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现状，趋势和方法

[提要]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前沿的学术趋向。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民族身份、文化研究、认知研究等均为热点学术问题。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及学科现状均迫切吁求着学术思维及方法论的变革，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当下已表现出新动态。基于学科与学术史的梳理，论文敞开这一崭新的问题域，并对未来理论建设提出初步构想。

[关键词]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意识形态;认知研究;人类学

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studies)是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它的基本理路是突破学科划分的限制，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按照艾伦•雷普克在《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中的权威定义:“跨学科研究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进程，这些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靠单门学科不足以解决;它以学科为依托，以整合其见解、构建更全面认识为目的”[1](P.17)。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以后才逐渐成形的。

跨学科研究的宗旨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这些问题靠单一学科已经无法推动，必须整合两门及以上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才能去完成。当下，我们着重提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正是以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儿童文学事业发展面临着复杂的瓶颈问题，学术格局亟需突破的现状为背景的。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视域必须放置在世界范围内来推进。

一、西方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趋势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骤然呈现出一幅崭新的跨学科研究的图景，这一令人兴奋的和扩张的趋势，吸引学者PeterHunt选择其时的代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一本题为《儿童文学的当代批评》(1992)的理论文集。在本书的前言中，PeterHunt开宗明义声称:“儿童文学是一种模糊暧昧、含混不清的创造物，批评家们不得不围绕一个很大的领域和很大数量的临近学科去握定其基础的分类和评判的问题……这里面深刻地内含着儿童文学研究转型的自觉意识，这是伴随着文学的价值体系的变迁语境而发生的”[2]。PeterHunt言辞中使用了“特质的(idiosyncratic)、与众不同(distinctive)的声音”等来表达他对这一研究新趋势的印象及性质判定。其所收文论涵盖了其时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在文学批评与教育、心理学、历史、科学理论、文化研究等的跨学科关联成果，所涉思想内涵聚焦了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国际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复杂的题旨，就像Pe-terHunt指出的:这些研究将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平等对待。

自此，西方儿童文学的跨学科论域不断深入

推进，它自然融入社会、哲学、美学、文学的时代思潮演进而建构出独立的儿童文学学科话语声音，它始终没有因为是“儿童”的文学而“自成一体”，而放弃与成人社会内在构成为“一体性”的价值要义。因此，举凡在不同时期活跃的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都同时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百花竞放的繁盛格局。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生态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性别平等、男女同性恋青年、后殖民经验等，纷纷成为儿童文学借重的理论资源与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整体看，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相对集中的成果及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

PeterHunt在其推出的典型地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批评跨学科新趋势的文论集中，首列的便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1985年之前，这一理论探讨视阈并不凸显。1985年学者Sutherland发文《隐藏的说服者:儿童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3]打破了这一格局，他指出作者创作出版图书是对其个人思想意识的表达，本质上是对其价值观的宣扬，图书会进入公共场域，因此也可以说就是作者的政治;1992年JohnSte-phens出版的《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4]一经问世便成为儿童文学中意识形态、读者定位、话语分析等研究的标准参考物，至今具有重大影响力，该书2010年译进我国。JohnStephens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企图，会通过叙事宣扬或强加某种社会政治态度给读者，儿童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使目标读者社会化，其意识形态属性尤为明显，他深入地论证了儿童文学文本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意识形态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在1990年代后期被逐步拓深，其基本思路均切入具体国别、民族身份(nationalidentity)维度去阐述儿童文学中意识形态的内涵，如2001年由学者MargaretMeek主编出版的《儿童文学与民族身份》[5]，就是1998年伦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主要探讨“英国儿童是从何时起意识到他们是英国人的呢?是什么使英国童书的英国属性如此彰显，与法国童书当中的法国属性判然有别呢?在法国童书或英国童书当中出现德国人时会发生些什么呢?”等这样一些有关“儿童文学与民族身份”的问题。此类代表性著述很多，如2008年由学者Eliz-abethA.Galway所著的《从童谣到国族意识:儿童文学与加拿大的身份建构》[6]，2008年由学者Viv-ianYenika-Agbaw所著的《在儿童文学中表现非洲———看见的新旧方式》[7]以及2013年由KitKelen和BjrnSundmark主编出版的《儿童文学中的国族:童年的国族》[8]等，总之，近十年来“民族身份”是西方儿童文学学界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

此外，学者PerryNodelman于2008年出版的《隐藏的成人》[9]对儿童文学意识形态属性的运行机制有进一步拓展，被业内同行誉为“杰作”。该书围绕儿童文学固有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永恒对立和矛盾探讨了儿童文学的文类特性，指出“隐藏的成人”操控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行，他们把幻想和愿望隐藏在表面看来简单纯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2014年该书被译入中国，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也持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二)儿童文学与文化

学者JackZipes于1994年开始主编西方儿童文学学界规模最为宏大的研究系列丛书，在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持续出版，至2011年这个系列由PhilipNel担任主编，直到现在还在推出。JackZipes使用了“儿童文学与文化”(Children'sLiteratureandCulture)这样的表述来命名这套丛书。用“文化”一词来指称与涵盖世界儿童文学前沿学科趋势及内涵，JackZipes也许是权宜之计，但也切中肯綮，可能除此之外他再很难找出合适的语词来“包容囊括”纷繁复杂、多元万象的儿童文学研究题旨。在编辑前言中他提到:“该系列秉持国际视野，鼓励以跨学科方法开展创新研究。‘儿童文学与文化’在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理解‘儿童’，从童年延伸至青春期。自儿童文学起源以来，童年观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个系列特别关注儿童文学中的这种转变，并且关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到对儿童的表现与社会化。虽然该系列重点关注儿童文学，但是有关儿童广播、电影、电视、艺术等也均在关注范围，试图努力去把握“儿童文化”的审美与价值。在过去的50年间，不仅在儿童文化方面有重大变化，而且在对待这些变化的学术研究上也有根本转变。因此，“儿童文学与文化”目的旨在增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且以新的方向将世界各国最好的学术成果致以引领与汇聚。”Ⓒ遍览这个系列的书目，我们择取几本题名看，便可对其论题的跨学科性与论述主题的多元视角有所了解，如《他者的声音:儿童文学和后殖民语境》[10](2000)、《建构儿童文学的标准》[11](2004)、《儿童电影:历史、意识形态、教育学、理论》[12](2000)、《发明儿童:文化、意识形态和儿童的故事》[13](2001)、《俄罗斯儿童文学和文化》[14](2008)、《跨界小说:全球和历史视角》[15](2009)、《儿童文学研究的基础概念:文学和社会学方法》[16](2009)、《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17](2010)等。这些研究无论是对个体作者还是插画家，对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的历史观照，还是各种文类的分析阐释以及比较研究，包括大众媒体研究或整体性的理论突破等，均站位于19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研究的大语境中，与同时期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保持同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或儿童文学的媒介研究视角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研究理路可以追索到1920年代，但在19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的跨学科视域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2013年，在荷兰召开的第21届IRSCL会议的主题便是“儿童文学与媒体文化”。主要探讨在瞬息多变的“媒体图景”的时代进程中，儿童文学怎么清楚地界定属于它自己的领域?电子和数字媒体是怎样影响着儿童的新兴文学和文学技巧?儿童图书和新电子数字媒体在儿童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现代社会，可供少年儿童使用的哪种多媒体促进了少年儿童的交流行为?儿童文学同全部的非传统的媒体共同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那么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呢?[18]这些问题均属于当前新颖前瞻的课题。

除了以JackZipes主编的这套规模性丛书来鸟瞰“儿童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趋势外，我们还需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这一趋势中较集中的呈现。在1990年代以来关于儿童文学的各种综论性介绍中，具体可以说就是关于儿童文学文体分类的介绍中，“多元文化的文学”(multiculturalliterature)被列为一类文体，足见其在“现象”层面的显示度与在儿童文学文体构成中的重要性。而在后殖民理论视阈中，儿童文学中成人和儿童的权力关系被致以重新的阐述，特别是一些落后的、被他者化的地域与民族，其儿童文学的“后殖民视角”阐述被尤以突出，如《后殖民非洲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的批评观》[19](1998)等。

(三)心理学方法和认知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儿童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让•皮亚杰(JeanPiaget)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形成了标志性的成果，建立起了儿童“感知运算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从11岁开始一直发展)”四个阶段的认知发展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也包括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产生了以学者NicholasTucker为代表的标志性成果《儿童和书:心理学和文学的研究》[20](1981)。在本书序言中，NicholasTucker指出，其时儿童文学研究已聚焦了一些方法，如历史调查、教育学等，他尝试探索一种不同的、之前被忽视的话题，如:为什么儿童文学中某些主题和方法在儿童中是如此受欢迎?关于儿童和他们喜爱的书，上面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会告诉我们什么?对流行童书的情节和角色的共同因素的发现，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揭示一些儿童的想象需求和兴趣的可预见的模式?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文学通道更易被儿童接受?NicholasTucker按照让•皮亚杰的发展阶段论设置其著述结构，分别探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所适宜接受的文学类型及其文学特征，将儿童的认知发展与其文学趣味和文学能力的变化联系思考。

精神分析学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和价值》[21](1976)，该书于1991年首次译进我国。作者在本书中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阐释经典童话，强调了童话在处理儿童的无意识焦虑和促进心理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后，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儿童文学批评，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便是美国学者KarenCoats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22](2004)，该书2010年译进我国。本书运用并创造性展开拉康的主要理论，集中探讨欲望本身以及儿童成为主体的过程，童书如何在此层面上与儿童形成交互作用等。

20世纪70年代，一门跨学科的新兴领域认知科学在西方正式兴起，推动了文学领域的认知批评方法。儿童文学也再次将认知研究逐步推向深入，JohnStephens于1995年发表了《由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图式理论，叙述话语和意识形态》[23]一文，考察了两个七岁和十一岁的孩子在写作中如何掌握宏观图式和微观图式，并将这些孩子的写作与成年人写给儿童的故事进行对比，指出图式作为话语的一个要素，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内容。

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IRSCL大会上，JohnStephens发表了一篇详尽介绍儿童文学领域内图式和脚本理论应用的会议论文，标志着认知研究在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篇论文整理后发表为《图式和脚本:儿童文学中的认知工具和文化多样性的表征》[24](2011)。文章意在说明，儿童文学一直试图介入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从而肯定人类权力和人类平等的文化多元模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在儿童文学文本中努力改变以往西方文化中常见图式和脚本的中心部分。此后，学者Sung-AeLee也以脚本和图式理论，以《诱惑与恐怖:对韩国狐狸精民间故事的改编》(2011)一文对多元文化和文本改编问题进行考察。[25]

在图式脚本理论之后，映射、概念整合、概念隐喻、具身化、可能世界等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陆续进入儿童文学批评领域，涉及意识形态审视、文本改编、主体性表达、情感叙事策略、文学功用和教育等问题，覆盖图画书、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和青少年小说各种文体。如MariaNikolajeva主要关注认知与阅读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26](2014)，RobertaSeelingerTrites主要以认知观照青少年文学中的成长叙事问题[27](2014)，这两部著作均属于国外著名出版社JohnBenjamins打造的“儿童文学、文化与认知”丛书(Children'sLiterature，CultureandCognition，CLCC)，这套书从2013年始出版，至今已出版10本。

此外，《儿童文学协会季刊》(Children'sLitera-tureAssociationQuarterly)于2018年9月曾聚焦认知方法研究开展专题征稿，指出认知方法内在地具有跨学科属性，将认知科学、语言学、教育以及更多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如叙事学、读者反应等结合起来，以形成关于读者和观众新的知识类型。因此，该刊物专题研讨的目的就是要产出认知方法对学界所作贡献的最前沿概观。整体看，认知研究是目前国际儿童文学最为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二、我国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历程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百余年，发生时先天秉具跨学科属性，从相关学科领域汲取精神资源，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跨学科研究也表现出较显著的本土特征。但晚近以来，特别是相较于西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盛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我们在这方面整体发展是滞后的。

(一)教育学与儿童文学亲缘关系的建立

我国现代意义上儿童文学的自觉发生建基于童年问题的提出，而童年问题的自省自察来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民族救亡与振兴。因为儿童教育直接关系民族存亡，兴国必先新民，因此儿童教育问题是我国近代以来沸沸扬扬的教育革新浪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梁启超“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896)的重要言论开启了这一领域革新的先河。儿童教育逐步从“家庭教育”走向“社会教育”，“儿童公养公育”是近代儿童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1902-1904年，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实施的新学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儿童新教育开展的可能性。随着《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903)的颁布，各地陆续创立幼稚园。与学制改革呼应，儿童教育新思想逐步被引入，从1903年7-8月，卢梭的《爱弥儿》在《教育世界》上连载。随后有大量的从日本转引过来的先进教育理念引入中国。鲁迅1902-1909年周作人1906-191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均接受了新型儿童观的洗礼，回国后对推动我国儿童教育观念的革新及现代儿童文学的正式诞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9-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我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与影响作用。在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国内重要教育家的接受及传播下，杜威教育思想广泛影响到我国教育领域。经由十余年一个以“儿童教育”为轴心的儿童文化场域的建构，“儿童文学”也便呼之欲出了。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孔德学校讲演《儿童的文学》，开篇第一句为“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一发生便天然秉具教育学学科基因。

经历了发生初期的兴奋与高潮，我国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的探索便始终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国儿童的教育使命与未来承担相关联。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儿童文学“阶级斗争”的教育功能被突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至1962年鲁兵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观点以及这一观点的被扩大与逐步的窄化理解，我国儿童文学与“教育”题旨的关联走向了最封闭的状态。

新时期初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变迁的主要任务是向“文学”与向“儿童”的双重回归。整个1980-1990年代，理论界争论的主导问题是有关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与教育性之间的是非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童书开始接受市场化的冲击，直至新世纪以来，童书创作翻译出版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目前是第二个黄金十年的发展，儿童文学开始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与教育学发生关系，特别是在新课改尤其是中小学语文课改、幼儿园图画书教育教学等的实践中，儿童文学成为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同时，儿童文学所展现的“儿童观”“童年精神”也影响、启发了中国教育的教育观和教育方式。分级阅读、书香校园、书香阅读等活动的逐步推广与深入，朱永新等倡导的“新教育”理念等，均使得儿童文学前所未有地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滋养下的儿童文学

事业及学术发展

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学”“教育学”视角，与以“人类”、“早期文化文学资源”为中心的人类学视角交叉融合，形成20世纪前30年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主要的话语资源与表达内容，这又具体表现在对童话、儿歌、神话传说的研究上。

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无论是作品呈现还是理论研究，均以“童话”一词为中心。1920年，“儿童的文学”概念出现后，随后的分体研究中以“童话”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这受益于其时的“民俗热”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愈日提升的影响力。AndrewLang，E•S•Hartland，J.A.Macculloch等西方人类学者的著述思想在当时被频频使用。周作人在注目童话的同时，也于1914年发表《儿歌之研究》《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都延伸了以民俗的资源用于儿童教育这样的文学目的。从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在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研究运动所带来的热潮中，民歌的民俗的文学的价值关注更在首列，一直延伸到1930年代，形成了大量儿歌研究成果。儿童文学学科范围内的神话传说研究主要聚焦于神话传说是否适合儿童阅读与如何利用的问题上。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后，30年代中后期后便逐步中断了。直到新时期以来，学界又开始承续“五四”时期的传统，代表学者如吴其南对“复演说”的批判反思。新时期以来跨学科意识最强的一位儿童文学学者是班马，他的研究融合了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众多学科，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与概念，至今很难有人超越。而这其中最富理论建设性的是他在儿童美学方面的“前艺术思想”[28](1996)的体系建构，他以对儿童审美的发生论研究为基础，聚焦前审美和前艺术的审美发生学原理及机制，参与文化发生态的研讨。班马的研究受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影响很大，汇通多学科，但主要兴奋点在人类学与艺术学，坚持“儿童研究”密切联系于“人和人类的根”，定位其为文化发生态。班马之后，儿童文学学界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运用再无大的突破。新近青年学者黎亮的成果创出新意，她整合结构形态分析，跨文化跨种类比较、心理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提出“民间童话与现代性”，观点颇具创新性与延展度。[29]

(三)其他跨学科研究及对跨学科研究的倡导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新时期以来广受中国儿童文学学界运用的跨学科方法，它使得我们对儿童与文学活动的认知关系的研究有了重要的方法论通道，这其中尤以方卫平的研究最有代表性。方卫平于1984年9月至10月初开始写作《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之后的一系列研究，都试图利用皮亚杰所揭示的认识主体如何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去深入探求审美性的儿童主体结构领域，特别是，“结构”与“建构”的思想理路奠定了方卫平理论掘进的基础方向，使他牢牢把握住构织“儿童文学活动”的几个关键向度去发展自我的理论体系。

此外，由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本身与印刷业、出版业的发展，与西学思想的传播，与刊物的内容载体，与媒体文化的发展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传播学与媒体文化的学科理路与思想内容自然内在结构于儿童文学学科之中。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与传播学之间生成了丰富的现象与史料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童书出版热的兴起，随着儿童阅读与媒体文化间更为动态复杂关系的生成，儿童文学的媒介研究视角在国内学界变得愈来愈自觉，产生了一系列或整体、或个案，或趋近于美学走向的研究成果，这其中胡丽娜、陈恩黎、崔昕平等的研究都很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