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县域经济转型研究
摘要：县域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目前浙江县域经济正面临着要素制约日益突出、区域分割严重、高级要素难以集聚等问题。为此，作者提出，浙江应推进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向以都市圈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转型。县域经济的转型路径因各县的经济基础、约束条件不同而各异。转型的最终目标是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各有分工、功能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构成功能完善的城乡空间单元。
关键词：县域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型
县域是我国古老而稳定的微观地域单元，是我国的基层政治、经济实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也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走过了一条以县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发展道路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给浙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县域各自为政、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能力弱、高端要素难以集聚等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最小有效距离不断延伸、市场范围不断扩展、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从而使区域一体化特征日益显著。伴随着这一过程，区域内的城市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一种城市群（圈、带）网络体系。因此，都市圈的崛起成为了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由此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需要认真研究都市圈背景下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问题。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对于统筹城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加快推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术界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当时探讨的重点是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党的十六大后，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主要集中于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如闫恩虎等（2008）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传统阶段、发展中阶段和一体化阶段），并认为体制“瓶颈”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①。另一类文献则总结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如战炤磊（2010）总结了一批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范例以及一些比较典型发展模式战炤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特征与演化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还有一些学者也对都市圈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高新才和李岳峰（2007）认为，生产要素的差异和不平衡流动是导致城郊型县域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改变这种现状的路径是以城促县，优势互补，互动发展高新才、李岳峰：《生产要素流动U型假设下的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3期。。任寿根（2005）认为，短期看，中国城市扩张力和“城市场效应”将导致中心城市和城郊型县域的经济差距呈现拉大趋势，但从长期看，由于溢出效益的存在，两者的融合是必然趋势任寿根：《城市兼并、城市场与城市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5年第4期。。
在有关浙江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的讨论中，多数文献集中于探讨浙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如李强（2002）等认为，浙江县域经济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众经济、民营经济、特色经济、农本经济李强：《浙江县域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今日浙江》，2002年第22期。。也有学者分析了浙江县域经济目前正面临的困境：如李金珊和叶托（2010）指出，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由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和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等问题使浙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李金珊、叶托：《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最近几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都市圈经济的兴起。如王祖强等（2010）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都市圈和城市群已超越经济强县已成为经济空间集聚发展的新形态。王祖强、应武波：《从强县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徐明华等（2011）提出要根据各县域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地予以制度激励和政策指导，促进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徐明华、陈文举：《浙江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研究：方法与实证》，《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对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有益探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出了较为有力的解释，对浙江县域经济的研究更是切中问题要害。但我们也发现，已有文献对都市圈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转型路径未能深入分析和探讨，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都市圈兴起背景下县域经济如何转型发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的最基础层次和最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初期，浙江省大胆放权，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并通过连续五轮“强县扩权”，使“省管县”体制由财政体制逐步拓展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推动了全民创业，使得县域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截止2010年底，浙江县域行政区域总土地面积89122平方公里，占全省的87.6%；年末人口总数3412.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11.5万人，占全省52.8%；实现生产总值16295亿元，占全省的53.1%，县域财政总收入达1651.13亿元，占全省的43.3%。
1992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依据权威指标体系开始对全国县域单位综合实力进行测评。从历届的测评情况看，浙江进入百强县市的个数逐年增加，位次逐步前移，名列全国前茅。2003-2008年，浙江百强县总数一直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详见表1）。
表12001-2011年浙江百强县的数量
年份数量全国排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百强县排行榜整理而得。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它在要素集聚、市场分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局限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这也可以从近年来浙江百强县数量的下降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一）过分依赖传统产业，要素制约日益突出
在县域经济繁荣的背后，浙江经济发展长期停留在粗放式增长状态。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成为浙江县域经济的一大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浙江县域经济目前的产业分布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投资要求均不高，这些产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很容易被其他地区轻易地模仿，从而陷入价格恶性竞争的泥潭。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具有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特征，加上在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支柱性地位的乡镇企业，大多数技术装备落后，规模较小，综合利用资源和深加工能力低，使得目前浙江县域经济面临的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制约非常突出，而在现有的县域资源配置框架之下，挖潜空间障碍重重。
（二）区域分割严重，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县与市、县与县之间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区域分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扩大，最终成为产业升级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李金珊、叶托：《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与此同时，实行“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后，地级市的作用弱化，县域发展的自主权则不断加大。省内各个县、市面临的政策空间差异变小，这就刺激了各县的趋利“短视”行为，导致各县为了追逐政绩而侵蚀市场机制，忽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协调以及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而县政扩权又大大削弱了地级市统筹各县发展的行政权力，进一步造成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阻碍区域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浙江的多数县域经济“锁定”于特定的传统产业。
（三）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受抑，高级要素难以集聚
“省管县”财政体制在激励县级城市的同时，制约了设区市的资源汲取能力，抑制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多数设区市如绍兴、台州、嘉兴、湖州、金华等城市的区域中心功能难以提升，集聚效应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例如，浙江一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由于身处县域或镇域，人才、资金、物流、信息等资源和要素无法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实施外迁计划有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000多家温州企业总部、200多家台州大中型企业总部外迁至上海等大中城市。。但这些企业多数却没有向浙江省内的中心城市聚集，而是大量“出逃”省外。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因为省内的多数中心城市缺乏高级要素的集聚能力。
三、从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浙江经济空间布局的转型
都市圈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是具有单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并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次中心、城镇和农村所构成的圈层式地域。都市圈形成的动力在于中心城市、次中心和周边城镇、农村地区中各种经济活动要素的集聚作用和在不同空间形成的职能分工和协作。
（一）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集聚与扩散作为两个既具体又抽象的矛盾统一体，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它们贯穿城市发展运动的历史全过程。从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到哈格斯特朗的空间扩散理论，都把城市形成与成长归结为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互作用。
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收聚合产业和生产要素的效能。从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集聚是城市的天然属性和内在要求，人口和产业集聚也就成为城市的基本特征。对于中心城市来说，其突出特征就在于它能够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强大的服务能力、高效的信息交换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吸引区域内的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集聚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从而显示出其强大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源于中心城市自身结构的优化、规模效益的递减、要素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周游、张敏《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规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中心经济城市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扩散和产业的扩散：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市聚集效应的累积，受空间容量、环境容量和经济容量等因素的制约，集聚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集聚成本大大提高。为了追求更高的边际收益，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就开始向周边城市和农村地区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小城市、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梯度产业链关系，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中心经济城市的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会逐步向周围的小城市转移和扩散，而这些小城市的某些产业也会相应的逐步向农村地区转移和扩散。
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心城市通过发挥扩散功能，促使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为其经济发展输入新鲜血液，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次，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自身的集聚能力。中心城市通过不断发挥扩散效应，超越城市原有的地域边界，向周边扩展，将周围地区纳入城市化轨道并与大城市融为一体，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水平上不断集聚，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拥有多层次城市体系和广阔发展腹地的大都市区。
总体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大体上遵循一个由增长极发展到点轴发展、再到网络发展的动态过程。通过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资源和要素不断重新配置，最终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形成多个功能完善、规模等级有序的都市圈体系。也就是说，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就是中心城市“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的产业空间重组循环过程，进而使中心城市由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形成圈层式的空间经济结构。都市圈能使资源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能让圈内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实现大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未来浙江应该把提升城市功能和竞争力作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突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形态的调整，推进形成圈层化的空间布局、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关系，大力推进都市化战略，加快形成杭、宁、温、金—义四大都市经济圈。每个都市经济圈既要通过集聚作用，加快培育都市区、省域中心城市、县城等不同层次的“中心”；又要通过扩散作用，有效拓展各级“中心”的辐射能力柳博隽：《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向度》，《浙江经济》，2011年第16期。。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四大都市圈之间深层次上的圈际间经济联系，最终形成一个分工协作密切、空间分布有序的区域有机整体。
（二）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转型
从近年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县域的区位状况、自然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基础等基本要素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可忽略。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些基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从而需要从都市圈的视野和层面来统筹和配置各类资源和要素，进而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在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经济兴起的背景下，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县域经济在都市圈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县域产业的战略定位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大力接受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积极融大都市经济圈。其次，要进一步加快县域城市化进程，重点引导县域人口和二、三产业向县城、中心镇集聚，并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县域经济进入不同层面的圈层结构，促进与周边县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融合发展。最后，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完善要素配置的路径和机制，最终使得各类要素资源能在不同的都市圈之间、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以及各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县域经济与都市圈经济的关系调整
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都是浙江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的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与促进的关系王祖强：《浙江空间经济新格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地理》，2011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在“强县战略”思维下，浙江许多县（市）依托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县域经济。在区域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为了克服要素制约日益突出、区域分割严重、高级要素难以集聚等问题，浙江迫切需要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在区域经济中的带动作用。因此，大力推进“都市圈战略”势在必行。推动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向以都市圈经济为主体的空间结构转型，主要目的在于弱化行政区域壁垒，强化区域内各圈层的经济社会联系，形成一个分工协作、分层竞争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最终目的是提升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
四、都市圈背景下浙江县域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都市圈形态的逐步确立，使得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视野境界有了大的跃升。大跨度集聚要素资源、借助外力推动自身发展的机制也更加灵活，因此县域经济的转型路径应不断优化。
（一）承接大城市的辐射和转移，积极主动融入大都市经济圈
这一路径适用那些处在大都市周围，与大都市联系密切，自身也有较强实力的县域经济。首先，要在都市圈内部建立和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工协作关系。都市圈内的各级城市之间要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尤其是轨道交通体系），不断增强关联性和互动性，从而有效提升组织化程度，同时还要不断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的空间布局，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分工有序、紧密协作的大都市经济区。比如杭州都市圈周围的富阳、临安、德清、海宁等县（市），应积极利用近年来杭州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重工业企业正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吸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驻。与此同时，还要利用杭州许多高等院校搬迁的机遇，吸引这些学校入住，加强与大院大所的产学研合作，鼓励优势骨干企业高起点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大力引进创新团队，靠科技人才助推县域经济转型，积极融入大杭州都市经济圈。
（二）发挥自身优势，培育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卫星城
这一类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联系稍弱，或处于两大都市圈的交接地带，或所在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辐射、带动，而其自身经济实力又较强，比如慈溪、温岭、诸暨等。对于这一类县域经济，要按照合理分工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现有的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中心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把一些大都市因受发展空间、生产成本和环境保护等因素限制的无法做的产业和项目吸引过来，迅速壮大这些产业和项目的规模，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最终，促进其向未来大都市圈的区域次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卫星城方向发展。
（三）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
这一类县域经济与中心城市的联系很弱，而且从区位和发展条件看，通常处在欠发达地区和生态涵养区，如开化、庆元、景宁、泰顺、盘安、淳安等县。对这类县域，一方面，必须彻底摒弃过去那种“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和片面追求经济门类“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发展模式，立足县情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切合自身实际做好培育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文章，围绕种养加工、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领域兴办一批生态产业项目。要利用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形成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环节和产业链，并通过政府引导形成上规模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特别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机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转移等途径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总之，随着我省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大都市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上都是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当前，推动浙江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型，主要目的在于弱化县域经济发展的行政区域壁垒，克服地方政府之间以邻为壑、过度竞争的现状，强化大都市圈内各城市的社会经济联系，为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和完善城市功能提供制度框架，并以此作为更广空间组织的基础。□
（责任编辑：熊觉）
作者：袁涌波
摘 要：县域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本文旨在通过评述90年代至今关于浙江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的理论，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向都市圈转型中，许多学者对此存在认识上的“行政区划”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县域经济的可能转型之路。
关键词：县域经济 都市圈经济 经济空间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县域经济为主导，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的发展之路。县域模式使浙江经济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关于浙江县域经济的讨论从未停止，研究文献不断涌现。
一、浙江县域经济的本质与发展历程
目前浙江县域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面临的问题、县域内部竞争力差异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浙江县域经济研究一开始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而是遵循“问题——对策”的研究模式。如李强(2002)总结了浙江县域经济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农本经济、特色经济。黄勇(1999)认为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聚是“块状经济”的典型特征，规模经济有效提高了浙江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王祖强(2000)认为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股份制改革是浙江县域经济特色所在，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何显明(2009)认为浙江城乡收入差距较全国水平更加平衡正是因为县域经济，而“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在县域经济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陈国权(2009)经考察发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创新的推动，扩权改革、财政省管县等一系列体制都是地方政府创新能力的体现。
也有学者分析了浙江县域经济内部空间差异的问题：蒋天颖(2014)等采用实证方法，认为浙江省县域经济水平呈现空间集聚态势，浙东北县域经济水平明显高于浙西南;并从区位、基础条件、空间等方面探讨了差异原因和对策。肖旭雨(2014)采用ESDA视角分析县域经济状况，认为县域经济的绝对和相对差异一直在拉大。各位学者对浙江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暴露了县域经济自身的局限性，县域经济模式无法复制经济增长的辉煌。洪玉(2004)指出，县域间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农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等等都是县域经济模式下的突出问题。胡强(2009)认为县域经济是资源密集型经济，具有不可持续性，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李金珊(2010)认为，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改变，强县扩权的弊端如分割市场、高端要素难以集聚、产业同构无法升级等开始暴露出来。
二、浙江都市圈经济与经济空间结构新布局
国外对都市圈的研究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提出的大都市带概念，即几个大城市连成一片都市带。但是鉴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研究大都市群的文献并不多。于洪俊、宁越敏(1983)首次使用“巨大城市带”的概念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戈特曼的思想，周一星(1996)提出了都市连绵区的概念，崔功豪(2000)、张京祥(2001)、李国平(2004)等探讨了城市群、都市圈的概念、界定及功能等，类似的研究大量产生。
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都市圈经济形成的动力可以归纳为以下：(1)城市群与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动因在于追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史晋川、谢瑞平，2003)，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聚集是都市圈产业空间结构形成的核心动力，从单中心都市圈到多中心都市圈再到大都市圈的过程就是从产业分工到空间分工再到功能分工的逻辑(王德新，2013)。(3)杨勇(2008)认为，都市圈是城市与区域经济的产物，市场机制是都市圈发展演化的根本动力。
進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中心城市集聚能力弱、城市结构不合理等越来越突出。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浙江的都市圈经济发展。王祖强(2011)指出，开放型经济和市场化要求浙江经济逐步形成新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借助都市圈经济这一载体。都市圈和产业布局的构成具有区域性和空间结构性，黄鹏(2012)关注杭州都市圈存在的产业空间布局问题，从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的机理，并认为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壁垒是阻碍都市圈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呈梯度自由转移和扩散的主要因素。李振波(2017)对宁波都市圈进行了空间范围界定，并定量分析了宁波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和经济联系，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核心圈紧密度低、圈层发展不平衡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县域经济下的企业竞争力薄弱，产业小而散面临升级窘境，如何向都市圈经济转型成了难题。
三、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路径
大部分学者关于浙江县域经济如何转型的路径有共同点：即通过空间布局升级，使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经济，但是他们侧重点不同。如王祖强(2010)从浙江城市化和工业化融合角度解读县域经济到都市圈经济的转变，实质上是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他认为，达到要素集聚、产业分工、区域创新的目的必须破除行政分割、城乡二元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因素。徐明华(2011)利用经济引力模型对浙江空间发展大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区域空间发展的大趋势下，浙江各县域要因地制宜的采取制度和政策激励融入都市圈经济。袁涌波(2013)在梳理县域经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浙江县域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已有的研究对都市圈背景下县域经济的转型路径探索尚未成熟。他认为经济空间布局优化要分两步走，在发挥县域经济自身优势同时，尤其强调中心城市在都市圈建设中的集聚和扩散作用。刘铠峰(2014)认为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型实质上是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通过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和“都市圈战略”双引擎引领转型路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助推产业升级。毛燕武(2014)认为，要实现县域经济转型，首先要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特色小镇等平台实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带动周围县域经济发展。刘亚卓等(2016)认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的根本动力是分工水平的提升，而产业转型、交易成本降低、提高市场专业化程度是提升分工水平的重要途径。郭金喜(2017)认为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变其实是集合了空间重构、产业升级和体制重组三要素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阶段。他进一步以浙江金华为例，从微观角度评估了金华市的转型条件并得出了以空间结构布局为核心的转型路径。方超(2017)从理论角度阐明了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实证度量了浙江省58个县的发展情况，根据其各自的差异化因地制宜的提出了转型路径。
四、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中需要完善的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浙江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主要集中于几方面：一是县域经济的经验研究、浙江县域内部差异研究和县域转型原因。二是关于都市圈经济的含义、几大都市圈发展的内在机理。三是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关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型研究。
启示：一是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都是区域经济中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态。县域经济具有产业集聚但是结构低端的特点，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高级阶段，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大、高端要素集中。二是发展都市圈经济，不仅仅意味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大部分学者认为浙江的县域经济也叫行政区划经济，县域之间的竞争和地方保护政策吸引了低端生产要素的聚合，集聚了一批有特色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短时间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高端要素的流动和集聚不是仅靠破除行政壁垒就能完成的，提升杭州、宁波等大城市的辐射力也不是变附近的县为区。三是在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转型路径上，我们也要关注体制机制的作用。上述关于县域经济转型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根据分工理论和经济增长极理论来支撑产业升级和空间结构布局转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走出了之前县域经济转型方向上理论支持不足的困局。但是，当前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经济存在困难的原因还有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诸多学者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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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方超县域发展评价及转型路径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7
作者：游怡乐
县域长期以来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也是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进程。在长三角一体化和大都市区建设的背景下，浙江县域经济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同中心城市和市区相比，近些年浙江县域经济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竞争力弱化趋势。
为此，浙江省相关部门、研究机构建议实施“强县”与“都市区”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强县治理现代化战略。作为先发地区，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其他地方县域发展具有极好的参考和启示。
重要发展趋勢
县域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趋势下，县域与市区在人口承载、综合发展水平、产业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差距，资源要素有进一步向市区集中的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县域是浙江人口承载的重要平台，但县域人口占全省人口总量的比重明显下降。2019年浙江县域年末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为53.5%，人口向市区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同10年前相比，50%以上的县域常住人口明显较少。当前县域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70%、市区的40%。
县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但发展阶段和综合发展水平与市区已形成一定差距。与同阶段市区发展相比，县域呈现相对滞后的发展状态，2009年市区人均GDP为县域的1.25倍，而2019年已上升为1.49倍。从浙江县(市、区)的排名亦可体现这一情况，2012年浙江县(市、区)GDP十强中有5个市、5个区，2018年全省县(市、区)GDP十强中有仅有3个市，其他均为区。
县域仍是浙江工业主战场，但县域与市区产业分工更加清晰。2019年县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出市区6.3个百分点，市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高出县域10.2个百分点，逐步形成市区特别是中心城市以服务为主和县域以生产为主的产业空间结构。
县域社会发展加速追赶，但是财政支出压力明显高于全省和市区。2009-2018年县域地方财政支出占全省比重从35.3%提高到40.4%，县域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为1.58，支出和收入的差距比2009年(1.42)进一步扩大，且远高于浙江全省(1.31)和市区(1.17)。
强县经济体量接近全部县域的半壁江山，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力量。2019年，浙江十强县有六个县GDP过千亿元。同10年前相比，尽管十强县内部排名略有不同，但是十强县名单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见强县在浙江县域仍持续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2019年，占全部县域国土面积15.7%的十强县，承载了全部县域38.3%的人口、创造了44.6%的GDP、47.3%的工业增加值、43.3%的地方财政收入和44.1%的消费。同2009年比，十强县人口、GDP和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县域的比重均有所上升。资源要素有逐步向强县集中的趋势。
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大都市圈和一体化发展趋势下，辐射和虹吸效应并存，县域要素集聚能力难以满足转型发展需求。
虽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县域承接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诸多方面的提升，但县域也在实际发展中更多意识到资源要素正在逐步向中心城市集聚，县域留住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研发人才、管理人才越来越难。浙江县域常住人口占比明显减少，亦可说明这一问题。调研中多数强县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一些县域认为在都市圈的周边容易产生“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要素资源“虹吸效应”，人才引进难度大且总数偏少，中端人才、实用性人才缺口长期存在。也有县域提到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创新条件，部分行业存在产业转移、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现象。
其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完善，资源要素共建共享水平不高，县域融入一体化发展仍然存在困难。
一是县域融入到都市圈发展存在一定障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壁垒，在跨区域合作中，合作双方由于层级问题，缺少有效统筹对接机制，县域在接轨发展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在行政审批、资质认定等方面各区域尚未统一标准。二是地级市与强县的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完善，长期以来，浙江县域强而多，中心城市弱，真正具有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只有杭州和宁波，很多地级市与强县呈现的是均势发展关系，由此带来在资源要素、区域规划、项目招引方面不可避免出现市县无序竞争。三是县域之间竞争加剧，县域之间发展阶段趋同，产业结构趋同，客观上仍然存在县域之间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等问题，特别是资源要素供给紧张的形势下，这种竞争更为激烈。
再次，破除传统产业路径依赖依然很难，新兴产业发展支撑力不足，创新能力弱是制约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县域参与区域和全球产业分工水平较低，产业链向两端延伸不够，缺少信息、技术、专利、品牌以及营销网络等高等要素竞争力。传统产业长期占据大多数县域经济的主体，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明显优势。调研中强县普遍反映创新能力薄弱是制约产业转型的最大困难，其原因一方面是缺少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一方面是缺乏具备创新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浙江县域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龙头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较为缺乏。很多块状经济存在整体强、个体弱现象，大部分小微企业多为模仿生产或产品单一，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原创性技术研发较少，工业化关键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最后，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金融去杠杆和减税降费大政策背景下，县域财政收支压力依然较大。
虽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县域财政实力，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县域财政困难的现状。2019年全省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7138元，十强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8061元，仅达到浙江平均水平的62%和70%。浙江全省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仅为59.6%，县域自主支配财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县域财政支出责任日益加重，一些县域基本事权支出基数大、刚性强、增长快，成为县域财政的沉重负担。2009-2018年，县域地方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5.7%，比浙江全省平均快1.8个百分点。2019年浙江52个县域中，财政平衡率高于80%的县域仅有11个。
破解之策：两大战略和六大机制
在大都市区经济加快形成的趋势下，如何突破发展瓶颈，既享受区域协同发展带来的红利，又减少中心城市对县级城市的虹吸影响，这是所有县域不得不面对的共性问题。为此，浙江一些研究机构和智库，建议加快构建“两大战略”和“六大机制”，进一步破除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强县发展活力。
两大战略，即实施“强县”与“都市区”双轮驱动发展战略。
近年来，在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驱动力的背景下，浙江加快谋划推进大都市区建设，但都市经济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弱化，都市经济基础也会不稳。同时，县域自身也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发展矛盾和问题，建议加快谋划出台助力“强县”突破发展瓶颈的有力支持政策，坚持“强县战略”和“大都市区战略”双轮驱动，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才能促进区域更加协调有序发展。
当前县域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经济治理、社会治理途径，加以解决和突破，如加快构建县域产业链治理机制、采用县域数字化治理方式，搭建开放共赢的技术平台等，以县域治理现代化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同时，要建立完善六大发展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强县与中心城市协调发展机制。由于城市能级水平较弱，全省除杭州、宁波外，其他地級市和强县之间不同程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均势型关系，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力难以满足县域发展需求，形成区域间扭曲的竞合关系，造成资源要素利用不效率。建议从财政分权、要素分配等角度构建新型市县关系，进一步给强县下放一批权力，健全完善要素指标区域竞争性分配制度，让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化手段在要素指标分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建立完善以产业链治理为基础的县域组群化发展机制。浙江许多县域，虽然所属行政区划不同，但地理空间毗邻，产业分工相联，风俗文化相亲，实质上已形成明显的产业带和经济圈。比如永康五金产业辐射周边武义、缙云等县市的五金产业带，已形成永康本地、周边县市、全国各地“三个千亿”的特色产业集群。建议在省内类似区域，淡化行政区划概念，突出“经济区”理念，促进县域之间分工协作和组群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完善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在内的现代化产业链区域协调机制。
三是建立完善强县与重点产业集群、重大开放平台的政策倾斜扶持机制。浙江十强县中已有六个突破千亿元大关，十强县体量接近全部县域的半壁江山，是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力量，同时这些县域也拥有一批上百亿元、千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建立强县政策支持倾斜机制，加大对强县土地、能耗、环保等要素的倾斜，支持强县做大做强。同时在县域开放合作平台对接建设中，省级层面更多地给予支持协助。
四是建立完善县域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在县域财政收支压力普遍较大的情况下，要重点关注县域经济的风险防范化解，从建立完善县域政府信用评价体系、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划分省级及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等角度，建立健全县域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体制机制。
五是建立完善强县承担重大试点的推进机制。推进更多的国家级、省级试点在县域实施，一方面，县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政策举措可以有效推进。另一方面，通过重大试点实施，争取更多的政策资源，同时通过试点实践和经验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突破。
六是建立完善县域分类考核机制。根据县域发展基础和类型，可分为城市服务型、工业和综合发展型、农业生态型来体现差异性，实行分类分级考核，通过制定政策、设置权重引导特色化发展，有利于促进显绩和隐绩、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同时，考虑到消费税改革的重要趋势，可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形成消费增强的“马太效应”，可在考核中增设对地方消费情况评价的相关指标。
作者： 孙娜 蔡蕙
浙江省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究其原因，通常被归结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先行。殊不知，这种先行正是通过县域经济的大力发展，特别是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得以实现。2000年，浙江省县域经济占GDp比重已达71。
从浙江省的实践看，县域经济有其重要的发展特点。所谓县域经济是指在一个县级区域范围内各种不同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经济活动的总称。县域经济的主要内涵是：在一个县级的行政区划内，以县城经济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阔农村为基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按照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调控的要求，根据县域条件和优势，实现
一、
二、三次产业全面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多部门结构、多层隶属关系和多级生产力水平构成的地域性的综合经济体系。它处在城市和乡村、一次产业和二次产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直接承担着农村现代化的重任，形成了明显的发展轨迹，也展示了县域经济应有的发展内涵：
民众经济：群众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的发挥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县域经济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基层，讲到底是广大民众的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浙江省县域经济能取得率先发展，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获得先发优势，与其说是来自于政府的较早地规划和积极引导，不如说得益于政府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较早地突破了对市场经济实践的各种限制。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中许多奇迹是难以用经济学理论完全诠释的。嘉善县，地属于杭嘉湖平原，没有一片森林，却成了全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中心和中转中心;海宁市，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既没有牧场，也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制造中心和批发中心。浙江省还有许多地方经济集散地和增长点的形成，也都类同。显然，这种现象不可能靠政府规划出来，也难以用经济学论证得出。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群众在市场经济中的创造、创新。其源动力在于有创造力的千百万广大民众，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为获取市场信息而翻墙参加广交会的飞跃集团的邱继宝，修鞋匠出生的正泰集团的南存辉，2000元钱和三只染缸起步的传化集团的徐冠巨等等，都是千百万勇于创业民众的杰出代表，也正是这样的广大民众开创着市场经济的先河。
浙江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县域经济就是民众经济，就是百姓经济。一是因为县域经济更直接地反映出它依赖于人民群众、寄生于百姓的基础性;二是因为县域经济基于历史、文化因素而具备的更浓的特定个性。以民为本，就是要善于发挥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赋予人民群众的自主观念。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民众经济，是人人都必须参与其中的经济。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微观主体的自主。从浙江实践看，许多县(市)的发展，都有一个实践先行，思想跟进;点上突破，全面推进的过程。而实践先行和点上突破作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正是群众的创举。政府从放任到保护，实际上是思想跟进、观念转变，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民营经济：调整和优化所有制结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从经济所有制结构来看，县域经济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国有经济较少，国有大中型企业更少。而那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垄断性行业，如金融、电力、电信、烟草等等，又都早已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与县域经济关系不大。这一特点促使县域经济的发展只能在国有经济的体制之外，走出一条民营经济之路。从总量上讲，县域经济必然是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也因此往往直接反映在所有制结构的差距上。一些地方GDp增长快、有活力、财政收入高、老百姓富裕，在县一级来看，这个地方一定是民营经济活跃、非公有制比重较大。
浙江省经济的活力在县域，县域经济的活力在民营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江省经济之所以在近年来市场不够景气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先发和强大。据统计，1980～2001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约为24，而个体私营企业工业产值年均增长则达到60，比全部工业增长速度高出36个百分点。当国有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以年均8的速度下降时，个体私营企业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比重却以年均32.2的速度递增。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0多年来，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共吸纳了420多万劳动力。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真正的市场竞争，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并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和因势利导是分不开的。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浙江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就针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偏见，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搞“成份论”，在经营范围、组织形式、企业名称等方面，减少了对个私企业不必要的限制，在企业注册登记、税收、信贷、用地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与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民营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特色经济：“特色”产业及市场链的形成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竞争力在于“特色”的构架。以民营经济为主决定了县域企业在规模上只能是中小企业为主;根植于农村，决定了现代化的相对滞后。能否形成经济特色产业，并基于特色产业构建起市场链接体系，已经成为县域经济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浙江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竞争优势在于民营经济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创造出来的小区域特色经济。截止2000年，浙江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348个，年成交额4023亿元，连续10年年成交额位居全国第一。依托专业市场，浙江省形成了成百上千个具有特色的区域性特色经济块，每个块状经济汇集了上千家大大小小的中小企业集群和生产加工链，呈现出“小区域，大发展”、“小规模，大辐射”、“小商品，大市场”、“小要素，大聚合”、“小产品，大行业”的发展态势和兴旺景象。这些企业集群的总产值占据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经济模式”。这些企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为依托，或是产业催发市场，或是市场带动产业，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在千家万户，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块状经济和工业园区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浙江的区域块状经济已经涉及制造、建筑、运输、养殖、纺织、工贸、服务等十几个领域、100多个工业行业和30多个农副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正是经济发展坚持走特色之路，造就了浙江省一批经济强县(市)和经济强镇。
农本经济：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县域经济，依托广大农村，农业、农民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就其本义来讲，也就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本的经济。发展县域经济，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实质上是进行着农村社会的模式转换和重构，完成的是一个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看，实质上是进行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完成的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农村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空间载体，农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农民富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实质上是农本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紧密结合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加大实施科技兴农的力度，大力发展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必须加快培育非农产业，促进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必须与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加快资本和生产的集聚，促进农村向城市化发展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两手：一手是加快农村
二、三产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村非农业发展;另一手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经济的同时，近年来，效益农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开始涉足农业，从事优高农业、生态农业的开发，1999年全省从事第一产业的个体私营企业户数比上年增长107.1，从业人员增长82.8;2000年又增长80.4、66.22。目前已纳入工商注册登记的种植、养殖经营户达5000余户。今年浙江又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收购，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明显加大，不少县(市)出现了“五千元田”、“万元田”(指一亩田的年收益)。这正是沿着农本经济思路，实施产业调整的结果。
浙江省的县域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县(市)能充分认清本县县情，找准自己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千差万别的县情是决定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县情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崛起的新跨跃，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入学习浙江和××经验的重大决策。通过赴浙江实地参观考察，听取经验介绍，感受颇深，启发很大，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有助于快速推动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浙江经验所带来的启示
近几年，浙江、××两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发展经验，对县域经济发展有以下启示：
1、必须始终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推进富民强县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有道理，又好又快发展才是真道理。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亿元增加到13438亿元，从全国第12位跃居到第4位，年均增长率达13.1%。人均gdp从331元增长到27552元，年均增长11.8%，人均gdp均居全国之首，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而××市近四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均居全省第一，实现了市财政总收入三年翻一番，县区财政收入每两年翻一番，经济开发区财政收入每年翻一番。浙江省、××市的这些变化关键是发展，不管东南西北风，始终咬住发展不放松。
2、必须始终坚持把强攻工业作为推进经济跨跃式发展的第一措施。经济的迅速崛起，关键是工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原来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05年的6.5:53.5:40，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工业发展中，浙江省大力培育和发展“块状”经济。目前，浙江“块状经济”总产值超过1.8万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9%。2005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有360个，其中超300亿的有14个。可以说发达的“块状经济”造就了发达的县域经济。近些年，××市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注重以工业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促进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引进工业大项目。2001年至今，××市共引进工业项目926个，今年仅单个投资百亿的项目就有3个，投资超50亿元的1个，还有一批投资超10亿元的项目。在工业大项目的拉动下，××市在2004年实现工业三年翻番的基础上，今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将突破500亿元，再次实现三年翻番。
3、必须始终坚持把统筹城乡作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第一途径。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浙江始终重视“三农”问题，坚持把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结合起来，把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区域联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子。2005年全国百强县名单中，浙江上榜县有30个，连续3年位居全国之首;2006年底公布的全国千强镇名单中，浙江有266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2006年，浙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8265元和7335元，均居全国第3位。同样，××市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道路，切实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各项工作，使得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明显缩小，呈现出工农城乡双赢的喜人局面。近几年，××市渝水区、分宜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都在50%以上，预计今年均能完成6.5亿元。全市26个乡镇，年财政收入过1000万元的就有23个，占乡镇总数的88.5%，其中超3000万元5个，预计今年超亿元的有3个。
4、必须始终坚持把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作为推进又好又快发展的第一前提。一个地方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放在首位。浙江经济发展史，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冲破“左”的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敢担风险，勇于创新创业的一部创业史。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人们还在猜测观望时，浙江人却已经开始“先吃第一口，先迈第一步”了。在这块自然资源并不优异的土地上，诞生了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诸多“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发放，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市在区位条件、发展基础等方面在全省没有明显的优势，但他们坚持事在人为，因地制宜，奋发有为，聚精会神，真抓实干，千方百计加快发展，终于赢得了良好的发展局面。
二、存在的不足与差距
虽然近几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些成绩，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肯定，但是与浙江、××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总量不大。以××市分宜县为例，人口跟我县差不多，国土面积比我县少300多平方公里，去年该县实现财政收入4.7亿元，同比增长46.8%，基本实现两年翻一番，今年预计将达到6.5亿元，而我县去年财政收入只有2.37亿元，同比增长25.8%，均仅为分宜县的一半。
2、支柱产业不强。目前，我县工业园区初步形成的“
纺织服装、新型材料、竹地板、农产品加工”等“四大”支柱产业，但其生产均为初级产品，产品单一且附加值低，与之配套的企业不多，产业聚集效应不明显，没有形成一条比较完整产业链的“块状”经济。
3、全民创业氛围不浓。与浙江相比，我县的“民本经济”还远未形成规模，无论全民创业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创业者小富即安、
小富即满的思想严重，第二次再创业的愿望不强，竹木加工、砂轮等传统产业发展不快，全民创业的热情还没有真正激发起来。
4、城乡差距不小。近年来，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设品位明显提高，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而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农村面貌变化不大。去年，我县县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70%，而18个乡镇场财政收入总和仅占30%，超千万的乡镇只有1个，超500万元的仅3个。
三、学习浙江、××的主要发展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借鉴浙江、××的成功经验，必须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步伐完善发展举措，突出工作重点，实现在新的起点上的新跨跃。
1、以引进大项目为重点，全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大项目，大发展;小项目，小发展;无项目，无发展。”要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关键在招商引资、动力在招商引资、潜力还在招商引资，××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点。一是突出大项目招商。没有大项目的支撑，招商引资势必难有大的作为，只有引进大项目，才会产生大效益。坚持把外引世界500强，内引国内200强，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力争引进一批上市公司、品牌企业、外资企业等投资超亿元甚至超10亿元、超100亿元的大型战略投资项目。二是突出建好工业园区。高起点完成工业园区整体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重点加快园区污水处理厂、管道煤气、22万伏以及城北11万伏变电站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工业园区的发展后劲。三是突出优化发展环境。继续重点解决园区企业融资、用工、用地、用电、用水等生产要素的配套服务问题，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人和事，努力创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发展环境，积极促成落户企业新上二期、三期项目。
2、以培植四大支柱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块状经济。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点。要深入实施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积极实施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围绕做大产业龙头，逐步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全力做强“四大”块状经济。一是做大纺织服装产业板块。紧紧抓住园区被授予“全省纺织产业基地”的契机，鼓励金源纺织或引进企业发展织布、成衣、服装辅料等生产项目，力争在“十一五”期末把园区建成全国纺织服装产业基地。二是做大新型材料产业板块。加快赣锋锂业和大华无碱池窑玻纤的建设，通过鼓励现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以及努力引进一批新型材料生产企业，力争在“十一五”期末把园区打造成全省新型材料制造基地。三是做大竹木地板产业板块。依托我县丰富优质的毛竹资源，重点瞄准外地竹木产业龙头企业、全国知名企业，加大跟踪洽谈力度，力争引进1-2家大型龙头企业，加大全县竹地板企业整合力度，实现强强联合，组建竹木集团公司，同时大力发展竹木复合地板、实木复合地板，提升奉新竹木地板的品位和市场占有率。四是做大农产品加工板块。重点围绕中绿食品、快乐园食品等龙头企业发展，继续推进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原料问题，促其做大做强。
3、以推广家庭纺织业为重点，着力推进全民创业。“民本经济”是以民为本、立足全民创业、着眼民众富裕的经济。这是浙江经济的本质特征，是浙江经济长盛不衰、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有效激励措施，分类扶持全民创业。一是在平原乡镇重点发展以家庭织布业为主的全民创业。借鉴浙江诸暨模式，依托我县的纺织产业优势，出台优厚优惠政策扶持，重点发展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家庭提花布纺织。按照先试点后逐步铺开的原则，依托工业园区天顺纺织公司，推行“公司+农户”或“公司+中介人+农户”等发展模式，今年先在赤田、赤岸、干洲、冯川等四个乡镇选择靠近工业园区、在公路两旁附近、群众基础较好的村组进行试点，力争发展织机200台以上。二是在丘陵乡镇重点发展以花卉苗木业、猕猴桃、椪柑为主的全民创业。通过做优奉上线百里万亩花木长廊，做大赤岸山口万亩猕猴桃基地，培育椪柑产业，力争达到人均1亩果木。三是在山区乡镇重点发展以毛竹生产为主的全民创业。按照“谁造林、谁所有”的原则，结合退耕还林、长防林、日元贷款造林项目，发动林农利用荒山荒坡，进一步扩大竹林面积，力争达到人平10亩竹。四是在工业园区建设标准厂房。借鉴江苏昆山、福州空港以及兄弟县市模式，兴建一批工业标准厂房，用于推动全民创业。首期14幢5万平方米的工业标准厂房，力争在明年春节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引导农民、下岗职工、大中专毕业、外出务工人员等人群租厂房创业。
4、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倾力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要切实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各项工作，逐步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一是实现经济一体化。按照“谁招商、谁受益”的原则，实行工业标准厂房招商引资企业实现税收分成机制，激励乡镇做大做强财政收入，提高乡镇财政收入超千万元比重。扶持乡镇依托县工业园区发展发展配套产业，依托本地优势农产品发展加工业，加快形成一批经济强镇。二是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现象，逐步推进村庄整治工程，实现“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住整治房、上卫生厕、用洁净能源”的目标，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在全面实现乡乡通油路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着力提高村级公路、组级公路的通达率;在开通城乡跨行公交车的基础上，逐步向有条件行政村延伸，扩大城乡公交覆盖面，建立便利的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农村信用社建设，所有补贴给农民的资金实行“一卡通”，建立便利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扩大“万村千乡工程”覆盖面，加快农村市场建设，营造便利的商贸环境。进一步扩大通信网络覆盖面，力争手机通信信号全覆盖。在实现村村通有线电话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三是实现社会事业一体化。整合教育资源，探索农村尤其是山区教师补助机制、教师择优进城机制、教师培训激励机制等，加快农村幼儿园建设。建强农村文化阵地，完善乡村文化站，坚持送文化下乡活动，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优化农村医疗、防疫、卫生条件，加强中心集镇医疗网点建设，建立农村环境卫生保洁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完善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敬老院建设，让农村困难群体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妥善安置因工业园区建设、城市建设而形成的失地农民、拆迁户的生产生活问题。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围绕工业园区用工转移农村富余劳力，加大“订单”培训力度，力争每年培训5000名以上的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3000人以上。(
县XXX XXX
X月16-18日，我有幸参加了第四期清华大学县域经济发展高级研修班，学习了房地产市场分析、领导用人与激励艺术、突发事件的媒体沟通与应对、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4个专题的课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感触很深，切实感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分析这堂课，与XXX工作密切相关，对我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下面，结合对该课程的学习理解，就全县的房地产发展现状进行浅析。
一、近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前五年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房价是反映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在正常波动情况下能够基本反映市场变化。2009年以来，我县房价上涨速度较快，甚至曾经一度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2013年我县房地产市场开发总规模、完成投资数都达到我县历史的高峰，开盘房价首次均价超过5000元。
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情况。2014年以来，我县房地产市场发展步伐放缓，新开工项目较少，在建项目以续建为主。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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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临的主要问题
房地产企业的管理问题。目前，我县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有28家，按照信誉度分为AAA级企业3家、AA级企业3家、A级企业20家、B级企业2家。大多数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通过自身加强管理、创新融资渠道等方式发展状况良好。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出现一定问题。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是房地产企业的生命线，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不稳定影响。所以，当前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变得尤为重要。
信访事件的处理问题。近年来，因住房问题的上访事件持续增多，房屋质量的问题、日照间距的问题、层高的问题、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以XX为例，在去年房地产市场比较火爆的时候，该小区房屋一房难求，倒卖号现场严重，部分炒房团拥有了多套房产。今年开始，多方面的原因降低了他们的价格心理预期，出现了通过多种途径退房上访等现象。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加强房产企业监管。一是科学规划房地产开发项目，优化住房供应结构;二是规范开发经营审批程序，加大市场分析和监管力度;三是严格把好施工许可、预售资金监管、房产备案、房产证办理等各个关口，确保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对全县所有房地产企业进行信誉等级划分，与 等相挂钩，****评审一次，实现了对房地产企业的动
- 3切实避免因工作疏忽甚至失职而产生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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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大视察组汇报材料
2010年5月2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现就公司在新区开发建设、老城改造情况汇报如下，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宁夏荣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4267.8万元，是房地产开发二级企业，也是我县房地产开发龙头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同心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扣时代脉搏，抢抓机遇，高歌猛进，积极参与了构建诚信、和谐的新同心建设。2003年，宁夏荣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了同心县城预园小区、富兴小区和荣华苑小区三个标段的开发权。先后开发建设了同心县豫海新居经济适用住房16栋，解决了470户经济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开发建设了荣锦苑和荣华苑两个商品住宅小区12栋512户，累计总开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上缴税金650余万元，解决了100余人的下岗再就业和千余名农民工就业问题。在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合格率100%，优良率达90%以上，履约率100%。
目前，开发的荣世商业广场占地面积约35亩，建筑面积5.86万平方米，是集商贸、购物、观光、休闲、娱乐，汇集民族风味小吃与商务办公为一体的商业中心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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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如何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县域经济模式是什么?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换挡降速，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支柱，不应仍处于“只观群山不见峰”的常态，理应有强烈的紧迫感和焦灼感。同时，县域经济发展的进步应是相对周边地区而言的，停留在对自身旧常态发展中的比较，迎来的将会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消失。
总书记在北京APEC峰会上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为县域经济转型指明了思路：
1.向产业发展要动力。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引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及新型加工技术，大力开发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要用“四换三名”壮大实体经济，加快优化和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坚持生态工业产业发展;要利用当地资源，健全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发展生态服务业，打造县域旅游经济，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2.向创新转型要活力。要着眼战略转型，呵护青山绿水，以建立经济开发区、生态农业区、文化旅游区等承接产业转移，注重人居环境，提高企业进入门槛，严把环保准入关，建设新园区，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改善投资策略，共担利益风险，增强创新驱动。
3.向产城融合要引力。要致力产业转型，加快三产融合，打破传统的产业界限，以现代服务业为方向，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新型工业为支柱，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信息、物流、配送、电商等消费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通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土地使用权市场、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4.向特色产业要内力。围绕“两富”、“两美”浙江建设总目标，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聚焦全省着力培育的七大产业，兼顾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合理利用资源要素禀赋，进一步增强生态经济“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动力，积极谋划建设特色小镇，做好“特色”文章，增强地方经济竞争力。
5.向公共服务要助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扫除一些体制性的障碍，比如“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问题，落实新环境保护法，如建立了生态红线和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绩效评价机制要从“唯GDP论英雄”最终转向“居民幸福指数论英雄”，对破坏环境、污染水体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是生存之本，亦是发展之源。经济新常态下，丽水地区的郡县之治在绿色生态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让生态旅游业成为促进丽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二是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打好“高山生态”这张牌，开发观光农业并延伸产业链，促进县域内城乡经济发展。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和资源型循环产业，推进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沼气能等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四是发展休闲养生养老产业，打造绿谷休闲养生理念，借力铁路交通发展，建成国内养生圣地。五是发展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弘扬丽水区域传统优秀文化，如丽水摄影、青田石雕、龙泉宝剑、龙泉青瓷、古堰画乡、云和梯田等。六是培育高端人才产业，引进人才，开展培训，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博采众长，学有所用，致力于新时期下的丽水绿色生态发展。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县城经济发展的决定》(桂发[2004]19号)精神，扶绥县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崇左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借鉴广东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扩大开放，艰苦拼搏，加快建设城郊型经济强县，努力实现扶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一)增强发展意识，更新发展观念，拓宽发展路子
强化发展意识，抢抓发展机遇。“十五”初期，扶绥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GDp、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年均增长10%以上。但与广东等沿海先进县市对比，最明显的不足还是发展的意识不够强、发展的速度不够快、发展的路子不够宽、发展的后劲不够足，最大的差距还是发展的差距。因此，我们强化发展意识，始终坚持以发展为工作中心，始终坚持以发展为最大目标，始终坚持以发展为最高标准，始终坚持以发展为最大成效。同时，抓住西部大开发、南博会、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这三大历史机遇以及南友高速公路建设和撤地设市的机遇，主动对接、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力争成为广东、江浙进军东盟的生产基地，努力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更新发展观念，拓宽发展路子。在谋划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时，努力贯穿三个现代经济发展的理念，即以工业为主体推动三个产业协调发展的理念;以城镇为依托谋划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理念;以开放为先导实现多种生产要素聚集发展的理念。拓宽建设“城郊型经济强县”的发展路子，一是跳出农业抓农业，从就农业抓农业转变到主要通过非农业来带动农业产业的发展。二是跳出农村抓农村，从就农村建农村转变到主要通过城镇经济来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三是跳出基层抓基层，从局限于县乡狭小范围内做基层工作，转变到大胆引进县乡之外的生产要素来促进基层工作新发展。
(二)牵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努力实现招商引资工作的新突破
转变职能，优化服务环境。近年来，我们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联合办公、“一卡式”收费制度;推行诚信服务承诺、评议和投诉责任追究三项制度;实行民警到外来企业“蹲点负责”制度及县领导与重点企业、项目“结对”跟踪服务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落实，使我县的服务环境有了较大转变，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服务环境还跟不上项目工作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大环境建设的工作力度。一是树立环境就是项目的理念。要进一步强化“人人是环境，事事是环境，处处是环境”的意识，努力营造更好的“爱商、扶商、利商”环境。二是以完善县行政服务中心为突破口，全面优化服务环境。要办好行政服务中心，在全县范围内切实落实“一条龙服务”的集中审批制度，真正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办证，一个窗口收费，一个大厅办成，最短时间办完。三是建立客商投诉快速反映处理机制。建立“经济110”，公开举报投诉电话，受理县域内的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对经济综合管理、行政执法等职能单位和部门，在工作中违反政策和规章制度，影响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行为的举报投诉。要完善投诉信息处理制度和责任制，进一步改进机关工作作风，规范高效行政，促进公正执法，依法保护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全县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举全县之力加快扶绥华侨投资区建设。第一，要全力加快投资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项目引进、投资创业的最佳平台。现在要加大投资力度，由原来1500万元争取达到2000万元，财政要保证投入。争取以后每年投入2000万元，5年内投入一个亿，完善园区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第二，各乡镇、各部门都要配合投资区的建设。凡是投资区设施建设需要的，有关部门要开绿灯，做好配合工作。财政部门要确保资金到位。第三，创新投资区经营管理机制。通过搞活机制，引进业主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业主来建设工业园，努力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第四，抓住南博会的商机，瞄准大公司、大项目，瞄准高科技项目，引进一批工业项目特别是资金投入大、税源高、技术水平先进的大项目，辅以发展小项目，做到“盯住大项目，发展满天星”，把投资区建设成为带动项目发展的中心、资本聚集的中心、科技创新的中心。同时扶持山圩剑麻工业园、百佳盛生物科技工业园等工业园区，以园区为载体引进项目，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招商队伍，实施全民招商战略。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选拨精干人员，组建专业的招商队伍，分成若干小分队抓招商引资，有条件的乡镇要成立专业招商小组，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招商引资培训班，对专业招商队伍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招商队伍的整体素质;专业招商人员的工资、福利要和工作业绩挂钩，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真正把专业招商队伍建设成为一支招商能力强、善于招商的“特种部队”。要抓好业余招商队伍建设，实施全民招商战略。各单位、各部门要整合力量，抽调三分之二以上干部抓项目，用三分之二时间和精力抓项目;落实招商引资责任制，把招商引资落实到各单位、各部门;制定落实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把引进项目资金金额比例进行奖励，调动全社会参与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狠抓“以商引商”工作，把办好已引进企业作为“以商引商”的最有效途径，实施“安商扶商”工程，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形成“引进一个，建好一个，带来一批”的聚集效用。
二、扶绥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财政风险比较大。扶绥县的产业结构以蔗糖业为主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蔗糖业，产业结构和财源结构单一性的特征相当突出。全县经济发展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总体财源基础不够牢固。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比较滞后。近年来，扶绥县虽然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比较大，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进展有所加快，但由于多年来受到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主，生产规模不大，劳动生产率低，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多，农村隐性失业突出。农业产业化虽然发展比较快，但发展程度还不够高、产业链不长、龙头企业不多且大都规模比较小。农村经济以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为主，村屯养殖业、加工业发展速度比较慢，乡村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不多且规模小、档次低，农民收入增长不够快。
企业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还比较弱。蔗糖、建材、木薯淀粉和剑麻等是扶绥目前比较大的产业，但这些产业的企业大都面临一定的困难。蔗糖业现有两家糖厂，虽然都已经进行产权改革，经营机制比较好，但蔗糖深加工没有取得新的突破，糖的附加值低而成本比较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食糖关税的降低，糖厂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增大。建材业现有水泥厂3家，产品性能一般。新建设的海螺集团投产以后，年生产水泥将达到150万吨，可从现在的征地、建厂到以后的竣工、投产还有个比较长的时间。山圩剑麻工业园区建设刚刚起步，原山圩华侨农场剑麻加工厂生产的剑麻产品单一。淀粉、林木和林化企业等尚未做强做大。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近几年来，扶绥传统的商品市场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商场、商店和集贸市场的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大，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宗产品如粮食、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木材等都没有相应的专业批发市场，商品市场对产业发展的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还不够强。生产要素市场如资本、土地、劳动力、信息等市场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是“空白”;中介服务如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咨询、广告、经纪等仍然比较薄弱或欠缺，没有形成社会化。县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力量的促进和推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不很突出和明显。建立健全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任务依然比较重。
人才、资金比较短缺。扶绥县虽然现在拥有科技人员6500人，高级科技人员350人，但全县人才总量与自治区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扶绥县现在拥有的科技人员中，大多数是教育、卫生类人才，经济类特别是企业家人才相当短缺，高级管理人才缺乏。资金方面，由于扶绥县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实力不够强，财政收入还不多，本县可用财力少，财政没有多少钱能用于投资环境的建设尤其是支持产业的发展。还有，国家进行了投资体制改革，实行资本金制度，扶绥地方财力有限，资金不足，很难争取到国家的规模投资。加上种种原因，外部资金尤其是港澳台和沿海省(市)资金流入扶绥的还不多，县内社会和民间投资也没有全面启动，投资增长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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