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中资源错配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在市场有效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下，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差距由TFP的差异所致，且决定着不同经济体的技术差距的唯一决定因素。资源错配是影响TFP提升的重要因素，也是现阶段我国能否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渠道。立足现实，研究资源错配的特征、来源及影响，是重要且紧迫的。造成资源错配的因素多而复杂，从产权结构、企业规模以及资源空间配置等多个现实问题切入，这对如何纠正区域内、区域间的资源错配，优化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源配置;产权结构;企业规模;空间配置;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穷国为啥穷，富国为啥富?”的命题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不断的探究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富有国家的人均GDP是贫困国家的数十倍，而且这种收入差距没有收敛的趋势。自索罗构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后，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即从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研究国家贫富差距。国内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致共识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决定国家之间发展优劣、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所谓资源错配是针对“有效配置”而言。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完全竞争市场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伴随着要素从投资高回报率的部门转向低回报率部门，趋于实现边际产品价值相同。基于这种资源有效配置的判断，行业内所有企业的边际价值相等，则要素实现了最优的配置。然而，当不同要素带来的边际价值出现差异时，则认为存在资源错配现象。关于资源错配起初研究是从要素扭曲展开的，主要存在两种现象:一是某一类要素存在绝对扭曲，也就是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不均等;二是多种要素的相对扭曲，如不同部门的工资利率比出现差异时，视为存在相对扭曲现象。现有的文献对“错配”有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类是集约边际型的资源错配(Hsieh&Klenow，2009)，其实质是假定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都是凸性的，资源流向边际产出更高的企业，致使生产要素边际产出趋于收敛。第二类是扩展边际型的资源错配，是排除集约边际因素后，企业总产出会随着要素的流入而不断增加，市场上潜在企业随着要素的重新配置进入市场并提升总产出，这种类型的资源配置与总体生产率相关。探究其原因是，一方面，部分企业生产技术是非凸性的，如果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类型，将更多资源配置在该类型企业中会获得更高产出。另一方面，潜在进入市场的企业存在更高的生产率水平，由于存在进入壁垒(如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这类高生产率的企业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即使“在位”企业实现了要素边际产出相等，也不等于实现了资源最优化。反而，将部分资源由“在位者”转向“潜在进入者”，将会提升整体行业的TFP水平。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进出口替代战略的推行，国家间发展差距日益增加，垄断势力、制度差异、禀赋差异、外部性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扩大的趋势。而建立在完美市场假设条件下的理论受到挑战。

二、TFP差异与资源错配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看，不同国家的差距更多的体现在生产效率方面，而这主要是由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决定的。因此，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根据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培育比较优势，使用先进技术培育竞争优势。已有的研究证实了要素合理配置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假如市场上的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资本市场存在管制，一些实力雄厚、规模大的企业能够从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进行融资，而运营困难、规模较小的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资本，或者以较高成本获得资金，只能从民间进行融资。前者企业的边际生产能力低于后者企业边际生产能力，也就是过多的资本流向了大企业。如果资本按照企业边际生产力的标准进行配置，那么经济总体生产率将提升且产出增加。这就是典型的存在资本的非有效配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要素配置的不断优化和改善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的比重非常低，经济发展缺少活力。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资源基本都流向了公有制经济体，配置效率极为低下，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不断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整体的改革进程采取的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政府干预和管制普遍存在，尤其是对微观企业和银行的干预，使得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一种非市场化的特征，从而导致政府、银行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资源错配也普遍存在。而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的逐渐放宽，不同企业借贷有所改善，降低了资本要素的扭曲程度。所有制结构不断变化，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上升，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优化。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收益为私营企业的一半，而银行贷款额度前者为后者的三倍以上。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束缚，劳动力错配导致了经济增长效率损失2%～18%[1]。若要素不能按照市场运行机制进行配置，则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社会产出损失。

中国的数据显示，TFP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我们要思考的是，我国在TFP提升上是否具有足够的潜力?我国TFP的增进能否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对TFP的增长的源泉进行分析。一是资源配置，从供给侧方面看，短期内生产技术是稳定的，当优质的生产要素配置到高效率企业中时，单位时间内企业产量会增加。这类配置效应在产业间与产业内都有可能会发生，前者一般随着技术进步而进行，它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后者一般是发生在企业之间，这类效应取决于经济制度和市场效率。二是技术进步，其实质是引进或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实现既定要素投入的最大产出。当追赶型国家技术处于领先型国家技术前沿时，追赶型国家选择自主研发的技术创新形式更有效;当追赶型国家的技术远离领先型国家时，追赶型国家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短期内收益会更大。

特别是，Hsieh和Klenow(2009)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产出和资本的价格扭曲，以分析企业边际产出的差异如何降低总体的TFP水平。其内在逻辑为，假设企业经营的临界点始终在边际产出等于要素价格水平上，要素价格扭曲在边际产出水平上形成“价格楔(wedge)”。例如，两家技术完全相同的企业，其中一家可以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而另一家则只能在民间借贷市场上借高利贷，显然前者企业融资成本较低。根据经济学原理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这一一阶条件，边际成本越高企业的边际产出越高，对于整个经济而言，这样的资本配置是低效率的。可见，要素的边际产出扭曲会降低TFP水平。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最为经典，发现中国若能够达到美国的资源配置水平，那么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将会提升30%～50%，政策扭曲纠正后将会提升90%[2]。我国偏向国有企业政策对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存在很大影响，政策扭曲将会导致高昂的效率损失[3]。另外，金融错配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流向资本回报率较高的企业[4]。

中国总体生产率的增长是技术进步推动，还是资源再配置推动，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在多大程度上改善TFP增长?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认为资源配置的改善并没有显著的提升TFP。涂正革和肖耿(2005)发现资源配置对企业生产率贡献率仅为0.02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前沿技术和技术效率[5]。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离散性大，而且再配置与企业进入退出均没有发挥积极作用[6]。另一类认为资源配置对TFP提升具有显著作用。Brandt等(2013)认为市场不完全扭曲了企业资源配置，导致总体TFP约损失40%[7]。

三、资源配置:产权结构视角

随着我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化进程，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占的比例和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必由之路，而国民经济与生产要素配置是关键，尤其是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中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存在多面性的，既竞争又合作，既对立又统一，这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一)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间的资源配置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无论是在生产技术还是资源的配置效率上都存在差异，从而进一步导致两者的生产效率的差异。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市场经济运行具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市场将会按照竞争机制运行，采用优胜劣汰的规则，即效率高的企业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而低效率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将被淘汰。经济运行的实质就是生产效率决定企业发展与演化。

利润占比是衡量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指标，而现实发现国有经济产值份额高于这一指标。个别行业中国有企业利润非常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尤其是在黑色金属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制品、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仪表办公机械等国有垄断企业中，甚至也出现在纺织业、服装业、皮革制品、木材加工、家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竞争性行业中，而非国有类型企业状况则明显的好于国有企业。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可能存在的两点原因:一是国有企业的亏损并不能影响企业生产和退出行为，比如自来水、石油化工、烟草加工等垄断性的行业，即使处于亏损状态也会继续生产。二是部分国有企业所纳的税可能来自企业的利润，国家把原先属于企业利润的部分作为税收来征收，看似一些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其实企业可能处于零利润状态，故企业继续维持生产。进一步分析，在国有企业中，一部分企业资本收益被税收化，因而能维持在零利润状态发展，而另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连国家贷款本身也被利息化，这类企业实际上依靠不断的贷款注入来维持，即所说的“僵尸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这种运行模式下，国家税收实质是国家贷款的转化，而并非由生产创造出来的新增加值。

有些学者研究发现不少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盈利的企业多是处于垄断地位。或许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国有企业为何是“僵而不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长期的补贴。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上的企业能否存活取决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即企业能否不断的创新获得利润。国有企业实现这种利润的获得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依靠国家的补贴维持企业经营，也就是通常所指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另外一种是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垄断势力，在这类行业中非国有企业很难进入，面临着高昂的进入成本。政府对于这类国有企业的补贴政策主要是为了某些特定的产业政策而制定的，但是其弊端是损害了社会效率与市场竞争。对于这种补贴的具体形式，有学者对其进行分为三类，一是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二是国有企业在银行借款形成的“坏账”，最终导致的“准财政赤字”，三是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所催生的“坏股”。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所形成的软预算约束，这也是国有企业能够“僵而不死”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当国有企业亏损或者破产时，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财政支持(如增加补贴或减税等)，这主要是该类国有企业承担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基础性建设。现实经济发展常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可能簇生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发生道德风险问题，造成更多的企业损失，这可能是发生软预算约束的源泉[8]。

(二)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

市场化是经济发育程度的测算，也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体现。其内涵是，一方面是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化以驱动经济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化主要是体现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主要体现在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方面，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路。部门或行业市场化，是以经济发展为评判标准，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思路。地区市场化，以地区经济发展为衡量，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所以，在市场化进程中，需要更多的降低政府干预和管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是，现实是中国整体改革采取循序渐进模式，从而也导致在某些行业或者领域政府干预和管制普遍存在。最为明显的是，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不同对待，以及对银行的干预，表现出的就是资源配置显示出非市场化的特征。具体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僵化、陈旧的企业体制需要更新换代，同时，某些行业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参与竞争。现实中，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不一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别(数据来自王小鲁等人2006、2008、2010、2012年对全国402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总体而言，非国有经济的经营环境相对较差，政府在不同企业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的行政手段具有差异性，表现为偏向性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正常演化与企业的要素配置的途径影响总体的生产率水平，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问题也是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途径一，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偏向性政策形成了一种企业进入退出壁垒，导致一些低效率的企业不能及时的退出市场，而高效率的企业不能进入市场，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机制流动，从而使得大量的生产要素处于低效率配置状态;途径二，企业所面临的投入要素价格存在很大的差异，影响企业的生产水平。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融资，同时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劳动要素价格，而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生产所投入的资本劳动比已偏离了最佳的投入水平，从而导致总体经济效率的损失。

现实中，政府、企业与银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资源错配也成为一种客观的现象。例如，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导致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上具有天壤之别。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导致了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错配，经测算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达到2%～18%[1]。要素不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必然会造成经济系统运行的低效，甚至是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干预市场，一是政府在特定领域中制定保护非效率导向型企业的产业政策，后果是资源流向了低生产率企业。二是这种行为会阻碍新企业的进入，以至于资源无法配置到一些生产率更高的潜在企业中去。现阶段我国处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时期，简政放权是当务之急，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以消除一些政策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从而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改善增长质量。

四、资源配置:企业规模视角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分工理论，提到“劳动生产是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成熟、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9]，劳动分工可以使工人的劳动技巧能力运用更加熟练，同时重复性的劳动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有助于机器的发明和创造。从一定程度上看，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才能促使劳动分工的进行，这也是对企业规模和生产率关系最早阐述。穆勒在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节省劳动成本来阐述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指出“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构的使用与改革、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10]。具有两种可行的路径实现，一是内部规模经济，单个企业自身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组织能力和经营效率;另外一种外部规模经济，就是在多个企业之间通过分工、合作等方式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

(一)企业规模与生产率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经济增长来源于微观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在多大规模上才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中，论述了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大规模企业在规模经济、风险分担和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会促使企业更有动力进行创新活动。企业研发活动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处于垄断地位企业创新能力较强。这就是说企业规模、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活动息息相关。大企业拥有人力、资金等禀赋，这些都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规模扩大促使企业的研发倾向，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长期来看会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11]。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是，企业创新活动在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研发成本，小企业可能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如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竞争性产业相比垄断性产业更具有研发激励，结果是垄断行业减少了其创新的激励。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能持续增加，导致了企业规模对生产率的作用不是线性的。甚至有的学者发现，当企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研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由正变为负，甚至没有显著的关系。

关于企业生产与生产率问题，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对代表性企业进行同质性的假定，而在微观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生成规模和效率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尤其是Melitz在2003年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假设，开创了异质性贸易理论，与以往的以产业层面的研究范式不同，深入分析企业的生产、贸易和投资等行为，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最初学者分析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