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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接受了博士教育：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摘要：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获得;博士教育;海外留学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刘凌宇（1995-），女，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凯，通讯作者，北京大學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对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1]。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受教育机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①;2017年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263.9万人，是20年前的14.9倍②。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较2018年增长21.8%③;另外，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硕士毕业生除选择直接工作、在国内升学外的第三条重要出路[2]。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2017年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别占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升学总人数的40.96%和36.43%⑤。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本科文凭贬值及经济增长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体获得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在全球化时代，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成为国家培养的高级战略性人才。随着就业方向的多元化[4-5]，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职业领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知识创造、传播及应用的关键角色[6]，足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领域甚至国家的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也肩负重任[7]。
目前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总人数持续增长。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博士教育？作为教育公平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家庭背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读博地点（国内或海外）有何影响，我国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去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第一，博士生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提高其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是能够吸引优秀的学术人才入学，这就要求必须打破选拔阶段可能存在的出身背景歧视，以营造客观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二，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教育所具有的累积性特征，教育阶段越高，家庭背景的作用可能变得越隐匿和封闭。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下家庭背景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第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人才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分析讨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流出对我国人才战略制定与培养体系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就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进行了讨论[8-11]。但针对博士教育阶段的研究尤显不足，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尚未达成研究共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12]。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探索性地回答以下问题：（1）家庭背景对个体继续接受博士教育是否具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2）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在国内或海外读博的决策具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教育公平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学者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从“进入大学”转移到“大学之后”，即研究生阶段[13]，但对博士阶段的单独关注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对研究生升学问题的关注大致集中在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就等方面[14]。其中，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多次证明[15-1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公平中都扮演着中心角色[17-18]。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即使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仍然会产生持续影响。只有当拥有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19]。中国高等教育在优势阶层尚未达到饱和，所以家庭背景依然在造就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20]。同时，“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使某一级别教育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也会通过维持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可能性和占据含金量更高的教育机会来有效维持教育的不平等。与MMI假设相比，EMI更加关注同一级别教育的分化现象[21]。在获得不同质量、不同专业学科的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背景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佐证[22-26]。如，杨东平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部分高校硕士与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发现较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优势阶层可能会设法占据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好的大学。同时，家庭所积累的不同资本类型可能影响着个体对于学科志向的选择。
随着我国本科与硕士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博士教育可能会成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地位身份的途径与手段。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还会表现在质量方面。笔者由此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H2：控制院校类型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H3：控制专业分布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李忠路的“减弱的不平等”预测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一方面，教育阶段的上升必然伴随着筛选行为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不断淘汰，使得各阶段参与入学竞争的个体及其家庭出现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27-28]。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与个体地位的获得会更多依赖于教育水平、学业成绩等能力标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会不断弱化[29]。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本身非常强调个体的学术能力与知识创新，选拔过程也具有较高且硬性的“门槛”，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项假设：
H4：学术表现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相比于“誰获得了教育”，教育公平也同样关注“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子女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历相比国内学历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不仅取决于大众对海外名校的推崇，更来自于出国留学的高录取门槛、高素质要求及其背后的高求学成本。依据教育理性选择理论[30]，海外读博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读博（时间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需要承担的教育风险更大。相对于一般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硕士毕业生更能负担海外求学的成本，即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其地位声望的重要途径。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
H5：家庭背景条件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在国内。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数据以问卷调查形式收集，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抽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家庭背景、过往教育背景、硕士培养状况、学术表现、毕业去向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对象为全国2017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7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 763份。
现有教育机会获得的定量研究大部分使用教育决策意愿（意向）指标作为因变量。虽然教育意愿本身对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但个体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差会使得实证结果产生估计偏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行为结果指标，将数据收集时间定为毕业季（2017年6月至7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个体教育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硕士毕业生的读博行为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包括三类：直接工作、国内读博、出国读博。在问卷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为：（1）“您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项设置为“是”“否”;（2）“您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地区）是 ？”通过填空内容识别个体是在国内读博，还是前往国外读博。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家庭背景、学术表现、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和控制变量。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相对于男性，我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31]。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衡量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从事职业两个代理指标：①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初中及其以下”“高中至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②依据现有研究对职业类型的分类，将母亲从事职业分为四类：“体力劳动人员”（包含无固定职业）、“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
（2）学术表现。博士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更看重个体的学术能力。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硕士毕业生的学术表现：①论文发表数量，包括在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国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考虑到学科差异，本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了赋权处理，即：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3+国外期刊数量，人文社科类学术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6+国外期刊数量;②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次数;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数量。
（3）院校类型与专业分布。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集中了不同学科领域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体专业能力发展、学术能力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大多集中于重点高校，硕博连读名额和直博生名额也远多于其他高校。本文将学生的硕士毕业院校分为四类：“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B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其他高校。同时，现有专业被划分为六类：人文类、社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4）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学校特征两类：①个体特征为性别、政治面貌、是否为保送生、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研、是否由学校承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费用;②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区、导师满意度。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9.31%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1%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读博，即当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在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与选择直接工作的人群相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总体来看，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子女在国外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比例呈逐渐升高趋势，而国内读博的比例则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见图1）。专业分布方面，母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硕士生，大多分布在工学专业（36.47%）、理学专业（22.01%）和社科专业（20.28%）;而母亲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学生，其专业分布比例前三位为社科类专业（35.5%），工学专业（26%）和人文类专业（19.5%）。总体上，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医学类专业的硕士生比例在不断降低，而人文和社科类专业的分布比例有所上升。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及因变量类型，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多项Logit回归模型估计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多项Logit模型为例，个体是否接受博士教育共包含三种决策方案，即直接工作（j=1）、国内读博（j=2）和出国读博（j=3）。不同教育决策方案概率之和为1，且相互排斥。个体的决策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特征 i ，同时还取决于不同方案所带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时，个体才会选择 j 方案。以直接工作（j=1）为参照系，个体 i 选择其他方案的概率可以表达为[32]：
其中，x为自变量，βk为估计系数。
四、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博的影响
表2为影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仅纳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生的1.138和1.367倍，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人员的学生相比，更容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母亲职业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学术表现是影响硕士生毕业后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学术表现变量。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数量与参加课题数量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被证实。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考虑了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硕士毕业院校类型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较一般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直接就业;而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生与一般高校硕士生相比，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更高。模型3纳入院校类型变量、学术表现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学生是否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对学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已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对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比较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效应，本文考察了Logit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在同一模型中可直接通过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见表3）。模型3结果显示，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和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高出2.2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对子女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学术表现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对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最大，达到0.052。每多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增加0.5%。在模型3中，论文发表数量的作用均大于各类家庭背景指标的作用，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于硕士生继续深造均存在重要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国内读博与海外读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研究样本显示，4.5%的硕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占到总读博学生人数的26.7%。在所有出国读博的学生中，80%以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接受博士教育。
表4呈现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式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其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76倍和1.488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的学生，相比于直接就业，其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83倍。母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学生的1.218倍和1.844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硕士毕业生，相比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假设5得到支持。与直接工作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或中高级管理者对子女是否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与选择直接工作相比，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就越高。参加课题数量每增加1个，硕士毕业生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与直接工作相比增加6.1%。相对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表现对个体选择在国外还是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在学术表现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在院校类型方面，相比于直接就业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较一般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生更希望直接就业而非选择在国内继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三）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背景究竟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已有文献表明院校类型、专业选择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3-34]。本文嘗试对此进行讨论，探究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机制。作为间接效应的一部分，中介效应存在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2）严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3）中介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4）加入中介变量后，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35]。
根据以上说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院校类型、专业分布进行检验（如图2）。如图2（1）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条件一;如图2（2）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具有显著作用，满足条件二;如图2（3）所示，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影响，满足条件三;如图2（4）所示，加入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变量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减小，满足条件四。
基于此，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理，专业分布在母亲职业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图2（6）中，母亲职业对个体就读的硕士院校类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依据温忠麟等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采用Sobel检验进一步探究，其检验系数为7.854（p<0.01），说明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影响过程中，院校类型和专业分布具有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被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学术型硕士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展现了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调查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左右的学生将在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来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术表现均优于毕业后直接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其硕士专业大多分布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反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多分布于理工科专业。
第二，家庭背景确实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李忠路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持续的不平等观点在博士生教育阶段依然成立，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
第三，硕士毕业生学术表现越好越倾向于攻读博士学位，个体能力水平仍然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相对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教育公平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博士教育阶段，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仍然持续地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通过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进行，如就读于更好的硕士学校或进入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获得了同等质量的教育[37]。本研究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可能提供的参考包括：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表现与家庭背景对个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教育资源的获取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仍然强大。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性地引发了博士规模的扩展。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认为，教育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场所，传统精英为保证其社会特权会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和延长教育过程，表现出排他性[38]。部分硕士毕业生对于海外留学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论文发表对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机会获得影响很大，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博士的教育机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公平。因此，继续保持博士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尤其在当前部分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后更应该加强对公平公正因素的关注。
其次，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博士阶段的教育成本较高，尤其海外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考核标准，其培养周期长，毕业难度大，且经济成本非常高。另外，学术职业作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收入回报并不算太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对博士教育往往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低阶层，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积极的态度，且相对更加倾向让子女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马太效应”。强者愈强，是不同阶层应用资源与优势努力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阶层差异的扩大，让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应适当向该部分弱势家庭倾斜，尤其需要关注其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
最后，与在国内接受博士生教育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种现象也客观说明了目前中国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于国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追捧。从研究结果来看，选择出国留学与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两类人群在毕业后获得的职业地位、薪资水平、社会声望等却具有一定差距，这也客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海外高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考核机制、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认可，为我国博士生人才选拔及培养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为2017届学术型硕士生，未能从长时段和宏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对家庭及个人教育决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成绩等学业表现数据，仅从学术表现角度测量了个人能力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的影响，难以准确比较家庭背景与个人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大小。家庭背景对个体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可从更宏观、长时段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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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下转第121页）
作者：刘凌宇 沈文钦 蒋凯
〔摘要〕以PQDT数据库中1984-2013年间共729篇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Excel、SPSS软件进行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图分析。结果显示：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9个方面，其中知识形态研究、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系统研究、组织学习与战略管理研究是核心热点，企业创新与资本研究处于成熟研究区域，人工智能与决策支持研究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电子商务与知识整合研究、知识管理方式研究、知识管理应用研究有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组织文化研究具有发展为核心研究热点的潜力。
〔关键词〕知识管理;博士学位论文;共词分析;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图
〔
自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的概念以来，知识管理研究历经了定义提出、理论框架形成、学科体系构建[1]等阶段。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组织竞争的日趋白热化，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文献。学术文献反映了某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某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目前有关知识管理研究进展的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基于学者学术经验的研究进展成果。有学者从知识管理的概念、基本要素、理论框架等方面分析了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并提出知识管理活动的内容、知识管理的影响因素等是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领域[2]。(2)基于期刊客观数据的研究进展成果。Gu等以WoS中1975-2003年的知识管理文献为研究对象，从作者发文数、发文时间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学科分布、被引次数等角度分析了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并指出知识管理还未形成独有的研究框架，但是可能已经形成一个游走在多学科边缘的跨学科理论[3]。Dwivedi等以WoS中1974-2008年的知识管理文献为研究对象，用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知识管理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热点[4]。张勤等以Web of Science、商业信息全文数据库、Emerald 3个数据库中的文献为研究对象，用共词分析法研究了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理论学派和研究范式[5-6]。Guo等以10本信息系统和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中2000-2004年间的160篇论文为研究对象，用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呈现了知识管理研究的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7]。Ponzi以1991-2001间有关知识管理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聚类、多维尺度等方法展现了知识管理的演化历程及其知识发展轨迹[8]。(3)基于学位论文客观数据分析的研究进展成果。师忠凯等以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数据库中1984-2003年间知识管理领域的84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字描述、表格陈列的方式阐述了国外知识管理领域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题分布等研究现状[9]。
前述研究主要以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对我们了解知识管理研究进展起到很大的帮助。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文献，博士学位论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某一前沿主题领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原创性。然而，在以往文献研究中，我们仅发现前述1篇基于国外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的研究文献，并且其采用的是2003年以前的数据。为了了解近年来国外博士学位论文中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本文拟以PQDT收录的1984-2013年间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多种方法，揭示国外博士学位论文中知识管理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以为国内学者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共词分析法是一种内容分析方法，其原理是对一组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进行两两统计，并构建共词矩阵，通过聚类分析来揭示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体的结构变化[10]。
战略坐标分析是在共词矩阵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计算出各类团的向心度和密度，并利用统计软件生成战略坐标图。坐标图中横轴为向心度，表示各类团之间的关联程度，纵轴为密度，表示类团内部主题词之间的紧密程度[11]。通过比较坐标图中类团的位置分布，来揭示不同类团的内部研究状况以及类团之间的关联程度，以达到了解各类团研究发展趋势的目的。
1.2数据来源
美国UMI公司的PQDT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本文以PQDT为数据来源，以“knowledge management”、“KM”为检索词分别进行主题、标题、关键词检索，于2013年10月22日共检索到914篇博士论文，其中第一篇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出现在1984年。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故需要在“大学/单位位置”条目中排除中国内地和香港，经过人工排查进一步去除与知识管理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最终获得有效文献729篇。
1.3数据处理
对搜索出的729篇文献抽取关键词，进行单复数、连接符号“-”、同义词等规范化处理后，获取1 735个原始关键词，累计词频3404次，选取频次大于5的70个关键词，由于Knowledge management出现频次太大(共出现504次)，对聚类分析没有意义，故对其予以删除，并去除Spanish text、China等与主题无关的关键词，最终得到59个高频关键词，并使用Excel软件生成共词矩阵。其中Community of practice、Data mining、Online community 3个高频词与其他高频词没有出现共现关系，因此最终生成56*56的共词矩阵。共词矩阵中的非对角线元素值是其所在行列的2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的次数，对角线上的值指某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为满足多元统计分析对数据结构的要求，需要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相关矩阵是对共词矩阵进行包容化处理的结果矩阵，采用Ochiia系数生成相关矩阵，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Cij是关键词i、j在文献中的共现次数，Ci、Cj分别指关键词i、j在文献中的出现频次。相关矩阵反映了2个关键词之间的相似程度。
2数据分析
2.1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将相关矩阵导入统计软件SPSS20，采用“组间联结”聚类方法和“平均Euclidean”度量区间，生成表示聚类结果的树状图(见图1)。从图中可见，56个高频关键词被分为9个类团：
类团1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个关键词，隐性知识的频次高于显性知识的频次，这说明该类团侧重对隐性知识的研究;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知识的两种基本形态，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是知识管理的关键，该类团主要研究隐性知识对组织的重要性及其如何转化为显性知识。类团2包括组织文化和竞争优势两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组织文化对知识管理和竞争优势的影响。类团3包括产品研发、信任、电子商务、团队、知识整合5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产品研发和电子商务运营过程中的知识整合以及信任对产品研发和组织交流的影响，研究发现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与知识交流[12]、产品研发[13]之间有正向影响的关系。类团4包括创新、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企业绩效、社会资本、管理者、知识转移、跨国企业、吸收能力、研发10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知识管理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吸收能力的提升来更好地实现知识转移和企业创新。类团5包括合作、虚拟组织、信息共享、知识创造、组织绩效、学习、在线、知识获取8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知识管理方式问题;合作和在线学习是虚拟组织成员进行信息共享和知识创造的有效方式，研究发现网络环境下高效便利的知识管理方式对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类团6包括知识、管理、信息管理、信息技术、组织行为、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工作者7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知识工作者如何使用信息技术来管理知识，其中涉及知识管理系统的概念框架和技术实现等问题;知识管理系统分为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评估3个层面[15]，知识工作者和知识是知识管理系统的主体和客体，知识管理系统需要借助信息管理方法实现其自身的功能。类团7包括组织知识、项目管理、知识共享、组织学习、战略管理、交流、专业服务企业、领导力、效率9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对知识管理战略和项目实施的影响，涉及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和组织交流更好地实现组织知识共享并提高组织效率等方面的问题。类团8包括本体、人工智能、决策支持、企业、组织记忆5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研究如何利用基于本体的人工智能来更好地实现决策支持(Decision support)并存储组织记忆等问题，Pratt认为构建一个本体框架可以清晰表述和再现组织记忆[16]。类团9包括制造业、信息、学习型组织、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决策、技术接受模型、信息检索8个关键词，该类团主要涉及知识管理技术和工具在制造业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Annadatha认为通过绘制社会网络分析图可以辅助组织管理项目团队、识别知识共享障碍[17]。
综合上述9个类团的划分，可以发现国外知识管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形态、组织文化、电子商务与知识整合、企业创新与资本、知识管理方式、组织学习与战略管理、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系统、人工智能与决策支持、知识管理应用等9个方面。这与前人[5]基于期刊的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前人“创新绩效”类团下的关键词“知识管理系统”在该文中与信息技术同属类团6，这说明知识管理系统研究已经从理论探讨转向技术实现;该文的组织文化方向、知识管理方式2个研究类团在前人研究中没有出现，这说明在国外博士学位论文中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方式相关研究已成为受关注的研究方向。
2.2研究趋势战略坐标分析
2.2.1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区域(第一象限)
类团1、类团6、类团7落在第一象限，说明这3个类团的密度和向心度较高，处于核心主题区域，这些类团不仅内部联系较紧密，并且与其他类团联系紧密。
在所有类团中，类团1向心度最高，表示这个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联系最为紧密。知识形态是知识管理研究的起点，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有效获取、存储、和利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并发挥其在组织战略管理、企业创新中的作用，不仅是该类团的主要研究内容，而且也是其他类团都会涉及的问题。
类团6主要涉及信息技术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同时还涵盖了知识管理系统设计、推广和实施等方面的研究，主要综合了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Sullivan认为系统设计和用户的性格特征影响知识管理系统的推广，具有开放性格特征的知识工作者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系统[18];Niu[19]认为信息技术驱动的知识管理活动会影响组织的长期知识产出，供应链成员企业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会影响其知识管理能力，进而影响整个供应链绩效;Karadsheh[20]认为将知识管理整合到风险管理过程有助于识别信息技术项目的失败原因;可见该类团的学科交叉性较为突出，并且与业界的实践结合较紧密。
类团7主要研究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在组织战略管理中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知识管理成为组织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21]。自1998年“知识管理战略”理论的提出，知识管理逐渐上升到组织战略的高度，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实现知识管理战略的成功实施是组织追求的共同目标。知识共享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网络的普及，知识共享研究已经逐渐从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研究转向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研究，尤其是战略联盟模式下组织学习与知识共享过程中涉及到的领导力问题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Cholip认为优秀的领导力对于知识管理项目的成功实施是非常必要的[22]。
2.2.2知识管理研究的成熟主题领域(第二象限)
类团4落在第二象限，向心度较低，但是在所有类团中该类团密度最大，关键词数量和共现次数也是最多的，这说明该类团内部主题联系非常密切，但与其他类团的关联研究较少，是一个相对对立的较成熟研究领域。
类团4涉及到107篇博士学位论文，且文献的年代分布都比较均匀，这说明该类团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该类团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对知识创新的影响、人力资本利用与激励、社会资本培育、知识资本扩张与积累等方面，这些研究在增强组织绩效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2.3知识管理研究的边缘主题领域(第三象限)
落在第三象限中的是类团3、类团5、类团8、类团9，与其他象限的类团相比，这4个类团的密度和向心度相对较低，表明这4个类团的内部联系比较松散，且与其他类团关联少，处于知识管理研究的边缘，研究尚不成熟。
类团3研究电子商务中的知识整合问题，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运营过程中的数据流量呈几何倍数增加，如何从中挖掘抽取有价值的信息以支持组织决策显得尤为重要。电子商务业务流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识链的构建过程[23]。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步骤，知识整合对电子商务项目的成功实施有着积极的影响[24]。类团3中的“产品研发”和“信任”涉及企业创新与组织文化方面的问题，这说明类团3与其他类团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类团5涉及知识管理过程、组织结构和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融合研究[25]，为实现某一共同目标，虚拟团队成员通过在线协同方式贡献和分享专业知识。良好的知识管理方式是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研究发现知识管理方式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影响[26]，如何设计高效的知识管理方式来提高组织绩效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
类团8侧重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研究知识管理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决策支持工具和系统研发问题，该类团的密度较低、向心度最低，这表明此领域在国外知识管理博士学位论文中受关注较少。基于本体的人工智能对组织中的隐性知识挖掘和决策支持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本体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知识表征、实现本体匹配的语义网知识管理等方面，Sherman认为过程导向的本体能有效改善软件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知识转移[27]。
类团9的相关文献显示知识管理已经从企业管理延伸到教育[28]、医疗[29]、政府[30]等不同的领域，如何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实施企业信息系统提高决策水平是知识管理应用领域被广泛关注的问题。随着知识管理向不同领域的渗透，知识管理研究逐渐从理论探索向实践应用视角转变。
综合第三象限分析发现，虽然目前第三象限的4个类团还不是研究的热点领域，但是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的兴起以及知识管理在数据挖掘分析中作用的凸显，第三象限类团涉及的电子商务知识管理、为组织提供决策支持的知识管理方式及应用等研究会成为将来的重点关注领域。
2.2.4知识管理研究的未来趋势(第四象限)
类团2落在第四象限，该类团的向心度较高、密度最低，这表示组织文化研究与其他类团的研究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内部联系比较松散。
良好的组织文化有利于知识管理过程的顺利实施，增强组织竞争优势。组织文化中的信任、共同愿景是促进知识共享的关键影响因素[31];组织文化的强度会影响组织知识管理，较强势的组织文化氛围更有利于知识管理的成功实施[32]。组织文化对隐性知识的共享[33]和利用[34]、电子商务[35]、企业创新[36]等方面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关键词分别隶属于类团1、类团3、类团4，可见类团2与其他类团存在较紧密的联系。
从战略坐标图的分析发现，组织学习、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系统和技术、组织文化作为知识管理理论框架的4个主要支柱，是被关注的研究热点;及时获取隐性知识、创造新知识、提高组织创造力、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提供高效的信息搜索工具、建立支持性组织文化是知识管理实践中应重点考虑的6个方面。
3结束语
综上可知，在国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存在一批有价值的知识管理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共词分析、聚类分析与战略坐标图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形态研究、组织文化研究、电子商务与知识整合研究、企业创新与资本研究、知识管理方式研究、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系统研究、组织学习与战略管理研究、人工智能与决策支持研究、知识管理应用研究等方面。其中知识形态研究、组织学习与战略管理研究、信息技术与知识管理系统研究处于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位置，是热点研究领域;企业创新与资本研究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与战略决策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知识管理方式研究、电子商务和知识整合研究、知识管理应用研究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组织文化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维视角探讨知识管理的情境因素，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值得指出的是，在知识管理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目前知识管理研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从管理学视角研究组织如何实现最大化的知识(含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共享;另一个是从信息技术视角研究如何在已有的信息中挖掘有用的知识。但是，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从信息技术视角研究的文献明显偏少，鉴于知识管理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数据挖掘、智能分析等技术工具，因此未来应加强信息技术视角方面的研究，以为知识管理的应用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2)国外知识管理领域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关“电子商务中知识管理”、“如何通过协同知识创造以提高组织绩效”、“知识管理在不同行业中应用”等重要领域的成果不多，将来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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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孙国雷)
作者：李干 袁勤俭
这一次，位居“三大法宝”之首的统一战线终于完成了学科化的任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为推动统战学的学科建设努力多年，也终于实现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位点建设“零的突破”。
这个夏天，2016级10名“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结束了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中央社院”）的学习，即将回到山东大学。
“統一战线”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学”博士却是中国高校中出现的新面孔。
2015年，“统一战线学”首次作为独立学科纳入国民教育序列。不过，作为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统战学，只能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中央社院和山东大学联合培养。
统战学的设立，结束了统一战线无专门学科的历史，也让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都有了专门学科。此前，“三大法宝”中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都已分别建立了军事学和党建学。这一次，位居“三大法宝”之首的统一战线终于完成了学科化的任务。中央社院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为推动统战学的学科建设努力多年，也终于实现了中央社院学位点建设“零的突破”。
新人没学统战出身的
“全国统战系统现在每年新进三千多名公务员，但没有一个是统战学出身的。”原中央社院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首批统战学博士生导师李小宁说，招收统战学博士的目的，一是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再就是向统战部门输送优秀工作者。
朱光明就是一位2016年入学的统战学在读博士生。由于“统战学”是新设学科，之前对“统战”不太了解的朱光明，考取这个专业的过程还有点戏剧性。
本科学法律的朱光明，研究生读的是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北京一家慈善基金会工作。2015年，他偶然看到了中央社院与山东大学联合培养“统战学”博士的消息，由于不了解便没有报考，错失了成为首批统战博士的机会。
此后一次出国经历让他最终决定要读统战学博士。他在国外看到慈善基金会都实行“网络化”工作模式，就是说一项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而中国的统战工作也强调“网络化”、“多元参与”。朱光明以为两个“网络化”是一回事，便报考了2016年的统战博士。可在入学后，他发现中国的统战学偏重政治，而国外的“网络化”则属社会学范畴。
“但老师们的课还是让我脑洞大开。”朱光明说，给他们上课的老师都是这一领域的“大咖”，一年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郑钢淼、原党组书记叶小文、原副院长袁廷华都走上了统战学博士课程的讲台。特别是讲宗教学的叶小文，当过多年国家宗教局局长，親身参与过很多事情的处理，也参与过很多宗教政策的制定，他讲的课与实践结合得很紧密。
与其他专业的博士生不同，统战学专业实行双导师制。每年招生时，侧重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放在中央社院的导师名下招，山大配一个导师；侧重学术方向的博士生由山东大学的导师招，中央社院再配一个导师。
中央社院的导师李小宁说，统战学尚无统一的教材，他们一边教学一边编讲义，目前开设的基础课主要有统一战线学概论、政党制度、知识分子理论等，课程以理论为主，兼涉及方针政策。
每届博士入学后的第一学期，都在山东大学上基础课和公共课，第二学期到中央社院上专业课。专业课共7门，“是山大文科博士中课程最多的。”山东大学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蒋锐说，其他文科专业一般也就两三门课。
7门专业课包括：统一战线经典著作导读、统一战线中的民族问题、统一战线中的宗教问题、港澳台及海外统战等等。教学都以讲座的方式进行，课程都被有意地安排在下午，以便博士生们能在上午旁听其他班次的课程和讲座。
在中央社院期间，博士生们听了不少院外人士的讲座，2016级博士生侯恩宾印象很深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讲了民主发展史，论述了国外的民主为何在中国不适应。
侯恩宾听得最多的还是跟统战有关的“前沿讲座”：“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方法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问题”以及“怎样认识宗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等。
“自己以前只知道三大法宝，”2016年从山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的侯恩宾说，“现在对统战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
统战是不是科学？
统战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首要问题是，统战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支持者们习惯用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做论据。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1979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1983年4月，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时年86岁的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坚持到会，作了近3个小时的统战理论问题报告，再次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
肯定统战是科学的还有习仲勋。1985年2月，第一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发表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
1980年代后期，中央统战部政策理论研究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统战学的构想，并且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不过没有继续推进。
1997年，统一战线理论的学科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那年，中央统战部着手编写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系列教材，《中国统一战线简明教程》具备了“统一战线学概论”的雏形，其后中央社院在2007年出版了《统一战线新论》，统战理论有了一份基本教材。
作为具有统战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中央社院一直是推动统战学科建设的主导，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社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2003年成立了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2008年首次举办了统战理论专业研究班。
2009年之后，中央社院推进统战学科建设步伐加快。当年9月，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任中央社院党组书记后，明确提出要把统一战线建成学科。当年12月3日，中央社院致函中宣部，提出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但是在此之前，中央统战部已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为题，全国政协也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为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立项。中央社院獲悉后又在次日，即12月4日再次致函中宣部，说明中央社院申报的研究课题，与上述两项研究有所不同。
2010年8月，统战学科建设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8月5日，中办印发了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社会主义学院要“逐步形成具有统战特色的优势学科”。借着这股东风，2011年6月21日，中央社院用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争取设立统一战线学学科，之后多次向中央统战部汇报进展。
其实，中央社院热心推进统战学学科建设，也事关中央社院自身的正规化建设。中央社院科研部主任贾小明曾在2013年第一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叫《统一战线理论学科化的目标与道理》。文中指出，当时三大政治院校中，中央党校已有3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3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国家行政学院已从201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唯中央社院在学位点建设上仍是空白。
“这是一个影响学科建设和正规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这篇文章里，贾小明认为：社会主义学院与党校、行政学院的差距，说到底就是在正规化上。他认为，“没有硕士点、博士点，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在完全或主要仰仗短期培训班次的情况下，学科建设、学术梯队建设有很大困难。”
在这篇文章中，贾小明还对统一战线理论学科化的路径提出了他的看法。
中央社院的尴尬
贾小明的文章刊发前，2012年9月27日，中央社院还曾邀请了近90位专家在湖南社院召开了统战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时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称，把统一戰线理论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是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要求，落实这一要求，迫切需要推进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化建设。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社院又组织了两个调研组，分赴广州、上海、重庆、武汉四地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中央社院教授李小宁带领其中一组，专家们主要来自各地的党校、社科院、社会主义学院，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
几次会议显示出，学者们对建设统战学学科没有什么异议，关键是如何建设。华南农业大学人文法学院教授何方耀、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都指出，要建学科就要遵循学界的规律，只有满足了学术性、学理化要求，才能水到渠成，反之可能招致学术界的反对。
在讨论学科层次时，少数专家主张申报一级学科，华中师大政法学院教授钟德涛就认为，统战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点，非其他一级学科所能涵盖。多数专家则认为应循序渐进，先申报二级学科，直接申报一级学科容易招致非议。
关于学科层次的意见渐趋统一后，专家们对学科归属的看法又不一致，有人建议列为马克思主义下的二级学科，因为统战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为接近，有人认为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太窄，主张列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与科学社会主义并列。
最终据教育部的批复，统战学被列为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但尴尬的是，中央社院没有学历授予权，无法独立申请新设一门学科，需要找高校合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中央社院与山东大学走到了一起。
中央社院李金河教授是统战学学科建设的深度参与者。他毕业于山东大学，有一次到山东开会时遇到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蒋锐，提起了自己的难处。“那找我们啊。”蒋锐当时开了一个玩笑，但事后认真地向学校汇报了此事，学校表现得很有热情。
在国内综合性大学中，山东大学的政治学影响较大，是唯一一所完整地保留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设立与胡耀邦有关，他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当时已有哲学专业和政治经济学专业，但还缺少一个科学社会主义，便提出了设立这一专业的想法。
1979年，山东大学率先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本科生，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也招收这一专业本科生，此外，北大、北师大、华东师大也成立了以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运动史为主干学科的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但30年后，只有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继续招生。
鉴于这一学科背景，对中央社院来说，山东大学是一所理想的合作高校。2013年9月，中央社院与山东大学签署了备忘录，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共建“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及相应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
按照培养方案，研究生的学籍管理等工作由山东大学负责，毕业证书也由山东大学颁发。
教育部长的支持
2015年1月，教育部下达了当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正式批准“统一战线学”学科招录博士生5名、硕士生20名，统一战线事业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正式启动。
“统战学最终能成为独立学科，离不开教育部的支持。”中央社院教授李小宁说，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大力支持这件事，让2015年在山东大学博士生整体招生人数缩减的背景下，还批了统战学博士点，很不容易。
博士生的招生较为理想，2015年计划招收5个博士生，最终招了6个，2016年开始，博士生招生人数已增加到10个。硕士生却一直招不满，2015年的招生计划是20人，最终只招了8个，2016年硕士生招生名额已经减到16人，还是只招了14个。
负责山东大学统战学学科建设的蒋锐教授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外界不了解，本科生考研跨专业的本来就少，加上本科阶段又没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就更不敢去跨专业涉足了。”蒋锐表示，今后生源好起来时，每年硕士生招生名额再调到20个也没问题。
按此前设想，统战学将在第一届博士生毕业后，申请列为一级学科。不过山东大学的蒋锐教授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连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二级学科，统战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不大。”
但蒋锐认为统战工作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不是说以前就不重要，上世纪90年代统战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凸显，统战工作也一直受重视。”他说，“只不过十八大之后，中央对统战工作更加重视。中国的民主政治靠两腿，一是人大的选举民主，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离不开人民政协，离不开统一战线。”
基于这一认识，蒋锐不担心统战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我们只从社会需求去分析，认为中国缺人才，缺统战人才。”蒋锐说，但他们不会去预测学生将来去哪里就业。
（曲奇荐自《南方周末》）
作者：钱昊平
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础，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班觉博士思考时，眉宇间习惯性地呈现出“八”字，“一字须”梳理得整整齐齐。浅茶色眼镜背后，突然在某个瞬间，目光变得犀利起来。这位西藏第一个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1986年进入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同样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白玛措，曾为资深的文艺女青年，外表温婉娴静的她，其实骨子里是“侠女”，自诩“行走游牧世界的人类学者”。白玛措风趣地把自己称为“藏族第三类人”——似乎是一不小心，“踏上了人类学这个孤独星球的孤独旅程，和一群喜欢说反话、疯话和怪话的捣蛋鬼称兄道弟，其乐无穷。”
央嘎博士一看就是那种学院派的藏族学者，皮肤健康略微黝黑，喜欢戴无框的金丝眼镜，眼睛炯炯有神，在面对患者时，顿时会温和起来。西藏藏医药大学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藏医学研究和教育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从西藏大学独立出来后，这所高校几乎聚集了西藏本土所有藏医界的精英。其中，留学哈佛大学7年的央嘎，便是其中之一。
和这三位比如籍留洋博士不同，1992年出生的旦增聪美是新生代本土博士生代表，去年刚从西藏大学文学院毕业，硕士论文《吐蕃时期有关“那雪”的若干历史研究》，继承了前辈博士们的研究特点——依据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和实地调查的结果，不回避疑难问题。今年9月他就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攻读藏族古典文献方向的博士生。
《史记》中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班觉博士的同乡和学妹，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研究生在读的赤列曲珍，同样痴迷于学术研究，在比如读中学时就听过这位大学长的名字，“他可是我们几代人的精神偶像。”和赤列曲珍同在中央民大读研究生的比如同乡德琼和吉塔宗，也希望能够获益于比如博士前辈们的学术滋养。
班觉毫不讳言地说，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础，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首位留洋归国藏族博士
班觉博士身上，曾有很多标签——首位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人类学家和藏学大师梅·戈尔斯坦的弟子、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等等。然而他谈及儿时在比如求学时所受的教育，仍感慨颇多：“当时老教师们的热情、素质和责任，真是滋养了我一生。”
如今在西藏人类学研究方面已硕果累累的班觉博士，出生于藏北草原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主要在厨房帮忙，干些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庄园里干活，做些零工，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 班觉一直庆幸当时遇到了幾位好老师。“比如教育当时在那曲是最好的。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时有一批老教师，被流放到那曲，年龄大，海拔高，受不了，比如海拔最低，就集中派了过来。”
在班觉口中接连称赞“不得了”的这批老教师，多来自山东，汉语、数学、针灸和武术等，无所不通。“晚上高兴时，还给我们讲西游记，至今我还记得‘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其中有三四位老师，特别优秀。1977年我初一时恢复高考，比如有50多名学生到那曲参加考试，居然都考上了。一个县不能把整个那曲的名额用完，两个兄弟一起考试的，就选一个。”
刚恢复高考时，很多地方不太完善。才十二三岁的班觉，先去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读一年预科，班里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二三十岁的，上完一年进修班，才十四五岁，班里年龄大的先毕业，他又在附中从初一读起(高中没上过)，1986年作为西藏自治区文科状元，再次考上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彼时，西藏社科院正在筹备，曾任西藏社科院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的拉巴平措，准备重点培养西藏的年轻人，1982年从参加高考的学生里选出30多名，作为西藏社科院的青年预备军，在中央民大代培，名为西藏社科院藏族班。后来1986年西藏社科院正式成立时，这30多人，就成为最初的骨干团队。
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5年后，1991年班觉远渡重洋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成为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弟子，攻读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1993年获硕士学位后续读博士，2001年5月学业期满回国。
梅·戈尔斯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1985年5月梅·戈尔斯坦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
班觉最早与导师梅·戈尔斯坦结识，就在这个时期。“当时导师到西藏考察，我作为西藏社科院派出的助理，配合他工作。当时需要英文比较好的学者，后来就由西藏社科院和导师达成协议出国留学，学费由导师资助，学了一年多英语后，又读了硕士和博士。”
刚去美国的时候，奖学金很低。班觉除了上学还要打工，第一年下半年在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些项目，学费就从项目经费里支出一些。班觉当时最开心的经历，就是和导师一起做学术研究，一起搞大课题。
梅·戈尔斯坦说过，“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由于受导师这种重视个案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学风的影响，又无法斩断对家乡的牵挂，班觉在美国留学的10年中，他每个寒暑假都要回西藏，去最基层的农村、牧区调研考察。“我从1991年开始在西藏农牧区做系统田野调查，主要在白朗县的宁果乡和孔隆乡，20多年没间断过。”
自从中国实施土地承包制后，西藏农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国内外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争论很大。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区农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为此，从1997年到2000年，班觉和导师做了3年的实地调查，项目涵盖了13个村庄、共780多个家庭，数据都是通过深入访问，入户观察、访问重点个别对象和群体以及搜索未经出版的村、乡、县志而得来的，终成论文《土地承包二十年来西藏农区的变化和问题》。
通过使用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结论：藏区的农村及农民的生活状况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逐年增长，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这使得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副业。
在班觉看来，改革开放后，要想让农民尽快富足起来，从事副业是较好的选择。除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以外，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农民真正参与到政策中来，从而真正从中受益。
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班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攻击西藏。
2000年以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西方一些人只要提到“西藏人权”，就要抛出这种论调。而在之前，从没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班觉和导师一起，利用寒暑假回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在3个县走访了800多户农村家庭，细致客观地采集了素材，倾听了农牧民对生育政策的真实看法。2001年，班觉根据研究材料，写出论文《生育与计划生育在西藏农村》(英文)，2002年2月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中国研究》上。
班觉至今对此颇为自豪，这可谓是第一篇有关西藏计划生育的论文，影响很大。“2000年以前一些人经常用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2001年我的论文发表后，这样的声音开始少了，没有人以此为砝码来指手画脚。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
对于中国创办内地西藏班，达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时任香港大学教授白杰瑞对此进行了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写出论文《优惠政策：中国的内地西藏班教育》(英文)，2006年4月在美国“中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积极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研究认为，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外对中西结合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学术敏感保持学术严谨的学者，又能贴近生活扎实调研，一定会出成果的。”
人类学者行走游牧世界
白玛措很喜欢一顶来自嘉黎县苏日达村的牧女帽子——金字塔造型，一圈白色的羊毛，蓝色的帽子中间，点缀着一小块亮眼的红布。她自述是游牧Zomani(山地之人)的田野者，鐘情于嘉黎县的田野，那里牧区小伙子骑摩托车，简直就是草原版的速度与激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言，要学会对“被埋藏的知识”发生兴趣。田野者的知识考古学不仅仅在文本，常常也在田野中。在那些非“现代文明”的文化体系中，礼物不但有灵，而且还有个灵的世界。
从2012年起，白玛措到那曲羌塘草原的嘉黎县做田野调查，以“礼物”为切入点，试图展开草原牧人的生活图景。经过7年时间的打磨，2019年8月，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白玛措博士呈现了这本关于西藏牧业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一套上下两册的《牧民的礼物世界》。
这套书亦是藏北游牧世界赐予白玛措的礼物，描述了这些牧人们和其邻里们日常的经济生活模式，在看似平淡而又普通的畜牧经济劳作中，礼物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贯穿了牧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这些礼物不仅仅是冰冷的“物”，它成为牧民世界里不可缺的一个温暖媒介。
白玛措的父亲是蒙古族和藏族的后裔，母亲是地道的那曲人，都是游牧部落的后裔。“父亲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我出生在西藏那曲比如县，一个月不到就随父母到那曲镇了，童年一直在那里长大，11岁离开父母和故土，去内地西藏班上初中、高中。”
因为喜欢文学，白玛措高考报了南开大学的文学专业，收到的录取通知却是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这是什么专业，从没听说过，我不懂，家里父母也不懂。就这样，我踏上人类学的路如同生命的诞生，完全是一种抛入的状态。”
白玛措现在回想起来，庆幸当时踏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既可保持文艺女青的思维，又可以将这种思维架构在严谨的逻辑上。最重要的是，人类学给了她观望的浪漫和激情，同时还保持描述的平静和理性。
在中央民大的四年，白玛措学了很多，又仿佛都不懂。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张海洋老师拿着达尔文《物种起源》英文版用中文给学生授课。“当时，物种起源的深意没懂多少，但深深被英文的美妙所吸引。多年后，我才恍悟出张老师如此示范的深意：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学习英文。”
在那白衣飘飘的年代，白玛措印象深刻的还有庄孔韶老师——当时刚从华盛顿回国任教，是她影视人类学的启蒙老师。“上摄影实践课时，我扛着一架摄像机，虽然记不清拍摄了什么，但那种通过摄像机转述或展现他者的成就感至今记忆犹新。临毕业时，潘守永老师送我一本汪宁生先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对我的田野实践受益匪浅。”
大学四年的学习，白玛措对人类学有了似乎清晰但又模糊的认识。她毕业后到西藏社科院上班，幸运地参与了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辛西娅·比尔在日喀则的田野调查，和课题组老师们一起绘制了近900份谱系表。接着，白玛措又得以参于挪威生物学家乔·福克斯在阿里有关“牧民-野生动物的互动关系及社会变化”的项目。
白玛措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驱车3天才到达拍摄野生动物的最佳地域，盛夏6月却经历了大雪封山。晚上11点，西下的大太阳还会直射着你。虽然冒险，不乏温情：阳光高照的草原，一望无际，非常干旱，近60岁的乔·福克斯伏在草地上辨识草本，却看到刚浮出壳的小鸟张嘴等着母亲喂食。这位被高原太阳晒得通红、嘴唇干裂的教授，看到此景满含泪水，喃喃地说：“生命真伟大”。
“乔·福克斯说，我们研究的终极就是关于生命的艰辛和勇气。那一刻，我很震撼，觉得自己懂得很少。”2002年，白玛措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由Fredrik Barth创建，最得意的弟子就是白玛措的导师Gunnar Haaland。
白玛措很感激在卑尔根大学的那段日子，“让我的人类学知识得到了系统性的梳理。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一度让我一看到导师Gunnar就感到头晕目眩，好在每到圣诞节时，他会用昂贵的挪威熏羊肉款待我们，这总能极大地补充我的能量、降低我的目眩程度。”
“我的挪威导师Gunna Haaland是一个巨人，他既是Fredrik Barth的学生也是挚友。”白玛措说自己幸运至极，做硕士论文田野调查时，导师从挪威飞来拉萨，第二天坐车直接赶到那曲村子里进行指导，这两周的营养价值至今滋润着白玛措。
硕士开题报告，白玛措最初定为藏地一妻多夫制研究。一位藏学大家在指导她时建议，这一研究很难再超过南希·列文《一妻多夫制动态——西藏边境上的亲属关系、家庭生活和人口》的理论高度，当知晓其生长环境和父母情况时，反问她为何不做些藏区游牧社会的研究呢。“就这样，我踏上了游牧世界的旅程，这个选择则奠定了我延续至今的研究区域。”
“挪威出来的我，是一个地方知识信奉者，一个环境决定论的坚守者。”为此，白玛措把硕士论文题目定为：《青藏高原上的人与自然：那曲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与实践》。“坚守地方文化和环境决定论，对一个学者很不易，尤其是面对目前理性经济学近乎掌握了重要话语权的环境。游牧世界的地方文化，往往处于中心话语的边疆，或者边疆的边疆。”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白玛措感觉自己得换个角度去看游牧世界。2005年，她参加了西藏农科院和澳大利亚在那曲有关pika(地鼠)的一个项目。结束调研当天，白玛措的调研报告也完成了。这些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对她调研报告中的人类学文本很感兴趣，科学家Roger看了白玛措写的“非科学”范畴的地方文化，推荐她攻读博士。
2006年，白玛措踏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在查尔斯特大学科学院开始博士学位的攻读。David Kemp是她的主导师，第二导师有两位：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Nicholas Tapp，人类学和物理学背景的Geoffrey Samuel。Geoffrey Samuel教授在通读白玛措手稿的过程中，写了一段评语，他说也许可以将游牧民族纳入James Scott所提出的“Zomani”(山地之人)范围。
Kemp是位理性经济学家，研究澳大利亚牧业经济，正因如此，地方文化和仪式研究至上的白玛措，与理性经济学背景的主导师之间的磨合，经历了一场“明争暗斗”式的过程。“我不得不佩服Kemp教授以柔克刚，以德服人的战术，让我慢慢将开题报告定位在人的经济行为上，和导致这种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选择因素。”
2012年，白玛措完成博士论文《西藏牧民的生存状态与经济情况》，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回到西藏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的两次资助得以让她继续行走在游牧世界中。“在这两次田野中，我尝试转变收集资料只写论文的田野者身份，试着去帮助田野中偶遇的普通但同样怀揣梦想的牧人。”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人也行走在后工业文明的丛林中。诸多因素正在重构着藏族畜牧社会中原有的一套劳作方式，千年的本土游牧经验知识体系也正在经历考验……不過，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所说，社会有其一套“小生境”(social niche)，一个群体在其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不断重构、重组的过程中会寻找到一种最适合其生存的状态。
在白玛措看来，虽然弗雷德里克·巴斯门派对“小生境”没有量化论证的“科学”实验数据，但这仍给了我们游牧世界无比的信心。
哈佛走出的藏医药专家
央嘎常说在哈佛大学的7年，影响了自己一辈子。“中美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是要尊重老师，而在美国必须对老师提出挑战和批评，他才高兴，才认为你对他教的课程有兴趣。我现在说话经常不经意就带着批评口吻，可见受当时影响之大。在哈佛强调平等意识，学生和教授平起平坐，对教授可以直呼其名，就像藏族朋友在茶馆里的那种感觉。”
西藏藏医药大学是中国藏医学的研究和教育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所医学院几乎聚集了中国藏医学界的绝大部分精英，央嘎就是在藏医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佼佼者。1966年，央嘎出生在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夏曲乡瓦塘村。高原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泯灭这个长在牧区孩子心中的梦想。
作为远离县城的纯牧区孩子，央嘎七八岁时，文革还没结束，从1974年到1978年，在乡(当时叫“区”)小学读过书，因为距离比较远，一年也就冬天去一次，半个月左右，最多一个月，几乎没上什么课，只学到一些藏语和简单的汉语拼音。
真正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比如中学的学习经历。1978年央嘎12岁，先在比如中学读了两年预科班，把小学课程补完。“刚去时一个汉语都听不懂，非常吃力。后来援藏老师多了，主要从辽宁和山东来的，用普通话教汉语、英语和数理化，纪律抓得很紧，到初一功课就赶上来了。”
牧区当时到县城读书的孩子，条件很差，一去学校就是半年，基本和家里没有联系，出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央嘎在比如中学时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大屋子里七八个人一起住，一半全是木板，都是睡在上面，没有真正意义的床，算是大通铺吧。“我们牧区去了4个人，3个都坚持下来，有位同学目前是那曲副市长加多。”
“比如中学当时办得很好，在整个那曲都很有名的。”央嘎说自己读书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孩子不愿意上学，要挣工分，就安排其他孩子读。当时父母不反对，也没刻意支持，于是他就一直读了下去，到初三才开始意识到，一定要考大学。读高中时央嘎去了那曲。“当时考中专的人多，出来就有工作嘛，主动考高中的只有两个人。”
和班觉一样，央嘎至今仍感激那些援藏的老师们。“他们教学水平很高，和当时内地差不多，把自己满腔热情在西藏迸发了出来，责任心也很强，虽然生活条件差，纪律要求得很严。”高考时央嘎考西藏大学是第一，报了藏医专业，老师建议他转经济管理专业，想作为重点师资培养，却被央嘎拒绝了。
“我舅舅就是藏医，小时候觉得他看病时很有意思，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1988年，央嘎顺利就读西藏大学藏医系，1989年藏医系从西藏大学独立出来，成为了现在西藏藏医学院(现西藏藏医药大学)。1991年，央嘎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并在1999年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在西藏藏医学院学习了16年的央嘎，师从措如·才朗和次称坚赞两位大师，掌握了系统的藏医理论和藏医学知识，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藏医学。“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藏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也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如果一味守着传统，那么藏医学就会变成古董。新一代藏医应该走向世界。”
有了研究生的光环和大学老师的工作，央嘎对藏医学的研究和热爱并未止步。一路求学，他对藏医的热爱有增无减，他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藏医，让更多病人受益。在任教过程中，他有了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也因此认识了他后来的导师珍妮·加措。
珍妮·加措是犹太裔美国人，对藏医药的研究非常深入。2001年，珍妮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准备邀请央嘎来哈佛读博士。“最初我并没有答应，当时我已经结了婚，也在西藏藏医学院任教，感觉自己没有充沛的精力去读博士，就拒绝了她的邀请。”
拒绝珍妮的邀请，央嘎虽然感觉遗憾，但也没什么想不开。后来珍妮又与他联系，问他想不想做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既能学习知识，又可以与国外同行深入交流。央嘎觉得这样很不错，再三考虑之下，便答应了珍妮的邀请。
2003年，央嘎赴美。一段时间过后，与中国迥异的学术文化氛围让他的求知欲越发旺盛，“我发现我确实应该读一个博士”，央嘎用一句话形容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于是，他开始考托福和GRE，成为哈佛大学人文学和医学人类学的博士生。
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是央嘎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美国的学习方式与中国有着极大的不同，作为博士生与访问学者的双重身份，央嘎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他不仅要在两年内学完16门课程，同时还要每周在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藏医药历史。
每天上午10点，央嘎准时骑上老旧的自行车，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飞驰，奔去有课的那间教室。这位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藏族汉子是Harvard Time(哈佛时间)极致的享用者——上课迟到不超过10分钟，教授不可以因此生气而被称为HarvardTime，是哈佛的诸多优良传统之一。央嘎是哈佛不多见的，几乎所有上午的课都要迟到10分钟的人。在哈佛读博士的7年中，Harvard Time从未间断。
出国之前，央嘎是西藏藏医学院的副教授。在哈佛，他的专业方向是藏族文化史。“藏族、藏医的特殊身份，让我进入哈佛读博士，确实有了一些便利条件。但GRE、托福的进入门槛少不了，进去以后要想毕业，所有人面对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专业要想拿到学位，都非常困難。这类人文学科博士，七八年读完是正常的时间。
金钱和时间，被央嘎称为是国外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敌人。他打工贴补家用和争分夺秒学习的情景，与许多攻读哈佛励志书的描述相差无几：早5点到下午18点，要么在上课要么在图书馆。傍晚骑车不到半小时到家，妻子已做好饭菜和女儿们等着。一家人一起吃饭的一个小时，是央嘎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晚饭后继续学习到深夜12点。
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美国的第七年，奖学金花光，家里也没条件帮忙，一堆要付的账单差点让学业就此终结。幸亏有导师推荐央嘎到密歇根大学当一年讲师，全家辗转搬到密歇根大学附近，讲授几门课的收入勉强维持住了剩下一年的开支，一边教书一边写论文，博士才得以顺利毕业。
哈佛的经历改变了央嘎的许多观念，尤其是独立思考和批评质疑的习惯。同样意外的，是哈佛学到的研究方法和国际视野并没给他带来便利，“很多人很反感你带来的科学与国际化，甚至觉得你在破坏藏医，挑战传统。哈佛的博士学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家族的荣耀，是藏人的荣耀，但这个光环带来了更多不便，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负担。”
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藏医药，央嘎一直为此而努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条腿一起走路。2018年11月，由央嘎等教授牵头、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医药浴主要对风湿性疾病， 皮肤病以及一些由神经引起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同时，需要在藏医医生的严格指导下实施，不同的疾病还需要配置不同的配方。”
新生代藏族历史研究者
1992年出生的旦增聪美，远比大多数同龄人成熟。尽管研究历史，他看起来并无沉浸旧纸堆被熏染的暮气，完全是清清爽爽的一位藏族小伙子——礼貌、和气，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以及对于专业领域的敬畏和坚持——或许他身上继承的，正是比如籍博士前辈们“对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学术洁癖”。
和班觉博士一样，聪美出生于比如县行政中心所在地比如镇，与央嘎博士儿时偏远牧区的孩子们不同。“出生在县城和周边的孩子们，还是具备不少教育的便利。我们距离县城近，方便学习。同时也是国家9年义务教育的受益者，不上学就罚款的政策，促使家长不管主动或者被动，都比较支持孩子读书。”
聪美家乡在比如镇孟庆村，距离县城10公里左右。他2001年9岁时开始读小学，在比如县算是年龄比较小的。当时和他同村的只有16名学生，一般10多岁，最大的20多岁了，才读一年级。尽管如此，他小学毕业时，整个小学里只剩下三个同村的学生了。“一开始成绩较好，小学时除了汉语，其他课程都是藏语教的。好在上小学之前，父母就教过自己藏语、数学(乘法口诀等)。”
2007年，虫草涨价，作为虫草大县的比如，很多学生不愿再读书，不少父母要求孩子退学，聪美的兄弟姐妹也要去挖虫草。他在比如县城读完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宿，周末一般也很难回家，还被不少同龄人欺负。“因为年龄小，吃的被抢走。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饿，学校有食堂，每顿吃一碗，非常饿，很艰苦。”
聪美幸运地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小学班主任扎琼，即他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每天早上给他一个饼子，从而才克服饥饿，愿意继续读书。家人当时很忙，属于半农半牧，家里40多头羊，70多头牛，平时没人接，最长一个月才能回趟家。“好在有扎琼老师的饼子，我虽然是村里读书年龄最小的，比较争气，成绩基本保持第一第二。”
六年级时，聪美获得了上辽宁省学校的机会，结果没去，直接在比如县中学跳级上了初二。到了初中，除了藏文，其他课程都是汉语教学，非常难，很吃力，赶不上其他学生。于是假期家人就带着他去拉萨补课，主要上数理化方面的补习班。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聪美在他们班里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拉萨中学。
拉萨中学是众多西藏学子梦寐以求的高中，成立于1956年，校训为“厚德博学、知行合一 ”。学校直属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是西藏重点中学之一，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在西藏创建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坐落于舉世闻名的布达拉宫脚下，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
聪美在拉萨中学读文科。“这里尖子生云集，我当时成绩一般，基本在全年级排名100多，班里一共64名学生，一般在19-23名吧。”在拉萨中学时，聪美对比如籍的学生比较留意。“比如学生比较上进，学习也很刻苦，能够挑战自己，藏文总体上也比较好。”
2012年聪美考上了西藏大学，读藏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时专门去系统学习了藏文化、藏文语法和藏族历史。2016年报考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可惜英语失常没被录取。于是继续在藏大文学院读研，这三年期间， 特意去西藏社科院补习英语。202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了两个学校的博士生。目前， 在西北民族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是藏族古典文献学。
聪美的硕士论文，在次旦扎西教授的指导下，主题定为《吐蕃时期有关“那雪”的若干历史研究》，以吐蕃时期那雪的若干历史事件为线索，深度阅读国内外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并依据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做到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重复，不回避与主题相关的疑难问题，首次介绍未来研究那雪历史亟需的最新资料。
谈及硕士论文主题的选定，聪美觉得只是水到渠成，言简意赅地说明三点理由：一是老家在比如，二是研究生方向是西藏地方古代史，三是史料还比较充足。“我平时比较喜欢读史料，论文读的也多，中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的，都看过。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美国藏学家白桂思、英国藏学家F.W.托马斯等人的论文，对我启发比较大。我这篇论文里，有些新发现的文献，算是比较大的亮点。”
苏毗，是在青藏高原统一之前与象雄、雅隆齐名的三大邦国之一;娜秀，是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在苏毗故地基础上设置的苏毗茹所属的十一个东岱之一，史书称那雪小东岱或那雪小千户。现在的汉译倾向于“娜秀”，希望借用汉文里婀娜、秀丽的意象;比如县，则是包含了仍沿袭那雪、嘉雪流域区分之地域的现代行政区划。
在聪美的故乡，当时与象雄、雅隆齐名的邦国——苏毗，在藏北东部、怒江上游的深山峡谷中落地而具体化，甚至攀附有苏毗文化发源地之时，总会让人们对久远历史与现在此地的关系颇费些思索，尽管也有人确信不疑。
但这种关系无疑是有些暧昧的——因为三者之间的确有关却又含糊而不明朗——苏毗、娜秀、比如有着地域的包含或变动关系。《贤者喜宴》所载：苏毗茹的地界东至聂域布那，南至麦迪曲那，西至叶晓丁波切，北至那雪素昌，以嘉雪达巴园为中心。一般理解，原苏毗邦国比苏毗茹范围略大，而苏毗茹又包含娜秀小千户。
在聪美的硕士论文中，首先讲述了苏毗与苏茹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即苏毗位于吐蕃西北与象雄接壤，但在吐蕃王朝收降苏毗的十一东岱之后建立了苏茹，大小朵康思开始由苏茹接管，势力逐步向东北发展。因而最初由苏毗管辖的那雪，也成为吐蕃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即那雪小东岱。
擅长史料研究和梳理的聪美，为此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二世纪至五世纪的佉卢文书(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汉译的相关内容，古代阿拉伯史书《黄金草原》，部分汉文史料和藏文的相关历史文书。
娜秀小千户的范围，史籍里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当地人认为娜秀是那曲河流经的比如县一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载小邦“苏毗之雅松之地”，有人认为指三个地方，分别为娜秀、索秀、嘉秀三个山谷，统称为雅松(三个地方)，也指该区域内的那曲和索曲、嘉曲三条河流的统称。
娜秀小千户的范围应该大于今所指的娜秀。藏学家王尧、陈践在注释中说，吐蕃时期往往以河流作为军队的番号，娜秀即为那曲河流域，而军队名为娜秀军。由此看来而娜秀和比如又不完全一致，比如包含娜秀和嘉秀，娜秀在历史上的范围又不完全在今比如县境内，因此两者具有很大的交叉共有关系。
而在聪美研究中重点的发现在于，依据诸多历史资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界定“nag shod”与“nags shod”的正确写法，以及那雪小东岱和纳雪斯昌的地形环境。《朗氏家族史》里所讲述的故事和重要地名，与怒江上游那雪的有些地名不谋而合。“这或许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性格沉稳的聪美忍不住调皮一笑，乌溜溜的黑眼珠中，隐隐有光。
作者：陈无诤
放弃继承权的子女可以不赡养父母吗
刘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企工作。爱慕虚荣的刘某不希望父母成为自己事业的绊脚石，想通过放弃继承权，逃避赡养父母的义务，背弃自己认为的并不高贵的出身，斩断与家庭的一切联系。刘某可以这样做吗?
刘某这样做是违法的。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成为逃避法定义务的理由。因此，无论刘某是否宣布放弃继承权，只要不履行赡养义务，其行为也是违法的。
子债应该父还吗
童某与安某(21岁)是好朋友。一日，安某看上了一款手机，苦于身上没钱，便从童某处借了2000元，并写有借条。后来，安某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还钱的日子到了，童某拿着安某的借条向安某的父亲讨债。那么，安父是否应替儿子偿还债务呢?
安父可以不替儿子还债。我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依法确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并承担其后果。本案中，安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并且其所借款项的用途与其父无关，那么，他与童某的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仅对童、安两人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只有借债的人才有还债的法定义务，与其他人无关。所以安父可以不替儿子偿还债务。
医疗事故经多次鉴定的，应以哪一次为准
患者洪某已经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前两次鉴定结果都是三级乙等技术事故，但在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却鉴定为不属医疗事故，那么到底以哪一次鉴定为准呢?
应以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上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否定下级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也就是说，多次医疗事故鉴定，应以最高一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为准。本案中洪某虽然前两次鉴定结论相同，但最后一次是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也是最终鉴定，所以，还应以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准，只能按不构成医疗事故处理。
公积金条例13年首次修订：天价公积金将不再重现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时隔13年该条例首次修改。
近年来，缴存悬殊、资金沉淀、使用不便，住房公积金诸多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次修订稿明确提出，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低于职工工作地设区城市上一年度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不得高于平均工资的3倍，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上限不高于12%，下限不低于5%。
在之前的调查中曾出现：一些地方电力、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的公积金缴纳基数多达四五万元，个人和单位合计缴纳公积金上万元，而餐饮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收入群体只有一两百元等情况，公积金差距几十倍，加剧了收入分配的鸿沟。此次条例修订通过后要严格执行，让“天价公积金”不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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