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对外发展的大型经济体，现如今已然走上了国际化的舞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转型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能量依旧庞大，所以在全球化经济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GDP为82.08万亿元，较去年增长了6.9%。从21世纪整个发展历程来看，2017年GDP比2000年增长了8.18倍，而与刚刚改革开放的1978年相比较，GDP更是增长了223.09倍。不仅限于GDP，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2013-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情况如图1所示。
可以发现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32%，占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量超过12%，投资目的国超过50个国家的3000家企业，涵盖17个行业，前五位的国家是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
2013-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从存量看，截止2017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50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量的8.5%，前五位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老挝。
具体到陕西省，近些年陕西省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见表1。
陕西省2005-2017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如图2所示。
Dunning (1981)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首先提出了区位优势这个概念，通过区位优势来解释投资国的资金流向，Dunning认为区位优势主要包括市场、关税、成本、基础设施等类别，同时也指出文化因素会影响OFDI的区位选择。裴长洪和樊瑛[1](2010)认为，解释中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用“国家独有优点”理论来说明。“国家独有优点”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使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对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直接影响;中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同时兼顾和结合企业获取微观经济利益的市场行为，进而发挥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的引导、服务和协调，可以将中国企业逐步形成的微观竞争优势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竞争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加有必要提供政策体系引导、致力于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等，这样就会形成国家特定优势、从而加速企业特定优势的形成，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依据。张宁、胡振华[2](2017)利用引力模型分析通过文化距离指数与其他影响OFDI的因素建立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的主要影响。他首先将文化距离的计算值与文化距离各维度的取值同时引入模型，结果比单纯的引入文化距离值的拟合程度更好，同时作者也增加了影响OFDI的因变量，将东道国居民获得专利数作为衡量东道国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这是之前的研究所没有采用的。
但是作者通过人均GDP来衡量一国的工资水平是不够准确的，可能会使人均收入增加最终导致结果不准确。此外作者在样本选择上代表性不强，样本容量太小未按照我国在各大洲的投资比例来分配样本，只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这也会导致结果不够有说服力。陈强远和周灵芝(2018)研究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获取东道国当地的生产能力、进而出口到中国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动机。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Ozawa[3](1992)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一方面肯定了投资国或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产生积极效应，即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对技术性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对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推动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陈颖[4](2016)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以2004-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应用stata软件，用动态面板模型，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该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聂名华、徐英杰、刘桃霞[5](2017)着眼于我国各行各业，发现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的效率不高，其认为只有促进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提高行业的技术密集度，才能最好的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郑磊(2012)[6]以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作为行业研究点，以东盟作为区域研究点，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的四个行业中，前者对后者促进作用都较为明显。
刁文、章曦(2016)[7]以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VAR模型，对北京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的所起的作用方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正向作用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需要时间和过程进行调整和优化，也即存在着滞后性。
本章对陕西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由于缺乏陕西对“一带一路”国家分国别的直接投资数据，因此我们以中国整体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研究。本文采用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其中FDI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金额，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国家，t表示年份，CC表示经济规模，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JL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RK表示各国人口总数，ZZ表示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GS表示对中国的关税。本文的研究时期为2006-2017年，其中中国OFDI的存量数据来源于各年对应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政治风险数据来自于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发现，经济规模CC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企业更愿意向经济规模更大的国家投资;距离和政治风险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企业更愿意向距离中国近以及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人口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东道国人口数不是影响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因素;关税系数为正且显著，与预期不一致。
基于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完善与倡议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信息金融服务平台运作;注重重点领域，发展区域合作;以优势产业带动制造业发展;(2)稳固和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要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行，深化与国际各类金融机构的深层次合作，为运营时间长、投资难度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3)企业应在市场化经营、风险评估和防范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全面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竞争能力。同时，企业应当重视产品质量，打造高质量、好口碑的品牌，摒弃以往凭借低价格进行竞争的思维惯性，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以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的发展。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实施的过程中, 陕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脚步, 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也在不断增强。本文在对中国和陕西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利用2006-2017年面板数据对中国和陕西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带一路,陕西企业
[1] 裴长洪, 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 2010, (07) :45-54.
[2] 张宁, 胡振华.文化差异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J].财务与金融, 2017, (04) :16-23+36.
[3] 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1992, (1) :27-54.
[4] 陈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商, 2016, (18) :117.
[5] 聂名华, 徐英杰, 刘桃霞.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J].贵州社会科学, 2017, (05) :95-102.
[6] 郑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数据分析[J].经济问题, 2012, (02) :47-50.
[7] 刁文, 章曦.北京市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物价, 2016, (06) :82-8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