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是将需要陈述的内容整理成有条理的书面材料。发言材料的客观性、严谨性、科学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如何才能写好一份发言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保护研讨会发言稿》，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发言纪要
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元旦刚过、春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一次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的论坛(或者称研讨会)，请来各位专家，就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研讨会，将来逐渐形成一个机制或者一个平台，以便使我国心理学界在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时，能够相互交流、彼此沟通。这次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因为我国三个主要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起主办了这个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心理所向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上午傅小兰所长和李安林书记因为出席科学院工作会议，不能出席此次研讨会，让我也代表他们两位，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欢迎和谢意。
此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一经提出，就会化成为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
我们都知道，在当今世界竞争形势之下，硬实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事实表明，即使在中国的硬实力(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以后，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世界上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这跟我们的软实力和我们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强大到和经济匹配的位置是有关系的。软实力的提升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这块，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中国实际上是没有样板或者模板可以去模仿的。那应该怎么办?只有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让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真正使中国成为强国的目标。
对于国内来说，既然国家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会涉及到相关资源的配置问题未来的资源如何分配。我个人相信，或许这个问题在制定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很难可设想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发现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为了配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精神，很多人把文化等同于文艺，各地在文艺演出方面投入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文化不等于文艺，文化的概念要宽泛得多。所以，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心理学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建言献策的作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给我们心理学界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知道汶川地震以后，心理学界抓住了契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们的党和政府，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对心理学有一个刮目相看的机会，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契机如果我们能继续抓住，其实也是一个促进心理学本身发展的契机。
关于文化的含义，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人是生物人同社会人的结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适者才能生存，它强调的是无情的竞争。我曾经与动物所的专家座谈。我发现，对他们来讲，动物(包括人)非常简单，就是完成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繁衍的基本任务。但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讲，其实人类的使命远远超出了生存繁衍的范畴。人们除生存竞争之外，还要更多的合作，怎么合作，有什么样的机制保证和促进他们的合作，从而达到种族的生存发展?其实这就涉及到了文化。所以，文化其实更多的是跟合作、及其制约和促进等因素相关联的非自然之物。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非常重要，且随着文明的进步，会越来越重要。对于文化学者来讲，他们常常把文化分成为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客观文化更多的是有形的东西，如文艺表演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文化更多地带有一些主观内容，如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学家则更多地研究主观文化。
主观文化又分为多个层面。最里层的元素是我们人类的基本共识，英文叫做assumption。之后依次有价值观、信念、行为、约束、引导等，以及在所有文化机制作用下，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一些后果。全部上述元素都可以归为主观文化。在特定研究语境下，上述元素可以被操作化为变量，他们就便成为心理学家所熟悉、所擅长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心理学家要解决、给予回答的现实问题。所以说在文化建设方面，心理学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之中越往里层的元素，是越难改变的东西。我在这里暂且翻译成“共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最基础的东西，比如中庸、慈孝等，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但其中哪些内容对于我们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哪些有制约的作用?都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内容。
研究发现，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第一种生存发展的路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也不断在生长，并且呈现出与文化强弱的正相关关系。第二条生存发展的曲线显示，它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劲儿就不足了。这也是与文化的影响有关系的。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不足，导致群体和民族的生存危机。经济发达程度自然是生存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可能不是一个必要充分的条件。只有“经济”加上“文化”的共同繁荣，生存发展曲线才可以有一个持续性和上升趋势。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讲，中国的发展要强调可持续性，比如道德建设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之所以重要，从上述研究中就可以显现出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心理学界能够逐渐形成一个习惯或者机制，大家经常保持交流和沟通，这本身也是学界的文化建设。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很多工作上，特别是在促使党和政府、以及老百姓加深认识心理学时，常因为我们内部之间沟通不到位，给社会传达出矛盾的信息，反而造成工作的被动。今天，我们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使得三个学会的领导和专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也是我们举办研讨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然，我们也很高兴，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和科学院工会的领导也一起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使得我们有一个跨界的沟通渠道，使得学术界的声音和学术界外部的需求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共同探讨文化建设的问题。
最后，我要提及一句广告词，“我们不能预测历史，但我们可以创造历史”。历史是我们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不过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历史的积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聚会，其实已经在开始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已经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们或许会迸发出更多的新的想法，对于从心理学角度更好地提出我国文化建设的建言献策，是有所助益的。
我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两个：一个是梳理一下心理科学跟文化建设过去的研究成果，挖掘它；一个是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大家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对我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提出具体的建议。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是极富特色的，几千年一直绵延不断。许多文明都随着时间而中断，而中国文化则一直延续。心理学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特色文化的研究，比如集体主义、威权主义、家族主义、关系、面子、耻感、外控。它们在使我们的民族生存下来的过程中，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它们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我们的研究除了关注它们的消极方面，也要关注起积极面，这对于我们创立新
的文化，增强我国的软实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应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其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来领导。如果中央国家机关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积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我利用主持人的身份，先开个头，也给大家拜个早年。谢谢大家!
杨玉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重视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同时，也把文化建设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我们的国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件事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感到我们的文化有缺位，我们道德有些滑坡。这些东西也都会成为我们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提出加强文化建设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
谈到文化建设，其实文化与心理之间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的，文化一定具有心理的基础，心理也一定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基础，在心理学的研究体系中，其实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比如说我们有文化心理学、跨文化比较心理学，现在甚至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还要去找文化心理的神经基础，有文化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北大心理系开展这样的研究，比如在东西方的文化中关于自我，其实这个含义是不同的。东方人的自我不但包括自己，还包括自己的亲属，比如父母；而西方不是这样的，而且这种在我们大脑的功能中是有所反映的，这也是认知科学的发现，在国际上都是认可的。所以，心理学非常关注心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差异，同时也在寻求理解文化形成的心理学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因。这种研究我想大大地丰富拓展了我们对人类心理行为的理解，同时也沟通了生命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种研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确实对整个科学体系都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学确实非常关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与心理相关的，我们在国内有四个学术组织，即心理学会、心理卫生协会、社会心理学会，还有一个人类工效学会，最后一个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关系不大。今天跟国家工委领导一起共同探讨心理科学和文化建设的主题又有特别的意义，这三个组织虽然都跟心理有关，但是大家平常关注的重点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采取联动机制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心理学会一直就有这样的主张，特别希望建立沟通和联络，更好地应对国家在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与心理相关，在心理健康、国民素质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要达到共识。
机关是一种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政府运行好坏，效率高低，实际上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状态都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们在我们国家权力运行和社会建设中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国家机关作为一种组织，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它的人员素质、人员的水平和状态也都和组织的文化密切相关，它的运行效率，人才的成长也是跟他所具有的文化密切相关。心理学恰恰也是非常重视组织层次的研究，一个组织怎么样具有更好的效力，形成凝聚力，用什么样的机制激励员工工作的状态和他的发展，我觉得是有很多研究的。这实际上就是组织心理学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成果我想对于我们国家机关的文化建设或者是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都应该有重要的启示。当然，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本身也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过去我们研究组织是因为组织心理学比较关注企业的组织，企业的文化，但是我觉得对于政府的组织，近年来这种研究也开始关注，而且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成果，我希望这些东西能成为我们沟通心理学与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我觉得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我们对今天的研讨会应该有很好的期待，我预期我们会取得很好的成果。第一点是我们这几个部门在一起探讨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问题，在解决与社会有关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应建立学术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也是我一贯的一个想法。第二点，我们和这几个学会之间的相互沟通，以及我们与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一定会使我们的心理学工作者，也使我们政府部门机关的工作者都获得新的思考，使大家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都会获得新的理解，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我想这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心理学与国家机关工委联络其实已经建立了，已经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想通过今天的研讨会，一定会把这个工作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赵国秋(杭州市疾控中心)
中央文化建设的决议出来后，作为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大家都需要非常深入地去思考文化背后的价值，价值的背后还有更高的像信仰等这一类的问题，在这之间心理学能做什么?中国的文化，包括组织文化以及官文化，心理学在行为、信念等方面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时，我们也看到机关效率的问题部分来自于心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机关效率、人际关系障碍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觉得在这个层面，心理学是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用自己的理论与技术去解决一些问题。从而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非常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会一定会对大家以后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我非常同意在心理学的体系里，我们几家心理学的学会、协会应该积极地互相沟通，共同确定一些大的主题，并且进行认真的论证，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更紧密的结合，我想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即和谐文化，大家在一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多次在常委会上讨论过这些问题，即在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上，我们国家级的心理学团体能够联合起来，并联络有关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我做了三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很关注心理学跟文化的关系，以及心理学跟心理卫生问题的关系，关注多元文化的认同和信念的危机，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它所导致的心理冲突的增加，心理冲突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家知道刚解放的时候，老百姓都很幸福，而现在的老百姓都不幸福，不是一般的不幸福，当官的不幸福，有钱的不幸福，不当官的不幸福，没有钱的也不幸福，原因非常复杂，从单元走向多元，但是这个过程中心理冲突是重要的基础。所以，两亿多的中国人急需要心理学的帮助，在这样的过程中，心理学文化建设跟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2008年，卫生部指派我去了胶济铁路的事故现场，这次“7·23”也是政府指派，也是我带队去的，我的感觉非常明显，两个铁路火车事故，我觉得这一次的抱怨和愤怒情绪明显的比2008年的要多。实际上2008年的胶济铁路事故死亡的人数和受伤的人数是这次“7·23”的倍数，但是这次处理的难度很大。2008
年，卫生部派我们去，三十多个人工作了八天，很顺利地撤回来了，这次“7·23：”事故我们整整在那里工作了14天，到撤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后来温家宝总理也去了。这里面我思考什么呢?幸福指数如果越来越低的话，一个人的抱怨情绪可能会越来越高，他愤怒的指数可能越来越高。所以，和谐社会，我想心理如果不和谐，什么都不可能和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推理下，我觉得有必要要去考虑一些文化建设过程，最高层面应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心无旁鹜才能淡定人生，如果信仰缺乏，社会和谐、诚信乃至感恩都将会充满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佛教崇尚的应该是和谐，应该是诚信，我亲自问过一个和尚，我说“和尚”两个字怎么解释?他告诉我说和尚即尚和也，我觉得他解释得非常好。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哪怕是几千年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也应该肯定佛教的文化，把它作为一种建设也好，推动也好，我觉得不应该忌讳，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这是我谈的一个想法。
官文化也好，仕文化也好，我们最近对近2000名公务员做了一个调查，确实不乐观，跟最近公布的中国在155个国家中的幸福指数位列125位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很低。我们仔细分析了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压力来源，应对方式等。他们的幸福指数不高我想如果他们不幸福，通过投射，权力影响等，恐怕后羿的合并问题会更多。所以，老百姓的幸福问题首先要考虑公务员的心理健康，促进心理压力调适，心理疾病防治和心理疾病的干预，我觉得这一块要提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
车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关于文化建设，以前常考虑，但没有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讲组织文化、企业文化，常提到文化的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价值观、理念，即做事情时人们内心秉承的重要原则，关于是非、对错等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导下，就有了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叫做行为规范，关乎怎么做人做事，包括从最严肃的党纪国法，一直到民俗、道德规范等。如我们今天开会，应该怎么来开会，话要怎么说，这跟在家里吃饭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层次跟物质有关，今天会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喝水杯子，开会办公地点如何布置等，都可以说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党中央提出文化建设的工作任务，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化非常乱。乱在哪儿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但是又不限于儒家，还包括其他各家的思想。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冲击了两次，第一次是“五·四”，打倒孔老；第二次是文革，传统文化彻底被否定了。从鲁迅以及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的文章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中国旧文化的深恶痛绝，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落后都是它造成的。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厉害。
这两次毁坏性的经历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套，依然存有传统的文化。我们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推行了一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学雷锋的文化，有道德和行为的规范，以及政治思想、理念等内容，这是第二套，即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第三套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传来的东西。有人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看凤凰卫视报道，世界上最有贡献的十位华人，感言里有三四个人都说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势或者别人不能取代的长处。而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们也仍在提倡。同时还有很多人认为，西方的东西，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等也是好的。但是两者或者三者文化之间有时候会打架，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当前主要还是竞争关系。我从二十多岁学生身上就发现这个问题。孔融让梨是我们从小就学的故事(这是传统文化)，但是要是十个人抓阄我得第一，我当然拿大的，为什么要拿小的(这是西方文化)?所以有时它们是打架的。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就失去了行为最重要的理念基础，不知道该怎么行为，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是道德重要?还是利益重要?我们说见利忘义是大家很深恶痛绝的，但是现实确实是利益优先。所以中国文化的现状还是很混乱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重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存有虚伪的成份。以贾母为代表，她认为，“林黛玉若要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就是白疼她了”(应该守身如玉)，而男人(宝玉)偷女人属于“哪个猫不吃腥”。可见，有两套行为标准，对一些人一套，对另一些人是另一套。让女人讲贞洁，而男人则可以三宫六院；他让别人遵守规则，自己却不遵守。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混杂的儒家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西方的文化影响。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重建文化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第二，心理学跟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人要解决的问题有三层：第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环保或者尊重自然规律，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要跟自然和谐。第二个层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问题。第三，人和自己的关系，即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怎么管理自己。我觉得，文化建设跟我们心理学关系密切得很。首先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有环境心理学等。人和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人际关系，我们社会心理学有一系列的研究，而且对指导人的行为有很好的作用。人和自己的关系，自我、自信、自我效能感等都是心理学的概念。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社会上有很多混乱，其实是在以上这些关系上存在混乱。我觉得，我们心理学能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第三点，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有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协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领导参与。这个座谈会座谈结束了又如何?我希望，有关机构领导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能够发挥学界的力量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量，进一步推进有关的研究、并落实一些后续的活动。
丛中(北京大学医学部)
我是个精神科医生，想从微观的角度来谈一下社会文化建设这一宏观的问题。
一是弱势人群的问题。正在制定的《精神卫生法》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各种精神障碍、失眠症、抑郁症等，这与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等所有弱势人群都有关联。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是将来我们要去解决的。
再者，少数人的问题。少数人和弱势人群是相关的，但不能等同。领导干部是少数人，但是他是强势人群。弱势人群里的病人是少数人。我作为精神科医生，想着将来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再修订的时候，是否能不再将同性恋的性取向放到诊断标准里。文化进步使我们要把它消灭掉，性取向不要再列在诊断标准里，这就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在咨询时，经常说要尊重来访者，中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常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托，却漏掉了少数人，特别是那些弱势人群的少数人。他们的利益由谁来代表，由谁来关心，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有调查说，2％的人群
是同性恋，那么全国就有2600万。这部分人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这是有些问题的。我是拿这个群体作为关注少数人的例子。
以人为本，“为了最大多数人利益”，我觉得应该改成西方的观点，叫“为了每个人”，每个人和多数人是同等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好像少数人不是人，他在法律上失去了平等主体的地位，这是将来文化建设的一个视角。
第三点，政府在管理老百姓，应用心理学的原理时，类似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要给来访者留足自由自主空间，接纳关注，这个跟以人为本是一致的。别太强硬地要“消灭”一些文化现象或者一些东西。比如说，先进文化就是优秀的，就意味着，落后文化就应该被消灭。文化就算有优劣，但是也不应该以优劣来论，更不能以文化来论民族和个体。在尊重每个人的时候，我想应尊重差异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亚文化的差异性、种族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以法制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文化面前我们如果能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将双百方针用在文化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第四点，不要去定义一个人，而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少去说某某人是农民，某某人是富二代。管他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开车撞人都是违法行为。要以行为来论，在中国文化里我们过去承载了太多家族的东西。
此外，还要警惕宗教文化的政治企图。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有人问传教士传教有什么好处?传教士说，传教之前，你手里有土地，我手里有圣经，传教之后你手里有圣经，我手里有土地。我们过去的一个传统说法“宗教是精神鸦片”，这些年一方面是尊重信仰的自由，但是文化建设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小心，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不到位的时候，宗教就可能钻空子，如果宗教背后有政治势力做背景就会很危险，这是要警惕的。
再有就是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将来的恋爱、婚姻可能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将来个体可能会作为存在的单位，而没有家庭。将来有可能婚姻法没废除，但是大家都不结婚，它悬在那儿没用了。据说美国离婚的人数达51％以上，国家制定的法案都会有利于非婚状态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一步。所以，在婚姻价值观方面，过去女人主要照顾孩子要讲温柔，男人出去扛石头要坚强，现在照顾孩子的时间少了，女人要在社会上工作，所以，男女劳动方式造成的性别角色的差异正在变化。所以，将来我们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人性化，男人、女人越来越强调是人，男女的差异性会不断消失，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一些工作。
最后，我非常赞成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要让好的更好，而不仅仅是预防疾病。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将心理学和国家文化建设，大政方针、国策结合起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记得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出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文件，心理学界积极响应，做了很多的思考，探讨我们心理学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做些什么。事实上，从十六届六中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心理学界已经出了很多成果，比如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指标的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危机干预与管理等。今天这个会的题目是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但是我相信这个会将对心理学的发展和心理学对国家的贡献有积极的意义。
我个人觉得，文化的问题大到世界，小到个人的行为，无论怎样，文化的传承也好，文化的创造也好，都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心理学就有用武之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是全国心理学系中最年轻的，才复建三年，还处在初创阶段，但是建系伊始，为了突出清华的特色，就把文化和社会心理学作为我们学科建设四大主要方向之一。我们系主任是做文化心理研究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更加加强研究的力量。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博士生，博士后在做美德心理研究，探讨美德到底有没有，美德到底是什么，美德的结构是什么，美德怎么去培养。我们也有学生在做辩证思维、辩证情绪的研究，我们心理学系会把文化心理作为一个重点的方向来继续建设。
另外，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来讲，主要偏重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和咨询心理学方向，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当吴老师谈到和谐，和谐文化，突然就让我想到民族之间也好，群体之间也好，甚至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东西是一个文化上的，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维方式上的不一样。我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专家的跨文化研究，他是犹太人，曾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里逃生，幸存后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在致力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后来，他创造了一种社会团体辅导的方法，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集中在一起，二十多个人，通过共处和团体交流消除偏见和歧视，在合作过程中增加理解，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后来日本的心理学家把这种方法借鉴到日本，来研究中国和日本青年之间的民族偏见和对立，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中日两国青年还是有很多因为误解导致的不和谐，冲突。所以，日本心理学家和中国的学者一起合作，做了这样的研究，在南京应用团体辅导、心理剧、参观访问等多种干预方式，让两国青年20多人在一起探讨、交流、分享、活动、合作，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化解了一些民族间的误解、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然实验是小规模的，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原来研究的基本上是小团体，针对心理健康和自我成长。怎么运用大团体的观点研究民族和文化的融合，这种探索给了我启发，我相信这种研究的成果对不同民族，对不同阶层，对于不同的团体的和谐相处都是有意义的。
今天还有国家机关的相关部门领导同志来参加，心理学界为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刚才大家谈到官场文化，全国96个部委十几万人的公务员队伍，怎样应对工作压力、怎样处理特殊文化圈子的行为、怎样维护心理健康，都是现实的问题。现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的服务中有EAP，即员工帮助计划，一般而言EAP服务主要在企业开展，对于政府机关和对公务员来讲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需要探讨。我记得几年前北师大的石林教授做过一个研究，研究了三个群体，教师、公务员和企业家的压力，最后的结果是公务员压力最小的，企业家压力最大的，教师其次。但是这些年国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声音也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因为要求高，任务重。如果是一个廉政的人，他的待遇也不是那么高，这样的岗位上又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怎么来促进他们的心理和谐，应该和企业的心理服务有区别。所以，可否创造MAP这样新的概念，也就是管理者援助计划。我建议在为公务员提供心理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公务员的心理建设和心理健康维护，激发公务员正向积极的心态，感受快乐工作和幸福生活，在心理服务方面针对不同
的群体和对象有新的想法和创新点。
方平(首都师范大学)
文化有大有小，从大的方面来讲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从小的方面讲，中国文化有国家层面的，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各个地域之间的文化，还有组织文化。所以，从横向来讲，我们要研究文化的大方面，我曾经和美国一个教授做过交流，因为我原来在师范大学研究教育心理学，美国教授就问我，你们的教育心理学都有些什么样的理论?我只能列举国内目前在教育方面做的研究的理论基础，把美国一些教授的理论陈述一遍，美国教授还有一个中学的教学方法上的变革，比如我们强调个性发展。我话还没有说完，美国教授就打断我，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个，我们美国之所以在教育的整个研究领域出现这么多问题，跟我们文化自身的缺陷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了弥补文化在教育上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的文化中去寻找弥补我们文化自身的缺陷。找到哪儿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所以，我们把集体主义思想引入到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过程中，也就是他们更多谈到的团队精神，实际上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精髓之一。
我首次感受到比较震惊的是，我们国内很多的教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基本上来源于西方文化沃土下产生的理论，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一直谈到比如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其实所谓本土化问题，中国文化的沃土下失效主要是土壤不一样。这点从测量学角度我们也深有感触，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同一个品种的金鱼，如果放在福建养和放在北京养，它的尾巴的长度会发生变异。就跟我们说北方的黄芪和南方的黄芪药性不一样一个道理。作为文化来讲，西方文化产生的理论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的的确确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从测量来讲，我们一直强调测量工具要在国内进行修订，已经不是完全的修订，是根据本土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积淀或者沃土上，设置我们测量的相应方法。技术和方法可以用西方的，但是作为文化根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方文化跟美国第一次撞击，对我的震惊比较大。所以，我总是在想心理学应该怎么去更适应我们社会的文化。
第二，关于文化建设，文革时期是第二次对文化的冲击，对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否定，我想可能我在这时候接受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是至少我们这一代还知道我们在这上面的缺陷，所以，在这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功课以弥补文化上的缺失。现在学校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文化建设中确实有一定的缺失。所以，在学生里也流传着“有知识，没文化”。确实在现实中也反映出一定的问题。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而且强调文化的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及时的。这些文化应该是国家民族延伸的一个重要载体。重视和提倡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现在强调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文化的发展应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文化的传承有一个变化过程，这跟经济基础有紧密的关系，缺乏这样的经济基础，文化的建构实际上困难的。比如现在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可能跟这两个认识有关系。从党史或者哲学这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的，从建国到现在，我们国家还谈不上完全工业化，因为我们国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型到工业化，虽然现在我们已基本进入工业化，但西方已经是后工业化阶段。所以经济基础不一样，对人的意识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四，我们怎么汲取文化中的精髓或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怎么做这样的工作，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我们不能准确地识别我们文化当中的精髓或者是人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那我们在发扬文化传统的时候可能连糟粕一块儿发扬。有些春晚节目，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在弘扬我们国家的文化精髓，而反倒是一些糟粕。我个人觉得心理学工作者如果能从这里介入，去分析去挖掘，那我觉得对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应该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鉴赏力。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西方的糟粕被引入了，我觉得跟我们自身对文化的鉴赏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好的文化鉴赏能力，我们很难去识别其他文化的糟粕或者精华。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建议心理学的整体研究，应该从整体导向上鼓励更多的人群从事关于心理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但是从目前来讲，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没有处在一种平衡状态。我个人觉得中庸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下还是比较适当的，中庸的内涵，我觉得是一种阴阳五行的平衡。我看过一本中医的杂志，谈到中医的“中”字意思，中医的“中”不是我们理解的中国的意思，“中”字是中庸的意思，非常符合阴阳五行平衡的思想。现在我们谈到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一个平衡。所以，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积淀。
从思维的角度，心理学可以做一些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连续性、变化性、矛盾性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这也是这样一种文化产生的特定的思维方法。所以，这方面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第六，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我是研究情绪的，特别是情绪调节，我发现很多的研究现在也非常强调文化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不同的文化模式，实际上对情绪调节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比较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的羞愧，东方人可能羞愧感就比较重，西方人相对来讲就比较弱。所以，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韩布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有人提到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虚伪的东西，我深有同感，虚伪其实是所有文化的共同性，说的跟做的绝不能完全一样。言行不一全世界都一样，东西方文化里都有虚伪的成分在，怎么办呢?前年开始，我们讨论精神卫生法的时候，就提出应该针对绝大多数的国民搞心理健康促进法。我在想，心理健康促进到底怎么促进，新时期心理学家对中国国家的建设，如何起到智囊作用?对我们学会，科协要求给国家分忧，怎么去做?
第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健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心理健康是相对的，对于强势群体，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于弱势群体就是信则无，不信则有。这个强势、弱势可以是官府和民众，也可以是上级和下级，也可以是师和生，也可以是父母长辈和晚辈，因为每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人，他在社会里具有社会责任，有工作的，有家庭的，有义务的，也有对他的个人福祉的诉求，在完成社会责任的同时，他也有期望。期望和现实差距越大，心理冲突就越大，可能就表现为不能适应、非常态的言语和行为或者失衡。怎么办?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文化建设里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虚伪，所谓宁交真小人，勿语伪君子。
中国的文化，有做事的(以正合以奇胜、行大事不拘小节、中庸)，有做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义廉耻勇，和谐、厚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其相对的积极或消极性端视具体的人、地、时、事才
能确定。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因出身、年龄、教育背景不同，在现职干部中秉承的程度各有不同。改革开放30年，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自我实现、追求自由、个人主义)。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与价值观混合，导致干部们在工作中会面临很多的心理冲突(或者叫不一致)，比如角色冲突、期望(职位、报酬、情感鼓励等)和现实冲突、所受到的教育(台面上的东西)跟工作现实(台面下的东西)不一致等，这种失衡他接受不了，怎么办?我觉得现代心理学的主要研究与服务对象是人，具体到咱们今天的议题就是现职干部。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干部文化建设怎么去平衡，怎么在制度化、技术化，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国家发展服务，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对于人的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比西方现代心理学高明得多。比如官文化和民文化，官文化，你不信就是厚黑，信就是包青天；民文化，你不信就是刁民，信就是顺民。怎么办?我觉得中间还有种仕文化，值得我们注意。
数千年来，学而优则仕，大部分士大夫的自我社会定位是家国一体、情感上因儒仕道多重影响倾向于“自给自足”，在做事时的应付与无愧天地，做人时的无愧与圆滑之间走钢丝。这是与官本位的施政实务有许多根本性的矛盾。认识不到这一点，生存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实现理想与抱负。毕竟，明君、青天的数量是有限的。曾国藩家书之所以受欢迎，因为他对这方面有许多的思考和践行，从困扰中走出来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范仲淹作为宋时从基层芝麻官到朝堂大员、四上四下的干部，亦是仕文化的代表。他既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还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忧和乐的情绪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有无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带来的心理失衡?他在忧民的同时，是否忧官?心理学可以好好地研究他。这对于现代干部文化建设，怎么去平衡忧民与忧官(职与位)、乐民与乐官，如何针对现代干部的“四座大山：怕丢位子、怕得罪‘上面人’、承受不起金钱与美女的诱惑、愧对家庭”开展工作，如何在青少年教育中引入相关社会适应教育，都很有启发。
刘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心理学内涵，也为心理科学参与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决议”中关于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中有一个重要的表述：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想就此谈几点感想。
第一，关于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大家已经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补充一点：文化与心理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百多年前，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已经明确意识到心理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个体心理机能的研究。因此，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冯特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并在1900～1920年间出版了10卷本的Volkerpsychologie，此书名本意是“历史与比较的社会文化心理学”。在这套丛书中，冯特以语言、神话、习俗、艺术、宗教、道德和法律等为切入点，探讨了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为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奠定了学理基础。纵观近一百年来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发现，以本国文化为根基、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是社会心理学的生命力源泉，也奠定了该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特色。无疑，心理现象与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文化心理学已经逐渐地成为一门显学，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第二，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必须重视民族心理的研究，进而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起源于东西方冷战时期的跨文化心理学，往往从西方文化沙文主义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白人作为“标杆”来研究东西文化的文化心理差异。例如，尽管Geert Hofstede教授提出的跨文化差异的5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以及长期与短期取向)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是，它却反映了研究者的文化偏见。我国台湾本土心理学家从文化本位视角出发，采用关系、面子、孝道和中庸等心理构念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这类研究理念未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变迁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因此，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有待探讨的科学问题。通过探讨民族心理来揭示中国民族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是时代实赋予中国心理学家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三，我国的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资本与商品的越境流动，更重要的是自我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跨文化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个体内部、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大家刚才谈到了心理健康、价值观冲突和危机干预等，都非常值得心理学家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目前，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学团队正在从文化心理学视角，研究民族关系、腐败成因、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职业心理健康等课题，希望能基于全球化背景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贡献微薄之力。
最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985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以及863计划和973计划，对于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由科学院心理所联合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举办这个研讨会非常具有前瞻性。如果我们能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向国家提出“发挥心理科学优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议，进而启动相应的战略性计划，那么，心理科学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别于经济和科技的新动力。
罗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前，文化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提到文化就是人文的教化。所谓人文，就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这些痕迹当中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心理的，也有习俗的；包括意识和潜意识范畴内的各种东西都是这种称为“文”的痕迹。什么是教化呢?打个比方，现代枪械的子弹之所以能打得很准，是因为枪膛里面有来福线。没有来福线的枪，子弹飞出去不久就会翻滚，难于控制方向的准确性：但是有了来福线以后，子弹就高速旋转着前进，能够打得很准。这就是枪膛里的“文”对子弹的教化，子弹因此而变得威力巨大。
如果没有经过任何人文的教化，那么人就是一个完全中性的存在，没有任何特别的作用。我们所有的文化，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物质的，其作用都是让新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一定的塑造，把他引导到某个方向。所以，从这点来讲，文化就是我们人文的教化。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引导人民、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文化是不能建设的。这不能建设的是人本身，或者说人的潜力；因为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完整的、没有缺陷的，所以也就无从建设、无需建设。但我们可以去建设枪膛中的来福线，保证子弹打出去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可以建设的部分，是文化。
举一个历史的实例，可以说明文化内涵中建设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中国从汉、唐一直到宋代，文化与经济都日益繁荣，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即“中央之国”，包括了世界经济和文化双重的中心，给全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很开放，思想很解放，经济很发达，科技很先进，人民的素质很高，各行各业中创造性的人才层出不穷，文化整体蒸蒸日上。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
但是，后来为什么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呢?在宋代晚期，中国不幸遭遇了世界上空前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历史上，埃及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先后被野蛮民族消灭了。面对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以文立国的大宋也无法抗拒。但幸而有宋代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代表人物先后影响了蒙古上层，使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华时，收敛了在欧洲和中亚惯用的杀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文化，经由蒙古帝国时代的西方传教士引入欧洲，带来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终结和文艺复兴的启蒙。
进入明代，朱元璋重用朱熹的学说和思想来阐释中国文化，以行政命令强制规范全国的学术思想，导致中国文化全面进入了朱熹式的封闭、保守时代。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沉重打击。整个明代，中国文化从开放日益走向封闭，从创新日益走向保守，导致人民素质下降、文化学术僵化、科技停滞不前、政治和经济实力日益下降，这和明朝政府强制限定文化内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日本民族认为，宋代以前，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宋亡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中国”人。
在明末的混乱局面中，满清趁机入主中原。为了防止再度出现蒙古帝国在短短八十年时间内覆亡的覆辙，满清政府对中国人民采取了奴役式的洗脑教育。因此，中国文化在明末时期封闭保守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了奴隶性、顺从性，变成纯粹以顺应统治者意志为核心，丧失了文化中所有的开放性、创造性、进取心、正义感和责任心。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这也是清代从大清帝国中叶康乾盛世在短短数十年间沦为世界列强欺侮的对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五四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本土文化沦丧、思想全盘西化倾向的潜台词。
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化是大有可为的。文化不仅可以建设，而且这个建设的优劣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选取了正确的文化道路，国家民族就兴旺发达，足以为天下之典范；选择了错误的文化道路，国家民族就衰微混乱，成为世界上文明丧失的牺牲品。
那么，我们的文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文化的精神。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文，这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文把它自己的成员化成不同的状态。像西方的文明就比较强调个体，把它的成员化成个人主义的状态。当然，现在他们觉得这个不够好，因此到东方传统的古文明中寻找一些可以使他们更具备集体精神的东西。如同他们在中世纪曾经做过并且大获成功的那样。刚才说到有研究表明，北大的学生其实挺个人主义的。这个结果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北大一开始立校就讲自由、民主、科学，也就是比较纯粹的西方文化；所以，它的学生不管以前是什么主义，在里面呆上几年都会变得有点个人主义，这是肯定的。我们将来具体把中国人化成什么样子，就取决于我们现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把这个纹刻好了之后，未来的人民就可以向这个方向去化。虽然人可能有先天的因素，不可能化得完全一样；但是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塑造，使我们民族的平均素质更向某个方向发展一些。
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说，文化建设大有可为，而且心理学界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心理学家了解人的内心，了解怎样的建设会给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从历史到社会现实，从行为到深层心理的研究，会对文化的方向提出很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钱铭怡(北京大学心理系)
我们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会接触到更多的问题行为，2009年费立鹏教授在《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四省六万多人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月内任一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7.5％，17％以上意味着涉及到全国上亿人，这么多人可能都需要精神病科专业人员的帮助和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的帮助，这样大的人口存在心理问题，这些方面我们心理学都可以做工作。
我们一直在想社会及文化变迁对这些精神障碍的发生有什么影响，未来要研究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出现了心理问题的变化。有老师把心理问题归类，发现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变化从1982年到2005年没多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情感性精神障碍和焦虑障碍等。这些都是人心理上对社会适应存在问题的反映，情感性精神疾病现在增加最多的还是抑郁症，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同时要做出适应性反应的方面。
此外，文化的变迁也要求我们不仅仅等到人有病了再去做心理干预和治疗，更多的要做预防性的工作。所以，对文化和心理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出适应性的反应，未来希望政府部门和有关领导在政策和科研项目的引导上，也能够有一些适应性的反应。
现在我们谈的文化还是比较偏重于现实。像现在搞一个春节晚会，一掷千金，各个电视台都在搞，但是对于历史的重视不够。崔永元的口述史却难以播出。我和一些同行现在也在开始做心理治疗的历史访谈。我一边访问着刘协和老先生，我一边在想，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未来再不想办法留下来，可能我们就后悔莫及了。心理学的历史也没有受到重视，我希望心理学会也能领导这方面工作。我们参加心理治疗历史研究的所有成员都没有任何报酬，如果我们去访问老先生，我们会利用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出差去做，如果给老先生买一些礼品，我们自己掏钱，包括请人去转录，因为没有项目的经费支持。这样的项目我曾经想可以到哪儿去申请钱，感觉没有。除了心理治疗的历史，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都应该做出研究来。老先生们将来走了，我们就找不到了，因为有很多人亲身经历的东西文献里是没有反映的。所以，这些方面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希望学界能够重视。
另外，前些时参加了正念(mindfulness)工作坊，正念是美国的卡巴金(Kabat-Zinn)教授等结合中国佛家的思想，运用到心理治疗的领域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他实际上后来做的更多的是在员工的减压和放松的领域。他把中国的东西拿去运用得很好，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决心做一些工作和努力，把中国的传统思想更好地在我们的心
理学里传承和运用。
孙健敏(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很多学科都在研究，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等。但究竟如何定义文化，如何解释文化，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大家说中国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吗?概念上是这样讲的，但生活中未必如此。美国人说公共场合我们最不讲集体主义，反倒是自己顾自己，比美国人还个人主义。当然这涉及到如何定义集体主义，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垂直和水平集体主义的区分，甚至用心理集体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个体行为。但我比较赞同黄光国先生提出的关系主义，中国人不是集体主义。关系主义可能也不够，我把它叫做圈子主义，我们讲团结同志都是组织内部的，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个民族的东西，但文化是通过个体行为来体现和传承的。是一个人血脉中已经成为习惯的东西。北大的冯友兰说过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说的是从人的角度，包括人创造的物质的东西。所以，谈文化一定要谈关于人本身的定义，中国是没有人的，中国只有仁义的仁，即仁者，人也。整个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关系才能定义一个个体。因此，计划体制下不结婚就不是独立的“人”，只能拥有集体户口，不能拥有独立的户口，因为不独立，所以不能分房子。我们定义人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最常用的就是他人，与他人的关系；也可以是身份，处长或科长，教授或讲师。当我们不知道你的头衔时我们是没办法跟你交往的。所以，大家才会谈到吃饭座位，发言顺序，称呼头衔等等，这都是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恰恰是本华的形塑。文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等级，是因为我们提倡尊老爱幼，这个提法没有错。但这个提法背后的思想有错，错在人是分老幼的，长幼有序，尊贵有别。为什么我们解决不了人人平等的问题?因为我们尊老爱幼，老的要尊，小的要爱，发言也有先后顺序。如果爱老、尊小，那就颠倒了，乱套了。于是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尊幼爱老”中国就有希望了。
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繁荣什么?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糟粕的东西。比如酒文化，地域文化，圈子文化，官本位，权力至上，等等。梁漱溟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明确提出东方化与西方化的问题，提出东方化能否存在的疑问(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我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很受启发，中国人是没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传统上把精神生活物质化了，比如父母关心孩子从来不问孩子开心吗?关心的做法就是让你多吃饭，一个“吃”字可以解释很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吃的开，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吃香，吃亏，干什么吃的”，实际上这些词说的都是精神生活的东西，包括以身相许、身体力行、身不由己等等，其实是感情。是精神。
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心理科学和文化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家谈文化，谈文化核心的东西，就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证明价值观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欧洲学者特洛朋纳斯写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七种文化，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从7个维度来分析民族文化。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化。到目前为止解释最充分的还是心理学家。罗伯特组织的关于全球领导的研究，他们都是从民族的角度谈文化的问题，核心的东西都是心理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霍夫斯泰德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一个心理程序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被程序化了，于是就成了文化的产物。这是从民族的角度，从组织的角度谈组织文化也是一个道理，我自己在企业做咨询和培训有很多感受，我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一个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所以，文化是不能去建设的，它是一个积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但是文化可以改造。
心理学可以做什么呢?最终解释的就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文化和心理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能文化核心的东西最终是需要心理学才能解释得清楚，只有把文化是什么解释清楚了，我们去发展也好，去繁荣也好，光大也好，才有可能，否则可能还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现象东西。我认为心理学可以通过四个方面的研究对文化发展和繁荣做一些贡献。
第一，核心价值观。心理学是一个实证科学，中华民族的科学不发达，但是我们的伦理很发达。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大家谈“应该怎么样”谈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基本上没有说清楚。我觉得心理学可以做一点点贡献，即实质上是怎么样的，不作价值判断。不管中华民族的传统还是现在，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现实生活中人们关于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人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另外，关于心态研究。大家都觉得中国人的心态非常浮躁，包括社会的，工作的，生活的，乃至于家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大范围的调查，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机会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报告。
第三，文化与变态人格的关系。中国文化所造就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奴性的人，是一个权威人格，媚上欺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去见校长的时候，走到他办公室门口腿就发抖，嗓子就发紧，每次都要给自己打打气，其实领导也没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说明骨子里是惧上的，但是好在大多数人不惧下，是亲民的。健康人格的培养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额度重要内容，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政府可以出面给我们更多的资助来把这个规模扩大。
第四个可做的，最近我们也在做，国内很多机构也都在做，包括心理学界的人，就是关于幸福感和心理压力的研究。最近我们调查了12，000个在职人员，得到了一点点有意思的结论。我们用澳洲的PWI，我们也翻译成幸福指数，做了一个调查以后，12000人的规模比较了一下，因为这个PWI全球都在用，做下来，在全球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新西兰、西班牙、罗马尼亚、阿根廷都比中国高，墨西哥比我们高出三分之一，它平均分77.4分，我们是58.2分，这提示我们中国人关于幸福感和尊严的获取，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最后一点，这样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前面也有人发言谈到了，我觉得中国心理学界相对来说个别作战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整合得不够，要想在国内得到政府的重视关注，可能需要联合全国的力量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武国城(中国航空医学研究所)
从军队心理工作者的角度，我很同意人们提到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物质文化设置三个方面的说法，同时认为前两个方面更为重要。我军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现在倡导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的教育是主流价值观的灌输教育，一直在抓这件事情。行为规范更不用说了，因为我军有三大条令，一举一
动要按照规矩来。
当前我军文化建设的新情况，就是特别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各级领导都希望心理学能为我们军队文化建设以及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座的很多专家多次被邀请到部队指导心理服务工作，举办心理知识讲座，就反映出这样一种需求。现代战争对参战官兵的心理素质提出很高要求，同时我军在执行抗震救灾、维和维稳、奥运安保、世博会安保、亚丁湾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官兵普遍承受较大的任务压力。现在从官兵成分上看，独生子女占的比例较大，学历层次较前提高，部队的管理却沿用传统的方法，青年官兵的内心矛盾冲突就表现得比以往明显。
现代战争仍然十分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因为武器装备再先进，如果人的素质不行就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现在特别强调作战士气即战斗精神，也就必然强调军队文化建设，其中就包括和谐的心理氛围建设。我军现役心理工作者主要在两大层面开展工作，一是技术层面，比如研究开发招收飞行员、航天员的心理选拔方法、技术和相应的设备等。二是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帮助上级机关制定心理工作机制，2009年四总部下发的文件，要求军队心理服务工作完成八项任务，其中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试评估、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咨询疏导、心理诊断治疗、心理危机干预、重大任务心理保障和战时心理防护，内容非常全面，正在全军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请各位专家继续并且更加关注部队的心理服务工作。一是有这样的形势要求，二是我们以西方心理学为主流的心理科学和现有的军队文化怎么去对接，这里就面临很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文化需要建设。心理学科在文化建设当中的贡献在哪里?这是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社会责任与学科使命的问题。思考这一问题要从文化自身的特征与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出发。从文化的核心层面来说涉及的是价值观问题，从文化的形态上说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文化需要设计与传扬。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同时还有一些超时代特征，文化融合了许多元素。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地区文化、校园文化等都是历史传统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一个学科也有它自身的文化，心理科学的文化特征体现在其实证性、渗透性、精神性等上，它确定了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心理学虽然探究的是脑和人的内在活动规律，但是以实验性研究作为其主要探究手段，更注重用客观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主观现象。由于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心理学，这就使得心理学可以渗透到很多学科领域，让心理学伸展出许多分支，如广告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网络心理学等等，这一特征也将心理学的应用更加广泛。心理学要解答人类的许多精神层面的现象，因此价值观、心理和谐、压力应对等社会心理问题都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心理学为人类提升生活质量服务的领域。
2 文化具有价值引导作用。良好的文化要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例如“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就是对首都文化的概括，它同时也是对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具有引导作用。文化的影响力有时也会表现出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这表明文化对人影响的冲击力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内隐层面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3 文化具有统一性和方向性。文化需要共识，共识是对其所宣扬的价值观的认可。北京精神的宣传就是要形成北京民众的价值共识行为，使北京精神发扬光大。价值共识行为体现了文化的塑造力和制约力。
4 文化具有多元价值。先进文化具有建设力，落后文化具有破坏力，不同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先进文化要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例如，“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对“见死不救”的讨论，涉及了文化道德问题。正面文化需要扶植，负面文化不制约就会渐形气候。当正不压邪时人们的行为就会出现道德顾虑。
5 文化具有层次性。最高层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需要通过教育与宣传来达成共识，落实于行为中，才能得以传扬；第二层次是社会特征所确定的价值观，由六种社会价值观构成：政治型、经济型、审美型、社会型、科学型、宗教型，随着不同时期社会倡导的价值不同社会文化会发生转化，例如中国社会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由以政治型价值观为核心转化为以经济型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观；第三个层次是个人价值观，是由个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成分所组成，情感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如亲情、爱情等。三个层面的价值观都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但是所起的作用不同，因人而异。
6 文化具有适用范围。不同领域都有着自己的特定文化范畴，即文化的适应范围。例如，学术文化和官文化各自有其作用范围，如果一种文化不适合地生长在另一个文化领域中，就会出现冲突。官文化如果在高校发挥了主导作用，就会出现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与学术文化产生巨大冲突，制约学术发展。因为官文化强调的是权力的东西，比学术文化的力量更强大。
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文化建设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又艰巨的工作，需要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需要各个机构的有效运行，需要民众百姓的积极响应。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
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走到一个非常崭新的阶段了，我们看到好多值得关注的事实和现象，总结起来我觉得有四句话非常有概括性，这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现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走过新的阶段来做出的，在这里我就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三年社会主要的变化。
从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这方面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GDP增长非常快，现在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已经出现了。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测算和分析，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到了工业社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的格局，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变化也带来了职业群体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职业类别上有了很大变化，而且收入状况、文化水平、消费结构、人际交往、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各个方面都随着在变化，中国社会形成的职业结构群体可以分成十个阶层，形成一个上下结构。这个结构的分化和企业群体的多样化又导致了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这样使利益分配不均，社会矛盾严重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所以，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到了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
我们看城乡结构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最近正在筹备一个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的高层论坛。通过筹备这个会议我们了解到，在
1949年的时候，中国城镇人口只有5700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从1978年到2011年这3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多上升到接近50％。人口的结构也因为我们的人口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是同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了，核心家庭是我们整个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代际结构的变化也变成了我们城市人现在开始熟悉的“4-2-1”的形式，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对家庭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这些变化下，社会组织也在变，原来我们最熟悉单位制现在已经式微。很多人的生活慢慢从单位走向社区，走向社会，现在已经有6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在非单位制的组织中工作。社会分层和流动也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知道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农民工现象，或者叫进城务工人员现象。以前我们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个基本阶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以及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房屋拆迁，农民失地问题的凸显，直接导致了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地区关系、城乡关系的紧张。所以，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增长很快。
另一方面，我们看社会流动的情况，整个社会结构慢慢稳定，社会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通道不是很畅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蚁族”、“蜗居”、“考碗族”等现象。发现社会矛盾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年龄段，或者是特殊的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国家、市场、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调整。例如，在讨论农民工的问题时，我发现农民工的问题反映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很多关系，比如官民的关系、城乡的关系、贫富的关系、地域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很多现象和现实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我们从整个经济社会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在心理层面，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也有非常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刚才杨玉芳老师提到的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我们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问题，还有道德缺失(典型的是，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都成为整个社会要讨论的问题)、诚信缺失、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生活中风险、不安定因素的增多，社会网络慢慢地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社会支持网络在缩小，社会归属感、社会的认同感都比较弱。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社会舆论在整合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上都是值得进一步去讨论和发现它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或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研究中，都不得不面临的社会转型的背景。这个转型和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布兰妮提到的“大转型”的概念非常相似，也就是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走向一个社会重构的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心理学家应该提高对社会转型历程的敏感度，应该全面的讨论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来揭示个体、群体和社会变迁之间相互的关系，探讨我们这个文化在大变革的时候重新建的方式。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地指出了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的引领作用，它提出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我也特别期待可能将来中央的工作会议能有一次社会心理学的工作会议，或者叫做心理建设的决议。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方略》里就提到心理建设的概念。我认为，心理学真正的春天已为时不远了。文化建设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因为在这个方略里提出了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这个提法就给心理学家服务社会提出了很现实的、新的任务。
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我们也要抓好几项工作，第一是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形成好的学术氛围，我们要为学者搭建好的优秀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更好的学术成果问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相比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比较年轻的学会。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像今天这样，几个相关学会一起来共同讨论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引导我们的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工作者能够用一种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关注这几个学科，来推动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中央在很多文件里已经提出来这个概念，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表述，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个体的价值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测量了解，怎么来引导，这些都是非常急迫的研究问题。还有社会心态的现状和调控等很多很具体的社会心理研究的领域，都是可以和这个主题联系起来的。
另外，文化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也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文化和社会转型应该是我们社会心理学家牢牢抓住的两个基本点。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特别思考了文化真空(cultural vacuum)、文化贬值(cultural debasement)以及文化不适应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1998)。他看到，“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从文化自觉到中西文化的交汇，以经济为先导，形成一个有道义基础的世界共同体”(费孝通，2005)。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文化及其定位、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的任务”(费孝通，2005)。费孝通先生的思考，对我们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极富启发意义。发展文化社会心理学，开展中国文化心理的研究，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文化交流与融合作出理论上的贡献，也是时代为心理科学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咨询专家等提出的很高要求。我想我们应该特别抓住社会变迁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机遇，让我们的学术能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最后，我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预祝这次研讨会能够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摸出创新的初步的路径，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心理建设贡献力量。
张平(国际关系学院)
我所在的学校没有心理学专业，但是，在心理学教学和科研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定向单位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和推广工作，深切感受到国家机关公务员尤其是政法队伍对心理学的需要。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政法部门重视干警心理健康、重视机关的心理建设，但是，在具体方法、切入点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专业指导。
而作为心理学的专业工作者，也有很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内容。
关于具体的做法，我们这几年有以下几个切入点：因应公务员对心理学知识的需要，广泛开展心理学普及的讲座和读物推荐工作；二是刚才樊富珉老师讲到的MAP，就是针对领导干部，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岗位的干部和一线业务工作主要领导干部的心理服务，协助思想政治工作者真正了解人，了解人得需求，有针对性处理问题，协助领导干部找到管理和处理自己压力和负性情绪的方法，以协助提升其领导力；三是心理卫生及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及时有效处理一般心理问题，对心理疾病患者及时予以相应的医学介入，以避免危害工作和危机事件的发生。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以上工作，得到相关部门和广大干警的一致认同和积极反响，在机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确实需要像今天这样的更深入的研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相信，这样的研讨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开展，一定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我想就结合近几年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些工作谈一下机关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机关文化具有很强的独特性。首先，中国传统的官文化渊源流长，直接影响机关文化演进。传统官文化中的“人治”、“愚民而牧之”、“官财一体”等思想，虽历经新文化的洗刷，但是，它仍以习俗和历史的惯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机关文化中；而新时期的机关文化是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为基石。在我国现实情境中，这两种迥然相异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机关工作人员。其文化内在冲突必须将在具体的机关工作人员心理上表现出现。其次，机关文化的求同倾向非常强，是极为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文化。高度的求同倾向，特别是向上级高度求同，保证了机关工作的高效率。同时，其本身也给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得个体文化没有适度的空间。第三，机关文化是典型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在我国，进入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一点，我国与美国不再，在美国，大学毕业中精英人才主要是流向企业；而在中国，大学毕业的精英人才刚主要流向各级公务员体系。从每年公务员招考中可见一斑。
由于机关文化以上几个特点，使得机关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进而挤压了其他亚文化的表达。例如，一些机关领导强势行事的作风，往往会不经意中带入家庭文化，对家庭关系和生活带来了影响。近几年，机关工作人员咨询的案例中，这类问题占了很大部分。另外，一些领导在面对大众时，以一种强势或优越文化的姿态，并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将机关文化下的方式应到与大众对话和沟通上，结果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出现，“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这样事件。
对于身处独特机关文化中的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机关文化也是需要关注话题。从心理学来看，文化的适应不仅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发生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亚文化之中。从现有一些咨询案例来看，个人适应机关文化基本有四种结果：一是被边缘化，不被认可和接受；二是纠结倾向。个人自身的个性、教育经历和机关文化不能很好地融合，不断地出现自我冲突；三是回避与隔离。个人的经历与个性很难融入机关文化，采取自我保护，即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最后，整合与灵活。快速调整自己，相互融合，适应机关文化，并为机关文化注入新的血液。
作者：张建新等
编者按：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设计界，关注着中国设计界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设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设计的本体?什么是好的设计?为此，我们组织了我国设计界前沿的部分在京人士，以设计沙龙的形式，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意在提倡设计批评，促进我国设计的健康发展。
张夫也(《装饰》杂志主编)
今天是一个自发的、非官方性的聚会，或许过上若干年今天的会议会载入史册吧。会议的起因是我们感觉到中国设计界的现状，在一个非常乐观的背景之下，仍然有许多令人担忧的东西。步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猛的，设计上也不例外。但是随着优秀的东西的引进和出现，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相伴而来。在设计方面，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国内的设计师越来越多，设计大师也越来越多，而对作品，大家都在盲目地赞扬，我们似乎听不到反面的意见。如果说有批评，也仅存于私底下的议论，在正式的会议上几乎听不到什么批评的声音。这一点让我们非常忧虑。实际上，面对现实，我们很清楚，不管是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的设计、建筑物的设计、产品的设计、平面设计等等，很多方面都隐藏着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在我国设计界呼吁提倡设计批评。此外，我们还要加强设计审美的教育。设计批评和设计审美，这两点势在必行。
自从有了设计以来，设计批评在西方没有间断过。比如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在英国就有像罗斯金这样的设计评论家站出来，对设计进行批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出现了一些很糟糕的设计作品，令人痛心疾首。由批评家领头展开批评，之后便掀起了一场运动。在这之后不少运动都是由设计批评家站出来，进行批评、进行引导的。今天的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便是因为它具有历史意义。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国设计前沿的领航人，不管是在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还是工业产品设计，以及在学校里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有出色的业绩，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因为这个聚会是非官方的，我想在座各位尽可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地发表个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也希望今天的谈话，落实为文字，在《装饰》杂志上发表，能够对全国的设计界产生影响，能够推进我国设计批评、设计审美领域的健康发展。
杭 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
前段时间美术理论家张晓凌主持的《美术观察》杂志做了一期“21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前途”，请我去帮忙，其间我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有一个访谈。他的工作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国美院，另一个阶段是在中央美院。当年他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时候，从1993年起在美国呆了两年。他在美国本来是想考察在当代艺术的背景下面的中国艺术还有没有前途，尤其是中国画还有没有前途。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美术学院都停留了一段时间，看了不少当代艺术作品。但他却说，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来自于对当代设计方面的认识。他说设计不存在纯美术学科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回国以后就任中国美院院长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美院设计专业这块放大出来，把原来的一个工艺美术系分解成四个系，并且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分院全部都是设计专业，采用股份制经营。当他谈到在中国美院五年政绩的时候，他觉得最值得谈的是设计发展。我问他到中央美院后有些什么想法呢?他说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中央美院按苏俄和法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美术方向继续发展，因为他觉得写实绘画技巧现在很重要，可以把它当作具有当代意义的现象放大;另外他觉得，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的规模还非常不够，但是它有长处。中央美院在设计方面的长处是什么呢?原来设计专业最早是由戴士和参与筹备的，现在的系主任是谭平。戴士和是个油画家，谭平是个版画家，谭平还曾留学德国。都是搞纯艺术出身，因此中央美院的设计系非常重视艺术趣味、品位，虽然从市场的角度，从甲方的角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中央美院的设计可能不一下子为人接受。但是既然中国的设计目前正在发展阶段，中央美院的设计由纯艺术影响下的构思和创意作为设计的一种文化积累，能够形成某种设计的新面貌，是很有意义的。潘公凯虽然没有明说原来那些老牌美术学院里的设计系和老牌设计学院的设计的程式化和商业化的局限性，但通过他对中央美院设计系这一点的肯定，我还是感觉得到的。我们原来的设计思路，除了多种原因，比如近亲繁殖，主要由于我们过分注重一种社会经济效应等等，确实导致了设计越来越匠气。这次在《美术观察》组稿中，有一篇文章，谈到国外的大学教育，在美术教育和设计教育中，最重要的是素质教育。因为像现在我们要在大学里完成的技术教育基本上已在别的阶段教育程序中完成了。对国外的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生来说，大学学习应付就业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现在咱们的学生，就业还是大问题，因此所有的教育(教学)都以应付就业为目的，技能教育就成为主要，而设计整体素质的培养就暂时顾不上了。发展中国的设计，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设计水平，可能从教育的体制上就隐含着危机。我们的设计界，尤其是中国的平面设计，这两年水平发展之快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基本上进入了国际主流，但是设计在整个人文学科中间，还是比较寂寞的。社会群体，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只知道享受设计成果，而对于设计之于提升中国人生存质量的作用，则很少去想。设计文化方面的思考、理论方面的思考，则更为薄弱。
曾 辉(辉视设计公司总经理)
我们目前所关注的设计存在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有设计产业政策、设计教育、设计管理，以及设计批评等。这些都是我国设计界普遍比较薄弱，不为人重视的几个方面。最近中央美院邀请了澳大利亚一所设计学院的院长，准备合作开办一次设计管理培训。我在大连、浙江、上海、江苏、广州等地，都听到了一些声音，大家对设计思想和设计批评方面开始有了重视。有朋友想办一本杂志，刊名初定为《新设计》或者《设计思潮》，期望借此发起一个类似八五美术新潮那样的设计思想运动。这个讨论热潮，将会为中国设计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掀起一个新设计运动呢?还是矫枉过正地对中国设计的问题形成反思的力量?我们这次讨论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设计本体提出问题、探讨问题。过去谈论设计的问题，往往牵扯到设计本体问题以外的概念。比如当企业讨论设计问题的时候，请到的却是一些研究策划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员，有时候还有艺术家。虽然不同领域的人才对设计会提出不同层面的建议，但也说明了对于设计本体，我们设计界还缺乏理论的精神。我们存在的许多问题，不仅为社会忽视，还经常被我们自己忽略。
严 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副主任)
北京申奥成功以后，一些媒体希望大家提出建议，为了2008年的奥运，我们城市还需要什么?城市界面，工业设计中我们所说的城市界面，就是城市街头的公共设施：汽车站牌、垃圾桶、交通设施等。我们在此方面很欠缺，所以会造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以前去过美国和欧洲几次，觉得设计在一个国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但设计的基本点，或者说至少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东西方在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大。举一个例子：汽车站的站亭。我们的运作方式大致是由交通的管理部门把站牌的制作分发到某个广告公司。因为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许多汽车站台只是非常吝啬的提供了很小的座位——估计能坐得下两个比较瘦小的人，而大面积是广告位。这事很荒唐。站牌设计的视觉传达系统不明确，设计上并不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考虑的。比如站牌上的小字，乘客从车上根本看不见，除非下了车走得很近才能看清楚。即使看清了字，还是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一站上。街头应有的公共基本设施很少，比如说地图。国外的不少站牌做得很简单，但视觉传达非常明确。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路边那些路标，包括高速公路的路标，说起来是按照国际标准做的。但实际上你如果驾车或者乘出租车就会发现，有时路标离路口非常近，驾车人看见路标时已来不及做出反应。出租车司机有时尚且如此，那么更别说对北京道路不熟的人了。实用，是设计最基本的功能。这些功能往往不是一个专业的人能够解决的。我们现在花很多钱去改造街道，结果改造以后却给居民带来极大的不便。街道的设计，是以行人优先、还是以行车优先，在改造的时候还存在问题。所以我设想做一个抽象东西，代表整个现代北京交通状况。横七竖八的立交桥转来转去，立交桥夹缝当中是楼梯，以我们CBD为例。我觉得这不像是城市。我认为这其间有设计的问题，不管当中是否有意识形态和审美的因素，但我觉得设计的实际功能没能解决。
还有一个例子是地铁。北京地铁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但你到了地铁无论是进站，还是出站，却搞不清东南西北。又是设计的问题。再比如前些天听说，北京出现了四星级厕所——这太荒唐了。厕所不需要星级，厕所需要的是卫生和方便，以及相对便宜，容易维护。如果一个厕所一个月的运行费是十万元的话，倒不如一个厕所一个月运行费是一千元。厕所里没必要摆沙发、设空调。
郑曙扬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
我们搞设计的人都清楚，设计在功能和审美两方面缺一不可，但就目前来说，还是停留在纯美术的一个概念。最简单一个例子是酒店。在国外三星级和四星级酒店80%以上的大堂都不大，但是方便、好用。而且它的客房特别好用，每一件家具摆放的位置，每一个尺寸，都设计得非常好。在近两年欧洲已逐步禁烟，好多酒店里都禁止吸烟。可是瘾君子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于是就在酒店里专门设计一个抽烟室。不过抽烟不让你坐着抽，就一根不锈钢柱架着一个平台，很小的一个吸烟室，足以满足需要，而且还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为很细微的、甚至一个家庭化的功能进行设计，显然是从人们的需要来考虑的。我国的酒店却不大这样，它要的是大、气派，感觉很宏伟。这和国外酒店的概念是两回事，设计层次上还是比较低。
再比如，上次我参加朝阳区布置的一个设计任务，要让街道亮丽起来，至于好用不好用再说。盲人道到底能不能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问题，冬天路面一结冰就成问题了。这是设计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的设计注重好看不好看，而不是考虑到根本的实用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建筑批评相对其他专业是比较激烈的，但反应出来的也是一些表层的东西。从老百姓的认识水平，从领导的认识水平，甚至设计本身的一种水平，只满足表象的东西，最终设计的目的实现不了。同样，还有家具。像北京现在有一家公司从意大利直接进口家具，完全原装的，档次也很高，从表面看也没什么，但从细节上，包括门怎么拉开，衣服怎么挂起来，这些细节都非常好，关键是这些细微的东西，是设计本质的一个问题。而咱们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差别不大，一到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设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比如室内设计有些人认为不过是美化家庭，装饰一下表面。设计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表象上看，中国室内装修为什么这么热，它是怎么兴起的?和国外相比很接近：商业因素——因为要装饰，必须用大量材料，用材料越高档，赚头就越大。但从老百姓角度来看，添东西是不是一定就好，使用起来是不是一定就方便，因此设计就应运而生了。从设计专业来说，特别是从宣传力度说，说好的多，说坏的少，是社会原因。在社会层面对设计本质不知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为什么有时候不愿讲设计批评，如果你再不把自己包装起来，别人如何理解你。但另一方面设计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像西客站问题、世纪坛、国家大剧院，老百姓的评论最多，文艺界评论最多。关键是设计本身，根本没解决问题。假如解决的话，就不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批评了。我们说某一个设计专业必须置于一个可供表现的总体环境下，什么原因呢?从本质来说，现代城市化以后，城市的空间总量比原来狭小多了，越狭小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艺术设计单元光讲述自己的话，实际上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才提出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概念。但认识到这一步，恐怕还有相当一个过程，首先要把设计本身的问题弄清楚。目前人们并不认为设计有多么重要，绝对不会想到有些火灾是因为设计而引起的。你看我们国家在建筑中发生火灾所引发的人员伤亡，几乎都是因为通道设计不合理而造成的。但是没有一人来追究设计师的问题，或者设计的问题。
曾 辉：
批评并非单纯批判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批评”的本意，包含有表扬和自我表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它是平等、互动的交流。“批评”一词中的，“批”，是比较、互动、沟通，“评”是“言”、“平”，就是平等对话。设计批评是对设计的正面直视。设计的本质、设计的价值和设计的问题，通过批评解剖出来之后加以传播，让社会得以了解，让政府、让企业得以认知。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它应该是一个产业。设计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链条里，目前的地位份量不够。我们现在很少去评估设计在市场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很难去衡量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经由设计所创造的真正价值有多少?国家统计局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分析。日本、欧美国家把设计提高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层面。尤其英国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对设计的支持力度相当大。而我国目前还缺乏对设计产业的政策支持。比如税收对设计产业，几乎没有什么扶持。作为服务业，设计业等同于娱乐业的纳税方式。
设计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部重要引擎。韩国有一个产业资源部，下设设计产业振兴院，作为支持整个设计产业的机构。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韩国政府用五年时间投资七亿美金，用以扶持企业设计推进或相关设计产业机构。而我们的设计产业架构还不完善。多数设计机构，是作坊方式，各自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团队，没有形成共同的行业利益。竞相压价、恶性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短时间内很难解决。我国也有一些设计协会或类似机构，但大都不具有权威性。行业价格没有设定统一的参考标准，而且即使设定了，也未见得能推行。由此可见，我们目前整个设计产业的生态环境不佳。在这种设计产业环境中最容易产生近利心态，导致整个设计价值无从提升，设计人的价值和地位单薄，只能从个体角度上宣传自己。从产业的细分化的角度来讲，设计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没有成熟到与其他社会经济链条环节均衡发展;从功能化的角度来讲，设计没有遵循品质均衡的原则来执行。要想让设计产业有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除了要重新建立设计人才的培养模式，还要整个市场建立起对设计品质的认知模式。我们的市场对设计品质的评判没有标准，参与设计评判的决策者，是政府人员，是企业老板，而非设计专业人员。由非专业的人，特别是缺乏设计功能与审美意识的人来决定专业的价值和品质，自然容易导致设计产业处于低迷状态。现在企业和政府对待设计产业政策与管理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我们要通过设计批评的方式来倡导设计的价值，来发掘设计本体的本质性问题。只有这样，通过有效的传播，才能让社会、企业对设计建立起较为深入的理解。
实际上，由于今天设计思想的淡化，设计界对本身的关注都远远不够。不少设计师终日埋头苦干、挣钱糊口。如果设计师自己都不整理自己的花园，很难想象业外的人能对设计有多大的理解和关注。我们只有从行业内部觉醒，倡导设计批评，推动设计观念的进步，为中国未来的设计发展打下理论的基础。无序、浮躁状态下的中国设计产业，靠消极观望、坐等没有希望。我们必须要通过自省的方式，建立起我们的自我意识，提高设计进步的加速度，为下一阶段的飞跃做好积累和准备。发展繁荣正常的设计批评，通过对设计本体问题的研究，让设计思想为设计产业提供一种指导性概念，提供一种推动力，这对中国设计发展将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何 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设计系主任)
设计师，要有责任感，也就是说要树立职业道德观，对你的作品，对客户及受众，社会与生存的环境负责。美的传播者是高尚的，肩负着一种责任，一种使命，这是动力，不仅仅为功利所驱使。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其表现出来的无序和造作，拿来和浮躁，值得大家深思。相互否定、自我炒做、粗制滥造、急功近利，污染着设计事业及设计师健康成长的环境，今天提倡设计批评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可以把“批评”看作是一面镜子，当然是两面的镜子，批评可以畅所欲言、品头论足，进而举一反三，大家唠唠叨叨为了一个目的-使你学会科学的看问题，顺耳的要听;使你学会冷静，逆耳的也要听，是对你的鞭策。当前急需倡导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对黑白、曲直、丑美、旧新、是非，静下心来，通过思考，弄清我们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明白发展的趋势，从而端正我们的心态，摆正我们的位置。批评不是简单的寻找一个答案，确定一个标准，而是为了营造一个严肃活泼的学术环境。怎样思维，怎样创意，怎样将理念转化为符号，怎样使符号准确传达思维内容，从而怎样以美和个性的视觉语言赋予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些都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门已经打开，信息呈爆炸状，日益恶化的环境，这个思潮，那个时尚，国内、国际、民族、地域，总之，解决这个问题十分需要“批评”。设计的观念、设计的目的、设计的方法、设计的价值，应在不断“批评”中加以逐步澄清。中国的设计师要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需要大家共同精心呵护“批评”。
吕敬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
我是在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经历了从七十年代至今的中国设计过程。与前些年相比，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设计了：家居、装修、形象美容、服饰配置、环境绿化等等，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设计。中国设计文化历史悠久，故宫曾经办过一次清代包装展览，可以说是艺术与工艺的完美结合，很精彩，大家为之感动。自古以来设计讲究以人为本，除美感之外，还非常注重功能。到底什么是设计?设计就是赋予人一种诗意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令视觉愉悦，身体心灵得到享受。比如你坐一张椅子觉得舒服，看一个标志也觉得舒服，读一本书备感享受……能为人创造一个诗意的空间，就是设计。设计是随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需求的进步而发展的;它为我们创造一个更有序的生活环境，更有序的美感享受;设计本身就是为人所有。它应该人性化、人情化。
设计要有思想。青年出版社出版图书，是为我们青年人赶上时代发展提供精神动能，少儿出版社为儿童提供培养求知和善良心灵的园地。书的设计要给人以美感，注重人性化。没有设计感的书籍、信息传达不畅的书籍大量积压，卖不出去，造成人力资源和纸张的浪费。书籍设计是信息传达的重要桥梁，使这个载体更快捷、更有趣、更有序地传达信息，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书籍设计课题，包括信息传递形式、可读性、可视性，设计中注入时间、空间和事件等等。但是，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往往注重表面技巧的训练，而忽略设计和人的关系，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书籍设计人员一旦进入社会就负有对社会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不能只以自己为中心，而不顾社会公众要求。怎么通过我们的设计来传达中国的文化特征，既保留传统又延伸传统，设计的责任是将传统与现代连结起来。从农业社会走到了半工业半农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味地只突出政治，一切为政治服务，人们不敢追求美，谈设计色变，老百姓对设计概念很麻木。如今政府还不能理解、支持设计的话，我们设计师再拼命干，也还会出现那些无环保概念的垃圾箱设计、不伦不类的车站建筑设计、无法辩认的公共指示标牌设计……。我想政府现在对设计批评已有所认同，就像这次国家大剧院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件好事。人们对设计更多关心，政府也意识到设计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体制的改变是我国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前提，是使我们保留更多具有民族个性设计的前提，是更多的设计师走向市场的前提。设计不单是一个经济行为，更应该是一个创造行为，它使我们的自由竞争和设计空间更大，而竞争带来设计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百花齐放具有个性化的设计成果。因此政府行为的改变，设计批评的提倡，是我国的设计上台阶最为重要的保障。我们有些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太肤浅，奉行抄来主义，对国外艺术流派发展过程不研究，一概拿来主义。我觉得文艺理论探讨、设计批评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风气，一个自由的学术气氛，让设计界通过自由的交流，有一个取得共识的机会，而不是背后贬损他人，推动中国设计持续、健康地发展。
严 扬：
设计要考虑到用户的需要。丹麦有一套书——这套书是针对什么设计的呢?从丹麦到瑞典有一条高速的船，这套书就是为船上的乘客设计的。大小可以放在口袋里，内容正好能在从丹麦港口上船到瑞典下船的三个半小时内看完。行船有颠簸，运动状态中读书跟伏在书桌上看书是不一样的，光线始终在变化，字体的大小都须经过测试。这套书选题非常广泛，由于坐船的许多是商人，所以在港口大量出售的这套书，从选材、到开本、到厚度、到内容、到里边的版式，非常有针对性。这套书书皮很结实，书页纸张比较差，但实用性非常强，客人看完后都不带走，可以重复使用，利用率比较高。另外内容也不那么严肃，通常没有太多的保留价值。这点也比较有意思，书也应有相对明确的时效性。
吴 勇(吴勇设计工作室总经理)
设计是大众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艺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生活中的设计无处不在，甚至它能倡导或改变某种生活方式，提高生活素质和品位，直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体形象。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软思维比硬经济稍显滞后。长期的封闭思想，使得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匮乏无力。设计的重要性还不为人广泛领略和接受。整个设计界鱼龙混杂，会操作电脑就可以自称为设计师，缺乏规范，混杂不堪。突出了设计的经济能力;忽略了其创造力，把它当作赚钱的手段，大批“行活”流行于世，模糊了人们的眼睛，以讹传讹。形成了你给了钱我就投其所好;我给了钱你设计就得听我的。失去了一个真正设计师的责任心。没有分析市场、引导客户、开拓新观念，把真正的创造力奉献出来。这是需要抗住短期效益做出牺牲的行为。这种局面在恶性循环，污染了我们的视觉，大众的视觉，给真正的设计师或真正要做一番设计事业的人们造成了障碍，形成了压力。这样设计越做越掉价，越做越失去它本质的意义。所以在2000年我设计了一组海报“提倡设计”，目的在于倡导一种真正的良性设计运动，呼吁设计师的良心，把好的设计作品拿出来，只有良性循环起来，我们的创作环境才更有利，人们才能享受真正的设计带来的新意生活。
王燕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
我只能算个设计爱好者，我这爱好与《装饰》杂志分不开。大概在1982年，我在邮局看到《装饰》杂志。当时，没有其他设计方面的刊物，比如广告、平面，包括工业设计方面的内容，在当时《装饰》可能是惟一的杂志了。普通民众的观念、审美，当然需要培养、提高，民众可以从许多社会资源学习。比如前几年家庭装修都学港台的KTV包间和酒吧，现在呢，像宜家这样的地方，担当起设计审美培养的角色了。在宜家人们不仅在买家具，而且在学习设计观念。现在我们设计师的任务，是要提高国内的整体设计水平，向社会进行普及设计的思想。现在的社会环境对设计重视不够，设计界本身也负有责任。曾看到日本出过一些书，像《日本的色彩》、《日本的样式》等，提炼了日本民族的一些优秀设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传统设计?这样的书对普及设计理念很有帮助。
曾 辉：
过去文艺批评主要包括美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相对成熟，有时候甚至比较激烈，直捣思想层面。整个设计学分为史、论、评三部分。设计批评最本质的应是倡导设计思想。由于设计的特征，决定了设计批评并不建立在单纯文本之上，即不仅停留在理论表述的模式上。对设计批评产生的困惑是缘于对它的模糊认识。真正的设计批评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设计批评家从功能问题出发，从经济学、美学、社会学等角度分析问题。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设计批评家，设计批评更需要设计者自身也投入进来，使设计批评的基础更广泛，批评更具有社会意义。学术性的批评也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有争论，有冲突，才能更好地认识真相，求得发展。也许设计批评更多关注的并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方法，是设计的思维方式。
作者：庄 边
编者按：10月22日，“中华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学术论坛暨叶炜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作协系统的40余位评论家、作家齐聚孔子故里，从中华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视角，对青年作家叶炜的创作尤其是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青岛出版社出版)进行了充分研讨。本刊刊发本次研讨会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尊敬的各位专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曲阜，因为我也曾在曲阜师范大学读过硕士，可谓是重游故地，所以心情非常激动。今天主要围绕从曲阜师范大学走出去的作家叶炜，围绕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讨论的空间也非常大。
这个会议在曲阜开，应该说是结合得更加巧妙。我们知道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想法进行讨论。
我认识叶炜很早，因我在南大任教十年，他又在江苏，所以有着地缘之谊。我喜欢逛书店，最初看到他的随笔集，李新宇老师给他写过一些相关文字，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后来听到他有作品不断发表，尤其是小说《后土》，我在江蘇参加紫金山文学评奖的时候看到过，印象深刻。趁这个机会，我学习了各位专家写的对叶炜作品的评论，然后结合自己的记忆谈几点看法。
“乡土中国三部曲”，比较熟的是前两部，并且看得非常仔细，后面一部看得没那么仔细，因为书出得也比较晚。他的作品非常有特点。这是结合他自己特殊的生命体验，寄托了他的乡愁，写的鲁南麻庄的故事，非常具有符号性色彩：作品一方面通过麻庄为缩影对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种转变进行一种概貌式、象征式的挖掘与表现;另外一方面作品塑造的人物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如麻姑、万仁义等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立体的。在表现的手法上有创新。围绕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展开讨论。
8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互动确实非常密切，虽然说都市文学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确实也越来越壮大，但是当代文学创作还是以乡土题材作为基础。从山东文学创作来讲，这种创作尤其明显。如最早的王润之，他的《鲁班的子孙》等等，都反应了山东的传统文化及区域色彩，对于山东本土特色文化和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有着一定意义。再比如张炜的《古船》，现代转型当中的文化渗透，以及现代人在传统的影响之下如何突破原来的模式等，都给山东乡土文学注入了力量，并且有着现代性色彩。还有日照的作家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等，在保持了乡土文学的品格的同时，为整个中国了解山东的农村生活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和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也能看出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应该也是叶炜作为山东籍作家对土地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题材创作的了然于心。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找到了自己新的突破口。
另外，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有一些作品我们也是绕不过去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如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在《白鹿原》里都是有深刻的诠释。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不同省份、不同籍贯的作家虽然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空间的过程中，利用了不同的自然景观、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其所抒写的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相互参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可以说是文学家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也是当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可贵品格。季红真有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虽然她的研究有具体对象，但是我认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现代性文学作品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深思。
谈到儒家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我还想到格非。格非先生的《江南三部曲》中有一个意象叫做“风雨长廊”，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三部曲。我们不由地想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诗人热切的期望，也反应在格非先生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构建的乌托邦空间之中。
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但应该辩证地继承，甚至批判地继承。我们发现，凡是涉及古典文学素材和意象的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质量较高的，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构。最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古典爱情》，这部小说是对古典传奇和戏剧中才子佳人故事模式的解构和反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有着太多的大团圆结局，情郎落魄时遭遇富家小姐，得到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回来迎娶，已经成了一种经典而又俗套的模式。这其中，作家的思维构建肯定也受到了儒家入世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余华对《古典爱情》的处理很轻易地让我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发问的本质在于，如果女性失去了经济来源，那么会成为什么样?我们可能会想到沦为娼妓，但是余华直接植入了“菜人”意象，告诉我们这种乌托邦的真实结果是让鲜活的生命成为食物。
我们不由联想到，娜拉出走后命运肯定不济，但痴痴在家守候的富家小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也很可能无力维持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就成了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
因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参照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们之间或许会有一个桥梁，但需要大量的作家、学者共同去探讨和营建。当我们看古典文学中的那些寂寞深闺，和现代文学中由自由到颓废的疯狂呐喊的时候，我们再思考鲁迅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包含经济、社会和传统文化多重因素的钳制在内。人的独立品格需要在思考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不同情境的情况下才能被真正的尊重。因此无论是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继续交锋，都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所提及的上述作家，包括叶炜在内，所做的探索都是具体而可贵的。我们应该更耐心地去观察，期待更多的后来人加入这一征程。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我只看了前两本，影响最大也是最厚的《福地》还没有看完。就我目前看过的来讲，我觉得叶炜的小说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宏大的想法与构思。昨天我跟治辰聊到今天会议的主题“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开玩笑地说我负责传统文化，他负责当代文学。我想接着刚才文苏占兵教授谈的“当代文化中的传统性”来先谈谈“传统”。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有一个很明确的神话原型的结构，他几乎在每部作品里面都设置了对现代理性来说不可理喻的神秘的现象，比如麻姑、土地神、托梦，诸如此类。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性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但祛魅得可能只是在“大传统”上，或者说在世界的犄角旮旯和人心的幽微细处，总有那难以祛除的暗角。叶炜笔下着力书写的苏北鲁南地域，属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齐鲁文化，即便在那样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巨大传统中，还隐隐约约有着一个不能被工具理性和科学话语所扫除的“小传统”。这里显示出传统自身的多层面性，世界可能从来都不是语法单一的透明状态，而是包含了无数种认识的角度，麻庄所显示出来的只是传统多维度的冰山一角。
传统有其流动性。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传统始终是一个承传流变的东西，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化的、本质主义的、有着明显内涵和外延的东西。那我们谈论传统的时候，究竟在讲什么?其实任何一种传统都是一种所谓的“活鱼要在水中看”。传统总是因应社会的变迁做出自己的调适，经过大浪淘沙不断流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而核心比较稳定的东西，就像麻庄人的自然神学式的信仰，尽管经过了启蒙理性、革命、经济功利主义的持续性冲击，依然一息尚存，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传统”。它是一个能够活动在当下文化建设当中的存在，参与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这个对话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活着的传统，而不是被博物馆化的、供展示的存在。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的历史，这种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在现在发生了必然的转变，同时也作用于当下。
一般我们在各种话语中说到的“传统”，往往总是官方、精英的大传统与底层、民间的小传统彼此交相呼应、互相沟通，生发出文化活力的所在。叶炜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重要的价值，就是激活了那些曾经一度被主流话语压抑了的那些小传统。而“小传统”实际上是一直像草蛇灰线一样埋伏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
就阅读叶炜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发生线索而言，我觉得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应该是《福地》，因为从小说的时间线上来讲，这是一个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笼罩性的时间，涵盖了一种整体的观察视角。第二部是《富矿》，表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社会大转型，读者能明显地感到，在《富矿》中充满着一种欲望的躁动，我不知道叶炜是有意还是无意，让整个小说形成了一种氛围，就像暴雨前的那种郁闷、压抑、喷薄欲出的感觉。第三部才是《后土》，这个小说的时间涉及到新农村建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的小人物、带头人，怎么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的故事，还涉及到他们的下一代想用新的理念来建设已经日益凋敝却又充满生机的乡土。或许在三部曲的创作中，叶炜一开始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但是随着写作过程的深入，思路慢慢地明确起来，他意识到他有可能写出在苏北鲁南的这个小地域的整体性，从而让麻庄具有象征意味，进而希望以此来展现中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变迁。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城镇化的进程，乡土中国的传统发生巨大裂变，生发出种种前所未有，堪称天翻地覆的新事物、新情感和新认识。
如果将叶炜放入到中国乡土文学或者说农村题材小说的脉络中看，他也有自己的独特意义的。昨天我正好在北京的紫玉宾馆参加“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经验：从鲁迅到莫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提交了一个关于高晓声的论文，文章涉及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关于乡土中国的转型的核心命题。我认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命题，就是公与私的关系转变问题。从解放区的赵树理开始，到柳青的《创业史》等反映土改与合作化的小说，明确的有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化的、公有化的理念在背后。实际上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下，试图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小农文化进行整合，希望通过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新梳理界定国家与分散的小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天下为公”的理念实际上是没有个体的，就是说在集体当中，个人随时可以退隐到集体背景当中去，个人和集体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必然带来理论与现实之间衔接的困难，事实上“一大二公”也确实伤害了小农的积极性。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在各种教科书中都学到的东西，事实当然更复杂。比如，彼时对于农村、农业的损害，其实有着不得不为之的工业化和冷战的历史特定性。
新时期以来直到当下正在书写的乡土文学作品，一直在清算这笔历史旧账，并且掉转了一个位置。“私”的观念被重新提炼出来，一直延续到黄发有老师刚才讲到的《白鹿原》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实际上把民族国家这个集体理念放在一边，或者将集体与个体对立起来，突出农民个体利益、家族本位或者乡贤文化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公私之间的交织在几十年间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变化，事实上晚近三十年代的农村与农民形象几乎已经窄化和固化，反倒丧失了现实感。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笔下的新一代农民子弟，大学毕业之后或者外出打工归来，再次投身到乡土建设当中，公与私连在了一起。这可能在他那里是不自觉的显现，人物刻画也许有某些粗疏和生硬的地方，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文学中重新弥合那已经在现代商业化进程中日益四分五裂的共同利益。因為只有将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文学传统中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书写重新加以整合、提炼，才有可能形成我们时代的乡土中国形象，这才是生生不息的“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准备把这三部曲好好读完之后再做思考，同时也期望叶炜在未来的写作中能进一步超越晚近乡土题材文学书写中的惯性观念。我就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引言，各位请继续。
黄发有：大先的发言触及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听出来他有一些话可能也没有说得很透，其实我也是这个感受。因为叶炜他有很大的一个雄心，但是可能有一些后面的写法，尤其是第三部那个是很不好写。还有就是，我对叶炜也是抱有这种很高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这几年，确实是势头非常好，我也是希望他的新作能够在这个三部曲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提升。那下面就请丛治辰老师来讲一讲。
丛治辰(中央党校文史部)：在“中国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题目下讨论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我觉得极为合适。何况我们还身在曲阜。如果要在先秦诸子里找一个人最近于“小说”这一现代文体，我觉得就是孔子了。当然是《论语》里那个孔子，不是后来吃冷猪肉的万代文宗。他不写章法严整、逻辑森然的文章，而是带着一帮学生东奔西跑，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他的道理不是刻在木简上，而是在身体力行的生活当中。他有时候也说一些名言，但这些名言没那么坚固，往往随风飘散，换一个场合面对同一个话题，他可能说出的又是另外一套名言了。孔子的真理与教训都是活生生的，随物迁移，深谙道理的脆弱，和世界的复杂幽微。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精神。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叶炜的小说的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和孔子的真理与教训一样，都不是铿锵有力的训诫甚或不可更改一字的训令，而是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是弥散在生活的丰富性中，弥散在小说的细节中的。我们在叶炜小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看到传统文化的流风余韵，正是这些弥散在生活细节中的传统文化，构成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费振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谈什么是活的文化，什么是死的文化。他说有些江南的古镇，把原来的居民都搬出去，弄一些做买卖的人进来，尽管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这个文化是死的。真正的文化是在人的日常生活里，不是用来表演的，而是用来过的日子，离开了那样一种活生生的生态系统，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了。我们今天说齐鲁是孔孟之乡，文化荟萃之地，不仅仅是因为两千多年前出过圣人，而是因为圣人的教训还以相当鲜活的方式留存在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构成齐鲁地域独特的风貌。这个风貌，这个还在生生不息继续向前走的活的文化，平时我们生在其中毫无所感，也不觉得咱们的生活和别的地方的人有啥不同，但是叶炜把他凝聚起来，提炼出来，表现得深沉而饱满，这就是叶炜的小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讨论文化的时候，未必一定要谈《论语》，更不一定要提《弟子规》这种东西了，文化是如叶炜所写，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和生活秩序里的。而前面已经说过，小说这种东西是很丰富的，不能用单一的规范去约束，尤其那些细节，难免歧义迭出。所以尽管我们身在曲阜，但也不可以简单就认为叶炜小说里的那种文化就是儒家。从生活和细节里来的文化是很驳杂的，有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也有齐地自古就有的巫祝方士的传统，极为丰富，不单是印证了，而且是补充了我们关于齐鲁文化甚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以上是叶炜的小说与“传统”的第一重关系，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还呈现出第二种传统，那就是文学史的传统。正如黄发有老师此前谈到的，陈忠实、张炜都写过和《福地》类似的故事，这是向文学史的传统致敬，但这种致敬也让人心里非常紧张，有一种影响的焦虑：既然这样用个人小历史写国族大历史的故事已经被讲了那么多次，叶炜干嘛还要再写一个?那还有意义吗?在读《福地》的过程中，这种质疑和焦虑慢慢平复了，我以为叶炜还是写出了新东西的，他的新意很有趣，是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史的叙事传统形成了某种抗衡。在前辈作家的类似书写如《古船》《家族》里，地域和乡土的传统在宏大历史的进程中是完全被现代国族叙事碾压粉碎的，传统的温情必然在现代的进程中消散，成为这些小说中基本的悲剧元素。但叶炜这样的七○后作者或许并不这么认识历史，他有一种前辈所不具有的信心。《福地》里有个细节，要批斗老万了，但是老万站在批斗台子上站得非常有尊严。面对那个显然组织得不太成功的农抗会时，老万说好哇，既然你们这么牛，下次鬼子来了的时候你们上?这一句话非常有力量，一下子就把大家都镇住了，这是一个传统乡绅固有的对于乡土的责任，责任落实为行动，做出了业绩，他不是依靠财富和势力，而是依靠这个业绩受到当地的认可，从而具有力量。这种传统的力量足以抗衡来自现代的压力。
叶炜的三部曲里当然还有别的文学史传统，比如《后土》里其实有共和国文学的传统，准确地说，是改革文学的传统。改革文学尽管是新时期的一股文学潮流，但根子上是共和国文学脉络里的。再比如《富矿》，我以为那里面有中国传统小说里世情小说的传统：大量的细节，建构出一个完整细腻的日常生活场景，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推动叙事，而在于描绘一幅完整的风俗画卷。但恰恰在这里，我想提出点我的困惑，和叶炜商榷：小说是需要细节的，但是小说也需要推动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细节和动力是存在矛盾的。《富矿》的细节确实非常饱满、结实、漂亮，但细节可能恰恰压过了叙述的力量，使得小说缺乏必要的爆破力。
不过从我这一点不满足的地方出发，再看叶炜的这三部小说，又能发现叶炜小说的第三个传统，就是叶炜自己的传统。叶炜的三部曲，按照小说里的时间排序，应该是《福地》《后土》《富矿》，但是按照写作的顺序却恰恰相反，是《富矿》《后土》《福地》。《富矿》如我刚才所说，细节过于饱满，而叙事动力不足;到了《后土》里，叶炜已经找到了推动小说的办法，看上去小说的叙事仍然是不徐不疾，但是两个年轻干部对旧秩序的不满和对于新秩序的渴望，构成一种内在的暗力，推动着小说的速度;而在《福地》里，叶炜的叙述动力就相当强劲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看到叶炜三部小说当中的变化，那就是“情欲”。《富矿》中大量的细节都是情欲描写，当然《后土》和《福地》里也有大量的情欲，但是不一样，《富矿》中很多情欲是不必要的。我们当然知道叶炜是希望通过写这个，来表现乡土的颓废和傳统的衰败，但是不需要这么多，细节多得有点不节制。而到了后两部，对“情欲”细节的使用就控制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叶炜的第三个传统，就是他个人写作技艺的进步过程，这是他个人的小传统，却也预示着他未来光明的写作前景。叶炜是一个起点很高，但还能够不断进步的作家，这就让人对他格外充满期待。
黄发有：丛治辰讨论得非常细致深入，另外他也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说得非常真实。下面就请舒晋瑜来讲一讲。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作为关注文学领域的媒体人，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叶炜的创作，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近几年叶炜作品在中国文坛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等厚重的作品，也不只是他从鲁院到枣庄到曲阜一轮又一轮的研讨在文坛形成的影响，更重要的，叶炜的创作有一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体现在他的小说从小我不断地走向大我。
叶炜的《后土》出版后，曾提出大小说(人类学小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種总结，也为他今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
叶炜的小说起步自校园小说，他写过“校园系列”《大学.COM.羊》，也写过都市言情小说《糖果美不美》。从纯情小说到“乡土中国三部曲”，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在叶炜，却是一种必然。
在阅读叶炜小说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回望，试图找到叶炜由小我至大我的变化轨迹和个中原因。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其实写了中国乡村的很多小人物，但是这些小人物身上，有一种不可撼动的正能量。比如在《富矿》中，哪怕是被迫卖身的村姑，都在努力尽着供养家庭的责任;在《后土》中，即便是小小的村干部，也有着很大的抱负和理想;在《福地》中，虽说不过是小小的乡村知识分子，老万仍旧以仁义守护麻庄一辈子，保护村庄免受各种侵害。这些小人物建构起的故事，折射了整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叶炜小说中的“大”，不仅是小说的题材和创作手法，更主要的是指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和社会作用。它反映的是大时代，大政治，大命运。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尤其是长篇小说《后土》创作过程中，叶炜有意识地让这部新乡土小说带上“大小说”的色彩。《福地》的创作中，他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写作，进一步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继承，更是超越。
叶炜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践行能力?追溯他的这种创作源头，实际上能够发现，他是把这种苏北和鲁南作为自己的文学地标。老家枣庄和他目前生活的徐州，共同构建起叶炜艺术创作的思想支撑，是叶炜创作资源的宝库和厚土，他的文学之根正是深扎于这方厚土地。有“根”的文学从来都善于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富矿》的艺术资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个是中国民间文化——不仅仅是《富矿》，包括《后土》和《福地》，叶炜都是在有意识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向中国伟大的白话小说传统致敬。
叶炜小说之大，还来自于他的视野开阔。他是中国首位创意写作学博士，曾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营交流，这种多向的交流与学习，使叶炜具有开阔多维的创作视野和非同一般的创作格局。
无论如何，写作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的大悲悯、大感动、大气象。中国的乡土底色孕育了乡土文学的成熟和成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家。我曾经问过叶炜，面对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你的写作，是否会有压力?叶炜说，尽管中国乡土文学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个顶峰不是不可逾越。阅读叶炜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他是有底气说这番话的。期待叶炜重新出发，不断抵达“大小说”的境界，期待他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更多的超越。
黄发有：舒晋瑜是记者出身，她对于当代文学做了很多工作。尤其跟很多作家的对话，应该说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她也在山东，所以对于山东文学她也是有这种莫大的一种支持。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刚才晋瑜老师也谈到了，就是叶炜在创作的文体上有相当自觉的追求，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文体，他有很多思考，比如他提出来的所谓“大小说”的概念，隐含着对“小说”和“大说”之间的辩证思考，这是很有启发的一个维度。《乡土三部曲》其实是叶炜的“大小说”的自觉实践。
我先说点不足吧。刚才治辰说到《白鹿原》，说到《古船》，我有同感，因为这些作品涉及的历史投影和细节在叶炜的小说里面都有呈现。我粗读的感觉是，三部曲里面的干货特别多，但干货特别多，有时就会成为一个平均的用力，小说表述的重心就有点含混。叶炜兄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福地》的，而我个人更喜欢《富矿》一些。因为，我觉得《福地》有特别清晰的追求和抱负，但也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理念的框架之下展开，而又不落入观念先行的刻板。小说开始，老万的四个孩子出生，他们的命运被青皮道士点出。从那一刻起我们都会有一个隐约的判断，而且小说接下来的走向也基本符合这个判断，他没有给读者的阅读期待提供太多的抗拒。这是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
再来看叶炜兄文体实践的地方。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他实际上是试图致力于复活中国小说的某种秩序，而这个秩序也是近些年来我们讨论中国故事或者讨论传统小说诗学意义时会谈到的。古典小说的楔子部分，那些与主干无关的神性故事，不但是一个引子，还提供小说根本的内在的秩序。在叶炜的小说里边，大家也看到这种努力。在《后土》里边，它用的是二十四节气，在《福地》里边用的是天干地支，在《富矿》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无到无的叙事循环。当然，这个秩序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小问题，比如《福地》它是用所谓纪年的方式去写，因为是纪年的写作，就会让故事的这种起承转合分摊到每一个纪年的段落里面，它就会造成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平均用力的问题。但总体上，叶炜的实践很有意义，这是创造性的转化工作，是激活传统的工作。秩序和结构是长篇小说的关节性的问题，它们是小说托底的那个“底”。
还有一点就是叶炜兄还触及了一个很重要的书写方向，就是民俗。其实这也是我们讨论乡土小说里边绕不开去的一个问题。很多民俗的写作，我们会觉得隔靴挠痒，民俗好像成为镶嵌在小说中的装点性的装置，强制提醒人们注意其乡土的风味。但在叶炜的《乡土三部曲》里不是这样的，民俗通过乡谚、童谣、民歌和节庆风俗的形式点染在小说之中，它们有时是一种仪式化情感的表征，有时是人物心理外化的某种延伸，有时提供一种特别伤悼和悲情的气氛，有时在小说的关节之外构成一种别有风致的补充，它们不是为了民俗而民俗，而是活的，是与小说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当然，我想比如《后土》里的关于节气的民俗可以再丰富一点。
黄发有：谢谢马兵，他也是对这个作品读得很细，他说的那几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叶炜还处在上升期，像马兵还有刚才治辰他们讲的这些，我就觉得对话确实很有价值。不像有一些研讨会纯粹就是在表扬，我想叶炜，因为他也是有更高的追求，所以说他也需要这样的对话空间的。
顾广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非常有幸来参加叶炜作品的讨论。这三部作品我也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看得还比较仓促。對于他写作的难度首先表达敬意，每一部的难度我觉得都很大，他在写作上不断给自己设置难题，给自己挖的“坑”，然后自己要去克服，不断进行艺术攀援。拿《富矿》来讲，很显然它主要是女性视角，就是两个女性人物作为视点人物。作家把女性心理和女性命运连在一起写，并且把它和麻庄这样一个寓言性空间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了。《后土》难度在于什么呢?它是用两个人物，一个是曹东风，一个是刘青松来作为视点去写麻庄的，这个难度就是如何直面现实层面?他们的命运出路最终成为麻庄社会的蓝图。而到了《福地》，他放弃掉了女性视点，已经完全不作为主体视野在小说里呈现，建构起神秘的、超验的文学世界，比前两部更强，它的寓言性是这三部中最强的。
还有就是三部作品特点鲜明。《富矿》的命运感是我要强调的地方，《后土》是现实感特别强，《福地》是寓言感特别强。我觉得和刚才学者们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就是文本细读里面呈现出来某些共同的质素，比如刘大先君讲到的神话，在文本当中是一个重要原型、重要结构。我觉得这非常有创意，但是神话结构在三个文本中贯穿下来，能否比较好的支撑起“乡土中国三部曲”，能不能成立，我觉得有“感叹号”也有“问号”。为什么有“问号”，是说神话在文本的展开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和马兵兄刚才谈到的一样，是作家自觉性很强，但恰恰是因为作家思考的理性较强，比如四个孩子四种命运的预先设计和预先给出，这种来自作家的预言，虽然给了读者们启发性，但也制约了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想象和审美意蕴的体悟。还有关于“民间”的部分表达，我觉得它会损伤文字审美的饱满、鲜活，会被压抑住。那么“感叹号”在于文本所传达出来的力量感，神话结构的力量性表现在每一部。像《富矿》和《福地》中官婆、老槐树都有鲜明深刻的隐喻意义。可以说神话结构在文本中是有某种艺术“公式”可循的，都指向现实的灾难，并能找到消解灾难的人。官婆的后世形象麻姑，是一位在现实苦难中挣扎、成长的女性，文学的力量感就此传达出来。叶炜擅长把历史的苦难和现实的苦难，也就是中国乡土故事的苦难性在三部曲中贯穿起来。我觉得叶炜作为一个创作经验丰富并且非常注重文本经营的作家，没有规避这些苦难，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的地方。“三部曲”里面有现代性的方案设计，也有作家依托的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的力量，能看出来作家思考的复杂性和深度。这是第二次见叶炜兄，感觉很亲切。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叙述语言能否再精细一些，避免一些表达上的粗糙。我觉得人物的语言还是好的语言，但叙述语言感觉来得太顺畅了，就写下来了，也就是语言的难度还不够，文本整体的难度还不够。是否能把更具审美感、文学性的语言带给我们。最后对叶炜兄的下一部大作非常期待。
黄发有：在叶炜的创作上面，刚才顾老师提了关于写作难度的问题。下面请赵月斌来讲一下，而且月斌跟叶炜是老乡，就请老乡给老乡提一下意见。
赵月斌(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这里只就长篇小说《后土》谈点感受。叶炜和我同是枣庄老乡，他写的有些地方我也曾去过，像小说里写到的西集羊肉汤我就喝过，所以读他的作品很感亲切。因为我也写小说，读他的小说时就常常会想，他为什么写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写这些要传递给我们什么?叶炜有个“大小说”的观点，他提出所谓“大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命名为“人类学小说”，它“涵盖了一个无尽的可能性系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开放体系”。《后土》大概就是他着意经营的一部“大小说”，他借助了一个小小村庄承载了一种以小搏大的艺术野心。总体来看，《后土》着力写了一个“变”字，写出了乡土社会由表及里的巨大变迁、变异。一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人，都能体会到这种所谓的时代之变。叶炜在这里写出了民生之变，写出了乡村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变化。再就是精神世界的变化。叶炜不仅写到了民风之变，人心之变，更写出了“神变”。村里的保护神土地爷不再是唯一的主神，有些人“在了主”，外来的神上帝成了他们的来神主宰，这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之变。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叶炜的用心，他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表现这个时代的巨大问题。当然我们对他的期待还是要看他到底是怎么去写这个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不是在表面贴一个标签就能搞定?所以我们更想看到《后土》是怎么写那种隐藏在种种变相之中的内在肌理，我们更想触及到那种实实在在的神经末梢。小说的形式别出心裁，用二十四节气作为章名称结构全书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这个结构的运用是一种创意，但是读过之后又感到它还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创意。这个节气到底怎样?与生活有什么具体联系?与人物、故事情节有何关系?节气的元素似乎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小说的肌体中，好像只是引用了一些关于节气的谚语、描述，并没有和小说情节形成互动，没有起到推动叙事的作用，只是在章节形式上起到了结构小说的作用。如果让小说更具有质感的话，节气本身就该用用足，让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线索。叶炜的“大小说”很值得我们大加期待，希望他今后创作能够大处着眼，小处用力，把“大小说”写得更加劲道有味。
刘永春(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去年我跟叶炜做过一个访谈，后来写过一篇关于《乡土中国三部曲》的评论文章。我觉得三部曲总体上写的就是“乡土”这个总主题，对这三部曲的总体感觉是存在一个外在的评判者。三部曲纵横结合，形成正四面体的史诗结构。《福地》是一种家族的叙事角度，《富矿》从城乡的角度，《后土》是从乡村内部的政治关系展示乡土的文化精神。所以它其实是由城乡关系、乡村政治、家族历史三个维度组成的正四面体，是一个高度文体自觉的三部曲结构。但是这种结构是存在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叙述者，三部曲的叙述者始终是一个外在的历史证言人或者判断者。整个的三部曲里面恰恰没有第一人称，这可能是巧合，但作者没有利用第一人称进入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我在读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有很多折页，折出来的这些页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丰富的细节，另外一种是对主题起提示作用的叙述或者议论。《富矿》，是三部曲里面我最喜欢的。我觉得麻姑(大洋马)是整个三部曲里面最生动的人物，作者真正进入到人物的人性深度去塑造。但叶炜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使用了很多议论性的语言，比如：“大家都会卷入这场制造城镇的运动，楼房越盖越高，做生意是越来越多，矿工们努力工作，然后到娱乐场所进行挥霍，而附近为他们提供挥霍资源。”接下来就从麻姑的角度阐述麻姑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议论与主题阐释我觉得属于作者，不属于人物。在阅读的实际过程当中，这些语言都显得较为粗疏，使得读者很快就从故事情节里面跳出来了，从而造成对人物塑造的诗学损伤。三部曲带领我们站在外在的视角来审视家族历史、城乡关系、政治生态所共同建构起来的乡土中国，却没有真正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进入到这个正四面体的孔道。人物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进进出出，特别是叙事当中的被叙述的人，有时候反而变成一个叙述的人。它的工具作用远远大于叙事作用。可能《后土》里面这种特点相对少一点，其他两部相对的要多一些。就是通过这样的视角、语言、结构，作者完成了对这个小说主题的预先设定，即表现百年乡土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个人对长篇小说的判断标准之一是人物与历史的关系，即看看是历史淹没人物，还是人物掩盖历史。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平衡。乡土中国三部曲本身纵向的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叶炜把纵向时间转换成横向的文化空间，通过三个角度最终完成建构，总体上完成了作者的写作设想，使得历史与人物取得了微妙的平衡。三部曲在叙事上的成功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艺术上的小小遗憾。这是我对这三部曲的看法，请叶炜兄进行批评，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
黄发有：谢谢刘永春，通过刘永春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非常扎实，一方面通过这个作品谈中国当代传统文化跟当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历史互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叶炜这个三部曲的解读特别细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难得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这种研讨会专家会对作品解读。上半场来看，这些发言的专家对作品的解读非常具体，具体到一些细节和字眼，我觉得很感动，叶炜能够在母校开一个这样的研讨会要很感谢师大能给我们一个畅谈文学作品，进行深入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上半场就到这里结束，下面中场休息，谢谢大家。
刘传霞：各位专家，下半场我们就开始吧。下半场时间比较短，我们要发言的专家比较多，每个人控制时间大概在五六分钟左右吧，最后我们还要邀请刘老师再说几句话，那按照上半场的惯例，让不是本土但是比较近的老师先说吧，由建波老师先说。
张建波(山东政法学院教授)：叶炜农村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情系乡土民间，以小标本作大象征，以小故事牵大历史，钩沉历史，直面现实，前瞻未来，力图恢复被遮蔽被淡漠的乡土本相，藉此引发对土地的依赖与眷恋，对人性精神的诘问与探索，对乡土历史的秉笔直书与文化重构。历史风云际会，细节凸显真实，苏北鲁南的麻庄中的小人物折射出乡土中国的大命运。
叶炜以浸润着体温的文字，为乡土中国作史，为底层农民立传，为农村妇女画像，从多元角色，多重视角，多层纬度立体化审视人伦精神的蜕变与信仰图腾的变异，谱写一曲道德救赎的咏叹调。三部曲中诸多女性命运轨迹隐显着乡土中国的发展脉胳，其遭遇之凄凉、命运之凄惨，令人不忍卒读。这与毁土掠地的生态恶化环境形成了互文关系。
《富矿》中麻姑无疑是官婆生命的顺延，神秘笼罩的外衣逐渐被现实之手揭下。麻姑由较真认死理的性格渐变为有着心计的成熟女人，最终沦为破罐子破摔的人尽可夫的大洋马，其人生遭际与肆意毁损的土地难道不是同一种命运?她与六小的麦秸垛的爱恋昙花一现，她与蒋飞通的婚姻麻木短暂，她与胡列的偷情放纵肉欲，她与陈尔多的苟合自甘堕落，这一人物悲情命运的展示更象是对农村妇女命运的无尽哀悼。另一女性人物笨妮为了到矿上娱乐厅而付出了代价，尽管这和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诱惑相比不算什么。知青花鼓成为疯子永久滞留农村的命运，知青医生肖芳因隐忍不幸遭遇最终自杀的结局，令人嘘唏。尽管这一女性群体有着昙花一现的幸福，但在被动性的生活苦难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大道不彰，人命如蚁。
《福地》指向过去，《富矿》直面当下，《后土》牵向未来。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与命运何尝不是土地象征与命运的缩影。土地以其贫瘠承载富饶，以其干涸呼唤丰饶，女性也以其苦难凸显崇高，以其屈辱警醒尊严，以其低贱映衬神圣。诸多女性形象终被历史风尘湮没，她们与现实的妥协和解，更象是一种隐忍后的宽容，一种豁达后的从容，一道苦难中的金光。《后土》中乡下进城的菊花，留守乡间的如意，《福地》中的乡绅女儿万喜，日本女人……成为历史褶皱处的鲜活的微观景观，在老槐树的守望之下，隐喻历史，昭示人性。
张清芳(鲁东大学教授)：这三部小说，我最喜欢《福地》。我感觉比如《富矿》中有很多地方属于欲望化叙事，而《福地》就不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它是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还有一个就是使用补充性视角。
我觉得万仁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还是很生动的。我读了这个小说之后还是挺感动的，作者对我们中华民族还有村民的热爱是很多作家做不到的。
当然有一些缺点我们其他老师也提出来了，它有一种历史演义小说的痕迹。例如有一些民族大义的话就有些刻意。
李盛涛(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很高兴读到叶炜老师的作品，我读过五部，之前看过他的《山西煤老板》《糖果美不美》和《贵人》，最近又看了《福地》和《富矿》。我认为叶炜老师对文学“野心勃勃”，有梦想，既有对文学的宏大想法，又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他的内心有一种激情和创造力，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大家都说了，那我就给一些建议吧。我认为他的创作太快，故事性太强，我读作品的感觉是他的叙述节奏非常快，在马不停蹄地书写，该停的地方没有停下来。我认为作品的魅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有大的框架，比如生活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另一方面是对局部的重要节点的把握和刻画。因为他的创作太快，所以未能很好地进行心理描写。我举个例子，《福地》中当万禄得知青皮投靠日本后，决定要枪杀青皮，然后就急匆匆找到青皮把他给枪毙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但他处理简单了。我们不妨设想这样处理：在万禄枪杀青皮之前，要让万禄有个内心的痛苦纠结过程，因为对万禄而言，青皮既是师父，又是父亲般的存在;青皮不是一般人物，要让他预知万禄的刺杀，青皮完全可以躲过万禄的刺杀，并有可能反杀万禄，但青皮因变节早生忏悔之意，他在万禄面前是故意引颈就戮，他是借万禄之手来惩罚自己，也是救赎自己;在萬禄成功刺杀青皮后，要让万禄知道青皮是有意死在自己枪下，让万禄再次处于痛苦的自责之中……这样写，故事就一波三折了，万禄和青皮两个形象也就有了复杂性，从而作品也就获得了艺术魅力。其实作品中有很多地方都缺乏一种这样的深度描写，比如说作为国民党的万禄和作为共产党的弟弟万寿，前文埋下伏笔要让两人兄弟相残，但在后面我们没有看到;还有，万喜她被迫嫁给了土匪刘老黑，也没有写出万喜的内心痛苦。我认为《福地》这部作品写得太快，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但缺少了一种心理深度，或者说人性深度。此外我很赞同其他老师说到的神话意识，我叫做“通灵叙事”，作品中的“老槐树”就是通灵叙述人。虽然通灵叙述体现了叶炜具有很好的叙述人意识，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为：作品中叶炜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影响了通灵意识，即“老槐树”的通灵意识并没有贯穿始终。读作品《福地》的时候我想到了贾平凹的《秦腔》《古炉》中的通灵叙述，在他的作品中，通灵叙述能够到达任何一个细节和任何一个部分，但叶炜没有，在创作当中，叶炜的理性意识太强了，理性意识淹没了叶炜的通灵意识。我认为，像赵月斌老师说的，如果在《后土》中用“土地爷”做叙述人可能会更好一些。他在作品中植入了很多手法，像魔幻手法，但我认为这个手法有点做“过了”。在《福地》中，写老万和死去的妻子对话，而且不止一次地写到他们的对话，这样就缺乏了某种真实性。尽管魔幻性的事件具有非真实性，但它有着真实性的心理基础，生活中的做梦、幻觉等手法可让魔幻事件具有真实性的心理基础，而叶炜让活人和死人直接对话就不妥了。在《百年孤独》中可以有，但在《福地》中有些不妥，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心理。对于叙述语言方面，在这几部作品中，我认为《贵人》是最好的，作品中的女子总有一个贵人在帮助她，叶炜将这个谜点贯穿始终，有点像惊险小说。这个作品中的叙述人有一种女性意识，细腻敏感，具有当代意识。当然，叶炜作为男性作家，这种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一种伪女性意识，这非常好。我认为《福地》这部作品完全可以打磨成一个好的作品，整个故事架构有了，再打磨一下叙述语言就好了。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如：雪“硬生生地砸在苏北鲁南广袤的土地上，发出嘭嘭的声响”，这句修辞很好，很有艺术魅力，但不妥的是他在作品开头用过，在中间又用了一次。其实一个好的用词，一个好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不应该出现两次，应该规避掉。这是我提的几个建议。总之，我认为作者的创作可以慢一些，多打磨、多思考、注重节点，可能以后的作品更精彩。
刘新锁(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谢谢曲师大提供这次学习交流的机会。听完大家的发言，我感觉自己想到的、想说的基本上都谈到了，连没想到的大家也都说过了，其中好多观点对我启发很大。这里只能简单谈一下临时想到的一点粗浅的感受。因为时间关系，叶炜兄这厚重的三部曲，我只来得及读完了一本《后土》，直观感受就是可读性非常强，很“抓人”，让人读起来就放不下，所以那天我一下读到了凌晨三点。在我看来，自现代文学至今，中国乡土文学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实到虚”的叙事传统，具体来说就是：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抽象，从故事到寓言，沈从文、萧红、端木蕻良直到当代新时期以来的张炜、贾平凹以及阎连科等人均是如此，叶炜的小说也可以视为这个传统的一环，叶炜小说的各个方面包括其题目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努力为鲁西南乡土生活一些活色生香的故事、人物赋予一种象征色彩，从历史细节中抽象出一些隐喻性文化意义，这印证了叶炜所谓“小说大说”的自觉文学追求。但是就《厚土》的阅读感受而言，小说情节性很强，包括一些“标志性事件”矛盾冲突也很尖锐集中，一些人物的塑造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了人性的明暗驳杂，这使得小说具有较强的戏剧性，甚至有“剧本”的感觉，非常适合拍摄成影视剧，估计作为电视剧来上演的话一定会比赵本山的《乡村爱情》好玩得多。但我感觉叶炜的小说也有一些做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首先，整体而言，小说由写实到写意的提升不够“天然”，甚至可以说有失生硬，换言之，就是一些象征性意义的赋予显得有些刻意或者说过于用力了一些，而不是自然而然从中生发或者说是浸润于其中而流露出来的;其次，有些地方出现了作者的一些议论比如“农民真苦”“我们农民如何如何”“我们底层人怎样怎样”等等，直接表达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或者感受，这使得作品的题旨显豁了不少，但对小说的浑融一体多多少少造成了伤害;最后，小说有些人物的性格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转变过于生硬了一些，尤其是小说中的“第二代”那两位标志着乡村未来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明显被“略写”了，造成小说“光明的尾巴”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我就谈这么多，谢谢叶炜，谢谢大家。
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二十二年前，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了路遥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去年为了完成国家项目又分别重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刘绍棠的大运河乡土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侠义题材作品，我称之为“侠义乡土小说”)，今年九月份开始，我认真阅读了“七○后”代表作家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感慨良多，不忍释卷。虽然这四位作家属于不同的时代，个性不同，风格相异，但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且给予我的感受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亲切、痛快、酣畅、深刻。如赤足走在开春时节的乡间土地上，发自泥土的气息和来自内心的悸动通过脚部传遍全身。
在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中，似乎看不到刻意求新的冲动，也找不出花样翻新的痕迹，他忠实于生他养他的热土，尤其是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村庄，那片热土是鲁南苏北交界地带的苏鲁平原，那个小村庄就是由他的家乡置换出的“麻庄”。叶炜从他的精神原乡“麻庄”出发，在历史与现实交错抑或对接的时空隧道中对故土乡亲作以深情的回眸，充盈其间的不乏刻骨铭心的大爱和植根于大地民间的侠义情怀。他在用心聆听来自家乡的呼唤，尤其是来自故土的那种亲切的乡音，赤脚走在温润的土地上，真诚面对和眷恋故土的历史变迁、生存困境与人情世态，以原汁原味的来自故土民间的语言书写着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人性嬗变与挣扎奋斗，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交织的生存逻辑中寻绎生命的哲理与人生的经验，文本深层散发出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活力、历史的悲壮叹息和现实的危机意识与担当。历史上鲁南苏北是近邻，枣庄徐州是近亲，是兄弟。叶炜笔下的苏鲁平原及镶嵌其间的“麻庄”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如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作品中的“马孔多”小镇和刘绍棠的精神原乡“鱼菱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空间。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力量在崛起。叶炜正在以他的智慧和勤奋在努力建构起一座属于他的文学地标，书写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地理图景，并已经呈现出一种道路广阔的大气象。
我热切地盼望叶炜能够进一步动用其丰厚的历史储备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写一写鲁南苏北大地上慷慨激昂、刚健勇武的历史面相和现实场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继续坚持原汁原味的本色创作，让区域性语言、地域历史、乡土生活和本真人性自身说话;在西方文化及其理论话语的强势迫压面前，坚守自我，防止文化转基因，真正发出山东声音，发出中国声音，走出一条辉映家乡特色、燭照鲁南苏北、蜚声中华大地的独特道路，为当下国人营构开拓出一片灵魂的“福地”。
康长福(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简单说两句，叶炜不仅自己创作，而且还开设了“创意写作”，创作与理论并举。作为叶炜大学的老师，赞美的话就不说了，对于他的作品提一点希望，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我发现他在思想含量上更深刻一些，直观一些来说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大一样，因为你到三十岁写这个三部曲，很多是人到老年，中年之后才写的，所以生命体验还是有些不够。就像李老师说的，要慢，要认真地去深思熟虑，叶炜是给我们中文系争了光的，给咱们母校争了光的，我想他以后可以更好的作品继续为我们争光。
朱献贞(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作为一同毕业的校友，参加叶炜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从《福地》《后土》《富矿》中学习了很多东西，看到了一个正在成长为优秀作家的年轻身影。另外，刚才也聆听了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也深受启发，每个人的分析都鞭辟入里，直指问题所在。正是基于此，我谈两点个人看法。一个就是“三部曲”在主题方面的创作表现，一个是他艺术上的一些追求，可能这两点对当下文学创作启发比较大的一些方面。
很多老师都提到了叶炜创作的野心，或者说他创作的视野，认为三部曲的历史跨度大。我也认为三部曲的创作格局是相当开阔的，或者说带理想主义的，从晚清一直到新世纪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通过三部曲的方式来展示出来，展示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或者是乡土变革，这需要很大的气魄和力度。当前，一些作家，特别是部分七○后八○后作家的创作视野更多局限于私人空间或者个体感情生活，当然这样做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总是感觉格局小了些。一个作家能够以一个较宽的历史视野和格局来审视自己的创作或生活题材，这也需要一定的气魄。叶炜就有一个像柳青写《创业史》一样的史诗追求。柳青写作《创业史》就是为当代中国历史转折留下文学的记录，这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一个崇尚史诗品格的作家，一定有他或她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追求，他们在文学史诗化的实现程度有多大，我们可以去评价，但能够有这样一个格局与追求，就很令人敬佩。叶炜的三部曲能够通过展示近代中国一直到当代中国的这种转变，这是需要气魄的。我认为这对那些拘泥于身边生活甚至私人生活把文学写作日益往“小”里“推”的作家来说，应该是有惊醒意义的。
史诗格局和历史大视野只是叶炜三部曲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就是他对历史变革与乡土命运纠葛的关注，体现着当代性和当担意识。我认为不论是《福地》还是《后土》《富矿》历史场景的展示都直击了我们当下很多问题。像在《福地》里面除了大部分展示近现代中国历史风云对乡土中国衰败的深刻影响，后半部分也直击了当代中国政治变革对乡村人伦和社会结构的冲击与破坏，虽然写得比较少，当也足见其锐利。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变革，叶炜在《后土》和《富矿》中写得更多，作品能够直面历史秉笔直书，这是对现实的关注，是对现实主义传统批判性这一重要方面的传承。叶炜没有忘记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作品中无论是齐鲁文化还是传统文化都得到较大幅度的透视和剖析。我们知道一个作家是通过人物来折射出他的一种情怀和对传统的担当意识，可以说叶炜是借助当下和历史在思考，在《富矿》里直击现实的这种力度是更强的，还有这里面涉及到农村的权力结构，其实就是当代中国权力结构的缩影。他写出了欲望、女人和钱财之间的关系，他在作品中几次提到，人在绝望和求生面前，道德的沦丧就会成为必然和自然。当然作品中很多情节也折射出人物文化性格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当下中国，作品对“人性善”的发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就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一个“拯救”的主题。当然，这个拯救的主题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作者似乎也看到了这点。
此外，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和写作特点，就是作品对环境的细腻描摹和对生活场景生动展示。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对环境细节刻画和对生活场景描写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兴致。我记得温儒敏先生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这个问题，这种写作只重视人物心理剖析，或只是偏好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变化离奇，但是对环境艺术营造和描写已没有信心。这恐怕是当下文学创作一个弱项，也是文学场浮躁的一个表现。但在叶炜的“三部曲”里面，我读到了很多久违了的浸润着作者情感气息的生活场景和自然环境的描写段落，这是令人诧异和惊喜的，毕竟作者也是一个七○后作家，能有这样的沉着心气和耐心仔细凝视我们生活的时代和自然，实在少见。“乡土中国三部曲”中，不论是天气变化还是生活场景这些细节写得非常逼真，感觉非常生动，让人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可以停下脚步来看看这些花草的模样，品味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细节。
另外，“三部曲”对民俗和民俗文化的大量展示，也让人大开眼界，如历其境。作者可能是有意識地把鲁南或者苏北的民俗大量的加入到作品里面去，因此作品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歌谣、各色品味的饮食、浓浓乡土生活印痕的节日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民俗传统，都增强了作品的厚重与文化趣味，也使得作品叙述上摇曳多姿。叶炜写作的语言也非常生活化，逼真地展示了鲁南的语言，有乡土的烟火气。
当然，在彰显肯定叶炜三部曲创作成就的同时，作为师兄，我给叶炜提出几点批评。一个就是他作品中的“拯救意识”的弱化和失当。如《福地》中老万显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身，但万家唯一留下的血脉却流落台湾，后来万禄虽然回归故里，但他带来的不过是“红色旅游资源”的大开发，这还被已成为老尼的万喜称赞为万禄“做了一件大好事”。其次，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如《后土》中王东周没有多少文化，却成长为一个非常精通投资理财的行家，这期间的转变，绝不是因为开了几天煤窑就能说明的。人物性格形成和转变必须有历史逻辑和现实生活作支撑。同样《后土》中的刘青松，性格也不完全符合一个农村干部的特点，更多带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另外，作品中的个别细节一定要注意斟酌，如《福地》中青皮道长口中不断出现的“无量天尊”，这种称呼在解放前是不存在的，显然作者是受了流行文化的误导。
张梅(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接到这套书比较晚，看得比较粗疏，所以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最好的是《福地》这本书，主角万仁义，名字的指向很清晰，就是用他的言行、他的一生来诠释仁义。其实读作品时我很担心“仁义”这个观念被架空。因为当下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常常缺乏文化含量。背几句论语就是向传统文化致敬了。在很多情况下，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思想的碎片”“漂浮的观念”。如何用扎实的生活内容让“仁义”落实到实处、如何让万仁义这个核心人物着陆非常重要。我认为《福地》的着陆点选得很好，就是土地，也就是“福地”。远在台湾的万禄魂牵梦绕要回的是这片福地，在外做官的万寿最终也明白麻庄才是他的福地。万仁义守护着这片土地，因为挚爱这方水土，所以也爱着这方苦难土地上艰难生存的人们。土地和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同构性。我们都了解，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在五四时期都是被猛烈抨击的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污名化”。《福地》如何表现“仁义”呢?万仁义仁义地对待有家族仇恨的陆小虎、有民族仇恨的香子，也仁义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有不伦之恋。因为万仁义挚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挚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麻庄上逾越伦常的人们在经历了精神世界的动荡之后依然能有滋有味地活着。三纲五常不再是捆绑人们的精神枷锁。要是再用过去那种刻板化的三纲五常来审视，这些人的行为很可能都放不进这个论述框架内。我认为小说里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叶炜老师没有把三纲五常刻板化和僵化，其实好多老师在上面都提到了这一点。“仁义”在小说中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根据具体情况来变通调节，那么怎么变通呢?发乎本心，也就是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是着力点。孔子也说过“为仁由己”，“仁”不是由外人来决定的，而是自己，依着本性，“发乎情，止乎礼”来的。因而“仁义”没有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硬性缝合到万仁义的行为中，而是自然地渗透到小说的肌理中，渗透到麻庄人的文化记忆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我认为对“仁义”的描写是《福地》这本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卢衍鹏(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叶炜第一部长篇小说《五月的爱情》最火的时候，我正在曲师大文学院读大一。下课的时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就围在西联教室的大树下读叶炜的小说，记得当时余秋雨的散文也在流行。2014年，枣庄文联给我寄了一部厚重的书，说是参评枣庄市首届榴花文艺奖的作品，正是叶炜的小说《后土》，这部书最后斩获了文学创作类的一等奖。我在枣庄工作十年，对叶炜写的一切感到特别亲切。乡土文学是一个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主题，还是作为一种创作底色，中国文学无法离开乡土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说，很多作家都在追随或想超越这个厚重的“乡土”。叶炜拥有作家、大学老师的身份，尤其具有中国第一个创意写作博士生的重要经历，我感觉这种多重身份对叶炜影响很大。我们知道，中国当前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作家经过博士研究生的理论学习和学术论文的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家的精神折磨，包括宏大叙事、符号化等。因为经过了这种训练，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技巧太懂了，反而想表达的东西过多，想实现的目标过大。这容易导致叶炜的创作容量很大，内容太满，尤其是在文学性、审美、语言等方面略显粗粝。好像我们北方人都不太擅长“精细”，也许这种“粗”在文化层面讲是种大气，但从文学美感或者文学阅读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常常喜欢阅读一个比较好读的、美感比较突出的文本。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叶炜的小说非常适合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因为叶炜对于时代的把握具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但是单纯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感觉叶炜可以更多地表现出“柔”的一面。中国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柔，不是强人所难，而是以一种韧性、人性的力量取胜，是一种柔性的魅力。如果想超越原有的乡土文学，我认为应该提供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包括民族、风土、人情、方言、民俗等，这些要素能够成就一种差异化写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在研究儒学的时候有一个思路就是区域儒学，在学术资源等方面可能远不如北大、山大，但在区域儒学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所谓“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不同区域、千差万别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叶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别样的地方性知识，一种别样的乡土文学。
杨新刚(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谈一点儿粗浅的感受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来得及拜读了叶炜先生创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福地》。在品读《福地》的过程中，“喜忧参半”是我的直觉感受。在阅读该作品的过程中就一直有一种惊喜，或者说有这样一种似曾相识的一种感觉：《福地》的情节与叙事，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同时又有一种隐忧，我有这样的一种忧虑，我在考虑是不是接受过系统的文学史教育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叶炜先生的创作，即创作技巧的方面的借鉴与独创关系的处理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问题。直觉在借鉴的“度”的方面稍稍有点儿过。我一直有个评价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原则，就是在关注作品的立意的同时，亦关注其叙事技法的运用：有多少是借鉴继承，又有哪些方面是创作主体的独创。就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使用而言，莫言创作《红高粱》等作品的时代，他可以充分使用之，因为使用该手法的作家还不是太多;到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时代，也还尚可。但随着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成为一种创作的“惯例”之后，后来者再用的话，一定得考虑使用的“度”。我之所以这样的隐忧，是因为当批评者在谈到叙事中的矛盾、問题与情节如何构思与解决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戏不够，鬼神凑”。换句话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要谨慎。否则会影响到对作家及作品的评价。当然，对《福地》这部作品，我也没有来得及细读，只是从头到尾粗略地翻看了一下，所言或有不当之处，祈请原谅。瑕不掩瑜，相信叶炜先生的创作之路会越走越宽，步子越迈越坚实有力。因为他的文学的“根据地”“麻庄”王国已经初具规模，其文学王国兵强马壮旌旗猎猎，叶炜先生开疆拓土之势已蓄势待发，期待叶炜先生有更大的收获!
张文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叶炜是从曲阜师大走出的学生，我作为在这里工作的老师，与有荣焉!阅读这几部作品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叶炜在创作上的一种勃勃的野心，以及巨大的创作潜力。我很看好他。前面很多同行已经从各个角度谈了不少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再谈一点。因为一直在做社会性别研究，那么我在看叶炜的这几部作品的时候，更为关注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锐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呈现出的女性观。叶炜在三部曲中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尤其是《富矿》更是将“麻姑”的命运作为观察乡土中国变迁的一个核心点。叶炜对女性的书写还是很有特点的，在他的笔下乡村女性拥有了对身体更多的支配权，很多时候能够让生命本能自然释放，从而具有了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和更强烈的生命意识。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有时候这种欲望的释放失去节制，使人成为了情欲的奴隶。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书写写出了乡村的真实，包括真实的丑陋，或者说写出了乡村的衰败、失控、失序，我更关注他的这种书写对解读中国女性命运能提供什么样的线索。我感觉目前叶炜对女性人物命运的展示更多地还是出于解读乡村权力和政治结构的考虑，那么我想表达的一个期待是，希望叶炜在未来的作品中可以对女性进行一种更为真实更为独立的观照和书写。祝愿叶炜在创作上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叶炜：实话说，在母校开这个研讨会一开始是非常忐忑的，我还没有写出非常满意的作品，在母校开作品的研讨批评，有风险，风险很大。我正在构思下一个作品，今后一定会拿出比这三部作品更有质地的作品，到时候希望再有机会开这个研讨会。最后，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感谢，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好朋友，希望以后有更好的作品时，大家再聚。
刘传霞：其实刚才有老师已经描述叶炜老师勃勃野心，其实这里头感觉到叶炜老师作为一个七○后的年轻人，他对梦想的追求，尤其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很多人把写作当成一种商品来对待。现在很多人用什么码字啊，写手啊来描述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七○后的年轻人有这样一种担当是让我们很敬佩的，所以在这里对叶炜老师表示感谢，为我们带来乡土文学更多的了解。另外感谢曲阜师大，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机会!
作者：黄发有 刘大先 丛治辰 舒晋瑜 马兵 顾广梅 赵月斌 刘传霞 刘永春 张建波 张清芳 李盛涛 刘新锁 陈夫龙 康长福 朱献贞 张梅 卢衍鹏 杨新刚 张文娟 叶炜
在水资源保护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2007-03-01 23:47:57
节约保护水资源、促进社会持续发展
在全省水资源保护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市水务局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我是××市水务局代表，下面就我市水资源保护工作向大家作一汇报。
××市位于华北平原中部，总面积××××平方公里，人口80多万，多年平均降水量××*mm，水资源量*亿m3，属资源型缺水城市。白洋淀位于我市的西北部，境内××多平方公里，占白洋淀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但由于近年来连年干旱，虽经几次引水补给，自身年蓄水量仍难
以保证，加之生态保护要求，多年处于无水可用状态。我市境内的主要河道有××干渠、××新河、××河等，都是排沥河道，除汛期外基本上没有径流，有水也多为污水。我市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只能靠开采地下水来维持。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如何把我市有限的水资源管好、保护好，以促进我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是水务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近几年，我们开拓工作思路，扎实工作，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宣传引路、营造氛围
在经常宣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每年的“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围绕主题，采取固定宣传和流动宣传相结合，通过电视台、电台、散发宣传材料、悬挂条幅、出动宣传车、粉刷标语、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向全市人民宣传保护水、节约水的必要性，唤醒人们节水、保护水环境的意识，从而由被动变主动，自觉地保护和节约水资源。
二、严格取水审批，控制地下水超采
我市属深层地下水超采区，为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无序开采状况，从2002年开始，我市境内严格控制打深井取水，有特殊情况需要打深井取水的，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水资源论证，论证符合要求的，按权限审批，不符合要求的禁止开采。同时对市区用自备井的单位，逐一核定年取水量，下达用水计划，制定限采方案，实行节奖超罚的管理制度。
为减少地下水开采，积极开发非传统水资源。我市筹划建设的热电厂是我市的重点建设项目，预计年取水量××××万方。由于我市基本上没有地表水可用，如果用地下水，这个项目肯定不能上马。为此我局积极谋化并与有关部门协调，筹划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做为电厂循环冷却用水，这样既开发利用二次水源，又保护了宝贵的水资源，现在这个项目已经通过了省厅组织的水资源论证。
三、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做好报告及处置工作
年初，省水利厅发布了《重大水污染事件报告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重大水污染事件报告实行领导负责制和报告值班制，一旦确定为重大污染事件的，要在一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告省水利厅。为贯彻水利部和省厅要求，吸取去年哈尔滨市水污染的经验教训，我局非常重视，组织有关人员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并明确由水资办负责此项工作。
今年*月××日下午，我局从市环保局了解到白洋淀发生死鱼事件，立即将情况上报省水利厅和××市水务局。省厅和市局领导非常重视，做出重要指示;市局水资办主任专程到我市调查指导工作。根据省、市领导指示，我局与市环保局一起随时监测水质，分析事故原因，做好群众稳定工作。在后期的白洋淀补水、下排入淀污水及赔偿等工作中，积极为省厅提供建议，厅领导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这次突发性水污染事
件，对我们基层水务部门也是一个考验，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及时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二是给领导当好参谋，提合理化建议;三是做好群众的稳定工作，防止事态扩大。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要求，今年8月我局成立了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把各项职责落实到人，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从制度上保证了应对和处置突发性水污染的能力。
四、做好水源地保护工作，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
我市市区水源地在市区外*公里处××村，共有××眼水源井。水源地保护关系到全市区20万人的饮水安全。我们编制了水源地保护规划，采取措施在水源地全部安装了封闭性铁栅栏，封闭区内禁止堆放任何杂务。
为保障市民喝上安全水，根据省厅要求，从下半年建立了水源地水质旬报制度，市财政每年出资*万多元，委托××
市水文局负责每月对水源井检测n次，编制监测报告书，向全市发布，及时掌握水源地水质变化情况。
从2003年开始，结合节水型社会建设，在全省率先实施了供水计量改造。由我局匹配专项资金，在全市农村大力推行“管网入户、一户一表、全天供水、计量收费”的居民生活用水计量改造工程。我市共有××*个行政村，目前已有近××*个村完成了供水计量改造，到2008年底全部完成后，每年可节约深层地下水××××多万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中国水利报》、《××日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宣传报导，多次受上级表彰。
五、确立水功能区划制度。
根据省水利厅、省环保局冀水资××号文《关于颁布水功能区划的通知》规定，我市的××干渠和××新河划为工业用水区，我局实地勘察进行了确界立碑。同时按照《水法》和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同环保部门一起对我市境内其他渠道进
行水功能区划，同时开展河道纳污能力研究，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入河排污口审批提供依据。
六、加大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为贯彻落实水利部《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和省市有关文件规定，2005年下半年，我局集中力量对全市大小共××个入河排污口进行了建档登记，并和环保部门密切配合定期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新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坚持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制度，没有论证的一律不予审批。
今年4月，按照入河排污口审批程序，对××项目业主在××干渠新设排污口的申请，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业主委托××水文局为其编制了《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我局邀请了××等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评审，经过专家组审查符合有关规范要求，可以作为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的依据。该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及审批在××市
范围内属首次，标志我市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走上了正轨。
各位专家，我们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期工作，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学习《水法》，用好《水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转变观念，开拓创新，加强监管，团结治水，履行好保护水资源的职责，积极实践治水新思路，使水资源保护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谢谢大家!
2006年*月××日
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 作为第三届会议的承办方镇江知青首先向承办第四届的安徽石台会议组织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建国同志十天前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在大会上谈谈关于长三角知青文化研讨会的意义和想法，匆忙之中也没有深思熟虑，只是抛砖引玉，好在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说，说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长三角知青文化建设成绩斐然
当下，全国各地知青活动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非常时期，无形之中在悄悄地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关于知青下放运动的1700万知青在寻求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法，二是各大媒体纷纷刊载和播放大量的关于知青体裁的文章和影像资料。这不免使我联想到原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顾洪章接受中国知青网记者的一段讲话，他说：“无论如何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对于这批知青本人绝对不能否定!他们用自己承担的艰难困苦帮助年轻的共和国克服了大量的困难，促进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也锻炼了自己的身心。把共和国的事情交给这批人，是完全放心的。事实上这也是当今我们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这段讲话是否意味着作为一代曾经为新中国分忧的知青儿女中步入政坛高层的精英们将挑起国家的大梁，为共和国谱写新的篇章?
作为下放知青相对集中和量大的长三角地区，上海知青广场的建立、2010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各地4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回忆录的出版、任毅先生的资料频频出现在政府举办的重大庆典展览中、各类知青纪念馆的建立等，和北京中国知青网的开通、黑龙江知青博物馆的落成、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上山下乡大型纪念画册、云南知青文化节等，从南到北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知青潮，荡涤着这段空前绝后政治运动中的真与伪、成与败、美与丑。不难看出长三角知青文化研讨会特别是上海知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长三角知青文化研讨会所做的工作是值得大家引以自豪的。
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解决的两个瓶颈问题
我们在活动中清楚地看到目前大多数老知青对这段历史表现出的沉默、无奈和失意，看到他们放弃了人生追求，自闭在麻将、小酒、无聊和孤独之中，走到社会边缘的他们心底渴望社会关注，渴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有一个老朋友聚聚的地方。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老知青面对着这么多的渴望时，往往被经济是基础的活动经费困扰，尽管采取化缘、自掏腰包、aa制，还是解决不了杯水车薪的问题。二是被这个群体的知识层次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问题困扰，先天的不足、新知识的扫盲不是我们能够有能力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青文化建设道路上的瓶颈，也是知青文化研讨会需要研讨的新课题，我们必须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体现自己的价值。
三、我们的明天干什么?
知青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汇集、实物展示、影像存档、纪念馆等形式保存下来让后人去研究，如果我们像祥林嫂那样整天絮絮叨叨无休止地叙说，社会将无法认知这段历史的价值和实质，通过大家的努力，把史料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至于怎么评价那就是后人的事情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用知青精神尽可能地唤起和帮助更多的知青朋友，寻找到一个既不与社会脱轨，又能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的生活方式，作为有志为知青事业做出奉献的同志也就显得任重而道远了。
多元社会为知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组织大家搞知青文化旅游、成立知青联谊社会团体组织、开通知青网站、建立知青活动基地、创办知青产业、开展新知识培训、组织知青队伍中的专家学者为社会服务，利用我们自办的媒体呼吁社会帮助老知青中的弱势群体等等，都是推动知青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模式。
我们终于盼到了一个知青文化的春天，我们感受着新中国60年的伟业，1700万知青无愧自己的祖国，让我们携起手来，在五彩斑斓的夕阳晚霞中含笑高歌：知青精神不朽!知青精神万岁!
谢谢!
文化进企业研讨会发言稿
参加这样的书画展，收益匪浅，从自身讲，看到这么多本土和外地书画家的精彩作品，受到了一次艺术熏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活动，是河北省博客联盟过去走进企业的继承，也是新的发展，带文化进企业，以文化做纽带，使博客联盟和企业合作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借此机会，就企业文化的建设，谈点想法，就教于各位文化名家。 历史的新课题、新机遇
让文化走进企业，客观地说，通过书画展这样的方式，这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虽然可以起到营造企业文化氛围的作用，但是，就企业文化建设来讲，这不应该是终极目标。而更深层次的是如何激活企业、企业家的文化自觉、历史担当和文化智慧，探求企业发展的文化支撑力。
这样一个题目的提出，并非无的放矢，是从社会发展大势和现实实践中感悟到的。 进入21世纪，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把区域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发展放在了最终“以文化定输赢”上。这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这是历史的课题，更是历史的机遇。
从国家层面讲，我们正面临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复兴，首要的是文化复兴。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我们为世界提供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根本的贡献在于文化贡献，主要的体现在先进的思想、理论、社会制度、发展方式等等。
从企业层面，面对历史新课题、新挑战，作为企业、企业家，用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实力来应对。换句话说，应对新课题、新挑战，企业、企业家准备好了吗?
适应新的潮流，文化开发热已然兴起，无论城市、村镇、企业，甚至于机关单位，都有先觉者，在用心费力“做”文化，或到历史中寻找形象定位的文化亮点，或到历史文化中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契机，通过谋求新型产业来寻找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途径，从文化中寻找发展动力。
尤其让人高兴的新现象是，一批企业、企业家投入人力、物力，置身于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的实践中。概括起来，企业的参与，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从保护和传承的角度走近文化;二是从开发利用的角度走进文化。有三种形式——文化产业、文化公益事业、企业文化。
企业和企业家的参与，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新的生机，积累了新的经验，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中有政策层面的，如参与途径，投入产出、利益分配协调机制，需要政府用政策、法规来为企业参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提供支持。也有社会共容层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协调，为企业参与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这是需要政府和具有文化遗产的地域努力的。
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参与的主体之一的企业家来讲，还有一个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最大利益化”的追求中，往往使资本和文化成为一对“冤家”、我们听惯了、看烦了资本和文化的博弈中，文化资源往往葬身在资本驱使的推土机下，在资本的强势面前，文化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这种“开发性”的文化破坏现象，令多少人扼腕叹息，义愤填膺，忧虑中华传统文化要葬送在这一代人手里?
中华民族文化自立、自强，呼唤有更多的的企业、企业家有文化自觉，有传承和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历史担当意识，更要有胜任担当大任的文化智慧。
到哪里去找企业的魂——文化支撑力，企业的灵魂
文化是区域、城市的灵魂，是持续发展的内动力。文化更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支撑，自然也是培植企业竞争力的支撑。这是新形势下，给上到国家，下至企业提出的历史性新课题。
破解这样一个历史的新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到实践中寻求答案的问题很多，如文化与大到国家实力、小到企业生存发展关系问题;文化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如何在实践层面，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等等。
具体到企业来讲，我觉得，有两种选择。一是低层面的，也是众多企业致力于做的，如文化产业项目开发，企业文化氛围营造和文化形象的打造。二是高层面的，通过“做”文化，寻找到企业植根固本、培基强体的法宝，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今天，企业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严峻的生存发展环境，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要搏击风浪，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强大的精神——企业之魂。 那么，应该到哪里寻找企业之魂?
培植企业精神，脱离了文化支撑是不行的。毛泽东主席讲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同样的道理，没有文化的企业，也是低素质的企业，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标准怎么衡量?就个人来讲，有无文化，换句话说，文化素质的高低，不仅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识多少字，有哪一级的文凭，这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这是表象，深层次的因素是看渗透着怎样的文化素养，有怎样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就是渗透在灵魂深处的是什么东西。对于企业来讲，也是如此，文化素质不仅表现在环境布置营造文化氛围、参与文化公益活动等表象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建设培植企业精神，打造企业的灵魂。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这就把文化支撑力的问题，提到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层面。
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文化支撑力，我认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外在的，企业用文化创意产业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占领产业发展新高地。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要顺应这样的潮流，把打造企业文化，用文化建设作为固本强体的发展战略。这是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能够站稳脚跟，做大做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各地区、各类型的企业，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可以说百花齐放，各有高招，有不少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式方法探索。既有形式上的探索，也有更深一层的实践，有的企业在企业发展战略上，从文化中寻求新的机遇，新的动力，把文化渗透进企业发展战略中，以企业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从保护和传承的角度走近了文化，顺应时势，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以文化促进商业，以商业反哺文化”的理念，开始新的战略布局，一方面生产商业产品，同时还产生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把文化渗透进开发项目中。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培植中，注重内在素质的塑造，注重员工素质的提高，体现出了全新的文化价值取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和企业使命融会贯通，致力于打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之魂。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从企业发展的长远出发，把企业文化的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致力于打造一支有道德、有理想，更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员工队伍。
一般企业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外乎这么几方面：团队意识、敬业精神、责任意识、业务能力。这绝对没错。一个企业，有一半的员工达到这个水平，这个企业就会让人刮目相看。但是，这只是常规原则，如果面对今天企业新的生存发展环境，放到构建企业新的发展战略来考量，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常规原则外，还应不断强化员工的文化创新意识，培养一支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智慧的骨干力量，最大限度地把思想统一到构建企业长远发展的文化支撑力的战略上来。这应该是有超前意识、战略眼光的企业、企业家的必然选择，是致力于企业固本强体的企业文化的追求目标。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从社会层面来讲。放眼神州大地，全国各族人民正为着一个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凝心聚力。在世纪新格局面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被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到各族人民面前。 在这文化“三自”中，文化自信是基础。失却了文化自信的民族，就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用血的教训换来的清醒认识。
当前，随着国际竞争的深刻变化，价值多元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文化自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错误思潮沉滓泛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历史虚无主义来结构历史，评判中华传统文化，必欲弃之而后快。谬误所致，使部分人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落后划等号，忽视了自身文化的光泽，自卑自弃，严重消解着文化自信。
一个民族的复兴，就是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自信就失去动力和自觉。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提振文化自信，就要有充足的底气。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科学的态度，认识和把握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做到认知、认同，从历史文化中，寻找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从她诞生那天起，就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力，也为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成为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
第二，从企业层面上讲，企业参与文化开发，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开发、利用，都有个站位问题。要高起点，大视野，就是要准确定位，站在历史进程大格局的宏观视野，审视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历史作用，从中找到蕴含的内在文化价值，使文化产业落地生根，具有生命力，以彰显不凡的文化价值、文化形象，进而创造不凡的经济效益。
在这里，就给企业家、企业从业者提出了一个任务，既要了解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要了解自己脚下土地的历史、文化。既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发现、利用的文化智慧。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真正化之，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我们脚下这块热土，不缺历史，不缺文化。相比较，缺乏的是发现的智慧，也许还有传承的责任。
时代呼唤企业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
企业文化反思研讨会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关于企业文化反思的研讨会，同时也十分珍惜与各位领导学习交流的机会。此次集团组织开展企业文化反思研讨活动,应该说十分重要和必要。
说起“企业文化”。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文化”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家庭、个人……,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体现。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家族文化、个人文化。
我们的企业也不例外，也有我们自已的独特企业文化。但在谈我们企业文化之前，我想从两家企业说起。 首先， 第一个：就是北京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发展至今，历经346年历史，当前1.5万名职工，120亿元总资产……同仁堂开始于清朝康熙八年，现在已成为一家年销售额130亿元的“老字号”。
今天，在同仁堂的各处门店中，都在显眼处供奉着这样二副对联：
1、“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做事不要违背良心，不要见利忘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上天是知道的。
2、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两句联语本是同仁堂的第二代传人乐凤鸣，留下的训条，同仁堂各代均严格遵循，已经成为了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和精神信条。
同仁堂享誉数百年，秘诀之一就是对这“百年一诺”的坚守和传承。所以才有了今天三百多年“老字号”。“老字号”不仅是品牌，也代表了一种“诚信”文化。也集中体现了同仁堂生产经营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海尔集团。 海尔是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1984年创立于青岛，现任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海尔的主要创始人。目前，海尔在全球建立了21个工业园，5大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超过8万人。2011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实现1509亿元，品牌价值962.8亿元，连续11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
海尔主席张瑞敏谈企业文化说，企业的成功：
1、“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如何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
2、“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
而最重要的就是取决于：
海尔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创新。 海尔精神：敬业报国 ，追求卓越。
海尔企业文化是海尔成功的秘密，海尔企业文化是被全体员工认同的企业领导人创新的价值观，是在二十多年发展历程中慢慢沉淀形成特色的企业文化，引领着海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 最后看我们中国铁建的企业文化 ： 我本人理解最重要的,要牢记于心的就是: 企业的核心价格观：诚信、创新永恒 ，精品、人品同在。
1、诚信。因为这里有同仁堂的诚信。
2、创新。我们要看海尔创新。
3、人品：重要就是人品，人品是基础。
4、精品：是果实。 从下发文件通知我们看到：
在反面：提到了存在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1不讲大局2不讲规矩3不讲责任4不守纪律5不讲诚信6不讲感情7不抓执行8不求实效9不求品牌10不重民生、11不讲团结、12不善学习。 在正面：提到企业要倡导的十种文化精神。
1铁兵文化2诚信文化3规矩文化4责任文化5实干文化6执行文化7团结文化8品牌文化9民生文化10学习文化。
归根结底说的是什么?是看不见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信仰。 来指引看得见的：言谈、行为、举止其他表象。
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思想、行为的依据。 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价值观。” 如果对企业文化的进行形象理解: 1企业是树，文化是根。
2高大的树冠借助根供的水分和营养，不断抽新枝，吐新叶，拓展着生存的空间。
3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是战无不胜的动力之源。
多年来，我们中国铁建一直传承和发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的铁道兵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企业综合实力得到稳步提高。 在未来,我们一定要坚持形成了以“诚信、创新永恒，精品、人品同在”为核心价值观的卓越企业文化。在具有优秀品质的中铁大桥局人的带领下，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谢谢大家!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关于建设和发展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把红色文化挖掘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的指南。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外优秀文化养分所创造出的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xxxx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文化中最核心的内涵是党领导人民创立的革命精神，比如建党精神、xx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xx精神、太行精神、张思德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这些精神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时代性和强大的感召力，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这些革命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既要注重知识灌输，又要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浸入心扉，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讲好故事，一方面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把党的历史上那些感人至深的事件、人物进行系统地整理。有了这些“原料”，再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生动呈现，进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受众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红色文化记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深刻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政治正当性和现实合法性。深化红色文化记忆既能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性和反动目的，更能正本清源，破除历史虚无主义之弊。
感悟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xx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xx。xx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伟大的建党实践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
追求真理、忠诚信仰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生命源泉。我们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苦难、最危险之时。xx以独占鳌头的工业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成为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登陆及传播的第一站。19xx年初，“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返回xx。在他周围集聚了包括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等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1920年x月，中共发起组在xx成立。19xx年xx月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xxx》在沪创刊。19xx年中共一大通过党第一部纲领，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的活力之本。xx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共发起组开创很多“第一”：建立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xx机器工会;
开办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
领导第一次工人罢工——xx烟草公司工人罢工;
创办工人刊物《劳动者》《xx伙友》等。中共发起组指导成立的xx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第一所为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中共一大宣告党的正式成立，中共二大通过第一部党章，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明确把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无私无畏、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根基所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劳工内容占到一半。中共二大提出党要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中共四大提出工农联盟问题。百年历史证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根基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感悟建党精神，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拓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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