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行为经济学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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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ourists’ Behaviors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LI Bin， YANG Xiao-xi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Key words: behavioral economics; tourists’ behaviors; prospect theory; mental account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李 斌 杨晓霞
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中的双自我模型、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对体育消费行为特点及产生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调整体育消费者的心理账户结构以扩大体育消费、规避消费风险，增加体育消费行为的确定性和改变体育消费者的消费预期等建议。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 消费特点 双自我模型 前景理论 心理账户理论
随着国发2014[46]文件的颁布，各项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具体政策措施实施，促进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使体育消费者的体育消费行为在人们的生活消费中占据的位置呈扩大趋势。体育消费是体育消费者在其消费构成中专门用于提高生活质量、优化个人生活方式和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主要手段，是实现我国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2]。体育消费行为指体育消费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支付货币等方式用于体育消费支出的各种经济活动，主要涵盖参与体育活动本体付出的精力、时间和金钱等[3]。体育消费是拉动我国体育产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受不良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导致体育消费水平不高、体育消费需求偏低、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出现，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及相关行业可持续发展[4]。因此，扩大内需，刺激体育消费是我国体育产业经济理论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由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产生的学科，是以不完全理性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假设为前提，对社会经济市场中的商品价格、社会投资及个人储蓄变动等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行为经济学主要将心理学相关理论引入经济学领域，加强经济学对社会生活中具体经济现象的解读能力，核心是为理性的经济分析提供心理学理论支撑，继而拓宽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从而使经济理论对实际经济现象的预期更为正确、制定促进消费行为的针对性政策更为科学有效[5]。体育消费被称做拉动体育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体育消费能力的大小与国家经济生活水平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6]，其对体育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体育消费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2.体育消费行为特点
2.1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率偏低。
在我国，体育消费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为2.68%，排在所有生活消费支出的第8位，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体育消费比重却相对较高，以美国为例，其体育消费大概在20%左右，每支出的100美元中就有20美元被用于体育消费[7]。对长三角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内容进行实际调查，发现体育消费结构出现失衡，实物性体和服务性体育消费为其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比例分别高达103.8和48.9%（多选）之多，与西方发达消费内容结构明显不符[8]。
2.2对未来确定性预期下降促使谨慎动机加强。
体育消费者进行各项实际体育消费决策时，自身预算约束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这就自然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产生紧密联系。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缺口的预期，其中以针对未来支出确定性的预期为重。消费者是否进行当前体育消费和具体消费金额以对未来支出和收入的确定性预期为参考依据。当体育消费者对未来的确定性预期下降时，其谨慎动机自然而然就会加强，那么体育消费者便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对当前体育消费进行缩减。
2.3体育消费行为理性化程度提高。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民对体育健身活动的本质及功能都有清晰的认识，体育消费观念逐渐得到改善。在体育消费者对选择合适的体育消费产品有一定了解后，面对各种体育消费产品时，对于如何抉择，大部分体育消费者都能以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为依据，从而进行理性化体育消费。
3.体育消费行为特点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3.1双自我模型与体育消费行为的分析。
3.1.1自我控制问题
通过大量相关性心理实验以后，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消费者遇到具有吸引力的即时消费情况下，人们一般无法抵制住这种即时消费的诱惑。而消费者无法执行的最优支出计划的关键原因是对这种即时消费的抵抗力不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消费者实施自我控制。
3.1.2双自我模型的建立
双自我模型理论中一般假设消费者具备“双重偏好”的特征，即消费者有两个自我：具有长远眼光的自我，这个自我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二者兼顾，能正确认识预测到消费者决策中自我控制的问题，一般把这个自我称为计划者（planner）；还有一个是短视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享乐主义的忠实追捧者，对短期眼前利益较为看重，对自我控制的问题没有形成正确认识，通常我们把这个自我称为行动者（doer）。
3.1.3双自我模型的应用
第一，体育消费者具备“双重偏好”，体育消费者的特性与“计划者”相符合，即体育消费者会在进行体育消费行为时对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二者兼顾。
第二，体育消费是长远收益的行动，在选择何时行动只有唯一的机会的情况下，“计划者”的自我控制能力会加强，从而促使其及时进行体育消费行动。
3.2前景理论与体育消费行为的分析。
3.2.1前景理论的理论基础
消费者对不确定事件进行主观判断时，对主观概率产生依赖的可能性较大，而主观概率的衡量则是按照启发规则对效度有限的各种资料或数据进行一定形式的加工和分析，从而得出预测的具体数值。
3.2.2前景理论的基本内容
前景理论主要有四个基本内容：第一，个人消费决策过程，在市场经济中的可能性风险条件下，体育消费者个人的消费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估值阶段；第二，参照点指人民在做消费决策之前要事先选择一个具体参照物，然后根据选定的参照物对选项的损益程度进行评价；第三，价值函数，本是主观评价表现的函数，主要用来衡量表述体育消费行为的损失和收益对体育消费者的主观满意程度；第四，权重函数，决策权重衡量的是损失或收益在价值评价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它与概率息息相关，但并不与概率等同。
3.2.3从前景理论分析我国体育消费行为
第一，体育消费行为受锚定心理的影响。锚定心理影响体育消费行为主要与我国传统消费文化密切相关，传统消费文化历来“克勤克俭”，并视为一种传统美德而被人们广泛赞扬和称颂，而即时效果不明显的体育消费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排斥。
第二，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体育消费规避风险。在前景理论中，价值函数的特点是损失部分的斜率大于收益部分的斜率，意味着体育消费者对收益赋予的价值低于损失赋予的（负）价值。
3.3心理账户理论与体育消费行为的分析。
3.3.1心理账户的含义
心理账户指体育消费者在对产生的消费结果进行感知、体验、评价后，再对体育消费行为前后的实际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体育消费者根据分析结果将自身拥有的财富资源按照主观意愿分配到不同心理账户中，对进行划分后产生的心理账户进行合理评估的频数。
3.3.2心理账户的划分
第一，按照收入的支出方向；第二，按照诱惑程度；第三，根据收入的来源。三种不同心理账户划分的方法虽然各有千秋，但不完全替代性是三种心理账户认同的共同点，合理的心理账户划分可以提高财富使用效率。
3.3.3心理账户影响体育消费行为
第一，在不确定性风险决策的情况下，体育消费者把财富存入以储蓄为代表的非体育消费的心理账户几率增加，进而减少体育消费行为的产生，导致体育消费率降低。
第二，在不确定性风险决策的情况下，体育消费者会对可支配心理账户的存入“资金”不自主地减少，从而致使体育消费心理账户资金相对减少。
4.行为经济学理论下刺激体育消费行为的政策建议
4.1调整心理账户以扩大消费。
对于体育消费者而言，减税会被体育消费者划入其工资收入的心理账户，这部分额外收入会被体育消费者认为是劳动所得，进行体育消费时会慎之又慎，而退税则会被体育消费者将这部分额外收入划入到意外所得的心理账户中，故其进行体育消费行为时不会有心理负担。
4.2规避消费风险，增加体育消费的确定性。
对于规避体育消费风险、增加体育消费确定性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体育消费的确定性；第二，稳定物价，稳定体育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第三，创造良好的体育消费市场环境。
4.3改变体育消费预期。
要想刺激体育消费，改变消费预期需要提升体育消费者信心，引导体育消费者形成积极的体育消费预期，以增加现期体育消费；维持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发展，提升体育消费者的收入稳定性，保证体育消费行为的确定性。
5.结语
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下，体育消费行为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致使体育消费者的谨慎动机加强，使体育消费者更愿意把大部分财富划分到远期资产心理账户之中，减少体育消费心理账户的财富比例。鉴于此，政府制定刺激体育消费的政策时，应考虑运用有效的税收手段，调整体育消费者的心理账户财富分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体育消费者的体育消费信心，提升体育消费行为的确定性，从而刺激体育消费，扩大体育内需，保证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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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如金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 经济分析 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 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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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惠琴等：关于治理腐败若干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6).
(责任编辑：周 波)
作者：杨 杰
保险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种经济活动，其本质是不同状态下的财产索取权交易。本文将运用期望效用理论对不同市场条件下的保险需求决策的形成、变化及其对决策者福利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人们进行保险需求行为及其特征的经验研究提供一种逻辑视角。
一、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保险需求行为分析
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保险需求行为分析
在现实世界中，满足上述条件的完全保险市场是不存在的。假定投保人的风险偏好、价值取向、初始财富和风险暴露均保持不变，但是，其财产损失的客观概率分布F(L)不再是共同知识。根据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此时，当事人会把一个主观概率分布赋予其所面对的不确定事件，他的决策将受其主观信念的影响。尤其是当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对财产损失可能性的主观概率判断不一致时，对于投保人来说，“足额保险”就不再是最优选择。
设保险市场向投保人提供一种可由他任意选择损失补偿额M，保险费为P=πM的契约，其中π≠p′,P′为投保人对其财产损失可能性的主观概率判断(或主观信念)。实际上，这相当于保险人设定了一个承保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一概率与投保人所设想的财产损失概率不相等。或者说，保险人用来确定保险费的权重和投保人形成期望效用的权重不再相等。这种保险契约向投保人提供了斜率为(1-π)/π的预算线(1-π)W1+πW2=(1-π)W01+πW02。这意味着，投保人可用的预算线偏离了E0，他必须按(1-π)/π的比率用状态1下的财产来换取状态2下的财产。
如图2所示，如果π>p′，投保人可用的预算线为EH，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EH相切于B点，EUB>EUC，投保人倾向于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而选择“不足额保险”，其最终财产位于“确定值线”下方;如果π
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个人的保险需求取决于其主观概率p′与保险契约中暗含的损失概率π的对比。随着π的变化，预算线从EH到E0，再到EL，我们得到一系列切点，连接这些切点可得一条“契约曲线”。曲线上的任一点表示决策者愿意以(1-π)/π的比率用状态1下的财产换取状态2下的财产。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所有的依状态而定的能够互利的财产索取权交易都完成之后，投保人并不能得到相当于其初始财产期望值的确定性财产，他仍然面临“残余”不确定性。
三、其他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保险需求行为分析
除信息不完全之外，财产损失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和非同质性，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险人是具有自己利益诉求的经济实体，都将使保险契约中所设定的保险费率偏离人们对财产损失概率的主观估计(假定投保人对财产损失概率分布的主观估计与其“真实”概率相一致)，其结果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情形相类似。
首先，每个个体面临着同质风险，但这些风险在统计上并不完全独立，此时，平均财产的方差不再等于零，依据大数法则进行的风险汇聚无法完全分散其平均财产的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个体风险的相关性而无法通过风险的汇聚加以分散的残余不确定性只能在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担。博尔奇(1962)证明：残余不确定性在投保人之间的分担取决于他们的风险容忍度，每个投保人所分担的残余不确定性份额与他们的风险容忍度成比例。从博尔奇的证明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个体是风险中性的，他的风险容忍度为无穷大，那么，他将承担全部的残余不确定性。人们通常认为保险人是风险中性的，相对于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来说，他们是风险汇聚中残余不确定性的最终承担者。然而，这种认识却与事实不符。在具体的保险实践中，保险人将在期望损失基础上增加一项“安全附加费用”，通过厘订高于期望损失的纯保险费，把部分残余不确定性转移给投保人承担。当保险费高于公平精算保费时，投保人获得预算线EH，他倾向于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而选择“不足额保险”。
其次，保险作为一种能够增进人们福利的纯交换活动，它不是免费的午餐。(1)保险人不可能无成本地进行风险的汇聚和分散。为了寻找潜在的投保人，保险人必须付出搜索成本;对每个潜在的投保人的期望损失进行估计，以决定是否允许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其加入，保险人必须支付承保费用;当某个投保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对索赔进行处理，从而支付相应的理赔费用。(2)保险人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保险活动，必须得到他在相似风险条件下投资于别处也能获得的收益，保险人是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因此，实际的保险费由纯保费与包括展业、承保、理赔等费用，以及经营利润和税收在内的附加费构成。对于投保人来说，取得意外损失补偿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期望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他们的期望效用随保险费的增加而下降。当保险费是在“公平精算保费”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正比例的附加费构成时，对于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来说，最优的选择是购买部分保险。也就是说，由于投保人需要支付高于其预期损失的代价，他们倾向于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当保险费超过某个“临界值”(基于投保人主观概率估计的期望损失和他为规避风险而愿意支付的风险贴水之和)时，投保人就不再愿意购买保险。
参考文献:
卡尔·H·博尔奇. 1999. 保险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HARRINGTON S E.，Niehauus G R..2001. 风险管理与保险[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约翰·D·海. 2000. 微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沈炳珍
摘 要 随着高校的发展和改革,有关高校腐败案例的曝光也层出不穷,使得高校“净土”的美誉遭到破坏。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高校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高校腐败发生的动机。
关键词 高校腐败行为 经济学分析 收益成本分析
2009年10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导致这两位正厅级“校官”落马的原因,是他们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的新闻。其实,这只是新近披露的高校基建腐败的部分案例,正在审查之中的涉及高校腐败案例并不在少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
一、高校腐败行为发生的外因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对高校腐败行为进行解析,发现高校腐败行为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外因密切相关。
(一)权力的存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基础
一般而言,高校领导在教育领域被赋予一定的权利,而且许多高校一把手都属于国家正厅级高官,他们都是权力的掌控者,具有一定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高校领导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高校领导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高校领导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利用权力来满足自己作为“经济人”的个人需求,采取腐败行为。
(二)“高校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高校产品”。在这里,“高校产品”指的是高校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结业证书等)以及各种信息。这些均是被人才市场所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高校产品的种类越多,高校领导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三)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高校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其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被称为代理人,而另一方则被称为委托人。根据人性的假设,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会有策略地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即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即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腐败行为人往往掌握了较全面的信息,即拥有信息优势,这些信息成了腐败行为人手中的稀缺资源,腐败行为主体就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扭曲(如说谎、欺骗等),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
二、高校腐败行为的内在动机分析: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高校腐败行为发生的各个外在相关因素,腐败行为最终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高校领导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
在经济学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被假定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行为。每一个腐败者当然也不例外,以此为参考,我认为腐败行为动机大小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函数:
p=f(g,c)
其中,p代表腐败行为发生几率,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
而且腐败行为的发生几率和收益呈正函数关系,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越高,则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同样,腐败行为的发生几率和实施腐败的成本呈反相关关系。
(一)高校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
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的对策成本。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刑事处罚等;腐败的道德成本,指腐败行为的实施者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因腐败行为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其循规守法的操守、面对可能的社会舆论谴责等;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高校领导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例如一些高校一把手的腐败行为在被查处后被“双规”,即为一种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二)高校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高校领导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高校腐败行为实施者的动机分析
高校腐败行为实施者的动机:g>c(x,j)
其中,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x代表预期现实成本,j代表预期机会成本.
理性的高校领导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
另外,腐败行为的成本是因人而异的,就腐败的受惩概率而言,腐败者所处的职位越高,对其进行监督制约越困难,同时其势力影响和关系网络也越严实,因而即使同等程度的腐败,曝光以至受惩的概率也低得多。但另一方面,对于高层腐败者而言,其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并招至惩罚,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此外,对于腐败者而言,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曝光及受惩概率,一般都会收买上级领导,广泛编织关系网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腐败成本,降低了腐败利润,但却提高了其腐败的“安全性”,为其继续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
三、反高校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腐败行为一方面是相伴公共权力而生的,另一方面,高校腐败行为又是有其内在的动机和外在因素的。所以反高校腐败也是有据可循的:
(一)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高校领导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
2.要提高高校工作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其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进而遏制腐败。
3.要加强高校领导以及老师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
(二)严格控制高校腐败分子的各种可能收益
不仅仅是预期成本,由高校腐败行为的动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预期收益也是影响腐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降低腐败行为的预期收入,使得预期收入低于预期成本,同样也可以达到遏制腐败的效果。所以,我们要通过完善体制、堵塞漏洞、建章立制,加强管理和监督,增大收入的透明度,大幅度减少、甚至杜绝腐败分子的隐性收入。
(三)加大查处力度,提高腐败风险
公检法部门及内外纪检监察部门必须重视信访和各种类型的群众举报,广泛收集线索,切实加大查处力度,尽早发现腐败分子的蛛丝马迹。一经发现违法违纪案件,要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查处,争取取得较高的查处率,同时,加大处罚力度,造成惩处腐败分子的强大声势,使腐败分子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学习与实践.2006(10).
[3]牛宝德.论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及对策.经济评论.2002(4).
作者：李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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