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而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开始。本文主要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界定、监管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及问题分析、大系统控制理论在社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等四个方面加以梳理。
关于质量安全的定义, 目前还存在两种争议。一种理解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偏正式”组合词, 语意重心是“安全”, 其意思应理解为“质量方面的安全”, 与“数量安全”形成一组相对应的概念 (如英文中的safety和security) , 如Julie A.Caswell[1]将食品质量分为安全属性、营养属性、价值属性、包装属性和过程属性5个部分, 安全属性决定食品是否直接危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营养属性决定食品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价值, 而另外3种属性决定食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等。另一种是将“质量安全”视为一个“并列式”组合词, 其含义既包括“质量”又包括“安全”, 相当于“质量与安全”的意思 (如英文中的quality and safety) ,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该定义[2]。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内涵问题上,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定义在不断发展变化。按照国际通行原则定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质量和安全的组合, 而从我国工作实际和工作重点来定义就是指质量中的安全[2]。2006年, 我国颁布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定义为“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就涵盖了质量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钟真[3]等提出了“全面质量安全观”, 认为“质量安全”可分解成品质和安全两大属性, 安全属性具有 (准) 公共物品性质, 而品质属性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
农产品市场的质量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问题, 政府监管与规制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乔治·阿克尔洛夫[4]最早分析了卖者和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对质量信号的影响, 提出了“柠檬市场”理论;阿克尔洛夫、斯蒂格利茨[5]认为, “柠檬问题”是因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尼尔逊[6]对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划分为正确认识食品质量信息传递提供了极大方便。国内学者王秀清[7]、周洁红[8]、王可山[9]等较早研究食品安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李功奎[10]等认为, 农产品“柠檬问题”的存在造成高质量农产品市场的萎缩, 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难以形成;周开宁[11]等学者对农产品市场中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方法主要有基本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两大类[12]。Antle J M[13]讨论了治理结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提出了有效食品安全管制原理;周德翼[14]等论述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陈小霖[15]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演化博弈模型;李长健[16]提出了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思路;郭晓东[17]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新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宋英杰[18]等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扩散过程中政府管制的影响因素。
“十一五”期间, 我国相继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与之相配套法规和规章, 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明确了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 逐步建立了农产品质检体系、执法监管体系和标准化生产体系。“十二五”期间, 构建和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认证、风险应急和执法监管五大体系, 改革和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进一步明确了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职责, 形成了部、省、地、县、乡五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检验检测体系。
目前, 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农业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定认证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缺陷[19,20,21]。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研究中, 陈锡文[22]等从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科技支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等方面开展研究, 提出构建政府监管、企业监管和部门监管的“三管齐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孔翔玉[23]提出加强监管主体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监管工具 (法律、技术等) 、监管客体 (食品生产和销售部门) 和监管目标 (食品安全无害)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优化对策。
控制论较早作为系统科学的应用研究, 1948年维纳 (N.Wiener) 出版了《控制论》,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 随后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和拓展了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人口控制论等。其中, 经济控制论是控制论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 它研究复杂的经济客体和把经济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管理, 是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基础[24]。在理论方面主要涉及和发展了大系统的建模与辨识、大系统模型的简化、大系统结构特性的研究、大系统稳定性分析与镇定、大系统的协调与优化控制等[25,26]。其中, 大系统分散控制是社会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多种学科的综合, 特别突出与神经网络信息系统等的创新结合[27,28]。
我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大系统理论及其应用。1977年, 中国科学院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大系统理论及应用”论文。涂序彥[29]认为协调控制理论中的多变量协调控制理论和大系统协调控制策略能够广泛应用于电力、食品等系统;郭峰[30]运用大系统控制研究房地产预警系统;徐浩[31]运用大系统方法构建了动态的、自适应的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系统;王安华[32]等运用大系统多级递阶控制技术研究气田管网安全应急调度问题;杨运峰[33]运用系统控制理论研究矿业煤与瓦斯防治问题;李志刚[34]运用大系统控制理论研究天然气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杨乾[35]运用大系统控制论研究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问题。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与方法、顶层设计及问题分析等方面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研究方法上, 前人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定量研究的成果很少, 只有部分学者利用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政府监管的影响因素与监管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实际上, 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 虽然个别学者提出了运用系统论进行研究的思路, 但并没有开展实证分析;而大系统控制理论已在经济管理系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系统处理和系统分析作为研究方法适用于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相关研究。
摘要：农产品全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具有大系统的典型特征, 即监管主体庞大、监管体系复杂、影响因素众多, 并具有不确知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此,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概念、监管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及问题分析、大系统控制理论应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大系统控制,全程监管
[1] Julie A.Caswell, Valu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improved food safety and nutrition[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8, 42 (4) :409-424.
[2] 金发忠.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几个热点问题的理性思考[J].农业质量标准, 2005 (1) :13-19.
[3] 钟真, 孔祥智.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来自奶业的例证[J].管理世界, 2012 (1) :79-92.
[4] Akerlof GA.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 :488-500.
[5] K Lofgren, T Persson, Jorgen W.Weibull.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The Contributions of George Akerlof, Michael Spence and Joseph Stiglitz[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2) :195-211.
[6] Nelson P.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o[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 :311-329.
[7] 王秀清, 孙云峰.我国食品市场上的质量信号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 2002 (5) :27-32.
[8] 周洁红, 黄祖辉.食品安全特性与政府支持体系[J].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3 (9) :13-15.
[9] 王可山, 李秉龙.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现状、问题与建议[J].调研世界, 2007 (6) :7-9, 13.
[10] 李功奎, 应瑞瑶.“柠檬市场”与制度安排——一个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分析框架[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3) :15-20.
[11] 周开宁, 黄永涛.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0 (9) :63-67.
[12] 王可山, 李秉龙.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进展[J].调研世界, 2005 (7) :32-35.
[13] Antle J M.Efficient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the food manufacturing sector[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6, 78 (4) :1242-1247.
[14] 周德翼, 杨海娟.食物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监管机制[J].中国农村经济, 2002 (6) :29-35, 52.
[15] 陈小霖.供应链环境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 2007.
[16] 李长健, 罗洁, 梁菊.关于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思考[J].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28 (5) :114-118.
[17] 郭晓东, 王芳, 金山, 等.基于因子分析的新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J].广东农业科学, 2011 (1) :162-164.
[18] 宋英杰, 李中东.政府管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扩散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 2013 (7) :61-70.
[19] 张宏军, 陈生亮.敦煌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探索[J].甘肃农业, 2014 (10) :26-28.
[20] 徐瑞, 白滨, 于安芬, 等.关于加强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工作的思考[J].甘肃农业科技, 2015 (10) :55-58.
[21] 金发忠.基于我国农产品客观特性的质量安全问题思考[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5 (3) :3-11.
[22] 陈锡文, 邓楠.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3] 孔翔玉.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难点及发展构想[D].吉林:吉林大学, 2015.
[24] 乌家培.谈经济控制论[J].世界经济, 1979 (9) :71-74.
[25] M.詹姆希迪.大系统建模与控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
[26] 辛格著, 李牧安译.大系统动态递阶控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3.
[27] Johnston R D, Barton G W, Brisk M L.Determination of the generic rank of structural matri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1984, 40 (2) :257-264.
[28] Commault C, Dion J M, Agha S Y.Structural analysis for the sensor location problem in fault detection and isolation[J].Automatica, 2008, 44 (8) :2074-2080.
[29] 涂序彦.大系统控制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4.
[30] 郭峰.房地产预警系统研究综述[J].贵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4) :380-383.
[31] 徐浩, 俞鹤伟, 黄绍雄, 等.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系统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7 (2) :92-93, 97.
[32] 王安华, 涂序彦.基于多层状态空间和软件人的油气信息系统[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7 (19) :4752-4754, 4757.
[33] 杨运峰.基于系统控制的义安矿业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09.
[34] 李志刚.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开发企业产运销系统控制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22) :121-124.
[35] 杨乾.基于大系统控制论的天然气产销协调控制研究[D].重庆:西南石油大学, 2012.
上一篇：如何进一步强化文化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与核算下一篇：基于建筑为纽带建立市民与城市间的对话——以荥经县鸽子花文体中心为例
