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
摘要：在一定程度上，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能够构成某种原型性的“鲁迅像”。竹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成机密，指向某种深隐难见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原理”，指向鲁迅与其“虚无境遇”的遭际、纠葛，直至决绝反抗。对于生成于“文学鲁迅”，看上去显而易见的“启蒙鲁迅”，竹内虽然极为敬仰，却缺乏深度探究的兴味。尽管如此，在其《鲁迅》之中，还是能够见出“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秉性：身携积极酣然的“战士人格”，实施着执著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创造与生存实践。
关键词：竹内好;文学鲁迅;启蒙鲁迅;虚无境遇;战士人格
一
“原型意义”大致是“基础性意义”、“基本意义构成”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竹内鲁迅”就像一个不乏混沌、模糊的“生长源”，虽则混沌、模糊。却毕竟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虽则具有可生长的基础性能量，但也难掩其混沌、模糊的魅惑色彩。
先看竹内好自己的话：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正像他那不仅不宽恕自己，也不宽恕别人的激烈现实生活，如果不与他对绝对静止的希求结合起来考虑就将难以理解一样，我愿意认为，这位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者，有着一颗和他形影相伴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朴素之心。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1}
这里的“启蒙者和文学者”能够提示我们什么呢?不妨接着看下面的评论：
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1}
虽然，这段文字的本意是要指出“竹内鲁迅”的诸多有限以及后来者的相关业绩，所悟甚深。但若将其与竹内好的《鲁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也较为清晰地、部分地呈现出来，不妨大胆设定而后去小心求证好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竹内鲁迅”指涉到的诸多“命题”，至少存在两个颇为重大的“分命题”。其一，“文学者”鲁迅，跟“罪的自觉”、“无”、“黑暗”以及“沉默”有关的，宗教的、殉教的、救赎的、自觉的、正觉的，无法说明的，使鲁迅成为鲁迅的“鲁迅”;其二，“启蒙者”鲁迅，近乎历史主题中的鲁迅，启蒙的、政治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革命的、实践的，甚至学者的鲁迅……。如果暂且承认这一设定的话，就日本鲁迅研究界而言，于其一，人们不仅可以在伊藤虎丸的研究中部分地看到，更能在木山英雄关于《野草》的长篇讨论中戚戚然地体察到——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远东断言木山英雄“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于其二，人们不仅可以在“丸山鲁迅”中更丰富、更具体、更清晰地看到，也能在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相当丰富地见出。果真如此，“竹内鲁迅”就像一棵硕大的树干一样在半个多世纪里枝叶繁茂地分枝开杈起来。引人注目的是，就上述两个“分命题”而言，对它们的持续考察都诞生了不止一支的学术“巨木”。沿此逻辑，用一种显得学理化的表述方式的话，我想说，“竹内鲁迅”似乎确有某种原型性的、寓言式的意义。当然，“竹内鲁迅”也远不是没有问题，毋宁说，“竹内鲁迅”在其指涉的两个重大“分命题”处都留下了有待澄清、大可以再度阐释的空间。
简言之，“竹内鲁迅”的原型性内涵，是由“文学者”鲁迅与“启蒙者”鲁迅共同构建的。
原型性意义之一：“文学鲁迅”——深陷、直至崛起于“虚无境遇”的鲁迅自我生命机密
竹内好的《鲁迅》存在一个“注意力”异常集中的言说对象：“文学的鲁迅”或曰“鲁迅的文学”。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作了文学作品的鲁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泛指，他的“文学鲁迅”根深蒂固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某种生长机密，是一个“深隐难见的鲁迅”。换句话说，竹内好其实是要借“文学鲁迅”这类语汇及其相关思路试图弄清楚鲁迅自我生命内在的某种精神机密的。他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可以另论，但他试图这样做的意图却非常明显。
在竹内好的感悟里，鲁迅首先显现为一个“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人(第3页)。
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就时间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近代文学的全史……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死，不是历史人物的死，而是现役文学者的死。……这两种情形(指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恶战苦斗”和与“文艺家协会”的“针锋相对”——笔者)，都在外观上呈现为他要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但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有闲文学进行激烈讨伐的战斗者姿态。于是，鲁迅的崇拜者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庸，鲁迅的论敌在他身上看到了机会主义，极端的赞美和极端的嘲骂便由此而生。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以此来揭示鲁迅生命的秘密。(第10-11页)
那么，所谓“鲁迅生命的秘密”究竟会是什么呢?竹内好继续发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者能在有生之年贯穿其全史(指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笔者)，一般是很难想像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鲁迅却实现了这个近乎不可能的难题。在鲁迅那里，这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第11页)
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第12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我想知道这种严峻是怎么来的。我想拿我自身来比较，并想学他是怎样才成为文学者的。(第39页)
不难看到，竹内好对于“文学者鲁迅”的“别有情意”。在他看来，“文学鲁迅”那里似乎深藏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生命的秘密”，他并断言这秘密是“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那里解释不了的。这真足以令人困惑。我感到，要理解“竹内鲁迅”，需要首先弄明白竹内好所谓的“文学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他有时候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
但我眼下的目标，却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现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正如前面所说，我对鲁迅是否把死看作终极的行为类型是有疑问的。他喜欢使用的“挣扎”这个词所表现的强烈而凄怆的活法，如果从中抛开自由意志的死，我是很难理解的。(第8—9页)
道路无限，他不过是走在这无限之路上的一个过客。然而这个过客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无限幻化为自己一身之上极小的点，并以此使自身成为无限。他不断地从自我生成之深处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他却总是他。就是说，这是本源性的他。我是把这个他叫作文学者的。(第108页)
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为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他似乎连小说都抛弃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第108页)
这说得其实很清楚啊，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鲁迅，毋宁说，它其实指向了某一独特、精深的意义领域，有着竹内式语汇的特别内涵，关乎人的某种本源性、根本性的生存态度，{1}而这种态度又涉及颇为彻底的否定意志、关乎自我内心的痛苦：“宗教的原罪意识”、“自由意志的死”、“挣扎”、“抛弃”，等等;但是，又涉及一系列俨然正面、积极的语汇：“某种本源的自觉”、“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文学的正觉”、“本源性的他”，等等。能够看到，竹内逻辑内的“文学鲁迅”其实联系着鲁迅生命历程中最幽昧不明、又最为切身、最为本己的内在领地。而从文本的角度上看，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恐怕最紧密、最内在、最纯粹地联系着《野草》和《彷徨》中的部分文本，{1}而竹内好正是把意味精深、复杂，话语往往玄妙的《野草》作为其“解释鲁迅的”最“恰当”的“参考资料”的。(第93页)
我以为，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动力其实紧紧地萦系在他所谓的“文学鲁迅”之中，而在他对“文学鲁迅”迂回包抄式的讨论中，竹内好的确(或许是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在现代生命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被感知、被认识、被阐释得异常清楚的关键话题。当然，竹内好使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词汇——毋宁说，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明晰的哲学逻辑内的话语来表达他所领悟到的，或者，当年就连他的领悟本身也的确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尽管如此，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颇富启示，他言说的有限性往往是与他的启发意义同时在场的。对此，不妨分三个方面细说。
二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虚无体味”
竹内好不乏艰难地用他那套晦涩难懂，但其实又稀松平常的话语(至少，既不是哲学行话，也不是什么专门的文学术语)言说了“文学鲁迅”精深的意义。我试着把他的相关话语排列如下：
对传记的兴趣也不是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而是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换句话说，一个他获得了死的自觉的时机——的问题。(第40页)
这说得也很清楚，鲁迅的“文学自觉”(这正是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的核心意味所在)是与某种“死的自觉”具有同一的意义指向的。关键是，什么是“死的自觉”呢?这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有现成的哲学思路、哲学话语可以应对(比如“向死而生”，比如海德格尔哲学关于“死亡”意义的深刻讨论，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死亡—虚无”体验以及他那惊世骇俗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所启示的思路，等等)。但是，不必心急，先把竹内好当年的相关言论细看一番再说不迟。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
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鲁迅获得的自觉是什么呢?如果勉强可以用我的话来表述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第52-53页)
如果再附加一句的话，那么鲁迅使这段文章包含了象征意义，即医学代表着实学、维新、光复这些当时的风潮，而文学则命运般地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第55页)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第58页)
鲁迅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第58页)
很清晰地，我们看到，竹内的“文学鲁迅”同时与“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这些话语的意义指向有着内在关联，而关键是“一个影子”、“赎罪的文学”、“罪的自觉”、“回心之轴”以及上文中的“死的自觉”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意义——这意义应该是可“通约”的，也就是大家一看就都明白的，而不是像竹内好这样：可以用很多内在意义并不明朗的语词、句子反反复复地去言说。但这就是竹内《鲁迅》奇怪的行文：几近“独语”，顽固地把一个个读者排斥在清晰意义的把捉之外。但是，如果读者自身持有某种现代哲学思维的敏感，也还是可以越过竹内好不乏生硬的“话语藩篱”直抵其背后的隐秘中轴。可以看到，在竹内好关于“文学鲁迅”的一系列“混沌”语汇中，也有渐渐明朗起来的某个瞬间。上文“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个“无”离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中的核心词汇“虚无”就很近{1}，二者在意义上是否可以“通约”——也就是其实质意义是否是同一的呢?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妨继续看竹内好自己的说法：
我以为，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后来又摆脱它，不是应该解释为他在梁启超身上破却了自己的影子，涤荡了自己吗?……鲁迅是否和由于怀疑文学的功用而成为文学者的二叶亭有着更为深刻的本质上的类似呢?(第69-70页)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是个文学者。没有谁更能像鲁迅那样让我来痛切地思考文学者这个词的意义。在鲁迅身上我认识到，为成为文学者总要丢掉什么。(第81页)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言语。然而，就说明了鲁迅文学这一点而言，它却具有着言语以上的内涵。作为言语，是象征性的言语，可以称作态度或行为。我所思考的鲁迅的回心，如果表述为言语的话，似乎也只能是这么种东西。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可以说明“绝望”和“希望”，却无法说明获得了自觉的人。因为这是一种态度的缘故。(第79页)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这就是说，他的文学不靠其他东西来支撑，一直不松懈地走在一条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的道路上，从而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所以，人总是大于作品。(第146页)
它们(指《野草》中的诸篇——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是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着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小说里所呈现的两个中心，在这里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接近，从中会使人感受到全体作品仿佛是浑然一体的。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这里的所有运动都是朝着一个中心的运动。……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第98-99页)
能够看到，在竹内好的思路、语汇中，在与他所谓“文学者”鲁迅紧密联系的地方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否定性意义的词：“破却”、“涤荡”、“怀疑”、“丢掉”、“绝望”、“虚妄”、“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否定地形成了他自身”、“无”。并且，在他关于《野草》的仍然难免令人困惑的言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他对于“无”的指认，进而人们能够看到，他的笔下也出现了颇为朴素、易于辨识的解释性话语：“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摆脱一切规范、摆脱过去的权威”。连贯起来看，可以大致知道，竹内好笔下的否定性语汇究竟可以否定那些东西，又否定到何种程度。不仅仅是否定梁启超式的文学功利论调，更兼有某种彻底否定世间一切既有价值规则的决绝意志，到达的是连“绝望”也还可以进行怀疑的生命极境——这正是一种亲身体验虚无的境地啊，{1}所谓“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摆脱规范、权威等等就是了——这不是离尼采“上帝之死”式的虚无体味很近了吗?联系前文的话，所谓“向死而生”、“死的自觉”，在哲学的意义上，不也正是从终有一死、终归虚无的生存警示中升华出奋然而生、创造生存意义的积极意志吗?所以，在竹内好不乏晦涩、艰难的语汇中(我不清楚，究竟是竹内好有意避开了对哲学术语的借用呢，还是1940年代的日本文化界对于如今已经显得相当明晰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路，比如“遭遇虚无”、“体验虚无”、“向死而生”等等的认知的确处乎混沌之中。或许，后者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他其实是真实地触及到了近现代人类精神中的重大问题的。应该承认，他对这类问题的触及虽然不乏晦涩、混沌之处，但也的确堪称鲁迅研究界的一种最早、最深刻的参悟。
因此，可以结论说，竹内好围绕“文学鲁迅”不断抛出的种种语汇、言说，在其最深处正是指向鲁迅自我生命内部的“虚无境遇”、“虚无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再去领会“鲁迅的文学，是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似乎就可以悟到，当竹内好反反复复地围绕“文学鲁迅”而言说的时候，他对于鲁迅一生的诸多可见之事兴趣不大，他集中精力探寻的乃是鲁迅自我生命生长过程中的某种难得寻见的内在机密，而竹内好对这一机密的个性化命名却是“文学者鲁迅”、“鲁迅的文学”、“文学自觉”、“文学的正觉”、“本源的自觉”、“第一义的文学”、“质询文学本源的文学”等等语词——这的确是令人费解而易生歧义的。与其说，当年的竹内好似乎找不到更具通约能力的语汇来言说他朦胧把捉到的鲁迅秘密——这秘密其实正是鲁迅与虚无的相识、相遇和相抗——毋宁说，他反反复复地使用的数个相关的关键词是最不具备话语交流的通约机能的词汇，这些词汇的某种精深意义的被赋予简直可以说纯属“竹内式的强行植入”，让人很难得其门径而悟。
三
“文学鲁迅”与鲁迅的“反击——超越”虚无
竹内好逻辑内的“文学鲁迅”不仅仅具有上述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更同时指涉着某种积极的“孕育——崛起”机能——细心的读者在我上引的竹内文本中可能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竹内好也更为明确地说过：
倘若只是走到绝望便止步不前，那么他就只是个虚无思想家了。事实上，也正有批评家专在他身上挑出“虚无”来。当把思想从人那里抽离出来，在静止体中看待时，情形便会如此。但人是不会居住在“思想”的贝壳里的。鲁迅不在绝望之中。他背弃了绝望。不仅走向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也从杨朱、老子和安特莱夫走向墨子，孔子和尼采。在这彷徨的路途上，作为天涯孤独的文学者，他与《离骚》诗人同在。(第107页)
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再次确认“竹内鲁迅”的真实和深刻，竹内好触到了鲁迅对“绝望”的“背弃”。更精当、深刻的说法，我以为——无论竹内好本人是否自觉——他在这里谈论的正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真实发生过的“相遇虚无”而又“超越虚无”的精神蜕变。可以指向竹内“文学鲁迅”“背弃绝望——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的话语，在竹内好的《鲁迅》中当然还有：
……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死孕育生，生又不过是走向死。(第10页)
他晚年反悔早期作品中的虚无倾向。这些都被人解释为鲁迅的思想进步。但相对于他顽强的恪守自我来说，思想进步实在仅仅是第二义的。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我认为，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的，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第12页)
文学者鲁迅也是一个混沌。(第12页)
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第14页)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然而，我的疑问是，一个文学者鲁迅、一个反叛作为启蒙者自己的鲁迅，是否更加伟大呢?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成全了现在的这个启蒙者鲁迅呢?因此，把鲁迅冰固在启蒙者的位置上，是否把他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埋没了呢?(第16页)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第39页)
需要首先说明一下，竹内好在上面的一处引文中直接谈到了晚年鲁迅与所谓“虚无倾向”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笔者的逻辑内，这当然很值得注意，但是竹内式深刻之语的含糊不明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晚年”究竟所指如何;一是“早期作品的虚无倾向”其意也有待澄清。但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谈。
细味此处的诸多引文，沿着竹内好的逻辑，不难看出，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是处乎积极奋进的人生境地的：这一“鲁迅”是“生”，是“激烈的战斗”者、“彻头彻尾”的“启蒙者”、“强烈的生活者”，等等。相应地，上述引文中的“绝望”、“死”、“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混沌”、“以死相抵的惟一的东西”等等是指向消极、否定意味的，回顾第一部分的讨论，说这种消极、否定之意味正如所谓“死的自觉”、“罪的自觉”等等一样足以通达到人生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应该并不突兀了吧。而竹内好不厌其烦地表示着——积极奋进之境中的“启蒙者鲁迅”正是从这一消极、否定的虚无渊面中(在竹内的逻辑中“文学者”鲁迅更直接、紧密地联系着这一生存境遇)诞生、升起的：
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柢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第58页)
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致使启蒙者鲁迅得以色彩纷呈地显现出来的那个要素，也因此成为可能。我所称之为他的回心，他的文学的正觉，就像影子产生光那样被产生出来。(第107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第108页)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在今天，一种清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完全可以把竹内好曲折而令人困惑的话语和思路凸现为：“启蒙者”鲁迅作为一个顽韧、热烈的生活者、战斗者(民族英雄、民主主义者、爱国者、永远的革命者，等等)，作为具有某种信仰者气息的真正的人，正是源自鲁迅对于生存虚无的痛切体验和悍然穿越的，而竹内好曲折、晦涩的话语路径一旦被明晰起来，却大体是这样的：“文学鲁迅”既精深地联系着“无”(体验生存虚无)之鲁迅，又无限生成着“有”(创造生存价值)的鲁迅——一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
在《鲁迅》之《结束语——启蒙者鲁迅》中，竹内好表示：“关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我不准备再多啰嗦些什么了。”似乎一旦说完“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后，其《鲁迅》一书就算写完了，他孜孜关注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解决”了。
1949年竹内好写《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再版时的附录文章)，其中却又出来了以下的文字：
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惟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第149页)
后来，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但他虚无主义的本质却并没改变。和其他新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并没带给他解放的幻想。(第150页)
鲁迅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这是众口一致的评价。孤独的精神把虚无的深渊包藏在内面，又是怎样得以外化出一个启蒙家来的呢?表面上看去，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正是这种二重性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由此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第150—151页)
很有必要对上引的三段文字做一点细读性的分析。
第一段，首先，这都是竹内好的“不证之辞”——其玄学主义的招数真是用到极点了。因为其“不证”，所以人也就没法子“反驳其证”了。然而，其“不证之辞”本身确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竹内好不曾界定“虚无主义”的内涵，却又断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如何如何。联系其前后语境，可以推论其“虚无主义”一词是在颇为消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譬如“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之类。另一方面，竹内好又断言鲁迅自有其“生的意义”和“唯一的希望”。竹内好真的没有想过：一个有意义、有希望地生活着、战斗着的人是不可能被消极性的“虚无主义”所框定的;同样，一种能够“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的“虚无主义”是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在消极性的意义上予以估价的。在这里，人们再次见证到竹内好之思路、行文的紊乱与矛盾。与其把“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与一个人“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的消极性命题相联系，远不如清晰地意识到，此一“虚无主义”(请联系笔者前文所谓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以及竹内好不止一次表述过的“文学鲁迅”的积极性机能。)正是那种赋予一个人颠覆既有的善恶秩序、意义原则而创建新一轮善恶秩序、意义原则的强有力的生命意志!正是尼采所谓富于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
第二段，竹内好继续不知不觉地在消极的意义上断言，鲁迅“虚无主义的本质”并没改变。甚至断言“鲁迅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这观点笔者不能认同。在我看来，尼采的思想激发过青年鲁迅昂扬不羁的“虚无涉险”，其在鲁迅身心中启示过的“体验虚无——走向信仰”的精神轨迹的确是鲁迅生命深处最不会变的东西，它不会因为日后的鲁迅接触到的任何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思想、主义而发生所谓“摆脱”式的大变异。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肯定鲁迅在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这并非没有问题)并未改变，一方面又说出鲁迅“摆脱了早期的尼采主义的影响”的话，这显然是矛盾了。正是在尼采那里，“虚无体验”或者“虚无主义”得到了相当深刻的厘定，有其异常明晰的意义指向——它是被当做一个现代人毅然走向现代信仰(不得不走出古典的“上帝—基督”信仰之境)的精神基础而得到凸现的。而况，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并非全盘接受，他只是有所别择、有所认同。但马克思主义力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意志与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呼吁人们走向“超人”之境，重塑自我生命信仰，因而同样富于革命精神、实践意志的哲学思路并不是没有其深层的相通之处，这两者都可能正是鲁迅所愿意肯定的生存方式。1930年代的鲁迅根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带给他什么解放的幻想。自由、独立之个人的觉醒;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是鲁迅早已深有所悟的人之目标。而“战取”“理想人境”的“战士”生命路径也早已是他勇毅抉择过的根本生存方式，是他穿越虚无境遇的自救救人之路，鲁迅早已不必等待任何主义的从天而降式的拯救或者解放了。可以说，“战取理想人境”的实践意志，既是他本已持有的，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更真实、更深层的相似之处，也是他深有领会的尼采哲学在其思维的深处予以积极肯定的一种生存方式。{1}
第三段，竹内好似乎难以理解：深陷虚无深渊的孤独鲁迅如何可能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启蒙家”。最终，竹内好是把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交给了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新”与“旧”、“革命”与“传统”。{2}看来，直到1949年，竹内好的确还没有这种自觉的、清晰的思路：正因为一度深陷于生存虚无的沉渊，鲁迅才能够诞生跃出虚无沉渊的强力意志，并借此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最勇毅、最彻底，但又是最低调的启蒙家：一个拥有着跃出虚无渊面、实施自我救赎的生命原驱力的“自救救世者”，他可不是一个仅仅沾染了一点道德意识、社会责任之类的豪语就不可一世、不懂得“回心”、不懂得“返身向己”的，单知道“济世救民”的正角儿!
看来，真实的是，在竹内好《鲁迅》一书中存在的——我以为完全可以被明晰起来、被自觉予以归纳的“文学鲁迅”所启示的“体味虚无”的意向，所指涉的“反抗—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虽然不断地被竹内好本人所反复言说，然而，当年的竹内好对于他自身的言说所触及的某种内在的哲学思路，的确是并不自知的。一方面，这造成了“竹内鲁迅”闪烁摇曳的魅惑之气，另一方面，也成就了竹内式“文学论文”的独特魅力——或许，这也正是哲学与文学的区别所在：哲学要在阳光下指名道姓地推演，而文学其实更需要在幽昧不明中尽情地表现。这也正是《野草》式“文学—哲学”文本的独特光焰所在。果真如此，竹内好并不清晰、自觉的《鲁迅》文本也就歪打正着地成就了“文学论文”的独特之美，其思路、其门径是可资参悟，却难以仿制的。
如果视野开阔一点，如果作为一个思想后辈的话还可以说得彻底一点，我还想在这里指出，竹内好虽然十分深刻，也是朦朦胧胧地临近了鲁迅精神生命的深处，并因此而对鲁迅别有一番敬意，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指出过(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似乎没有过)：发生在鲁迅世界的这种他本人用“文学者鲁迅”、“文学的自觉”、“罪的自觉”、“赎罪的文学”、“回心”、“无”、“不靠天不靠地”等等语汇来表达的精神事件究竟能够如何被置放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时空中，其意义的重大究竟具有怎样的世界范围内的可记忆性。他激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充分想象的话语是诸如此类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第8-9页)我所以认为竹内好这样说能够激发人们对问题的想象，是因为人们对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的说法是能够够有大体上的意义共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要真正地走向宗教，到达真正“宗教的”境界往往要经过的大体心路，像释迦牟尼要“悟空”(参透了世间生老病死的大限)之后，进而才得悟救赎自我、普渡众生的真道;像列夫·托尔斯泰要历经“死亡的反复惊悚”、“虚无的不断击打”之后，又再度回归其自小就濡染其中、成年后却不以为意的基督真理之中;像克尔凯廓尔之谓“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深领会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③可以看到，当竹内好把鲁迅与“宗教的”、“殉教者式的”、“殉教的方式”这类话语联系起来时其实是大有奥妙的。遗憾的是，竹内好满足于点到为止(是否，他真的以为这样一点就已经够了?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说得更透彻了呢)，作为读者，我觉得他说得很不够。尤其是竹内好在这里既把鲁迅与“宗教的”等等相联系，但又是把他与(传统)“宗教的”相区别的，一方面明确地指认鲁迅的“非宗教”、“反宗教”气息，又同时深信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去活着的”。如此说话就的确给人留下了矛盾、困惑。在我看来，今天也完全可以明确说出的是，一方面，竹内好足够敏锐，他感觉到了鲁迅身心中具有的信仰者气质，另一方面，他又同时意识到鲁迅并非像一个传统的佛教信仰者、基督教信仰者那样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说呢?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把鲁迅称为一个现代信仰者而非传统的宗教人，更关键的是，不仅仅能够从鲁迅的部分生活实践中(在我看来，是1925年之后的鲁迅)感到他那殉教般的活法，更可以从鲁迅的精神历程中确认到他作为一个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简言之，一个鲁迅式的现代信仰者的精神内核、生命历程正是他历经过“遭遇虚无——重建意义”的精神鏖战;通俗一点说的话，他历经过“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的精神锻冶，而且，有了这样的精神锻冶之后才会有实际生活中的殉教般的活法，{1}才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生命奇迹：
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对于罪的自觉一样……。正像通过这种自觉，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样，他使语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语言所支配，而反过来处在支配语言的位置上。可以说，他创造了自身的神。(第107—108页)
大体说来，从古典到现代的人类精神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衍生趋势，即从传统的有神、有上帝、有佛陀、有真主等等的宗教信仰时代走到了上帝、佛陀等等各式神灵日益远去，而人自身不得不勇而承担己身之虚无、之自由，勇而抉择、创造自我之价值、之意义的现代信仰建构时代，正是在这样宏阔、绵长的精神衍生时空中，鲁迅的生命存在有着他难以漠视的现代性意义、世界性价值，而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可以说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鲁迅生命中非同小可的深刻、顽韧、严峻，但是却未能明晰地言说出其背后的精神秘密，亦未能充分、完整地意识到鲁迅式生命的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不仅仅是所谓东亚之近代化，且又往往是东亚社会性文化的近代化价值)。
当然，竹内好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守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立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日本究竟怎么了：曾经前景辉煌，几乎万众一心，以为光明正义的“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事实上日益陷入窘局，一度似乎并不存在的日本知识人的厌战情绪至少已经在地底下生根发芽了吧?深刻、敏锐、自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强，同时也紧密地联系着日本民族、国家的自强)如竹内好者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在奋力自强与日渐明朗的暴力“戕他”之间，乃至在不得不落入失败结局的剧烈悲剧感之中，可以想象，竹内好的内心一定有过绝望的、无所适从的挣扎。鲁迅式的带着绝望的挣扎(更明晰地说，应该是鲁迅式的“征战虚无”的境遇)这才深深地吸引了其实深陷在历史世界与自我生命的共同困惑之中的竹内好的吧。而我以为，在竹内好那里，更多地还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的困境所导致的生命困惑。
竹内好有自己铭心刻骨的问题症结，这份诚实是属于他的。然而，他的问题毕竟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日本思想者的问题。竹内好既没有面对某种人类生命，抑或日本国民是否已经迫不得已地踏上了“上帝死了”、“佛陀已去”的重塑信仰的时代，乃至必得要面临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生命”诸问题;也没有面对鲁迅的生命之路与这一人类精神史进程的内在关系问题。当然，今天的人们可以思考，21世纪的人类生存跟所谓“上帝死了”、“佛陀已去”之类的问题构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当年的鲁迅自觉意识到的问题。这问题在本质上生发于19世纪早期的克尔凯廓尔、尼采，并且被20世纪早期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高高地擎起，可以说，大体在20世纪后半期的萨特那里修成一份富于现代意义的“生命—精神”正果。它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的真实意味在于，鲁迅远不是以自觉的哲学文本参与此一问题的，鲁迅是以他生命本身的生存律动为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作了一次活生生的属于中国、属于东亚的确证，{2}并因此而铸就了他自我生命的深度、力度和亮度。在这个意义上，“竹内鲁迅”的意义之一或者正在于，即使早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世界”中某种富于现代人类精神史意义、世界性价值的生命行迹也并不是绝对地没有“解人”，尽管这个“解人”的所悟所思是与“混沌”(借用竹内好本人爱用的一个语汇吧)不明紧密相邻的。
四
“文学鲁迅”获得“自觉”的时机
在某种角度上，这个问题最能凸显“竹内式”的思维特点。我们知道，竹内《鲁迅》的一个最著名的论点是把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沉默鲁迅”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竹内好的确把捉到了“沉默鲁迅”的一种隐秘机能;另一方面，在与之相关的关键地带，竹内好也更其明显地露出了他自身思路上的紊乱与矛盾。
前文已经讨论过，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内在地联系着鲁迅自我生命“体味虚无—超越虚无”的深根地带。然而，鲁迅的一生究竟是如何体味并且超越虚无的呢?这其实是竹内好极力想探明而又并未真正探明的问题——所谓“强韧的战斗”者、启蒙者鲁迅究竟是如何具体地生成的呢?竹内好留给我们的遗憾在于，即使是对于他自身逻辑范围内的“文学鲁迅”，他其实既不明了“文学鲁迅”的“来龙”，亦未看清“文学鲁迅”的“去脉”;但竹内好也给了我们又一个启示：他真实地感悟到了鲁迅自我生命路径上的一个关键的发酵期“沉默鲁迅”的独特价值。
鲁迅在留日期间写出数篇文言论文之后，自1909年回国到1918年《狂人日记》的“出世”，这段时间他大体上可以说处乎沉默，这是共识。关键是，此番“沉默”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认可“沉默”就是“沉默而已”，隐含的意思至多也是鲁迅曾经消极、悲观、观望过，再或者基本上忽略之，可以说，唯有20世纪40年代的竹内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天启，竟敢于这样宣称：
我的想像是，如果允许说得夸张一点儿的话，那么鲁迅在晚年已超越了死，或者说和死做了场游戏。他决意去死的时机，是在以前，剩下的事情只是收拾残骸而已。(第7页)
那么，所谓鲁迅“决意去死的时机”究竟是什么时候?纵观竹内的《鲁迅》，应该可以落实在此处吧：
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为第一个“蛰伏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第45—46页)
这里，关键的是“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还是与“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紧密相关的。在接下来的文字里，竹内好继续他最关心的话题：“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第46页)“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第58页)至此，联系前文的论述，不难得出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当竹内好强调“沉默鲁迅”的意义时，他强调的其实是“沉默鲁迅”与他所谓“文学鲁迅”所共同触及的鲁迅自我生命历程中的“虚无境遇”、“虚无体味”。我以为，正是在这里，竹内好又一次悟得了真实。在我看来，鲁迅一生与虚无的交锋呈现出三种各个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状态：留日时代积极昂扬的“虚无涉险”——沉默时期消极性的“虚无遭际”：亲历、深陷虚无之境——《狂人日记》之后的“反击虚无—自我锻冶”(1918—1925)、“超越虚无—自我救赎”(1925—1936)。{1}“竹内鲁迅”虽然未曾涉及留日时期鲁迅积极的“虚无涉险”;对于《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反击虚无—自我锻冶”，直至“超越虚无—自我救赎”的“心路—生存”历程也缺乏自觉的感悟和认知，话语间虽偶有天才式的深刻点击，但也是语焉不详、矛盾倍出;但唯独对于“沉默鲁迅”的“遭遇虚无”、“体味虚无”，乃至“自觉自悟于虚无”却有过正面、强势的强调，其功劳我以为是不可轻视的。
今天，在一定的哲学思维的启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自我生命中的一处最为深刻的精神体验(无论是朝向中国现实社会的“‘无路—绝望’体验”，或是直指自我人生的“‘绝望—虚无’咀嚼”，还是放眼混沌国人的“‘蒙昧—虚无’透视”)都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在鲁迅的“沉默十年”之间的。“沉默鲁迅”与虚无的此番交锋，当然与他留日时期有过的诸多亲身经历、吸纳过的诸多精神资源大有关联，但毕竟也呈现出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新质：那就是从留日时期的尚有希望、尚有可为(《新生》虽则失败，但文章总还可以写、可以发表;也更不需要活生生地面对那场无爱、无性的婚姻)到归国之后的哑然沉默、无所作为：不仅深陷自我人生的无望、虚无之中，也身处周围人众的混沌、蒙昧、虚无之间。可以说，此中的鲁迅思虑深广，但却不得文字，其所思之深(其最深刻之处也正在于鲁迅不仅在透视生存世界、周围人众的虚无境况，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自我的生存状况，返身向己——此之谓“回心”?——觉悟到自我生存的虚无不义)在他此间的日记里、在小说《怀旧》之中均可以见出，在日后(自1918年开始)的文字里也是可以返顾得到的。{1}鲁迅的生命轨迹有他富于内在逻辑、曲折丰富的生命起点、精神巅峰以及相对平稳、但也令人唏嘘感叹的实践时期，而“沉默鲁迅”(1909—1918)作为鲁迅自我生命路途中所遇最坚苦，所思也最艰难、最深刻的一段却因为其“沉默”而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但竹内好不是这样，他早早地就强调了这一段，而且正是强调其中意味深厚、启示性很强的鲁迅自我生命与其自我生存虚无的“裸身交锋”，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惊人的发现。在他这样宣称之后，在他的书已经译成汉语之后的多年里，中国鲁迅研究界正视这个问题、这一思路的人也为数不多。2000年，吴晓东写出了《S会馆时期的鲁迅》(《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001年前后，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主持的课堂上列出专讲：“十年沉默的鲁迅”，认为“这十年，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2}他们对竹内好尤为关注“沉默鲁迅”的思路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而另一位可以说颇不认可竹内好如此思路的则是高远东，他直截了当的结论是：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③
我以为，止乎“接棒”竹内好关于“沉默鲁迅”的解读当然是不够的，而断言“鲁迅的文学”与“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关系不大”，恐怕也会留下未曾实现“相互理解”的遗憾吧?鲁迅的文学连接着鲁迅的生命，而鲁迅的生命里的确是有他极其关键的一步，是存在于、并反复地酝酿于他的“沉默十年”之中的。
接下来，我打算清理“竹内鲁迅”在此处的议题上所留下的遗憾。
首先，我想径直、简单地指出的是，在精神实质上，竹内好的《鲁迅》对于“留日鲁迅”其实是无所关注的，诚然，他说到了鲁迅留日期间的诸多生活化事件，但却恰恰缺失了对鲁迅精神生命中最初的、最精深的“独立构成元素”的关注。这里暂不涉及竹内好如此这般的原因，仅从事实上看，竹内好对“留日鲁迅”的数篇文言论文、《域外小说集》没有多少关注，这使得他的“鲁迅论”注定了没有整体感——明显地缺少了开端啊!诚然“沉默鲁迅”所遇坚苦、所思深刻，但是“沉默鲁迅”对其所遇(包括其自我人生的遭际以及他自身所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律例)的自悟自省之所以独具深度、浓度，难道不是与他当时所拥有的主体精神深度、浓度息息相关的么?而“沉默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显然不能够局限于沉默之际的鲁迅精神状态，而是必然地联系着他之前的精神生命积淀的。我以为，竹内好并不怎么明晰地指认到的“沉默鲁迅”的意义(如前所述，可明晰化为鲁迅亲身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意义指向)，其实是在“留日鲁迅”的精神积淀中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呈现过的。尤为警惕“竹内鲁迅”的“陷阱性”的高远东就指出过《域外小说集》之于鲁迅的“原点”性意义。透过《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翻译选择，高远东指出了这一事实：“留日鲁迅”其实更受“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的吸引。{1}而在我看来，沿着这一事实指认有心者完全可以悟到：至少，“神秘幽深”的具体指向之一是足以通达到“留日鲁迅”与“虚无境遇”的想象性相遇的。这里没有篇幅对此进行具体的论证，但是，笔者曾经以“留日鲁迅”的文言文本为对象论证过类似的议题。{2}而对于这一与“沉默鲁迅”的生命机密内有联系的深度精神密码，“竹内鲁迅”恰恰令人遗憾地失察了。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在竹内好那里，鲁迅最根本的“生命—文化”特质“战士人格”的生成道路也是并不明晰的。
诚然，竹内好反反复复地陈述过鲁迅的积极、强韧和独立不依，但这不过是他对鲁迅的一个方面的直观，竹内好并未能实现对这一直观的切实论证。也就是说，对于竹内好本人其实最想说清楚的问题：“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强烈的生活者”、“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近代中国的最大的启蒙家”的鲁迅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他并未能够在他自己的话语逻辑间明晰地予以完成。恰恰相反，竹内好完全不以为意、不自觉地展露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不明。竹内好的《鲁迅》模糊、玄妙地走完了这样一个陈述过程：“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如前文所述，这过程可换言之曰：深味虚无境遇的“文学鲁迅”无限地生成了一个“强韧的战斗者”鲁迅、“启蒙者”鲁迅;而生成的关键时机是鲁迅的“沉默”之时。对于这一过程，竹内好所艰难展示的，基本上是基于现象层面的直观性并置，远没有深层次地体悟到数种状态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他重点关注的更是“深味虚无”的“文学鲁迅”及其特定时机。于此，竹内好在他大体上说得过去的陈述中留下的问题是——他对于鲁迅的上述直观性陈述并没有得到他自身建基于鲁迅文本解读上的确认，而是相反，竹内好自己对鲁迅文本的解读甚至完全悖逆了他极为认可的作为“顽韧的战斗者”、启蒙者的“鲁迅生成过程”。
和李长之相反，我看重这两篇作品(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笔者)。不论作为作品他们是怎样的不成熟，不及《孔乙己》系统的浑然一体，甚至比不上《药》也未可知……他在这里所力图创造的人格，的确是值得称之为创造的。然而，这个系统只有近似习作的两篇而此后不再，其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被创造出来。(第87页)
应该首先承认，竹内好在这里触到的真实：《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部小说的确隐隐约约地意欲呈现出某种为鲁迅自身所期待的“战士人格”。尽管竹内好十分武断地把这两部小说与鲁迅的一系列同类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长明灯》等等)进行了割裂，发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实。尤其是，他断言小说力图创造的“人格结果并未通过作品行为创造出来”，更呈现出一种面对颇富有机性的“鲁迅作品世界”尚缺乏一种整体性观察视野的解读状态。的确，鲁迅力图创造的某种“人格”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未能清晰、断然地出场，但是，这一“人格”在鲁迅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是否清晰、断然地出场了呢?竹内好似乎不这样提问题。他继续说：
同样一种东西，使小说归于败笔，却在这里成就了诗。或者说，在使诗成功的过程中，使诗获得了成立。而且，当按照年代顺序考虑到他紧接着又展开了独特的“杂文”形式时，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把《野草》看作了一座过渡的桥梁不是也没错吗?(第93页)
令人吃惊的是，竹内好对鲁迅文体的某种根本性转换路径：小说——《野草》——杂文，也有着极富洞察力的敏锐把握，尤为可贵地指出了《野草》作为鲁迅文体的过渡性特点，尽管他并没有说出其中的所以然。
它们(指《野草》中的部分作品——笔者)所传递的鲁迅，比起传记和小说来远为逼真。描写得仿佛可以使人看到鲁迅作为文学者形成的过程，或者相反地散发出去的经过。它们虽然包含各种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却突升到一个统一的方向上去。(第98页)
就像一块磁石，集约性地指向一点。这是什么呢?靠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勉强而言的话，那么便只能说是“无”。……
打个比方说，如果把《野草》明示出来的内容塑造成人物形象的话，那么我想像，与之最近似的恐怕要表现为鲁迅想创造而又没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或者反过来，认为“孤独者”的母胎就在其中也是可以的。但这终归是比喻，实际上，哪怕是想要近似地表现它也是办不到的。如果硬要表现的话，那么除了以生命的残骸来代替生命别无他法。(第99页)
紧接着，竹内好抄引了《墓碣文》全文，而后，就说：
很显然，这是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如果说得夸张一些，那么便是鲁迅的自画像。(第100页)
以上数段中，竹内好的陈述既极其深刻，又充满了悖论。显然，联系前文，不难意识到竹内好意义上的“文学鲁迅”(“体味—反击”虚无的鲁迅)是在《野草》中更集中、更显然地存在的。这是其一。其二，面对其实极富内在逻辑的《野草》，竹内好仍然错失良机未能把握到《野草》的整体结构与功能。一方面，他惊人地悟到了《野草》之中运行着一种鲁迅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之中“想创造而又未曾创造成的‘孤独者’的人格”。另一方面，竹内好考察《野草》的目光似乎是在《墓碣文》那里止住了{1}，并且令人遗憾地得出了并不适当的结论：《野草》最终未能创造出鲁迅试图创造的某种“孤独者人格”或是“超人”形象。在我看来，这是“竹内鲁迅”的最大误区——他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战士》在《野草》中的归宿性、总结性地位。《野草》之中，《这样的战士》宣示了鲁迅自归国沉默以来“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直至“反击虚无”所取得的精神硕果：那位直入“无物之阵”，反复举起“投枪”的战士，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立人格，还是作为一种基本临世方式、生存方式，都是鲁迅在“反击虚无”的自觉自悟之中作出的勇毅抉择，都是一种完全、断然地“出世”了的“鲁迅人格”或者说“鲁迅的自画像”，而并非什么“没被创造出来的‘超人’的遗骸”。是否正是由于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这种关键性误读使得他的“鲁迅解读”在关注了“沉默鲁迅”的时间界定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对于鲁迅生命流变的时间意识了?面对他的那个最终结论：“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源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在竹内好的《鲁迅》中，我们却没有办法清晰地看到在沉默之际遭遇(虚)“无”、体味(虚)“无”的“文学鲁迅”究竟是在何种空间、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酝酿、实施了对于(虚)“无”的“反击—超越”，直至能够“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当鲁迅最内在的生命流变行迹被取消了其应有的、更完整的时空刻度之后，摆在人们眼前的“竹内鲁迅”不能不是浑沌难明、矛盾悖论的。
文坛无战士，可孙文却是战士。那么，孙文所象征的是什么呢?所谓“永远的革命”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难以解开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和他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以及用来做注释的《野草》有关，而这想像也大抵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第115页)
这之后，竹内好又在大量地征引鲁迅各个时期的文本之后，发问了：
我说过，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但我的目的是从鲁迅那里找出我在这份研究笔记里作为主题来处理的那些疑问——即所谓“永远的革命者”是什么?和鲁迅具有怎样的关系?鲁迅通过这种关系表现了什么?使其能够表现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换句话说，那么就是鲁迅作为文学者，他的自我形成意味着什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第126页)
而他自己的总结是“这是他时隔多年又一次重复了在梁启超身上所做的自我破却，不是间接地说明了他自己在黑暗中是如何形成的吗?若进而言之，那么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不就是他借助‘永远的革命者’而使自己站在了和孙文同一的对立关系中吗?……是否可以这样说呢?在危机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以死的决心来不断生成自己，而另一方面又把这一矛盾最终一直带到了自然的死”(第126页)。可以清晰地看到，竹内好一方面继续言说着鲁迅“那没创造成”的“孤独者”人格，一方面又真切地意识到鲁迅自我生命的生生不息与“永远的革命者”(也正是所谓“战士”人格)之间的血肉关联。此中的矛盾，以及此间无法厘定的时空刻度真实地构筑了“竹内鲁迅”的难以辨认。
五
原型性意义之二：“启蒙鲁迅”——屹立、作为于悲苦人间的“思想—实践”性鲁迅
竹内好对于他所谓“文学鲁迅”不止深挖、穷追不舍，而对于同样是他自己惯称的，并且反复使用的“启蒙者鲁迅”则兴趣不大。他不止一次表示“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那意思是：启蒙者鲁迅是清楚浮现的，是人们都看得见的，不需要怎样去参悟。所以，他的《鲁迅》一俟把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言说得差不多了，一俟把“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之类的话题言说得差不多了，就预备收笔。竹内《鲁迅》的最后文字《结束语——启蒙者鲁迅》译成中文仅两页多一点点。不得不承认，“竹内鲁迅”诚然依据他自身的逻辑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原型性构成，但是，他本人对于鲁迅身心中的两种原型性构成因素的态度却是很不一样的，给予的关注度也迥然有别，这应该跟他的思维取向有关，跟他自己的问题偏好有关。因此，本文能够给予竹内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的探讨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富有意味的讨论还是可以稍作展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意味精深，却不乏晦涩莫明之处的话，那么，他的“启蒙鲁迅”则往往止乎点到，几乎是仅有一指方向而欠缺具体状貌的——与此相关，在这个地带上，做出比竹内好更出色的学术业绩的后来者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能够首先见出竹内“启蒙鲁迅”积极有为的“战士人格”。
即使在竹内好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文学鲁迅”也本是一个浑然整体中的两种相对独立的构成素，如前所述，竹内好的此种区别，凸现的意义之一就是，在一个相当超前的时刻，他以“文学鲁迅”为关键词根连、挖掘了鲁迅自我生命内部足够精深的某种机密。如果说，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指涉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心因”，那么，他所谓的“启蒙鲁迅”则大致呈现着“鲁迅之为鲁迅”的“外象”。当然，此“心因”与“外象”本是共存于“一体”之中的，它们之间首先就会存在一个毗邻区或者共栖地。对于“启蒙鲁迅”而言，他与“文学鲁迅”的“毗邻”区在于“启蒙鲁迅”也同样会呈现出一种积极有为、勇毅抗战的人生状态。正如笔者在关于竹内好“文学鲁迅”的第二种义项中所指出的，“文学鲁迅”能够意味鲁迅“反击—超越”虚无的“孕育—崛起”机能，与此紧密相联，实质上正是经此“孕育”而“崛起”的“启蒙鲁迅”就必定首先显示为一个积极决绝、顽韧不屈的鲁迅像。反复阅读之下，竹内好晦涩难懂的《鲁迅》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慢慢地浓缩为三处：一、其全书孜孜以求的是要“揭示鲁迅生命”的某种内在“秘密”(参阅第10-11页);二、正是对这一内在秘密的穷追不舍让竹内好来到了“沉默鲁迅”的面前，并且极为正视其隐含的意味，同时也导致了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一系列不乏意味的误读;三、全书之中，竹内好不断地惊异于鲁迅生命的“顽强”、“强韧”、“激烈”、“强烈”、“彻底”，等等，真实的是，他要追问和解释的“秘密”正是——“在鲁迅那里”，这一切“为什么会成为可能呢”(参阅第11页)?前二处更直接地联系着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第三处就是笔者所谓的竹内“文学鲁迅”与“启蒙鲁迅”的共栖之地。这块共栖地，从竹内“文学鲁迅”的角度上看，它呼唤人们去探寻顽韧、强劲之鲁迅得以生成的生命深根、生命机密，从“启蒙鲁迅”的角度上看，它似乎仅仅是直截了当地呈示鲁迅那令人无法漠视“毅然决然”、“横刀立马”的“战士人格”。对于鲁迅的这一“战士人格”，鲁迅研究者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吧，借竹内好的话就是这一“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而人们往往陌生、忽略的(也是竹内好借“文学鲁迅”的思路意欲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唯有鲁迅能够这样，其他人则并不如此呢?
其次，能够看到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也正是一个执著于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思想—实践”者。
虽然竹内在其《鲁迅》一书中没有给予他所谓“启蒙者”鲁迅更多的关注，但是，在他的语义里，“启蒙者”鲁迅之于鲁迅世界的重要性却又是被其所孜孜强调的。
恐怕连鲁迅自己也没意识到，启蒙者和文学者，这两者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又彼此无伤。(第14页)
鲁迅在死的同时成为民族英雄……但在这七年里，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关于鲁迅的传记。……和文学方面相比，是否更为政治方面所利用?而且和我所理解的鲁迅精神是否有着遥远的距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鲁迅，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主义者。我认为，能有像鲁迅这样的启蒙者，足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骄傲。(第16页)
为什么说是好懂呢?根据在于他处理事实的态度不同。……他不再为自己现在所背负的“影子”所烦恼。事实就是事实，所以处理事实的启蒙者鲁迅，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鲁迅。他由父亲的病和在南京所受到的新学的影响而立志医学，以救助国民;又由于知道了精神比肉体的重要，便弃医从文。(第54—55页)
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第58页)
这封致许广平的信写于民国十四年，与《战士和苍蝇》同年。“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可以直接解释为永远革命，……“改造国民性”并不直接是他的文学，而是“不用之用”把自己破却在那里的影子，这也是无需再重复的。(第136—137页)
可以说，他是在一边和死较量一边持续着生的。这使他在某一时刻超越了死，成了民众的英雄。(第135页)
他的批评态度，最清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史研究，一是他晚年所致力的对版画家的培养。后者与文学不同，最能体现出鲁迅启蒙者的一面。(第78页)
鲁迅是文学者。首先是个文学者。他是启蒙者，是学者，是政治家，但正因为他是文学者……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第108页)
细读之下，不难见出，在竹内的逻辑内，“启蒙鲁迅”是紧紧联系着作为“民族英雄”的“表象”鲁迅的。这位“民族英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实践性，爱国，有志于“救助国民”(从肉体而至精神)，“改造国民性”，“永远革命”，致力于帮助青年(集中表现为帮助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年青人)，有强烈的救世意志。在竹内好看来，这位“民族英雄”的“文学”在一般人眼里也正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的，但在竹内好眼里，真正的“文学鲁迅”却与此并没有本质性的深层联系，恰恰相反，为“改造国民性”，“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创作者鲁迅与做学问，作为教育者，甚至作为宗教者的鲁迅更为类似，而仅仅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有所联系，绝不能意味“文学鲁迅”的精深内蕴，因而只能归属于他所谓“启蒙鲁迅”的意义与作为之中。
我尽力在《鲁迅》一书中找寻竹内好涉及他其实并不轻视的“启蒙鲁迅”的文本，但所得实在无几，上面的几处引文就占了一多半。是否竹内好逻辑上的“启蒙鲁迅”真的因“既见”而不值得关注?的确，在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中，他无暇或者说他无意更多地关注“启蒙鲁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会如此。至少，在日本，最典型的反例就是“丸山鲁迅”的有力出现，从关心的问题到论证的方法，“丸山鲁迅”都与竹内意义上的“文学鲁迅”相去甚远，或者说，“丸山鲁迅”全力凸现的正是竹内好基本上点到即止的“启蒙鲁迅”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不妨再审视竹内好的下述文本：
我在序章中假称的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或者是和回心之轴相关的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便是这奇妙的纠结的核心。(第109页)
“文章不用之用”的提法，看上去很有老庄的味道，但和接下来的期待自己的国家也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的内容结合起来读，那么就不会怀疑，他并没安居于老庄，而是处在由老庄而走向孔墨的途中，即处在我所说的政治与文学的交锋之地。(第136页)
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
……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第142页)
熟悉“丸山鲁迅”的人们知道，“丸山鲁迅”正面关注的正是鲁迅生命中最富政治意义、实践意义的内涵，涉及的关键词正是竹内好在上述文本中往往点到即止的“革命”、“革命人”、“政治”、“文学与革命”、“政治与文学”等等，其严格实证的研究方法，丰富、精深的研究成果已是鲁迅研究界里程碑式的成果。有意思的是，丸山升先生在其《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一著中有过这样的表示：“竹内好氏将他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的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丸山前辈的研究立场颇有点自觉自为地与竹内前辈针锋相对之意，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是令人佩服的。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竹内好论述极其不足的地方，丸山先生自觉厘定了自己的研究基点，并且做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此，不得不承认，所谓“竹内鲁迅”的原型性意义看来是一种结构失衡、令人遗憾的存在——竹内好对他自身逻辑内的“文学鲁迅”深有论说，他那止乎点到的“启蒙鲁迅”则只能有待其他学者的多方论证、阐释了。无疑，“丸山鲁迅”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令人鼓舞。此外，我只能简单提及的是(眼下没有能力多说)，在日本，伊藤虎丸的部分研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实着竹内意义上的“启蒙鲁迅”的形象。
我想以竹内好对于“启蒙鲁迅”不多的，但是又异常肯定的“竹内式文字”{2}来结束此文：
作为表象的鲁迅，始终是一个启蒙者。首先是个启蒙者，而且是个优秀的启蒙者。正像人们把孙文叫作革命之父一样，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他留下的足迹是巨大的。……作为表象的鲁迅，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启蒙者，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第143页)
我不是无视作为伟大启蒙者的鲁迅。不仅不是无视，甚至深感尊敬。我想，有些东西不是我所能评价到位的。……因为那庞大的重量感使我不可能把它们一一道来;是因为我惧怕千言万语也对它们汲取不尽。所以，我只把我的努力集中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对我来说，启蒙者鲁迅是既知的。我以既知为线索，总算抵达了我所确信的终极之场。如果我的计划按照事先的预想获得了成功，那么也就无须我再说什么，启蒙者鲁迅会自己从那个终极之场跃然而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第143—144页)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彭小燕，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彭小燕
[摘 要]现在从鲁迅与革命文学派的论争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清鲁迅作为文学大家的实力。在这一次论争中，鲁迅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对文学的定义、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都更正确而精辟。同时，这一次的论争也非常能够体现鲁迅一贯的精神，即独立清醒、忧国忧民和“魔鬼”情结。
[关键词]鲁迅;革命文学派;论争;鲁迅精神
[
鲁迅研究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而鲁迅文学创作上成就杰出，其孤高广阔的精神世界，嬉笑怒骂的文风，“魔鬼”崇拜与“斗士”精神，对国民性、民族性的清醒认识，这些都使鲁迅的作品仍具有很大的研究性和深刻意义。在对鲁迅的研究中，他与左联的关系始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应的，与太阳社和创造社的论争也受到了关注。不过，应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所表现出的从他的文言杂文《摩罗诗力说》开始到他去世之前所写作品中所一贯突出的精神，也就是鲁迅精神。
首先，鲁迅是始终保持清醒和独立状态的。在那个革命热潮高涨、人人鼓吹革命、高估革命成果的时期，鲁迅并不为所动，能从这些喧哗的声音中发现这些受到革命文学派推崇的革命文学正反映出革命受到挫折的事实。其次，鲁迅是非常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说鲁迅忧国忧民并不为过，鲁迅的忧心也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清醒。清醒才能客观，所以他看到的国民性是客观又深入的，对人性和国民性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他的忧心也是必然的。最后，鲁迅对摩罗式英雄的崇拜从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端倪，这种“魔鬼”崇拜情结也是他斗士精神的部分来源。睚眦必报，崇尚复仇，对攻击他的言辞毫不嘴软。这样的行为让他瞬间成为“两社”的标靶，而与群起攻之的论友笔战也加深了他对“魔鬼”的体验，我想鲁迅对这种体验是甘之如饴的。鲁迅的内心深处奉行精英主义，这与他的“魔鬼”情结也是相辅相成的，毕竟能够成为“摩罗”的人一定是精英。而在这一次论争中双方的表现也高下立判。
一、鲁迅独立清醒的认识
鲁迅在革命形势和文学创作方面都与革命文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双方的论争有其必然性。
首先，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基调都比较灰暗，与革命文学派积极表现革命光明一面的文章不符，所以鲁迅当然被归入旧作家群里，被看作资产阶级作家的代表。在介绍这次论争中，大家都会提及鲁迅在冯乃超笔下的“落伍者”形象：“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还有“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是一个逃避现实地“隐遁主义”者[1]。“(鲁迅的作品)都是引着青年走向灰死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的坟墓”[2](P193)。论战难免断章取义，鲁迅文章常出现的“死亡”“坟墓”的意象都被肤浅地理解，然后被歪曲和放大用以攻击。鲁迅始终是清醒而客观的，既不会因为社会上的某些汹涌的热潮就高昂起来，也并不会因为一些低潮或残酷虚伪的表面现象而灰颓得难以自持，他始终保持着冷峻犀利的文风。文章的色调的确是灰暗的，但并不代表他漠然，当然更不代表他落后，而是代表他能保持清醒和冷静。
其次，鲁迅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引发了革命文学派的怒火。当时的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都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十分狂热，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而且将会持续“高涨”，最终将会“总爆发”。基于这样的错误理解，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已经“叛变”。本已经被划入打击对象的鲁迅对革命形势的不乐观看法更激怒了“两社”成员。从鲁迅《而已集》中的《小杂感》也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质疑：“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在论争爆发后，革命文学派愤怒的攻击也更让他意识到“革命文学”的热潮并非是因为革命“高涨”，反而正是因为革命受到了挫折。
在文学创作方面，革命文学派在当时提出了对文学重新定义，李初梨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来自美国资产阶级文艺家辛克莱的：“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将政治与文学挂钩，且贴得如此紧密，鲁迅当然是不赞同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就是先锋作家，主张的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认为文学需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是人性。鲁迅保持了这一观念，相信文学具有功用性，坚持文学是反映人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造国民性，他选择弃医从文正是因为相信文学的功用性。但经过“清党”运动后，鲁迅仿佛对文学的功用性产生了怀疑，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强调了文学的无力：“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但从鲁迅的实际行动来分析，包括他后来加入“左联”的决定可以看出，这应该只是一时的激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是反对同样重视文学功用性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将文学与政治贴得如此紧密，且过分夸大文学的功用性的。钱杏邨说：“我们认定文艺是和政治分不开的……文艺是离不开时代的。”[3](P385)。“伟大的创作是没有一部离开了它的时代的。不但离不开时代，有时还要超越时代，创造时代，永远的站在时代前面”[2](P90)。这种文学引领政治和简单规定人性的主张和言论让鲁迅非常反感。
鲁迅也反对以“革命文学”为限定进行作文，认为这是作八股文。鲁迅认为文章应该有技巧，反映人性，暴露黑暗。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都离不开对人生和人性的反映，清醒客观和自身的敏感让鲁迅叹息中国人千年不断的劣根性，既哀且怒。然而，他笔下的人物的劣根性到了今时今地仍然深烙在国人身上。也许给一个民族换血的确需要极漫长的时间，但鲁迅也因此而值得文人学者长久地研究下去。但在当时，这些都是与革命文学派相左的。这种对自己的原则和信念的坚持，对社会热潮和别人的攻击甚至谩骂的冷静，以及独立清醒的姿态一直贯穿在鲁迅的一生。
二、鲁迅忧国忧民的情怀
即使不提鲁迅的文学作品，单从革命文学派对鲁迅的攻击文章中就能够侧面看出鲁迅对国民的忧心。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责问鲁迅表现的是“第几阶级人民的痛苦”，可见他也是承认鲁迅写出了人民的痛苦的。而在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了解他的个人经历的过程中，就更能看出他对国民的忧虑了。
从医到文，从改善“病夫”的弱体到治疗“病夫”的灵魂，都是渴望改变国民命运的表现。鲁迅对国民性的把握极深刻，除了他作为天生文人的敏感天性，必定还有他善于也乐于观察和注意别人的原因。作家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群阶层为描写对象时才能刻画得入木三分，身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对周围同学、朋友的了解不算什么，但是对底层人民的麻木、自私、痛苦、欢乐的至深体会一定是来自鲁迅的刻意，这刻意当然出于他对国民的关心和忧心。
革命文学派攻击他的文章悲观黑暗，说他“创作的时代早已死去”，“出路只有坟墓”。鲁迅的确有悲观和灰颓的情绪在作品中，乱世中即使再冷静也会有情绪的起伏。比如前文提到的他对文学能否改造人性的怀疑都有悲观的态度在其中。但是这悲观并不是对个人命运的悲观，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茫然。从当时的状况来看，这种悲观灰暗情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落后的。毕竟理智地分析国情后的怀疑茫然总是要强过狂热的盲从与无理由无根据的乐观。
这次论争过后，性格中有睚眦必报特点的鲁迅为什么会加入左联?学者们都进行过一些推论，但其中最为可信的一个推论就是鲁迅加入左联是希望能给文坛，甚至中华民族的未来带来益处。鲁迅对创造社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在1926年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提到：“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鲁迅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加入左联可以联合、发动更多人，多少能对国民性更有力地改造。鲁迅是很有个性的人，不喜欢政治上的一些程序，再加上他也的确很忙，左联开会很少出席。以鲁迅锋芒毕露的个性，做出与左联合作的决定和与左联相处的过程，他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他对左联中的青年的关心和指导，在经济上对左联的资助都能让人感受到他对左联的重视。这种让步、妥协和重视都是为了“向旧社会进攻”，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地改造国民性，尽己所能地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三、鲁迅的“魔鬼”情结
从鲁迅早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中，我们就能发现鲁迅对充满“魔鬼”精神的杰出人物的喜爱。“魔鬼”精神，包含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不取媚于群的独立意识，强烈的自信和主体意识，不断提升自己保持极高的精神地位的精英意识和强烈的斗争精神。而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这些“魔鬼”式人物中，鲁迅更喜欢尼采，也与尼采更相像。一些学者把鲁迅称为“中国的尼采”，鲁迅虽然对此不置一词，但我们还是能从中估计出鲁迅对尼采的一些观点的推崇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在日本求学时就接触了尼采，尼采的影响烙印了鲁迅一生。两人都在中年时离开大学，更愿在大学之外发自由之声。尼采与鲁迅都言辞犀利，但并不是出于私人的好恶。尼采以个人为媒介而攻击罪恶;鲁迅攻击的是私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国民劣根性。两人精神贵族的地位不容置疑，鲁迅也承认自己甚至“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处于精神贵族的地位，对于社会中的不公和虚伪，鲁迅都是蔑视的。且不仅是蔑视，还有反抗。鲁迅喜欢魔鬼，认为上帝行善的方式是矛盾的，而撒旦不仅值得同情，还很顽强，善于斗争，是胸襟开阔的。鲁迅的斗争精神也是由此而来。“故既揄扬威力，颂美强者矣，复曰，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他强调拜伦的“压制反抗，兼一人矣”，对世上的不公要坚决反抗，对遭遇不公的人们要施以援手。
从鲁迅的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革命文学派中包括曾有过合作打算的创造社以及从前与鲁迅毫无瓜葛的“少壮派”都要选择鲁迅进行猛烈攻击。起初的时候，革命文学论争并非以鲁迅为主要攻击对象，而是攻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多位作家。但在这多位作家中，鲁迅是反击最激烈的一个，当然引起了革命文学派的群起而攻。从第一篇发难的文章——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就可以发现，鲁迅只是与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一起归为落伍“旧作家”而被攻击。冯乃超后来也回忆说，“经过鲁迅的批评，我们便情绪激昂地回攻了”[3]。
鲁迅当然不会遭受平白的指控，猛烈地回击是必然。回击之后，遭到更多、更恶毒的攻击之词，就好像在基督教中受到上帝与世人所共同不容的撒旦一样，在四面的刀剑中披荆斩棘。这种体验更加深了鲁迅对一直崇爱的“魔鬼”的体验。
四、结语
论争不一定都有最后的结论，但在这一次论争中，鲁迅是赢家。与革命文学派多而糙的攻击文章不同，鲁迅的回击文章较少，且逻辑清晰，语词犀利，也给后来的读者们留下一笔财富。在这次论争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鲁迅的才华，还有他冷静、客观;面冷心慈、多思多忧的性格，当然还有他反抗一切压制、向往自由的精神。
[参 考 文 献]
[1]陈漱渝.鲁迅论争集：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鲁迅研究参考资料[M].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1977.
[责任编辑 薄 刚]
作者：孙梓童
鲁迅一共活了五十五年零二十三天五小时二十五分。实在是太短了！以现在的标准看，是正当年富力强的中年，是英年早逝，谈不上什么晚年。但鲁迅确实比一般人老熟得多，文章和面相的老辣、成熟远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所以，林语堂早在1929年《鲁迅》一文中就力赞鲁迅“充分的成熟性”，毛泽东则在1938年的《鲁迅论》中称鲁迅为“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即使这样，像既往那样，把鲁迅1927年10月3日四十七岁到上海至逝世作为后期尚可，称为晚年就过早了。如果一定要称晚年的话，1934年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从文章和面相的老熟程度看，称作晚年还相宜。
鲁迅晚年的杂文，一直受到忽视和贬损。早在1937年2月，毕树棠就在《宇宙风》第34期上发表《鲁迅的散文》，对鲁迅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艺术上，他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了晚年，似乎已没有灵感了。”当代学者也有人认为：鲁迅后期文章“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则与他们的意见相左，认为鲁迅后期在艺术上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笔调不仅婉曲有致，顿挫有力，而且愈加幽深、老成。晚年杂文则达到了老熟的极致。
我们可以从文章火候与深刻程度这两方面品鉴文章的老熟境界。
文章火候
古代科举考试前，看一个人能不能考中，内行人常讲“文章火候”到了没到这类话。这里的“火候”，就是品鉴文章的重要标准。
所谓“火候”，指文章是稚嫩还是成熟，以及成熟的程度，是否升华到老熟的境界。
不仅一般作家的文章存在是否由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鲁迅这样一开始就非常成熟的作家的文章也存在一步步更加老熟的升华阶段。
譬如拿1919年发表的《自言自语》与1924至1926年写的《野草》做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进展。
且看《自言自语》第七篇《我的兄弟》，文章不长，全引如下：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几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他仍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这篇《我的兄弟》，显然是《野草》中《风筝》的雏形，但与《风筝》相比，实在是太平直了。仅是平实的记事，没有委婉曲折的笔调和优美的描写。
《风筝》则婉曲、优美得多。开头就是：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语气沉郁顿挫，婉曲、深沉，“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像河水的漩涡一般，愈转愈深。显然比《我的兄弟》艺术得多了！
然后文气一转，由北京转到故乡绍兴，写故乡风筝的美丽。再一折，说现在自己“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开始了一段绝妙的文学描写：听觉上有“沙沙的风轮声”，视觉上则有“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出芽”的“杨柳”“吐蕾”的“山桃”，配以“春日的温和”。由听、视、感构成了一个现场环境，给人以极强的实感性。而其中“淡墨色”与“嫩蓝色”的色调搭配极为协调、亮眼，可谓是一位高明画家。
第三段，由风筝的美丽转到自己不爱放风筝，而弟弟爱放，又放不成。再转到想起久日已不见他，到堆积杂物的小屋去，踩毁了弟弟将要制成的风筝，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但最后胜利者转为内疚者，而且已无法弥补……
真是一波三折，一曲百转，回肠荡气，沉郁顿挫。从整篇的文气，到句子的婉转、画面的美旎，都跌宕起伏，行止有致。与1919年的《自言自語》相比，大不一样了。
不仅是《风筝》，整本《野草》都运转着婉曲的笔调。写于1924年9月15日开篇《秋夜》的开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一句开头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有人说这是鲁迅啰嗦，写墙外有两株枣树就行了，何必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其实持这种论调的人，是对鲁迅文章的笔调缺乏理解。鲁迅故意绕了下圈子，是为了开篇就形成笔调的婉转，营造特殊的艺术效果。事实证明是很成功的。
鲁迅的前期作品，不仅《自言自语》，就是《热风》中《随感录》各篇也有笔调平直的现象。而1924至1926年写作《彷徨》《野草》时期，这种现象几乎没有了，在语言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是婉曲。不仅是《野草》，《彷徨》中的小说也是如此。例如《祝福》的开头：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从少年时代就手把手教诲我的大散文家韩少华老师，对这个开头极为欣赏，多次让我反复品味，并说尤其那个“毕竟”二字最是有味，既加重了笔调的婉转，又使人预感到了小说的悲剧气氛与“我”的无奈。
对《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开头，韩师也极为叹赏：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开头一个长句，徐迂转曲，视觉感很强，富有诗意，为全篇定了调。韩师叮嘱须特别咀嚼那个“无非”。
所谓转折，其实就是吞吐抑扬之法。心中的郁结要以文字的形式吐出，又不能直吐，就必须琢磨抑扬顿挫的规律，从中摸索吞吐妙法。
我反复涵咏品味鲁迅文章数十年，感到鲁迅的文章有这样五个发展阶段：一、早期论文表现了一位年轻的“精神界之战士”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爱国情怀与超人锐气。二、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呐喊》《热风》时期尖锐、明白、大声疾呼，但略显直白。三《、彷徨》《野草》时期，徐婉转曲，色彩旖旎。“士穷而后文工。”兄弟失和，搬入差得多的砖塔胡同平房，跌入病苦交加的境地，尤其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只能静思的时候，鲁迅对文字的感觉倒更灵敏了。杜甫那般沉郁顿挫、内含情韵、曲折婉致的文字，正是从1924年大年初三，即二月七日，着笔写作酝酿已久的《祝福》开始的。四、1930年成为左联盟主斗志昂扬时期，《二心集》里面的文章机智而谨严。五、1934年左联内部出现矛盾又沉入寂寞，也就是写作《且介亭杂文》及其二编、续编时期，色调似乎不像《野草》那么绚烂了。而其实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显出一种淡然的妙色：恬淡、超然，化为青烟，从急板和行板转入缓板，如进禅境，达到了老熟的极致。而非“没有灵感了”，“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鲁迅杂文后期在艺术上的确是一步一步升上去了，笔调不仅婉曲，而且愈加幽深;文气没有衰竭，而是越益隐蓄，老辣精深，升至文章的极致。
真正升华到峰巅的，我认为是鲁迅生命最后的子里写的六篇半散文，堪称绝唱。
据许广平所记，鲁迅生前曾把夏季大病之后写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另外放在一处，预备做《夜记》的材料，不幸遽然长逝没有编成。这四篇和4月1日大病前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一篇半，共六篇半，确实别有味道，应属鲁迅文章中最为老熟的佳作，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向文章更高境界的攀升。
《半夏小集》是一束议论性的杂感，九段短论，各呈一番风采和理趣，一、五、六是对话体，二、三是箴言体，四、七、八、九是随感体。文体腾挪多姿，富于变化;风格冷峻洒脱，蕴藉深厚;立论警策机智，尖刻诙谐。试将一节剥A大衫的对话与《华盖集》中的《牺牲谟》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鲁迅晚年的杂文艺术的确更为清峻、简劲了，这里的几句话比那时的一大篇还要痛快淋漓！再拿四、七节的随感与《而已集》中的《小杂感》做一番对比，又会感到鲁迅晚年的杂文不仅更为峻拔，而且愈加丰厚、委婉、跌宕，不只限于哲理的凝聚，还展现“伟美的壮观”，增添了画面感和语言的顿挫、曲折之美。而文中所充溢的是更为炽烈的爱国热情，不甘做任何人奴隶的凛然正气，“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这也是生活”……》是病中生活的散记，写得散淡、恬静、随意，似乎连文章也进入了“无欲望状态”。然而又于平淡中突发令人警醒之语，关于名人也不能总耍颠的格言、盲人摸象的比喻、“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警句，以及对把吃西瓜和抗敌硬联在一起者的反驳，都闪烁出只有鲁迅才有的智慧和理性。是的，即使在大病之中，鲁迅也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戚戚相关。
《死》是鲁迅大病之后写的关于死的杂感，类似遗嘱，又不算遗嘱。通篇沉郁、阴冷，令人有读但丁《神曲》、游历地狱的感觉，堪称是世界文学史上谈论死亡主题的经典之作。文后写给亲属的七条遗嘱，已成为最后的传世遗教，而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定，又令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其实不必非要寻找各种思路去理解不可，鲁迅就是鲁迅，是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和方式遗世独立的！如果符合人们的理解思路和思维框架，也就不是鲁迅了！
《我的第一个师父》开头一段：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拼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起笔从容舒卷、沉郁悠婉。说“不记得……”正是随意的表现，不像论文那样引经据典，句句有出处，而是从容潇洒，随口一说。后面的“自然是名人”，是定语的倒置。鲁迅常用这种倒置的手法，表达舒缓的语气。据说鲁迅写完文章后，常在深夜里独自朗诵，听来好像与人谈话，我们不妨也可试试朗读一下这篇文章，就会感到鲁迅是极其讲究语气的缓急和音节的顿挫的，而此文似乎比以前文章的语气更为松缓、深沉，顿挫更为厚重、沉稳，这是因为更趋老熟了罢！再试与《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和《忆刘半农君》对比，又会发现这两篇与《朝花夕拾》中的记人散文相比，是更上一层楼了，但似乎不及《我的第一个师父》那般苍老、浑厚。尤其是三师兄面对他有老婆的嘲笑，来了个“金刚怒目”式的“狮吼”：“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更是惊人一笔。这真是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鲁迅的文章是越老越成熟，越老越奇崛了，怎么能说他晚年“文气接不上”了呢？
《女吊》是记述绍兴乡俗的杂感味很浓的散文，写于9月19-20日，一个月之后，即10月19日，鲁迅就逝世了。所以这篇文章透发出一股鬼气，然而这鬼，是一位美丽的女鬼，不令人恐怖，反引人怜爱，如鲁迅所说，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临终前以浓重的笔墨描绘这位美神一样的女鬼，是含有深意的，尽可细细去琢磨、品味。体悟会是形形色色的，但有一点恐怕能够形成共识，这就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会稽报仇雪耻的复仇精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像火山一样喷出血红的火焰。整篇文章看似阴冷，其实比过去的所有文字都炽热得多！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是品位很高的记人散文。前一篇似乎“散漫杂乱”，其实是老到的随意，不达老熟之境作不出来的。后一篇系鲁迅的绝笔，逝世前二日所作，未能完稿。而最后一笔写黄克强，即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在東京无视日本学监诫令“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人物的个性立即跃然纸上，活脱脱呼之欲出，充分显示了鲁迅抓细节写人的功力。极其遗憾的是，鲁迅未能着笔写他酝酿已久的表现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但从写黄兴这段文字可以推想倘若鲁迅这部是长篇的话，其中的人物会是多么生动！
倘能含英咀华地细细品读以上六篇半文章，就能把握三本《且介亭杂文》即鲁迅晚年杂文的精髓了。
当然，这仅是相比较而言，从大体上讲的，并非说其他文章就不重要了。
《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在看似平淡的“暗暗的死”的叙述中透出深深的悲愤，渍血透纸，感人肺腑。《白莽作〈孩儿塔〉序》，虽在后面的《续记》中说明是被人骗稿，但也反映出鲁迅有一颗多么仁爱的心，对白莽等左联五烈士的怀念有多么深沉，在那下着淅沥细雨的春夜里，于独坐中写出的文字真比诗还要美。
善于对文章火候进行细腻的揣摩与体悟，对“火候”有着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能够揣摩那个“咸酸之外”的味道，做出准确、中肯的判断，标志着一个散文家和散文研究家人生阅历与文学经验的深浅、老嫩。
深刻程度
文章的好坏除表现在“火候”中外，还体现在思想内容的深刻程度上。
鲁迅晚年杂文的深刻性简直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首先表现在他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的两篇杂文上。
1934年5月，黎烈文辞去《自由谈》主编职务，鲁迅也就不再投稿了。正好故宫博物院将《清代文字狱档》印出，已出到第八辑，引起鲁迅浓厚的兴趣，买来靠在躺椅上散漫地读，不觉大有所悟：原来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许多文祸是出于对皇帝的“愚忠”。于是起身，挺直坐在桌前，写了两篇很有意思的杂文。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实则信口开河，唯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做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做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由此想到即使才高如《楚辞》的开山老祖屈原，也只能发发“不得帮忙的不平”的牢骚;若是目不识丁的贾府中的焦大，则会被“塞了一嘴马粪”，终归脱不了“为奴”的牢笼。“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一针见血地扎透了不知自己奴隶地位者的精神穴位。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做到了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
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1935年2月24日夜，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
尹氏之拼命著书，其实不过想做一个道学家——至多是一个贤人，而皇帝竟与他如此过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约杀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学家自命，因而开罪于许多同僚，并且连对主子也多说话，致招厌恶，总也不无关系的。
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骨奴而肤主”，表面上是学士、文人，骨子里却是奴才，“品”不出最高的奴隶主——皇帝的本性，也“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
究其实质，鲁迅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幼稚病：不懂得统治者的心理，也不知自己的奴隶地位。
自此，《清代文字狱档》成了鲁迅的枕边书，时不时拿起读读，有时还发出笑声。
其次是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明代野史，积思许多年后写的《病后杂谈》及其之余。
1934年12月，鲁迅生了一场病，脊肉作痛，盗汗。靠在躺椅或躺在床上，不愿动。内山完造夫妇来看望他，特地送来十尾“苏州鱼”，也叫“斗鱼”，请鲁迅靠在藤躺椅鉴赏这一缸鱼，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予他不少的欢喜。
鲁迅悠闲地靠在躺椅上，一边看着“斗鱼”游动，一边想着自己的文章，忽然记起来少年时代读过的《立斋闲录》、张献忠、永乐皇帝和历史上的酷刑……杂七杂八，思无禁区，看来生病还真有点“雅趣”。想得差不多了，就笔直地坐到桌前藤椅上，铺开稿纸，拿起“金不换”毛笔，信自写起来。这时，只有这时，才是鲁迅最为愉悦的时候。
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此之谓“空灵”。
或许连鲁迅自己都没有想到，笔下竟这般悠缓、潇洒、空灵，看来生一点病，让脑子空出来，对于思考和写作都有好处。其实，就这段小引来说，就是散文或杂文的极品。之前，鲁迅没有达到这种水准。多少年之后也没有一位作家写出这种风味。真正高水准的散文或杂文，就是这样似乎懒散闲逸、胡思乱想，实则造诣深厚、风趣横生。这是文章的极致。
鲁迅又想起一位朋友从成都带来送给他的一部《蜀龟鉴》，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所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得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鲁迅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绝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他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他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即那时的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安龙逸史》上记道：“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被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被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于是鲁迅由此得出一句历史的感悟：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可不要忽视鲁迅的这句总结！林非先生四十多年前就一再强调这是鲁迅关于中国历史的最精辟的话，如他说：“作为思想家而不是思想文化学者的鲁迅，自然不会具体而微地去阐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发展变化的全貌，而只能是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做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鲁迅和中国文化》）鲁迅这位感悟性的大思想家，所说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实质上是从中教人想到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依靠暴力和酷刑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式的历史，领悟到必须跳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框框，像张载说的那样“为万世开太平”。
《病后杂谈》最初发表于1935年2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但只刊出了第一节，其他三节被检查官删去了。读者看了，还以为鲁迅是主张生病的，使鲁迅只能苦笑。后来出《且介亭杂文》时，收入了全文，读者才看到了全貌。
写了《病后杂谈》，鲁迅犹觉意思未尽，接着写了《病后杂谈之余》，说道：“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永乐硬做皇帝，建文的忠臣景清、铁铉反对，于是永乐就将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们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能诗的才女，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这不过是士大夫的想象。永乐的上谕，和张献忠比起来，真是凶残猥亵，《立斋闲录》有这样的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鲁迅感慨道：“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在《病后杂谈之余》后面，鲁迅又做了这样的附记：“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構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是鲁迅后期才有的话。说明他后期开始从社会心理的深层次窥视“人心”，其实早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就已经注意到所谓士人的矛盾心理了。
前期虽无“社会心理”一词，但鲁迅对人的心理也看得极为深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对《野叟曝言》做了这样的评语：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评《儒林外史》写王玉辉之女殉夫事尤其深刻：其述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
鲁迅的“品人”，也可用“殊极刻深”形容。到了后期，这种心理分析更加“刻深”得令人战栗。他不仅窥见了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杀人的终极目的，而且窥视了永乐等封建统治者的凶残猥亵之心，尤其可贵的是看透了社会士人既想“有趣”，又要忠君的矛盾心理，戳穿了“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即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思想牢笼。再次是在晚年杂文中提出了“悬想”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
鲁迅晚年的思维越来越开阔、深邃了。1935年12月，他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鲁迅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包含极为深厚的“哲学的意蕴”。他在这里所说的“悬想”，不仅与一般所述的“思理”“玄想”“思想能力”相通，而且更为精辟、准确、形象。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悬”字。所谓“悬”，就是要从一味“专实利”“重实际”的狭隘思维窠臼中“悬”脱出来，提高“思理”“玄想”和“思想能力”。实质上说的是：人们在展开思维活动时，须“变化”我们“衡量”客观事物的“眼光”，移位换境，变换到事物原来的环境中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
因为人们在既定的凝固的视点上，从主观心理感觉出发，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直观意象，表面上似乎符合实际，实质上却是违背本来真相的。故事里所说的那些“雅士”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对周鼎所产生的“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意象，似乎符合当时所见的周鼎的实际，然而却违背周鼎本来的真相。原因在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现在所见的鼎之所以“土花斑驳，古色古香”，是由于长期埋于土中，腐蚀、变化的缘故，并非当时的真相。同样，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也是由于“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鲁迅说因此“变化了”他“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从周鼎、希腊雕刻、古美术以及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去观察、去“悬想”，以获得“近于真相”的认识。在这种观察、思考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具备“进化的观念”与“归纳的理论”。这个故事实质上是与胡适相通的。胡适认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也。”并把“思想能力”归结为“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胡适所说的“思想能力”，与鲁迅所说的“沉思”“内省”和“悬想”是一致的，胡适根据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演绎和解释。所谓“归纳的理论”，就是说不能仅仅拘泥于眼前的一点实际而看不到全局，应该“悬”离某一定位，从宏观视野进行全面的归纳与综合，这种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是中国人所缺乏的。所谓“历史的眼光”，就是说对过去的东西要历史地去看，既不要苛求古人，也不要拘囿成法。所谓“进化的观念”，就是说要相信现在和未来会比过去发展和进化，青年会超过老年。具备这“三术”，才可能不做古人、成法、眼前一时得失的奴隶，从习惯性思维的窠臼中解脱出来。
通过这样的“悬想”，悟出现在所见的“土花斑驳，古色古香”的周鼎并非当时的周鼎，倒是土财主无意之中将其擦得一干二净、发着铜光的周鼎近于当时的真相;又悟出“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推而广之，悟出自己原来的许多意象与客观事物的本来真相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从而有意识地调整与变化衡量客观事物的眼光，自觉克服中国传统思维定势的种种弊端，学会以历史、进化的观点，从理论归纳的高度，全面地认识事物。
而人们往往相反，喜欢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从自己所处的境遇去猜度他人的环境。据冯乃超回忆，鲁迅总爱对年轻的左翼人士举例说：一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很有把握地回答说，一定是用金扁担;一个农妇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就猜道，肯定是一醒过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鲁迅还把同样的道理写进了杂文《“人话”》。
在《“人话”》中，鲁迅以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为例，形象地说明了其中的哲理“：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么？这是人话呵！’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这个故事启悟我们认识到从自己之境想别人之事的主观主义思路，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普遍弱点，其产生谬误的哲学根源是思维方法的僵化、狭隘与认知立场的凝固、静止。
由此启发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一定须换位思考，“悬”离自己固有的立场，换个思路，转换思考的方向，换到对方的立场上去进行“悬想”，努力按照世界的本来样子去思考问题。就可能发现自己和世界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联都不是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产生恍然大悟之感。
鲁迅不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借“摘句”和“选本”的例子，以自己独特的语言论述了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在其他杂文中也时时以生动的事例启悟人们进行“悬想”;从古人当时当事的具体环境进行“悬想”，悟出古人当时并不纯厚，“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古人并不纯厚》）;采取正面文章反看法，从事物的反面进行“悬想”：“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小杂感》）“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这样上下左右、正反顺逆、纵横交错、自由自在地进行创造性的“悬想”，有助于人们“悬”离自身既定的凝固的视点，“悬”脱主观的心理感觉，对客观事物进行“悬”位换境的观察、思考，从而打破中国传统思维定式，克服种种弊端。
鲁迅也挖掘了中国人不善于“悬想”的原因，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中华民族由于生活“太劳苦”，忙于“谋生”，所以“重实际，轻玄想”，缺乏足够的抽象力和想象力。
在讲“悬想”的故事之前，鲁迅用“摘句”和“选本”为例，说明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即“知人论世”，一定要注意全面地看问题，避免片面性，指出：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在提出“悬想”的土财主故事之后，鲁迅做出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断：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
“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正是从科学思维的角度，对极端化思维方式的中肯批判。
在《“题未定”草（六至九）》第九节中，鲁迅还以明末党争为例说明“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鲁迅的“悬想”是绝不脱离现实的，他最后谈到刚刚发生的北平的一二·九运动，说道：
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魯迅是始终扎根在现实生活中的，他时时在为中国人端正现实斗争的航向！
我是1968年开始反复通读《鲁迅全集》，1972年精读《“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当时也把毛泽东的《矛盾论》放在身边，读得烂熟。两相对照中，我忽然发现这两篇经典虽然用语不同，但所论的内容、观点是相通的，就花半年功夫写了篇一万六千字的论文《〈“题未定”草（六至九）〉的哲学分析》。想不到这篇稚拙的论文，竟然得到何其芳、姜德明的赏识，分成札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获得林非先生和专门研究鲁迅哲学思想的张琢等先生的赞赏，“敲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的大门。陈涌同志看了这篇论文后，也很高兴，说一个年轻人能够想到这个题目，达到这种深度，就极难得！可以说是鲁迅的晚年杂文吸引我走上终生研究鲁迅的道路。我怎能不对他晚年的这些珍品情有独钟呢？
鲁迅逝世之前，竟能写出这样“火候”老到、无比深刻的文章，怎么能说他“一步步退下来”呢？
作者：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张梦阳
鲁迅先生的笔是投枪，是匕首，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任性的。《鲁迅全集》融会了鲁迅先生的斗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这本书里收录的鲁迅先生的散文集、小说集、杂文集等，其中最出名的有《呐喊》、《祝福》、《阿Q正传》、《药》等，这些文章都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都是通过一些小事描写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突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人们的愚昧封建，国家的羸弱，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近代史。其中反映得最深刻的就是当中的《阿Q正传》。
阿Q所处的时代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从阿Q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当时国人的愚昧，自欺欺人，国人悲惨的生活使得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斥着这种阿Q精神，麻痹这整个中华大地。鲁迅先生就是希望通过这篇《阿Q》来进行呐喊，对这个社会呐喊，唤醒国人，唤醒整个中华民族。
其实除了《阿Q正传》之外。《药》、《祝福》、等作品也一样映射着当代中国的社会，每一篇几乎都是鲁迅先生在用尽全力再向国人呐喊，在呼唤国民的苏醒。鲁迅先生用那铿锵有力的笔头一直奋斗着。《鲁迅全集》是一本从社会底层去看近代中国的书，它反映着当时最真实的社会状况，是一本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
故乡、
闰土小结
小说成功的塑造了闰土这个典型的农民形象。少年闰土，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懂得很多生产知识，简直是个小英雄。中年闰土变得满脸愁苦，麻木迟钝，但纯真善良，勤劳朴实。 杨二嫂小结
通过肖像，语言，神态，动作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杨二嫂的自私，尖刻，贪婪，势力的性格。
两个人的总结
小说塑造的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形象，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表现他们在二十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说明辛亥俞前后农村生活的破产，农民和小市民生活的穷困，以及封建社会传统观念对他们的精神毒害造成人们纯真的性格被扭曲。作者塑造着两个人物形象，真切的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希望有新生活的炽热感情。
关于我的形象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是热爱故乡，同情农民。他为故乡的破败而愤慨。他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阶级隔阂而悲哀。他憎恨旧社会，他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与希望。故乡以及故乡人的变化，都是通过我的观察与感受变现出来的。我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我的经历中有鲁迅的影子但我不等于鲁迅，他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典型。
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作者把希望比作地上的路，结尾充满了希望。他告诉人们：只空有希望而不去奋斗、追求、希望便无所谓有，有希望便始终不渝的斗争、实践，希望便无所谓无。人们都向着希望之路迅跑，就会迎来新生活。
文章小结
小说以我回故乡为线索，按照“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同时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性格的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真切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希望有新生活的炽热感情。 孔乙己
孔乙己主题
《孔乙己》这篇小说通过主人公孔乙己后半生悲惨遭遇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病态社会的冷酷。小说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下层知识分子的严重毒害，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另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叙写了当时一些人们的冷漠麻木，昏沉可鄙的精神状态。文章所描写的那黑暗冷酷的社会和冷漠无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使读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
腐朽和病态。
教学反思
前几天，我借给学生一本《鲁迅全集》，数天之后，学生还我，我随口问了一句：“看得怎么样?”学生说:“看不懂。”好一句看不懂，我相信这是所有看过《鲁迅全集》的中学生的共鸣，鲁迅的文章，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诗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那麽的晦涩难懂，其实，这不是鲁迅先生的个病，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所表达的、所抒发的，都是那么的让人费疑猜，不信，你可以去读一读《诗经》。
为什么从《诗经》开始，一直到鲁迅先生，文章的本意和精神思想都要遮遮掩掩，似乎蒙上了一层轻纱?文人为什么想表达而又不敢表达，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思想又害怕别人知道?
文人，中国文人，说到底和政治家、流氓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看透了不说，有的人看透了却难以压抑。文人，说到底缺乏勇气。也许怕秦始皇的火，雍正的狱，文革的帽。
有的地上长松柏，青葱苍劲，有的地上长茅蒿，随风摇摆。中国的土地上长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读书是孤单的，它不同于看电影，可以几个人一同分享，共同嬉笑;读书又是幸福的，他会让一个深邃而久远的声音穿越空间和空间的限制来与你交流，讲述他的感情，讲述他的故事，也许它为许多人讲过，但此时他此刻只为你一人讲述，今天为我讲述的是鲁迅先生。
一九○四年八月鲁迅结束了日语的学习，转入医学救
治。可是课上一次幻灯片的播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也是在那颗爱国心的驱使下，他得出结论：凡是与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多么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和示众的材料。于是他毅然决然的弃医从文，用笔做武器来警醒麻木的国民。
在他的这次经历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鲁迅的笔下有
着众多的看客：《阿Q正传》中的阿Q叫喊着杀头好看，《药》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痨病的华家，《复仇》中的庸众看着神之子耶稣被钉死，却麻木的唾弃他;《示众》中的看客。鲁迅怀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却又包含唤醒民众的热情，这也深深的体现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本质，国的强大，让沉睡的巨人崛起，巨龙腾飞。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一生的
真实写照，这位远处飘来的先哲用他的一生最好的诠释了爱国与奉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读书就是在重新塑造自我，读书的同时你会收获许多，感悟许多，享受许多，他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使我们的大脑充满了的智慧。
各位同学，试着来读读这本《鲁迅全集》吧，用心倾听鲁迅的话语，让他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导师。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的体会.........
王月 初一九班
略略的记忆中，
手里是一本重重的《鲁迅全集》，
满页满页的字中，
究竟深藏着多少秘密，作文 无题——读《鲁迅全集》有感。
竭力的呐喊中，
是谁针砭时弊
用笔做枪，指向封建社会，
“人吃人”的黑暗中，
“救救孩子”的声音发自心底。
幼小的心灵中，
装不下这么多的思忆——
你为什么要吃我，
而我又何尝想吃你?
在彷徨里，
一件小事的经历，
背后却又有多少哲理。
没有天方夜谭的精巧，
也不见格林童话的细腻，
大江东去的吟诵声中，
也有着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的豪气。
而你的文章中，
这一切都不见踪迹。
黑暗的年代，
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读后感《作文 无题——读《鲁迅全集》有感》。
在列强的铁蹄下，
终会迎来有朝一日的奋起。
手中握着的笔，
是一把直刺向旧社会的尖刀，
黑暗中的一些人害怕了，
紧紧不放的追着你，
浓密的胡须，
爽朗的笑声，
来吧，
我的身后全是阳光和正义!
黎明前的黑暗，
终究阻挡不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四万万五千万的怒吼，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腐朽统治，
把封建与专制永远推向了历史!
灿烂的朝霞，
是先生血的足迹，
中华民族的革命，
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终于，
天安门的广场上，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
照亮了新生的中国，
照亮了倍受屈辱的华夏大地。
然而，
浩渺的人群中，
我却始终望不到你——
不，
我看到了，
鲜艳的五星红旗上，
你在向我们招手，
脸上那浓密的胡须下，
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今天，
我再次看见，
孔乙己的一生，
阿Q的胜利，
长妈妈的嘱咐，
百草园的乐趣……
读《鲁迅全集》有感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这是1961年9月25日，在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时，毛泽东热情洋溢写下的两首诗词。诗中评说了鲁迅的人格和诗品，热情赞扬鲁迅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势力统治下勇于周旋和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歌颂了鲁迅伟大的人格和刚烈的血气。其实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喜欢读鲁迅，喜欢他的文章及文风。虽然上高中的时候学得有点涩，但他的傲骨和不训，深情和执着让人感动。喜欢他的百草园，喜欢他的孔乙己，喜欢他的雪，更喜欢他的刘和珍君。其深沉的目光、泼辣明快的语句、高亢的笔调、犀利的文风，都让我很喜欢。我觉得他的笔力足以力透纸背，将那个特殊时代所造成的人性与社会的阴暗描绘得入木三分，不仅悲天，而且悯人。带给我的绝非只有震撼，而是更多的思考。
《鲁迅全集》一书收录了包括鲁迅小说、散文、杂文在内的全部作品。其中，《呐喊》表现出了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故事新编》是鲁迅的后期作品，风格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
幽默和洒脱，但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散文集《朝花夕拾》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内心深处最为柔和的一面;《野草》诗集以曲折幽晦的象征表达了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在《热风》、《华盖集》、《且介亭杂文》等文集中，鲁迅运用杂文这一“匕首”、 “投枪”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
鲁迅的伟大在于敢于剖析民族的劣根性，敢于剖析自己，我们现在谈论鲁迅，更多的是谈论他的一些精神：正直，勇敢，忧国忧民，敢于牺牲的爱国情怀。鲁迅不仅仅是一个文人，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创作，而是在“为一群行尸走肉注入灵魂”。他以文为剑，“刺入一切腐朽思想的心脏，从中剖出国民的劣根性，然后血淋淋的丢到国人面前，用那刺眼的红色来震动人们麻木的灵魂，来惊醒所有沉睡的梦中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一生的写照。对敌人，他犀利如匕首，口诛笔伐，声声呐喊;对民众，他恳切如师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以一己之力提升了整个时代的高度，他的呐喊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以我血荐轩辕!
然而，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只信仰现实，还有几人在谈论奉献、敢于牺牲呢?还有多少人在阅读经典、在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呢?不只是鲁迅，在学校里读老舍、钱钟书、茅盾等文学书籍的又有多少人呢?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精神，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敢于牺牲的精神。虽说我们生活在和平社会，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象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以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面向未来。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全体炎黄子孙的骄傲。毋庸置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强大的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不朽!
推荐阅读：
鲁迅散文全集（精选6篇）06-28
鲁迅全集读后感3篇06-13
读鲁迅全集有感（精选9篇）01-19
鲁迅全集读后感（通用6篇）06-30
中庸全集04-15
大学中庸教案全集04-02
物业管理全集04-06
民族课教案全集04-11
我是演说家全集06-03
掼蛋的技巧全集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