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上)
关键词:大成智慧教育集大成得智慧早成才成全才成创新型人才成杰出人才钱学森成长经历
内容提要:本文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课题理论研究的框架。由三部分组成:一、关于大成智慧学的概念——大成智慧学是引导人们如何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大成智慧是“量智”和“性智”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的结合。二、关于《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6个思路——(一)学制观——学龄提前学制缩短,早成才的思路 ;(二)人才观——培养全才、通才、创新型人才、杰出人才的思路 ;(三)创新观——科技、教育必须创新的思路;(四)全面学习的方法论观点——全面学习才能全面发展的思路;(五)教育教学的系统论观点——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路; (六) 教育教学科研的实践论观点——教育教学科研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的思路。三、《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思路对教育改革、教育创新的启示。
宗旨是解读“钱学森之问”,探讨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培养之道。
前言
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于2006年4月立项至2011年3月即将完成“十一五”科研规划任务。现将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基本理论的研究情况汇报如下,目的是提供一些“原始资料”和初步的研究框架,供更多的人深入研究。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课题是国内较早提出的、原创性的、整体研究“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课题。对这个课题的诞生有如下一段值得回顾的“大事记”:
一、2005年3月24日,赵泽宗教授与钱学敏教授探讨,落实几个概念的提出时间:
1.钱学森形成“大成智慧学”思想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思维科学形成时间大体同步,稍后一点。这个时期是他总结自己一生科学思想结晶的时期。这个时期已提出科学与艺术体系的11门科学的框架。
2.钱学森“大成智慧学”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11月13日钱学森与他的学术研究班子中六个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的。这六个人是: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书中有较早介绍“大成智慧学”概念的文章)
3.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钱学森于1993年10月7日给钱学敏的一封信,谈到18岁的硕士是“大成智慧教育的硕士”。
4.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这个概念的进一步阐释,是钱学敏教授的三次讲座、座谈和报告:1993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讲座,之后1998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又之后2004年6月16日钱学敏应赵泽宗之邀,在中央教科所全国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课题《全脑教育研究与实验》课题研讨会上所做题为《钱学森对21世纪教育事业的设想》的报告。
5.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专题论述,是钱学敏于2001年6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论文《试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谨以此文祝贺钱老九十寿辰》,最后一个部分“实行大成智慧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21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设想”。于2001年12月发表在《民主与科学》杂志的《钱学森对21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设想》。于2004年11月写成,发表在《人民教师》杂志2005年第1期(B版)的论文《钱学森对教育事业的设想——实行大成智慧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本期封面人物为钱学敏教授)。钱学敏教授同意以此文为参考写成申报国家课题的“论证”。(赵泽宗写成“课题论证”之后,曾亲自到人大让钱学敏教授审读,得到钱学敏教授首肯。)
6.申报国家课题的名称为:《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这个名称的设想是赵泽宗教授于2004年5月6日携同钱学敏教授与朱小蔓所长探讨申报国家课题时提出的。赵泽宗教授又与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所长田运教授(原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张妙弟教授、汪馥郁教授等专家介绍了这个名称,得到认同。这个名称于2005年3月27日得到北京市创新学会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工作委员会首次会议全体与会者的认同。这个名称再一次得到钱学敏教授确认是在2005年3月30日赵泽宗教授与她的通话。(《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大事记》赵泽宗,2005年02期《人民教师》杂志(B版),本期封面人物为赵泽宗教授)
其次要说明的是,本文的 “原始资料”主要是指作者赵泽宗摘选与钱老身边的亲友、工作人员(钱永刚、钱学敏、于景元、涂元季、顾吉环等同志)的访谈记录、资料,以及钱老给这些同志的书信 ;也有钱老的学生(如,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中科院力学所前书记肖林奎等)、钱老中学时代的母校“北师大附中”现任校长刘沪等同志的回顾谈话。这些谈话资料不再一一注明。如果引用了其它资料,凡有出处的,都在有关段落末尾有所注释。在此,对以上同志表示感谢。
第三要说明的是今年10月31日是钱老逝世一周年,仅以此文表达全体课题组同志对钱老的怀念。
一、 关于大成智慧学的概念
大成智慧学,为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创。
大成智慧学概念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前言”已略有表述。
大成智慧学(Theoryofmeta syntheticwisdom),是引导人们如何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在于使人们面对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微观世界,面对新世纪各种飞速发展、变幻莫测而又错综复杂的事物时,能够迅速做出科学、准确而又灵活、明智的判断与决策,并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大成智慧,是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把理、工、文、艺结合起来走向大成智慧的过程。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集大成,得智慧”。
“应该向恩格斯、列宁学习,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达到大成智慧。不然怎么能称‘大成’,又怎么能得‘智慧’?大成智慧要大家来努力创造!”(钱学森致钱学敏、涂元季的信1996.9.1)
“我现在想,大成智慧是我们近年来工作的核心,第五次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造成人·机结合的思维体系,以致要求人人18岁达到硕士水平。这是‘新人类’了!”(钱学森致钱学敏、涂元季的信1996.7.21)
大成智慧学中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图”不仅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建构模式,也是一个宏观的科学教育、创新教育的建构模式,同时也是杰出人才应该具备的智慧素质建构模式。
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图
大成智慧学的特点是:
1.“量智”和“性智”的结合。一个有才智的人,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情操。人的智慧有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
什么是“量智”和“性智”呢?“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等10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人文、文艺实践活动,也是性智与量智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
“量智”主要是科学技术,总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研究量变到质变,“量”非常重要。当然科学技术也重视由量变所引起的质变,所以科学技术也要有‘性智’,也很重要。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
“性智”是从整体感受入手去理解事物,中国古代学者就如此。所以是从整体,从‘质’入手去认识世界的。
大成智慧学告诉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既不能只顾“量智”,搞还原论、“死心眼儿”,也不能只顾“性智”,空谈整体论、浮于幻想。
2.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然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与艺术结合才会产生高新科学技术,才会培养出高新科技人才。
3.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从思维方式来看,逻辑思维方式大多用于科学研究与实验,所以也叫做科学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方式大多用于艺术创造与艺术活动,所以,也叫做艺术思维方式。
一个杰出人才必须具备以上两种思维方式。
4.微观认识与宏观认识的结合。在处理各种复杂事物时,既要弄清其微观的、细节的、量的准确变化,掌握好“度”,又要注意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其各层次、各因素、各方面质的变化与飞跃。不能只搞还原论、“死心眼儿”,也不能空谈整体论、浮于幻想。而是要把微观与宏观、还原论与整体论、理论与实践、部分与总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
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完成大成智慧杰出人才的培养。
二、 关于《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6个思路
钱学森根据大成智慧学,并根据自身成长经历和国内外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认为21世纪我国培养人才应当符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使之成为符合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一代创新型杰出人才。
在钱学森有关“大成智慧教育”的论述中,体现了他的六个观点所形成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六个思路。他的六个观点是——学制观、人才观、创新观、全面学习方法论观点、教育教学系统论观点、教育科研实践论观点;六个思路——学龄提前学制缩短,早成才的思路;培养全才、通才、杰出人才的思路;科技教育必须创新的思路;全面学习才能全面发展的思路;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路;教育教学科研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的思路。
(一)学制观——学龄提前学制缩短,早成才的观点和思路。
钱老设想的大成智慧教育,从学制讲,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段教育:
1.8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是打基础。
2.接着的5年(高中加大学),12岁到17岁,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
3.后1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钱老致钱学敏的信1989年)
钱老提出4岁入学,是有脑科学、认知学、心理学、思维科学为依据的。这将是另外的话题。
钱老对学龄提前学制缩短的设想没有更多的论述和说明,但是这个观点和思路是大胆的原始创新,是前沿的,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实验的重大教育科研课题。如果能够实现,将大大加快人才的培养,加速中华民族的腾飞。
尽管目前我们的教育法规还不允许4岁—6岁入学,但是一些“超常教育”的实验证明,4岁—6岁入学是可行的。
(二)人才观——培养全才、通才、创新型人才、杰出人才的观点和思路。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海森堡、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钱学森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
但是,新中国建国60年来,我们培养出多少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我们国家怎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究竟卡在哪里?
钱老的基本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是“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要理、工、文、艺兼收并蓄”,“要全面发展,要培养全才、通才”。这应当是“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思路。
钱老讲:“我在这几天又在想中国21世纪的教育,我1989年的那篇东西(指“学制观”的那些内容——作者)不够了;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
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
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
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这样的人是全才。”(成为全才)(钱老致钱学敏的信)
“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成为通才) (钱老致钱学敏的信)
“从事科学研究如果只会逻辑思维,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理、工、文、艺兼收并蓄,这应该就是钱老心目中培养杰出人才的必由之路吧。”
钱老晚年进一步反复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经常说:“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
培养杰出人才要有适合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氛围。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句话选自1924年鲁迅先生在北师大附中校友会上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鲁迅先生讲这番话时,钱学森刚刚进入北师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对钱学森来说就是适合成长的土壤和环境。
80年之后的2008年西安交大成立钱学森实验班(培养大成智慧教育硕士)也营造了这样适合人才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氛围。2008级“钱学森实验班”的学生贾曙乔有如下一段感受:
“我觉得这个班(钱学森实验班)更是我期待中的大学,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很多东西是需要人的灵感和悟性的,这种东西就是把知识化为智慧的这么一种能力。就是说钱老的大成智慧学就是怎么使得这些有潜力的学生能够得到这么一种智慧。就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好像想象力前所未有的给释放出来了,以前即使小的时候学画画,老师都有条条框框,你这样画不好,那样画不对。现在就是,泥巴在你手上,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象找回来了已经压抑已久的创造力,那种灵感。”
培养杰出人才要给予独立自主创新的权利和自由,不能搞封建主义的师道尊严。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是一位大学问家,但是有一次钱学森和自己的老师针对某一个学术看法有了面红耳赤的激烈争吵,气得老师冯·卡门拂袖而去。但是第二天年过花甲的冯·卡门老师爬上三楼,来到钱学森小小的办公室,进门先鞠了一躬,然后说,昨天你说的是对的,我错了。这件事是钱老讲的,可见钱老对这种民主的学术之风是念念不忘的。而之后,钱老也是如此对待周围的人,并且在很多层面展现出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比如他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目前的中国非常强调自主创新,但是如果科研人员不能在人格与很多方面真正的自主,又怎么能够创新呢?
耄耋之年,钱学森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
“我们要面向21世纪,加州理工学院这一套教育制度还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吗?我曾经向中央领导建议要培养科技帅才,那套老的教育体制能培养出帅才吗?我认为是不行的。所谓科技帅才,就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专家,他要全面指挥,就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要能敏锐地看到未来的发展。怎样培养帅才?我提出五点建议:
1.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帅才要在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真正下点功夫。
2.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即我们前面所讲的十个部门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情况,即要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态。杨振宁教授最近提出到图书馆翻翻,我看这很重要。多到图书馆去看看,从中发现新动向,然后组织人去研究,帅才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要了解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情况。
3.要学习世界的知识,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等,要了解它的起因、历史等等,这样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
4.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实际上就是打仗,所以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也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
5.学点文学艺术,它可以培养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避免“死心眼”和机械唯物论。老一代革命家文艺修养都比较高,是我们的榜样。
当然,帅才还要身体健康。
以上五点,或者说六点,我在中央党校讲过多次,因为中央党校就是培养领导干部,培养帅才的。今天我再次提出来,请中央考虑。”(选自上海交通大学编《智慧的钥匙——钱学森论系统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00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文的一段话:“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温总理焦虑和内疚“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以及“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使然。从表面上看,问题是现在在校学生不可能像钱老当年在校读书那样:“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老师启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只要跟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实验室”;更可贵的是“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从深层上看,缺乏人才长远规划导致的短视行为,以及应试教育和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选拔机制,必然导致创新思维枯萎并使学生缺乏成长后劲。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开始试行,但愿不久的将来,杰出人才和世界著名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后继有人,这一天早日到来就是对钱老最好的告慰。
“其实,钱老自己的人生传奇,就是对于科学大师培养的最好注脚。在培养杰出人才问题上,也不必总拿‘诺贝尔奖’说事。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钱学森是20世纪百年一遇的‘双重五维’伟大科学家,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一年一遇的诺贝尔奖得主。”(2008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
(三)创新观——科技、教育必须创新的观点和思路。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成果称得上科技“重大创新”呢?
“两弹一星”之外,就要属“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了。钱老多次提到,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项目,“毕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媒体曾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他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钱学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让更年轻的人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晚年,钱学森更加关注教育的创新。在钱学森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教育称得上“教育创新”呢?那就是“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个教育创新的思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了。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苏联实施教育改革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大学学科专业都分得很细。在钱老内心里面,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欣赏,他比较欣赏美国的那一套,就是理工结合。这源自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
钱老从回国后,就一直对这个问题有看法,有意见,他认为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时,他作为倡导者之一,就是按照理工结合的模式设置最初的八个专业与课程的。为给学生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曾经邀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化学家蒋丽金为他执教的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分别讲授物理和化学。
钱学森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后一次系统谈话的重点就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像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冯·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里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人民日报》2009.11.4 作者: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
钱老爱看《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勾起了钱学森对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了十几年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回忆——在那所世界顶尖大学里,有难以想象的民主、活跃的学术风气,由于对创新的鼓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造就了许多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这就是钱老内心的话,毫不客气地说,会得罪那么多大学校长。但钱老讲话向来是有棱有角、一针见血。他不满意当前的教育,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他说,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我们到一块都是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学术你不活跃、不争论,怎么能够探讨出真理来呢?就是通过争论才能碰撞出火花来呀。可是我们中国人,“封建主义,向来如此”,就是见了面你好我好他好,一团和气,再就是说人家说过的话,这最保险。人家说的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说,至多在人家的边边角角弄点课题来做,不会有大的突破。你必须要敢于想人家不敢想的东西。他说加州理工学院就有很多这样的怪人。
在与秘书那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之后四个月,即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时,钱老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5年7月30日《新闻联播》资料)
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这,就是钱学森的遗言,这就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钱学森问题”或“钱学森之问”。其实质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创新问题、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
(四)全面学习的方法论观点——全面学习才能全面发展的观点和思路。
1955年,从美国归来刚到北京不久,钱学森就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钱学森的全面发展,得益于他的全面学习,钱学森多次宣传他的这个观点。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钱老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1923年至1929年,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那是一段令他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每天中午吃了饭,大家在教室里讨论各种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不怕考试,不死记书本,玩得也很痛快,天黑才回家。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常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化学老师王鹤清启发了他对科学的兴趣,只要跟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实验室。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开设多门选修课,如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学生饱览各种课外书籍。学生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师生关系密切,息息相通。
钱学森除了学习广博的知识,还有广泛的艺术爱好,体育爱好。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换的风云,承受了美国监禁的苦难,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1个世纪。这和他从小热爱艺术、热爱体育、热爱生活也有直接的关系。
钱学森的兴趣非常广泛。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擅长吹圆号、吹小号、吹口琴,他曾经是上海交大乐队的号手。他还喜爱摄影,有一本传记里就用了他自己拍的几幅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是他在美国为自己拍摄的照片,取景、灯光用得都非常好。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
钱学森还喜欢收集剪报。“他每天看8份报纸,按顺序摆好。钱老有三个秘书,但剪报全是钱老自己仔细地剪下来,贴在A4大小的白纸上,写明年月日,占了几个大书柜。”(传记作家叶永烈)
钱学森的手稿也令人赞叹,钱老喜爱用白纸写作,书写得工工整整,行距留白间,就如同画过线一样整齐。更让人称赞的是,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但回国后,在正式场合演讲,从来不讲英文,全使用中文,讲标准的普通话。另外,他过去写的是一手漂亮的繁体字,自从回国后,他就开始用简体字写文章,在他回国后的手稿中,没有发现一个繁体字,真让人钦佩。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时,钱老向温家宝又谈起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特别强调了这段语重心长的话:“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2009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又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不搞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的密码》,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五道题,如果学生你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而且当时学生考试也不是提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完全就看平时的准备跟记忆,那些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的反而让同学们瞧不起。后来,钱老回忆的时候说,他的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段教育培养了他的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思维方式,让他快速地成长。
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分。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中学只是青少年全面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全人格教育”造就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全才。
“钱学森所受的教育,第一点一定要提到当时在师大附中的老校长林励儒先生。林校长在教育理论上我认为非常鲜明,也是非常深刻的。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时任北师大附中校长的林砺儒,坚定地推行着自己的教育观。他认为,随着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应该辅之以“全人格教育”,使青少年的人格、素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钱学森非常幸运,他整整是在林励儒先生当校长八九年中间,完整地六年接受“全人格教育”,这一点对钱学森的影响非常重要。
第二点就是1922年,我们中国教育应该说是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开始实行六三三新学制。1922年开始的六三三学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作为“中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北师大附中第一个试行,自订大纲、自编教材,引入现代科学课程,聘用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等等一系列变革,让这所曾经因循守旧的学校变得焕然一新。除了科学家钱学森,哲学家张岱年、经济学家于光远、还有十多位中科院院士,都是同一时期受益的北师大附中学生。
第三点就是名师出高徒。当时最重要的有三位名师,一位就是林励儒校长,一位董鲁安先生,还有一位傅仲孙先生。林校长不仅当校长办出了一所好学校,他自身还教授伦理学。钱学森的这种道德高尚,和他从小受到的伦理学的教育有关。第二位语文老师董鲁安,他把语文课变成了类似政治课,当然语文教得也很好,同时对同学们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深深地影响了钱学森的世界观。第三位就是数学老师傅仲孙先生,也是影响钱学森非常大的老师,使得钱学森第一次得知科学的严谨性。
有一份珍贵的手稿,是钱学森自己写的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去了七席。而在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引领钱学森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功臣”——加州理工大学的冯·卡门教授。据《钱学森在美国》一书(作者苏文洋)记载:每周冯·卡门都会带着他的这些学生们要开两次研讨会、讨论会,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发展,研究喷气火箭的远景,大家畅所欲言,而且包括国际力学的顶尖的教授和他们一块平等讨论,谁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批评对方。在钱学森的记忆中,“和权威辩论是很平常的事”,而在这所“弥漫着创新精神”的校园中,和他一起“开窍”的,还有两弹一星的元勋钱伟长、郭永怀,以及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等等一批顶尖科学家。
钱老还对“打好基础,艰苦劳动,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有过论述:
“一些学生的作业,其中有的乱用单位的,该写“公里”的地方,错写成“米”。而该用“米”的地方却又用“公里”,这样两字之差,答案就差了一千倍! 实验也应当训练基本功,否则实验精确度怎样保证?
有人不赞成熟记公式,主张用的时候去查笔记或手册,那就不妨算一算,一生工作中浪费在反复查阅笔记的时间有多少,就知道比较便宜的办法还是花时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应该如何掌握基本理论,如何有效地阅读、学习、记忆,钱老很推崇华罗庚的学习方法“从薄到厚”和“从厚到薄”。 获得书本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的过程。
什么是书里最基本的理论?什么是派生出来的理论?什么又是第三次推出的理论?
什么是基本概念?各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次要的?概念的来源是正确的,但不能代表事实,概念是有局限性的。不必把书本里的大量内容和事实都记住,而只要“提纲挈领”地装到脑子里。善于“提纲挈领”,就是“从厚到薄”把基本内容掌握得非常熟练。
老师把一篇论文拿来,先把头一页看一下,然后顺手很快一页一页随便翻过去,最后再把结论看一下,便立刻能够发表意见。原来认为他很神秘,后来知道这是“彻底熟练地掌握”了这门学科,善于“提纲挈领”的结果。
如何写一本“提纲挈领”的书?一切要靠自己去摸索,多向自己提问题,多分析多比较。从众多的内容提炼出最基本的概念,跳出大量具体、琐碎计算的圈子,站在更高的地方,来检查自己的科学工作有没有错误。(钱学森在北京力学学会的报告1962年1月)
有了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基础,才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杰出人才。
八十多年前,鲁迅的呼唤,八十多年后,钱学森的遗憾,今天,需要教育界内外一起来回答。
青年钱学森与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1935年从上海赴美留学时在轮船上的留影。
(五)教育教学的系统论观点——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思路。
钱学森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立体地全方位地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1.教育系统工程论
对中国系统工程理论的贡献,这是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的理由之一。什么是系统工程呢?简单地说,系统就是许多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在系统概念基础上建立的系统论主要体现四项原则:其一,整体性,强调系统的整体不可分割;其二,相关性,强调系统内部各部分及其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相关联;其三,有序性,强调系统形成特定功能的稳定结构;其四,动态性,强调系统有目的有方向的发展变化。关于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钱学森:《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作为自己系统科学思想的一部分,钱学森主要把系统工程认作是一项“组织管理的技术,也就是把传统的组织管理工作总结成科学技术,并使之数值化,以便运用数学方法”,设计系统。其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称之为工程,就是要强调达到效果,要具体,要有可行的措施。”(钱学森:同上)
科学、技术和管理已公认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针对组织管理水平低的问题,1978年钱学森就撰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指出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要改革目前我国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特别要打破小生产的经营思想,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组织管理 ;第二方面是要使用一套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就是系统工程。正是基于对系统工程是门组织管理技术的认识,钱学森构造了一个包括工程、科研、信息、军事、教育、经济、环境、社会等14门系统工程组成的系统工程科学体系。现代社会复杂多元、高度组织的特点,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会形成一个系统”,而对这样一个系统的组织建立和有效运转实际就是系统工程的任务。钱学森的教育系统科学观首先表现在:他如实地把教育视为涉及社会各方面因素,且内部也极为复杂的系统,并试图建立起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教育问题的管理技术,亦即教育系统工程。他认为,“教育工程不是泛泛地讲什么培养人才的工程”,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把教育工程看作是一门技术、一门组织管理、一所学校、一座高等院校、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中技校、业余学校、各种干部学校等)的技术”。( 钱学森:《论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见《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钱学森把对教育系统的管理视为一门系统工程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无论是宏观的教育体系,还是微观的具体学校,都是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目的和结构层次的整体而存在的。譬如就一所高等学校而言,规模上它拥有数千上万名学生、员工 ;层次上它有决策、执行、操作分明的工作级层;构造上它内含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生产等十几个管理部门,以及十几、数十个系科专业。高校内各部门、系科以及成员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了该校稳定有序的结构,形成一个整体,从而表现出它的整体性和相关性;此外,高校系统还要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不断调整变化自己的教学、科研、管理的内容和组织结构,以适应社会需要,从而表现出它的目的性和动态性。为此,对这样一个系统的管理,就不能继续采用头痛医头、脚伤治脚的简单处理方法,而应立体地全方位地考虑该系统内外的全部问题,以求整体地综合地解决问题,取得更好的效果。若将这样一个系统放大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就更需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这也就是钱学森为什么要强调“教育事业规模宏大而内容又复杂,组织管理教育事业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的原因。为此,他还特别指出:教育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而是需要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动员所有人来参加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全社会大力协同的工作。(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5页)
钱学森教育系统工程观的另一体现,是他跳出了教育系统内部管理本身这一局限,首先提出要考虑在开设系统工程专业或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建立组织管理方面的专门院校,以培养专门的组织管理人才。他设想开办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大学”是既办工科又有理科的,是“与现行的一般工程技术的理工科大学平行的另一种新的‘理工科’高等院校”。这类大学工科的任务是培养从事应用工作(如工业、企业管理等)的系统工程师,而他的理科则培养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管理科学家及其大学教学人员。在这类高校的招生问题上,钱学森特别强调要“吸引和培养我国现有的、数量众多而又有一定经验的组织管理干部,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武装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钱学森:《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见《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23页)在痛感我国管理水平低、管理工作混乱后,钱学森更迫切地想到开展系统工程教育的重要。他曾焦灼地说:“我们不但要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先进组织管理方法。否则,我们就会继续浪费时间、人力和资金,就不能完成我们在本世纪要完成的宏伟任务。”(钱学森:《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见《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7页)
2.教育的历史和未来论
钱学森教育系统工程论的另一部分,就是从历史到未来大时间跨度地、动态发展地思考教育的昨天和明天,其目的也即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他的教育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是轻易地废弃,而是认真地总结。几年前他就多次提出,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要有信心地从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中总结出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尤其要认真总结我们教育事业半个世纪以来的成功和失败教训,既要参考现代教育科学理论,又不要简单地引用别国的现成经验,从而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办教育道路。在他看来,教育工程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教育学,而教育学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又是从过去的教育经验总结而来的。
人所皆知,钱学森是位极富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他历来对中国的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始终认为对青年人进行正确对待祖国历史的教育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在1987年率团访问联邦德国时就谆谆教导留学生,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特别告诫青年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试过的,不行。这是历史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学点历史,特别是要联系中国近300年的历史。”(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如果青年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了解,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就不能够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若以个人的认识去下结论就容易发生偏差。
必须指出,即使讨论历史问题,动态发展的观点仍是钱学森不肯放弃的基本态度。在新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他就主张“要以动态的观点看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尽管钱学森始终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是人类实践最概括的总结”,我们应当运用这一哲学思想来指导工作。但他又不会僵化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因为事物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那么人类知识有新的知识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发展,要吸收新的科学成果。”(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他还说:“随着科学研究知识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受影响,要补充、要深化、要发展。”(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办教育的道路。
把思考教育的触角伸到21世纪,这或许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的共识。钱学森在《论文化》一文中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问题要看到21世纪,21世纪是怎样的世纪这应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进入21世纪仅余最后10年了,面临世纪之交,全世界都在思考,中国也在思考。在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四次会议上,钱学森强调指出:“面向未来的战略优势不能只是着眼于军事,而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中间,科技和教育将成为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钱学森:《在中国科协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见《自然辩证法报》1988年第20期)“在21世纪,国与国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基于这样一种深刻认识,钱学森认为教育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世界的“智力战”,谁不重视这场无硝烟的“战争”,谁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在《教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笔谈中,钱学森满怀热情地撰写了《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一文。他指出:“尽管现在还看不清21世纪的事,但回顾总结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对劳动者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为此,他提出了“全民教育”这样一个我国教育须努力的未来方向,并把我国教育事业规划成“本世纪末”和“建党一百周年”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的轮廓是:每年约有6年制小学毕业生2000万,其中一半进职业学校,另一半进初中,均3年毕业;1000万初中毕业生中的600万进中等专科学校、职业中学和技术学校,其余400万升入高中,也均为3年毕业;高中毕业生中的300万左右入大学,4年毕业。其中18岁的高中毕业生须达到今年大学二年级的水平,而大学毕业生则要达到硕士水平。钱学森认为,这一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实际是总结我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功经验提出来的。且在估算实现这一教育体系需要年经费1000亿元,而此仅占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6000亿元的4%,他断言这一构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钱学森认为第二阶段,即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应“要求我国教育事业有更大的进步,要为21世纪做好准备”,“到那时,我国要为每一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建立必要的体制”,“要把国家全部青年培养成硕士和硕士以上的毕业生”。他估算这一教育体系年经费是8400亿元,也仅占202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000000亿元的8.4%,是今天一般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故这也是可行的。(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
可以说,实现钱学森构想的未来两大阶段教育体系,这对我国来讲确是一个极其庞大艰难而又光荣的任务。但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时候实现,是否实现,而在于是否有这种远见卓识以及努力地践行。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智力挑战,如缺乏这样的远见和气魄,落伍乃至陷入长期的困境是绝不可能避免的。
3.教育观念、体制、方法的革新论
教育具有整体性质的系统,其存在的问题自然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欲取得教育改革的成效,就有待于教育系统工程的目标全面实现,从现在起就要使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钱学森之所以能够立体全方位地审视教育问题,就在于他能够跨越空间的障碍,既看到具有价值指导作用的教育观念和具有结构控制性质的教育体制问题,又看到教育内部本身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问题,从而提出共同变革的任务。
关于教育观念的革新,钱学森有个基本的出发点:普及大学教育,具体就是“要求全体人民都受大学教育”。这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来看教育重要性的卓绝认识。那么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公民又应当具有什么素质呢?对此钱学森提出了6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素养和知识,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钱学森十分重视这一点,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方向性问题;二是要了解熟知他所在的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情;三是要了解当前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四是要有文学艺术的修养,能用形象思维去解决抽象思维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五是要懂得军事科学,因为竞争如同打仗,要有战略、战役和战术观点;六是要懂得卫生和锻炼,身体健康可以益智。(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见《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了解了钱学森这一未来教育的人才观,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提出对人进行全方位教育的要求,这里还有一个思想:就是看到现代和未来社会其工作向复合化、综合化、复杂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后,他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培养博专结合的人才,那种其知识只限于一个学科不知其他的书呆子,是教育失败的产物。
观念决定人们的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钱学森重视教育观念的革新,他认为这是根本性问题,没有教育观念的变革要想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对查有梁从21世纪教育的展望与选择出发提出的“教育观念要更新,要逐步克服受小生产观念影响形成的小教育观,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相适应的大教育观;要使全体人民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观念,树立发展教育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观念”(查有梁;《21世纪的教育展望与选择》,见《科技导报》1989年第2期)等表示赞同。
关于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他也阐述过不少有价值的意见。譬如,在“科学与文化”论坛第四次会议上,他的报告《我们要看到21世纪》其中提及的6个问题,如“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成为真正的统管教育的国家机构,国家教委要上升到宏观管理,必须放活学校”,“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打破教育与国家其他事业的界限,一定要打破门墙”,“要研究新学制”等,均为涉及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1984年他还就自身受教育的经历提出:“如果要培养在某一专业领域内能实干的人才,大学不要四年,有两年就可以了。这就是两年制的大学专科。四年制大学可以是培养有开发科学技术的能力的人才,达到的水平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硕士。”(钱学森:《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4期)实现他的这一设想,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另一方面也迫使高校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此外,他对高校系科设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技术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高校按学科设系的僵化体制就须改革。
教学方法是达到教学目的的必需途径,而教学手段是教学工程中需使用的物质工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教学内容确定后,教学的全部职能的有效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取。随着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应予以革新,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钱学森认为,教育科学中最艰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我们只有清楚了解这一教育科学的基础问题后,才能采取最优的教学方法以开启受教育者的智力。开发智力是教育最具重要性的问题之一。由于思维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出开发智力的多种方法和途径,因此,钱学森不仅率先倡导在全国进行思维科学的研究,而且自己在思维科学的一般理论方面作了较多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对小学就可引入抽象思维的教育的实验结果尤感兴奋,并认为这是教学方法上“一件非常重要的革新”。完全可以预见,从发展思维能力的角度考虑对教学方法的改革,并用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这一改革,这是使这种改革获得根本成效的趋势。
在教育手段的改进改革方面,钱学森主张“要研究充分使用高科技手段”,要“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教学中来”。这些高技术手段包括卫星通信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可以说,这些现代教育传播媒体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不仅更新了教学手段,而且促成了教学方法的革新。“使用它们可以使电化教育进入新的高水平,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并节约教学劳动及工作量,数量级地提高教育效果及经济效益”。(钱学森:《我们要看到21世纪》,见《自然辩证法报》1989年第5期)
以上是钱老宏观的教育系统工程论。
钱老在教育、教学实践方面也有着丰厚的经验和基础。对于学校管理、科系建设、教学方法钱老也有自己的见解。
钱学森是中国科技大学主要创始人之一。1958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倡议:利用科学院的力量创办一所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钱学森是积极的倡导者。钱学森提出建立一个“星际航行学院”,上报中科院。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召开院务会议商讨此事,引起与会人员共鸣,一致认为“太需要”了,而且不只是力学所,整个中科院都急需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应该要建一个集综合性、前沿性、尖端性于一身的“理实交融”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就此横空出世。
中国科大成立后,郭沫若院长兼任校长,钱学森与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积极筹建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简称力学系),并确定该系设立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土及岩石力学4个专业。钱学森兼任力学系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为力学系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学校的整体建设贡献了力量。
1958年6月至8月,钱学森还与郭永怀合作,领导了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该系设高速化学反应动力学专业、物理力学专业。系主任由郭永怀担任,但是一些重大事宜主要由钱学森和郭永怀共同决策。
钱学森尽管工作繁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给中国科大学生讲课。据近代力学系(1961年5月,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改为近代力学系)58、59级留校的毕业生回忆,钱学森每次来学校,从不穿西装,只穿土布中山装、带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带草帽、穿短裤,而且带补丁。
囿于当时的条件,学校采取“全院办学,所系结合”的方式,钱学森要求近代力学系的老师讲课不要按照以前的课本教,要按力学发展的最新内容讲,把最现代的知识传授给学生。钱学森也带头讲课,他的课让很多学生印象深刻。50年过去了,肖林奎依然记得钱老师的课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钱学森上课时声音洪亮、逻辑清晰、深入浅出、肢体语言丰富,而且理论功底深厚,“直到现在,我国的航天工作也没有超过他当年课上所描述的框架。”那本根据上课内容整理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肖林奎到现在还保存着。虽然进入中科大的学生已经是当时拔尖的人才,可是钱学森教学要求严格,觉得他们的数学底子不太扎实。为了以后的发展,钱学森将这届学生的毕业时间推迟了半年,专门学数学。“后来这届学生的数学都特别好。”。
1963年,钱学森在科大开始招收、指导研究生,他和年轻同志一起草拟了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从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和时间分配、必修课程、学位论文、毕业论文、科学报告及讨论、教学实习、生产劳动9个方面对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
中国科大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钱学森当年为近代力学系招生撰写的文章《力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原稿。他主讲的《火箭技术导论》后来改为《星际航行概论》,并编写专著,成为该校学生的专用教材。1962年,钱学森又为化学物理系58级学生主讲物理力学课程,《物理力学讲义》原著英文版,是他在美国时编写的。为了学生学习方便,在他主持下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出版,作为本校学生的专用教材。
钱学森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他的言传身教,胜过无数枯燥的说教,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影响了近代力学系的几代师生。以至近代力学系的老三届学生今天见面时谈起来还很自豪。毕业后,他们无论是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从事工程技术工作,都表现出基础好、知识面宽、适应性强、有后劲的优势,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因为在学校的那几年听的是世界一流教授的课,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学到了研究方法,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分析问题。
晚年的钱学森仍时时关心中国科大的建设与发展。1992年9月,他在给中科院院士葛庭燧的信中关切地问道:“现在中国科技大学有材料设计专业吗?似应设此专业,将来还可以设系。”1994年4月20日,他在给中科大时任校长汤洪高的信中说:“我也祝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新时代发展新方向:为纳米科学技术,作出重要贡献。”同年6月,他在给近代力学系主任韩肇元教授、伍小平教授的信中写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真是高新技术的突击手,而力学系也很称职,下决心像顾海澄教授那样预见至21世纪,开创新学科、新专业——材料设计专业!”1996年1月25日,他在给近代力学系主任虞吉林教授、伍小平教授和夏源明教授的信中写道:“今天我们能设想一个元部件的细观结构是可以随我们的意愿安排的……上述理论工作能展示我们的前途,你们不应该做吗?”
对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钱老根据自己的经验,有过这样的论述: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把学生认真教好,要学生有比较全面的工作能力,那我们就不能那样搞(只学专业课,不学基础理论)。学习前人主要靠读书,在学校里学习就是继承前人的经验。在早先也不是有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划分的,统而言之叫做“自然哲学”。今天的每一个基础学科比起早先的自然哲学有更强的系统性,更精炼了,更概括了。但它们的理论却是比较稳定的。例如我们今天还在大量使用的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等那是至少一百多年没有变了;我们常用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都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它们是日新月异的,不掌握好基础课,不先掌握好自然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的共性,就难以应付变化很快的专业科学技术;先有一个不大变化的坚固基础,就好在这上面随着需要建起强大的结构。
后来我搞高速飞行问题就感到基础不行,才又补学数学分析、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
操作方法和习惯,这是科学技术工作中的“手艺”。
再如能量必须守恒,能量不守恒的事物是不可能的。
所谓运算的敏捷和准确,那也是练出来的。学习中,理论工作中的操作主要是靠做习题来练,不做习题是练不出本领来的。
实验工作中更省设备、省时间。
也就是少而精,也就是做实验要事先有研究,不能盲目地去干,不然干了一通之后, 会发现大部分的测量数据是没有价值的。
做实验观察要敏捷,不放过一点一滴有用的征候,而又不是慢吞吞地老取不到测量数据。
先讲基本训练,而后讲专业知识?人们创造的过程和学校里的学习是不该混淆的。因此,什么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什么以科研带教学,以科研带实验等说法,那都是错误的。
必须不断地根据教学实践,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多快好省地加强基础课的讲授,以及使学生在习题和实验课中得到必需的锻炼,只要条件成熟,硬实可行,就应大胆地突破陈规,我们今天不是否定教学,而是要纠正那种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教学改革的偏向。”
(本文下半部分隔期发表)
(本文作者赵泽宗: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脑功能开发与思维训练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创新学会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总课题组组长)
作者：赵泽宗
钱学森先生仙逝了。这位大科学家给世人留下的财富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教育的关注，是他对教育创新的真知灼见。
钱老曾回忆当年在美国学习时的感受。他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本文来源：公务员在线
http://”后来，他又曾多次谈到，人云亦云不是科学。
如何创新呢?钱老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他认为，辩证的思维能力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此外，他还大力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认为：“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在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论证。”
这些观点，对于我的工作和教学科研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指引我把创新当作自己的奋斗理想，当作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指引我学习哲学、思维科学，站在这个角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
人生在世要有所作为，就要勇往直前，想创新，能创新。教师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才能培养创新型人才。钱老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一生关注前沿，关注未来，创新不止。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是生物工程101班的学生杨海河，我很荣幸能够进入这个班级，有机会和钱老更多的接触，学习钱老的精神，让我的生活也充满了斗志。
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钱老精神的心得体会。钱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是新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创业奠基人。在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更以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深刻展示了一代科学巨擘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私人已逝，精神永存。作为一名科学家，钱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积累;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钱老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我记得在钱老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时，他慷慨陈词：“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是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正是凭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钱老甘愿放弃优厚待遇和已处巅峰的科学研究事业，义无反顾的回到自己的祖国，报效祖国。
钱老曾经说过：“你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望着繁华的闪闪星空，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吧!我们就真的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更应该保持那份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作为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更应该拥有像钱老那样广阔的胸襟，有些事虽然身不能及，心之向往，但我们更应该像钱老那样化不可能为可能，尽情释放我们的青春，让我的生命价值最大化!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对钱老来说再适合不过了。他淡泊，其美国高官厚禄于不顾，毅然回国;他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那次参观了钱学森馆之后，感触颇深，特别是那台收音机，在记忆深处，外公就是用那样子的收音机陪我度过了童年。在那些日子里，那台收音机是我的全部，外公总是在阳光照耀的午后，坐在门前收听节目，那是我记得最清楚的画面。像钱老那样一生保持一颗平淡、不浮夸的心，太令人钦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把钱老精神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斗志。 胡锦涛主席评价钱老说：“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钱老之所以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颗赤诚之心，始终把祖国至上人民至上的追求熔铸在自己的血脉和灵魂。人生有限、求索无限。在钱老身上，有丰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奉献精神，他的民族气节，他的坚强毅力，他的艰苦朴素，他对父母师长的缱绻情怀，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有力地显示了他的品格、情操，无不令人景仰。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本科生，与钱老比较，相差的何止十万八千里，虽然没有钱老那么伟大的精神，但是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是有的。记得刚进入大学，迷茫了好久都找不到出口，那时的心情很沮丧，对生活没有一点斗志，整天浑浑噩噩，没有目标的数着日子。当我第一次参观钱学森馆时，我被震撼了。想不到我的视野那么窄，连伟大的钱老都不了解。所以我开始改变，我要学习钱老的精神，民族的、生活的、情感的精神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从今天开始，一起出发，继承钱老遗志，做国之栋梁，我们的事业在中国，我们的成就在中国，我们唯一的归宿就在中国;从今天开始，一起出发，怀揣着梦想和那份对祖国的眷顾，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为百姓幸福和国家强盛而鞠躬尽瘁。”
摘 要： 为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特殊教育教师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教育部特制定了《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标准(试行)》。特殊教育教师指在特殊教育学校、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及其他机构中专门对残疾学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要经过严格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标准是国家对合格的教师的基本专业要求，是特殊教育教师实施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规范，是引导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 特殊教育 教师专业 标准
我是一名从事普通学校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的教师，2011年9月才转教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并且在这几年里做过三年生活指导老师，在与聋哑、培智学生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认识到这些学生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生理的缺陷带来心理的不健全，表现得非常悲观、孤僻、自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不愿意与正常人交往、交流，甚至感到害怕、恐惧，只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只愿意生活在残疾人的很小圈子里，非常不自信，久而久之产生不合群现象，表现出心理紧张不安，不敢与他人沟通，对社会认知的恐惧和陌生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形成孤僻、自卑、多疑、偏激、自私、仇视，对别人产生误解、容易焦虑、发脾气、情绪不稳定、社会适应性差等。相对正常人而言，这些心理问题多数反映为品行障碍，看问题片面化、绝对化、极端化，对正常人的世界存在抵触、防御甚至仇视，表现出较强的攻击心理、破坏心理和报复心理。由于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他们往往对正常人甚至对老师、父母、亲属对他们的关爱、帮助、要求产生误解，不予理睬，给予曲解，表现出极度反感;他们在学习、生活和与人交往中往往表现出情绪极端不稳定，非常焦虑，容易发脾气。
通过本次学习，我懂得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不容易，特殊教育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在工作中必须认识、研究和解决特殊学生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才能同残疾学生有着正常的语言和心理交流，只有解决了学生的心理问题，才能有效对残疾学生进行教育。面对残疾学生这一社会弱势群体，除了在学校接受教育以外，还呼吁社会各界给予他们同情、关注和帮助，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得到均等的受教育、生活的机会和权利。但是，面对社会给予的无私帮助，很多残疾学生有一种泰然受之的心理，觉得自己是残疾人，健全人给予他们同情、关注和帮助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他们只知享用，只知索取，不知回报，不知感恩的心理，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人人新应该有爱心地生活的道理。特教老师做到以下几点会更好地开展工作。
一是用真心、真情融化聋哑学生的心理坚冰，让每一名残疾学生都能沐浴在爱的阳光雨露下，都能充分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怀和呵护，进行正常的心理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使残疾学生逐步丢弃不健康的心理，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世界、面对未来。
二是用微笑，微笑对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聋哑学生来说尤其重要。微笑能很好地缓解聋生的情绪和思想压力，缩短师生心灵的距离，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帮助他们克服因生理缺陷带来的种种不良心理障碍。
三是平等与尊重，残疾学生由于生理缺陷，更需要别人平等对待与尊重，这是促使他们自尊自爱的催化剂。特校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残疾生，从心底里关爱他们，不厌恶，不歧视，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尊重，这十分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心理。
四是教育残疾学生正视生理缺陷，学会与人交往，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针对残疾学生心理状况，教师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缺陷，知道自身优点与不足，正视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告诉学生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还是关心聋哑人的。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大胆与人交往，了解社会，学习与人交往、与人相处。引导学生积极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让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中总能以积极向上的状态迎接生活的挑战。
五是教育学生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有爱心地生活。面对社会给予我们的关爱，必须怀着一颗感恩之心领受，并把它化做积极健康生活的动力，化做帮助更弱小人的动力，在学校好好学习，努力掌握一技之长，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回报社会。
六是加强对残疾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残疾生在认识情感上往往产生偏差，容易冲动、急躁，行为表现比较过激。比较自私、偏激，不愿意为他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约束能力差，行为反复性强。学校要充分利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团队、主题班队会、国旗下讲话、专题教育讲座、各种形式活动、阳光心理辅导室、团体辅导和个体辅导等方式，教育聋生强化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意识，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而形成真诚、善良的良好品质，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教师要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创设课堂情景。文章来源与生活，让学生接触生活中常见的情景，从而使学生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中去，更能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感性。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视听感官系统，，丰富学生的直观感受。让学生在无意识下主动、积极地接受语文知识。专家的讲座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使我受益匪浅。
行动·收获坚持·奇迹
——赴江苏海门学习有感
关键词：校园文化文化氛围文化底蕴理念 自信 使命
感悟卓越生命行动收获坚持奇迹
阳春三月，我随滨州市教育局的领导到江苏省海门市
的五所学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与式考察学习，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给海门各所学校带来的喜人的成果，也由衷地佩服海门教育人的智慧与坚持。
一·理念决定行动细节决定成败
一个人的思想指导他的行为，反之，一言一行又反映
出他的素养和思想。一所学校，也同样，校园里的每一个符号都是学校教育人思想的体现。教育无小事，生活即教育。
（一）校园文化建设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符号和记忆。每一所学校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主题的文化主题，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理念，而且都把文化做的深而透。当我们走进每一所学校，都会感受到迎面扑来的不同的文化气息，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体现出这所学校的的办学主旨，这让我看到了学校领导工作的细致入微和思维缜密。
（二）办学思想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式。学校领导的办学
思想体现在学校的每一块砖瓦上、每一棵花草上，更体现在课堂上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自信的笑脸上，体现在学校深厚 1
的文化底蕴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是一种积淀，是一代又一代人思想观念的碰撞和积累，学校的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领导的目光有多远，教师和学生就能行多远，领导的决策决定着老师和学生发展的方向。
二·教育需要智慧完美需要付出
作为教育人，我们需要教育智慧，但是更需要无私的付出，当听到几位校长和教师关于完美教室的缔造过程时，我感悟到这一点。
（一）完美教室的缔造凝聚着教师的智慧，展示着教师的才华，更凝聚着教师的心血和汗水。一个班级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可以让几十个幼小生命蓬勃成长的世界。班级文化做的越细致，对学生的成长越有力，完美教室的缔造为培养完美学生创设了一个温馨的环境。
（二）书香之所以能滋润心灵，是因为教室就是一所书香飘逸的花园。班主任精心打造自己的教室，每一所教室既是图书室，又是阅览室，学生随手可以拿到自己想读的书籍，教室就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哇！孩子们怎能不出口成章，才华横溢?这一间间完美教室里面包含着老师付出多少的辛苦哇！累，并快乐着！
三·创造卓越课程成就卓越人生
当看到每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在课堂上精彩的展示，我都会想到是学校开发的卓越课程成就了这一个个卓越的学
生。
（一）只有理念卓越才会打造出卓越课程。开发区小学社团课程精彩纷呈，这为孩子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每一个孩子的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和特长，学校领导针对孩子特点设计打造了不同的校本课程，为孩子提供了不同的学习资源，成就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卓越的理念打造了一项项卓越的课程，卓越的课程成就了一个个卓越的学生。
（二）卓越课程成就了卓越教师。新教育改变了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了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了教科研的范式，新教育也改变了教师的观念，在新教育实施过程中，成就了一个个学者型、研究性、专家型的卓越教师，新教育也因这些卓越的教师而充满了魅力。
新教育，新生命，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要坚持，就有奇迹。平凡的生命，因为有了理想，有了行动，有了坚持，生命便熠熠生辉；平凡的教室，因为有了书香，有了关爱，有了执着，便润泽了一个个单纯的心灵，这一个个心灵啊，便成了一颗颗会开花的树，绽放，盛开，幸福了每一个家庭，和谐了整个世界!
最近我拜读了郭思乐教授写的《教育走向生本》一书，我读的很认真，及时的做了笔记。读后感触很多也很深。有些观点不一定成熟。
生本教育是以“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为宗旨的教育，是真正做到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人，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生本教育与师本化、灌注性教学相对立，有强大穿透力、冲击力、震撼力和感染力。生本教育基本上是等同于小组合作学习，在形式上有别于传统教学。
生本教育是一种教学策略，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它以学习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团体成绩为基本评价依据，通过学生对学习过程的主动参与，培养其自主意识，自主能力和自主习惯，每个学生平等地参与学习，有充分发言和表现自我的机会。
生本教育激励学生主动思考和主动探究，学生的进取意识能较好地得到强化。合作学习也真正使每个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受到尊重。
发展是硬道理。教育的硬道理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学生发展的过程不是教师灌输的过程，而是学习者自我建构的过程。课堂不是教师展示自我的舞台，课堂教学不能以教师的思路和自己的设计为本，不应该让学生成为帮助教师完成预定设计的“配角”。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利用学习环境，自主建构，实现知识、能力、方法、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发展。我们要尊重学生，更多地了解学生，研究学生是怎么学的，寻求更加适合学生的教学。
生本教育包含以下要素：
1. 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积极的相互信赖和面对面的激励互动;
2. 小组成员在共同任务中的分工的个人责任;
3. 小组成员之间的信任;
4. 人际交往和合作技巧;
5. 对成员完成任务的加工和评估。
如果不具备这些要素,小组合作学习只能是形式上的,而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目的。
要组织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我认为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 小组的异质分组，把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结合在一起，一般以3——5人为宜;
2. 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组长可轮流担任，小组成员之间学会如何尊重，如何倾听对方等;
3. 讨论前让小组成员先独立思考，然后再分说自己的想法;
4. 组织讨论，形成集体意见;
5. 小组汇报时，要求报告小组综合意见，并让本组成员进行补充，然后让其他小组成员发表不同意见;
6. 学生讨论时，教师深入小组当中，了解合作效果，讨论焦点,认知的进程等;同时激发小组的团队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以及责任感和荣誉感。语文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语文教材不等于教学内容，需要教师对教材作二度开发。大体上说，我们可以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年段目标，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教什么或不教什么，但具体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我们要细细思考，这个教材中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价值”，可以从人文熏陶和语言习得两方面去考虑。
如:教学课文《检阅》时学生找到的感兴趣的句子有：“这个小伙子”和“这些小伙子”都棒，但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我们究竟是以“这个小伙子”为重点，还是以“这些小伙子”为重点?我发现老师们的处理各不相同：有的详讲“这个小伙子”，略讲“这些小伙子”;有的略讲“这个小伙子”，详讲“这些小伙子”;还有的干脆平分秋色。“这个小伙子”博莱克是个左腿截肢的孩子，他经过刻苦锻炼，终于和全队保持一致，接受检阅，他的自强不息精神对学生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从课文的详略和作者的倾向看，“这些小伙子”信任同学、尊重残疾人的精神教育价值更大。我觉得这篇课文最值得细读的是“这些小伙子”的想法：劝他不去?要不把他放在队尾?再不就把他藏在队伍中间?可是跟他怎么说呢?谁去跟他说呢?这样5个连续问句，学生不容易读好，更重要的是这5个问题提供了孩子们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事当前，我们要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这种角色的转换，会有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学生学会了这种思维方式，对处理人际关系，在未来社会里立足、生存和发展是很有用的。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首先是通过教师的角色的变化而实现的。教师起主导作用，充当课堂教学的设计、组织管理引导评价角色，应当成为是学生学习的向导和促进者。教师角色意识应体现为：协调意识，激发意识，参与意识，监控意识和反馈意识。
我个人认为，语文教学中实施生本教育还应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把握好小组合作学习的度，数量不宜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旨在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合作意识的培养;
2. 教师在合作性学习中起主导作用，是学习活动的向导和促进者，同时还是学生的合作者，合理正确地引导学生;
3. 合作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形成探究，讨论的氛围，但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小组合作性学习中参与度远远低于优等生，“组内权威”的现象对每个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要激励学生敢于发言，对于能力差的孩子多鼓励、少批评，鼓励大胆发言。对孩子的反馈评价要坚持热情鼓励，耐心辅导，哪怕是看似荒唐的问题，教师也要理解孩子，保护他们发问的积极性。
4. 小组合作学习虽然活跃了气氛，但对教师的课堂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老师的组织课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老师要有灵活的应变力，应付课堂上的突发事件。
5. 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是小组合作学习取得成功的保障。评价要对学生积极参与合作起鼓励作用，评价应是客观公正的，且应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不同评价内容对学生合作学习进行评价;
6. 学生语言运用能力还不甚成熟;过多的合作活动可能会造成学生语言运用准确率的降低等。
总之，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本教育可让每个学生通过体验、实践、讨论、合作、探究等方式在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中激发兴趣，在积极交往中学会合作，在成功体验中享受学习。同时教师要不断反省自己的教学行为并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些都需要慢慢的学习、实践，不可操之过急否则物极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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