。此外，日语中也虽然使用了大量的同音汉字，然而，这些词对汉字的使用意義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使用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变化，与汉字的意义有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例如，“人参”在传统汉语中它只是要泛指一种珍贵的一味中药，但在现代日语中它则是要泛指普通的一种胡萝卜。“爱人”在传统汉语中它只是“伴侣”的一个意思，但在现代日语中它却是“情妇”的含义。因此，很多日文词汇看似是汉语同音字或同义词，在日本语言文化系统中，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也给现代日语字的学习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
2.3中日语言使用的差异
日本人不爱说和写，当他们在不得不说或者要写的时候，他们就会尽量简短地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要是表达问候与寒暄，句子会长而丰富。此外，日语语言和文化中还存在着用性别差异，即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之间的差异[3]。虽然汉语在男性和女性的表达用语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不像日本那样强烈和明显。这也可能是日语交流过程中，容易使中国人感到迷惑的一点。
每一种语言文化的发展，都会随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民族情感文化思想、思维表达方式、价值观、行为习惯等。中国语言文化作为现代人们之间进行人际沟通、交流和自我意识表达的主要语言渠道，也因此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人们相应的文化表达方式和文化风格特征[4]。中日语言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们使用汉语和学习日语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上，包括技术因素。同时，还受更深的多层次的个体思维习惯、情感情绪表达、价值观、审美观和心理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深入研究传统日语和现代日语的实际应用发展过程，一方面，既要加强对日语相关单词、语法、语言基本结构和其他语言技巧使用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加强对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科学思想和日本思想哲学的学习。
3中日文化的差异分析
中国与日本两国一直以来都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儒家文化仍然被认为是日本及其他儒家文化国家的重要研究源头。但是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及环境变迁，日本儒家文化开始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开始与中国儒家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各种人际交往方式、行为表现方式、思维逻辑表达、行为模式等几个主要方面，接下来，本文将对其特点问题进行详细化的叙述。
(1)中国与日本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日本儒家文化虽然是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但随着儒家历史的持续发展不断变迁，日本文化的基本结构又与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差异，首先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不同。人际交往，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交流方式，这是一个国家文化表现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国的经济发展稍逊于日本，还是个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受经济影响的相关文化表现也就不同。例如，日本人十分注重时间观念，他们认为浪费别人的时间是最不可饶恕的，当日本人遇到需要赴约进行各种大型约会、会议时，大家一般来说都会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遵守预约时间、按照预先的时间安排去进行赴约。在日本如果家里有客人来访，那么主人放下手里的工作，先更换干净的衣服再出去接待客人，以此方式来向访客表达尊重。
(2)日本人有着强烈的社会集团管理意识，这与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日本人强烈的社会集团管理意识，表现在日本人们实际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5]。日本人在进行自我介绍时，他们往往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某某某”，把自己所属社会经济集团放在首位。在日本人心里，自己及其所属社会集团的强大与否、地位上的高低都直接代表着自己综合能力的素质高低。所以在日本的责任企业里，员工每天都会努力地、用心地去及时做好自己所有属于他们本职的各项业务工作，如果一天的各项业务工作没有全部及时完成，那么企业员工绝不会及时下班回家好好享受休息，而会要求自己做完各项工作才下班回家。由日本人强烈的企业和集团经营管理责任意识看出，员工是日本这个企业集团经济社会持续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组成部分。此外，日本人从小就要做到长幼有序、严守高下尊卑，在很多日本企业里，员工与其他企业内部领导间依然保持有着严格的内部工作礼仪以及规范管理制度，员工不会因为工作遇到任何问题而“以下犯上”。所以日本员工在与其他企业内部领导之间，以及进行各项业务工作的内部信息沟通交流、汇报时，会充分做到表现得彬彬有礼，行为上的语言举止十分谨慎。
4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日语言的差异进行分析，从而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在哪里。结合中日文化差异，加深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了解，为国际交流和发展做准备。另一方面，对中日语言的差异研究可以提高对汉语和日语的认知以及提升学习效率。有日语交流和学习需要的人，在系统并深入地了解了日语还有日本文化之后，能够在日常交流和学习生活中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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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珍.探究日语翻译方面的语言文化差异问题[J].作家天地，2020(8)：31+37.
[5]张永新.中日文化差异在日语翻译中的重要性[J].国际公关，2020(2)：8-9.
(责编：李慧娟)
作者：夏滢
中日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中日友善“天使”选拔赛(活动策划)
一、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二、承办单位：北京爱迪国际学校
北京-学校
上海-学校
上海-学校
广州-学校
常州国际学校
北京天智无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和平旅行社
三、赞助单位：
四、 媒体支持：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青年
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 京华时报新华社每日电讯搜狐网站 新浪网站
三、 活动组织机构及人员：
要求：分工明晰 责任到人 不出纰漏。
机构：中日友善“天使”选拔赛组委会
主任：翁思宇(把握整体活动)
副主任：柯晓双
协调：刘 文(负责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提供便利，保证顺畅)
导演：铁 松(负责整个活动艺术部分的策划、编排和艺术指导)
总策划：王 凤
四、策划部：2人 负责人：王凤负责整个活动的策划及文案的整理。
五、外联部：3人 负责对外联络(包括学校、媒体| 、政府及前站工作}
六、组织部：4人 负责整个活动的具体组织接待工作(是个工作非常具体和辛苦的部门)
七、制作部：4人 编导1人摄像2人 女主持1人 。负责电视宣传片的策划 编导 拍摄 采访 后期制作。及活动花絮和照片的拍摄
八、制片部：2人 负责活动资金预算(包括攒助单位) 行程 差旅 住宿 保险等事宜的统筹安排。
九、选拔赛规则：天使选拔名额：从全国5所学校中选拔，每所学校50-70名。共选拔200名，男女各半由各校一名校长或副校长或当地教委主任领队一名教师带队(领队、教师费用自理)。
十一、“天使”选拔要求：个人自愿报名，学校负责筛选。学习成绩优良，个人素质较好，
有一定的个人才艺技能，五官端正，语言清晰 身高适中。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十
二、费用：每人2万元(包括差旅 服装 住宿 演出 游览 保险等各种活动的费用)
注：有艺术基础的学校可组团参演节目
十三、 活动日程：
2005年10月25日——北京。日本会长与中方有关领导进行活动的磋商 2005年11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具体安排见附页) 2006年2月10日赴日本共6天具体安排见附页 2006年2月10日抵达日本由日本教务部组织欢迎，安排住宿，参加晚上的欢迎晚
宴日方致欢迎词。中方主办致答谢词。双方青少年各演三个文艺节目。休息。
2006年2月11日早晨参观日本友好学校，参观课堂教学 音体美教学 多媒体教学
共进午餐午休 下午 参观日本另一所学校 小制作小发明 体验课外活动参加日中双方举办的“向往和平”主题班会。晚餐 休息逛都市夜景。
2006年2月12日上午参观日本一流的科技馆千代田科技馆。下午，日中双方举行
汇演(节目编排另见)同时，角逐此次活动的“小明星—友善天使”(另见晚会安排)此获奖者将会得到中日双方的终生关注，包括学习、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将是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友善桥梁和纽带。颁奖结束后中日双方学校将签署互为友好学校的协议，互赠友好信物。(记者将对获奖的天使进行现场采访)
节目单(中方演出)
独 唱：日本歌曲：四季歌
中国歌曲：茉莉花
日本歌曲：北国之春
中国歌曲：好日子
合 唱：友谊地久天长
武术表演：中国功夫
古筝合奏：春江花月夜
二胡独奏：赛马
诗歌朗诵：中日友谊代代相传 (用日语朗诵)
女子群舞：
才艺展示：(杂技类或魔术)
独舞：
日中学生游艺活动(内容暂定)
合唱：《歌唱祖国》
日中友好大合唱：日本歌曲《四季歌》
晚会结束晚餐休息
注：(晚会节目主持人：中方女生1名 。日方男生1名。配随团翻译1名(女)) 2005年2月13日全天游览东京内容：迪斯尼乐园、皇居、45层都厅展望台、秋叶原电
器街、浅草寺、银座繁华街、台场海湾新区等
2006年2月14日 横滨一日游上午入住温泉酒店，同时举行欢送仪式， 双方领导为此
次演出的优胜者颁奖。
• 注：奖品由日方独立监制提供，
• 获奖青少年将配合与协助电视台拍摄今后播出节目所需的内容。
• 此次活动将由北京天智无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旅游卫视联合制作播出.• 此次活动全程录像即将在旅游卫视黄金时段热放3个月。
2006年2月15日上午休息购物 。中午全体聚餐，双方小朋友合影留念，互赠纪念品。
下午组织前往成田机场，结束此次日本之旅。
十四、首届中日友善天使选拔赛电视专题片拍摄
主题：(待定)
构思：外景拍摄 演播室 现场拍摄访谈
时长：共8集每集30分钟
播出：中国教育电视台旅游卫视
两台机位 一台游动机位(拍摄花絮及全程跟踪拍摄)
十五、新闻发布会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间：2005年11月25日
媒体：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青年报
北京电视台 京华时报新华社每日电讯搜狐网站 新浪网站
北京青年报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 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日本的饮食与中国相同之处很多，但差异同样明显存在。从待客方式、菜肴的烹饪方法及见面时的问候语着手，可以分析出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因此，日本的饮食与中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比如，日本人和中国人饮食餐具基本相同，都是使用筷子、碗、盘子等。虽说现在许多人钟情于西餐，但传统的“日本料理”吃起来还必须使用筷予。其次，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待客都非常热情。古人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中国家庭，一旦来了佳宾高朋，采购、烹饪、陪客，忙煞主人。备料丰盛，做工精细I，烹调讲究“色、香、味”，待客力尽地主之宜。日本人接待客人也是充满诚意的， “不亦乐乎”与中国人不分上下，往往为了一顿饭，提前好多天向饭店预约，甚至开车带着客人跑到老远去用餐。
然而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又存在很大差异，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双方的待客方式及观念大相径庭
中国人待客，喜欢“宁剩勿少”，好像桌上饭菜剩得越多，越能显示出主人的盛情与美意。即使饭后桌上一大堆残羹剩饭，主人也还会再三表示歉意：“没有什么可吃的，真过意不去。”而日本人待客，“料理”(菜肴)的数量会恰到好处，既让客人吃饱，又不剩饭剩菜，否则会认为太浪费了。“料理”所用的材料讲究“新、奇、鲜”，并非全是“鱼肉荤腥”，而是荤素搭配，哪怕是自家长的一把不起眼的青菜，主人也会很自豪地向客人宣称“这是自家产的啊”;“ 这个菜很好吃呀”，以此表明待客之盛情。并且，日本人使用的餐具也有一番讲究，往往根据菜的种类选用不同的器皿，而且会在菜上放些花草增加自然感。此为差异之一
二、烹调方法有很大差异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属美昧型菜肴;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为营养型菜肴。中国菜分为多种菜系，并有“烧、炒、爆、煮、炸、蒸”等二十多种烹制方法，这是日本料理所望尘莫及的。
同本人喜爱清淡的口味，生食或把食物放入水中煮食为多，所以日本料理被称为“煮文化”。这种做法也许与日本水源充足、木材丰富有关。除此之外，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还有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
三、佳肴还需美酒配
中国的酒与茶同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所谓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中国人请客吃饭，除了准备丰盛的饭菜外，更是大设佳酿良液，劝酒畅饮，甚至逼酒，不醉不归，以示诚心。酒还另有妙用，烦劳一天，适量饮酒，便可化解疲劳，疏通筋脉。中国酒类之多冠盖四海，大致可分为白酒、黄酒、啤酒、果酒、料酒等，具体品种无以数计。单就名酒而言就不下300种。
日本酒类也不少，清酒闻名遐迩，从味道说，有甜辣两种;从等级说，有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大概都在15度上下。最有名的清酒有"大关"、"菊正宗"和"富久娘"等。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尤其在晚上，每天下班后，大都要喝一杯后再回家，直接回家的人也要在家喝一杯，而且往往与中国人一样边吃边喝;而不似西方人的有时不吃也喝，干喝不吃。许多日本公司的职员，每周要有三四天在外面喝到深夜，方才如倦鸟归巢;因此也才有了没有酒也便没有日本的现代化之说。但是，日本人不胜酒，喝的并不多，他们喜欢饮酒放歌，有时表现出日本人的豪放性格，有时流露出凄凄痛楚的浓厚民族色彩。酒的作用更表现在交易场上，饮酒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真正目的却在谈生意上。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吃的
观念在逐步改变。比如说过年请客，过去都在家里操办，如今大家图个省事喜欢去餐馆了，但是大吃大喝、不讲营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样既花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日本人的饭菜习惯以大米为主，配以蔬菜、鱼类、肉制品和牛奶等，形成一种较好的平衡。因此，有人把日本人的饮食称为“日本式饮食生活”，认为应该加以推广。看来，日本人的饮食无论从文明程度来说，还是从身体健康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内容摘要：
茶，本只是一种植物，可在中日的共同努力下，它脱离了本来的仅为植物，化身成为一个受到历史积淀，文化洗礼的东方居士，在它这儿有着特殊的东方特质，它起源于先秦，第一次繁荣在唐中期，并且东传日本。第二次繁荣于两宋，且点茶法传入日本最终千利休含笑自杀之后形成了抹茶道，与煎茶道共同构成了日本茶道，明清沏茶泡茶盛行之后中日两国茶文化分道扬镳，中国将茶作为可口饮料，而在日本则成为了生活艺术。 关键词：茶，交流，茶道，发展，艺术 正文：
说起茶文化首先应从茶来说，应当澄清，茶非茶文化。对于茶，它是一个具有局部特色的饮料，只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它才得以冲出局部走向全世界。
对于茶，一个从一开始就挂着东方名片的植物，对于它的应用从一开始就是东方的专利，应该注明的是，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对茶的认识，发展，以至于凝注成为茶文化都具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而茶文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传播、交流，同时又见证了两国历史的渊源，友好的往来。
首先，针对茶的起源来说，茶源自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被运用。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虽说那是传说，不足为据，但是在《华阳国志》中有记载说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已用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春秋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由此可知，茶最晚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已经得到使用，春秋时期被当做粥来食用，实际上中国有相当长时间内都在把茶当做食物来食用，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仍然食用茶叶，例如佤族、基诺族等。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却无这方面记载，最少以现在的历史研究来看中国出现茶要比日本早。
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可以看出：茶在中国一开始并非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药材彰显于世。除了这个传说之外，有精确史文记载的有：东汉时期神医华佗《食论》中记录“苦荼久食，益意思”，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录“茶治便脓血甚效”，陶弘景也曾记录“茶，好主眠”，在此可以看出茶作为药材在中国古代的广泛使用。此外，根据西汉《僮约》中记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以及《汉书·王褒传》记载：西汉时期成都已经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消费中心，成都人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饮茶还使用了专门的茶具。茶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被用作饮料，而四川成为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饮用中心，茶被当做商品来买卖，就不单单供农家自饮自食了，而是为它赋予了商品的职责，也就扩大了茶的受众，更多的文人墨客就可以接触到茶，并且在饮茶过程中产生广泛的思想情感，为茶赋予更多的内涵，茶文化开始慢慢积蓄而成。
东汉末年，划分三国。人们长期处于战乱，社会不安定，人们渴望有一个精神寄托，进而佛教传播兴盛。佛教讲求念经打坐参悟佛法，但有困神一直是他们的困扰。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茶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便深得佛教人士喜爱，特别是两晋南北朝佛教盛行时期，茶随着佛教的盛行而盛行开来。巴蜀文化中的茶文化在相互交流中逐渐传播到吴楚越几大文化系统中，但是国家不统一，南北方交流受到阻碍，南方茶文化已相当发达，但在北方却未获发展，直到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南北方文化交流频繁，南方的茶文化开始传入北方，但是一直到初唐时期茶在北方虽说有发展，但也没有普及，直到中唐时期，情况才有所改观，北方开始普及茶。以至于在在德宗李适之后“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这正是茶对中国北方百姓的影响写照，也正是在这时，茶文化才真的普及南北方。
日本是没有自生茶的，在中国引来，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茶是什么时候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呢?我们知道，徐福的传说，他在秦朝就带着3000童男童女，500技工，谷物种子，谷种各样的大陆文明来到了日本，由此也促进了日本文明的飞跃发展;史料也记载有5世纪自称秦始皇后裔的秦氏一族来到日本，六世纪朝鲜华裔王氏来到日本;南朝政权也曾派裁缝兄媛，弟媛到日本;专事佛教艺术的司马氏一族也来到日本，可是这些却没有给日本带来中国的茶文化，连一根茶叶也没有带去，甚至日本正仓院收集了九万多件文物，囊括武具，乐器，服装，佛像等很多类，可是唯一缺少的是茶，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反过头来看一下，中国茶直到中唐时期才在全国普及开来，而那徐福出海是在山东半岛，是中国北方与日本的交流，对南方的文化传播极少，正仓院在756年采集完成之时怕中国的茶还没有普及，在长安，江东地区很难采购到茶。一直到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之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再度兴盛，禅宗盛行，因而带动着茶叶盛行，茶文化兴盛，茶在南北方都普及开来。还有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大(至少是在茶文化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不能被我们遗忘，那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学专著，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学，它对中唐时期茶文化做出了很好地总结，也正是在茶经问世之后，茶成了全国普遍性的饮料。又伴随着这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在大唐带去了汉字书法艺术，服饰艺术，佛教禅宗，同这些紧密相连的就是茶文化，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同样被中国的茶文化深深吸引，由此日本从中国引进了茶。
唐朝时期，像白居易、刘禹锡、皮日休、杜牧、陆龟蒙等大文豪们都留下了丰富的茶文化的诗。这一时期，中日交流频繁，特别是日本留学僧人，例如圆载就与皮日休、陆龟蒙交往甚密，也正是由他们这些留学僧人将唐朝的茶文化带去日本，弘仁茶风也就在那些僧人、贵族之间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那三僧一天皇了吧，便是最澄和尚，空海和尚，永忠和尚，嵯峨天皇。正是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茶文化，同样也开辟了整个日本的茶道兴旺。
但是，好景不长，自公元607年小野妹子来隋之后287年的交流于公元894年截至。中日官方交流阻断了，同时中日官方茶文化交流也被阻断，但是却促起了中日民间交流。唐末时期，中国政局**，黄巢起义活跃，唐朝政治经济衰落，加之日本财政紧缩，无法支持遣唐学习，又考虑到民间商人可以为贵族带来奢侈品，因此就不再派遣唐使了，在此影响下，官方交流阻断，虽说仍有民间交流，但出于经济利益，对于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是极小的。
进入了五代，政局动荡，国家不统一，但是在沿海地区的后梁、吴越地区，出于具有优良的港口，它们与日本具有广泛的交流尤其是吴越，而且更有趣的是在这段时期内中日交往表现出吴越政权更加积极一些，而日本政府却表现出淡定的态势，与中国政权不冷不热，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日本不想被中国当时那混乱的政治所牵扯。而他们又想与中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以为王公贵族们提供中国的商品。在这样一种不冷不热，仅限于商船往来的时代里，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程度冷淡，这就自然而然的使日本的茶文化发展缓慢，使中日茶文化的交流陷于窘迫。
在中国的宋代是一个茶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具体来说，宋代出现了龙凤团茶、散茶以及点茶法，同时茶会茶宴斗茶等十分兴盛，像欧阳修、梅尧臣等文人墨客对龙凤差图案散茶等也做出了描述，把他们记入诗词，蔡襄《茶录》中记载“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对点茶法做出了详尽的描述，这些都能充分说明宋代茶文化的高度发展。然而处于与北宋同时期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末期这段时间内，茶文化却是处于“停滞”，这又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茶文化高度发达而日本茶文化却处于“停滞”呢?
这时期，中国的北宋时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而文人又是茶的享用者，也是茶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加之北宋皇帝的极力推崇，就像宋徽宗曾描述过龙凤团茶的品饮法，为了与民间饮茶区别开来，就限制了龙凤团茶的生产，这充分证明徽宗对于茶的特殊钟爱，由于皇帝的推动而茶文化急速发展。而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晚期是什么情况呢?最高统治者藤原氏对于茶的热情投入太少，中日文化交流冷淡，宋代产生的龙凤团茶并没有传入日本，没有像唐代那样直接影响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安晚期时代并没有像弘仁茶风那样有来华僧人将中国的种茶制茶饮茶方法带入日本。
但是，真的是停滞吗?虽然日本当时茶文化的发展相对与宋朝来说确实比较慢，但是呢，也并非是停滞，当时日本政权被外戚藤原氏控制，天皇家族逐渐成了傀儡，他们中的好多人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所以有些就去了寺院，由此日本茶文化的集中中心就从皇宫转移至寺院中，而在白河天皇将政权从藤原氏手中夺回之后，奉茶仪式等典仪茶在日本兴起，所以对那个时期并不能单纯的说是停滞。
南宋时期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日本这时平氏集团崛起，平氏集团很早就尝到中日交流的好处，所以在他执政起就迫不及待的将原来的私下贸易转为公开贸易，而南宋这时候正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所以中日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茶文化传入日本，而促成他发展的就是被称为日本茶祖的荣西，他来到中国学习禅宗，将南宋的禅和茶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而他的《吃茶养生记》被称为日本的《茶经》，荣西的茶文化直接传承的就是天台山茶史，一个可追溯到东汉的茶种植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政府以及荣西等僧人的推动下，中日茶文化交流频繁，促成两国茶文化繁荣，而日本则迎来了茶文化史第二次高潮。
可是，成吉思汗进入中原之后，元朝建立之后，中原原有的茶文化，煮茶，点差等很繁杂，中原文人们因家国丧灭，已经没有心情去细细品茶，进行繁杂的茶理了，所以原有那种繁杂的制茶术渐渐被抛弃，而转入较为简洁的沏茶，而这一阶段的饮茶就失去了前代那种欣赏世事的赏乐心情，而转为对家国破灭的悲伤情怀，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茶的主体开始转为散茶，但是同时像龙凤团茶这样的茶仍然存在，却是作为贡品存在着。这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是尴尬的，原因是中日官方没有交流，但日本在那时候是非常崇拜中国文化的，所以私下商品交流却是特别发达，这就使中国对茶文化的新发展可以通过私下商品交流传入日本。所以呢物品方面特别多，根据这个情况，又有些资料显示，日本在这个时期引进的中国的文化产品文物特别多，而茶文化本身却发展不太明显，不过，总体来说，从南宋到元末这个时期中日交流频繁，文化发展迅速，日本茶文化迎来再次高潮。
在明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事情，那就是汉族人再次统治中国，然而那种繁琐复杂的唐宋茶理却没有的以恢复，更有甚者，连那作为贡品的龙凤团茶也给慢慢取消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追本溯源还是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农民出身，深知茶农采茶不易，便取消团茶，而是炒青绿茶，它呢成本低，因此也就使茶真正进入平常百姓家。然而，那是一个奇葩的时代，就注定日本也有了奇葩事情出现，那便是从中唐一直追随学习中国茶文化的日本，在中国那种沏茶为主的时代当中开始与中国茶文化分道扬镳，他们就一直沿用了荣西传入日本的蒸青绿茶点饮法，放弃学习明朝的炒青绿茶，直至千利休切腹之日起，日本茶道最终形成，在它出生之日起就为茶道赋予了一个神圣的内涵。也正是千利休开创那样一个茶道，后世就完全原封不动的保持400多年，保留的不仅是那种仪式，更是千利休那种精神。
在清代，算得上是一个茶道定格的时代，清朝时期，海禁闭关，日本幕府统治也是同样，所以中日之间官方交流极少，民间交流也不多，所以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是极少的，但在康熙年间，开放了宁波、云台山、漳州、澳门等几个对外开放城市。也就是这样，福建的功夫茶得以传入日本，除此之外就是中日两国茶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清末时期中国境内由于茶的嫩度增加，以至于最后煎茶淡化，转为泡茶，这就是中国现代泡茶茶叶繁多，煎茶极少的原因，也正是泡茶多，但是制作工艺并不繁杂，由此，中国茶分散性极大，寻常百姓几乎家家必备茶。可日本在千利休切腹之后，一直受到千利休那种茶道的牵引，不肯放弃那种精神，所以那种复杂的茶道保留下来，同时，日本茶道形成了两种，一种是以两宋时期点茶为基准的抹茶道，另一种就形成了以煎茶为基点的煎茶道，参与者也非常广泛，所以就在茶道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现在说到茶道也基本就是抹茶道了。
参考文献：
《食论》华佗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 《茶经》陆羽 《茶录》蔡襄
《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滕军 《茶之书》冈仓天心
浅谈中日文化对比
中日文化对比课程
任课教师：段克勤
姓名：于悦
班级 ：人资10-1
学号：100684128
浅谈中日文化对比
摘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正因为这得天独厚的便利，自古以来两国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中日两国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由此打造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中日文化差异社会艺术价值观饮食
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众所周知有着许多共有的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土全球第二的超级大国，自然有着与被包围在汪洋大海中的日本岛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价值观、社会、宗教、艺术、饮食等。
一、中日饮食文化对比
“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如此联系紧密的两个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
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海两边的两个国家，饮食上那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饮食工具是至关重要的，筷子与碗、盘就摆在了头等的位置，每餐正式开始以前，筷子与碗、盘必须首先提前放在用餐者的面前，这在中国与日本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一般除了筷子以外，还有汤匙，而日本只用筷子，除了在吃西餐喝汤时用汤匙之外。
在主食方面，就当下情况来讲，中日都是以谷物为主，不像西方那样依靠肉类食品和乳制食品，中国南方主要是大米，这与日本是毫无二致的，当然，中国北方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如小麦，豆类，小米。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饮食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是都重视在饭后送上一杯茶，以助于消化，当然，主客也可以借着这个空当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
但是，中日饮食文化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的每一道菜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烹调，原料往往要经过煎煮炒炸卤炖等多到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在这一系列程序中原料得以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而日本，相比之下是更加注重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是最好的选择，而这在在国人眼中是难以接受的。
此外，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日本菜的最大特点是生鲜海食，当然，中国人也吃鱼。而在吃鱼这一方面，中日还是有差异的，日本临海，主要依靠的是海鱼，而中国大陆水域宽广，依靠的主要是淡水鱼。
酒文化是中日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提起“喝酒”就会想到“敬酒“，而中国人很爱敬酒，似乎要把对方灌倒了才够意思;在日本也有灌酒一说，但是那只是些小青年干的事，一般对方表示推辞也就适可而止了。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而日本菜讲究色形味。日本菜肴偏淡，但是很注重形，所以说吃日本菜是用眼睛吃的。
二、中日文化价值观念对比
2.1 对神灵的信奉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1)涉成园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2)仁王堂/清凉寺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3)源光庵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4)曼殊院门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5)化野念佛寺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6)贵船神社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虔诚,但也敬畏着.先前提到在涉成园的源融,同样在京都地区还隐藏着这样个传说:被亲夫抛弃,转嫁后又遭人虐待致死,嗣后以其遭死的手段报复仇人,并且以后每年的雷雨夜,彼岸花盛开时会来人间寻求自己流产的孩子的"阿条小姐"(お しの さま),注意对她的称呼,由此可见大和民族对"神灵"的十足之敬畏.这一点,也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体现。
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一莲托生,强调众生平等,排除特异;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
2.2 价值差异
由于和日本的社会性质不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也完全迥异.中国由于过去特殊的历史
原因,丢失了很多民族特有的价值取向,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吸收西方文化后诞生一种融合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人在全面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对新鲜事物有了很强的学习欲,个性开放指数也比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同时必须提醒的是由于之前的历史原因,中国人的性格中同时掺杂着传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综上,造成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不稳定和易动摇.如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热","股票热",在这一系列的积极背后,同样必须承认它们给人带来的盲目,主见差的危害.而这些-----盲目地追求、不强的判断力,是中国人价值取向里不能予以肯定的地方。
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坚忍的民族,这一点促成了他们在科技,艺术里较多领域的繁盛.同时也造成他们民族性格里的残暴气质.二战时成为法西斯三国之一与这脱不了干系.至于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比较"纯".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举,一切归零.也许在很长的美国管辖时间里,他们遭受着文化侵略.但是,这样的文化清洗同时也是使之脱胎换骨.日本的文化,由于战后的历史,使其在本身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得到了更强有力的血液.甚至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兼并下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因此日本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地域窄小的日本要想不被挤压出资本主义的大客车,只有积极,进步,强大。
三、中日艺术创作对比
3.1 艺术创作力的差异
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在文化上享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诗词,早凭汉语独有的韵律在世界
诗词界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另外,中国的五声音阶,早已被世界证明她和任何一种音阶相比都无逊色之处(当然任何一种音阶都是同样伟大的.).中国的哲学,虽然烙上了很深的封建烙印,却仍凭其精深之剖理,得
以和希腊哲学,德国的哲学齐名.
相形之下,两国文化底蕴的差距显而易见.日本固然有茶道,花道,浮士绘等国粹,然而和中国相比确实逊色些。值得关注的是现代,两国在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艺术创作力,只是表明一些差异,而因其表示的艺术个性维度不同难以比较出高下.中国的艺术创作比较大一统,鲜有灵气的作品.层观摩过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作品,实在不敢恭维.在现今的一些先锋艺术领域里,WEB视觉,多媒体视觉领域里也尚未有大建树。而日本呢?
日本.不可否认,在动画领域一直保持其花魁的地位.日本的动画产业,之所以成功,创意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日语的非国际化是日本电影出口的一大缺点，但是动画具有轻语言而重表现的特点,容易让人理解.另外,动画电影拍摄的是一张一张的图片,所以任何题材都可以自由地运用.在动画片中,不仅仅是日本,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舞台,一切人物都可以成为主人公.活用了动画与生俱来的特点———“无国籍性”,使得日本动画的出口竞争力大增.反观中国的艺术家门,却少了份创新意识和竞争精神.中国的动画片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以及70年代末的《哪吒闹海》等,均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国际上甚至将中国动画片统称为“中国学派”.“日本动画制作者联盟”曾在1959年和1960年两次组团赴中国,考察中国动画片艺术而后来,缺少原动力的关系,使得在这一领域失去了竞争力.非常地遗憾。同样地,在先锋艺术领域,日本也是在懵懂阶段.鲜有出色作品问世.由于先锋艺术(多为视觉艺术),转至了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倾向,所以对于2国的这一领域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机会还是平等的.总的来说,现代,2国只有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而无绝对的好坏差距.。
3.2 艺术创作取向的差异
两国在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只是说了内因----民族个性差异.而在外因-----社会体系,价值体系等等的影响下,已经造成了两国几乎相反的艺术取向。中国的宗教神话有些和基督教类似.而基督教最大的教义就是削除异端(突出事物),建立平等(人人平庸).这些是由民族个性引起,而民族个性再次艺术创作的取向.
和基督教一样,中国的文艺,也是反对黑暗的事物,反对杀生和荒谬的;而日本的文艺,由于其更为开放的思想,而,毫无顾忌地将忧郁,悲观,甚而绝望等人类负面情绪(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之神)容入艺术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文艺作品很病态而中国的文艺作品很平淡,很苍白的原因.当然,这些"忧郁,荒谬,绝望,病态,平淡,苍白",都是综观整个世界的艺术创作的各个角落得出一个不成数据的参数借以比较下中日两国的差异而已.。
四、中日社会风景对比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日本是一番景象,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家庭说开.日本很开放,但日本也很保守.日本至今都很保守-----在女权束缚的弊病下.日本至今保
留着妇随夫姓的习惯,而且日本非常保守的那些女子(大和抚子),对于丈夫之恭敬只能以乖戾视之.对于
自己的丈夫,甚至于临睡前上妆,房事时仍带着尊敬称呼.在日本女性结婚后一般就失去自己的工作.而且这种"失去"还往往是带着主动的倾向.就算开放些的女子,在结婚后也从此消失在"工蜂"的舞台,一心尽为妻为母的职责.这和新中国成立前非常相似.而且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被肯定,并作为旧习废除了.在现今中国,这样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是的,在中国,也许在农村,在台湾地区,还有此般现象.但是,远远不成风气,更不及日本这般"普及"。
日本是勤劳的国家.被世界喻为"蜜蜂".但每一只勤劳的工蜂在周末都会卸下AMANI,走进各式娱乐场所,痛快地度过周末,翌日认真的工作,会工作,也会玩.中国的大环境却不似这般"友善".。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
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
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
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
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
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
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 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 (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
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 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 (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 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 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 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 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 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 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
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 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 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 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
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 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 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
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 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 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 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 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 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
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 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 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 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 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 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 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 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 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 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 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 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 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 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 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
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 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 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
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 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
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 俊良父子外，被他让
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 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 (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 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 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 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 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 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 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 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 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 《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 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 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 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 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 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 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 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 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 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 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 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 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 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 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
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 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 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 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 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 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 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 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 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 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 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 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 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 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 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 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尝试，独能受
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 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 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
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 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 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 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 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 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 授给每一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 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 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 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 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 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 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 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 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 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
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
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 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
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 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
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
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 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 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
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 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1926年夏，日本岩本薰(当时六段)、小杉丁(当时三段)访华。8 月20 日，岩本薰在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福建籍少年吴泉对局，先由岩 本让吴三子，吴胜;又改让二子，吴仅负一目。吴少年感觉非凡，他的出现， 引起日本棋家的关注。三天后，岩本薰又与青年棋手刘棣怀对局于李宅，刘在 被让二子的条件下中盘获胜，他的棋艺也得到日本棋家的好评。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特地和吴泉少年对弈，先下二局， 让吴二子，井上孝平都因形势被动，被迫封局。至此，井上毅然决定改为让吴 泉先。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弈137 手，井上已明显劣势，再次被迫封局;第 二局于11月25日弈于李律阁宅，吴泉快胜;第三局于11月29日弈于张伯驹宅， 井上全力奋战，方始获胜。
井上孝平离北京后，又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让王子晏“先二”下了三局， 井上二负一胜。
井上孝平返日后，对中国吴少年的才华，广为宣扬，引起日本棋界的普遍 重视。当时旅京日本侨民山崎有民特将棋谱转寄给濑越宪作(当时七段)，濑 越阅后，认为这位中国少年具有罕见的才能，应及早给予培养。
1928年秋，濑越派遣弟子桥本宇太郎(当时四段)前来北京再次试探吴泉 棋力。吴少年受先连胜两局。同年10月，由于国内外人士努力，吴少年得以东 渡日本。他在日本一鸣惊人，在“大手合”中成绩辉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 的大国手吴清源。吴清源虽成长于日本，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智慧、 有能力攀登世界围棋艺术的高峰。
1929年7 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与潘朗东、张澹如、王子 晏、吴祥麟、杨寿生等对弈于张澹如寓所。其中王子晏(先)对桥本宇太郎四 段的一局，连弈了三天，耗时15小时以上，几经反复，巧成和棋。濑越称赞王 子晏是中国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同年，旅京的山崎有民又向日本推荐一名9 岁的北京少年胡沛泉，后未能 成行。
1930年，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访问上海，与刘棣怀、 王子晏等对局。
同年7 至8 月，日本小杉丁(当时四段)、筱原正美(当时四段)来上海、 苏州访问，与魏海鸿、刘棣怀、潘朗东、吴祥麟、张澹如、江东皓等中国一流 棋手弈于上海张澹如宅。其中小杉丁对魏海鸿(魏先，胜一子)、筱原正美对 刘棣怀(刘先，和棋)、对陈藻藩(陈先，负三子)等局，都连续两次封局， 方告终局。由此可见，每一盘棋双方都殚思竭虑，经过激烈争夺，始见分晓。 日本四段棋手轻取中国棋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在上海出场的中
国棋手比过去充实、齐整。棋艺水平与20年前的国手相比，约提高了二子。并 且还可由此看出，中国围棋活动的中心，正渐渐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了。
1931年，日本女棋手增渊寿子(当时三段，坂田荣男九段之师)来华访问， 让中国少年棋手胡沛泉三子，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负责人秋山虎雄寓所。增渊 寿子除负刘棣怀外，在沪成绩较为出色。
1934年5 月至8 月，以创造围棋“新布局法”而闻名遐迩的吴清源(当时 五段)、木谷实(当时六段)联袂来访。同行者有日本棋院编辑长安永一(当 时四段)和田冈敬一。他们先手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国内 名手雷溥华、顾水如、刘棣怀、伊耀卿、魏海鸿、崔云趾、张澹如、张恒甫、 潘朗东、王幼宸、沈君迁等纷纷前来对弈。吴、木谷在日本已是出类拔萃的青 年高手，棋艺远非一般
五、六段可比。我国棋手与安永、田冈两位尚可周旋， 与吴、木谷受先，则无法抗衡(顾水如、刘棣怀曾战胜安永一，但我国棋手与 吴、木谷受先全部皆负，在让二子条件下魏海鸿曾胜木谷一局)。
当吴、木谷来到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赶来，邀请他们去无锡 下指导棋。当地名手薛寿萱、薛汇东被让三子，均告败北。后又合下联棋一局 以资纪念，刊于当时的《锡报》。
其时，年迈的段祺瑞已移居上海，曾与吴清源会见并对弈。由于段氏在执 政期间赏识吴清源的才能，给予吴家经济援助，因此吴清源有意退让，使段受 先得以小胜(据吴说，与段弈二局，各胜一局)，段氏深为动容。当他获知吴 清源在日本棋坛声誉日隆，且有可能加入日本国籍时，便一心想再将吴清源召 回中国。未几，段祺瑞借到庐山疗养的机会，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向 蒋建议提倡围棋、发扬“国粹”，召回在日本的吴清源，否则中国围棋将愈弱。 蒋介石听了只是口头敷衍一番，而并无举动，此事遂成泡影。
这里介绍两位棋手。其一是魏海鸿与木谷实在沪的对局。魏海鸿，汉口人， 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间交流棋艺，青年时成长为第一流棋手，与顾水如、刘棣 怀、陈藻藩同称为棋界四家，1943年曾在沪战胜日本上田一郎四段，1955年获 上海围棋友谊赛甲组第一名，后入上海棋社工作。另一是雷溥华，北京名手， 其兄永锡、葆申均有弈名，而溥华尤胜。20年代，他与少年时的吴清源时常对 弈。雷在布局、实战方面，皆有独到之长，被视为北方棋坛巨擘。日本棋院曾 赠予四段称号。中年后，健康情况欠佳，一度皈依佛法，遂多观战而少对弈。 解放后曾担任围棋教练，为著名棋手聂卫平的启蒙师之一。“文革”期间去世。
吴、木谷一行这次来访，在我国棋界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棋手在这 次棋艺交流中，成绩逊色。分析失利原因，大体如下：从吴、木谷当时在日本 战绩来看，他们实际上已代表日本第一流水平，相比之下，我国棋手确实存在 着很大差距。其次，吴清源在1933和1934年间，曾采用震惊棋坛的“三。
三、 星、天元”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对垒，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局曾为多种报刊转载， 喧传一时，我国棋手慑于这两位棋艺开拓者的声名，对弈时显然信心不足。另 外，吴、木谷是新布局的创造人。此种独具异彩的布局，构思奇特，气势宏大。
而我国棋手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只知一味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交锋未久，即觉处处碍手，反不如“旧布局”应用得驾轻就熟。但不论主客观 原因如何，就从历年中日棋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判定：直到解放前夕， 我国还没有棋手能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棋艺水平，中国棋手还没有具备冲击日 本第一流棋手的实力。
1935年，我国张恒甫、过惕生、宋温善等青年棋手曾分别与日本小玉仓之 助、浅野文太郎、八重田弥吉等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这时双方的下法都带有 “新布局”色彩。
同年，本因坊秀哉一行访问台湾，因此时台湾尚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故 从略。
以上仅是举其重要者而言，笔者囿于见闻，必多遗漏。当时我国重要城市 日本人俱乐部的围棋活动，概未编入，但仅此已足觇直至抗战前夕，双方棋手 间的交往仍相当频繁。
我国围棋水平的逐步提高，不能离开广大棋艺爱好者的有力支持，回顾30 年代中期，各地中、小型及私家棋会都在人力、物力十分单薄的条件下活动着， 如北京有“中国围棋研究会”、“四宜轩棋社”，上海有“上海弈社”、“中 国围棋会”、“幽风弈社”、“听秋弈社”，汉口有“中华围棋会”，无锡有 “无锡围棋社”，南京有“公余联欢社”，并准备筹办“首都弈社”，甚至连 中小城市如蚌埠等地区也在筹建棋会，它们在报刊上互通省气、彼此嘤求，古 老的围棋艺术以它来自人民的生命力，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到处茁发新芽。
1937年，上海《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远居日本的吴清源也不时投寄棋稿， 给予支持。其时，吴对年仅11岁的我国少年棋手邵继濂的棋艺才能表示赏识。
同年春，日本井上孝平(当时六段)再次应邀前来上海。不料行至长崎， 便因病不前。于是上海棋艺爱好者又通过在沪的日本人俱乐部向另一位日本新 秀藤泽库之助四段(即后来的藤泽朋斋九段)发出了邀请，一切进行得都很顺 当。可是，7 月7 日，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芦沟桥事变，抗战烽火顿时遍及长城 内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 驱入战争深渊，中日两国的围棋事业都受到了摧残。我国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 瓦解，有才华的棋手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厄运，例如当时被公认为有希望的 我国青年棋手宋温善，就在避难川东时，因意外事故溺水身亡。在日本，一些 专业棋手也被强征入伍，卷入战争，日本最有影响的围棋杂志《棋道》也被迫 停刊近二年，旧日本棋院则在一片轰炸声中化为灰烬;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在 广岛进行日本第三期本因坊战决赛对局时，恰逢美机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因 对局场所移在郊外而幸免于难。....凡此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在此亦难以尽 述。
在我国沦陷地区青岛、上海、开封、汉口等处也曾先后出现过一些零星的 围棋组织，其中有两个用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其一是1941年在所谓
“满洲国”搞了个“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并举办过“全 满洲围棋选手权战”等比赛，棋院的理事长、理事、监事10余名全部由日本人 包办，可见与正常的文化艺术交流已截然不同。另一个是1943年在伪“华北临 时政府”搞了个“华北棋道院”，利用早年曾一度爱好围棋，但此时已堕落为 汉奸头子的王克敏(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挂名为棋院“总裁”，在全国人民 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里，这种为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 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棋手仍未完全切断联系。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 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宇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 (当时四段)等一行六人前来上海、南京访问，这是抗战时期颇为重要的一次 围棋交流。
10月11日，日本棋手会合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 中国名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吴浣(吴清源之兄)、董文渊、朱郇膏等 六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小时，仅有二局结束，由此可见双方对比赛重视 的程度。在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竟利用两个相对空角，一连走了近三十 步的“模仿棋”，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吴清源让王优宸二子之局，弈了 6 小时仅下七十着，吴氏思路敏捷、着子较快，相比之下，王优宸则极其慎重， 他的“长考”因此出了名。
16日，日本棋手离上海来到南京，此时聚集南京的还有北京棋手金亚贤、 邵继濂(邵继铮之弟)、王德深，他们与当地棋手联合迎战，结果在两场十一 局的竞赛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外，其余均告失利(打挂两局)。此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围棋水平与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南京交流中引人 注目的当推青年棋手邵继濂，邵当时年方十七岁，是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 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局均受二子，日本棋家评论他的棋有天禀亦有俗着，倘能 精心磨砺，可成大器，曾建议他赴日深造。但后来邵氏作出了放弃弈技、专攻 学业的抉择，在棋坛从此湮没无闻。
这次濑越、吴清源等来访，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吴清源已成长为举世瞩 目的第一高手，以他的成就，足以激起沦陷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 在受到了热烈欢迎。另外，凡这次正式上场对局的我国棋手都被分别授予段位， 是历来我国棋手被授予日本棋院段位证书最多的一次(1919年本因坊秀哉来访 时，曾授予段位，因历年久远，除顾水如、段俊良等获得段位外，其余难以详 明。1926年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曾受日本棋院三段证书)。据统计，这次 中国知名棋手被授予段位者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
(以上六人在日本棋手来华前，已确定要授予四段。此时刘、顾不
在沪、宁，张、王因病已不常对局。)
三段：王幼宸、陈藻藩、金亚贤、邵继濂、吴浣。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王德深、范德民、陆曙轮、伏子仙。
由于此后中日围棋正式交往中断近20年，所以直至50年代中期，我国国内 仍常以这次段位获得者作为比较棋力的某种“尺度”，用以衡量其他棋手所达 到的棋艺等级，可知影响不小。
1942年10月下旬，日本棋手由南京返回上海，10月29日，中日十二名棋手 聚于上海魏家花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棋。当时按水平分为两组，由濑 越宪作、王子晏、桥本宇太郎、王幼宸、上田一郎、董文渊执白，顾水如、吴 清源、陈藻藩、井上一郎、朱郇膏、仲田见组执黑，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 各组配合相当默契，尽量让“主将”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全局竞争剧烈，波澜 迭起。在旁观战者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直至晚上8 时，仍久久不肯散去。11 月4 日，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又到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消息传开后， 入场券争购一空，会场里座无虚席，欣赏两位棋家的高超技艺。直至10年以后， 担任此局解说的濑越在回忆中仍写下：“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 余地。”此情此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3年间，魏海鸿、王幼宸曾战胜在上海的日本上田一郎四段。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形成的民族隔 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战后双方经济、文化事业遭严重破坏，亟待重建，国民 党反动政府又挑起了新的内战等因素，中日围棋交流一时中断。迄今笔者尚未 发现1945年至1949年间有围棋交流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围棋艺术获得新生，在旧中国中日围 棋交流中积累了经验的老一辈棋手也贡献出他们的余热，为祖国培育出一代新 人。
自1950年10月开始，上海、南京等地棋艺爱好者主动筹款编印《围棋纪录》 刊物(由胡沛泉主编)，因可观条件所限，只能油印发行，每期印数仅二百份， 但它前后持续7 年，流传遍及全国各围棋重点省市。在日本进口棋谱十分稀少， 而《围棋》月刊尚未创刊之前，《纪录》成了我国棋手了解国内外棋坛动态的 一个主要“窗口”，不少日本重要棋战对局都转载于此刊物上。
1953年6 月，在首都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该社发行了由著名人士李济 深题名的《围棋艺术的新认识》的小册子，建议将全国各地棋手(以青少年为 主)集中起来，集体钻研，相互竞赛，以促进棋艺的提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赶上日本和超过它，都是绝对可能的事。”
5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访日期间，会见了全盛时期 的吴清源九段，吴先生十分关心中国围棋事业，探询了国内青少年棋手成长的 情况。梅先生返国后，即委托许姬传先生走访上海围棋家顾水如先生，就此作 深入了解。
1960年，在陈毅同志和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以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 长，包括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等著名棋手在内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应 邀来我国访问，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从此，中日围棋交 流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此时濑越团长已年逾古稀，他战后就任日本棋院理事长，是吴清源、桥本 宇太郎的老师，在棋界德高望重，他的名著《濑越围棋读本》流行于世界，对 围棋普及提高广有影响。濑越已前后四次访问我国，每次归国后都撰有访华文 章，是对旧中国棋界动态十分熟悉的前辈。
桥本此时是第三次来访，他强于记忆，刚下车便认出了许多阔别近20年的 棋友....
此后历次中日围棋交流的情况，当时《围棋》月刊均有介绍，兹不赘述。
今天，前辈棋手们长期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国青年棋手 在历次中日围棋友谊赛中，成绩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棋艺才华，在 他们身上，寄托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希望。
中日围棋对抗时期已经逐渐展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摘要：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都是东方文化的奇葩 ,在世界文明史上 ,各显风彩、引人深思。世界的茶道源于中国，打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嗅到茶香。如今，茶夷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日本人的饮茶习惯形成于8世纪左右，可以说，日本的茶道文化是沿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来的。茶道是种生活礼仪，是一种精神修养的体现。
关键词: 饮茶， 茶道研究，茶道思想，发展历史，精神 引言
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上文明的茶道国家。虽说茶道都是两国文明的一方面，但是在茶道上也存在着一些的文化差异。以下是本人对于两国茶道方面的看法。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世界的茶道源于中国，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所以对茶道的解释自古以来也是见仁见智的。大体来说，茶道是以沏茶、品茶为手段，用以联络感情且富有艺术性，礼节性的一种独特活动。与艺术、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相比，茶道艺术有许多特殊性。第一，茶道是通过人的眼、耳、舌、鼻、身来同时感受的，茶道艺术中有色、有声、有香、有味、有触感。比如在茶事进程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色艺术品，可以从风声，雨声，点茶时的水声，主人走动时有节奏的脚步声中体会茶的意境可以闻到花香、茶香和香炉中发出的香气，可以尝到美味的食物，可以把你欣赏的任何一件茶道具拿在手里抚摸。第二，茶道艺术试图包罗万象，并使之艺术化。茶道把山川风月、春夏秋冬、花草虫鸟、历史文学等等都包容进四小时的茶事之中。第三，茶道艺术不是由个人或单方面独自完成的。它要求参加茶事的客人一起参加表演，客人的举止和对茶道的修养程度直接关系到茶道是否成功。最后，第四个特殊性是，茶道艺术是无形的，但又是永久性的。中国的茶道文化的形成有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主要为以下几个时期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而相比之下，日本茶道的起步相对晚很多。在公元8世纪，也就是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绿茶传入了日本。在《茶道入门》中记载道，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当时的茶是由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来的，非常珍贵。同时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带回日本。不过，品茶只限于寺院内，并未推广到民间。平安时代，日本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 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兴起品茶风，带头人是曾经留学中国的禅师荣西。1191年，他亲自种茶，还把茶种送给京都高僧明惠上人，明惠把茶种种在栂尾山上，后来这成为日本闻名遐迩的“栂尾茶”。荣西研究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他把此书献给镰仓幕府，上层阶级开始爱好饮茶，随后，日本举国上下都盛行饮茶之风 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也是从镰仓时代开始的。 1 4世纪室町时代以后，茶树的栽种已普及起来。把饮茶仪式引入日本的是大应国师，后有一休和尚。品茗大师村田珠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饮茶礼仪，创造了更为典雅的品茗形式，他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后来茶道又不断得以完善，并作为一种品茗艺术流传于世。
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是在16世纪后期由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的。他继承了前辈创制的苦涩茶，在环境幽雅的地方建筑茶室，讲究茶具的“名器之美”。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主张茶室的简洁化，庭园的创意化，茶碗小巧，木竹互用，形成独具风格的“千家流”茶法。
1591年，千利休被武将丰臣秀吉逼迫自杀，他的技艺由其孙子继承下来。到江户时代，建立了“家元制度”，使茶道“传宗接代，不出祖流”。这期间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以里千家最有名，弟子最多，另外还有表千家，宗宋、石川、织部等流派。虽然各派都有自己的规矩和做法，但各派之间互相学习，和谐共处。 概括来说日本茶道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饮法影响的平安时代，其次是受宋朝末期的茶冲饮法影响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最后则是受明朝的叶茶泡饮法的江户时代。其中第二个时期是茶道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但茶道的成熟期则在第三个时期。那时茶道普及到了各个阶层，茶道内部也分出许多流派，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从茶道的发展历史相比来看，中国茶道的发展比其日本来讲更为久远。但在现在的日本，茶道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次就是茶道精神的比较，茶道精神是茶道的根本所在，虽然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而中国茶道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统一,其精神是“廉美清和敬”,即指清廉俭朴､平和快乐､清澄寂静､真诚处世､敬爱待人｡
儒家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最大｡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认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要求中庸处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格调是中国茶道的主调,儒家的道德和礼仪为茶道提供了茶礼｡
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它历来推祟饮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同时,随着佛教的发达,唐代僧人煮饮天下,世人争相仿效,于是饮茶之风盛行民间｡还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扬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延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茶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美学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将饮茶习俗和优良茶种传入日本的是遣唐僧人, 茶文化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一些高僧,并且从日本茶道产生到完成,起关键作用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人也是禅宗的信奉者｡因此,从日本茶文化的开始直至茶道的完成都与佛有着不解之缘,日本茶道主要受禅宗的影响｡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禅宗“慈悲善良,温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刚般若经》的“如如不动”教义｡“敬”指敬爱之心,这与禅宗教义“二部四众､平等互重”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净,它源于禅宗“六根清净”｡“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
日本茶道还讲究“一期一会”的心境｡它源自于佛教的无常观,是指世事无常｡既然没有一样事物是保持不变的,那么人与人的每一次交会也是绝无仅有的,茶事活动亦如此｡只要还原自我,怀着只此一次的信念,无造作､无杂念地投入,就能从紧促短暂的茶事中获得无限的自由｡茶道中还有数寄屋､石缸､茶碗等许多不规则物体,这是因为茶道界以“不对称､不重复､绝无仅有､变化等”为美,如事物太过于正规匀称,则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不完整､富有变化(无常)才更有情趣｡这种审美意识源自以“无常”为美的禅宗美学观,禅宗强调追求完美的过程超过完美本身,让每个人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想像力,完善那些不完美的事物,才能得到美的极致,因此有意地避免用完整来表达完美｡日本茶道的主流派有〞千利休〞与〞三千家〞
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是茶禅一味｡禅门认为,喝茶､坐禅都是平凡事,如能在平凡事中找到真实,则表示心已被启发｡例如:日本茶道有单饮和轮饮两种饮茶形式｡单饮是指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轮饮是指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不管哪种形式,日语都称之为“お茶を一杯 む”｡“竹田默雷禅师说:„若一碗茶让众人轮流喝,可有说不尽的禅味｡‟他认为一碗茶轮流喝与„经行‟(诵经行走)具有同样的情趣,茶道的奥妙是无法之法,妙在乱中有序”可见,日本茶道已经脱离了饮茶概念,成为了一种无茶亦可的禅宗修行的新形式｡
总的来说，中日茶道都是取茶的清心、静气、养神、助智等健康向上的精义。两者之间有颇深的渊源。而说到区别，则有以下几点：
1.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互为补充、绝少抵触，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能做出宏篇大论。而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表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充分贯彻了儒家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标准。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主张“和、敬、清、寂”，公开申明“茶禅一位”，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2.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而中国茶文化则更崇尚自然、随和之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但其“四规”、“七则”似过于拘重形式，很难让人感受到畅快自然。中国茶文化最初是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的，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的神仙世界颇有渊源，它在艺术层面上强调自然与美学精神，很容易让人感到和谐统一。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便道而无道，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故而说起茶道，往往仍首推日本。
3.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层次较广;而日本茶文化则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便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茶”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而各个民间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不难看出两国的茶道虽然有一定的继承，但各有不通。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机地融入,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礼”､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实质,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和一､和谐统一的特色,中国茶道是无愧于世界文明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与之相比,日本茶道一开始就是重禅宗精神,已经升华到宗教哲学高度,成为了一种生活禅｡所以它有一套严密复杂的仪式;茶人也都是修禅之人;其目的已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道,它是“禅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禅的活动”｡在中日文化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在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对日本茶道认真探究,彼此不断地互相学习,使中日茶道向更深远､更广泛的方面发展｡分别在发展史及精神方面做了一定的介绍，自己也从此对中日茶道有了一定的认识，希望中日两国继续将古人的茶道文化发扬。
1参考文献《茶道会馆》《中茶文化》2001年 2.编著者姓名章鱼《文化月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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